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为“救世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下不断凭借数字技术的先发优势大肆宣传其给所谓“未开化”国家带来的数字文明，表现了帝国主义更具欺骗性和迷惑性的新样态———数字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在消费领域巧取豪夺，给人类社会造成的长远而隐蔽的消极影响程度前所未有。对此，揭示数字帝国主义的数字掠夺实质，厘清数字资本驱动下消费领域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并从中寻求符合中国实际的防范化解策略，对促进我国内需增长向消费为主要驱动力的路径转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数字竞争力具有现实意义。
一、数字帝国主义与消费殖民化的“合谋”
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在其全球扩张的进程中不断呈现出新变化和新特征，但其资本增殖逻辑和运行机制并没有实质改变，依然处于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理论语境之中。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透过对当今资本主义繁荣的数字经济和强大的数字技术实力背后所隐藏尖锐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分析，足以揭示数字帝国主义与消费殖民化的“合谋”只是强制缓解资本社会危机的暂时手段。
(一)数字帝国主义形成演进的基本脉络
资本是进行自行增殖的货币，起点于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随着数字化产业与产业数字化的蓬勃发展，先进数字技术的资本化应用所带来的并非世界平等的数字繁荣和人类的自由解放，而是随着数字资本向少数平台企业不断积累与集中、数字资本主义进入到数字平台垄断这一新型的垄断阶段———数字帝国主义阶段，对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安全造成极大冲击。
1.资本的扩张与帝国主义的出场
随着社会总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过剩资本在利润率下降的大趋势中生成，“狂热地寻求新的生产方法、新的投资、新的冒险”(1)1，不断向利润率更高的部门、领域和空间转移。换言之，资本主义为了延续其生命，发展始终有扩张性。一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趋势为扩张提供内在深层动力。资本的生产、流通和增殖，需要不断打破旧的空间障碍，建立新的空间容量。整个世界不平衡的地理发展而存在的非资本主义区域，就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扩张目标。二是对空间的扩张出于资本主义缓解阶级矛盾的需要。资本发展所遭遇的市场供求逐渐饱和、生产过剩等危机日益突出，必然激发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正如恩格斯所说:“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2)2故而，资本迫切需要将内部矛盾向外转移，以通过对他国空间的经济改良、社会改革或其他方式缓和国内不满情绪。
资本扩张导致的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推动了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兼并，促使了以卡特尔、托拉斯为代表的国际垄断形式的形成。垄断组织又进一步帮助金融寡头聚揽资本，加剧了阶级间的压迫与剥削。早期的资本主义尚不具有典型的帝国主义特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的必然产物。不同于霍布森将帝国主义理解为一种“政策”(3)3，列宁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判断，洞察到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4)4，帝国主义由此而登上历史舞台。
2.数字资本的垄断与数字帝国主义的出场
进入21世纪之后，人类开始进入“数字化”社会形态，海量数据由此催生并运用到资本过程实现价值增殖，数字资本由此而诞生。数字资本不再以提高产品的市场份额为目标进行扩张，而是聚焦于对数据资源的抢夺和圈占。由于数字资源的综合性、复杂性和隐蔽性，拥有强大算力和数据储存能力的数字企业能够打造出“一片可以连接、映射甚至超乎现实社会的虚拟空间”(5)5并作为资本增殖的新场地以维持其持久的垄断式竞争状态，从而推动帝国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数字帝国主义”阶段。
