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辅礽，男，1927年7月生于浙江宁波，1959年进入经济所工作。

董辅礽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有一代经济学大师之誉。他于1946年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1950年毕业并留校任教。1953—1957年，在苏联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学习并获副博士学位。1957—1958年，任武汉大学经济系讲师。1959—1976年，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国民经济平衡组副组长。1977—1978年，先后任经济研究所业务领导小组组长、研究员、副所长。1978~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其中1982—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1984年获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1985—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1988年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1988—1998年，先后当选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98—2003年，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4年7月30日去世，享年77岁。董辅礽是有世界影响的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曾邀请他为“马歇尔讲座”1991年讲座嘉宾，惜因故未能成行。

自1959年调入经济研究所，董辅礽的学术创造力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其研究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9—1976年，学术成果集中于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的研究。1959年发表的《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若干方法论问题的探讨》是董辅礽关于经济成长论的代表作；后又陆续发表四篇关于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具体化的文章，被誉为“董氏再生产模型”。第二阶段：1977—1988年，在所有制改革、经济运行机制改革、经济发展等领域均取得了重要成果；先后担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对经济所的学术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发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最早提出了企业“政企分离”和农村“政社分离”的改革方向；此后陆续发表重要论文，形成了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体系。第三阶段：1988—2004年。此阶段董辅礽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主持或参与过《期货交易法》、《证券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拍卖法》等重要经济法律的起草或审议工作。继续深化其关于所有制改革的研究，连续撰文讨论股份制、公有制、非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同时也在大众刊物上撰文普及市场经济知识，讨论证券市场改革等问题。

学术生涯三个阶段积累下来，董辅礽著作等身，有学术论文三百余篇（知网统计数据），专著、文集、主编著作多种。主要著作包括《苏联国民收入动态分析》（1959年）、《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问题》（1980年）、《大转变中的中国经济理论问题》（1981年）、《经济发展战略研究》（1988年）、《Rural Reform, Non-farm Development,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1988年）、《Industrialization and China’s Rural Modernization》（1992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制度与效率》（1992年，与人合编）、《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变革研究》（1995年，与人合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1997年）、《经济发展研究》（1997年）、《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8年）、《走向市场化的中国经济》（2001年）等。

董辅礽的学术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个领域：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经济发展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研究。学界公认，其中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尤其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于光远曾这样评述董辅礽的学术成就：“他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挑战所有制理论禁区，提出了所有制改革问题，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破冰之举，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和持续的影响，并对经济理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起了重大推动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所有制改革问题上逐步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按照董辅礽本人的总结（参见论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这个理论体系主张经济体制改革应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所有制的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运行机制的改革必须以所有制改革为基础，两者必须相互适应、相互配合；具体到所有制改革，则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关于国家所有制改革：20世纪70年代末最早提出改革所有制，而且最早提出改革国家所有制和人民公社所有制，最早提出“政企分离”和“政社分离”。80—90年代逐渐形成按国有企业功能改革国有企业的思想（分类改革）。

第二，发展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不是由生产力的落后性和多层次性决定的，而是由于不同的所有制各有强点和弱点。董辅礽将混合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比喻为“八宝饭”，人们称为“董氏八宝饭理论”。

第三，从1985年起就把非公有制经济正名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赞成把它看做是外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

第四，公有制能否与市场机制兼容的问题。提出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不可能形成市场和市场经济，只有在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市场环境中，由于公有制企业也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动，才能使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兼容。

第五，从1978年就提出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把公有制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相区别；并提出要寻找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1997年提出公有制有两大类：一类是共同所有制（其实现形式如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另一类是公众所有制（其实现形式如合作社所有制、公众持股的股份公司所有制、养老基金、投资基金等）。不同的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各有其产生的原因和条件，各有其不同的强点和弱点，各有其最适合存在和发展的领域。

此外，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董辅礽1980年代初就认识到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不可兼容性。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也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比如要转变经济发展战略，要发展农村非公有制的非农产业来改变二元经济，要超梯度发展、加快西部开发等。

在上述工作中，尤其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董辅礽展现出非凡的理论勇气，其理论具有前瞻性、彻底性、一贯性；许多观点提出之时可能受到一定压力，但或数年后、或十数年后，往往成为国家政策。许多文章不仅具有学说史意义，时至今日仍有参考价值。例如，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正探讨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等，读一读董辅礽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国有企业功能与分类改革的一系列经典文章，或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