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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同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就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领导的伟大事业。陈云同志的一生，经历了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是伟大、光荣的一生。

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同志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确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的功勋，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

在20世纪中国苦难而辉煌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优秀共产党人。陈云同志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强党性原则、求真务实作风、朴素公仆情怀、勤奋学习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以上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从1981年至1985年，我担任陈云同志的秘书。那几年，正是党的基本路线趋于完备、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新时期，也是陈云同志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通过在他身边工作，我亲眼目睹了他为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殚精竭虑，亲耳聆听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真知灼见，亲身感受到他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待人处事的高风亮节。后来，通过主持编写《陈云年谱》，我对他的生平和思想有了更多了解，对他的思想和作风也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一、信念坚定

陈云同志出身江苏青浦县（现属上海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两岁丧父，四岁丧母，由舅舅、舅妈抚养。高小毕业后，年仅14岁的他，为了不加重家中负担，放弃继续求学的机会，由人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当了一名文具仪器柜台的学徒。

1925年，陈云同志学徒期满，转入虹口书店当店员，月薪9元。那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他在同事介绍下，开始涉足政治，先是加入国民党，成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分部的首创人之一。在后来的自传中，他写道：“以前，我很赞成吴佩孚，后又很相信国家主义派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看了三民主义，觉得孙中山的道理‘蛮多’。”

1925年8月中旬，商务印书馆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罢工行列，陈云同志先被推选为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后来又被推选为发行所职工会、印刷所工会、总务处同人会的联合罢工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鉴于他在罢工运动中的表现，商务印书馆早期共产党人董亦湘、恽雨棠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自传中回忆自己的入党动机时写道：“当时之加入共产党最大的原因是大革命的潮流的影响……入党时有个很重要的条件把三民主义看了，把列宁主义概论和马克思主义浅说都详细地看了……那时确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这个思想对于我影响很大。”那年，他20岁。从此直至逝世，在长达70年革命生涯中，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陈云同志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而且越来越坚定。

早在党的七大上，毛主席就说过：“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陈云同志在延安时代也说过：“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

历史证明，陈云同志正是像毛主席和他自己所说的那种既反对脱离实际、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也反对只顾眼前任务而忘记甚至抛弃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人；是既为党的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又心中始终悬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人。一次，我向陈云同志反映有人提出“共产主义遥遥无期”，今后要少讲的看法，他听后毫不迟疑地说了一句：“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嘛。”我对他反应之迅速、表达之准确十分感佩。他的这句话首先肯定了共产主义是“遥遥”的，要实现的确还很遥远，这就与那种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划清了界限；其次将“无期”两字改为“有期”，仅改一个字，又与“共产主义渺茫论”划清了界限，因为如果是“遥遥无期”，那搞革命、成立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岂不都徒劳无益？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

当时，我还听说海外有人建议我们党改名，党内也有人认为既然改革开放要吸引外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再叫“共产党”，会引起人家疑虑，不如改叫“劳动党”“工人党”为好。我向他汇报工作时谈起这件事，他当即说：“共产党的名字表明了她的奋斗目标，改名字怎么能行！延安时期就有人提出过让共产党改名，毛主席说：什么名字好？我看国民党的名字最好！可惜人家已经用了。”他说的延安时期，指的是国共合作时期，他引的毛主席的话显然是一句带有讽刺意味的反话。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我们党在每个特定时期都有自己的具体任务，但绝不能为了执行特定时期的具体任务而改变党的远大目标。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我说，小平同志要在大会上讲话，希望陈云同志也能讲一讲。我向陈云同志汇报后，他要我先起草个发言稿，并交代我要强调一下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当时，他从简报上看到，有些农村党员集训，除了给伙食补贴之外，还要发误工费，甚至有的党员不给钱就不去开会。他说：“这在党执政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解放前，同样在农村，支援战争，运送弹药、伤兵，非但没有误工补贴，而且常常因此而受伤或死亡。相比之下，现在这些误工补贴能算合理吗？拿误工补贴的共产党员应该想一想，这样做是不是合乎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我看一切集训、开会要钱的人，不能成为共产党员。”那时，有些人出国考察，看见发达国家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回来后便鼓吹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他对此十分重视，嘱咐我在发言稿里要写上：对于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的人，要进行批评教育，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且经过教育不改的人，要调动工作；还要我在最后写上：“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并且亲笔加了一句，“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

还有几件事，是我离开陈云同志办公室后发生的。那时，有关改革开放一系列相应法规、制度一时跟不上，加上党内出现了只注意物质文明建设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现象，个别领导干部甚至鼓吹“一切向钱看”的谬论，造成一部分人钻改革开放的空子，种种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制造和销售假药、假酒，以至引诱妇女卖淫的丑事坏事都出现了。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发表了一篇书面讲话，指出：“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但同时要看到，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如果我们各级党委，我们的党员特别是老干部，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高度的警惕，有针对性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那么资本主义思想的侵入并不可怕。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真理，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他号召：“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各级纪委必须按此原则办事，否则就是失职。”

能否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与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80年代，有人认为新的科技革命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主义有了不断自我更新的机制，因此，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这种观点引起陈云同志高度警觉。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他同一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尖锐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并没有过时，认为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非常有害的。他在历述1917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主要史实后说：“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过了8天，邓小平同志在同李政道先生谈话中也讲了类似看法：“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后来，他还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正是老一辈革命家对帝国主义本质有这种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才会做到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始终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也正是由于他们有这样的坚定信念，我们党才会在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的情况下，始终岿然不动，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陈云同志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不仅表现于他的理性分析与思考中，而且表现于他的感情层面。他在很多干部群众的心目中，是以头脑冷静、作风稳健、办事严谨而著称，似乎不大动感情。不错，他的确有很强的意志力，很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我在和他的接触中也发现，他既是冷静、稳健、严谨的，也是感情丰富、深沉、细腻的。长期革命斗争的磨练，特别是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斗争的考验，使他原本就很稳重的性格更增添了谨慎的成分，但他内心的炽热情感有时仍不免流露甚至爆发出来。比如，他在同我谈早期革命经历时，就提到过“两次大哭”和“一次大喊”。

第一次大哭，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那时，“立三路线”正在党内处于统治地位，要求制造革命高潮，不断发动工人搞政治罢工，而且每次罢工都要闹到罢工工人被资方开除为止，叫做“要把工罢到底”。当时，陈云同志担任江苏省委常委，有一次，省委认为上海邮电工会的工人领袖陆宗士提出主动复工的意见是右倾表现，要开除他的党籍。陈云同志对我说，陆宗士过去曾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工，彼此很熟悉，因此，对组织上那样处理他，感情上接受不了，大哭了一场。后来，陈云同志在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并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后，针对上海《时事日报》社职工罢工中与资方僵持的局面，提出主动复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刘少奇（当时，张闻天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笔者注）的赞成。他告诉我，少奇同志在会上说，这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的第一次主动退却。

第二次大哭，是陈云同志1936年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时，受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派遣，去新疆迎接西路军期间。1936年8月，中央为打通国际路线，以便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援助的军事物资，制定了夺取宁夏战役计划，并于10月份派出一部分红军部队西渡黄河，准备去中蒙边界一带迎取援助物资。由于受到国民党军队堵截，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鉴于苏联政府决定利用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战关系，把援助物资送到新疆与甘肃交界的地方，过河部队遂组成西路军，改向新疆方向前进。然而，在陈云同志率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团由莫斯科出发前往新疆迎接西路军途中，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苏联领导人出于自身反法西斯战略的考虑，认为扣留蒋介石是国民党内亲日派通过张学良搞的鬼，会使中国牵制日军、防止其进攻苏联的作用受到削弱，从而产生对我们党与张学良搞统一战线的不满，表示原先答应给中国红军的物资不再给了。陈云同志对我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哭了一场。这是因为，那时西路军2万人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向新疆走，如果苏联方面改变当初承诺，这支部队千辛万苦到新疆就失去了意义，更不要说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苏联领导人改变了态度，表示援助中国红军的军事物资还是要给，让西路军继续西进。但这一停一走，使西路军贻误了战机，被马步芳的骑兵包围，加上当地民族矛盾严重，红军得不到后勤支援，结果除少部分突围、徒步走到新疆外，大部壮烈牺牲或受伤、被俘。

陈云同志所说的大喊，是他在1933年1月由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的途中。此前，临时中央政治局鉴于上海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决定将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周恩来、张闻天分两批先走，陈云与博古作为最后一批撤离。他们由上海出发，乘船经香港到广东汕头，再由汕头乘火车至潮州，换乘货轮至粤北的大埔，与中央苏区派来接应的武装交通队会合，由他们护送，进入福建境内，再穿越闽南的游击区，进入中央苏区政权管辖的闽西地区，最后到达瑞金。陈云同志对我说，他多次问护送的同志到没到苏区，直到有一天说已经到苏区了，于是，他躺在雪地上（闽西地区的冬天有时下雪——笔者注），面朝天空大喊了三声“共产党万岁！”我明白，这是因为他过去长期处在白区，一天到晚要隐蔽自己的身份，实在太憋气，现在终于到了“家”，可以放心大胆地抒发感情了。

在同陈云同志接触中，我感到他重感情的特点尤其表现在对革命烈士的怀念上。我到他那里工作后，看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出来的他在1977年9月审查《中共党史陈列》时的谈话记录稿，其中谈到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他是这样说的：“‘八七’会议后，党号召党员积极分子参加农村暴动。当时凡是积极分子都参加了，不是积极分子的就退党了。暴动中有很多人牺牲了，这些人都没有什么名气。他们虽然是在盲动主义路线下参加农村暴动的，但是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而英勇牺牲的，被敌人枪杀时还高呼革命口号。……错误是中央领导机关犯的，牺牲的人没有责任，而且，暴动也不都是瞿秋白盲动主义。”后来，他和我谈起这件事，深情地说：那些同志牺牲时大部分都很年轻，还没有后代，因为如果有后代，他们在全国解放后是会来找我们的。

1984年的一天，陈云同志同我谈起一位名叫应修人的烈士。他说应修人是位作家，也是一位建党初期的共产党员，原名叫应麟德。20世纪20年代初，应麟德在上海创办了一个通讯图书馆，用这种方式向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当时，陈云同志经人介绍，也去过那个图书馆借书，并在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来，应麟德在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时，因为叛徒告密，被敌人找到住的地方，坠楼牺牲。陈云同志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位老编辑叫楼适夷，当年既参加过上海通讯图书馆活动，又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过，对应修人比较了解，可以请他写一篇纪念文章，并要我约他来谈一次。我通过关系了解到他已调至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是联系上他，接他到中南海，与陈云同志见了面。不久，他将文章写好，经陈云同志亲自审阅后，刊登在《人民日报》上，题为《修人，不朽的一生》。

翁泽生烈士是台湾省人，20世纪30年代初曾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长，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过，1933年被上海英租界的巡捕房逮捕，引渡给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在狱中受尽折磨，保外就医后死去。“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诬陷为叛徒，并被取消了烈士称号。粉碎“四人帮”后，其子写信申诉。在陈云、廖承志过问下，中央有关部门复查了他的历史档案，恢复了他的烈士名誉。1984年，全国台联写出了翁泽生烈士的传记稿，送给陈云同志审阅。陈云同志看过稿子后，要我约时任全国台联会长的林丽韫和翁泽生的儿子到他住所，向他们深情回忆了翁泽生烈士的事迹，勉励翁泽生儿子要继承父亲遗志，努力工作。

宗益寿、宗益茂兄弟是20世纪20年代的老党员，1932年经中央特科批准，在上海登报声明“脱离共党”，并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后来，他们因解救被捕同志而暴露身份，转移到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牺牲。“文化大革命”中，宗氏兄弟的烈士称号被取消。粉碎“四人帮”后，他们的子女写信，请陈云同志证明他们的历史。陈云同志立即写出证明材料，称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党员，英勇奋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他提出，要把这个材料存入他们子女的档案，并抄送他们老家的县委。

1983年夏天，中共四川仪陇县委给陈云同志来信，说他们县有一位叫席懋昭的人，解放前夕在重庆渣滓洞监狱被敌人杀害，但没有追认为烈士，从他生前自述看，曾在红军长征时担负过护送陈云同志出川的任务，问陈云同志是否有这件事。陈云同志看过信后对我说，红军过泸定桥后，中央决定他回上海恢复白区组织。他在天全县的灵关殿化装成为国民党军队采办军需的商人，由当地做小学校长的一位地下党员护送，逆着国民党追兵，经雅安到成都、重庆，然后乘船去上海，那位同志就回去了。以后，他在延安还见到过他，但名字忘记了。陈云同志让我给仪陇县委回信，问席懋昭是否做过灵关殿小学的校长，如果做过，那席就是护送他出川的那位同志。信发出一个多月不见回音，陈云同志要我直接给四川省委办公厅打电话，催问一下仪陇县委查询的结果。又过了一个多月，四川省委组织部回信，说经查历史档案，席懋昭在1934年到1935年确实当过灵关村（今名）小学校长，并附上席懋昭情况简介，请陈云同志写一份证明材料。陈云同志为慎重起见，又让他们找一张席懋昭照片寄给他看看。当他看到照片后对我说：没有错，护送我的就是这个人。于是，他口授了一个证明材料，证明席懋昭就是当年护送他到成都、重庆的地下党员，并指出：应肯定席为革命烈士，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我把材料写好后，他在上面签了字。事后，四川省人民政府根据陈云同志的证明材料，追认席懋昭为革命烈士，并根据他生前护送陈云同志出川所作的贡献，追记大功一次。

在我的印象里，烈士在陈云同志的心目中始终占有很重的分量，用今天的话说，叫做有强烈的“烈士情结”。每当我们党处于重要关头或遇到困难时，我发现他总要提到牺牲的烈士。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变相索贿受贿的案子涉及一名高级干部，中央纪委处理时阻力很大。陈云同志知道后，亲自出面做工作。记得一天已经很晚了，他让我通过中南海总机找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电话接通后，他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办，否则党风搞不好，无法向几百万烈士和几千万牺牲的群众交待。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我已不在陈云同志那里工作，但从报上看到，他在5月26日召开的中顾委常委会议上又一次提到烈士。他说：“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