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的模式衍变，数字帝国主义的隐蔽性、扩张性和侵略性的强化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警惕。一方面，数字帝国主义催生于产业霸权和金融霸权累积的基础之上。不同于传统产业从自由竞争到资本垄断所产生的寡头产业，数字产业在西方金融资本垄断框架中衍生出来，并跨越原有的地缘与民族差异壁垒实行全球扩张，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超额利润地位。另一方面，追求资本增殖和利润最大化是数字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数字帝国主义国家正是假借“数字民主”之名，极力推行其“数字糖衣炮弹”政策，利用数字空间的因特网通道作为“无形的手”搜刮世界财富，承继甚至强化了帝国主义的一般特征。正如卢森堡所意识到的那样，资本主义不仅在其“原始积累”时期“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污物”，而且在其余发展阶段亦不改其本性(6)6。
(二)数字消费殖民化的实质
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已发生巨大变化，但无序扩张仍是资本的惯性。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智能设备与移动社交平台的大范围使用，不仅没有带来“人的解放”，反而推动数字帝国主义以更为隐蔽、更加高效的方式在人类世界消费领域实现殖民化。
1.数字帝国主义实行消费殖民的基础
在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和战略资源的背景下，数字帝国主义通过其所控制的数字系统形成的“数字霸权”，在人们“虚假需要”无限膨胀之中不断侵占人们的现实和精神世界，并赋予数字消费殖民以合法性建构。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数字霸权既是数字技术发展的异化结果，又是数字资本主义实现全球消费领域殖民化的基础。
在数据资源获取上，数字帝国主义以“数据自由”之名强制打开他国“数据关口”，把全球数字空间视为“自家后院”，肆意对他国的数据实行“长臂管辖”。根据《Digital2023:Global OverviewReport》显示，作为功能性平台的Facebook在全球最“活跃”社交媒体排名第一，其月活跃最高用户数高达29.34亿人，全球广告受众规模达到21.68亿人。仅Facebook社交软件的活跃用户人群就超过了中国和印度的总人口(1)7。可见，数据霸权“触手”已笼罩了全世界，正在以无声无息的方式推行新型数字殖民。
在数字资源流动上，美国大打“数据安全”牌，极力阻止本国数据流出。2019年与2021年，美国分别与英国、澳大利亚签署了不平等的“云法案”协议。美国可强制要求英、澳企业提供存储的任何数据，但英、澳如欲调取美国境内数据，则受到该法案层层加码的限制。除此之外，美国及其盟友以威胁国家安全之由，对华为及其七十个关联企业竖起科技“铁幕”，带头违反其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美帝国主义意图延续数字霸权的野心昭然若揭。数字帝国主义凭借自身的数字霸权地位，大量“圈占”全球消费者的“第一手”消费数据，将人们社会生活纳入到更为精准的殖民范围之内，致使人们被数与物的双重逻辑深度绑缚。
2.数字帝国主义的数字掠夺新变化
与传统帝国主义相比，数字帝国主义在数字技术加持下的行为愈发无序，其剥削领域从个体的劳动空间深入渗透到生活消费空间，并将数字消费从资本运行的环节升级为资本增殖的王牌手段，表现出数字殖民的特异性。
第一，殖民对象向消费领域延伸。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消费的过程是一次“惊险的跳跃”(2)8，如果出现消费不足的问题，便会导致生产过剩，以至于“摔碎”商品生产者，令资本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旧帝国主义时代的“生产过剩”可借用大规模外销予以解决，而在数字时代则通过精准寻找存在庞大潜在消费者的“世界贸易空白区”。一方面，数字资本借助数字技术为消费用户“画像”，以“反映”消费需求之名，行“控制”消费选择之实，培育出依赖数字算法逻辑的消费主体;另一方面，数字消费对象不再以实体物质形式存在，而转向可无限循环使用和复制的不被损耗的虚拟数字形态，在数字消费虚拟性背景下人的消费欲求被无限制地放大。
第二，殖民途径转向对时空控制权的掠夺。马克思处于传统工业时期，而当今时代已进入资本周期高速运转、生产端与消费端的距离趋于零的时代。帝国主义不再是通过赤裸裸的军事侵略、领土占领等方式瓜分世界，而是更多地通过控制“信息流，就如同在另外一个不同的时代控制了海洋一样”(1)9，以“时间去消灭空间”(2)10进而实现数字掠夺。当网民为其能跻身进入赛博制图空间而欢呼时已悄然失去了自主权，无意识地陷入资本加速运转的湍流之中。
二、数字帝国主义对消费领域的时空掠夺
以旧式殖民主义对他国轻松压制的传统伎俩在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已经失去了合理性，但并不意味着“帝国时代已经终结”(3)11。数字帝国主义正是在弥补旧式帝国主义“退场”所带来的巨大损失的情况下，以更为隐蔽、更具伪装性、更具欺骗性的方式在消费领域中登场。
(一)“无尽”:消费时间的抢夺
从飞鸽传书到电报、电话，再到互联网、移动通信和5G通讯，数据传输率的提升，使空间距离加速萎缩，在数字时代，数字时间取代了数字空间。数字技术的颠覆性创新，与数字帝国主义无止境的贪婪交融在一起，其结果必然是由数字技术加速更迭节奏所造成的窒息感和精明计算下所营造的空虚感。
