……………………………………………………杜恂诚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有些企业实行代理经营制度。所谓代理经营，是企业将其经营权和部分决策权以合同方式让渡给另一企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制度主要存在于外商企业之间，只有极少数华商企业委托外商企业代理经营。有一些实行代理经营的外商企业，代理方以咨询委员会取代董事会进行决策。外商橡胶公司的代理经营权有集中倾向。委托方的成本较高而权利较少，但该制度在近代中国尚无法取消。总的来说，中国的人力资本较为稀缺，包括到中国来从事经济活动的外国技术和管理人才，人力资本的本土化进程也较为缓慢，职业经理人阶层及其市场尚未形成；在一些行业中，市场也不是充分竞争的，如外贸、橡胶园公司行业等，少数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源、技术和市场具有控制力。这样，委托优势企业代理也就是一些企业顺理成章的选择了。
关键词：中国近代 外商企业 代理经营 咨询委员会
［作者简介］杜恂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200433，邮箱：13918016639@163.com。
……………………………………………………胡英泽
内容提要：山西省文倚村保存了清代康熙、道光、同治、光绪四个不同朝代的鱼鳞册，是研究我国北方传统乡村地权分配及其长期趋势的珍贵资料。清代文倚村四个朝代以户为单位的地权分配基尼系数分别为0.585、0.530、0.549、0.572，反映了地权分配相对集中且长期稳定的特点。文倚村的地权分配除了诸子分家、土地交易等因素外，还受到村庄内部家户构成及其变化的影响。文倚村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多姓村庄，不同时期都有新增和消失的小姓业户，迁入、迁出的小姓业户与村庄的大姓业户进行土地交易，村庄大姓与小姓、老户与新户的地权分配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限制了地权分配的过度集中与分散，这对深化地权分配研究、认识北方传统乡村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文倚村 鱼鳞册 地权分配 长期趋势 乡村社会
［作者简介］胡英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太原，030006。
……………………………………………………朱丽双、荣新江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传世文献，特别是和田地区出土的于阗语和汉语文书，对唐代于阗农业生长和种植做一番整体考察。于阗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包括小麦（Triticum aestivum）、青麦（Hordeum vulgare var.nudum）、粟（Setaria italia）、糜（Panicum miliaceum），其中小麦是于阗人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是主要的食用粮食；青麦也是主要粮食，尤其是普通百姓的食物，同时还是马、牛等牲畜的饲料；粟是于阗大量种植的作物；糜虽也是于阗人的粮食之一，但比重似不如小麦、青麦和粟。这四种收成是于阗人纳税的主要来源。《梁书》和《隋书》都说于阗农作物中有稻，但目前所见出土文书中涉及稻米的很少。我们勾稽出5件提到稻米的汉文文书，基本都来自和田河西岸的麻札塔格遗址，说明这一带因为靠近和田河，曾种植水稻。于阗的主要经济作物有桑、麻、棉。至少在5—6世纪，于阗已经有蚕桑生产，从《大唐西域记》和出土文书看，生产颇具规模。麻也在于阗普遍种植，成为主要交税物品。此外还种植油麻（芝麻）。棉又被称作白（緤），是于阗人的日常服装用料。总之，出土文书最真切地反映了唐朝于阗地区的农业种植情况，甚至可以看出一些物产的比重，以及于阗王国范围内不同区域的不同情况。
关键词：唐代 于阗 绿洲农业
［作者简介］朱丽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兰州，730001，邮箱：zhulishuangpku@foxmail.com。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1，邮箱：rxj@pku.edu.cn。
4.西夏文契约的担保制度与处罚制度补考——以新译释西夏文契约文书为中心
……………………………………………………田晓霈