有一件小事，也很能反映陈云同志的“烈士情结”。那是1985年整党期间，我拿着他的党员登记表送给他签字。他指着入党介绍人一栏中的“恽羽棠”说，恽羽棠是和何梦雄他们一起被敌人杀害的。随后，他神情凝重地讲：“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前后后牺牲了几千万人，绝不能让国家断送在我们手里。这些牺牲的同志，有名有姓的我就知道好几个。比如，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我有一个警卫班。四保临江时，部队伤亡很大，我那个警卫班除了留下3个人外，其他人都被抽调到前线。凡是上前线的同志，后来都牺牲了，因为他们如果活着，是一定会回来看我的。这些话，我在全国解放后经常讲。”后来，我听他在东北工作时期的老秘书说，当年陈云警卫班的两个班长都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一个是四川人，叫王福昌；另一个是广西人，叫李明金。

陈云同志对烈士的深情怀念，还表现在他对烈士子女的关心上。我早就听说，陈云同志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对烈士后代十分关照，不仅指示各地的地下党组织把他们送到延安，而且常常邀请他们去自己和中组部的窖洞过周末和节假日。他还通过组织，选送过许多烈士遗孤去苏联学习。这批人中有一位是刘伯坚烈士的儿子，后来我在编辑《缅怀陈云》一书中得知，陈云同志在欢送他们时，还把自己唯一一件值钱的瑞士怀表送给了他。

陈云同志平时不大喜欢参加庆典、集会一类活动，尤其步入晚年后，能不去的都不去。但逢年过节，有关部门从宣传报道的角度考虑，希望每位中央领导同志都能公开露一下面。1983年春节前，有关部门又打来电话，问陈云同志准备参加什么活动。我向他请示，他说，那就请几位烈士子女来做客吧。经过联系，春节那天来的有瞿秋白、蔡和森、罗亦农、赵世炎、张太雷、郭亮、刘伯坚等烈士的子女。陈云同志事先要我草拟了一个讲稿，发新闻时用。他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的父亲就是我们党的亲人。他们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是我的老前辈，有的还直接领导过我。我们的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他勉励大家要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在各自工作岗位上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烈士子女当时大部分也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但陈云同志还是像对待孩子一样，在会见结束时，坚持要求他们把桌上摆的糖果都装走。其中有几位过去在延安生活过的烈士子女说，当年到陈伯伯家做客，他也是要我们把桌上好吃的东西“一扫而光”。

陈云同志的“烈士情结”，从他晚年的题字题词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自从他1983年恢复写大字以来，经我手与纪念烈士有关的题字题词就有不少。之后我通过编写《陈云年谱》，又看到不少他为烈士故居、陵园、纪念馆、纪念碑和图书的题字题词。比如，李大钊的故居，南京雨花台和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烈士的陵园等。另外，他还为《红岩英烈》等书籍题写过书名。在我记忆里，凡是遇到与纪念烈士有关的题字请求，可以说他有求必应。

二、坚持原则

共产主义事业具有空前的艰巨性、复杂性，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必须具备牺牲精神。这种牺牲包括在对敌斗争中流血、掉脑袋，也包括因坚持原则而在革命队伍内部遭受冤屈、打击。因此，做一个共产党员既要有勇气同敌人作殊死斗争，也要有勇气抵制党内各种错误观点和行为。陈云同志一向提倡共产党员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抵制不正确的意见，哪怕这种意见来自上边或者一时居于上风。他最欣赏在原则问题上“能顶”错误倾向的干部，称赞这种人“头上长角”“头皮硬”；最瞧不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把这种人称之为“风派”。

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陈云同志一边审阅党的十二大报告的征求意见稿，一边不时让我把他对稿子的意见转告给起草组。有一次，他对我说：“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得多。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只从维护党纪提出来，我认为还不够，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我把他的意见整理成文字送他审阅后，转送给起草组负责同志。后来，党的十二大报告吸收了他的这个意见，写道：“现在，在不少组织中，纪律松弛，是非不分，赏罚不明，该批评的不敢批评，该处分的不敢处分，是相当严重的现象。这种现象过去就有，经过十年内乱更为严重，目前在有的地方还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变。”

陈云同志倡导干部要勇于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他自己首先做到。1959年4月，毛主席就陈云同志曾向他当面表示钢铁生产指标太高、难于完成一事，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讲话中特别指出：在“发表一九五九年粮、棉、钢、煤的数字问题上，正确的就是陈云一个人”，“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接着，他说：陈云同志“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这里说陈云同志“犯错误勇敢”，是指他1956年在“反冒进”时的所谓“错误”。历史已经证明，那时“犯错误”的并不是陈云，但说陈云“坚持真理勇敢”，则是确实的。

在我即将离开陈云同志秘书岗位前，他同我谈了一次话，说他一生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他说：“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肯讲，在陕西组的会上讲了‘交换、比较、反复’。一九七八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也是顶的，讲了彭德怀的问题，超出了当时华国锋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界限。以后，审判‘四人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江青判死刑。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陈云同志所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要他讲话他不肯讲的事，他过去曾对我说起过。他说，他和毛主席在国民经济有困难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但在困难的原因及困难的程度上，看法不一致。因此，毛主席要他在大会上讲话，他考虑，如果讲违心的话，他不愿意；如果讲实话，会把分歧暴露出来，不利于团结。对于这件事，他后来在1988年一次谈话中是这么说的：“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不过，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他先在参加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讲了一篇关于怎样使认识更正确些的讲话，提出“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号召领导干部要养成耐心听取不同意见的良好习惯；然后，又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俗称“西楼会议”）和周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各部党组成员会上，敞开讲了对当时困难情况的估计、原因分析和解决办法，并在刘、周等中央领导同志支持下，重新担任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一职，作出了关于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部署。

陈云同志说他在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是顶的，这里说的“顶”，是指顶“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那次会议开始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在讲话中对平反冤假错案设置了一个界限，即只能讲“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对“文化大革命”前的不要涉及。但陈云同志在发言中讲的彭德怀问题，是1959年发生的，超出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篇发言突破“两个凡是”方针的框框，引起与会代表强烈而广泛的共鸣，促使会议开成一个生动活泼、畅所欲言的民主的大会，为最终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了条件。

讲到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顶“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不能不说在此之前的另一次会议，即1977年3月召开的“四人帮”粉碎后的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在那次会上，陈云同志也是顶“两个凡是”的。他曾对我说起过，会前他准备了一个书面发言稿，只说了两个意见，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让小平同志尽早恢复工作。为慎重起见，他事先还约了几位领导同志碰面，研究他的发言，并商定在会上一齐发声。但会议开始后，那位中央主要负责人向与会者打招呼，要求不要提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的事。有的同志听了这个招呼就不讲了，但陈云和王震同志在小组会上照讲不误。事后，简报组要求他按照中央主要负责人的讲话口径修改发言，他一口回绝。他说，如果要大家都按照领导的口径讲，那把他的讲话反复印就行，何必还让大家发言呢。那位主要负责人为此当晚亲自去了一趟陈云同志家做说服工作，谈了一个小时，陈云同志始终未松口，表示这个发言你们要登就登，要不登就不登，我一个字不改。结果，他的发言居然没给登简报，用一些老同志的话讲，叫“开了天窗”。我后来数了一下，那篇书面发言连同标点符号总共只有208个字，如果把所谓“敏感”的话删去，也实在剩不下什么了。不过，发言虽然没登简报，内容早已不胫而走，促使那位主要负责人在会议结束时讲了一句：“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陈云同志在小组会发言中表示：“适当时机我赞成。”

陈云同志所说的不同意对江青判死刑的事，发生在我到他那里工作之前。我到任后，碰上江青等人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到期。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让我和列席会议的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四位中央常委的秘书，回去问问几位老人家怎么办？我回去请示陈云同志，他说，只要不杀，怎么办都行。后来，中央决定对他们实行保外就医。另外，我刚到陈云同志那里工作不久，正赶上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召开，涉及对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有涉连的人的处理问题。当时，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鉴于两个反革命集团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强烈要求对与他们有牵连的人，也要从重处理。但陈云同志认为，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场政治斗争，对于这场斗争必须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处理，使我们党今后“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他将自己的考虑写成书面意见，并让我也参与斟酌文字。另外，他还提出，对于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人物除不动用死刑外，还应当根据他们的历史，区别对待。他认为林彪集团的几位主犯大部分在革命战争年代有战功，处理时应当考虑到这一点，给予适当照顾。这个意见经过中央研究，也得到落实。1981年，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实行保外就医，报告提到拟将李作鹏安置在陕西西安。陈云同志批示：李有心脏病，西安海拔高，宜安排低些的地方。后来，组织上把他的安置地改到山西太原。

一个人上了年纪，尤其到晚年，往往锐气会越来越少，暮气会越来越多。然而，这个规律在陈云同志身上不发生作用。我做他的秘书时，他已是近80岁的老人，坚持原则的精神依旧不减当年。借用唐朝诗人王勃的诗句形容，借用唐朝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形容，可谓“老当益壮，不坠青云之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大批老干部恢复了工作，但同时带来干部老化的问题。对于干部要年轻化，大家都是赞成的，但存在两个分歧：一是紧迫感不强，主张一个一个选拔；二是对“三种人”不以为然，提出采取“俱往矣”的态度，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说不清，已经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必再深究。对此，陈云同志一方面主张要增强紧迫感，要成千上万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有些可以先放在领导助理的岗位上，给他们压担子，加快他们的成长；另一方面，对于“三种人”绝不能搞“俱往矣”，而要“俱在矣”。他指出：“对于这些人，不要只看他们现在一时表现好。现在这些人大概表现是‘蛮好’，他要爬上来，现在只能表现好，因为老家伙还在。但是，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党内有什么风浪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变成为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当时闹派性的、‘造反’的人，许多是随大流的，但里头的骨干分子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一个也不能提拔，手不能软了。”

1981年5月，陈云同志在杭州休养，亲笔写了一份题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意见书，共12条，分送胡耀邦和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看后说，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于是，陈云同志回到北京，委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抽人组成调研组，邀请中央组织部和军队总政治部有关同志开了两个座谈会，专门研究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我当时还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也被抽调去参加这个调研组和两个座谈会，会后形成一个纪要。陈云同志本来建议把中青年干部问题列入当时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议题，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列入，改为会后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留下来，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一起开三天会，专门讨论陈云同志写的关于抓紧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意见书和关于老干部离退休问题的座谈会纪要。

我作为调研组成员也列席了那个会，亲耳聆听了邓小平和陈云同志的讲话。陈云同志在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了抓紧培养和提拔成千上万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说现在省部一级领导大部分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干部，不少还是70多岁的，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50岁左右的，对此，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拖下去，等到老干部病倒了病死了，再被迫仓促提拔一些不理想的人到领导工作岗位上来；一种是立即主动地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把他们放到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他以美国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办公室主任分别为32岁和40岁为例，说明我们提拔中青年干部，不仅要提50多岁的，还要提40岁上下的，以保证我们的干部队伍能稳定有序地新老交替。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说：去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提得好，我不但双手赞成，双脚也赞成。说到这里，他还做了一个把两条腿也抬起来的动作，引得全场一片笑声。在那次讲话中，他情真意切地说道：原来我们的手脚还是小了一点。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我们当然要过问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选拔中青年干部。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三种人”问题，陈云同志认为这些人也很年轻，很多也有知识、有专业，但他们又很会看风向，可以变得很快，如果不掌握政治标准，不严格考察历史表现，在大量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情况下，很可能让这些人混进来。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强调，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一个也不能提拔。党的十二大前夕，陈云同志向我交代，他在大会发言时别的都不讲，就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不能只提拔几十个、几百个；另一个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那篇发言稿总共21个自然段，2000多字，但当他在大会上发言时，却被12次掌声打断。可见，他的意见切中了当时的要害，反映了全党的心声。

前面提到，陈云同志最欣赏坚持原则的干部，最瞧不起看风使舵的“风派”人物。他在干部选拔标准上不仅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而且提出要以德为主，其中“德”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坚持原则、公道正派。在党的十二大上的讲话中，他明确指出：“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他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出培养执笔的、写文章的中青年干部问题。他强调，“选拔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特别谨慎”“必须培养既能写，又有德，德才兼备的人”。他在这里所针对的，正是我们党过去被看风使舵的假马克思主义笔杆子所骗的历史教训。他接着说：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是胡乔木同志参与起草和执笔的，“找胡乔木这样的人不容易。拿笔杆子的人，能写文章的人，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写到这里，想起有一位被陈云同志称作“风派”的高级干部。此人在“大跃进”时期就是所谓“促进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早被造反派结合进省革命委员会，粉碎“四人帮”后又搞“大树特树”的新“个人崇拜”，改革开放后提出要把全省都变成特区，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竟私自出走国外，与反共分子混在一起，终于被开除党籍。[《中顾委中纪委决定撤销许家屯委员职务开除其党籍》，《人民日报》1991年3月4日第1版。]就是这么个人，在境外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其中写到1984年他来北京开会，我给他打电话，说陈云同志要见他，还称陈云同志见到他后向他鞠躬，说当年的争论，他是对的云云。我看后感到既气愤又好笑，因为实际情况刚好相反。实际情况是，1984年的一天，此人用保密电话打到我办公室，说他来北京开会，希望能拜访陈云同志。我向陈云同志汇报，陈云同志说此人是“风派”，不见了。我于是给他回话，婉言谢绝。过了两天，陈云同志把我叫去，说又考虑了一下，“大跃进”时期，在种双季稻还是单季稻的问题上和此人有过争论，既然他提出要见，不见一下显得不好。于是，我又给此人打电话，约他来见。见面时，陈云同志从沙发上起来，由于年纪大，起身时弯着腰，没想到，此人居然把这称作向他鞠躬，真不知道脸皮要厚到什么程度，才能说出这种话来。

