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马克思方法论的研究倾向

“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马克思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最为重视的基础理论之一，它甚至被看作理解马克思所有重要理论的钥匙。自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将“正统马克思主义”定义为“仅仅是指方法”以来，无论是捍卫马克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攻击马克思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极为重视马克思的方法论，甚至将马克思方法论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

但同时，马克思的方法论也是引起最多争议和质疑的地方。一般来说，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方法论研究呈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倾向于从哲学层面阐述马克思的方法论，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只是其改造旧哲学方法论成果的实际应用，因而对这种方法论在经济学领域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应当从对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批判中寻找答案，这一类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阿尔都塞、卢卡奇、科尔施等。另一种是倾向于从经济学层面阐述马克思的方法论，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作为对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化不过是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在马克思的范畴里是运动的因而是历史的，由此认为马克思对经济学的全部认识都是建立在这种方法论基础上，尤其是李嘉图的抽象分析为这种辩证法增添了不少威力；因此一些西方经济学者认为批判马克思应从批判李嘉图开始，因为李嘉图为马克思提供了错误的思想源头而使经济学误入歧途，这一类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萨缪尔森、庞巴维克等人。

然而，上述两种研究倾向恰恰反映出西方学者对“经济学方法论”这一概念认识的模糊。因为他们要么认为方法论(methodology)是一种哲学框架，应当在哲学领域去阐释、批判、重构；要么认为方法论仅仅是指经济学家在构建经济模型或在检验经验现象时所采用的方法(method)，它是假设和结论的中间环节，体现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工具理性。前者将方法论研究从经济学研究中独立出来，实际上试图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去审视经济学，容易造成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对立；后者则将具体研究方法等同于方法论，缺少从整体和一般性的角度对方法的原则、形式和规则进行探讨，尤其是无法说明不同方法之间的联系和它们之间对立的根源。因此，这种方法论研究的“二元性”，导致难以从整体上认识马克思方法论的革命意义以及客观评价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贡献。

本文拟从经济学方法论史的角度，探讨马克思总体方法论的内在统一性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自身存在着不可消弭的内在缺陷。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首先表现为其方法论上的科学性，而马克思正是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持续研究中得出了总体方法论的研究路径，它涵盖了对象、体系、结构、线索、目标等；由此马克思经济学形成了严密的逻辑体系，该体系不仅超越了古典经济学，而且也能够对后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强有力的批判。

二、马克思总体方法论是哲学方法论与经济学方法论的统一

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在改造旧哲学的过程中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方法论思想，而马克思经济学只是这种哲学方法论在经济学领域的具体运用。然而，这种观点却意味着马克思没有相应的经济学方法论或没有独立的经济学方法论。但实际上，总体方法论的最终形成与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并非“悬置”在经济学体系之外的哲学方法论；或者像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的，将唯物辩证法直接等同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因此，那种将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与哲学方法论做不适当区分，或干脆不承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相较于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之进步意义的做法，毫无疑问都会割裂马克思总体方法论的内在统一性。

(一)总体方法论的形成

从马克思整个思想的发展来看，其总体方法论是从哲学批判开始并最终在经济学批判中完成的。在早期《论犹太人问题》(1843)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中，马克思实现了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过渡；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意识到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必须从市民社会入手，即从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入手，实际上就是要对直接研究这种经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进行理论批判。这一思想最终构成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在这部手稿的序言部分，马克思坦率地承认：“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又被马克思视为是“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惟一著作”。也就是说，马克思此时已经充分认识到哲学批判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意义。但由于此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还不成熟，马克思始终从“人道主义”和“私有制异化”的角度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还带有很强的感性色彩。虽然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此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马克思已经有了从社会物质生产的整体结构中去把握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能力。

在1845—1856年间，马克思进行了大量基于哲学层面的经济学研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中，马克思第一次正面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就此提出了“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同时指出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范畴是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关系，至此体现马克思总体方法论思想的哲学方法论得以完善。在《哲学的贫困》(1847)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指出蒲鲁东对经济范畴及其运动的说明还是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而这种唯心主义的本质在于将范畴视为历史的动力而非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从而颠倒了经济范畴与现实运动之间的关系。此时马克思已具有了科学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因而马克思的范畴方法得以真正形成；而这种范畴方法正是基于现实的客观总体所生成的思想总体的辩证运动，是思维对现实的把握。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曾在《神圣家族》(1844)中肯定了劳动价值论，并在《哲学的贫困》中进一步确定了劳动是商品价值来源的观点；虽然马克思此时已经开始借鉴李嘉图从抽象劳动价值范畴出发对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等具体范畴的逻辑演绎，但对这些范畴的总体规定及其内在联系则主要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1849)中形成的，这就为马克思后来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角度剖析资本主义奠定了重要基础。此时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已经逐渐成熟，但还没有最终完成，直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诞生；正是在书稿的《导言》(1857)部分，马克思科学界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畴运动的内在规定，并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给予了明确说明。至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方法已然形成，同时也预示着马克思总体方法论的成型。此后，《资本论》三卷无论是研究对象、范畴概念还是体系结构，基本上都是围绕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确定的总体方法论进行阐释的。

