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和消费既是人类一切社会形态的基本活动，也是阶段性和特殊性的历史实践。因此，要理解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不同矛盾和辩证关系，就不能脱离社会性质并停留于抽象的一般层面，而必须“去研究每一种生产方式和以此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制度”。正因如此，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以生产、消费以及二者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为关键线索，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方式的动态化考察和批判反思，并科学地指认出资本增殖逻辑对生产和消费的全面宰制和由此造成的颠倒异化现实。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不仅成为改造和形塑整个社会文化和“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而且还联袂资本逻辑催生出数字资本新样态，设计出数字化中介的新世界和新的历史总体。与之相应，消费和消费异化也获得了“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消费异化的扩张延伸对经济社会以及个体发展的破坏作用和消极影响也远甚于以往。因此，立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明晰生产和消费的本质内涵及辩证关系，展开对数字生产和消费异化的解码和批判性分析，复归生产和消费的本真意涵，探索消解数字生产与消费异化的进路，成为最紧要和迫切的时代课题。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塑形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组织解剖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筹划和内在机理的解剖分析是以生产和消费以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塑形为切入点的。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融汇了论述生产和消费的双重语境：一是作为一切时代共同标志和规定的生产和消费一般；二是作为适用于某个或个别生产时代的生产和消费特殊。马克思在对一般条件进行抽绎，同时对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描绘成“永恒的自然形式”的根本缺点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指认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独特属性和特殊表征。

1.作为起始—终点的生产和消费的统一关系

在一切社会形态中，生产都是始基、出发点和前提，不仅就生产之于消费而言，而且就生产之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皆是如此。生产是人类存在和“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生产或生产劳动首先是人类基于自身需要而“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依凭“对自然物的占有”而生存和实现种的延续是它最初始、最直接的意图。因此，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最首要、最现实的第一个生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生存生活和创造历史，“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而，抛开具体的生产背景和生产由以展开的具象化条件，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本身“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这种生产一旦中断，中断的破坏力就会迅速波及整个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物质及精神的全部力量。因此，从根本上说，生产和生产逻辑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首要性和决定性的逻辑。一方面，“生产是实际的起点”是起支配和决定作用的活动，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和提供现实对象，没有生产，消费就会沦为堂吉诃德式的画饼充饥和纯粹幻想。生产不仅生产消费的实体、对象和材料，还生产消费的内容和方式。比如，没有刀叉的生产，就没有刀叉的使用和消费，生产“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另一方面，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实现，是消灭产品和使产品成为现实产品的最后环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而且，作为目的指向和制导，消费还“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从联动关系上说，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生产和消费是首尾呼应、有机统一的动态嵌合关系。

2.作为手段—目的的生产和消费的同一运动

在生产和消费的统一关系中，生产和消费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作为手段和目的的生产和消费具有同一性。首先，就“生产的消费”而言，“生产直接也是消费。双重的消费”。对主体而言，在架构起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的过程中，自然或自然物是客体和被动因素，而个体作为行为的主动发起者是主体和主动因素。生产劳动的过程，就是主体以自身的需要和审美为尺度，发挥和运用自身的本质力量和能动能力，改造和形塑客体世界的对象化确证过程。主体将自身的力量输出、释放和灌注在对象化客体身上的活动就是自身能力的消耗和支出过程，“这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种消费完全一样”，即在生命交替繁衍和新能力的积蓄发展中消耗和支出、交付和贡献。生产过程不仅消费主体的能力，还消费客体的资料。主体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生产工具被运用、被磨损，同时，“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生产资料破坏和否定“自己的自然形状和自然特性”，以换取作为新产品组成部分的肯定形式和崭新形状。“生产的消费”表明“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其次，就“消费的生产”而言，消费直接也是生产，双重的生产。对主体而言，在吃、穿、住、喝等形式的消费和活动中，人生产自己的肉体和精神，在对象化的创造和生产活动中支出和消耗的能力会以新的形式复归于人，以实现自身发展和能力升级。对于生产资料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消费式生产，就“如在自然界中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的消耗实质是将自身的价值迁移到新产品上。在单一的运动和闭环结构中，生产是手段，消费是目的。而在无限循环的运动和开放系统中，生产和消费的任意一方都“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中介”。就此而言，生产和消费互为彼此、互不可缺、相互依存、互相创造。

3.作为现实—可能的生产和消费的互动升级

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都具有典型的物质现实性和层级发展性。就生产和消费的层级发展而言，人类社会是从最必需、最必要、最粗陋、最节约、最有限的生产活动开始的，最初的生产只是为了满足人的肉体性存在和种的繁衍。随着生产的向前推动、能力的增殖膨胀和交往的范围扩展，生产和生产力总量的扩容增量促进“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增长”。一旦生产告别低级的野蛮、卑陋和短缺状态，也意味着生产携需要、消费一起踏入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和丰富状态。“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从生产进阶引致新的需要和需要升级可以看出，生产不仅生产供消费的对象和材料，而且还滋养和孕育新的消费涵养和消费能力，“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因此，生产“为对象生产主体”。就生产和消费的物质现实性而言，消费不仅促成产品完成现实成熟状态，而且还为新的产品生产提供新的动机和开辟新的可能空间。究其原因，消费是生产的动机和目的，旧有消费的满足会迅即生发出新需求和新消费，新消费又会引发和“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这种“新的生产的需要”作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是现实生产的前导和依据，是潜在的可能生产。这种内在的动机、潜能和驱使作为生产的可能一直存在，直到观念的对象变为现实。总之，以观念形式的生产为蓝图，诞生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模式，新生产方式、标准和模式是对新的消费需要和诉求的积极回应和满足。因而，作为可能和现实的生产和消费，新的生产和新的消费在良性互动中实现螺旋拉升和动态适配。