内容提要：该文通过对新译释西夏契约文书的梳理和观察，对西夏担保与处罚制度补充如下认识：在担保制度方面，在债权担保的范畴内，除已知的保人担保外，还有合伙担保、同籍担保和中人担保；在对标的物的担保范畴内，有瑕疵担保和追夺担保。在处罚制度方面，监军司是黑水城地区契约责任的仲裁机构之一，而违约赔款的收缴机构则为罚赃库。这与唐契中“官有政法，人从私契”的契约精神有所不同，折射出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联和互动。
关键词：西夏 契约 担保 监军司 罚赃库
［作者简介］田晓霈，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广州，510632，邮箱：1519496151@163.com。
5.试析唐宋地方志书财赋事目的流变——从陆广微《吴地记》所载唐苏州税额疑点说起
……………………………………………………顾成瑞
内容提要：作为研究唐代两税法的重要史料，陆广微《吴地记》所载苏州税额存在疑点。一方面，先在县级范围合计两税、榷利额，后析分送使、留州、上供额的形式，与唐后期当地的具体实践不符；另一方面，从《吴地记》成书直至明中叶的数百年间，其他吴地志书在登载前代税额时，从未征引过这一记述。志书中财赋事目的出现及变化与中唐以降赋税征管制度的演进相伴：唐宋之际的图经已记载两税元额；南宋时期地方自主纂修的志书，则将赋税化的榷利额纳入其中，并有意记述征调明细和地方官均赋减额的举措；元志大体延续宋志之例；明初朝廷基于财政集权体制确定了方志登载赋税的统一体例。《吴地记》有关财赋的记载，不符合其主体内容编纂年代——唐后期的志书体例。
关键词：《吴地记》 税额 财政体制 方志事目
［作者简介］顾成瑞，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暨历史学院讲师、西北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合作研究人员，西安，710127，邮箱：283147390@qq.com。
6.北宋衙前酬奖考论
……………………………………………………董春林
内容提要：北宋役法变革首要解决的是衙前赔费破产，其中的关键在于衙前酬奖。衙前酬奖以“重难分数”为计算标准，衙前必须经历重难工作，主管官物无损耗方可获得经营酒坊权或现钱酬偿。重难分数不仅是描述衙前工作强度的标准，也用于核算某个地区衙前工作的数量。重难和优轻是衙前两种不同强度的工作，重难钱指免役法下经历重难工作后衙前所获的支酬钱。差役法下长名衙前的雇食钱，因地区差异而兑现不一；免役法下衙前雇食钱主要来自于免役钱，元祐初年废止征收免役钱之后，也从坊场、河渡钱中开支。无论是重难钱或是雇食钱、支酬钱，在免役法施行以后都是现钱支酬，这种酬偿方式折射出的酬奖特征，蕴含了北宋役法改革的动力。北宋衙前酬偿的现钱化表明，衙前役法问题是否能真正解决，并不在于户等制如何调整，而是要积极抽离出现钱酬奖的面相，尽可能调动应役人的积极性。
关键词：北宋 衙前 酬奖 酬偿
［作者简介］董春林，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成都，610066，邮箱：dongziyuan@126.com。
……………………………………………………刘世梁
内容提要：桩管米是南宋朝廷在地方储存的应急物资，主要来源于上供米的截留和籴买。籴买包括中央制定的和籴计划和地方守臣职权范围内的主动籴买。地方桩管米的大规模出现是在丰储仓廪实的乾道初年以后，一般储存在既便于供给军需、又位于江河沿岸水运便利且有山湖之险处。桩管米的空间分布深受南宋政治地理格局影响，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沿江州府军及四川关外四州，而三个独立攻防区的南部则较少，这导致各地赈灾粮食来源和方式不尽相同。桩管米的分布地域广、储量大，被频繁用于赈灾，对于维护南宋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赈粜米价过高、“循环籴粜”及“不得有亏元数”等管理原则又制约着赈灾的实际效果。
关键词：南宋 桩管米 分布 赈灾 实效
［作者简介］刘世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430072，邮箱：liu_shiliang007@126.com。
8.明代丝绢税研究
……………………………………………………姜瑞雯