1.数字生产速率与数字消费速率的协同提升
在数字帝国主义的全新垄断模式下，所有价值领域被都纳入加速运动中，持续提升的数字生产速率对应需要的是数字消费速率的协同提升。为了占据全球价值链条的最顶端，数字帝国主义会不断地更新和淘汰劳动产品，刺激新的数字消费欲望，完成利润收割的最后一步。正如鲍德里亚所强调的:“今天，生产的东西，并不是根据其使用价值或其可能的使用时间而存在，而是恰恰相反———根据其死亡。”(4)12商品在消费中“死亡”的加速，必然会引起商品价格的加速上升，这个过程是建立在数字资本蓄意为之的基础上的。
数字电子设备的微型化、便携化发展，使得数字平台真正渗入到现实生活，实现不受地理限制的消费模式。首先，资本打造“社交+电商”多场景交互发展的数字化消费网络帝国，一方面充分利用消费者的消费分享欲，促使电商融入社交，将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成“分销商”，达成裂变模式。例如平台上“好友砍价”“拼团”等社交推广模式，既实现产品的销售，又以极低的宣传费实现用户的拉新。另一方面，借助数字社交媒体的点赞、好评和打赏等功能放大消费者的虚荣心，鼓吹物质的满足对精神领域的补充，加剧了消费异化行为的横行。其次，资本为消费者提供用于指向性网络消费的信用额度(5)13。由于平台互联互通，借助移动支付工具与网络借贷平台，人们能最大限度脱离实体束缚，无限制放大消费欲求。相较于现实支付，数字消费更容易消解消费者对其自身消费能力的衡量心理、节约观念、实体把控的真实感，再配合更隐性的借贷功能的无门槛使用，最终是以消费者牺牲未来劳动甚至生命作为代价。最后，面对指数式增长的商品堆积，资本往往借用整个社会的速弃性消费的表象制造“个体饥饿式”的心理眩晕。在数字社会的加速规约下，产品更新换代的频率越来越高，人们占有产品还没有来得及体验，就已经“过时”，不得已又投身到新的数字体验“形式”里。数字消费愈丰富，则民众愈是“饥饿”地享受这一虚无的体验，无法按照自己的节奏和需要真正地“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1)14。毋庸置疑，消费者成了这场疯狂生产竞赛和疯狂速弃式消费所形成的恶性循环中“隐形”受害者。
2.生产时间与消费时间界限的消弭
数字帝国主义正将整个社会变成一个24小时不停息的工厂，制造虚幻的数字景观挤占人们的休闲时间，直至消弭了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的界限。数字生产与消费的过程是同步，即平台受众在免费为资本生产数据的同时又免费地享受平台带来的视觉上的刺激。因而，受众对其背后隐性的雇佣关系而不易察觉，甚至心甘情愿被数字平台全天候控制在“生产”岗位上。
当现代人被困于数字消费的湍流之中，那么本该服务于个人的自由发展的闲暇时间便沦为依附于生产的“剩余”时间。一方面，平台的消费者成为平台建设的“免费劳工”。数字平台在不用付出任何劳动力补偿的前提下，建立了点赞、收藏、分享等借用消费者之间相互赞赏和认可的激励机制，鼓励大量网络用户通过更新状态、发布评论和上传照片等方式赋予平台源源不断的内涵，无偿贡献脑力劳动。购物平台的自定义机制同样在消费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谎言占有其劳动成果，催生大量“双面人”，既参与了产品的设计与生产，又是自己产品的消费者。除此之外，数字资本所要抢占的消费市场，不再是基于概率论的市场问卷调查所估算的消费总量，而是通过对消费者的预览、收藏、订单等海量数据进行精准的微观预测，精确地描绘出消费市场需求“画像”，抢夺社会总资本的统治权。另一方面，在数字社会更迭加速之下，雇佣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逐渐消解，被动地学习新产品的操作技能和新知识以适应数字世界的变迁。在“不进则退”工作法则的压力下，劳动者往往将数字平台作为逃离工作的栖身之地。数字劳动者在平台上沉溺于刷短视频、刷朋友圈、刷微博等能即时收获满足感的数字消费，但短暂刺激、断裂孤立的碎片无法形成完整的自我构建，愈加丧失了其对劳动的认同感。数字帝国主义还借助数字平台隐蔽地宣扬消费主义新主张，在数字平台精准推送“你感兴趣的”和“你必须了解的”内容，修饰下的“虚假需求”远远超出了“真实需求”，遮蔽了消费者自身的真实需要。真实需求的丰满性被消磨殆尽后，消费者将生活理想寄托于虚幻的消费生活，导致个人精神陷入了空虚与迷茫。
(二)“无形”:消费空间的侵占
一旦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不变，仍是不能摆脱依附外部空间的宿命，正如列斐伏尔指出的:“资本主义是通过对空间加以征服和整合来维持的”(2)8。在全球化的数字时代，“客观性”不再是空间的唯一属性，实体消费的绝对化空间界限日渐模糊。数字帝国主义的出场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所遭受的现实物理空间限制，将消费主义延续到数字机器着力营造的虚拟空间，为资本主义的数字剥削与信息奴役开辟新的疆土。
1.由财富的直接掠夺过渡到数字资源的隐晦掠夺
借着轮船和大炮就能征服世界、掠夺财富的旧帝国主义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但由于“资本主义离开了利益就不能生存”(3)15，数字资本主义对弱国的剥削、压制和搜刮依然是其延续生命的手段和最终目的所在。随着作为知识和信息载体的数字资源与成熟的算力、算法相结合，对数据的存储、计算和分析成为提升生产力水平的起点和基础，数字资源由此一跃成为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性构成要素。对此，掠夺世界范围内的数字资源必然是数字帝国主义掠夺活动的基本指向。
