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敬虞，男，又名汪馥荪，1917年7月20日生于湖北蕲春，1943年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所前身）工作。

汪敬虞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经济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

1937年，汪敬虞以优秀成绩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后转入经济系学习。1943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巫宝三先生，走上了经济学、经济史学的研究之路。1946年改任助理研究员。1949年10月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此后，他一直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1955年晋升副研究员，1979年晋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85年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1999年1月退休。2006年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荣誉学部委员。1988至1998年还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两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汪敬虞在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近代买办、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史的中心线索等方面，以及经济史研究的资料建设方面，成就卓著。

他广集资料，细致考辨，量化研究中国近代的工业发展水平。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期间，随巫宝三先生研究1937年以前中国国民所得问题，承担工业所得的估计工作，也即包括现代工厂和手工业在内的工业生产总值和净值的估计工作。其最终成果《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于1947年出版，成为中国经济学界有代表性的著作。他还对全面抗战时期华北的工业生产做了深入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抗日战争前中国的工业生产和就业》、《中国工业生产力变动初探（1933—1947）》等论文。

他跳出框框，深入辨析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内部机制，从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产生的三个阶段及其在中国近代的特殊性入手，进而又从新生产力、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原始积累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前提，发表了《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等论文。

他深入剖析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作用，揭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环境，发表了《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近代中外经济关系史论集》等论著，认为外国资本主义既是中国资本主义成长的促进者，又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压迫者。

他系统探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途径和过程，很多研究都是开拓性的。如《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唐廷枢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等论著。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或主要不是由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而来，而是或主要是由一部分和手工业没有联系的官僚、地主和商人对新式工业的创办而来。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带有决定性的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力的引进。而这种新的生产工具的使用，不是出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手工业生产力的自我发展，而是来自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的技术引进。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产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途径，也可以说有三种不同的类型。既有纯粹商办企业的设立，也有洋行买办附股外企和洋务派官办企业的转化。中国第一代工、矿、航运企业的资本家，正是从对新生的资本主义持积极态度的社会集团中产生的，而买办和新式商人则比其他社会集团具有更明显的投资倾向。

他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把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提出不仅要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要研究它的不能充分发展及其原因。这种不能充分发展，不仅表现在资本主义的总体水平上，而且表现为点与面的不协调，表现为点上的发展与面上的不发展并存的局面，先进的工业与传统的农业长期并存，机器大工业与手工业长期并存。这一研究，不仅能更为准确地认识中国近代史，也能启迪人们对现实的反思。他所主持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4－1927）》一书就是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心线索的。2002年，总结他半个多世纪学术研究工作的专著《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研究》出版。这部专著可以说是他半个多世纪学术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书中搜集的资料极其详尽、广泛，使用资料的态度十分严谨，对一些学术界用错、理解错的资料加以改正，广泛收集了当代学者在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各种看法，或赞成或持异议，都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核心是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研究的中心线索。

他在经济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1957年，他主编的一部资料相当完备的资料巨著《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95—1914）》（第二辑），勾勒出了 1895年至 1914年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轮廓，使读者能了解外国在华工业资本、官办工业资本和中国民族私人工业资本的基本状况及相互关系。此外，还参与编写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这些都成为经济史研究至今不可多得的重要工具书。

他的学术研究，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他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出版后，获得孙冶方经济学2000年度著作奖、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著作类一等奖等多项大奖，不愧为众多经济史学科研成果中的佼佼者。他的最新文集《中国近代工业化研究》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汪敬虞先生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都为后学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精神财富。他非常善于利用时间。20世纪60年代，经济研究所在河南干校，他被安排在伙房工作。为避开管理人员的检查，他和其他同事一样，准备两套书，放在面上的是政治学习材料等，下面则藏着一本自己喜欢的专业书籍，一有机会便加紧阅读、思考。他多年睡眠不好，容易早醒，便利用这个时间思考问题，很多想法就是这个时候形成的。为防遗忘，他赶快爬起来记下这些想法。他常感慨说：人生有限，而做学问是无限的。他特别重视经济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认为这是基本功。1959年和1962年，他和同事们为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5）》，曾两次赴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收集馆藏19世纪中西文报刊和各种遗存文献中的有关资料，前后工作一年以上，共搜集到中西文资料数百万字。这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撰写《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一书，在将近40年的时光中，他披阅了北京各图书中心所藏资料，以及上海图书馆馆藏资料，用“地毯式轰炸”的方法把各种分散而零星的资料收集、整理成系统而完整的资料，并据此撰写了一部30万字的专著初稿。其后又在此基础上，先后写了近50万字的专题论文，从而将若明若暗的历史过程重现在读者眼前。他勇于接受意见，认为无论什么研究，结论是暂时的，而问题总是无限的，强调真理的长征何止二万五千里；真理总在下一句。

2012年6月20日，汪敬虞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