内容提要：明隆万之际，徽州府属六县因一项“人丁丝绢”税的分派纷争丛起。追其源流，明建国之初向天下府州县征收农桑丝绢，又继承宋元以来税收传统，将原有税丝归于夏税征收，名为夏税丝绢。这种丝绢税向户派征，起科对象有田地、人丁之别，南方自田土起科，北方受元代二五户丝制度影响，计丁科丝，征收人丁丝绢。宣德以来，为应对日趋增加的丝绢需求，国家从赋税和徭役两个层面寻求突破，部分丝绢加派，在北方以人丁为名，在南方以丁田兼征的方式向里甲摊派，使原本派向田地的丝绢负担部分地转移到人丁之上。在弘治十五年（1502）的夏税征收中，徽州、苏州、常州、太平、镇江等地也出现了人丁丝绢的名目。在一条鞭法改革中，以人丁、田地为征收对象的丝绢税项分别与徭役、田赋项目归并核算，折收银两，随粮带征。这一改革在各地早晚有别，深浅不一，名为丝绢的赋役直到清代前期才完全折为银两、摊入田地。
关键词：明代 人丁丝绢 农桑丝绢 夏税丝绢 《丝绢全书》
［作者简介］姜瑞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邮箱：jrw@pku.edu.cn。
……………………………………………………时磊、范伟杰、杨德才
内容提要：通信效率是理解组织信息交互能力，进而理解社会组织和国家治理的重要钥匙。学界已有部分传统社会民间通信研究，但较少评估通信效率。传统社会民间通信方式主要是附书代递、顺路捎带和专人投递，传递内容更多是家庭安信。本文通过汇聚《曾国藩家书》、《曾国藩日记》和《曾氏三代家书》，系统梳理曾国藩京官时期家庭通信状况，利用信件丢失率和发出-收到时间评估传统时代民间通信效率。研究发现，曾国藩京官时期最初信件丢失率较高，后期不断下降，原因是北京到长沙采用附书代递，长沙到家采用家人家仆专递；通信时间回归结果显示，随曾国藩进京时间推移，更熟练使用附书代递、家人家仆专递，曾氏家庭通信效率提高；发信-收信地处于城市通信效率更高；附书代递效率高于顺路捎带。传统社会民间通信效率低可能源于频率低、城市化程度不高和不能接近附书代递系统等。
关键词：通信效率 曾国藩 家庭通信
［作者简介］时磊，扬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扬州，225127。范伟杰，扬州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扬州，225127。杨德才，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南京，210093。
……………………………………………………苏颂、张侃
内容提要：日本割占台湾后，为强化殖民统治，于1899年设立台湾银行。该行随即以台湾为基地，不断向中国大陆进行营业网络和业务扩张。台湾银行利用早期在华南广泛流通的日本银圆，发行以该种银币为准备金的银票，试图建立日系通货圈。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金融市场动荡不宁，台湾银行伺机怂恿日本大藏省铸造日本银圆，并依托其金融网络在华中、华南地区扩大日系货币的流通，以增强控制中国南部货币市场的力度，实现金融殖民目的。但受近代中国持续的抗议日本侵略的群众运动冲击，以及中国本土银行崛起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台湾银行以日本银圆统一中国南部货币的谋划最终走向失败。
关键词：台湾银行 日本银圆 货币市场 金融殖民 反日运动
［作者简介］苏颂，温州大学华侨学院讲师，温州，325000，邮箱：susong0525@163.com。张侃，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厦门，361005，邮箱：zhangkan210@163.com。
11.厘金起源脞考
……………………………………………………任智勇、水海刚
内容提要：在早期厘金史的研究中，尚有一些问题有待澄清。通过对雷以諴生平的梳理，结合当时朝局、江北大营战况、江苏官场生态，笔者以为，雷以諴的厘金之法更多是受当时京师一度准备推行的商税、铺税的启发，但后来制度方面则向榷税靠拢。雷以諴创设厘金的直接原因为养兵之用。雷以諴的厘金之法初始时为江苏各大员所轻视，直到咸丰四年（1854）十一月胜保的推荐折后才推行全国。厘金是民间早已存在的一种筹款方式，其税率在施行之始就非值百抽一。
关键词：厘金 商税 雷以諴
［作者简介］任智勇，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厦门，361005，rzy1973@126.com。水海刚，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厦门，361005，shuihg@xmu.edu.cn。
12.清末民国新疆农田水利建设成果可视化及分析（1909—1935）
……………………………………………………苏绕绕、潘威