(二)总体方法论的解读

1.西方学者的误读

在当今学界，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马克思的方法论时，不仅习惯于割裂马克思哲学方法论和经济学方法论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且还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误读，即不是从总体方法论出发去解读马克思，而是抓住马克思论述中的某一方面进行片面解读。例如西方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在其著作《读〈资本论〉》中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发现古典经济学家的“沉默”“空白”，源于他对古典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哲学反思，这种反思因改变了旧的问题体系而使马克思能够“看到”古典经济学家“看不到”的问题。但阿尔都塞的片面性也表现在这里，即如果马克思仅从哲学方法论出发就能够“生产”出古典经济学旧问题体系被遮蔽的答案，那么是否表明马克思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总体方法论就是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照此而言，马克思之所以“看到”古典经济学没有“看到”的“抽象劳动”“剩余价值”“劳动力”这些范畴，是否就表明其方法论既未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上，也未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实际上，而只是建立在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础上？这显然是仅从哲学角度认识马克思方法论的一种片面解读，它虽然提醒人们注意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存在本质的不同，但客观上却犯了与马克思批评德国古典哲学所犯的同样错误；不仅不能说明马克思为什么要从哲学批判转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且也导致了对马克思总体方法论理解的片面性。

此外，还有一些西方学者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研究中产生了另一种误读。例如西方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20世纪60—70年代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妄图批驳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作为当代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的观点在中外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表述的劳动价值论与第三卷中表述的生产价格论是相互矛盾的，所谓价值转形也毫无意义，因为它对理解资本主义竞争行为没有必要。最后，他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关于价值的研究是“不必要的迂回”，而且是错误和糊涂的观念；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应该将价值理论用“奥卡姆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予以剔除。表面上看这是萨缪尔森对马克思价值转形的误解和对资本主义庸俗经济学的辩护，但深层次上则源于对马克思方法论的误解。他不知道价值范畴是总体性的社会范畴，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价值范畴就不可能确切地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各种总量关系；更不知道价值转形是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的必然环节，即不是要去说明相对价格的决定，而是为了说明分配的阶级关系。可见，萨缪尔森对马克思方法论的误读是其贬斥马克思经济学存在逻辑矛盾的主要原因，而实际上这种范畴概念的逻辑和历史展开所体现的正是马克思总体方法论中极为重要的体系结构方法。

2.总体方法论的解读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用于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首先来源于其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即由对象方法、范畴方法、体系结构方法共同构成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体系。毫无疑问，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样的经典著作，我们应当坚持从总体方法论的角度进行解读，否则就会像阿尔都塞和萨缪尔森那样片面理解甚至曲解马克思。以《资本论》为例，这种总体解读方法的优点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与逻辑起点统一起来。如果仅从哲学出发，就只能看到马克思要研究的是抽象的社会关系，但不知道这种关系的物质基础为什么是商品；相反，如果仅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就只能看到马克思以商品范畴为逻辑起点而作出李嘉图式的抽象演绎，但不知道这里的概念范畴其实是从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因此就容易陷入拜物教，陷入主流经济学对物的技术分析中。

其二，将《资本论》的范畴概念与唯物辩证法统一起来。在经济思想史上，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总是习惯于从静止的、个别的角度看待政治经济学中出现的各种范畴。例如古典经济学家将商品范畴看作是对现实物的抽象，而物则是由单个的人生产的，因此他们不会从总体上提出商品的价值问题，更不会发现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同样，资本范畴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眼里也成了物，是节约劳动的各种手段，因此他们也不会提出资本的平均利润率问题，而只是认为不同的资本存在不同的边际产出。至于货币范畴，无论是古典经济学家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家都仅仅是在物的层面提出货币职能问题，却没有认识到货币作为价值关系的物质代表所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就在于从整体上认识事物，同时发现个别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正是在辩证法的视角下，马克思发现了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性范畴，发现了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科学地揭示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

其三，将《资本论》的体系结构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从抽象到具体统一起来。我们知道，抽象范畴是基本的、简单的范畴，而具体范畴则是综合的、复杂的范畴，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所体现的是经济范畴的逻辑发展过程。《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是商品，马克思从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推出了价值形式必然被货币形式取代，货币形式最终朝着资本形式进一步发展，而资本生产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则规定了其他一切生产。因此，《资本论》三卷整个体系结构所研究的内容包括：第一卷主要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它的核心是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研究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两种形式；而资本的历史使命是不断循环积累，但这种循环过程遵循怎样的规定、周转过程具有怎样的特点以及如何进行扩大再生产等具体现象，都需要马克思在第二卷确立起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等较为具体的范畴来揭示资本的流通过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第三卷中则揭示和说明了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所谓具体形式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利益关系，马克思因此研究了利润率、平均利润、利息、地租等更为具体的范畴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可以看到，这种体系结构安排是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相对应的，它是总体方法论运用的必然结果，而萨缪尔森等人所制造的《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存在矛盾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而且，这种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同庸俗经济学在表面联系上兜圈子相比更加具有逻辑一致性。

三、马克思总体方法论是对象方法、范畴方法、体系结构方法的统一

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得到了完整的展示。其中，对于对象的方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有了充分论述；对于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方法，马克思主要是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做出了科学规定；对于体系结构的方法，则是马克思在研究经济学最为辉煌时期的成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顾海良认为，所谓对象的方法和范畴的方法其实对应的就是马克思的“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之间的关系(从哲学层面说也就是作为对象的客体和作为思维的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体系结构的方法则是“思想总体”过程的内在规定与这一过程的外在结果的形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对象方法、范畴方法和体系结构方法是一个循序渐进、相互联系的整体，而这种内在的统一性在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宏大结构分篇中，即从“五篇结构”计划到“六册结构”计划的整个布局中也得到了延续。

(一)对象的方法

1.思想史上的认识

在马克思科学地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之前，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学派如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古典经济学等，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探讨都是片面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研究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而是指他们对这些范畴的研究缺乏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视野，同时也受制于他们的阶级地位，因而其着重强调的研究对象都是根据片面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所得到的。