前文还提到，有一件涉及领导干部在出国招商引资中违反外事纪律、变相索贿受贿、给国家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案子，中央纪委在办理中阻力很大。为此，陈云同志除亲自给中央一位负责同志打电话，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办，否则党风搞不好，还要我转告中央纪委一位领导同志，说对这件事一定要顶住，处分决定如果通不过，就拿到政治局会上，政治局通不过，就拿到中央委员会的会上。他说：“开放政策是对的，但越是在开放的地方，越是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干部越是要‘金刚钻’的。”后来，这个处分决定经过折中，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通过了，但党内反响很强烈，认为处理太轻。他在一位老同志的来信上批示：不能怕涉及此案的负责同志躺倒不干，要讲党性，“谁要躺倒，就让他躺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纪委终于作出对此案重新处理的决定，并在报上公布。

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不法之徒，内外勾结，大搞走私活动，涉及不少党员干部，群众意见很大。1982年1月5日，陈云同志要我去他办公室，指着前一天送给他的中央纪委反映广东一些党员干部参与走私、贪污腐化的信访简报，情绪十分激动地说：“告诉王鹤寿（时任中央纪委常务书记——笔者注），要重办，要杀掉几个。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解放初期，贪污几千元就杀。”他停下想了想又说：“干脆，我来批一下。”于是，他拿起铅笔，把这份简报批给当时的几位中央常委，上面写道：“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几位领导同志阅后均表示同意，小平同志还在陈云同志的批语中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由于小平同志的字迹和陈云同志的有些像，《陈云文选》编辑组误把这八个字也当成陈云同志写的——笔者注）。六天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贯彻中央常委关于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批示精神，决定立即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以及军队系统负责人会议进行部署，派中央负责同志前往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沿海沿边省份予以督导，并向全国各地发出《中央紧急通知》。一场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就此开始。

过了一段时间，中央纪委在一份关于传达学习《中央紧急通知》过程中若干思想情况的材料上反映：有的同志认为，中央抓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很必要，但抓晚了，问题已相当严重，积重难返。陈云同志看到后，在上面批示：“现在抓，时间虽晚了些，但必须抓到底。中纪委必须全力以赴。”后来，他把一份香港报纸上的有关评论批转给黄克诚（时任中央纪委第二书记——笔者注）、王鹤寿同志，指出：“对于经济犯罪案件必须严办。阻力再大也必须办。”那时，有的同志担心开展这场斗争会影响改革开放，陈云同志听到后对我说：“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亡党亡国。”对于这场斗争的艰巨性，陈云同志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说：“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不管谁管？！我准备让人打黑枪，损子折孙。”他要我转告他的子女，出门时要注意安全，并要我也注意。我看他讲完转身走到门口，又加了一句，让我的爱人也要注意。

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后的一天，陈云同志把我叫去说，会上有人提意见，认为中央纪委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很果断，但在处理现实的案子时软弱。他让我转告中央纪委负责同志，对涉及领导干部的案子要大胆地搞，搞不动就由他提到中央常委会上。总之，纪委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在党中央和陈云同志的领导和督促下，这场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仅开展严打的第一年，被判刑的就有3万多人，情节特别严重的，如汕头一位地委级干部还被判了死刑，从而起到震慑少数以权谋私分子、遏制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蔓延势头、保证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

在1983年秋天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前，他让我问问中组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还剩下多少党员，以便与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斗争中受处理的党员人数做对比。在全会发言中，他痛心疾首地说道：“从打击经济领域犯罪以来，中纪委统计的经济犯罪案件中看，开除党籍的有九千多人，受党纪处分的有一万八千多人，两者合计二万七千多人，比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后全国党员总数还要多一倍多。”

陈云同志要求做纪检工作的同志坚持原则，敢于碰硬，自己率先垂范。那时，有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以“自费”为名出国留学，实际上是外商资助。有关反映送到陈云同志这里，他总是亲自出面，给有关领导同志写信，指出这样做不好，因为我们“自费不起”，劝他们不要让孩子出去，出去的也要叫回来。

后来，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编辑《陈云论党的建设》一书，还了解到一件事，也很能说明陈云同志是非分明、不怕得罪人的风格。那是1986年，中央纪委反映中央有的部门违反规定，给领导干部购买高级小轿车。陈云同志将简报批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负责同志，指出：自己有车，还向下属单位要新的高级车，这样的事，在高级干部中，可能不仅这几位同志。“中央要求，在北京的党、政、军机关，要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中做表率。我建议，做表率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凡是别人（或单位）送的和个人调换的汽车（行政机关配备的不算），不论是谁，一律退回，坐原来配备的车。在这件事上，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他还建议将自己的这个意见发给在京中委、中顾委、中央纪委成员和党政军各部委，以便监督执行。

陈云同志坚持原则的作风，还体现在他对冤假错案问题的主持公道。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投敌，中央调整了特别工作委员会，指派陈云担任中央特科负责人。当时，调入中央特科的人中有潘汉年同志。后来，潘汉年在敌人心脏长期战斗，为党的隐蔽战线工作作出了特殊贡献。全国解放后，他被当作叛徒、内奸遭到错捕错判。对于此案，陈云同志一直有怀疑，认为如果潘汉年真的叛变投敌，他所知道的地下党组织势必会被破坏，然而实际上没有一个组织被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兼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主持冤假错案的平反。他委托当年与潘汉年一起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刘晓同志，收集有关潘案的材料，为复查做准备。1979年，陈云同志被检查出患有结肠癌。手术前，为防不测，时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问他有什么事交待。他别的事没说，只说了潘汉年案要平反，并就此案重新审查问题给时任中央秘书长、中央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写了封短信。手术后，他又指示公安部整理了一份关于“潘案”处理过程的材料，然后给几位中央常委写信，说公安部的“这些材料，并无潘投敌的确证。现在，所有与潘案有关的人都已平反。因此，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中央接受了陈云同志的建议，着手对“潘案”进行复查。

1981年冬天，陈云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原中央特科工作者座谈会的代表，让我随他一起去。我亲耳听到他在讲话中说：“对潘汉年案件，中央纪委正在平反，我相信他必将恢复名誉。”1982年8月，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随后，陈云同志致信同潘汉年在中央特科、香港工委、上海市委都共过事的夏衍同志，请他写一篇纪念潘的文章。夏衍同志欣然命笔，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就在陈云同志为潘汉年案复查平反而努力的同时，李先念同志又向陈云同志反映了西路军的历史问题，并说小平同志批给他看了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长期以来，西路军的失败一直被说成是张国焘路线的破产，使许多参加过西路军的同志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也使2万多牺牲红军将士的英灵蒙上了一层阴影。前文讲到，陈云同志当年率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团前往新疆迎接西路军，以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他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在同李先念同志谈话时说：西路军西过黄河是党中央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还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当年红军西渡黄河前并无西路军的称谓，陈云同志这样称呼，实际是指红军过河这件事——笔者注）在他的支持下，李先念同志通过中央有关部门收集了有关西路军问题的一批历史电报，并写了一份说明。陈云同志看后要我转告李先念办公室：“送来的29份电报已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同时再次指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随后，他在李先念正式上报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说明及附件上批示：赞成把这些文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邓小平阅后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至此，这一牵涉几万红军将士政治生命的历史问题，终于有了公正的结论。他这种为蒙冤受屈同志仗义执言的做法，绝不是感情用事，而是建立在党性和事实基础之上，是阶级感情与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的统一。

当年，财经战线的干部中流传陈云同志的四句话，叫做“原则问题，该顶必顶，现在不顶，今后检讨”。这四句话是说给综合部门干部的，也是说给他自己的。在计划经济年代，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人往往要为自己那个地区那个部门争项目、争投资，有的领导人也总希望把产值、利润尽可能搞高一点，发展速度尽可能搞快一点，但财力、物力、动力、运力就那么多，不可能满足各方面需求。因此，计委、财政部、物资部、商业部、粮食部、银行等综合部门自然成为矛盾的焦点，压力特别大。在这种情况下，是屈服压力，勉强答应那些做不到或一时虽然能做到、但从全局和长远看并不利的要求呢，还是顶住压力、坚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实际情况办事呢？这对于综合部门的干部，尤其是领导综合部门的陈云同志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

20世纪60年代，面对天灾人祸造成的困难，各方面看法很不一致。有的人认为困难只是局部的，而且并不严重，形势仍然一片大好。陈云同志则认为，农民吃得好、鸡鸭成群的地方有，但是是极少数，多数地方粮食不够吃。人们肚子里缺油水、身上缺衣着，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等条件都比过去差；另外，基本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钞票超发、通货膨胀，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因此，他主张大刀阔斧地压缩基建规模和城市人口，千方百计回笼货币，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增加农业产量。他的意见得到中央支持，使经济得以迅速好转。

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经济重大比例失调和“洋跃进”，陈云同志力主第二次经济调整。开始时，阻力相当大，许多地方和工业部门的负责同志思想不通，认为“资金不足可以借外债，发票子”“有点通货膨胀不可怕”“调整是多此一举，会耽误建设时间”。由于认识不统一，1979年和1980年基本建设规模不仅没有降下来，相反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财政赤字，外贸逆差20亿美元，增发货币130亿元，造成物价大幅上涨。他再次顶住压力，从解决思想问题入手，在中央工作会议、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等各种场合，反复给大家讲道理。他说：“要承认经济工作中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不仅做财经工作的同志之间有分歧，中央内部有分歧，而且中央与地方之间也有分歧。原因是财贸方面的同志不熟悉工业，工业方面的同志不了解财贸；中央不完全了解地方，地方不一定了解中央的困难。”他指出：“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经济调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对外债要分析”，自由外汇“贷款数量很少”，而买方贷款“每年能够使用多少……决定于我们使用它时，国内为它配套所需的投资数量”“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在陈云同志推动和邓小平同志支持下，调整方针终于得以贯彻并很快取得效果，理顺了严重失调的各种重大比例关系，为后来全面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稳定宽松的环境。

然而，情况稍有好转，一些同志单纯追求产值、速度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们以实现党中央关于在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产值翻两番的目标为由，提出要“提前翻两番”，要“翻三番、翻四番”。陈云同志敏锐觉察到这个苗头，要我转告党的十二大报告起草组负责同志，在报告稿中要把20世纪的最后20年分成两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为后10年的振兴创造条件。起草组采纳了这个意见，并得到党中央批准。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事后对我说：“陈云同志的这个建议非常高明，一下子解决了当时一些人头脑又发热、要求提前翻两番的问题。”

党的十二大之后，陈云同志在听取国家计委负责同志汇报时，针对一些地区和部门要求突破计划上项目的情况，再次指出：要分清前10年和后10年，要抓住这两个10年的区别。前10年是打基础的，要把各种关系理顺，不能搞快了。“今后各地要求开口子，计委要顶住。”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上海代表团要求派代表看望陈云同志。我按照他的要求，在此前几次讲话内容基础上，起草了一个座谈时用的讲稿。他指出：只要前10年把各方面关系理顺，由中央适当集中一笔资源，加强能源、交通运输和科学、教育等薄弱环节。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后10年的发展速度就可以搞得快一些，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就可以实现。如果急于求成，把本来应该放在后十年办的事也勉强拿到前十年来办，在‘六五’和‘七五’期间乱上基本建设项目，那末，经济又可能出现混乱，翻两番的任务反而有可能完不成”。

（下）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又出现过热现象。陈云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次提醒大家，百分之二十几的工业发展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他说：“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

陈云同志在事关党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从不退缩，在党和国家的危难关头更是无所畏惧，挺身而出。1989年春夏之交，他正在外地养病，当首都发生政治风波、党中央发出两种声音，他毅然提前返回北京，召集中顾委常务委员开会，旗帜鲜明地指出：作为老同志，现在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由于他当时担任中顾委主任一职，在党内又有着最老的资格和崇高的威望，因此，在关键时刻讲出的这句关键的话，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平息政治风波，起到关键性作用。

陈云同志曾就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总结出15个字的体会，叫“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人称“十五字诀”。他之所以把“不唯上”放在最前面，是因为做到“不唯上”要比“不唯书”更难。毛主席当年之所以提倡，党员要有“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不怕老婆离婚”的“五不怕”精神，也是为了说明要在党内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就不能怕牺牲个人利益。这“十五字诀”，尤其第一句，不仅是陈云同志总结的，也是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贯穿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1962年，陈云同志临危受命，重新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由于疲劳过度病倒，于6月份去上海，边养病边调研，考虑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他了解到安徽因实行“包产到户”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情况，又看到田家英关于“分田到户”（那时说的分田到户，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后所实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农田家庭承包——笔者注）的调查报告，认为这些都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而且后者对于恢复农业生产更为彻底。回到北京，他先同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分别交换看法，然后致信毛主席，请求面谈。有的同志担心毛主席接受不了，劝他慎重考虑，不必急于提出。他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耽误时机！”后来，他还是见了毛主席，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果然引起误解，认为他要走“分田单干”的道路，解散人民公社，从此遭受政治冷遇，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重新回到党中央领导岗位，前后长达16年。

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部门酝酿发行特区货币，甚至货币都印出来了。中央领导将有关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批转陈云同志，他当即明确批示：“我不同意发行特区货币。”此后，他还就这个问题多次发表意见，直到特区货币发行的事搁置。

1984年春天，陈云同志按惯例在杭州休养。3月下旬，中央根据小平同志此前关于对外开放和特区工作的意见，召开会议，决定开放大连、青岛等14个沿海城市，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在会议纪要发出前，时任副总理的谷牧受小平同志委托，专程到杭州向陈云同志汇报，听取陈云同志意见。谷牧同志到后把我叫去，将中央的会议纪要交给我，说请陈云同志先看看，然后再去汇报。我把纪要送给陈云同志后，他用半天时间，很细心地看了两遍，第二天便请谷牧同志过去，和他谈了两个小时，其中有关于文件本身的内容，也有很多涉及其他方面的内容。事后我考虑，谷牧同志没有作记录，为使传达尽可能准确，还是有个文字材料比较好。于是起草了一个谈话纪要稿，经陈云同志审定，当天送到谷牧同志住地。谷牧同志见到后非常高兴，说正发愁回去怎么传达呢，有这个东西就好办了。

陈云同志在谈话中，首先明确表示同意关于开放14个沿海城市的座谈会纪要，然后说，纪要中有两个问题他很注意：一是提出开放城市要有“拳头”产品，二是提出国外来料来样的加工产品要有一定比例的内销；另外，特别谈到特区货币问题。他说，对这个问题他考虑比较多。“特区货币究竟是一个特区发，还是每个特区都发？如果各个特区都发货币，实际上就是两种货币并存。而两种货币并存，人民币的‘腿’会越来越短，特区货币的‘腿’会越来越长。因为，‘优币驱赶劣币’，这是货币的客观规律。”

