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洁（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第5期
摘 要：新自由主义以社会进步的名义粉饰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物质不平等，市场社会主义者对这一荒谬的平等观给予了深刻批判，揭露了其背后的阶级本质，并指出悬殊的贫富差距不仅是对平等的威胁，更成为自由的桎梏，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而贫穷和失业作为资本逻辑的副产品，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难以根除。基于此，市场社会主义所建构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不仅追求机会平等，也极力纠正物质不平等。然而，由于缺乏可行的实现路径，市场社会主义的这一平等蓝图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理论乌托邦。
关键词：市场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平等;批判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盛行与其冠冕堂皇的平等观有着密切关系，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其平等观进行了深刻批判。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新自由主义以极端的个人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石，将人与人之间先天的生理差别当作不平等的合理基础，并将物质不平等与社会进步捆绑在一起，以此粉饰和美化现实社会的不平等；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不应流于其表，仅仅停留在对其基本主张和观点的反驳，而应深入其背后的政治哲学和伦理观点。
市场社会主义产生于同新自由主义的论战过程中，针对米塞斯(Mises)、哈耶克(Hayek)等新自由主义者抛出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论断，以奥斯卡·兰格(Oskar Ryszard Lange)为代表的早期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计划完全可以模拟市场，从而达到经济均衡。在市场社会主义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不管是理论鼎盛时期，还是理论低谷阶段，反对和批判新自由主义始终是其重要的议题。当前，新自由主义仍然具有很大影响力，为了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切中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软肋，有必要分析市场社会主义这个一百年前就开启新自由主义批判之旅的理论思潮，把握其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要点。市场社会主义揭露了新自由主义为资产阶级剥削洗白的本质，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与贫穷之间的内在联系，戳破了新自由主义荒谬的平等观，值得国内学界关注。
一、冠冕堂皇的不平等：新自由主义的平等观
平等是一个看似简单但实际复杂的概念，它包含但并不限于以下几个问题：人与人之间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平等的追求是侧重政治维度还是经济方面?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哪个更重要?在这些问题上，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与市场社会主义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前者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言人，其平等观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资产阶级的立场。
1.为人人生而不等辩护
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自由宪章》等论著中，米塞斯和哈耶克对平等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与生俱来的巨大差异，不可能实现人人平等，唯一值得追求的是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在米塞斯看来，大自然的创造活动不具有复制性，从“大自然工厂”中生产出来的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在个人标记、性格特点和不可重复再生的印记上存在差异，即使同胞兄弟姐妹之间在身体和精神特征上也不相同，甚至差异巨大。哈耶克继承了米塞斯的这一观点，认为“人皆生而平等”这一论断与事实相悖，因为进化使得我们人类相比其他动物而言相互间差异最大，事实上的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基于人在动物属性上存在巨大差异这一客观事实，如果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他们，必定带来实际地位的不平等。[1]127如果以为米塞斯和哈耶克之所以强调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差异性，是为了对处于劣势的群体给予重点关注的话，那显然是一种误读，他们实际上是为在不平等事实中获益的少数群体辩护，即试图用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不同来为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辩护。