重商主义者对财富的片面认识导致了其对生产财富的劳动的片面认识，因而它的经济学所关注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商业流通；他们相信只有在流通中才能产生价值增殖，因而注重交换领域的贱买贵卖和对外贸易盈余。与之相反，重农主义者认为土地财富的增加表现为使用价值量的增加，而农业又是投入与产出差额非常明显的部门；由此认为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农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性劳动，而其他部门只是转化农业部门的产品而不创造新的价值。尽管马克思在评价重农主义时认为其伟大功绩在于将人们的关注点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但就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而言，这两个学派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

古典经济学虽然力求避免将财富看作某一种特殊劳动的结果，也形成了生产一般和劳动一般的概念，但由于缺乏对经济关系的整体认识和阶级地位的限制，他们所关注的只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某一个方面。例如，斯密强调分工和交换对国民财富的影响，李嘉图强调国民财富的分配，西斯蒙第强调人们的物质福利；而穆勒虽然认识到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但就像马克思指出的，穆勒对这些关系的认识是孤立的、相互分离的以及非历史的和非社会的，即只是将这些概念堆砌在一起各自论述其作用而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正如列宁总结的，“马克思在这里考察的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不是社会经济的零星部分，而是社会经济的总和。马克思纠正古典经济学家的上述错误”。当然，也正是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阶级局限性和缺乏正确的方法论，以至他们未能深入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去探寻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所谓的研究对象也就不可能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丰富要素中抽象出来，从而导致他们的理论无法实现现象层面与本质层面的统一，最终导致了古典经济学的崩溃。

2.对象方法的形成

从总体上认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的一大创见，也是其贯彻总体方法论的根本体现。马克思将研究对象视为总体的看法最早出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中，他认为从宗教、法和国家等上层建筑出发无法说明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的活动实际上就是国民经济学，因此，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关系总体”，这也体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接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又深化了这一论点，主张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从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体的联系”上把握政治经学的研究对象，并把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看成对整个资本主义批判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此，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列举了国民经济学家在劳动问题上所产生的“二律背反”，指出他们既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但同时又认为劳动者获得的仅仅是其所创造价值的一部分；而商品交换无非是交换劳动，但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却不能购买一切东西。这表明那些所谓的国民经济学家们并没有从总体上认识到劳动这个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范畴，从而导致了其价值论和分配论的相互割裂。实际上，劳动和劳动创造价值首先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得到说明，才可以说明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而古典经济学家如萨伊的价值论并不是从整体上将劳动视为创造财富的唯一要素，而是将土地、资本等要素与劳动并列，其分配论自然也就发生了相应变化，使其所谓的分配论也就等同于价值论。进而，如果说唯物主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了一定基础，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随着马克思第一次正面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他事实上已经较为准确地界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地租、利润等私有财产的现存形式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关系”，而这种表述与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所说的研究对象是非常接近的。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把这种社会关系具化成资本主义现实的商品货币关系加以研究。他指出，“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占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由于将商品关系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元素形式”，因而马克思将商品作为《资本论》的逻辑起点，从商品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中推论出货币、资本、劳动等范畴。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也从商品、货币、资本、劳动等范畴出发研究资源配置，但这种研究显然不是社会关系的研究。因为在主流经济学那里，商品(包括劳动、资本等)是物而不是社会关系的代表，体现的是方法论个人主义思想，即采用了供求传统下基于技术关系分析的边际研究方法；而马克思的研究对象和经济范畴体现的是总量的社会关系，即采用了剩余传统下基于社会关系分析的整体研究方法。

当然，如果从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发展的角度看，其对研究对象的准确阐释出现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导言》首先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生产”，这里的“物质生产”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而与古典经济学虚幻出的鲁滨逊式的个体生产有着根本不同。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提出“生产一般”和“生产特殊”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用“生产一般”掩盖“生产特殊”之间的差别。马克思指出：“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特别是在说明了生产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之后，马克思又从总体上表明了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认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在此之前，古典经济学家要么将这种社会关系扭曲成人与物或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要么认为消费是不依赖于社会的个人选择问题，并且随意将这四者并列在一起，形成所谓的“三段论法”以对概念作“辩证的平衡”。

(二)范畴的方法

1.思想史上的认识

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方法，不仅是联结经济学的对象方法和体系结构方法之间的重要纽带，而且也是马克思所说的政治经济学史走过的“第一条道路”与马克思认为构建科学政治经济学体系应该走的“第二条道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因为无论是“具体总体”上升为“思想总体”，还是“思想总体”再现“具体总体”，都是通过范畴的构造来完成的。但是，17世纪的经济学家和此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形成正确的范畴方法。在经济学产生时期，人们习惯于从混沌的整体得出抽象的经济学范畴，但这些范畴往往缺少必要的内在规定，这导致他们不可能建立起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结构体系；而到了经济学发展时期，经济范畴又成了人类理性和利己的表现，虽然斯密经由交换、分工、货币、价值等范畴引申出整个经济学体系，但斯密也并未形成科学的范畴方法，范畴的逻辑运动在他的理论体系中表现为“生理学方法”和“外在观察法”的混乱交织，而他的劳动价值论二重性即是这种混乱方法的直接产物。李嘉图发扬了斯密的“生理学方法”，却又陷入了无历史、无中介的范畴运动中，他用价值这种抽象的、简单的范畴直接解释利润、地租这些具体的、复杂的范畴，导致李嘉图体系存在难以解决的逻辑矛盾。当然，古典经济学家的通病在于，他们构建范畴的方法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以至于总是将这些经济范畴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都看成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

早期经济学家和古典经济学家之范畴方法的内在缺陷，是由其对象方法的内在缺陷决定的。我们知道，重商主义的研究对象是贵金属价值形态的国民财富的增加，其理论核心在于从流通领域中寻找价值增殖的秘密，故核心范畴是货币和商业资本。然而，同货币和商业资本范畴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但后者却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这意味着在重商主义研究对象所规定的视域下，货币及商业资本范畴不可能无差别地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也不可能脱离商品生产而单独在流通领域中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价值增殖的秘密，更不可能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仅归结为货币短缺的危机。因此，重商主义的范畴体系是与其对经济现象的表面观察相适应的，它还没有从生产维度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经济学分析，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枢纽范畴也还没有开始建立，所以这种经济学不可能形成系统的体系结构。