4.作为历史—阶段的生产和消费的殊异样态

以上只是关于生产和消费一般的、简化的和抽象的论述，作为共有的条件和形式，我们只需抽绎要素条件就够了，而不必叙述劳动社会关系。但是，任何生产和消费都是一定社会性质和具体样态的生产和消费，因而必须探求生产和消费的具体模态及其背后深层的社会关系和结构性根源。在此前提下，马克思聚焦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消费。他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私有化条件下资本统筹和架构的社会，其中，资本是起衡准、决定、支配和重塑一切作用的“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在私有化的资本统摄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和消费”的“感性展现”全部都表现为现实的“私有财产的运动”，结果必然产生生产和消费的异化。就生产异化而言，它的“真正目的不是一笔资本养活多少工人，而是它带来多少利息，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交换价值成为生产的至上目的，人也取得了商品的规定性，被当作非人的商品、商品人。就消费异化而言，它受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环节嵌套和相互关系所规制与裁断，在商品化世界，不仅“直接占有产品”不是生产者的目的，而且商品的创造者也不能直接拥有和使用商品。相反，商品一经完成，就脱离生产者的控制并与之形成一种“外在的关系”，商品要回到生产者身边，与他是商品生产者和创造者的功能和身份无关，而只与他在社会分配交换中取得的货币份额有关。因此，消费异化还表征为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消费鸿沟、反差，以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矛盾对抗这种“恶的无限循环”。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种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生产和财富增长的积极创造的力量异化为主体之外的消极破坏的力量。

二、被夺舍的数字生产—消费社会的僭越和转场

资本的本质决定资本的意向和行为范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增殖积累是资本的最大本质，发展或不发展生产由资本增殖积累的本质和目的定夺。从物质相对匮乏的工业社会到物质丰裕的后工业社会再到非物质生产日渐主导的数字社会，发展生产和实体经济早已无法满足资本增殖积累的欲求。尽管数字技术重构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全部社会生活，但同时，数字技术的形式化塑造不仅没有扭转实体经济衰微和产业空心化的颓势，反而进一步颠倒和夺舍了真正的数字生产，它使数字资本主义社会进一步沦为被消费主义侵浸变形的社会，由此暴露出数字资本主义的退步性和历史局限性。

1.资本逻辑的核心化统摄

“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从工人一边来看，就是“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因而他的劳动具有雇佣劳动的形式”。从资本一边来看，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在新的生产过程中，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分离并僭越和脱离使用价值成为自我推动的自治目的，使用价值抑或生产力都受资本增殖目的的差使，而资本或交换价值“仅仅是将他们作为自身暂时的可处置的具象”。资本虽然不直接是物，但是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又可以是任何一种物，它“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若干交换价值、若干社会量的总和”。因此，资本可以是生产资料，可以是手工工具，可以是棉花、蔗糖、铁路和轮船，可以是机器和机器体系，也可以是数据资源、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一句话，“资本的躯体可以经常改变，但不会使资本有丝毫改变”。只有采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方法，将资本主义作为起点，把新技术“视为更深层次资本主义倾向的产物”，才能透视资本的本质和资本躯体易变性之间的真实关系。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种连续性、持久性的趋势，“正像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相继更迭一样，在各种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形成上，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资本主义在技术等关键要素的持续加持下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自主性变革、自适应调整和跨越式创新，以动态化、灵敏化地保存和增大自身。正像马克思在谈到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时所指出的，机器的运用并不是为了减少工人劳动的辛劳和不幸，而是为了顽强对抗和抵消工人的不屈与抗争所可能造成的增殖梗阻，机器应用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场域固锁了它的作用发挥和历史效应。无独有偶，数字技术的研发以及在资本主义中的拓展应用也不是为了减轻人们的负累和实现数字技术的普遍共享，相反，数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是为了给在激烈的市场竞逐中遭遇逆流和受挤压的资本寻找新的增殖机遇与保持新一轮的增殖主动，数字技术和数字技术体系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资本增殖的立足点和支撑点。因此，问题的关键和核心从来都“不是‘纯粹的技术’，而是技术同资本的特殊需要的密切结合”。马克思一开始就抓住问题的症结，在变（趋势）和不变（本质）的弹性区间，指出了资本逻辑在不同领域、借助不同物化手段实现商品化再造和扩大积累的灵动策略。马克思关于资本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今天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恰切性和适用性，因为“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秩序可以被看成是新技术与资本主义的一种综合，其特点是新的技术、社会及文化形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母体”。在新技术与资本主义媾和的综合体中，尽管数字技术提供了新变革、新动能和新模式，“但是，不难看出，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数字资本主义仍处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题域中，其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创新和技术跃迁，只是资本增殖的积累手段、办法和方式在新技术条件下的自适应变革，资本逻辑的宗旨和“核心”没有改变，数字资本依然是统摄性的支配力量。