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虽然人与人之间存在先天差异，但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是值得追求的，这主要基于法律在消灭等级制度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其一，废除奴隶制，以法律保障自由劳动，可以使人们的生产活动达到最高生产效率，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奴隶似乎并不抵触奴隶制这一剥削制度，因为主人会支付他们每天所必需的东西，这样，奴隶就不会为每天充饥的面包发愁。然而，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奴隶制度压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只有实行自由劳动制度，人类的生产效率才能达到最高。其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平。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形式上的政治权利平等、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每个阶层的权利和义务都不相同(例如，出现特权阶层),那么社会的持久稳定与和平无疑就是一种奢望；如果一些人想剥夺另一些人的权利，那么必定会引起后者的反抗。因此，为了社会内部的和平，必须依靠法律来消灭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特权。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除了法律上的平等之外，“要想把人变得真正平等起来，这是依靠人的一切力量都办不到的事情”。[2]68在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仅仅废除世袭特权和等级制度是不够的，因为，这是仅限于政治领域的改革，而更重要的是从经济层面彻底废除私有制这个最重要的特权。对此，米塞斯辩护道，私有制看上去是维护了财产所有者的利益并构成其特权，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可以让所有人受益的经济组织形式。他甚至认为，即便一贫如洗的穷人，在私有制社会中都过得比非私有制社会里要好得多。换言之，米塞斯认为，基于社会利益的考虑，私有制这种不平等的财产形式不仅是可以接受而且是必要的。
2.夸大不平等的积极作用
新自由主义者不仅认为人人生而不等，还主张后天的物质不平等是自由的必然产物，且有利于社会进步。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不可能同时实现法律平等和物质平等，二者不仅不能兼得，甚至是彼此冲突的。这种观点直接挑战了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价值追求，因为后者以政治权利和生产资料占有的平等为主要目标。在坚持自由至上的新自由主义者看来，自由的价值理念要求人与人之间法律上的平等，但自由竞争则不可避免地带来物质利益的差异。[1]128那么，究竟应该倾向于法律上的平等，还是追求物质上的平等?新自由主义者在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同时，指出物质利益不平等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具有以下两个重要功能。
一是鼓励人们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即以尽可能少的资金和原材料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如果实行平均分配，多劳和少劳、不劳之间在分配上没有差别，那么，就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社会生产的效率和总量都会下降，整个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会下降到最穷之人的标准之下。
二是鼓励富人的奢侈行为，以此带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崇尚平等的社会主义者一般都将奢侈谴责为一种腐朽放纵的生活方式，因为社会的一极在纸醉金迷之时，另一极却衣不蔽体。但米塞斯认为，奢侈是一个相对概念，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时代对其有不同的判断标准。按照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就是不断将一些过去的奢侈品变为今天的必需品的过程，富人的奢侈行为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客观上以其示范效应能够带动整个人类的进步。富人之所以能率先享受奢侈品，那是因为收入的不平等让其可以追求生活必需之外更多的东西。除了鼓励消费升级、促进所有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外，米塞斯认为，奢侈还是经济生活的动力，它促进工业新产品的发明创造。[2]72
在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新自由主义者对私有制和资本家的辩护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对于一无所有的穷人来说，私有制如何提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依靠什么过得比提供全民保障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人要好?而奢侈消费这一本应受到谴责的行为，被米塞斯粉饰为引领社会发展的时尚、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更是无稽之谈，因为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少数人的奢侈消费是以穷人生活状况的恶化为代价的。
3.宣扬贫富悬殊的责任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一直以来，市场社会主义者将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看作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弊端，但新自由主义学者对此表示反对，他们反对将贫穷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这是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其理由如下。
第一，富人阶层的财富是自身努力的结果。在米塞斯看来，储蓄者、企业家和技术人员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三个阶层：储蓄者提供投资所用的资本；企业家利用这些资本以最经济的手段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技术人员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而其他人则在市场经济中成为这三个阶层的受惠者。但这三个阶层并没有形成封闭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不需要权力机构的支持，也不需要承袭祖辈的资源。那么，加入这些阶层的条件是什么呢?那就是具备成为一名资本家、企业家或新技术方法的设计者所需要的智慧和意志力。[3]40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富人是因为剥削穷人而积累起财富并在社会中占据有利位置。但米塞斯反驳道，在市场经济中，富人变富和穷人变穷之间并非零和博弈，不会因为一部分人占有了财富而导致另一部分人沦为穷人，恰恰相反，一些人富起来的原因是满足了大多数人的需求。