为反对重商主义片面的研究对象和范畴，斯密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方面，斯密着重分析的是使用价值形态的国民财富的增加，因而比较强调诸如分工、交换、贸易、竞争、市场自由等范畴在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中的作用，这是他运用“外在观察法”对资本主义进行理论分析的呈现；但另一方面，斯密对资本主义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价值范畴却没有始终坚持他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斯密已经认识到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出现前后劳动价值论存在表现形式的差异，但却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范畴来解决这个问题，因而陷入了二元劳动价值论的泥淖；在此基础上，他还混同了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只能用现象来决定本质。在这里，斯密的范畴方法存在内在缺陷的原因，也在于其研究对象的片面性使他不能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无疑，斯密对使用价值及其范畴体系的建立是成功的，这正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学者将他视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奠基人的主要原因；但是，斯密对价值等抽象范畴所代表的社会关系的分析却是欠缺的，其后继者李嘉图力求矫正斯密分析方法上的“缺陷”而将经济学研究对象界定为财富的分配。这意味着李嘉图既要从定性的角度说明分配所依据的阶级关系，又要从定量的角度说明财富总量及各分配因素之间的依赖关系。然而，李嘉图虽然在研究对象上相较于斯密而言前进了一大步，但他又时常被这种量的表面关系所迷惑，从而不能深入研究更为本质的范畴关系，也就犯了马克思所说的“抽象不足”的错误；所以，在没有认识到劳动力、生产价格等重要范畴的情况下，李嘉图根本无法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范畴运动，由此导致了内生于其理论体系的逻辑矛盾。

2.范畴方法的特性

马克思在提出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之后，也建立起了与之相对应的科学的范畴方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整体性。马克思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其总体方法论的基本特征，因而作为马克思总体方法论特有的范畴方法的内在规定之一，就是范畴具有整体性。这里的整体性，可以从现存整体和历史整体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范畴是对现存社会关系的理论概括，它体现的是一种总体思维和研究视角，所以应避免将范畴所代表的社会关系做个体主义理解；第二，社会关系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因而应当从历史发展的整体角度去理解范畴所对应的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在提到劳动范畴时所指出的，“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劳动“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

其二，结构性。研究对象作为整体存在一定的结构，这个结构意味着所要研究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存在主次关系、依存关系和过程关系等，因而作为马克思总体方法论特有的范畴方法的内在规定之二，就是范畴具有结构性。没有整体就无所谓结构。在各种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决定了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马克思又把商品及其生产、消费、分配、交换视作整体的研究对象，他将生产置于主要地位并论证了它们之间的依存关系；在研究资本总体中，马克思又将产业资本视作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形式”，将商业资本、借贷资本等看作其“派生形式”。所以，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驳了蒲鲁东将经济范畴视为“与观念、逻辑相一致的历史”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他认为，“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因此，与古典经济学家孤立地看待范畴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同，马克思承认某一范畴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但这是以范畴的结构性为前提的，例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都不能脱离结构关系去谈因果关系。

其三，层次性。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既有抽象的也有具体的，那么这些抽象的关系如何转化成具体的关系呢？实际上，与这种转化过程相关的即是马克思总体方法论特有的范畴方法的内在规定之三，就是范畴具有层次性。这里同样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第一，从《资本论》的体系结构看，第二卷流通过程作为第一卷生产过程和第三卷分配过程的“中介”，是为了说明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地租需要经过的中间环节，因而可以将第二卷的范畴看作第一卷抽象范畴和第三卷具体范畴的“中介”范畴。当然，如果就每个过程的“中介”范畴而言，第一卷是劳动资料，第二卷是货币，第三卷则是竞争。第二，就剩余价值的生产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将范畴分为整体范畴(资本)、整体本质范畴(剩余价值)、整体枢纽范畴(劳动及其二重性)和整体的元素范畴(商品及其二因素)，这些范畴依据其所反映的社会关系的结构而具有不同的层次，但基本上都属于较为抽象的范畴。第三，就剩余价值的分配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将范畴分为平均利润(率)、地租、利息等具体范畴，而该卷出现的生产价格则是介于抽象范畴和具体范畴之间的“中介”范畴。虽然古典经济学家也对抽象范畴和具体范畴有所涉及，但基本上很少涉及“中介”范畴，这既有对象方法的局限性也有范畴方法的局限性。正如马克思在论述李嘉图学派解体时所说：“如果想不经过任何中介过程就直接根据价值规律去理解这一现象……就是一个比用代数求解化圆为方问题更加无能为力的问题。”因此，范畴的层次性作为马克思贯彻从抽象到具体的总体研究方法的逻辑准则，也是其体系结构方法的逻辑依据。

(三)体系结构的方法

1.思想史上的认识

体系结构作为一种方法必然有其内在的规定，即不仅要反映理论的篇章结构，还要反映理论整体的内部联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像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即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通常，理论的篇章结构和理论整体的内部联系是一体两面的，但有时篇章结构的完整性却难掩其内部联系上的逻辑矛盾。例如马克思在研究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时曾高度评价过他们所构建的经济学体系。“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而对李嘉图经济学的评价，也是将其视作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这表明，就体系结构的一面即理论的篇章结构而言，古典经济学家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就体系结构的另一面即整体的内部联系而言，古典经济学著作还存在很大问题，特别是内生于其体系中的逻辑矛盾。