后来，陈云同志在中国银行两位工作人员就反对发行特区货币写给中央的信上批示：“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在中央。决不能让特区货币与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流通。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出现国民党时期法币发行之前的状况。”再后来，他请谷牧和中国人民银行一位负责同志到他家里谈特区货币问题，再次强调：“特区货币如果大家坚持要搞，我提出两条，一条是特区货币发行权属于中央；另一条是封关以后，特区货币只能在特区流通，不能在其他地方流通。”那次谈话我在场，但1987年他回忆那次谈话和对特区货币问题的处理结果，我不在，是从档案上看到的。他说：“一九八四年，我专门把谷牧和刘鸿儒找来谈特区货币问题。我讲，如果大家坚持要搞，我提出两条：一是发行权属于中央，二是封关后只能在特区流通。那时，特区货币已印好，后来，特区同志自己感到这件事不那么简单，就搁置起来了。”

改革开放后，很多人认为国家每年拿出大量财政收入补贴物价，负担太大，也不符合经济规律，主张进行物价改革，闯过“物价关”。陈云认为，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可以进行物价改革，但要从根本上取消物价补贴是不现实的。1988年，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力推大幅度的物价和工资改革。陈云听了这个改革方案的通报后表示：“物价每年要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对此我打个很大的问号。物价连续上涨百分之十影响面很大。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他直言：“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那位主要负责人听不进陈云的意见，结果改革方案刚一公布，立即引起市场抢购、银行挤兑，物价直冲19.3%，只好紧急刹车，并且决定进行经济的治理整顿。

改革开放前很长一个时期，陈云同志一直被当成右倾保守的代表人物，甚至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1981年我被派到他那里工作时，第一次见面他就指着自己的鼻子诙谐地说：“你认识不认识我呀？我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可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人又议论他“左”了、“保守”“僵化”了，境外敌对势力更是兴风作浪、推波助澜，咒骂他是“左王”。这个话传到他耳朵里，他笑着说：“好哇，能把我‘一贯右倾’、‘老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摘掉，我很高兴呀！”有一次，在说到这件事时，他以开玩笑的口吻问我，他到底是右了还是“左”了。我对他说：“你没有右，也没有‘左’，你还站在原处，没有变地方。变地方的是那些说你右和‘左’的人。当他们站在你的‘左’边时，觉得你右了；当他们站在你的右边时，又觉得你‘左’了。”我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

过去，一些人指责陈云同志思想“右”，右的其实并不是他，而是由于那时不顾客观条件，或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或急于把经济建设速度搞得更快、项目搞得再多，因此出现了“左”的偏差，从而显得他“右”了。后来，当一些人又议论他“左”了，“左”的也不是他，而是那些当年议论他“左”的人在新的形势下思想又右了，迷信金钱拜物教，鼓吹“市场万能论”，散布“马列过时论”，主张全盘西化，从而显得他“左”了。那时，社会上流传党内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说法，并把陈云同志划入“保守派”。陈云同志对此不屑一顾，照样讲他认为该讲的话。但在私下里，他对我说：“要说改革，我是大改革派。搞加工订货、对资本家采取‘定息’办法，这些不是改革？”其实，不仅20世纪50年代在私营工商业改造中，陈云同志提出了许多不同于苏联的做法；即使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之初依据的指导思想，很大程度上也是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提出的有别于苏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的“三为主三为辅”的构想。

通过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我看到他对改革开放不仅始终真诚拥护、积极支持，而且提出过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例如，关于社会主义除“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还不够，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走出去向国外投资，等等。在198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高度评价经济体制改革，说这一改革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意义不亚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他又明确提出：“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如果现在再照搬五十年代的做法，是不行的。即使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但同时，他反复提醒全党在搞活经济的同时，不要忽视计划指导，防止摆脱国家宏观控制的倾向；在改革开放的同时，要重视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和违法行为，纠正忽视精神文明的现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紧紧抓住执政党风问题不放松。那时，一度出现一种舆论，认为党的纪律束缚了人们改革开放的手脚，需要“松绑”。他知道后明确表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他强调：“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

如果说强调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放松党的纪律就叫“左”的话，哪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不左呢？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些是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这样讲的，从来没有变过。”“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对于这一点，丢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人当然无法理解；崇尚资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的人，更是永远也不会弄明白的。

三、求真务实

关于前文提及陈云同志的“十五字诀”，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讲话中着重指出过，他说：“延安时期，在同毛泽东同志反复探讨怎样才能少犯错误这个话题之后，陈云同志提炼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样一个带有鲜明特点的‘十五字诀’。”党中央于2023年3月发出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也特别引用了“十五字诀”的头9个字，要求大家“听真话、察实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些都说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和他的“十五字诀”，是充分肯定、高度评价的。

陈云同志在和我的谈话中，多次提起“十五字诀”的产生。他说，在延安时期，他有一段身体不大好，利用休养时间，把毛主席过去起草的文件、电报都要来，认真读了一遍，感到其中贯穿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他经过思考，得出了上述15个字的体会。对这15个字的意思，他在许多场合讲过，其中，1990年同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的谈话时讲得最完整。他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我在他那里工作，一个深切感受就是，他对实事求是原则贯彻之彻底、坚持之不渝，简直到了令人拍案叫绝的程度。

1983年，辽沈战役纪念馆请陈云同志为他们编辑的《辽沈决战》一书题写书名。书名写好后，陈云同志让我把书稿要来给他看一下。当他看到其中大部分作者都是四野部队的指挥员，而且大部分是以前发表过的有关战役和战斗的回忆文章，便对我说：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第一个战役，它的胜利，加上当时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上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为整个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编这样一本书，不仅应该使大家知道辽沈战役胜利的经过，而且应该使大家知道这个胜利是怎么来的。接着，他从几个方面分析了胜利的原因。事后，我把他这次谈话整理成文字送给他看，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他又讲了一些新的意见，我据此将记录整理稿又做了进一步补充。就这样，边谈边改，边改边谈，他前前后后谈了八次，我也将记录稿改了八次，最后送他逐字审定，形成收入《陈云文选》的《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在这篇谈话中，他从六个方面分析了为什么抗战结束时，我们党仅用三年时间，就在最初力量相比全国其他地区最弱的东北，首先打响并打胜了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大战役。这篇谈话因为触及如何看待苏联和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历史作用这两个敏感问题，当在内部刊物上发表后，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陈云同志在谈话中明确指出：那时苏联对我们党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有雅尔塔协定的约束，不能把东北大城市和铁路干线交给我们，但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东北背靠苏联，东邻朝鲜，这对于我们在和国民党作战中的后方补给和伤员的运送安置，也是十分有利的条件。另外，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他说，只有把这些因素都分析到了，对辽沈决战的历史记述“才是全面的，符合历史唯物论的”。正是他的这一谈话，讲透了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原因，也解除了当时人们在评价苏联和林彪历史作用这两个问题上的禁忌。

有一天，陈云同志看到《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讲“养猪少用粮照样可以多长肉”。他把我叫去说，养猪还是少不了粮食，“大跃进”后为了节省粮食，用糖化饲料养猪，结果猪整天躺在地上睡觉，只长肥肉。他让我转告《人民日报》社领导，在宣传这个问题时一定要注意分寸，避免让群众产生一些不科学的想法。后来，我在一个材料上看到，饲养业中产肉与耗粮有一个比例，大体是生产1斤鸡肉、猪肉、牛肉，平均分别需要耗粮2斤、4斤、8斤。可见，他说的的确不错。

陈云同志对人对事都坚持实事求是，对自己更是实事求是。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部门编辑《陈云文选》，他明确要求要把他在1948年写给中央的关于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地区土改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收进文选。编辑组几次提出，这个错误在当时是带普遍性的，而且辽东土改中责任也不能由他一人负，因此主张把这篇检讨报告撤下来。他坚决不同意，让我转告编辑组，他把这篇检讨放进去，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也是有错误的，并不是一贯正确，世界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后来，在辽东工作过的一位老同志对他说，当时中央在土改方针上有偏差，但陈云同志承担责任，还把自我批评的文章收入自己的文选，这使大家很受教育。陈云同志听后只说了一句：“应当做自我批评。”

陈云同志曾多次对我说，编辑他的文选，文章原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要按今天的认识去改动过去的文章，不要搞成他好像有什么先见之明。那时，有关部门要编印出版党的文献选编，收入他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两篇发言稿，提出前一篇在讲到华国锋同志的地方，要把“英明领袖”四个字删去；后一篇在讲到彭德怀的地方，要加上“同志”两字；在讲到康生的地方，要去掉“同志”两字。我请示他，他说：不要改，因为我讲“英明领袖华国锋领导我们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当时就是那么认识的，也是那么讲的。不过，我只“英明”了那一次，以后再也不“英明”了。意思是说，那时确实认为华国锋同志很英明，但他后来搞“两个凡是”，就不认为他英明了。关于如何处理彭德怀后面加不加同志的问题，陈云同志说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时，华国锋提出对冤假错案平反问题只能讲“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不能讲之前的，但彭德怀问题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而且彭头上的“反党集团头子”的帽子还没摘掉，我只能讲没听说他被开除党籍，因此，应当把他的骨灰放入八宝山。当时能讲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怎么可能称他为“同志”？关于如何处理康生后面要不要去掉“同志”二字的问题，他说：中央对康生的悼词中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悼词当时并没有撤销，因此，提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乱点名，应当对他审查，也已经很不容易了，怎么可能不称他为“同志”？总之，彭德怀后面不能加“同志”，康生后面不能去掉“同志”。看问题一定要把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时只能讲到那种程度。我把他的上述意见转达给有关部门，经反复磋商，决定采取折中的办法处理，即在公开发行的本子上照他们的意见办，在内部发行的本子上照陈云同志的意见办。

还有一件事，也很能说明陈云同志这种彻底实事求是的精神。那是在党的十二大前夕，有关部门一位领导要我向陈云同志请示，说现在许多代表简历中的“文化程度”一栏，都按照现有文化水平做了修改，如相当高中、相当大专等。因此，他考虑把陈云同志原来填写的高小毕业也改为相当大专。我说这样恐怕不好，“文化程度”从来是按学历填写，这又不是讲水平，如果讲水平，让博士领导全国经济工作试一试。他听后坚持让我请示，我只好请示。陈云同志让我告诉他：“不要改，简历中的文化程度是指接受正规教育的程度，不是指实际水平，我只上过小学，只能写高小毕业。至于说实际水平，大家都清楚嘛。”后来，在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有人反映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改学历，这也是一股不正之风。陈云同志在简报上批示：“有工作成就和大学学历是两回事。”为充分说明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的彻底性，还可以举几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例子。

1955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定息、组织专业公司的阶段。按照陈云同志原先的部署，需要先一个一个企业做好清产核资、改组改造、安排生产、安置人员的工作，然后再成熟一个合营一个。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由北京带头，全国各地在两个月时间里忽然掀起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资本家、小业主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申请公私合营，势头甚猛。1956年初，北京市的私营工商业被全部批准公私合营，不到一个月，全国其他大城市和很多中等城市也都实行公私合营。结果，本应在前面做的工作被放到后面，连不雇店员的夫妻店也被批准拿定息、拿工资，许多工厂、商店改变了原来的经营办法。为纠正这些偏向，中央根据陈云同志意见，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对已经批准的公私合营企业，原有的进销货办法和管理、会计、工资制度，暂时原封不动。尽管如此，这种运动式做法仍然产生了不少副作用。

当时，毛主席听到公私合营后的东来顺涮羊肉、全聚德烤鸭不好吃了的反映，请陈云到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讲原因。陈云同志通过调查，在会上讲道：东来顺的羊肉不好吃了的原因是：“它原先只用三十五斤到四十二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肉相当嫩。我们现在山羊也给它，老绵羊也给它，冻羊肉也给它，涮羊肉怎么能好吃？羊肉价钱原来一斤是一块二角八，合营以后要它和一般铺子一样，统统减到一块零八，说是为人民服务，为消费者服务。这样它就把那些本来不该拿来做涮羊肉的也拿来用了，于是羊肉就老了。本来一个人一天切三十斤羊肉，切得很薄，合营后要求提高劳动效率，规定每天切五十斤，结果只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当然就不如原来的好吃了。”关于全聚德烤鸭，他说：“‘全聚德’用的鸭子，原来从小喂起，大概要喂一百天左右，饲料主要是绿豆和小米，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给它劳改农场养的老鸭子，烤的鸭子就不好吃了。”他指出：“我们是要改组工商业的，但并不是每个小厂统统需要改组，也不是所有的商店都要调整。如果轻率地并厂并店，就会给经济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不论工业、商业，都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持原来好的品种和质量。公私合营后，企业的资方经理或副经理应该有一个人专门负责品种和质量。”毛主席听后当场表示：“要羊肉继续好吃，烤鸭子更加好吃，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1958年底，毛主席对“大跃进”中的高指标、浮夸风有所觉察，提出“压缩空气”、降低指标，认为原先定的1959年钢铁产量2700万吨到3000万吨的指标太高，要降到1800万吨到2000万吨。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陈云同志认为这个指标仍然太高，建议最好不要写进会议公报，但意见没能反映上去。在1959年初毛主席召集的小会上，他再次对1800万吨能否完成表示怀疑，仍然未被接受。同年三四月份，毛主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期间，发觉1800万吨的指标确实过高，感到陈云的意见是正确的。关于这个事，前面已说过。会后，有关部门核实1958年的钢产量，发现好钢（指符合质量标准的钢——笔者注）只有800万吨。于是，经毛主席提议、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陈云同志领导中央财经小组，研究落实1959年的钢铁指标。在此之前，陈云同志已经了解到在钢铁生产中存在运输、洗煤、矿山、电力等薄弱环节。接到中央任务后，他又找国家计委、冶金部具体负责同志个别谈话，倾听他们掌握的实际情况；然后，连续6天听取冶金部汇报，分别了解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冶炼、钢铁品种等各个环节的问题；最后根据冶金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各自提出的方案，正式向中央建议，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为1300万吨、钢材生产指标为900万吨，被中央采纳。年底执行的结果，钢和钢材的实际完成数分别为1378万吨和897万吨，与陈云同志提出的建议数基本吻合。