企业家、资本家和技术人员只要能够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好的服务，他们就能获得成功。[3]43由此看来，按照米塞斯的观点，资本家财富的来源不是对工人的剥削，而是因为提供了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第二，对新自由主义的排斥是导致贫穷的主要原因。在新自由主义者的认知里，贫穷不是源于外界因素，而应该从主体自身寻找原因，不管是一国范围内的穷人，还是国际上的贫穷国家，都是如此。米塞斯将资本主义取得的一切成就皆归因于自由放任的理念，[3]91而将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排斥。基于这一逻辑，他认为，穷国贫困的原因在于没有采取能够改善这一状况的社会经济组织制度，反而受虚假的反资本主义思想的蛊惑而倾向于共产主义。米塞斯一方面批评说：“这些东方人民的领导人在向西方国家的繁荣投去渴望目光的同时，却拒绝那些为西方带来繁荣的方法，只是着迷于让俄国及其卫星国陷入贫穷的俄式共产主义。”[3]47另一方面，他又指责美国人享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丰富产品，却不懂得感恩，反而赞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4.鼓吹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带来繁荣与自由
新自由主义者承认，在竞争型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穷人的机会比富人要少得多；但又认为，即便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穷人也远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富人自由，因为后者的自由受到各级计划机关的限制和约束。在哈耶克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穷人致富的可能性比富人要小，但可以依靠自由行动致富，关键是没有人阻挠穷人致富的努力。[4]概而言之，按照哈耶克的观点，自由竞争制度虽然对于穷人来说不是很友善，但也比计划经济制度优越。
为了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以米塞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甚至试图淡化对外掠夺在资产阶级攫取财富中的作用，认为西方社会占有更多财富的原因在于社会制度先进，即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像滚雪球一样不断积累并被用于新的投资。新自由主义者拒绝承认：资本积累不过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同时，他们对西方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对亚非国家的侵略暴行也选择避而不谈。米塞斯认为亚非落后国家之所以陷入困境，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对资本主义采取不友好的态度：它们既没有出台会使本国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政策，也没有孕育出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氛围，而且这些落后国家的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外国投资者的进入。[3]82如何破解亚非国家的落后困境呢?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变陈旧的生产方式，主动寻求变革，采取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政策。通过鼓励新企业的创建和新资本的积累，亚非落后国家就能像西方那样享受更好的工具和最新技术所带来的好处。[3]83
米塞斯的上述观点在20世纪俘获不少拥趸，但现实世界与他的设想并不一致：在亚非国家引入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后，这些国家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好转。米塞斯一直以美国的繁荣作为彰显资本主义优越性的关键证明，但他忽视了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是世界上像美国一样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屈指可数；二是美国的繁荣是建立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剥削的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排他性，而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与这一特性相契合——它使富国愈富，穷国愈穷。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新自由主义那里，一个人富裕还是贫穷取决于自身的主观条件；一个国家先进还是落后取决于所选择的社会制度。他们关于平等与自由的主张都体现了典型的资产阶级立场，没有看到在穷人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自由成功的几率可能更多停留于理论层面；他们忽视了发达国家原始资本的积累来自对殖民地的疯狂掠夺，忽视了世界体系中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的结构性剥削是后者落后的重要原因。总之，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在西方社会受到吹捧与其阶级立场不无关系，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和富国的立场上构建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构成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支点。
二、驳斥新自由主义对不平等的辩护：市场社会主义的平等观
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只认同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并以社会进步的名义粉饰物质不平等，为新自由主义价值观辩护。对此，市场社会主义者指出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危害，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自己的平等观。