斯密的《国富论》具有完整的篇章结构，全文一共分为五篇。在第一篇中，斯密研究了分工协作和商品交换的制度法则；在第二篇中，斯密对资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强调资本积累和合理利用资本的重要性；在第三篇中，主要是对前面两篇提出的理论进行经济史验证；第四篇则是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评判；第五篇探讨了公共财政问题。在前面两篇中，斯密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探讨了政治经济学很多重要的理论范畴，如分工、交换、货币、价值、价格等。但囿于阶级局限性，斯密的对象方法和范畴方法存在着如前所述的内在缺陷，这导致其理论体系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逻辑矛盾；尽管斯密在后续的经济史验证中发现了理论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但他也只能让这种矛盾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中，这体现在其关于价值规定、分配关系、资本积累等诸多认识的二元性上。所以，马克思才会在评价斯密论著时批判性地指出：“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又把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种联系，也就是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些联系，与上述内在联系并列地提出来。”同样，李嘉图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也具有相对完整的体系结构，特别是在第1—7章论述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时还纠正了斯密研究方法的矛盾。但李嘉图同时也陷入了理论与现实不符的境地，正如他始终坚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却看不到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表现形式的变化而面临两难困境，由此只能在缺少一些重要范畴的情况下将具体直接等同于抽象。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李嘉图“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体系都从属于一个基本规律”，即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因此马克思总结说，“李嘉图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它在科学上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而这种缺陷正是“李嘉图著作的非常奇特的、必然谬误的结构”的重要原因。

2.体系结构方法的体现

正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科学方法和理论体系。在贯彻总体方法论的原则下，马克思不仅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畴都具有自己的独特认识，而且对于长期致力于构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也与以往所有经济学有着本质的不同。

如前所述，马克思在论证范畴方法时就已部分涉及其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方法，因为结构无非是范畴在体系中的位置及其相互联系，这取决于范畴本身所具有的内在规定。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时曾指出，经济范畴既是历史和现实的统一，也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而且，经济范畴作为社会关系的代表，除了具有一定的顺序之外，还有主导性和从属性之分。比如在一个社会中总会存在一定的生产决定另一些生产，一定的生产关系决定另一些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就是“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而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范畴总体中，这就是资本，即由资本范畴决定并且改变着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和经济范畴。因此，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五篇结构”计划和“六册结构”计划，都充分表明了他所设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不仅在思想上已经确立，而且对资本的批判始终是居于体系中心地位的首要内容，这也正是马克思后来呕心沥血创作《资本论》的重要原因。

在手稿《导言》部分，马克思首先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方法和范畴方法。其中，在对象方法中，马克思科学界定了其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什么别的生产方式；在范畴方法中，马克思也认为应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来安排范畴的结构。但是，无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关的范畴，马克思认为它们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立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做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对象和范畴表现，马克思进而在《导言》中提出了他的“五篇结构”计划：一般的抽象的规定；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资产阶级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生产的国际关系；世界市场和危机。

在这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庞大体系结构中，马克思认为研究对象和范畴对于“分篇”具有决定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马克思强调了研究对象和范畴具有历史整体性，因而必须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给予这些一般的抽象社会关系以必要的理论说明，也就是马克思在“五篇结构”计划中的第一部分。其次，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关的范畴有很多，如果像早期经济学家一样从私有制范畴出发，认为私有制会带来劳动的异化，那就只能得出废除私有制的幼稚观点，这是典型的空想社会主义；如果像马尔萨斯一样从地租范畴出发，那就必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带来有效需求不足的难题，因而主张通过地主等非生产阶级的消费来实现利润。但无论是从私有制还是地租范畴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说明都是片面的。相反，基于研究对象和范畴所具有的一定结构性，马克思认为对资本及资产阶级的研究应占据优先地位，而劳动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地位和影响则是由前者的研究所决定的，这也就是马克思在“五篇结构”计划中的第二部分。再次，在手稿《资本章》部分，马克思试图对资本范畴进行更加详细的阐释，因而将原来的“五篇结构”计划中的第二篇分成单独的三册，同时将第一篇作为《资本》册的绪论性章节，由此形成了马克思的“六册结构”计划，即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此后，他又分别从一般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等方面，对资本范畴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规定。最后，“五篇结构”计划的其余部分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空间的扩张性和矛盾危机的必然性，这与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一种历史过程，以及从范畴的辩证运动中推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都是紧密相连的。

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到了根本贯彻，尤其是手稿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方法、范畴方法、体系结构方法进行了深度融合，这也预示着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成熟。虽然马克思的《资本论》只研究了“六册结构”计划关于《资本》册中的资本一般，但《资本论》三卷的逻辑结构却充分体现了这三个方法的统一。如前所述，从总体方法论的角度解读《资本论》可知，对象方法是马克思总体方法论的根本；范畴方法是对象方法应用于资本主义客观整体所形成的理论整体，因而是联结对象方法和体系结构方法的纽带；体系结构方法则是从客观整体(对象整体)到理论整体(范畴整体)的核心，它不仅反映了篇章结构的总体安排，而且更加体现了“整个的内部联系”。因此，尽管马克思只是研究了“六册结构”计划中的《资本》册，但其中的“资本”无论是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还是作为范畴，抑或是一种体系结构，都充分体现了其内在统一性。正如恩格斯总结的，马克思的论述“决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决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