2.数字技术的形式化塑造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数字技术设备产生的则是数字资本家的社会。在生产力方面，数字技术使劳动样态和劳动社会组织形式都发生了彻底的革命，改写和重塑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开启了自动化、智能化、自主化、弹性化、灵活化和多元化的劳动过程。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创设和发展了新的劳动环境和劳动场域，推动了劳动组织形态从实体化、工厂化、集约化到网络化、社会化、分布式结合的革命性转变，催生了诸如“全职临时工”“一次性员工”“自雇劳动者”“随叫随到的工人”“独立承办商”等新型数字劳动样态。工业平台或工业物联网（如精益制造平台）作为劳动技术过程革新的典型代表，“将传感器和计算机芯片嵌入生产过程中以及将跟踪器（例如RFID）嵌入物流过程中”，所有这些既能创变生产工艺，裁减冗余环节，降低错误几率，减少能源消耗和库存积压，又能降低生产维护成本和优化生产流程，从总体上促进工业生产转型和提升工业生产力。精益制造平台作为劳动社会组织形态重构的典型代表，凭借数字技术的超时空运作搭建了“一个超外包模式”，使劳动外包不只发生在制造业、管理业和服务业等传统部门，还延伸到保洁、理发、造型、出租车、搬家、内容审核等新的工作岗位，甚至还推进到编程和管理等白领工作领域。工业平台与精益制造平台等生产性平台，由于高效优化生产过程的要素嵌套和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创新突破和高质量发展。但这些只是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非主要的方面，生产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数字资本生产关系的坚固核心使“各种新的生产技术（自动化、机器人）和新的组织形式（如‘及时的’存货流动传送体制，它彻底削减了所需的存货，以保持生产流动得以持续）”由对生产力转型升级的助力转变成对减少资本周转时间这一关键盈利要素的赋能。对通过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机制而被研发和推行的数字技术而言，先占性、竞争力、增殖力和获利力才是根本出发点和决定性目的。同时，不言而喻，数字技术只是资本更加完善的技术形态，经历这种蜕变和完善后的数字资本，其集中性、垄断性、独占性、食利性的特征也愈发昭著。精益制造平台信奉和追求更少、最少的投资，更多、最多的收益回报。精益制造平台本身不具有生产性，它只是通过算法分解任务、消除信息不对称和实现实时信息匹配等方式盈利，其盈利的底层逻辑就是控制平台，从而获取垄断租金。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从生产和实现统一的矛盾出发，突出强调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绝对律令和至高目的。货币资本的运动G-W…P…W′-G′表明，“运动的决定目的本身，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技术最初表现为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载体，只是因为资本增殖仰赖于生产增长和生产力发展，因而资本通过解锁科学技术直接作用于生产来实现增殖目的。现在，数字技术被资本垄断，“互联网和数字通信已经变成一个利润引擎”，我们不得不承认，数字化“共享”实际是数字化的全面增殖。为了实现所谓数字化“共享”，资本煞费苦心地对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进行了大量投资，而这些投资实际上是资本预付的，现在这些预付资本早已经从无数“付费使用”的消费者身上倍增式地赚回了。最终，数字生产被消费增殖掏空，数字实体经济生产被数字资本增殖夺舍，数字资本主义显示出“去生产化”和凝固倒退的征兆。

3.消费主义的总体化侵浸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的谱系中，既阐释了人的生存、发展与需要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又论证了资本逻辑对人的生存、发展以及需要和消费的统筹和收编。马克思指出，资本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的体系”，在体系之外，没有什么“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对资本和资本增殖逻辑有用这一唯一合理性标准，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的生命活动、生存发展、需要和消费的全面畸形和异化，这种全面的畸形和异化印证了资本生产的局限，即生产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只是在矛盾对立的基地上进行，这种矛盾异化的消极影响恰恰说明，“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因此，发展生产和积累财富是自由竞争时期工业资本实现自身增殖所采取的最普遍措施和行动。但是，只生产少消费或不消费的节欲论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座右铭，从资本流通和扩大再生产的角度来讲，剩余价值必须一部分转化为收入被资本家消费掉，一部分用作投资再生产，才能实现增殖积累。消费和生产累进增加才是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真正意涵，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以资本增殖积累为轴心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可能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物质财富数量的增加而发生矛盾的转换和社会的转型。