一方面，数字资本家作为数字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常以提供免费数字服务为诱饵，在短时间内将潜在消费群体吸引至数字平台，再以数据开放、权限共享及身份捆绑等方式，在用户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所留下海量原始数据移交至平台资本家手中。数字资本基于其算力和算法优势，对掠夺来的数据“原材料”进行筛选、分析、加工，以大数据杀熟、差别对待、二选一等数据制成品“卖还”给那些被剥削的网络用户，进一步形成对消费者的“黏性”操纵。
另一方面，由于数字平台具有典型的网络外部性，平台应有的效用与该平台的用户规模呈正相关，这种正反馈机制引致了那些获得对数据独家垄断的数字平台在数字空间占据统治地位。数字平台在实际运行中的公开、透明的表象隐藏着数字权力的偏向性，其凭借对数据商品的垄断，在更大的范围内控制着连接供给与需求的渠道，从而以数字空间所有者身份向入驻空间的用户收取“数字地租”。数字空间的容纳度不受物理空间的束缚，为追求“地租最大化”，将在更大范围内锁定潜在消费者，为商家提供多维用户画像，有效提升供求的精准匹配，借此实现商业资本形态的顺利转化，并以租金的形式转移至数字平台资本家手中。
2.由领土面积扩张过渡到网络消费族群扩大
从列宁的论述来看，帝国主义已完成对世界的瓜分，最直接地表现为物理空间的领土面积迅速扩大。根据历史学家卡尔顿·海斯考证，仅1871年到1900年间，英国海外殖民地便增加了450万平方英里，法国增加了350万平方英里。(1)16但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地理扩张已随“日不落”那一代帝国主义的消逝而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各类网络族群的扩大。
虚拟空间不仅是对实体空间的补充和辅助，也在挑战甚至否认实体空间的主体地位，进而刺激了现实个体的身份意识。首先，虚拟空间以多重身份的“自由”推动个体摆脱地理的束缚，目的在于用一种精心设计的平台的环境和价值目标，广泛地、深刻地影响乃至控制个体。其次，在处于网络权力结构顶端的数字帝国主义的算法“助攻”下，人们越来越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伴，形成以论坛、群、聊天室等为表现形式跨时空的网络部落。网络族群的出现推动了异质个体的社交互动与族群文化形成的同时，也为数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入侵提供了条件。最后，数字资本家利用不稳定的、短暂的网络群众心理，以带有自定义色彩的算法把彰显地位的符号商品精准推荐给用户，意图在诱导网络族群为“共同拥有同样的编码”(2)10冲动买单，等激情消散后又宣称“把物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3)17。当今大众对奢侈品的追求已揭露了这场由数字资本所制定的“你追我赶”消费游戏骗局，对奢侈品的消费表面上成为跻身于一种所谓的“成功人士”团体的跳脚板，但消费者却始终没有摆脱被剥削的命运。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吹捧“个性”“自我独立”价值的年代，连个人的审美趣味都是数字帝国主义的恩赐，也就是说，“用于彰显个性的意象符号恰恰是资本逻辑下的均质化的产物”(4)18。
3.由“残酷”物理空间过渡到“美好”景观的创造
当物理空间的制约作用正趋减弱之时，资本主义开始试图编造景观“谎言”持续为自己的剥削性披上一层理性化、合法化的外衣。相较于传统的政治控制与经济手段只是为了给伪造的生活再平添虚假的理由，数字帝国主义以更隐蔽、更精巧的数字操控手段浸入了人们更深层的精神领域，并在其想象空间勾勒出“华丽”的消费盛宴。
首先，数字技术加剧了景观与现实生活的分离。景观应是对现实社会的映射，却企图僭越真实存在而成为社会本体。资本主导下的数字解析往往偏重利益，单向度地强化了整个世界可量化维度，通过分析主题搜索、订单交易等等数据，刻意引导与精准触及一个个消费受众。这被称为“屈从式消费”，突出感官享受而弱化智性参与，使人虚化甚至架空了其所在现实社会的历史基础，逐渐失去对现实生活的积极参与和创造。
其次，“人-景观”关系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发生了主体与客体的颠倒。本应“被看”的景观反过来掌握了“看”的主体权。当代个体的经济行为已被数字技术全方位审视、分析与画像，造成刻意展示出来的对象与自以为占据优势地位的“看者”处于一种不平等关系。立着“投其所好”牌匾的定向广告实质上是资本针对不同的受众构建相对个性化的广告景观，使广告能在合适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准确无误地传递至目标群体。例如平台的“猜你喜欢”“为你推荐”、朋友圈的嵌入式的广告推送等，体现数字资本对民众“看”的主体权的支配与控制。