综上，通过探究马克思经济思想形成的历史轨迹，可以清晰地发现马克思构建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总体方法论原则。但从方法论研究思想史上看，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却往往被学者们普遍概括为具体与抽象相统一、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分析与综合相统一、归纳与演绎相统一等诸多形式上的具体规定。尽管这种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抽象似乎使人们更容易对其进行把握，但这样一来也很容易忽略这些方法之间所具有的内在关联以及它们各自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是这些看似不同的研究方法如何有机地组成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体系。我们认为，对马克思方法论研究的重心不在于说明这些个别研究方法怎样在马克思著作中得到运用，因为这些研究至多说明马克思继承了以往哲学或经济学一些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但却不能独立地提出“马克思的方法论”这一重要理论命题。相反，本文从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出发，即从其由对象方法、范畴方法、体系结构方法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视角出发，旨在说明马克思方法的诸种形式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以及它们是如何统一于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之中的。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说马克思在方法论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突破，也才可以说马克思拥有自己的独特方法论，即本文所说的“总体方法论”。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马克思总体方法论的探讨并不是要否定传统对马克思方法论的诸多形式规定，而是旨在说明从总体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和比较不同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时，这种总体方法论研究相较于孤立地看待马克思的方法论而言有其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

四、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在缺陷

本文探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指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般认为，以《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的出版为诞生标志的凯恩斯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否定。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货币学派等，可以说又是对凯恩斯经济学否定的否定。这种理论上的相互否定在经济思想史上是较为常见的，但经济学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的否定在形式上表现为综合，后者则表现为替代，如穆勒、马歇尔对经济学的两次综合都是如此，后来的萨缪尔森也是在这种情况下综合了各派观点而形成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也被称为经济学上的“第三次综合”。但是，这种综合之后所形成的主流经济学由于在方法论上的内在缺陷，其自身逻辑体系是矛盾的，因而现实应用也必然是失败的，如2008年金融危机实际上就宣告西方主流经济学陷入了新的理论危机。然而，新的理论危机并没有使西方主流经济学发生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范式革命，那些看起来不断发展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总是在政府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来回转换以期避开体系的逻辑矛盾。也就是说，这种经济理论所体现的只是一种实用主义哲学，它缺少逻辑一致性；看上去似乎可用于解释所有经验问题，但却是不可证伪的，因而对其进行逻辑批判自然也是必要的。其中首要的一点在于方法论，因为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所在。

(一)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

凯恩斯的经济学被认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主要是因为凯恩斯革命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实现了两大转变：其一是对经济危机的诊断由传统的外因论转向了内因论；其二是复活了重商主义干预经济运行的思潮。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凯恩斯革命”，因为凯恩斯的很多理论都能在经济思想史中找到来源，这无疑削弱了凯恩斯革命的思想内涵。自希克斯、汉森、萨缪尔森之后，人们在寻找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过程中，逐渐将其与马歇尔经济学综合而成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进一步弱化了凯恩斯革命的理论意义。不过，尽管人们对凯恩斯革命的具体内容有不同评价，但凯恩斯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比如他从投资、储蓄、总收入、总支出、总供给、总需求等宏观总量层面，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一场完全不同于新古典充分就业信条的批判性考察，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尽管这种总量研究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总体研究有很大区别，但却是凯恩斯对基于传统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均衡经济学所提出的重大挑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凯恩斯总量研究方法论的不彻底性，凯恩斯革命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

长期以来，人们都在试图寻找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但这种努力基本上都是在古典和新古典的个体主义方法论框架中进行的，这也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因方法论缺陷而发生逻辑矛盾的根源。在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人被假定为理性的、自由的鲁滨逊式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而个体为了满足生存就要将有限的资源做合理分配以满足效用最大化。因此，古典经济学讨论的价值主要是使用价值，是个体劳动；新古典经济学讨论的价值则是边际效用，是主观心理满足。虽然他们对价值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均是基于个体层面，因而在这种方法论框架下得出的经济学规律并没有宏观与微观的区别，当然也没有历史区别，所以马克思才说这种经济学适用于任何时代。然而，这种个体主义的经济学走向均衡化的发展，却又得益于自然科学的功绩。比如边际效用论者戈森、杰文斯等都试图将经济学变成一门精确的科学，由此致力于效用的定量化研究。后来马歇尔仿效物理学的机械均衡概念，将劳动价值论(实际是生产成本论)与效用价值论在个体层面进行综合，正式提出了从供求两端解释相对价格的均衡经济学。在此基础上罗宾斯将其与资源配置相联系，而研究资源配置隐含的方法论在于，必须要将各种市场类型看成是分割的，也就是说这里的经济分析一定是个量或局部研究。因而，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需要宏观经济学，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意义的总量以及总量之间的关系。由此可知，凯恩斯之前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特征是个体的、均衡的，其最终目的是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如果建立在理性个体基础上的均衡分析，又或像瓦尔拉斯那样在相对价格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建立一般均衡分析是符合现实的，那么这种理论至少在方法论上是吸引人的，尤其是存在严格的数学分析和模型结构，而且关键是在形式上论证了萨伊定律。但问题是它一再面临现实经验的挑战，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就已经宣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破产，凯恩斯的经济学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缺陷的有力回应。然而这种回应是不彻底的，部分是因为凯恩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唯心主义认识，部分是因为他继承了马歇尔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心理学分析；而所谓心理学分析其实就是从个体方面认识经济行为，但凯恩斯却并未意识到这与他的总量分析是不相容的。当然，这也是很多研究方法论的学者认为凯恩斯“总量分析法”不过是马歇尔等人“个量分析法”扩大化的原因。实际上，凯恩斯方法论的根本缺陷在于，他的总量分析并没有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认识上，其中最明显的问题是他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直接继承于萨伊、马歇尔等人而非马克思，而后者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基于总量关系的劳动价值论和基于阶级关系的分配理论。虽然劳动价值论古已有之，且在李嘉图那里已得到了极大发展，但这种劳动价值论却带有很强的个人主义色彩。相反，马克思对古典劳动价值论改造的精髓在于，他将斯密、李嘉图所说的“个体劳动时间”定义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意味着超过了“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生产的商品不创造价值，也就是说“价值”在马克思那里体现的是一种基于社会层面的总量关系。正是在这种总量关系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商品价值最终会转化为生产价格，而一些研究价值转形的学者却认为马克思犯了方法论错误，或者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没有必要的迂回”。显然，真正错误的是那些根深蒂固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者，他们不了解马克思的生产价格论是总量分析的结果，“转形”正是为了说明分配的阶级关系而不是说明单个商品的相对价格，否则马克思没有必要强调价值转形后的生产价格总和与价值总和相等这一总量规定。因此，西方研究凯恩斯方法论的学者们错误地认为，就总体研究资本主义而言，凯恩斯和马克思是相同的，例如克莱因认为，如果从可观察到的数值而不是从经济行为看，马克思所说的不变价值加可变价值加剩余价值等于总产量的价值，与凯恩斯提出的消费加投资等于国民收入在方法论上非常相似。这显然是对马克思总体方法论的误解，也是对凯恩斯建立在个体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宏观分析的误解。