1959年夏天，中央决定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据王任重回忆，毛主席在去长沙的火车上同他谈话时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在讲话中又讲了类似意思。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这段话的后半部分，整理时被删掉了，因此，在《毛泽东文集》中看不到，但在后来出版的《毛泽东传》中被披露了出来。200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在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中说：“陈云同志在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为毛泽东同志所赞扬，为全党所钦佩……（他）长期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成功实践和取得的显著成就，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困难关头，人们总是希望听到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也总是能够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为什么说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比较有研究，对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懂得比较多，总能在困难关头洞悉全局、抓住要害、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毛主席说的，“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

1961年，为解决“大跃进”和“反右倾”中“左”的错误，毛主席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中央常委率先下去。陈云同志选择比较熟悉的青浦县小蒸公社作为自己的调研点，先派身边工作的同志去调查了一周，然后亲自前往，在农民家里住了半个月。其间除到农户家中观察养猪、种自留地、吃住情况，去田间和养猪场查看土地、农作物生长和集体养猪等情况外，还听取了公社党委的两次汇报，召开了有农民参加的10次座谈会，并列出10个问题让大家讨论。那时，中央已经在调整农村工作中一些“左”的政策，包括改变将肉猪、母猪收归集体公养的做法，但文件仍然说的是要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因此，许多地方揣摩中央精神，把肉猪下方给社员私养，母猪仍由集体公养。陈云同志在调研中发现，公养母猪一个饲养员管10头，忙不过来，喂食像开“大锅饭”，母猪、肉猪、好猪、病猪一起喂，干稀一律，吃多吃少没人管，圈内只用少量稻草垫，水淋淋的，母猪、奶猪常常遍地泥浆，容易得病，导致苗猪死亡率高，另外，苗猪肉长得慢，肥积得少，耗费劳力多；而私养母猪，农户基本上一家养一头，对母猪像对产妇、对苗猪像对婴儿一样关心，青草垫圈，圈内清洁，喂食按照不同需要，有时给精饲料，有时给青饲料，有时喂干，有时喂稀，农民随时观察它们喜欢吃什么，有病容易及时发现，母猪快生产时，农民就睡在猪棚旁守护，防止母猪压死苗猪，对瘦弱的苗猪常放在母猪的第三个奶头吃奶，因为那个奶头的奶水最多，所以，苗猪死亡率低，肉长得快，肥积得多，节省劳力和稻草。通过对比，他指出算总账，公养猪亏本，私养猪赚钱，因此，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并就此向中央写出调研报告。

陈云同志在调查研究中除了能深入下去，注意了解真实情况外，也十分重视听取专家的意见。有一次，他和我谈到“大跃进”时期西安传来“战报”，说用土法炼出钢了，小平同志要了一节公务车，邀请他一同去“观战”。到了现场，陈云同志问身边的专家，这个方法能不能炼出钢来？专家回答不能，因为炼钢需要1500度以上，而风箱拉不到那么高的温度。他在领导经济工作时，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往往来自专家的意见。例如，他在三年困难时期提出给城市居民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的办法，就是听取营养专家关于蛋白质每人每天最低需要量和大豆每两含量的意见之后想出的。

陈云同志在调查研究中除注意倾听专家的意见，还特别注意倾听不同意见，并把听不同意见也作为调查研究的一种方法。他说：“调查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也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方法。”1959年他做工业调查，召开煤炭工业座谈会，考虑到“反右倾”以来，一些人不敢讲真话，开始时先在开场白中鼓励大家解除顾虑。他说：这是调查研究的会，不是在喇叭（指麦克风）前面讲话，要“无所顾忌地随便地讲，要左思右想地考虑问题，不要怕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机会主义”。他特别叮嘱，在座谈会上“报告情况不是评功摆好，而主要是讲存在的问题”。在他鼓励下，大家畅所欲言，就一系列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座谈会开得既生动又实在，找出了当时煤炭工业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使煤炭行业调整有了明确方向和良好开端。

据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同志的秘书周太和回忆，陈云同志下基层调研，十分注意倾听批评的意见。三年困难时期，农民对干部不参加劳动、说大话、缺少自我批评不满，讽刺干部“嘴唇两张皮，翻来复去都有理”“干部吹牛皮，社员饿肚皮”“干部出风头，农民吃苦头”。对于农民的意见，陈云同志不仅耐心听，而且作解释，有些还主动承担责任。他在干部座谈会上讲：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说主要责任在中央，是我们中央的几个同志工作没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

陈云同志注意在调查研究中倾听不同意见，也提倡大家要讲真话，要真话直说、不兜圈子，并且要求领导干部创造让大家讲真话的条件，虚心倾听真话，哪怕是怪话、牢骚话，只要多少能反映实际情况，就要耐下心来听。早在党的七大大会上，他就说过：“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他又指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

在20世纪60年代初农村调查中，陈云同志一再谈到要讲真话、听真话的问题，他指出：下面不说真话，不把真实情况反映上来，领导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这是十分危险的。“河南信阳的毛病，就是吹了牛，不改口，搞得下面不敢说真话，情况反映不上来。一个领导机关听不到反面意见，很危险。提倡讲老实话，但是要有讲老实话的条件。我跑了几个省，一讲到一九五八年，就含含糊糊。过去领导工作，下去总要问一问干部情况，大家也是敢讲的。现在除了第一书记、组织部长还可以讲一点，其他人都不敢讲，这是党内一种不正常的现象。”陈云每下农村蹲点调研总喜欢到他的家乡或从事过农民运动的地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能听到真话。那里的老乡了解他、信任他，肯把心里话对他讲。

陈云鼓励别人有话直说，自己反映调查研究中了解到的情况，也是直截了当、直言不讳。1961年3月，中央通过的“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六十条”）草案虽然加大了农村政策调整的力度，但仍然坚持“公共食堂必须办好”的提法。当时，陈云正在浙江调研化肥生产设备问题，他根据此前在河北、山东、河南、安徽农村调查的情况，在谈话中明确表示不办公共食堂好，主张把粮食分配到户，给农民一定自主权。他说：“不一定都吃食堂，没有食堂难道社会主义就会垮台吗？”同年五六月间，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六十条”修正草案，改变了“办好公共食堂”的提法，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那时，陈云对“大跃进”以来的浮夸风十分反感。在南京休养期间，他听到一段歌颂“大跃进”的评弹，其中有诸如“水稻高产20万斤”“一个西瓜200斤，桃子大得像脸盆”一类唱词。他当场毫不客气地说：“这一类东西，过去唱了算了，现在则不必再唱。要通知江苏省检查一下。”

1961年，陈云在青浦调查中了解到，青浦农民原本晚间到黄浦江打鱼，黎明时分正好沿江到上海出售，自从上海市向青浦县派购鲜鱼以来，县里怕完不成派购任务，规定农民必须把鱼先运回，卖给县水产公司，再由水产公司运到上海。这样做，不仅浪费运力、耽误时间，而且把鲜鱼变成死鱼，影响效益。陈云认为很不合理，劝青浦县有关领导允许农民把鱼直接运到上海出售。但县委回答，这先要让上海市委取消下达给青浦的派购任务，而上海市是绝对不会同意的。陈云听后对随行工作人员说：“我一个党中央副主席，连这样一个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实在对不起全国人民。”

四、关心群众

时刻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排忧解难，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也是我们党发动群众的重要法宝。毛主席说：“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陈云同志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总是强调要注意改善民生，维护好群众的切身利益，从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去做工作。他说：“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20世纪80年代前期，陈云同志虽然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但已经摆脱日常工作，处于中央领导的“第二线”。可是，他对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仍然十分关注，时刻把老百姓冷暖挂在心上，而且由于不像过去那么忙于政务，一定程度上更加关注，只要发现问题，便及时提醒有关领导或有关部门去解决。在这方面，可以说他始终处在“第一线”。

1982年10月一天晚上，陈云同志在听评弹录音时把我叫去，关上录音机后说，往年这个时候，北京、天津常发生冬储菜烂菜的现象，今年要早抓，要赶在寒流到来之前把菜卖到老百姓手里，卖不掉的要采取措施保温。菜烂不烂，关键就是几个小时。说完，他把事先写好的一封

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信拿出来，让我尽快发出去。信中写道：“霜降已过，11月8日立冬。今年必须避免烂菜。因此，生产、流通、消费这三个环节必须立即组织好。”“大白菜是北京市民当家菜类。因此必须安排在前。”那时，受各种条件限制，居民冬天用菜不像现在这样可以随吃随买，而是要在秋菜上市后，到商店把一冬天的菜（北方主要是大白菜）一次性买回家储存。由于菜量大，商业部门往往堆放在露天，如果供应慢了，或者居民购买不及时，寒流一到，很容易发生烂菜。像我这样的双职工家庭，每年到了冬储白菜的时候都很紧张，因此，感到陈云同志提出这个问题真是说到了群众的心坎上。那一年，经过陈云同志的过问，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前召开了各区、县、局和有关单位领导参加的秋菜供应、储存工作动员大会，还成立了秋菜指挥部，使冬储大白菜供应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基本没有发生烂菜情况。

陈云同志平时看《人民日报》很仔细，往往从第一版看到第八版。他说，看报和听评弹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休息。但实际上，他看报不只是为了解国内外的大事，还非常注意从中发现一些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例如，他在报上看到有关一枚苏联核动力卫星失灵，有可能坠落在我国境内的报道，便让我向有关部门询问，对此是否有预防措施，如果卫星掉到人口稠密区怎么办；看见报上有一篇文章提到永定河有可能再度泛滥，就让我给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同志打电话，问他们是否注意到这个问题，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

记得有三件涉及群众利益的事，经陈云同志提议后，由中央作出相应决定，起因都与他看《人民日报》有关。一件事是关于城市大龄未婚青年的婚姻问题。他说：报上讲，现在大年龄未婚青年很多，这与我们近些年宣传晚婚有关，应当由中央书记处议一次，并请一个部门出面抓一抓。我说，新华社最近有一份内部参考材料，反映“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的女青年回城后找不到对象，是否可以在那上面批一下，他表示可以。第二天，我把新华社题为《天津市30岁以上未婚青年有六万多，市政府要各级领导关心这些人的婚姻问题》的内参送给他，他当即批给中央书记处负责同志，指出：“这个问题不仅天津有，北京和其他地方也有，尤其是女青年方面占的比例很大，是个不算小的社会问题。建议书记处议一下，指定一个部门专门抓这项工作。”后来，中央书记处把这个问题列入例会议程，并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关心30岁以上未婚青年婚姻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和关心这个问题，工会、妇联、共青团要把解决这个问题作为重要工作，认真抓好。

另一件事是关于中小学教员的待遇问题。1984年9月，陈云同志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山东益都一位中学教员写的文章《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从中了解到当时高中毕业生很少有人把师范院校当作高考第一志愿。他对我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教师质量不高对下一代影响很大，日本中小学教员很受尊重，西德也是这样。他要我转告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要重视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要继续想一些办法，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住房问题；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逐步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他的二女儿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分配到中央机关工作。他说，她也应当“归队”。我向她转达这个意见，她表示正在考虑去中学当老师的事。后来，她回到自己的母校，当了一名历史老师，直到退休。

那时，国家正在制定工资改革方案，其中增加了有关工龄的条款。陈云同志还针对这个方案对我说：“对中小学教师，不仅要有工龄工资，而且要使他们的工资标准，比同等学历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略高一点才好。”我向有关领导转达陈云同志意见后，有关部门有顾虑，怕引起连锁反应。我在向陈云同志反映时说，他们可能担心给教师提高工资后，学校里行政、勤杂人员也要求提高，财政拿不出那么多钱，他说：他们和老师不同，老师晚上要批改学生作业。后来，党中央、国务院根据他的意见，决定拿出十几亿元，从1985年1月1日起，为全国几百万中小学教师增加工资。他还要我向有关领导同志转达他的意见，在为职工解决住房问题时，要优先考虑到中小学教员的住房困难。正是他的这些意见，促使中小学教员收入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一步。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儿童看戏难的问题。1982年5月25日，陈云同志看到前一天《人民日报》第八版上刊登的《首都儿童看戏难》一文，把我叫去，说这篇文章是专门写给他看的，因为报社同志知道他每天看第八版，所以有什么要向他反映的意见，就放在这一版。去年，他们也在第八版登过一篇反映儿童看戏难的文章（指茅盾、夏衍、阳翰笙、曹禺、赵寻等联名写的《想想孩子们吧》一文——笔者注），他看到后给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写过一个条子，建议向儿童开放各单位的内部礼堂。后来，中央办公厅为此开放了怀仁堂。因此，今年他还要给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再写一封信。说完，他要我先起个草，表示他同意《人民日报》文章的建议，在新的首都儿童剧场落成之前，暂时拨借一个剧场，专供孩子们观看演出；如果固定一个剧场有困难，可以由几个剧场轮流定期为孩子们开放。另外，他提议在“六一”儿童节，全国城镇所有影剧院和机关、企业所有礼堂，都免费向孩子们开放一天。我很快按他的意思把信写好，送他签了字。考虑到当时离“六一”节已经很近，他在信笺上方亲笔写了“特急件”三个字，还在下面画了三个圈圈，以示紧要。5月28日，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一份紧急通知，要求全国影剧院和礼堂、俱乐部在“六一”节向少年儿童开放；中办还在“六一”那天拿出中南海怀仁堂，请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为孩子们演出了一场节目。

陈云同志关心群众之体贴入微，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完全彻底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精神。这从1982年他让我转告《陈云文稿选编（一九四九—一九五六）》编辑组的一段话也可以充分看出。他说：1955年新币换旧币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当年苏联币制改革时，采取的办法是分阶级，即在国营企业和合作社、集体农庄实行两种兑换比例；限时间，即规定几天换完，过期旧币作废。这样做，损害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和边远地区居民的利益。我们的办法是不分阶级，即工人农民一个比价，都是一万比一；不限时间，允许新币、旧币在一定时间内同时流通，直到将旧币全部收回为止。这样做，既没有损害农民的利益，也没有给群众添麻烦，受到全国人民拥护，使货币更换任务进行得很顺利。他要求编辑组把这个意思，写进“文稿选编”的后记。