最后，在景观社会中数字成为新的“上帝”，敦促消费者转变为自我规训的主体。根据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民众是借以对“上帝”的崇拜，逃避现实世界的苦难，欺骗性地为现实政治辩护。数字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使人不再受宗教或政治的强制性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大量的情景式、叙事性和图像化的数字方式冲击受众的消费心理，刻意塑造新的“理想生活”秩序与模式，建立“我消费故我存在”的稳固信仰，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潜藏在社会关系中的规训力量。数字崇拜的信徒们在不自觉中窒息了现实生活中肉体痛苦和压迫所引发的反抗能力和革命斗志，甚至将其“升级”为助力资本扩张过程的“帮凶”。
三、数字消费殖民化的严重挑战
在数字资本狂飙猛进的时代里，较多民众自愿接受电子设备屏幕内的高度整合和全方位监控，任由主体性随数字资本无止境地扩张而消磨殆尽。无论数字资本在社会责任层面上履行得如何到位，其技术运用和平台规则的制定始终只服务于其自身的利益。在新时代确保国家安全与数字经济健康发展，需要深刻揭露数字帝国主义所带来的三重挑战。
(一)消费殖民化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控制意图
数字资本超越物理空间而向数字空间扩张，并建立了具有垄断性的数字平台基础，有意制造数字领域新的不平等，突破了“超经济”限制从而实现数字资本的自由输出。艾伦·伍德认为，资本帝国主义所追求的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无须借助于政治统治而树立经济霸权(1)19。数字帝国主义构建全球化的数字消费体系隐晦地回避了国际舆论谴责，更高效、更快速地将全球消费用户纳入到资本主义的剥削体系中，加剧了民众与数字寡头、产业资本与数字资本、非帝国主义国家与数字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数字技术叠加金融资本后并没有遏制社会分裂的趋势，反而以数字平台对世界财富的“虹吸效应”，加剧贫富差距，使得各阶层之间的财富鸿沟越来越深。一方面，由于网络用户在平台上有意或无意地向终端传递个人数据，经由算法分析后变得具有预测性。据此，数字资本在消费领域锁定海量用户，操控着消费者的欲望、需要与情感，不断地收割消费者的剩余。美国作为最典型的数字帝国主义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也是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基尼系数常年保持在国际警戒线以上的高位(1)20。另一方面，享有数据垄断优势的数字资本呈现对实体企业的主导特征。实体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抢得先机，必须依靠各大“流量”数字平台及时获取商品需求和流通的数据，才能相对顺利地实现精准生产。数字平台没有拥有实体资产，也不生产任何可供消费的产品，例如全球最大的出租车公司Uber没有汽车、最大的住宿提供商Airbnb没有任何房产等等，但这些数字平台却能每年通过庞大的数据流量从对实体企业的支配中获得高额利润。根据公布的2022年福布斯富豪榜，排名前十的世界富豪中就有六位是出自互联网平台型企业。
大数据时代的全球数字殖民无疑将数字帝国主义内部的不平等、不正义延伸到非帝国主义国家，使得弱国与强国之间的贫富差距更为悬殊，形成“金字塔”式消费等级。数字帝国主义践踏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境况，以“文明人”对“原始人”的优越感，强制边缘国家接受非公平、不均衡的国际数字秩序，掌控全球交易与流通的“命门”。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碳”话语和“碳”体制为例，数字帝国主义不仅将生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表象化为个人原因，甚至以意识形态偏见、文化歧视、种族歧视等霸权思维抨击发展中国家的饮食消费、出行消费等，潜移默化地“倒逼”消费者主动投向所谓“文明”的消费形态。在这种“生态理性”之下隐藏的是无止尽的浪费，为数字帝国主义的消费剥削制造了假象，也顺理成章地将生态危机的责任和成本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及其民众。
(二)消费殖民化对他国的政治威胁
数字帝国主义通过对数字平台的垄断和全球数字经济“信息流”的掌控，肆无忌惮地进行国与国间的政治博弈。不同于传统帝国主义采用军队的直接侵略，数字帝国主义借助观念的侵入实现“无形”的政治操盘，因为“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2)21。不可否认，数字技术的确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助力的“文明效应”，但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的“合谋”，也必然会产生“野蛮效应”(3)22。其“野蛮效应”在政治层面表现为，给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润物细无声”之势入侵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契机，不仅借消费的齐一化消弥了民族文化的差异，还妄图利用平台舆论等手段颠覆边缘国家的政权。