因此，尽管凯恩斯经济学采取的是总量研究方法，但这里的总量更像是一种没有具体内涵和结构的抽象概念，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个人行为理论在宏观经济层面的反映，其突出表现为凯恩斯建立在三大心理规律基础上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其一，关于消费需求。虽然凯恩斯认识到消费需求同收入有关，但他并未具体分析收入在各个阶级之间的分配，而是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来解释消费不足，这其实是用个人的心理规律取代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总体性分析。其二，关于投资需求。凯恩斯对投资需求不足的分析同样归结为资本家预期未来利润率下降，如将资本积累和利润率下降的总体性规律简单归结为个别资本家的预期以回避现实问题，而技术进步条件下发生的平均利润率的总体性降低所引起的投资需求降低，不可能只是归于单个资本家的预期，它一定是总体的社会资本积累矛盾的表现。其三，关于流动性偏好。所谓的流动偏好性理论，其实是将社会总体的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总量之间的对应关系，看成是个人为了追求流动性而持有的货币量；而且凯恩斯将利率视为由货币供求决定的看法也不客观，因为利率不可能高于平均利润率，而后者则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总体性分析相联系。

(二)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内在缺陷

正因为凯恩斯经济学没有一个坚实的“微观基础”能与其宏观经济分析统一起来，因此其总量分析时常需要回到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中寻求宏观理论的支点。显然后来的希克斯、萨缪尔森等人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在将凯恩斯的总量分析嫁接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后，其同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竟然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据此，后来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革命仅仅是马歇尔经济学在宏观应用上的一种特例；这固然是他们试图强化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纲领之均衡分析内核的表现，但其用所谓刚性工资假设或用长期与短期区别来调和这两种理论的做法并没有切中肯綮。因为如果按照这种拉卡托斯式的理论综合方法，凯恩斯的理论至多冲击了马歇尔经济学均衡内核的保护带；即使马歇尔经济学与现实不符，人们也不会放弃原有的理论，而是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添加假设的方式继续对现实给予解释。实际上，如果要将凯恩斯的宏观分析与马歇尔的微观分析综合起来，首先一定是二者分别具有不同的方法论分析范式，否则理论综合没有意义；其次是两种理论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以使之相互补充，如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范式强调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和微观经济学的宏观表现。但在方法论个体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无论是马歇尔还是凯恩斯都只是将社会看成众多单个的个人、家庭和企业的拼合，却不将其视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经济实体，由此这种理论上的综合也只可能是形式上而非内容上的综合。

从方法论上看，马歇尔的均衡分析与凯恩斯的非均衡分析之所以能够杂糅在一起，其根本原因在于，萨缪尔森等人所理解的凯恩斯的总量分析是物质性的、技术性的，而非马克思经济学所强调的总体性的、社会性的。因此，凯恩斯这种总量分析本质上仍然是无差别的微观个体经济行为的加总；即使没有所谓的“加总难题”，按照这种方式去理解凯恩斯也必然是将凯恩斯理解成马歇尔的特例。特例意味着本质是相同的，只不过理论假设不同；按照弗里德曼工具主义方法论的理解，假设不同是不会对理论本身构成实质性威胁的。当然，凯恩斯本人也提到过，他的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并不是要找出其逻辑错误，而是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很少或未能得到满足，因而不能用来解释现实问题。而且凯恩斯也认为，对假设进行必要的限制以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充分就业理论还是成立的。然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始终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他根据经验所得到的物价论和工资论适用于任何市场类型，这意味着他并未打算另辟蹊径建立一套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的市场运行机制理论。因此，即使从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内容来看，凯恩斯对马歇尔经济学的背离也不是彻底的，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最终看法始终是一致的；只不过在凯恩斯那里，实现供求均衡的过程必须施加政府干预，马歇尔则认为这个过程可以自动调节。因此，无论从理论的发展性还是完善性来讲，虽然将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视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但其综合却远不能说是成功的。

综上，我们讨论了新古典个体主义均衡经济学方法论的片面性，也探讨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方法论的革命意义及其方法论的不彻底性，但并未谈及的核心问题是，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相较于马克思总体方法论而言，究竟怎样表现为一种“内在缺陷”而不仅仅是一种“研究视角差异”？这里以对象方法为例来讨论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在缺陷。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关系，着重对经济本质进行探讨，因而属于政治经济学；而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更加关注经济现象，因而属于适用于一切社会的经济学。然而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企图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对象方法上的差异简单归结为研究视角的差异。但如吴易风所说，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对象方法上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1)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2)要不要研究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3)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对象方法作为一种总体方法涵盖了主流经济学的对象方法，但主流经济学的对象方法却将这些需要研究的问题视为其理论前提已经加以确定了。更为严重的是，主流经济学这种研究资源配置的理论不仅将其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成永恒的自然真理，还把它得出的结论赋予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普适性，这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危害性，不得不说是其对象方法的内在缺陷所造成的恶果。