陈云同志看报有个习惯，就是经常从如何方便读者的角度，对报纸进行评论。有一天晚上已经11点了，他把我叫去，指着《人民日报》一篇题为《驱除盐碱，还我良田》的文章说：“这篇东西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看了两遍还是没看懂到底用哪几个办法解决了土地盐碱化的问题。要是文章前面写个内容提要，就可以一目了然。所以，我主张报上的长文章以及重要的评论、通讯等，都应当有提要。这样既可以大大节省读者的时间，又在实际上提高了报纸的作用。报纸要为广大读者着想，报社领导和编辑要经常提醒自己：‘假如我是读者’，‘假如我是一个很忙的读者。’”他还说：“《人民日报》很重要，党的政策主要靠《人民日报》传达给基层干部和群众。如果连我这样每天用很多时间看报的人都看不过来，那些担负实际工作的人就可想而知了。《人民日报》要为人民嘛。”我把这个意见向报社领导传达后，他们很重视，不仅一些长文章开始加提要，而且短文章也变得越来越多。对此，陈云同志十分高兴，给予充分肯定。但过了一段时间，报上长文章又多了起来。他又让我给报社领导打电话，一方面称赞哪篇社论写得好，哪个专栏办得好；另一方面指出，有些文章虽然很好，可惜长了一些。他说：“文章越长，看的人越少；越短，看的人越多。应当多写点‘豆腐块’文章。”

诸如此类事情，我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期间还遇到过不少。正是由于陈云同志经常过问这类其他同志不大过问的事，香港一份杂志把他称作“不管部长”。他听后很感兴趣，要我找出来送给他看看。1982年，一位同志转给我一封署名“北京一市民”的信，称赞陈云同志为“标准共产党员”。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听后大笑，并把这六字评语用铅笔工工整整地写在便笺上。在我印象里，陈云同志一向不喜欢听赞扬他的话。他曾对我说过一句旧社会的谚语：“道我恶者是我师，道我善者是我贼。”因为我一开始没听清楚，他还把这句话写了出来，并对我解释了这句话的意思：批评你的人往往是为了你好，而夸奖你的人有些则是为了害你。然而这一次，且唯独这一次，他接受了别人对他的赞誉。

陈云同志不仅关心群众，对老战友和周围同志也十分关心。我到陈云同志那里工作不久，收到邓颖超同志送来的一封信，里面有两个核桃。信上说，这两个核桃是以前陈云同志送给周总理的，现在总理不在了，所以退还给陈云同志。我把信和核桃交给陈云同志，他说，周总理在世时，有一段时间手不好使，所以给他送去了两个核桃，让他拿在手里转，帮助恢复功能。

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和李先念同志约定要来陈云同志住所谈工作。由于会客室十几个沙发原先是摆成弧形的，不方便三个人谈话。陈云同志亲自到会客室，指挥工作人员把三个沙发搬出来，摆成品字形，还交待工作人员要给小平同志准备烟灰缸和痰盂。那天，先念同志先到，他看到我拿着一架照相机，便坐到中间的沙发上，让我给他和陈云同志照一张像。陈云同志说，中间的沙发是留给小平同志的。先念同志听后开玩笑地说：“先照张像嘛。”有一阵子，先念同志腰不好，在他来陈云同志住所谈话之前，陈云同志嘱咐我要给先念同志准备一个高靠背的沙发椅，还让我转告有关部门，在先念同志要去的地方，都准备一把高靠背的椅子，并且在同先念同志谈话时，特别叮嘱他从椅子上起来，动作要慢，转身要像机器人，还当场为他做示范。

陈云同志对领导人是这样，对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也是如此。协和医院著名专家张孝骞教授常给陈云同志看病，陈云同志听说他眼睛不好，看《人民日报》很吃力，便交待我请有关部门替他订一份大字的《人民日报》。那时，报社印刷设备还不够先进，大字《人民日报》是用复印机放大的，有关部门解释说，每天只能印很少几份，专门送给年纪大的中央领导人看，很难再增加印数。我把这个情况向陈云同志汇报后，他说能办的事就办，办不到的事不要勉强，并让我当面向张孝骞大夫说明了情况。

陈云同志自小爱好评弹，新中国成立后，他利用养病期间听了大量评弹录音，和评弹界建立了密切关系，对评弹演员从思想到生活都十分关心。他曾就“文化大革命”中把评弹伴奏乐器换成钢丝弦一事提出，用钢丝弦，音太高，不利于保护艺人嗓子，建议再改回来。他还让我转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很多江浙地区的人被派到东北、西北、西南地区，支援那里建设，他们只能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听到评弹，但现在中央台把评弹节目播出时间由晚上改到了夜间11点半以后，这些江浙人听评弹很不方便，建议他们把时间再改回来。后来，中央台把时间改到了中午，使情况得到改善。

五、酷爱学习

陈云同志天资聪颖且好学不倦，虽然高小毕业便辍学当了一名学徒，但从没有放弃过学习。他对我说过，商务印书馆为内部员工办有图书学校，他利用业余时间常去那里上课。那时他住职工集体宿舍，每天总是第一个起来，为不打扰别人，便到房顶平台上读英文，写毛笔字，一年四季不间断，冬天手冻僵了，就往上面哈气。在商务印书馆最初几年，他看遍了店内章回小说和少年丛书。后来，随着年龄增长，开始到共产党人办的上海通讯图书馆借书，并在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仍然保持自学习惯，只要一有机会就读书。我想，正是这种热爱学习且孜孜不倦的精神，使他的认知水平和分析能力有了很快提升。我主持《陈云年谱》编撰时，就在收集到的1926年党内刊物上看到他用化名发表的文章，那时他刚刚入党一年。

1982年二三月份，当时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档案馆领导到我办公室，交给我一份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说是手写的，内容是介绍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主要内容，尤其是中央组织人事变动的决定。对遵义会议情况记载如此详细、具体、明确的文件，过去从未见过。但遗憾的是，这份文件上没有标明作者和形成时间。他们已请当年参加或参与过遵义会议的聂荣臻、杨尚昆、邓小平、邓颖超、伍修权等同志都辨认过，都说记不得，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因此，想请陈云同志再看一看，帮助回忆一下。那时，陈云同志正忙，所以，一直等到他去杭州休息时，我才拿给他看。记得那一天午饭后，我把这份档案送去请他辨认。他刚看了一会儿便把我叫过去说，这个很像是他的字，并要我拿给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也看看。于若木同志过去常替陈云同志抄写手稿，对他的字体很熟悉。她看了一会儿也说，很像是陈云同志的字。于是，陈云同志让我把档案放在那里，说他再仔细看看。下午，陈云同志把我叫去说：“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是在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因为过了泸定桥，中央决定我去上海恢复白区组织，从那以后我就离开了长征队伍。这份东西很可能就是走前留下来，被其他同志带到延安的。”后来经多方考证，证明这份档案就是陈云同志在遵义会议后，按照会议决定，为向各军团干部传达会议决议而写的。《陈云文选》编辑时，将它收入其中，冠名《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并附他后来假托一名被俘国民党军医而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凡是看过传达提纲的人都会看到，其中对会议召开的原因，关于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直至长征中错误指挥的分析，以及有关选毛泽东为常委、常委分工和取消三人团的决定，会后常委的再分工，包括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等，都写得清清楚楚，表达之准确、文笔之流畅，即使大学文化程度的人也未必能达到。

那篇被《陈云文选》用作传达提纲附录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文笔不仅流畅，而且十分生动，写得绘声绘色。陈云同志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红军长征过泸定桥后，他受中央派遣返回上海，恢复白区地下组织。由于那时上海党组织屡遭破坏，不少登报自首的叛徒都认识他，他只能躲在一个可靠的地方，无法外出开展活动。于是，利用那段时间，假托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撰写了这篇文章，用以宣传红军长征。稿子还没写完，他便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和滞留上海的陈潭秋、曾山等同志一起乘苏联货船，来到海参崴，然后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到后，他加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利用闲暇时间抓紧写完了那篇3万余字的稿子，署名廉臣，拿给我们党在法国办的《巴黎救国时报》，于1936年3月连载。同年7月，这篇文章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并作为革命读物传到国内。于若木同志对我说，她当年（估计是1936年底至1937年上半年——笔者注）在北平上学时，就看过这本小册子。从时间上算，它比斯诺的《西行漫记》英文版早了一年，比中文版早了两年，可以说是宣传红军长征最早的读物。凡是看过这篇文章的人，大概也不会想到它竟出自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人之手。

对于理论学习，陈云同志最看重的是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常讲：“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他对我说过，在延安的时候他对毛主席讲，过去自己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说，不是经验少，你的经验并不少，主要是思想方法不对头，并要他学点哲学，还派了一位名叫和培元的哲学教员帮助他学习（这位同志后来在延安游泳时淹死了——笔者注）。那时他正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于是在部里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一共六个人，有他、李富春、陶铸、王鹤寿等人，还有几位年轻干部做“后排议员”。学习方法是，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规定每周看几十页书，周末讨论一次，研究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各种意见都可以拿出来争论。这个学习小组从1938年成立，至1943年陈云同志因病休养，前后坚持了五年，在1940年延安举办的第一届“五五”学习节上曾被评为模范学习小组。

前文说到，1962年，陈云同志因提出分田到户建议而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极，反而利用这个机会，集中精力读书，主要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正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所说，“（陈云同志）不论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他始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瞻远瞩和脚踏实地的作风，始终表现出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信念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同志被“战备疏散”到江西南昌附近，别的东西没带多少，却带了三箱书，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等。在近三年时间里，他每天上午去附近工厂“蹲点”，下午和晚上就在住所读书。正是那段时间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使他得以对党内民主问题、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等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后来，他在1972年至1974年协助周恩来总理抓外贸工作时，提出要敢于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利用国外的商品交易所进口大宗商品，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大搞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等一系列主张；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计划经济要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党内生活要有民主气氛、真正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等一系列思想，很大程度上与他那段时间的读书生活有密切关系。

1974年，陈云同志在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安排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先协助周总理抓外贸的工作也不能做了，再次赋闲在家。于是，他开始通读《列宁全集》。他和我说，他选择从第23卷开始看起，因为那卷收入的是1917年2月革命后的文章，从那卷往下看，可以看到列宁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建设过程中的完整思想；每天看几十页，看完最后一卷（即1955年至1963年版的第33卷——笔者注）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正好是1976年底。那时刚刚取得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所以当叶剑英同志听他讲起这件事时，说了一句：“这也是一个胜利！”（我在以前的回忆文章中曾写过这句话是小平同志说的，是我记错了——笔者注）

陈云同志不仅自己坚持理论学习，而且一贯强调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学习理论，尤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对起草组领导同志说，建国以来，我们一些工作之所以发生失误，是因为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后来，在小平同志去看望他时，他再次建议中央要提倡学习，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小平同志很赞成他这个意见，要求在决议的“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1983年下半年，中央决定进行为期三年的整党，有关部门拟了一个整党的学习文件目录。陈云同志看后对我说：“这个目录中没有马列的书，应当选几篇进去。比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等，还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我把他的意见向有关方面传达后，有的同志认为马列的书太长，学起来耗费时间。他说：“可以搞摘要嘛，还可以把我的文章减去几篇，只留一两篇就行了（当时书目上列了5篇陈云同志的文章——笔者注）。这不是谦虚，我们的东西都是从马列那里来的。”后来，中央就此作出决定，在整党工作完成后，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

1987年，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刻，陈云同志在同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谈话中再次指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建议：“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并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

陈云同志提倡全党学哲学，也要求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学。他的孩子凡是参加了工作的，他都要求他们阅读马列著作，看《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1972年，他由“战备疏散”地南昌回到北京，一开始工作不多，他给自己又订了一个学习计划，并邀请他的夫人于若木和在北京的子女、亲戚一起学习，就连他的两个女婿也被吸收进这个“家庭学习小组”；学习书目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方法是每人按照约定的篇目先分头自学，然后在星期天早上6点至9点半的时间集中讨论，提出疑问，交流学习心得。

1983年7月一天晚上，陈云同志把我叫去说：“今天和你不谈别的事，就谈学哲学的事。我主张你今后也要抽时间学一下哲学，每天晚上看几十页书，并找几个同志一起学，每星期讨论一次，为期两年；先学什么，后学什么，要订一个计划。哲学是最核心的东西。马克思之所以由青年黑格尔派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就是因为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经过改造，结合到了一起。有了这个东西，才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他说，在延安时，毛主席让他学哲学，使他受益匪浅。过去，他的讲话、文章缺少辩证法，学过哲学后，“讲话和写文章就不一样了，就有辩证法了”。我那时任务比较重，每天除了要处理文件，向他汇报工作，还要经常外出开会、谈话，负责办公室的工作，晚上几乎都要用来写稿子，因此担心再增加读书和写心得笔记的任务，弄不好会耽误他的事情。他听了我的顾虑后说，耽误一点事情不要紧，文件漏掉一点也不要紧，以后还可以补嘛。有所失才能有所得，要把眼光放远一点。要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工作水平，必须学好哲学。他还说，他在延安时期系统学了几年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从思想理论上把王明的那一套“打倒”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有计划地读了马列原著，从思想理论上把陈伯达的那一套“打倒”了。后面这些话，他在三天后会见评弹界几位领导干部时，对他们又说了一遍。

自从那次谈话后，我按照陈云同志的要求，邀请了几位同志和我一起组成读书小组，并拟了一个读书计划，包括精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马列著作，规定大家分头读书，每两周用一个晚上集中讨论一次。我把这个情况向陈云同志汇报后，他很高兴，说学哲学很重要，你今后早晚要独立工作，那时就会用上了。后来，他还问过我几次学习情况。

那几本马列著作，我过去在上大学时和参加工作初期也读过，但没有多少社会实践，因此不是看不大懂，就是理解得不深不透。在陈云同志那里工作期间回过头再读，已经有了十多年工作经历，尤其可以就近看到听到他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法，所以对书中讲的关于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自然有了比过去更深的领悟。