其一，民族国家的意识被全球消费意识所代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数字帝国主义巧妙地将其意识形态理念植入各类数字消费品里，看似宣扬消费自由实则以更为温和的方式干扰甚至改变边缘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指出全球繁荣文化事业背后的世界级阴谋:“要使全球80%被‘边缘化’的人安分守己，20%搭上全球化快车的人可以高枕无忧，就需要采取色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消耗被‘边缘化’的人的精力、发泄他们的不满情绪。”(4)23虽然一些边缘国家民众能够意识到消费主义的危害性并加以抵制，但数字的无处不在的特性，却使边缘国家民众难以摆脱成为数字帝国主义的“精神奴隶”。在数字空间这个无国界的大市场里，大众文化如同其他普通商品一样，经由同一套标准和程序被裁剪和设计出来，其内容逐渐成了一种“单向度”的存在。国家民族特色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在无形中消弭，随之而来的是文化虚无主义的滋生蔓延。数字帝国主义在文化虚无主义的加持下，解构了民族文化内部整合力的同时，还导致数字主体在价值选择上失去判断力，不自觉地产生了对西方数字文化的盲目崇拜，最终使边缘国家不得不向亲资本制度转型。
其二，强化社会的“原子化”实现和平演变。以“原子式”个人自由为核心的新消费主义与数字技术的合谋，对不掌握数字平台管理权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社会共同体意识，瓦解了社会的凝聚力，滋生极端利己主义，这无疑为盲目的自由民主梦想和各种“颜色革命”做了开路准备。网络平台的多主体参与表象掩盖了数字巨头的话语权垄性，使得民众在数字空间被误导和利用而不自知。2020年6月，美国一些政客提出所谓的“清洁网络”计划，Twitter平台随即宣布关闭17万个“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账号，这表明所谓“自由”“民主”的言论表达从来都只是平台根据资本和霸权利益通过黑匣子算法筛选出来的。不仅如此，数字帝国主义还会制造大量水军，炮制虚假消息来操控消费者的思想观念，进而干涉和引导国际舆论走向，最终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无论是亚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欧亚国家的“颜色革命”，还是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背后都可见美国等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优兔(You Tube)等数字媒介颠覆他国政权的影子。
(三)消费殖民化对阶级力量的消解
在私有制的保护下，资产阶级合法地享有原料、工具等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导致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与生产资料分离，因而对生产资料的争夺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矛盾的焦点。数字帝国主义凭借其数字技术的优势，更大范围扩展了资本剥削体系，致使原有的社会阶级结构严重失衡。为了分化无产阶级的反抗力量，数字帝国主义以数据共享为口号，在全球范围内以新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软殖民，借此削弱民众的阶级意识。
首先，数字帝国主义蓄意制造数据景观，转移阶级剥削的痛苦。数字资本巧妙地利用数字空间这一“温柔的监狱”，用算法为网络用户量身打造成一身“数据皮肤”，使其在主观上把自己的“想要”转化为“需要”，以消费这一新型“鸦片”麻痹现实的痛楚，心甘情愿地被异化为资本剥削流水线上的工具。虚假需要的疯狂消费使人“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1)24，丧失了自主选择与批判的能力，成为资本的提线木偶。这是一场消费狂欢的闹剧，是一个不知餍足的饕餮开场秀，目的在于“窒息”无产阶级在劳动异化后由肉体痛苦和压迫所引发的反抗能力和革命斗志。
其次，数据资源天然的共享性掩盖了私有制的排他性。在数字时代，普通网络用户可主动寻求数据资源，并可无差别地拥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面对工人阶级的新变化，不少学者将西方早期关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已退居“幕后”的言论进行到底，模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从根本上否认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历史使命。实际上，数字资本的所谓数据共享性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企图利用表面的数据红利消融一切对立，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排他性，数据资源仅是名义上共享和开放，其所有权属于平台系统背后的数字资本。正是这一表象遮蔽了数字帝国主义背后的技术霸权和阶级剥削。