矛盾转换和社会转型有两个重要关节点：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工业社会的到来；二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的转变。这两大转变一方面符合打通从价值生产到价值实现的堵点的要求，另一方面与资本隐而不显的新的有效的社会控制需要高度契合。发达工业社会的最大成就就是宣告生产效率和富裕社会使人们的生活免于匮乏，人们被鼓励多吃，多喝，多唱，多跳，多画，多游玩，多买书，多去剧院，多赴舞会，多去参观。一言以蔽之，多消费。消费逾越生产之上，成为承载人们生活的支点和灵魂。后工业社会充分调用技术整合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切生活领域，并把技术进步和技术秩序包容进社会制度的统治框架，巧妙创建并保持了社会控制的政治需要与保持积累的经济需要之间的协调一致。消费的“去差异化”作为保持积累的新形式，既彰显了价值增殖积累的经济功能，同时作为社会控制的新形式也显示出阶级差别平等化的政治功能。此外，福特主义组织化的大规模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在创造物质丰裕和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塑造了批量化、标准化的大众消费。大众消费因其去个性化、刻板化以及平淡枯燥的构型模式而在20世纪60年代招致诟病，而福特主义传统僵硬和封闭固化的生产方式也由于创造了“无用的过量生产力”而使整个社会陷入滞胀危机，危机的治理和经济重建呼吁同技术创新变革、生产自动化、新的产品设计和市场定位、新的劳动力控制、新的金融和商业模式以及加快资本周转时间等一系列活动有关的开放性和灵活性，这一时期的一切活动，尤其是加快资本周转节奏是竞争致胜的关键。但同时，仅仅“加速生产的周转时间并无用处，除非消费周转的时间也被减少”，消费被提升到资本增殖积累的关键地位，这一举措同时也将资本主义带入由“‘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这样一种境地”，即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关系即主体基于自身需要主动建构与客体之间的对象化关系而发生显著的逆转和倒置，从而由被动的吸收和占有变为一种主动系统性的模式，并将整个社会文化伫立于其上。消费主义产生于消费社会，并受一种单向度的消费文化侵染，它与占有、积累和权力直接相关，主张用无节制的消费来填满人的占有欲，并以商品的符号功能来表征人的社会权力和在社会关系中的等级差序。到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技术变构了时间模态，重组了时空结构，创新了生产模式和商品形式，激发了主体需要的欲望逻辑，数字连接演变为“商品连接”和商品化延展，数字资本主义处于一种更“完善的‘消费’阶段”。在这一阶段，数字资本接管了数字技术和互联网，资本的根茎借网络的毛细血管结构拓延到生产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和细微角落，它“垄断日常生活的质量，并诱导各种形式的消费主义”，从而引致整体的消费异化和多维度的异化表征。

三、被操摄的消费总体—消费异化的样态与表征

数字资本主义作为完善阶段的消费社会，日益遵循和围绕自身疯狂的逻辑程式，并以此设计和操摄异化消费的普遍形式和历史总体，具体表现为：

1.优化诱导消费

数字技术的隐匿性和遍在性使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同时是控制社会。在控制社会中，优化思想取代了规训肉体，逆向意志的逼迫让位于自由自愿的顺从，它以优化的名义使消费变为“主体自主承担责任和自发行动”；它通过肯定性和积极性的话语构建和氛围营造，诱导人们主动进行自我审视、自我组织、自我转型、自我调制和自由优化。在此过程中，主体自然而然地与权力统治的要求和资本增殖的欲望保持步调一致。优化思想遵循欲望逻辑，在优化思想诱导下的消费不仅指向他者和具体化的商品对象，还指向自身（肉体和精神）和无尽的循环，这种优化思想是新自由主义商品化逻辑和精神统治的晋级策略。新自由主义通过“对于绩效（Leistung）、性感和健美体魄的强制命令（Imperativ），将身体降格为需要被优化的功能客体”。功能客体的最显著特征是可以无限优化，由于欲壑难填，因而当身体降格为功能客体和优化项目之后，就一直处于一种匮乏感和悬浮无根的非闭合状态，这种状态可以被资本利用以促进毫无保留的消费剥削。随处可见并日益增多的美容整形医院、健身房以及购物中心等景观设施烙印着优化和欲望布展的印记，个体被割裂和碎片化以不断引发新的消费嗜欲。哈维将美国纽约市哈罗德广场的购物中心看作资本意象和资本“象征性的展示”，因为这个耗费了大量资源和金钱的购物中心和马克思所说的机器和工厂制度并无二致，它不是用来真正地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而是为了剥削、操纵和控制。

同时，数字化的控制社会还将原本无法测度的情感、情绪等通过数字监控和数据统计等新技术手段实现量化，以作为供榨取的经济资源。其表现为：资本开发了积极心理学和幸福经济学，并巧妙地将其纳入自身增殖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之中，它树立了一种关于幸福量化的积极理解框架，并使人们相信，“幸福并非为诸多历史和哲学灰色阴影笼罩下的定义不明的主观性结构，恰恰相反，幸福是一个客观且普适的概念，可以不偏不倚准确地度量”。幸福成为可以衡量、评估、标记和测度的数值，就像功利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可以被赋值、加总、比较和优化，幸福成为被驯化的目标，幸福话语成为权力话语。随着便携式数字移动设备、面部识别技术、数字化虚拟交往、数字穿戴设备和情感监测技术的全面发掘和社会化普及，它们可以实时收集到“关于人们的作风习惯、日常活动、人际关系、用语习惯、经常出入的场所”等最细致、最丰富和最全面的数据，这样，数字技术实现了幸福的技术化破译和解码。数据科学家对手机、网络和数字社交平台进行数据挖掘和研究，“目的则是预测市场接下来的走向；……甚至是个性化定制某些产品的营销策略——这么做当然是为了促进消费”。可见，优化诱导消费既通过积极心理学的肯定叙事将消费扩大到精神领域，又通过优化的欲望逻辑“建构出对应于不同物体系的碎片化主体”，主体彻底沦为“被欲望操纵的消费体”，身体倦怠，精神也陷入深度无聊。