1.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危害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与自由至上理念相伴而生的不平等具有合理性，并以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洗白。不同于此，市场社会主义者汤姆·马里逊(Tom Malleson)指出，承认不平等的合理性并不能为自由理念辩护，实际上不平等是对自由的严重威胁。马里逊指出，在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的数量分布是极其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又会进一步转化为践踏他人自由的权力，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在工作场所中，企业主和经理层组织管理工作的权力直接影响到企业内工人的自由；在金融业中，金融家提供/限制信贷的权力，能够带来经济增长或衰退，这直接影响到国民的自由；在投资领域，投资者的投资/抛售行为同样会导致经济增长或衰退，直接影响到国民的自由。[5]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也批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不平等，认为这种不平等会产生三个弊端：一是滋生腐败，过度贫困和过多财富都可能会导致腐败；二是不平等会损害社会的统一，侵蚀人民“共同体”;三是显著的不平等损害公民的身体和精神健康。[6]96
简言之，市场社会主义者并不接受新自由主义者对资本主义不平等所作的辩护，在财富多少与权力大小相挂钩的资本主义社会，拥有巨额财富的人也就意味着享有特权，进而可以拥有富人专属的自由，但穷人却陷入了相反的境地。穷人的这一境况体现的不仅仅是自身的非自由状态，更是对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自由至上”的讽刺。
2.机会平等与经济平等兼顾
市场社会主义者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不平等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平等观。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机会平等，也就是一种不同于绝对平等的相对平等。
针对苏联模式在收入分配上暴露出的平均主义弊端，市场社会主义者主张通过适度的收入差距来激发社会活力。相比于新自由主义者在经济平等问题上的放任自流，市场社会主义者呼吁在物质福利分配方面实现更大的平等，这样既有助于经济平等目标的实现，也可以促进公众更加平等地参与民主政治。[7]120在平等的程度问题上，只有少数市场社会主义者追求绝对的平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水平上的适度差距是可以接受的。同时，他们大都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极度不平等。[8]248也就是说，只有形式上的法律平等，对市场社会主义者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市场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主张“纠正”而非“消除”不平等。
约翰·罗默(John Roemer)提出，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将收入平等作为一项必须主张的权利，而应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定位于自我实现的机会平等。[7]280在他看来，社会主义需要的不是绝对平等，而是三种类型的机会平等：一是自我实现和福利机会平等，也就是承认现实中每个人在自我实现和福利方面存在事实上的差异，但国家要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二是政治影响机会平等，也就是承认个体间在现实中的政治影响不同，但获得政治影响的过程应该是公平的，没有暗箱操作；三是社会地位机会平等，也就是承认现实中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同，但要确保达到不同社会地位的过程是公平的。
在罗默看来，如果社会发展的目标是福利平等，那么在精神境界不够高的情况下，人们就可能提出一些脱离实际的目标，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可能要耗费大量的资源。而以福利的机会平等为目标，可避免这种社会资源与财富的浪费，因为人们会选择易于实现、相对合理的福利目标。[9]9,10同理，在政治影响和社会地位方面也不可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平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国家元首与普通民众在政治影响和社会地位方面是不可能相同的。因此，按照罗默的观点，健全的社会制度应该为每个人提供获得福利、政治影响和社会地位的平等机会，这说明他接受事实的不平等。但不能就此认为罗默拥抱新自由主义思想，实际上，在其构想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蓝图中罗默就试图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收入不平等进行纠正。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推动经济平等方面至少有三点突破：[10]一是针对资本家的过高收入，在罗默构想的蓝图中取消了按资本分配，因此，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而取得的收入将大为降低；二是全体公民都有资格平等地获得社会的集体财产，剩余产品将不会被少数人独占，而是由全体国民共享；三是由股票交易所产生的财富以公民的生命期限为限，股票持有人去世后股票将归社会所有，所以，不会因为继承产生过度积累。
同罗默一样，戴维·米勒(David Miller)也认为，市场社会主义者坚持的机会平等原则，不应该是将优渥的工作或职位均等地分配给每个人(现实中也无法操作),而是让那些通过努力和个人能力证明自己最有资格担任这些工作的人获得。他进一步厘清了物质平等与机会平等的关系：如果脱离实质性的物质平等，机会平等的理想就不会实现。通过援引托尼的观点，米勒指出，“上升”的机会并不能消灭现实的不平等，也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和社会条件的巨大差距消失。相反，没有较高程度的经济平等，机会平等也难以实现。[7]301机会平等意味着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获得所需资源的同等机会，但这些机会需要起点平等才有意义。例如，每个人在能否学绘画上的机会是平等的，但学习绘画既需要个人兴趣和天赋，更需要物质条件的支撑，对于缺乏物质财富支撑的人来说，学习绘画的机会平等只会流于形式。