最后，数字资本吹嘘符号身份，模糊本质层面的阶级身份。数字虚拟世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实现对现实生活的全面渗透，现实的生命主体被“赋予标签化的‘算法身份’”(2)25后，便转化为由一组数字符号组成的数字主体。碎片化的数字主体常因某些时尚、爱好、偶像等符号聚集于虚幻共同体之中，形成多元虚拟身份，只是由于数字空间上的“不在场”互动而难以增加共同体内部的黏合性。针对其弱点，数字帝国主义通过算法分类功能强化网络族群的矛盾，使得数字主体对集体认可和阶级身份认可愈加模糊。女权主义运动、种族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等各种所谓为弱势群体争取利益的线上运动都是没有结果的、虚伪的表演秀，是数字资本转移阶级矛盾的障眼法。因而，当代的“数字无产阶级”不仅将其革命的历史任务抛之脑后，还难以自发地生成统一的阶级意识，丧失了“掘墓人”的阶级属性。
四、应对数字帝国主义的相关策略
通过对数字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揭示和对比不难发现，中国虽是数据资源大国(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9.8%(1))，但并不具备数字帝国主义的典型特点。与数字帝国主义谋求个别或者少数国家的利益最大化不同，中国以各国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地，旨在消弭数字鸿沟，在全球范围内共享数字时代红利，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中国不做“数字霸权国”，也绝不甘心成为“数据附庸国”。面对帝国主义国家引发的消费领域中的数字垄断、数字鸿沟和数字奴隶等数字乱象，中国不仅要解码其在数字时代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表征，还需要借助我国数字技术的高质量发展及民众的主观能动性，跳出数字帝国主义所设置的“消费陷阱”。
(一)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打造公正有序的消费空间
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横流中，没有数字技术的创新，就难以打破数字帝国主义在全球消费市场的垄断与封锁。大力发展数字技术，增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是中国避免数字帝国主义剥削与压迫的根本出路:一是突破数字帝国主义的核心技术钳制，实现“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2)26。如，推动重点领域的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解决好战略必争的芯片、软件、操作系统等“卡脖子”技术和部件问题。二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增强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提高数字产品的竞争力，打破美西方在数字领域的垄断地位，促使数据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合法合理地有序流动。
加快构建数字消费空间的新秩序。数据安全是消费安全的基础，不仅涉及个体信息权，还涉及国家安全和集体利益。一是完善数字体制机制以实现数字空间的天朗气清。我国2022年9月1日施行《数据安全法》，有利于加强提升国家数据安全保障能力，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充分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更好地服务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不断地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动态性的美好生活需要。二是惩治数字空间内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行为以规避资本逻辑下的消费异化模式。我国加强了对从事数据处理活动和掌握大量民众数字信息的网络平台运营者赴国外上市的数据监管和安全审查，不断提升数字空间执法的针对性、时效性和威慑力，防止中国用户的数据成为他国监视、分析中国消费市场的工具，规范大数据使用的方向，实现国内社会资源的调配，把社会生产的供需比例维持在有序状态。
(二)加强数字技术伦理治理，防止资本逻辑野蛮生长
数字技术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深度嵌入社会运行秩序，离不开人与人的伦理关系模式。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在为公众带来美好愿景的同时也形成了对数字消费宰制的社会伦理风险。对此，根据我国科技发展的实际，构建和创新数字技术伦理治理体系的本土范式，为在技术向上的基础上走向技术向善提供支持。