记得1984年，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前，陈云同志说他在会上要作一个书面发言，并交待了发言要点。我照他的意思把发言稿写好后，送他审阅，其中涉及对竞争中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怎么看的问题。按照他前些日子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精神，我的原稿是这么写的：什么是消极现象？例如，大吃大喝，送很贵重的礼品，以及其他种种为谋取小公和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的不正当手段，这些就是消极现象。有的地方总结“经验”，叫做“二菜一汤，生意跑光；四菜一汤，生意平常；六菜一汤，生意兴旺；八菜一汤，独霸一方”。据说，现在八菜一汤也不大灵光了。对这些消极现象，不必大惊小怪，但也要看到，如果我们不注意，不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这些现象就有可能泛滥成灾。只要我们头脑是清醒的，看到这些现象，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这些消极方面是可以克服的。他看后，将其中“是可以克服的”的“克服”两个字，改为“受到一定限制”。他对我解释说，只要允许竞争，就会有消极现象。世界上的事都是有利有弊，不竞争，产品花色品种和质量进步慢，会妨碍经济发展，弊病更大。我们的任务是要通过精神文明建设，把竞争过程中出现的消极现象限制在一定范围，而不是要完全限制和克服，因为那是做不到的。他的这番话，让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不仅明白了应当如何全面看待竞争中的消极现象，而且加深了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使我后来无论在处理问题，还是在讲话、写文章时，总是提醒自己要力戒片面性和绝对化，真的是让我受益终身。

陈云同志还有一番话，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使我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有了更深的理解。那是一次我向他汇报工作，当讲到某件事时，他突然问了我一句：“人的经验是从哪里来的？”我脱口而出：“是从实践中来的。”他说：“不对。人的经验是从失败中来的。人只有碰壁碰痛了，才会取得经验。”起初，我只是感到这句话是极而言之，后来通过学习和思考，才越来越感到他这句话说得有道理，说的透彻，说的合乎实际。因为，人的实践有成功，也有失败，但真正能让人痛下决心总结经验的，往往是失败的实践。而且，往往是实践失败后总结出的经验，才更切实、更深刻、更有用。因此，说“经验来自实践”虽然不错，但没有说到关键，流于表面，不能起到让人重视失败的积极作用。人类的历史，包括我们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个道理。古人讲“吃一堑、长一智”，这句成语所要表达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陈云同志多次指出，他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我的经历也说明，他讲的完全正确。我自从独立工作后，曾先后做过企业管理工作、高校党的工作和行政工作以及研究机关的领导工作和学术工作，之所以都能够应付下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那几年，按照他的要求学习哲学和从他那里得到的言传身教。后来，我在自己负责的一个部门里也组织过一个学马列著作小组，同样规定了学习篇目和集中讨论的时间，前前后后坚持了三年。后来听说在那个部门里成长出不少领导干部，我想，这恐怕与他们那段时间对马列著作的学习也是不无关系的吧。

六、深谋远虑

共产主义是千秋万代的事业，陈云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个突出贡献，就在于他对党和国家战略问题的深谋远虑。他常讲，领导干部要“踱方步”，意思是说不要整天陷在事务堆里，要拿出时间来思考一些重大问题。他还常讲，旧社会商店里有一种人，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不站在柜台前卖货，而是坐在后面边抽烟边观察，专门看什么货走得快、什么货走得慢，考虑什么时候需要进什么货，这些都是“战略性”问题。1982年春节，他约国家计委的几位领导同志到他家开座谈会。我那时刚去他那里工作不久，他特意让我也参加，听到他在谈话中又一次提到“瓜皮帽、水烟袋”。他说：“我们要有这样的战略家。”纵观陈云同志的一生，我认为他就是为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殚精竭虑、出谋划策的战略家。

陈云同志身体一直比较弱，在历史新时期恢复工作后，一再声明自己一个星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但我发现，他常常是在听评弹时把我叫去，说一些大政方针上的意见。可见，表面看起来他在休息，实际上脑子并没有休息，仍然在思考问题。

“文化大革命”带给全党的一个惨痛教训，是民主集中制被破坏。党的十二大之前，陈云同志审阅党的十二大报告稿，看到其中有一句话，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要我转告报告起草组负责人，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因此，如何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是陈云同志经常关注和思考的大问题。1982年，中央机关一位同志对中央当时的一项决定有不同意见，并通过组织渠道反映上来。对此，有的领导同志不大冷静，给予严厉斥责，使这位同志精神压力很大。陈云同志知道后，专门就这件事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一段话。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有了民主集中制的气氛，才会有同志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原来是吃过苦的，搞一言堂。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当然，有了不同意见，要在党内说，在你的那个党支部，或者在你的机关，按照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严肃地提出来。提第一次，我们欢迎；提第二次，我们也欢迎；提第三次，我们还是欢迎。”

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陈云同志认为，党内民主不仅应当是一种作风，而且应当是一种制度，必须做到制度化。他常常以《列宁全集》提到的两件事为例，说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头7年，俄共党内生活是十分正常，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是十分健全的。其中一个例子是，在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列宁的意见虽然是正确的，但拿到中央委员会里表决，最初是少数，结果只好少数服从多数；只是后来由于形势恶化，加上列宁进一步做工作，原来的反对票中有两票转了过来，他的意见才得以通过，从而保住了刚刚取得胜利的苏维埃政权。另一个例子是，列宁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到“我国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时，有人（即布哈林——笔者注）当场插话，喊“什么国家？工农国家？”他主张，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也要健全。在1980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提出：“书记处工作要实行一人一票制。”在1987年1月政治局会议上，他又提出：“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之后，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从组织路线上保证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实行。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干部青黄不接的现象十分严重。对于这个问题，陈云同志比较早地注意到，且作为一个大的战略问题提了出来。1979年，他在主持新成立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讲过，要找一些40岁到50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他在同年10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又提议，建立中央书记处并由年纪相对轻一些的同志组成。1980年2月，中央书记处成立，他进一步指出：“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他解释说：“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现在我们主动地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党的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在我们中国党内，有过痛苦的教训，这一点，我不说大家也知道。”接着，他又在那一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干部“四化”的方针。一开始，他讲的是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印文件时，在一位同志建议下，前面加了一个“革命化”，成为“五化”。后来，经过反复推敲，去掉了“制度化”，还是“四化”。从此，这“四化”便成为我们党在历史新时期干部工作的基本方针。

与选拔中青年干部问题相联系的，还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那时，“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识分子贬成“臭老九”的观点已经受到批判，但知识分子入党和提拔使用还很难。为此，陈云同志早在1980年作的题为《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中就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培养了几百万大专学生和技术人员，他们都经过了一二十年的实际工作锻炼。“必须肯定，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技术水平，应该来之于这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水平的技术骨干。”在那份抓紧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意见书中，他更加鲜明地提出：“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在他建议下，中组部向中央作出加强在中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报告，并在部内设立技术干部局，专门负责选拔、培养和调配中青年知识分子干部。

1982年夏天，陈云同志看到两份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但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的材料，把我叫去说：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要想办法抢救他们。他们正当壮年，四化建设要靠他们。但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正是最需要钱的时候。这批人现在顶多500万，如果每人每月给他们增加20元，一年不过十几亿元。现在一年的基本建设要用500多亿元，拿出十几亿元还是完全可以的。要把它当成基本建设中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把钱用在他们身上是划得来的，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他还说，日本、西德战后恢复得快，一个原因就是保存了一批技术骨干，并且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脑力劳动在工资收入上比体力劳动高一些，符合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也合乎人民的长远利益。他要我把这些意思写成一封给中央常委的信，然后签字发出。他的意见得到邓小平和其他中央常委赞成，并被中央有关部门在工资改革方案中采纳，对保护和发挥中年知识分子建设四化的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云同志特别关注一些影响我们长期发展的制约因素，总是提醒有关方面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确定工业发展速度时，必须头脑清醒，把制约因素考虑进去。1983年6月，中央要召开工作会议，他要我先起草讲话稿，针对单纯注重产值、速度，在基本建设和人民生活上都要求多投入而希望尽快见效的思想指出：“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他强调：“建设要有重点。财力物力只有那么多，不分轻重缓急，大家一齐上，你挤我，我挤你，势必因小失大，处处被动。什么是重点？现在看，农业、能源、交通是重点，一批骨干企业的建设和改造是重点，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环境污染的防治以及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提高等等也是重点。这些是从整个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考虑的。”

长期以来，陈云同志一直高度重视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1979年，他在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进入20世纪80年代，粮食连续几年丰收，一些同志十分乐观，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过关了，主张放开手脚，让农民种自己想种的东西，结果农民都去种挣钱多的经济作物，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度减少。1982年10月，他把新华社反映这一情况的一份内部参考材料转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并在上面批示：“‘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现在是否后一句话在起作用，前一句话在逐步下坡？稳定粮田在大粮食观点中，仍是一个要点。”第二年秋收后，有的产粮大省发生储粮难的问题，向中央告急，一位中央负责人把这个省负责人的电话记录批给陈云同志看，意思是说粮食确实多了。陈云同志看到后，在上面批示：“依我看来，中国的粮食并不多，每年还进口一千多万吨。”当时储粮难，实际原因在于国家粮食仓储设施不足，粮食收购后，有很多要租用基层仓库甚至农民的庭院存放，因而加大了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的负担，并不是粮食多得不得了。

1985年8月，中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陈云同志在大会发言时，继续强调要注意粮食问题，指出现在“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并针对当时一些农民对种粮不感兴趣的情况，提出“无粮则乱”的警示。他说：“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话音刚落，当年秋粮即减产，而且此后连续四年减产，人均产量由1984年的786斤减到1988年的716斤，引起物价全面上涨。后来，陈云同志在同浙江省的领导同志谈话时讲道：“我们这些人在世时，粮食过不了关。……下一代人如果在科学上没有突破，粮食也很难过关。”

我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过程中，感到他考虑最多的一个经济问题，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迫使我们要加快现代国防工业建设，然而，旧中国经济基础落后，资金与物资极为短缺。面对这个实际，我们在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同时，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作为全国财经工作的最高领导人，陈云同志为这一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指导经济计划制订的过程中，力主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遵守客观经济规律，反对长官意志和“拍脑袋”作决策；力主在国家计划之外，允许有根据市场变化而进行自由生产的空间，包括允许有一定规模的自由市场和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以此作为计划生产和国家与集体经营的补充。由于种种原因，他的上述主张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要么实行起来很困难，要么根本没有能够实行。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同志再次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主张，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得以贯彻实行。1982年5月的一天，他叫我到他的办公室，把几张写满铅笔字的便笺交给我，说这是他过去写的一个提纲，原来打算把它写成一篇东西，但现在没有精力写下去了，要我拿去收起来。我回到办公室一看，里面讲的是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其中写道：“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还写道：“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我感到，这些内容实在太重要太宝贵了，不能压在我手里，于是送给中央文献研究室，建议先在内部刊物上发表。他们提出，文章刊发时，要标明写作时间，还要有具体日期。我问陈云同志，他说记不起来了，反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写的。这些便笺中有一张用来当稿纸的台历，日期是1979年3月8日，我便以此作为这篇提纲的写作时间。后来听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早在1979年年初就曾传达过陈云同志的上述意见，并在起草中央有关文件时有所体现。这说明，写作时间很可能在1978年底至1979年初。这份提纲所探讨的正是当时经济学界最为前沿的问题，因此，一经公开发表，便在党内外引起了热烈反响。正如江泽民同志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他的“这些观点，当时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对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陈云同志后来提出过“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有人据此认为，陈云同志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提法后退了。其实，陈云同志最初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所说的市场经济就是计划经济为主体前提下的市场调节，是从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他后来之所以要把计划经济是主体的这一面特别突出出来，主要是针对当时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片面理解市场调节的作用，违反国家计划乱上基本建设项目，导致货币发行过量、外汇储备下降、物价指数上升的现象。他说：“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陈云同志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还用过“鸟与笼子”的比喻来表述。这个比喻最初是黄克诚同志提出的，那是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黄老到陈云同志家里谈工作，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我也在场。黄老谈完纪检方面的工作后，接着谈到对当时经济犯罪猖獗和经济秩序混乱的看法。他忧心忡忡地说：“我们要把经济搞活，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搞死，但搞活不能没有秩序。这就好比一只鸟，不能捏在手里，总捏在手里它就死了，要让它飞。但要让它在笼子里飞，否则它就飞跑了。”陈云同志当时没有说什么，但过了两个月，他在听取国家计委负责人汇报时用了这个比喻。他说：“搞活经济是对的，但必须在计划的指导下搞活。这就像鸟一样，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合适的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笼子’大小要适当，但总要有个‘笼子’。”又过了半个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讲了这个比喻，并说这是黄克诚发明的。他说“笼子”就是国家计划，笼子不仅可以跨省跨地区，而且本身也可以调整。又过了10天，陈云同志要会见参加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同志，当审阅我按他过去几次讲话内容起草的谈话稿时，亲笔在“‘笼子’可以跨省跨地区”这句话后面加上，“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由此可见，陈云同志关于“鸟与笼子”的比喻，实际是他对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思考的深化，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使经济做到活而不乱，是更加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境内外一些人望文生义，把这一富有思想内涵的生动比喻贬损为“鸟笼经济”，只能暴露他们自己的浅薄和无知。

陈云同志关于“鸟与笼子”的比喻，深刻地道出了在经济上微观搞活与宏观控制之间相互关系的真谛，使许多严肃的经济学家，包括一些国外学者，产生了浓厚兴趣，认为值得人们沿着这一思路，思考经济微观运行与宏观控制的关系。今天，我们虽然早已不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但仍然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十年规划，有宏观调控的各种目标，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有关于经济活动的各种法律法规。所有这些，一方面，保障微观经济像“鸟”那样自由飞翔，另一方面，也像“笼子”那样起着限制微观运行盲目发展，使之不至于失控的作用。经济生活中的一些乱象，例如大量资金外逃，如果总结教训，其中一条恰恰就在于缺少“笼子”，或者“笼子”没有扎紧。