2.加速淘汰消费

资本不仅具有无限积累的趋势，还具有取消一切中间运动最快化增殖的取向。因此，资本膨胀壮大的历史，也是资本持续加速的历史。在生产关系的环节衔接以及资本循环过程中，商品的销售和消费无论如何都是“惊险的跳跃”，因为“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W’-G’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造成商品的堆砌和资本增殖的阻滞。因此，资本无障碍增殖的内在属性要求它在进行商品生产和销售决策时，尽量缩短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寿命周期，不断拉紧商品销售和购买的时间间隔，增加商品售卖的频次，这就使技术投资和迭代更新趋于创造新产品和实现产品自我破坏性的淘汰更新。进入消费社会之后，交换价值脱离使用价值所取得的“人造幻想”和符号价值形式，说明“消费系统并非建立在对需求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物品/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因而，以增加消费频率和加快消费步伐为最终指向的商品换代和升级，第一顺位考虑的并“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激活消费活力而不是制造耐用品才是资本取胜的法宝。因而，商品使用价值的增量更新与商品借创新之名而获得的交换价值的增殖之间始终无法对等配平。

资本为了不断增殖提速，形成了一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专属的“丢弃结构”。这与前现代社会形成了鲜明反差。在前现代社会中，“东西只有在坏掉或无法运作时才会被替换。而且就算是替换，也是以相当规律的步调，借由再生产出形式上或多或少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来替换。现代社会则相反，……物理消费已经被道德消费替代了，我们几乎是在东西坏掉之前就换掉它们，因为创新的高速率，让这些东西在它们的物理寿命结束之前，就已经落伍、不合时宜了”。为了达到从生产到消费的无缝衔接，资本“演变出了诸如年限淘汰、广告投放和时尚潮流等策略”，用来加快消费速度和缩短消费周期。但在现实中，许多产品质量很差或几乎毫无用处，它们生产的初衷并不是为了丰富和提升人们的消费体验，而只是为加快周转而预谋的“计划淘汰”。苹果手机、运动手表等数字化移动终端、数码产品和数字穿戴设备层出不穷的花样翻新，遵循的并不是商品本身物理结构的更新规律和传统步调，而是“建立在大量浪费和‘时尚’所提倡的对新奇事物的明显和强制性追求的基础上的”，频繁的过度消费在给消费者带来巨大心理负担和经济损失的同时，还酿成了一种技术强制，它使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加入资本设计的所谓时尚、新奇、潮流和智能消费洪流的人群，成为数字社会的异类和边缘人。

3.冲动即时消费

冲动即时消费既符合资本加快周转的一贯趋势，也符合资本主义“通过围绕选择自由和文化表达的自由来重组消费主义”的进化要求。回溯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大批量、刻板化福特主义向小批量、个性化灵活积累模式的转变，商品的排出期大大削减，与纺织、制衣、制鞋、制帽等传统部门和传统商品的排出期相比，电子游戏、计算机软件程序等“思想商品”工业的排出期则减少得更多、周期更短。与之同频，“福特主义的现代主义相对稳定的美学，已经让位于后现代主义美学的一切骚动、不稳定和短暂的特质，这种美学赞美差异、短暂、表演、时尚和各种文化形式的商品化”。传统制造业的收缩和消费形式的上述转变，进一步“导致了重点从商品生产（其中的大多数，如刀叉，都具有很长的寿命）转向事件的生产（如具有几乎可算是即刻周转时间的各种表演）”。资本转型培育了即时的“事件的生产”，对表演和“事件”的消费也是即时的，即时生产即时消费的同步模式诞生，其迅猛的发展势头一直赓续到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数字资本通过减少休息和睡眠时间，瓦解私人和工作时间界限，打造了24/7全时态工作和消费的时间模态。由于在线化数字工作模式和无意义工作量的激增，人们随时随地都在忍受着由此带来的不适感。资本利用人们需要消减工作异化感的心理，制造了浮士德式的“补偿性消费主义”，它告诉人们，消费是人们弥补工作失落感的唯一有效途径，只有在大量消费品的簇拥中，人们才能获得存在感和幸福感。在消费意识形态的诱导下，人们陷入即时且无度的网剧、短剧和微短剧的消费旋涡之中，沉迷于即时消费带来的刺激和快感。此外，在线购物的兴起，促成了24/7购物不打烊的全球建制，建造了无眠消费空间，培育了无眠消费者，人们全部的时间间隙都被各式各样的购物信息和消费链接捕捉填满。另一方面，数字资本还发明了无间断运作的数字化移动支付，数字化移动支付不仅用时间消弭空间，点触即付的形式还彻底消灭了理性而节制的消费应有的思考、停顿和必要的延迟，它将每一个拥有数字移动终端设备的个体都最大限度地打造成潜在的消费者。在将潜在消费者转变为真正消费者的过程中，最大的动力和引擎莫过于“分期付款制度或即时信用的发明。以前，人们必须存钱买东西，但有了信用卡以后，可以沉溺于满足的即时兑现”。数字化移动支付不仅附带消费贷款和分期付款的功能，而且无实物数字化支付的方式还让人们失去了对货币的真实触感，忘记了消费支付之后所要付出的辛劳和代价，鼓动和助推人们进行不计后果的即时即刻的放纵消费和虚假满足。此外，情感消费和景观消费也使人们处于一种“没有限制的经济冲动”之中。冲动即时消费作为一种消费异化形式是空洞、浅薄的，即时消费带来的兴奋和快感在消费行为结束的那一刻也迅即破灭消散，随之而来的便是无尽的和更严重的疏离、空虚和压抑，而冲动消费的后果除了懊恼悔恨之外，可能还伴随遥遥无期的债务奴役和无法承受的发展断送之痛。