显然，机会平等存在天然的不足。米勒认为，当社会平等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美好理想时，它不应该局限于形式平等，而应该被等同于实际意义上的地位平等，或者等同于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理想。这两种表述都指向这样一个社会：人们彼此平等相待，阶级的垂直差异以及由此而生的敌视对立皆不复存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前存在的阶级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将自己视为某一特定阶层的成员，并将交往对象的身份标签化：视对方为上等人(地位高于自己的人)、下等人(地位低于自己的人)或同等人(地位与自己相同的人)。[7]301,302米勒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就是试图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平等，这种平等突出表现在它赋予合作制企业内部的每个工人以平等的决策权。
总之，对市场社会主义来说，引入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着不同于苏联模式下的平均主义而允许收入差距的存在。在平等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要比新自由主义更加进步，它强调机会平等，并强调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极力缩小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
3.资本主义制度是贫穷的根源
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施韦卡特分析指出，美国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差距大体是这样的：假如把收入分成相等的三份，最富有的10%的人占有一份，接下来30%的人口得到一份，最底层60%的人得到最后一份。如果把美国的财富分成相等的三份，最富有的1%的人得到一份，接下来9%的人得到一份，最底层的90%人口得到剩下的那一份。[6]96人们财富的差距要远大于收入的差距，因为财富不仅包括收入，更包括资本、房产和债券等。在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具体观点如下：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与贫穷共生共存。新自由主义者将穷国的落后归结为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是极其荒谬的，在历史上大多数穷国都曾遭到资本主义的殖民劫掠，从而打乱了其自主发展的进程。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的中心国仍然需要廉价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的销售市场。[6]120换言之，不管资本主义如何调整和变化，在“中心—边缘”结构作用下，居于中心的富国发展总是以剥削边缘落后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因此，期望穷国走富国的发展道路而摆脱贫穷那只能是幻想。在一个国家内部，“正常运行的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穷人，还需要贫困——一个人们努力避免、令人痛苦、丢脸和可耻的条件”。[6]116简单地说，资本主义制度需要贫穷，它实际上起着震慑劳动者的作用。按照市场社会主义的论证，贫穷的产生是制度的缘故，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是劳动者个人的原因。
第二，自由贸易扩大了贫富差距。不同于新自由主义者对贫穷的漠不关心，市场社会主义者对穷人报以同情。施韦卡特指出，整个世界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世界银行划定的每天2.5美元的贫困线以下，8.8亿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1美元。[6]117贫困对人类的威胁要大于战争，有数据显示，冷战后15年的时间里，因贫困而死亡的人数远超20世纪死于战争的人数。[6]118贫穷似乎是人类社会的“清道夫”,将一代又一代的贫穷人口无情地从地球上抹去。而新自由主义者却偏执地认为贫穷的存在是穷人自己不努力的结果。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试图用贫困人口比例下降的事实为资本主义辩护，对此，施韦卡特指出，“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没有拥抱自由贸易(当然是在加入世贸之前)从而成功地减少了数亿的贫困人口”。[6]118在艾伦·恩格勒(Allan Engler)看来，自由贸易加剧了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具体而言：1961年，当关税较高，货币、利率和资本流动受到监管时，最富裕国家民众的平均收入是最贫穷国家的12倍；但到了20世纪末，最富裕国家的民众收入增加了30倍，而其他国家的居民收入却在萎缩。[11]21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善于使用“剪刀差”,压低原材料的价格，抬高工业品的价格，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因此扩大。
第三，跨国公司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恩格勒指出，在资本主义主导全球市场的两百年中，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和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都在扩大。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直接的殖民统治是发达国家攫取落后国家财富的主要手段。今天的跨国公司虽然褪去了暴力的外衣，但当其在低工资国家投资时，利润至上仍然是它的运行逻辑。跨国公司在穷国的投资多属于能在全球市场上获利的出口型企业、资源开发项目、种植园农业以及组装企业，如果工人组织起来争取更高的工资，这些企业很容易转移到其他地方。作为在穷国投资的条件，跨国公司通常坚持获得税收优惠和将利润寄回母国的权利。为了筹措电力、铁路、公路、码头和通信设施等建设所需要的资本，穷国的政府需要向跨国金融机构借款。跨国金融机构当然不会无附加条件提供贷款，而是以穷国开放国内市场为附加条件。一旦信贷获得批准，穷国所获大部分贷款将支付给国外的承包商和工程公司，此外穷国还需要按期偿还贷款，结果造成了该国的出口收入以债务服务费、利润、利息和管理费等形式流出该国。同时，由于被迫打开国内市场，穷国在手工业、制造业和农业等领域的就业会受到冲击。[11]20,21因此，寄希望于跨国公司带动贫穷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只能是幻想。