内容提要：对清末民国新疆农田水利建设成果的可视化及分析，是了解和衡量新疆水利近代化的重要途径。本文在地理信息系统（GIS）和Origin等软件环境中基于地方志书、档案文书、老旧地图及调查报告等多种材料，利用空间分析、可视化等方法重建了晚清民国时段新疆的地表各灌溉指标。同时，尝试基于清末和民国时期的调查和测量数据，重建清末民初地表灌渠的引水规模。结合渠道工程参数、人口和灌溉面积等社会经济参数，对清末民国新疆地区地表灌溉效率进行估算。最后，基于重建结果对晚清民国新疆水利近代化这一问题展开分析。
关键词：近代新疆 农田水利 空间分析 灌溉效率 水利近代化
［作者简介］苏绕绕，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邮箱：raosu@ruc.edu.cn。潘威，云南大学“数字人文”史学应用研究中心副教授，昆明，650032，邮箱：panwei@ynu.edu.cn。
13.“一五”和“二五”时期的株洲工业发展质量——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研究
……………………………………………………易棉阳、马永军
内容提要：“一五”和“二五”时期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基础，但关于这段时期中国工业发展质量的研究比较缺乏。本文选取共和国工业建设的成功缩影——株洲市作为研究样本，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综合运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和FsQCA方法对1953—1962年该市的工业发展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历史计量分析。研究发现：（1）株洲工业发展质量在“一五”时期呈缓慢上升趋势，在“二五”时期则呈显著的下降趋势，株洲工业发展本质上是一种以资本和劳动力推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较弱，工业发展质量整体较低；（2）“一五”和“二五”时期，株洲工业发展质量是在工业发展政策、基础设施投资强度和人力资本供给的共同作用下取得的，财政支持力度的作用并不显著，其中工业发展政策和基础设施投资强度的推动作用最为突出。
关键词：“一五”时期 “二五”时期 株洲工业 工业发展质量 全要素生产率
［作者简介］易棉阳，湖南工商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工业大学株洲工业发展研究院教授，长沙，410205。马永军（通信作者），湖南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株洲，412008。
14.集体化时期农户超支现象简析——以1970年湖北省浠水县十月大队为例
……………………………………………………瞿商、王丽
内容提要：集体化时期，农户超支现象普遍且影响很大。集中劳动和统一分配的制度安排是超支现象的土壤，包含着超支形成的微观机制。集中劳动的工分制度量化了农户对集体的劳动投入，而主要按人口数量进行的分配制度一方面反映了集体为农户的日常生活提供基本保障的功能，另一方面，它又导致人口数量多而劳动力少的农户分配所得大于劳动投入，出现了大量账面欠款的超支户，从而形成超支现象。国家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需要从农村汲取剩余，导致社队集体可供分配的实物更少。平均主义的分配趋势和分配兑现难也促使农户产生超支“竞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集体化时期农户超支现象呈现广化和深化的特征。最终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农户超支现象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关键词：农户超支 微观机制 工业化战略 超支“竞争”
［作者简介］瞿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武汉，430073。王丽（通讯作者），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呼和浩特，010021。
……………………………………………………宋纤
［作者简介］宋纤，湖南师范大学大国经济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教师，长沙，410000，邮箱：songqian@hun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