首先，促进科技与人文融合生长。数字技术的创新、研发和应用各环节都离不开人，必须回归“以人为本”的核心消费轨道，打破数字帝国主义对平台消费的私人垄断和强制占有，真正实现消费选择自由。而人文精神的进一步发展不应在数字技术与人类社会之间竖起一道屏障，而是应在承认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接受人和技术密不可分的前提下，引导消费者树立适度消费的绿色消费观，培养自律消费意识，推动数字消费与数字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其次，坚持权利与责任相统一。在明确技术发展以人为本的价值指向的基础上，推动算法走向公开透明，保护我国数字网民在平台消费过程中的知情权和隐私权等基本权利。面对数字技术发展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对社会的全面渗透，我国不仅要注重考虑如何从数据中获取重要的物质利益，更需要考虑如何承担相应责任。政府、科研院所、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应跳出仅对技术应用结果进行追溯性反思的局限，注重对技术风险进行一种具有前瞻性、建设性的批判和治理，更主动、更自觉地应对和处理数字技术发展中的各种问题。
最后，强化技术伦理制度规训。从社会历史理论视野去分析，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必须将对技术异化批判反思的关注点从技术的自然属性分析转向明确技术活动的属人本性，从社会因素层面寻求克服困境的出路。增强数字技术活动的伦理制度规训，促使技术发展受制于价值驱动力和约束力的行动框架，从根本上限制资本通过技术垄断控制和奴役消费者，真正做到服务消费者的本质需求。
(三)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凝聚全球阶级力量
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乐观地预测，通信技术促成了“诸众”的形成，这些个体拥有资本和帝国权力之外的力量，是反抗帝国最重要的砝码。世界互联互通和数字领域的虚拟性、即时性和跨国性，创造了全球市场和全球消费者群体。消费行为主体的高频度、超越时空的互动与融合，彼此之间的利益相互交缠在一起，数字风险的出现使各行为主体更容易产生相互依存感和共同命运感。事实上，如果仅从数字消费的角度来看，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初级的数字共同体，但发展至能反抗数字帝国主义的强大“砝码”还需依托诸多支撑要素。
从理念支撑要素来看，在传统的西方“适者生存”“赢者通吃”治理理念背景下，当今数字共同体的成员是以一种被算法决定的非自由的“个体”形式存在，为了避免共同体的彻底沉沦，探索一种新的国际治理理念对形成成熟和健康的共同体具有必要性。由于数字资源只有流动、交换才具有意义，数字时代注定是一个共享合作、休戚与共的时代。“立足于统筹性的互惠性，是数字命运共同体能够肩负起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重任的重要特征”(1)27。身处高度互联的数字时代，中国以全球倡议者的姿态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数字经济问题上探寻“最大公约数”，充分肯定人的平等、自由等生命价值，致力于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数字世界。
从实践途径来看，数字帝国主义在标榜“数字自由”的同时，第三世界国家被迫困于“数字陷阱”，而中国正在以实际行动推动塑造真正平等、自由的“共同体”认知。中国尊重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主权，推动数字“一带一路”的实施，建立中国数字高科技企业和5G技术等高新技术与各国的数字化合作对接机制，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数字领域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支持、技术支持和人才支持，推进数字技术优势互补、数字成果共享。中国正在引领数字全球化的浪潮，以全球数字治理的实践推动世界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迈进，团结一切受压迫受剥削的国家与民族，在全球范围内凝聚起强大的反帝国主义力量，促进数字时代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总而言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面临的数字风险和挑战是未知的、复杂的。数字帝国主义虽然必然会受到社会主义进步力量的制约，但在总体呈现衰落的趋势的同时，也会因其霸权地位受到威胁而进行疯狂反扑。因此，立足新发展格局，放眼新的数字文明时代，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走独立自主的创新驱动发展道路，进一步激发我国消费潜力，优化国内外消费环境，才能为打破数字帝国主义霸权统治局面、形成更适合人类发展的数字空间积蓄现实力量。
（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编辑：刘益建；审校：熊晨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