第四，资本利益优先，穷人利益成为牺牲品。恩格勒指出，全球资本主义特权的后果是令人震惊的，“2008年一项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研究发现，接受贷款最多的国家患肺结核的比率最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项目结束后，肺结核发病率下降”。[11]20这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结核病的发病率确实与公共卫生和社会住房的支出成反比。由美国金融利益集团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那些无力偿还债务的国家削减在医疗保健和住房等社会项目上的开支。在恩格勒看来，让每个地方的人都能享有食物、住房、医疗服务和教育等基本保障并不是难事，只需要最富裕国家的年度国民收入的不到1%就可以。但在现实中比这还要多的收入被用于愚蠢的奢侈消费和战争武器以及全球金融机构救助。施韦卡特援引彼得·辛格的观点指出，在美国假如前0.01%的纳税人捐出他们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前0.1%的剩余纳税人捐出他们收入的四分之一，减贫目标就能完成。[6]119换言之，按照目前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来说，全球贫困是可以被消除的；但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大行其道，资本的利益就会吞噬穷人的利益，贫穷就不可能被根除。
三、市场社会主义纠正不平等的替代方案
针对新自由主义对不平等的辩护，市场社会主义予以驳斥并提出了自己的平等观，但它并没有盲目地追求绝对的物质平等，因为无差别的平等与根据人们的生产贡献来获取报酬的正义理念相冲突。[8]252,253市场社会主义者既希望通过保留适度的收入差距而实现对个人的利益激励，又希望纠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极度不平等。因此，市场社会主义在收入分配上遵循的原则是：一方面，坚持按劳分配而不是按资分配，工人所获报酬的多少直接与其生产努力挂钩；另一方面，缩小按生产努力分配报酬的差异程度，从而大大减少由此产生的分配不平等，同时又不过多降低收入差距产生的激励。[8]314在批判资本主义不平等的过程中，市场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减少不平等的一些举措，包括：
第一，变革私有制。詹姆斯·扬克(JamesA.Yunker)指出：“即便是那些最坚决主张维持现状的人也应该承认，资本财富所有权和财产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平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缺点。”[12]私有制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严重不平等问题的根源，尽管存在所谓的政治权利平等，但经济上的根本不平等导致政治上的权利平等沦为空谈，机会平等也无从谈起。在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家之所以能够占据剥削工人的地位，不是因为他们多么努力或富有天赋，而是因为他们在市场上拥有工人所没有的制度性特权(主要是指生产资料所有权)。如果废除资本所有制，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制度性剥削的条件也就不复存在。[13]基于私有制是造成贫富悬殊问题的根源，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成为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基本主张。他们认为，与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市场社会主义下，消除大规模私有财产所有权必然会使人们获得更加平等的收入。[8]313消灭私有制实际上就是向社会主义制度迈进，在这一点上，市场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兰格早就指出，只有革命性地推翻资本主义并建设一种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为消除贫穷和落后提供有效手段。[8]139
第二，追求教育平等。教育平等被认为是一种起点平等，机会平等无疑应该将公平接受教育包括在内。因此，市场社会主义者特别重视教育公平，他们的共识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投入资源，以尽可能通过教育来纠正不同背景和才能的儿童所面临的机会不平等。[8]280保障儿童的教育权只是基本的要求，恩格勒认为，教育是一种人权，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接受高层次教育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大多数人只能接受层次较低的教育。他认为，不应该用教育将民众和精英区分开来。在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社会应提供他们发展和锻炼个人兴趣、技能的机会，以促进人类平等、个人幸福和民主。[11]55按照恩格勒的观点，对于教育平等而言，仅有初级教育的权利是不够的，因为富人和穷人受教育机会的差距是在高等教育中逐渐拉开的。罗默亦有类似观点，他认为，教育在实现机会平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育资源的分配应该坚持均等原则，穷人后代与富人后代之间的机会差异必须借由教育平等才能得到根除。[9]105所以，教育平等对抑制贫富差距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实施国家干预。在彼得·阿贝尔(Peter Abell)看来，不加管控的市场有可能出现双输的局面：既缺乏效率又缺乏公正。[14]87针对市场存在的缺陷，罗默主张在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收入分配平等，福利国家的相关措施不应该被取消。[9]86在就业方面，有的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政府应该以实现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为目标，[14]170但在施韦卡特看来，他所倡导的经济民主社会的失业率会比资本主义的低，但也无法保证充分就业。[6]105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企业拥有相对独立的用人决策权，失业难以避免。对此，政府的重要作用在于出台包括失业救济和工人再培训计划在内的干预政策。[9]86总体来看，在市场社会主义的政策框架内，国家干预可以降低不平等，却不能实现绝对平等；同样，国家干预有利于减少失业，但寄希望于国家保障充分就业则有些不切实际。