4.举债透支消费

“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消费的能力”取决于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现实的货币支付能力和消费信贷能力等。马克思指出，生产相对过剩是因为商品数量“对保持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比例来说过多；对价值增殖来说过多”。这说明，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是永不餍足的，因而必然产生商品生产的相对过剩和工人消费能力的不足，即没有办法满足的资本价值增殖的剩余一直存在。相较于价值增殖目标的稳定，“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和“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就成为缓解生产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矛盾的着力点。对于工人群众而言，社会分配关系和工资收入是支持其消费的首要条件，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工资收入只限于养活工人自身以及为资本再生产出新的工人的程度。而“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也必然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为了纾解群众的贫穷对资本增殖的阻碍，资本发明了信用制度和消费信贷，以使原本没有有效支付和偿还能力的群体变成有效的消费群体，从而培育和增强他们为资本增殖提供效力的潜能。因此，消费信贷在消费社会中发展起来，它使“每个人（包括工人和学生）都能获得消费者信贷（其中一部分是掠夺性的）”。消费信贷暂时缓解了消费者消费能力不足的紧张状况，同时也制造了脱缰式无限消费的幻觉，因而助长了人们举债透支消费的信心和野心，增加了经济结构失衡的风险。

作为消费信贷的重要形式，以降低信贷门槛为特征的所谓的“轻松贷”和“次级贷”，只是资本绞尽脑汁设计出来的剥夺消费者的圈套。剥夺式积累作为对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的侵占，是与对生产中的活劳动进行剥削的积累相对应的积累模式，它与生产无关，“纯粹只是在资产交易的过程中获利”。因而，掠夺性的消费信贷是资本剥夺式积累的重要资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房地产次贷危机，银行、私募股权公司等金融机构向依照正常审核评估没有办法获得贷款但有消费需求的潜在消费者提供房屋贷款，当危机爆发以后，没有贷款偿还能力的次级贷款者不得不“通过取消抵押品赎回权交出他们房屋的产权”。这样，大量房屋被廉价卖出，使得黑石等私募股权公司趁机以大甩卖的价格拥有成千上万的房屋，从而摇身一变成为最大的房东，而丧失房屋产权的消费者则又一次沦为租住高价房屋的租户。对黑石私募股权公司而言，它没有生产或建造过任何一幢房屋，却成为赚得盆满钵满的最大赢家，原因就在于，它不仅在危机期间以超低价格收购房屋，以高价出租，而且还在经济回缓和房地产复苏之际将之前以超低价格收购的房屋转手高价出售。因此，资本的剥夺式积累是纯粹“通过资产价值的向上重估实现的”，它使数字资本越来越显示出欺诈性和食利性，消费主体因囚困于消费信贷等剥夺式积累的圈套之中，丧失了对未来劳动和发展的自主权利主张。

5.虚假操控消费

真实或虚假、自主或被操纵的消费，一个重要的区分标准就是基于内在的需要还是由外在强加，是自主选择还是被动扭曲的强制。基于前一判断标准可知，“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在发达工业社会中，那些基于扩大资本增殖利益和便利资本控制治理的考虑而“施舍”的需要都是虚假需要，娱乐、休息、模仿、盲从都属于这一范畴。这种由资本增殖强加给个人的需要和需要的满足，依然建立在阶级和社会关系对立的基础上，它使单个人或少数人在获得消费带来的幸福和兴奋的同时，妨害了整个社会幸福快乐的总体改善。即便财富的增进能够使广大无产阶级“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但是这种外围增量的再分配既不会消除他们与资本家之间的支配从属关系，也不会消除资本家对他们的剥削讹诈。由于资本增殖积累而普遍提升的消费水平，“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只不过，这一时期，控制被迎合和蜜糖包裹。