在我的记忆里，陈云同志还提出过许多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意见。例如，他从搞现代化建设的角度出发，一直十分重视对教育的投入。1983年，他把一封建议将全部民办小学改为公办小学、民办教师改为公办教师的来信，批转给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领导同志，并在便函中表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很有远见，希望有关部门加以研究，提出方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专门讨论。再如，1984年，他约请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同志和几位专业技术人员到他家，了解有关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的生产应用情况，观看用电脑处理文件的演示，并在谈话中尖锐指出：“我国财经干部面临着知识更新的任务，现在大多数的财经干部还没有看到这个任务的紧迫性。”在他的号召下，计划工作部门和财政、金融部门都加快了电子计算机化的步伐，从而在与国际经济接轨过程中避免了被动局面。

对于中苏关系和祖国统一问题，陈云同志也考虑得很深。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关系尚处于不正常状态。1983年下半年，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阿尔希波夫计划访华，提出届时想见见陈云同志。20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阿尔希波夫曾担任过苏联在华专家组组长和国务院经济总顾问，同陈云同志结有深厚的友谊。陈云同志抓住这个机会，让我为他准备一篇会见时的谈话稿，中心是向苏方传递中方愿意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的信息。陈云同志说：“中苏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中苏贸易“还可以继续发展，还有很多文章可做，这对双方都有利”。他还特别强调：“有人手里拿着先进的东西，自己不肯卖给我们，又不让别人卖给我们。因此，在转让尖端技术这类问题上，希望苏联方面要看得远一些。”后来，阿尔希波夫访华时间因故延迟，陈云同志又让我反复修改这篇讲话稿。可以说，他为这次会见前前后后准备了一年。最后，两位老人终于在1984年10月12日得以会见。当时场面十分热烈感人，电视台、报纸都公开报道，为促进中苏关系的正常化起到积极作用。

那些年，有一位化名为“蚁民”的香港商人奔波于海峡两岸，为国共双方传递消息。他受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陶希圣之托，要求见陈云同志。1984年，在有关部门安排下，陈云同志接见了他。接见前，陈云同志要我按照他的意思起草了讲话稿。他请那位中间人转告陈、陶，说我们两边吵架，但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将来我们这边老一辈不在了，接班的人仍然会坚持这个立场。但他们那边接班的人是否会坚持、能否坚持住，就很难说。“因此，要趁我们这些老人还在的时候，早做打算，早下决心，先把国家统一起来。”这样，即使他们身后有人要搞台湾独立，也就不那么容易了。他还提醒说：世界上有人抓住台湾不放，把台湾看成是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舰”。因此，要提高警惕，防止这些人阻挠和破坏两岸统一的努力。考虑到陈立夫是浙江湖州人，陈云同志事先还让我准备了两份礼物，其中有湖州的酥糖和杭州的龙井茶、织绵以及一盘评弹录音，交给来人捎到对岸。

七、公私分明

公私分明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陈云同志一向提倡共产党员要公私分明，而且，自己以身作则，带头实行。对此，我在他那里工作时就亲眼见证了，虽然大多是一些小事，但却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

陈云同志从小喜欢听评弹，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工作忙，没有时间听。后来有段时间养病，他把听评弹当成休闲的重要方法，并且广泛接触评弹艺人，对评弹艺术发表过许多既有重要指导意义又十分内行的意见，在评弹界享有崇高威望。有一年，上海评弹团进京演出，让我向陈云同志请示，可不可以到他家里演出一次。他对我说：“可以见见他们，但不必听演出。我每天听录音不是很好吗？在这种事上（指设专场——笔者注），还是要严肃一些。”

陈云同志听评弹，很长时间里一直用当年赫鲁晓夫送给在我们党八大之前的五大书记每人一台的老式磁带录音机。录音机时常坏，只好拿出去修。周总理知道后，把自己那台送给了他，这样，一台坏了，还可以用另一台。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口了盒式录音机，行政部门提出过去用的老式录音机太笨重了，想给他换一台盒式录音机，他不同意，直到他的大儿子给他买了一台，这才开始用。有一次，他要我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志帮助录一段评弹节目，说完从茶几上拿出两盒没有开封的空白磁带交给我。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不知干什么用，他看出我的疑惑后解释说，这是让他们录音用的，我这才明白过来，并把那两盒磁带寄给了上海广播电台。

1984年国庆节前，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纪念币，每枚1元，其中分送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三枚，留作纪念。我送到陈云同志那里，他对我说：“要给他们钱，否则我不要，我不占这个便宜。”我按他的要求，从他工资里要出3元，寄给了中国人民银行。

我还听说，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同志担任中财委主任，办公地点在朝阳门内的九爷府，他的夫人于若木当时也在中财委工作，但上下班都是自己骑自行车，从不搭乘陈云同志的便车。陈云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战备疏散到江西南昌后，有段时间炊事员请假回家，没人做饭，让他的大女儿来帮忙。事后，陈云同志要求她把在南昌期间的工资退给机关，说这段时间她是因私请假的，不能拿工资，而且提醒她要让机关开个收据。改革开放初期，盒式录音机还是个新鲜东西，都是进口货。有一位党外的领导干部送给陈云同志长子一台，陈云同志知道后，让他退了回去。

陈云同志对公家的东西看得很重，一点便宜不占，也不让家属沾，但对自己的东西却看得很淡。那时，他发表文章或出版著作，凡是收到稿费，一律让负责行政工作的秘书缴党费。我知道后，建议他先存起来，将来捐赠给一些事业，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起初他不同意，认为国家已经给他发了工资，稿费是额外收入，不应当属于他。后来，经过几次做工作，他才勉强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把钱先后捐赠给了儿童福利基金会、北方曲艺学校筹建处等单位。他去世后，听说他的夫人又用这笔钱捐赠过一些贫困学生。对于报刊或出版社支付给他的题字题词的稿费，他坚决不收，一律原封退回。

八、淡泊名利

陈云同志历来主张正确看待个人的作用，反对过分突出个人和宣传个人，更不允许在宣传上突出他。凡是宣传他的文章，只要送到他那里审阅，都毫无例外要被他“枪毙”。有人说，这是陈云同志谦虚，他说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他在党的七大上发言说：“个人的作用是有的，不过自己不要估计太大了。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应该这样估计。”他晚年用写大字的方法锻炼身体，经常写的一幅字是“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利益重如山”。这副对子，是他对后来者的希望，也是对自己心境的写照。

1982年年初，为配合当时党的思想作风的整顿，中央决定发表陈云同志在党的七大上的发言，并冠以《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标题。文章发表后，报纸上登了几篇学习体会。他一看到便对我说：“搞这个东西干什么？发表我的文章就行了嘛，为什么还要登学习体会！这样搞不好，告诉他们，不要再登这些东西了，明天就刹车。这种事我要说话，自己不说话，别人不好说。”他在审阅党的十二大报告时，看到其中有一处提到他在党的八大上早就提出过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正确主张，可惜后来没有照着去做，便让我转告起草组同志，要把他的名字删掉。起草组的同志回复说，如果把人名删去，民众不清楚这件事是怎么回事。他听到后对我说：“人们心里是清楚的。”起草组没办法，只好把他的名字删去。

遵义会议纪念馆为恢复当年中央领导同志住过的旧址，给陈云同志来信，问他当时是否在遵义会议的会址住过，还说打算把当年他担任政委、刘伯承同志担任司令员的卫戍司令部旧址内的单位迁出，辟为纪念室。陈云同志要我回信，让他们不要恢复司令部旧址，只要在遵义会议会址的说明词中写上他参加过那次会议、住在哪里就行了；而且要我告诉他们，他历来不赞成搞这种东西，以前有人提出要把他老家的房子搞成纪念室，他就没有同意，以后也不能搞。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提出，陈云同志的镜头太少了，希望能拍一些他平时工作、起居的镜头，留作资料。我就这件事向他请示，他不同意，后来又做了几次工作，他勉强同意到杭州休养时拍摄。但新影厂只拍了一两次他在房间看书和在公园散步，与游人交谈的镜头，他就不让拍了。他对我说，他历来不主张搞这些宣传个人的东西，没有电影镜头没关系，他今后死了，有一张照片就行了。听他这样说，新影厂只好作罢。

有一位瓷刻艺术家做了一个陈云同志肖像的瓷盘，托人送到我这里。我拿给陈云同志看，他看了一眼后便让我拿走。我问放到哪儿？他说放到哪儿都行，反正不要放到他那里。

陈云同志十分注意摆正自己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从党的七大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一直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俗称“五大书记”。任弼时同志逝世后，陈云同志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递补为“五大书记”之一，但他一直认为自己不能和毛、刘、周、朱并列。有一次他和我谈到工资改革，说50年代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时，需要给每个人定级别，中央组织部鉴于他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成员，把他的级别也定为一级。他知道后给中组部领导打电话，坚决要求把自己的级别改为二级，说毛、刘、周、朱是处于第一排的，而他是第二排的，不能把他和他们放在一起。后来毛主席听说了这件事，很是称赞。他还对我说，那时苏联送给中央五位书记每人一辆吉斯牌轿车，他也把车退回，仍旧坐原来坐的吉姆车。（当时苏联生产的轿车中，最好的是吉斯牌，其次是吉姆牌——笔者注）

陈云同志始终强调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别人，对自己不要估计过高，对别人也不要估计过低。1956年，中央召开七届七中全会，酝酿党的八大的人事安排，准备设四位中央副主席，即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一位总书记，即邓小平。小平、陈云同志都表示对自己的安排不行也不顺。陈云同志说：“这四个副主席中间有我一个，我考虑过，我现在当书记处书记是补了弼时同志，我觉得我这个料子当副主席不适当，可以不必加我。”毛主席在会上对他们两位都作了高度评价，当讲到陈云同志时说道：“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

在对待领导同志的排名和宣传规格上，陈云同志也采取同样态度。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红旗飘飘》丛书，组织撰写了当时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青少年时期革命斗争的故事。出版社把关于陈云同志的文章送他审阅，他坚决不同意发表，说他和毛、刘、周、朱不能是一个规格。结果，《红旗飘飘》丛书里有许许多多老一代革命家、革命者的故事，唯独没有他的。

1978年年底，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先念同志提出，要把他的名字放在陈云同志之后。陈云同志不同意，说先念同志在粉碎“四人帮”时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因此，把他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是合适的，不要变动。

1982年，陈云同志审读有关部门编辑的他在1949—1956年期间的文稿选编，让我转告编辑组，在这本书后记中一定要说明：“他当年在中财委主持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决定，特别是重大决策，除了他作了必要的调查研究以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在具体工作中，薄一波同志起了重要的作用。另外，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根据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的，或者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大家在阅读这卷文稿时，如果觉得那一段工作还有成功之处，决不要把功劳记在一个人的账上。”从这段话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陈云同志随时随地都能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摆正个人，包括他自己与党、与中央、与集体、与他人的关系，绝不把功劳记在自己一个人的账上，绝不掠他人之美。

1983年，中央决定编辑出版《陈云文选》。在第一卷发行前，陈云同志听说宣传的规格和《邓小平文选》发行时一样，便让我转告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说他的书在宣传规格上要比小平同志的书略低一些，小平同志的应当比他高一些。

陈云同志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有时几近苛刻。他去外地，从不让当地领导同志到机场、车站迎送，也不允许他们陪同，用他的话说，叫“不迎不送，不请不到”。有一次，他在杭州休养，当地一位主要负责同志来看他，人已到住地，我进去请示，他就是不见，说他是来休养的，没有事情要谈，让那位同志回去工作。我没办法，只好在自己房间陪那位领导聊了一会儿。

陈云同志吃饭很简单，平日就是二菜一汤，菜谱一星期轮一次，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的粗茶淡饭。有一年，我随他到外地，接待单位不知道他的饮食习惯，给他摆了一桌子菜。他一看，坚决不吃，坐在那里和我聊天，聊了整整一个小时，直到厨房重新做了他平时吃的一荤一素，才肯就餐。还有一年大年初一，我值班，到他那里请示工作，正赶上他吃午饭。我看见桌上还是平时的两菜一汤，就说今天过节了，是不是多加几个菜。他说了一句：“不用加，我天天过节。”我知道，他的意思是现在同过去相比，平时的伙食就和过节一样，已经很好。

1984年，陈云同志79岁，按照中国民间传统，给老人祝寿一般祝九不祝十，为此，家里人提出办个寿宴。他没同意，只是在生日那一天，全家人过来给他祝寿，由我给他们照了一张全家福。1985年，陈云同志80岁大寿，有关部门提出在他生日那天，中央在职领导和他一起吃顿长寿面。他仍然没同意，说吃饭就免了，大家要来，见个面照个相就行了。到他生日那天，中央书记、国务院、中顾委、中纪委的领导以及他的老部下都来看望他，并分别照了合影，就算过了80岁生日。

陈云同志从不收礼，也不允许工作人员在没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收礼。他曾开玩笑地说道，只有毛主席、周总理送的礼他收，因为他们没有事求他，其他的人一概不收。有一次，部队一位和他很熟悉的老同志从南方给他带来一纸箱香蕉，让秘书坐车送到中南海大门口。我请示他，他说：“告诉他，我有香蕉吃，让他自己留着吃。”我只好骑车赶到大门口去接待那位秘书，经反复解释，人家只好把那箱水果扛回车里去了。

不过，据我所知，也有一次例外。那是在党的十二大之前，陈云同志要我从他办公桌柜子里找皮包，以便开会时用。我把里面的皮包都翻了出来，他指着其中一个皮包说，那是当年荣毅仁同志为公私合营的事来北京时送给他的。他虽然没有说为什么收下，但我明白，这是因为那时他负责领导公私合营工作，而荣作为资方代表，正在和政府洽商定息问题，如果不收这个皮包，反而会让对方尴尬。我猜，这很可能是他唯一一次破例收下的礼物。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坚守信仰的精神，党性坚强的精神，一心为民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刻苦学习的精神；还说：“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纪念。”本文所述陈云同志八个方面的作风，是我在他身边工作时的所见所闻，也是我的切身感受。把这些写出来，既是为了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也是为了把我的见闻和感受与大家分享，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陈云同志精神的论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把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作风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把他们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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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熊晨玮、刘益建；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