第四，调整收入分配政策。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建基于私有制，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而攫取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换取所需的生活资料之外别无所获。所以，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收入分配差距呈现日益扩大的趋势。市场社会主义寻求收入分配方面的对策突破，在劳动者管理型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工人实行一人一票的自我管理，为了确保生产效率，允许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在经理管理型的模式中，收入被分为了两部分，即国家支付的公共部分和个人职业所得的私人部分，前者属于社会红利，每个公民大致相等，后者是个人劳动薪酬，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两种收入结合起来使得公民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可接受的合理范围之内。
四、结 语
针对新自由主义对不平等的辩护，市场社会主义没有走向颂扬绝对平等的极端，即使在工人自我管理的企业中也主张要存在适当的收入差距，这要比鼓吹工资平等的激进主义者的观点更可行。虽然马克思主张在共产主义社会要废除工资制度，实行按需分配，但他在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价值时也认为追求工资平等是荒谬的，他指出：“各种不同质量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既然各不相同，所以不同行业所用的劳动力的价值也就一定各不相同。因此，要求工资平等是根本错误的，这是一种决不能实现的妄想。”[15]就此而言，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平等观点没有违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价值论。
市场社会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平等观的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伪善，直击新自由主义的软肋，回击了资本主义“历史终结论”,并在批判的基础上建构了新的平等观。市场社会主义的平等蓝图固然令人向往，但也存在忽视平等的历史性和阶级性的理论缺陷。
一方面，针对新自由主义者美化现实社会存在的不平等，并试图将这种不平等刻画为自然化和永恒化的真理，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批判立场是值得称赞的，但其构建的新平等观既没有辩证分析资产阶级在平等议题上的局限性和进步意义，也忽视了平等概念的历史性和条件性，有将自身平等观合理化和永恒化之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平等的概念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特定的经济基础和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着平等观念的形成和演化，不存在永恒的平等概念。因此，“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它是永恒的真理”。[16]113
另一方面，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市场社会主义所构想的平等蓝图只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与无产阶级的平等观相去甚远。“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16]113但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平等蓝图只是期望资本家与工人和谐共存，而不是消灭阶级本身。例如，罗默“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在不改变资本家雇佣工人的既定条件下，只追求股票收益的共享。市场社会主义的平等精神归结起来就是：“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17]364这样的平等观虽然相比资产阶级的平等观有进步意义，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资本主导收入分配的弊端，但其正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批判的对象：“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17]364
最后，市场社会主义勾画的平等蓝图因缺乏实践支撑而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市场社会主义蓝图要想化为现实，需要的不仅是经济变革，更需要国家政权的支持。米勒清醒地指出，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政治支持(不仅有立法支持，而且还有对工人合作社的金融支持),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中实行某种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8]262在施韦卡特看来，这种政治支持就是左翼政党上台执政。他指出，如果要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经济民主制的和平过渡，依靠统治阶级的自我改革无异于天方夜谭，因而需要一个左翼政党执掌政权。那左翼政党通过何种途径上台执政呢?施韦卡特认为，暴力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理想的状态是发生一次足以摧毁统治阶级信誉的严重经济危机，左翼政党因此在选举中获胜而执掌政权，从而进行改革。[6]197埃斯特林则直接省略了支持市场社会主义方案的政府或政党如何上台执政的问题，直接说道：“假如一个市场社会主义政府当选执政，并被明确授命变革生产领域内诸关系；那么所有的生产企业都将变革为自我管理企业，并且还得确立一种控股公司系统来管理社会资本。”[14]1总体来看，多数的市场社会主义者要么过分夸大普选权的作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18]要么避开政治议题，缺乏以实际行动推动蓝图落地的决心，从而使得市场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理论乌托邦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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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益建；审校：熊晨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