基于后一判断标准，“由广告的心理操纵所刺激”的需求是与真实需求相对的“人为的、适得其反的需求”。广告“导演、虚构物品或事件”，它的诞生和流行，也“意味着伪事件的统治”。它不是让人去理解和学习，而是让人去幻想和希望。广告是一种预言性和践言性的话语，它不需要对商品进行“写实”和“写真”，“由它表明的预言性符号所代表的现实推动人们在日后对此加以证实。这才是其效用模式”。换句话说，广告的作用机制不是垂直指示或暴力胁迫，而是无差别的展示、倾诉、关怀和照顾，它通过无动机和无意识的幻影来实现自身内在的经济逻辑。“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广告业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我们吃的食物和穿的衣服到体育、文化、宗教和政治，无所不包。促销广告已经无处不在，潜移默化地充斥着我们的街道、景观、传统媒体和数字媒体，塑造了炫耀性和强迫性消费的习惯。”消费者被自由和自治的幻象蒙蔽，以为是自主的选择，实际却是被世俗的成功定义、外在的符号价值标签所指使和操纵。除此之外，线上线下融合的消费模式，使得基于数据编码、分析和监视而成的个性化算法推荐在促成消费的作用方面无可比拟，“你随意点开一个网页，你眼睛的浏览、停顿、移动，以及对有的地方比别的地方表现出更多的注意力，通通都被每分每秒地分析和量化”。个性化算法推荐在针对性过滤整合、智能化筛查挑选和精准化定制推送方面提供便利服务的同时，也造成了信息的单一化、狭窄化和同质化。消费者看似享受贴心的个性化私人订制服务，实际上是被锁定在由算法所编织的信息茧房中，将遴选驯化误认为自主选择，从而扭曲自己真实的需要，成为数字资本主体的注脚和被动印记。在比自己都更了解自己的媒体广告和算法推荐面前，丧失感受力、想象力、判断力、决策力和鉴赏力，从而陷入一种曲意逢迎的麻木和随波逐流的盲从状态。

四、生产和消费的复归——可能的消解和超越路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分析始于消解和批判，却落脚于建构和超越，它不仅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条件下生产和消费的异化，最难能可贵的是，还为生产和消费的复归提供了建设性的替代方案和现实性的可行路径。

1.从生产角度来说，摆脱资本逻辑宰制发展新型劳动生产力

“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这种分离和撕裂的性质同时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度和限制。一方面，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关系通过调动分工、协作、科学技术、机器体系等一切生产条件和组织要素推动生产力最大化发展，并千方百计地将社会劳动生产力转化为资本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在资本逻辑的统摄和宰制下，工人阶级虽然是“生产全部价值的唯一的阶级”，但也是一无所有、无以为生的阶级，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而资本逻辑的全面宰制却在去除和抽掉自己的根基。除此之外，资本的概念和关系中始终包含着“生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确立之初，两者之间还能实现偶尔和暂时的统一，但随着资本和资本关系的发展，价值增殖对生产的破坏和夺舍的倾向愈发显露出来，并日益激烈、严重。这种矛盾趋势的演绎揭示出，“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同时也表明，资本的“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惟一的历史道路”。资本一方面要求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却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将货币、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设定为不可逾越的界限，由此必然造成相对过剩，因为工人阶级可怜的消费能力只可能使自己游走于饿死的边缘而不可能有效吸收大量的过剩商品，而且“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资本主义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这时，极度矛盾对抗和颠倒错配的状况就应当被消除，而且也一定能够被消除。

从可能条件来说，数字技术和数字技术体系本身并不是资本，不能把作为一般使用价值的数字技术和数字技术体系与作为固定资本形式的技术和技术体系相混淆，“正像黄金不再是货币时，它不会丧失黄金的使用价值一样，机器体系不再是资本时，它也不会失去自己的使用价值”。因此，一旦“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去除资本逻辑对数字技术的独占和裹挟，使其为集体或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使用，就能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重新实现劳动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有机统一。从现实状况来说，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其私有化生产和剥夺式积累表明，数字资本主义回应的始终是资本而不是人民需求这一情况，正在使其失去合法性和公信力。网络化的跨时空协作和共同性生产表明“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11正在逐渐取得普遍的、“共同的、社会的性质”。它一方面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奠定物质基础，从而使整个社会“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另一方面，蕴藏在数字技术中的“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时的时间节约直接是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是劳动者真正自由时间的释放和增加，这种节约本身就是以人的本质力量为基础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最充分发展，因而也是“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15的高水平的新型劳动生产力。

2.从主体角度来说，祛魅虚假意识形态重塑无产阶级主体

由于无产阶级作为商品形式存在的劳动力的双重状态，即劳动力既作为肉体性的存在又作为合理化和机械化的“被简化为量的数码”，他的主体的分裂使其成为生产工具和纯粹客体，忍受着无限制的商品化、量化和一切方面的奴役，极致的物化和非人化使无产阶级不能回避而必须时时刻刻直面这种残酷的直接性和真相。无产阶级必须消灭使自己极度物化和非人化的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从而解放自己。因此，对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对现实存在的直接性的克服而言，核心的“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无论是无产阶级的存在方式、组织形式还是总体的在场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无产阶级消失论、同化论和替代论不绝于耳，其能否充当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这个问题关乎无产阶级和数字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走向。首先，就存在方式而言，数字资本的网络社会化积累和生产过程的国际化分工重组造就了多种样态的劳动形式，既有从事奴隶式劳动的矿工，也有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的工人贵族，跨国化和分散化使人无法直观劳动者队伍全貌，这也使工人阶级的存在不再一目了然。但是，变化不等于消失。在亚马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世界上最富有的数字资本家和数千名靠食品券维持生计的奴隶工人同时存在的景象。靠出卖劳动力和为数字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为生的现实说明，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通过与活劳动能力相交换以及对他人无酬劳动的占有而获得的，无产阶级依然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共同命运之中。其次，就组织形式而言，灵活生产和网络社会化协作产生了去传统雇佣关系、季节性就业、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等新型劳动组织形式，他们好像是支配自己劳动的主人，但实际上，这些只是资本发明用来遮蔽和掩瞒失业、隐性失业、不稳定就业、低工资工作、生存条件退化和不光彩的贫困化的诡计，在任何时候和情况下，“将劳动力从产品中挤出”都是资本增殖的必然措施。为此，数字资本创造了五花八门的组织形式，目的就是将成本和重担从自己身上卸下并转嫁给仅以工资收入为生的广大劳动者。最后，就总体在场方式而言，分散于全球各地的无产阶级还处在由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过渡的必要阶段。