还有一个相关问题是，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在缺陷是否与其哲学方法论的内在缺陷有关？如前所述，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是经济学方法论和哲学方法论的统一，而马克思能够从总体上剖析资本主义制度与其总体意义上的历史哲学是分不开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最重要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者的共同特征在于体现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其中，经验主义哲学只承认经验在认识论中的作用，否认存在先验的绝对真理，因此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为经验主义哲学的必然推论，这决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必然是建立在个人自由选择和自由交换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之上；而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科学哲学借鉴而来，这意味着与这种理性主义的哲学方法论相适应的经济学方法论分析也必然是个人行为。不过，个人行为在融合功利主义哲学之前还具有社会性，这表现为经济学在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是同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道德哲学相联系的。例如斯密同时分析了经济人(《国富论》)和道德人(《道德情操论》)之间的关系，这表明斯密研究的其实是社会人而不是原子式的个人；但他却没有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认识贯穿于其经济学研究中，从而为主流经济学的功利主义个体方法论奠定了错误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讨论的其实是主流经济学个体主义和经济人两个信条的哲学渊源，其一是理性主义哲学，其二是功利主义哲学。当然，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将经济社会描述为一个确定性的轨道世界，完全是受近代牛顿物理学的影响。或者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变化)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总体)世界观是完全相反的；这在经济学分析中突出表现为马克思研究的是变化的总体，而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是不变的个体。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一切批判，都可以看作对当代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所依据的哲学方法论内在缺陷的批判。

五、结语：理解马克思方法论的总体原则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虽然学界对马克思的研究对象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毫无疑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是整体研究，而同这种整体研究相适应的是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正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得出的思想总体和客观总体的辩证关系，实际上也就是总体方法论的根本体现，其最终目的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但新古典经济学供求传统下以生产函数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因注重技术关系而排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冲突，严重依赖对价格、供求、消费、投资等变量的计量化和模型化解析，却不探究这些表层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关系及其运动规律，因而在解释和指导经济运行时往往难以对现实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其原因恰恰在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存在不可消弭的内在缺陷，且这种个体主义的均衡分析同现实的总体社会分析是不相容的；相反，只有从总体的宏观层面才能揭示事物发生、发展、灭亡的运动规律，而社会化的个体运动规律也只有在阐明宏观经济运行规律之后才能得到更好的说明。显然，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总体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也正是总体方法论。

与传统的研究马克思方法论的学者不同，本文对马克思方法论的研究始终坚持总体原则。这里的总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其一，本文对马克思方法论的研究不拘泥于马克思在某一时期的某一本著作，无论这本著作是对哲学的批判还是对经济学的批判，我们认为都可以看作马克思总体方法论的一部分。正如我们熟知的，马克思首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才会在经济学研究中将现实的经济关系而不是概念范畴视为客观总体，进而上升到思想总体，再对这些思想总体按照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和叙述原则进行结构编排。如果只是说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那么就很容易忽略这种方法所具有的总体性质。因此，那种认为《资本论》作为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成熟著作而体现经济学方法论却反对或弱化其哲学解读的看法，其实是割裂了马克思总体方法论作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和哲学方法论的统一整体之间的内在联系。

其二，本文对马克思方法论的阐述并没有遵循传统形式，例如把马克思的方法概括为具体与抽象、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等人们熟知的那些形式。因为如果单纯地论述这些具体的方法而不阐明这些方法是如何在马克思著作中“整体地生产出来”，就很容易孤立地看待这些方法在《资本论》中的地位和作用。例如人们习惯于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得出以上所说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然后再从《资本论》中寻找相应的文本以佐证马克思确实是使用这些方法进行理论创作的；但这仅仅是在就方法谈方法，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为何在《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整体的生产过程”，在第二卷研究“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进而在第三卷研究“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这种从整体上进行理论结构编排的目的，如何能从相互割裂的方法论中得到说明呢？因此，我们将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创作的文本视为一个整体来探讨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也就是本文将马克思研究对象的方法、范畴的方法、体系结构的方法视作一个整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说明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与其揭示经济运动规律的内在统一性。

其三，本文在比较马克思总体方法论的优越性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之内在缺陷的同时，旨在表明新古典经济学在宏观应用上的失败主要是其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失败，即使是经由总量分析而建立宏观经济体系的凯恩斯经济学，也因其方法论革命的不彻底性而有别于马克思。相反，遵循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即马克思由对象方法、范畴方法、体系结构方法共同构成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体系，对于构建新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今天，我们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原则无疑为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在新时代的内涵下，主要表现如下。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从当前的国民事实出发”，也就是“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当然，这些矛盾和问题正是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产生的，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然联系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其次，在科学界定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诸多范畴的整体结构和层次维度有所创新，以形成更能体现中国经济客观现实的新的范畴体系。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结构和内涵必然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相适应，这就要求居于主导地位的范畴必须具备社会主义的性质，例如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成分是实体经济而不是虚拟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资本是公有资本而不是私人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而不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等。最后，唯有在对研究对象和范畴的整体性进行充分认识和客观把握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构体系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来。比如，这一体系应包含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论、经济改革论、市场经济论、对外开放论和科学发展论等为主导的理论，特别是这些理论的篇章结构与理论整体的内部联系能够实现逻辑上的有机结合，以此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革新。因此，我们今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根本上讲就是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这也是马克思总体方法论赋予当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王璐，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鹏飞，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辑：刘益建；审校：熊晨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