如何在数字时代培养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并重塑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时代任务。完成这一任务需要：第一，明晰无产阶级自身存在的深层致因。资本逻辑和资本关系是导致无产阶级存在的根本原因，数字资本的核心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本质不仅没有变，反而更夺目耀眼了，其改观的只是外围和表层，这也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即“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因此，要改变无产阶级被动依附的客体地位，不能只着眼于眼前利益，进行一些细枝末节和零敲碎打的修补改良，而“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第二，识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呓语。“对无产阶级来说，自我意识到自己存在的辩证本质乃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而资产阶级却用抽象的反思范畴，如数量化、无限进展等来掩盖日常生活中历史过程的辩证结构”，无产阶级必须从必然性上知悉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能把运动停留在分散自在的自发社会运动水平，而必须从共同的根本利益出发发动阶级运动和阶级斗争，并把它的阶级斗争的经济必然性提高为自觉的愿望，提高为有积极作用的阶级意识。第三，通过“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学教育”加强劳动者的技术技能培训，提高无产阶级的复合素质，促使其始终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不是被排挤的旁观者或照管者。第四，杜绝各自为战和单打独斗，坚定不移地实行世界各地无产阶级的联合和“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实行线上线下深度融接，推动无产阶级运动取得从网络发动到示威游行和集体行动的实际进展和效果。

3.从消费角度来说，克服消费异化复归人的真实价值需要

精明的资本从一开始就预设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与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共享和增进之间浪漫的、田园诗般的和谐景象，这种预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面前被证明只是谎言和哄骗。从消费方面来看，工人的消费有“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两种类型。在生产消费中，工人为了资本家；在个人消费中，工人为了自己。但是如果我们将局限于单个资本家和个体工人的视野扩展到阶级整体和全社会范围，就会发现，“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正像擦洗机器，不论是在劳动过程中或劳动过程的一定间歇进行，总是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一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的生产和再生产表现为资本价值增殖的一个不能绕过的过程和环节，工人的消费只能是对资本生产和生产过程必要的生产消费。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工人和整个社会的消费形式均发生转型，但其异化本质不仅没有减退，反而在数字技术的赋魅下增强。本来，“消费行为应该是一种具体的人类行为，其中应该含有我们的感觉，身体的需求，我们对美的感受力——也就是说，在消费中我们应该是一个具体的有感觉的、有情感的、有判断能力的人；消费的行为应该是充满意义的、人本的、创造性的体验”，但是，上述基于人的需要、感性经验和主体性体验的消费属性在数字社会所剩无几，消费异化使“消费基本上是人造幻觉的满足，是一种与我们具体的、真实的自我相分离的幻想”。这样一来，交换价值高踞和凌驾于使用价值之上，促使占有远胜于使用，这种怪诞的颠倒逻辑使我们迷失在加速创新的商品矩阵和光怪陆离的商品围困之中，我们深深陷入符号消费、奢侈炫耀性消费、创新强制性消费等消费序列，无限的欲望成为驱策我们消费的动力，它使我们沦为消费狂和怪物，消费“已经与人的真实需求失去了联系”。而且，数字技术还镌刻出复杂的商品结构，人们被复杂的商品牵引，而复杂的商品对人而言却是一个晦暗不明的存在，我们越来越对商品的生产制造、性质来源和质性特征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我们被商品绑缚和架空，失去了主体真实的感受和共鸣能力。最严重的是，个体将所有的主体性和丰富性都投射到符号化的物上，结果就是，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萎缩，活力的提取和扼杀，精神的麻木和退却，个人的焦化和贫瘠，人的存在和价值意义在异化消费面前沦陷和失守，“每个人都成了一件‘包裹’，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交换价值，使他自己成为了一个好的生意人；他的相貌、教育、收入，以及成功的机会——每个人努力都想使他的包裹装上可以得到的最好的交换价值”。克服消费异化，一方面需要超越资本逻辑，摒弃以交换价值和价值增殖为核心的异化生产，使新的生产“导向满足真正的需求，包括水、食物、衣服、住房、卫生、教育、交通、文化等基本服务”。另一方面，回归鲜活的人和人的真实价值需要，为所有有需要的社会成员提供适当而优质的健康保健、住房饮食、教育卫生和安全医疗，通过发展新型社会劳动生产力来“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抵制和冲破异化的压抑和束缚，在新的社会关系和更高水平的生产力上实现真正的个体解放和个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姜英华，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熊晨玮、刘益建；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