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的科学。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必须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为有机整体进行系统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成形。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将其誉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从成形到成熟的重大飞跃。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主要标志是开始形成系统化学说，并且能够为实践提供有力指导。在这一进程中，习近平经济思想直接引领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使其实现了向系统化经济学说的跃升，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在方法论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习近平经济思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牢固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六个必须坚持”不仅是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更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内核。习近平同志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运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思维，系统谋划经济社会领域的建设工作。同时，“五个必须统筹好”集中体现了对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深刻把握。二是拓展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域。习近平经济思想突破了传统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关系的局限，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为有机整体纳入研究之中，深入揭示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作用机制，推动其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共同构成了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说。三是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核心概念、范畴。习近平同志提出了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等具有原创性的核心范畴，并在这些范畴之间建立起紧密的逻辑关联，从而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架构。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总体性范畴的确立，促进了学科话语体系的系统化和规范化。四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系统性的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具有强烈的现实导向，致力于研究如何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基本原则与发展路径，构建起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关系融入现代化分析框架，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架构。五是为打造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指明了方向。习近平同志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特色提升到文明论的新高度，为其创新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这不仅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突破西方话语束缚，更使其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为世界各国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一、构建经济发展理论体系

传统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生产关系。对此，有观点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将研究内容转向生产力，着重探究如何更快、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生产力发展本质上属于经济发展的范畴，经济发展理论由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述将发展生产力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充分彰显了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一)新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旨在着力破解我国以要素投入驱动发展模式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科学把握全球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不仅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更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理论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在新时代背景下，发展生产力的内涵、动力和目的等共同构成经济发展的内容，而新发展理念对此发挥着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已成为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实践形态。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伴随这一历史性转变，我国经济发展要求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方向转变。在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为新时代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核心要义。新发展理念提出的共享发展将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为经济现代化的基本坐标，显著强化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切实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人民至上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旨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新时代背景下，共同富裕是涵盖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的深化与发展。

(三)新发展阶段与新发展格局

随着“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我国成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从“十四五”时期开始，我国正式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习近平同志对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判定是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创新。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新发展阶段不仅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也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习近平同志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判断，有着充分的唯物史观依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阶段论提供了基本方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正式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格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对以往依赖国际经济循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发展模式的重大革新，更是在以安全发展为重的背景下提出的事关发展全局的重大理论命题。

(四)发展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代表着生产力演进的方向。围绕这一重大创新内容，学术界已形成系统性的理论阐释。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将发展先进生产力作为核心任务，使生产力进步能够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使发展生产力具体落实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此外，新质生产力理论对生产力要素进行了创新发展，包括科技赋能的新劳动工具、以数据为代表的新劳动对象和具备高知识技能的新型劳动者等。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纵深推进，人工智能正在重构全球创新格局和经济运行结构。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发展人工智能产业，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开展“人工智能+”行动，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积极布局未来产业生态，有力推动了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的整体提升和系统性跃升。“人工智能+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赋能作用。习近平同志关于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加快我国人工智能乃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指导。

二、构建经济制度理论体系

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而建立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则是其核心内容。一般而言，一定历史阶段中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则是这些生产关系在运行层面的具体体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决定了经济制度必须进行相应的革命性或改革性调整。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经济制度领域的理论突破，表现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以及提出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重要论断。

(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中最基本的规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共识。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整体性构建，围绕所有制、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等作出深入阐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基本经济制度范畴，使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体系实现了系统集成。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原创性贡献，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所有制上，习近平同志针对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作出了创新性论述，他强调“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在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上，习近平同志澄清了对国有企业的种种模糊认识，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习近平同志关于国有企业的创新论述体现了两点论（“两个毫不动摇”）与重点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的有机统一。

在国资监管上，我国建立了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系。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上，习近平同志要求确保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政商关系上，习近平同志提出：“新型政商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概括起来说，我看就是‘亲’、‘清’两个字。”这些重要论述相互关联、相辅相成，为新时代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

分配制度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其设计与变革必须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其中，将第三次分配纳入国家制度体系，有助于塑造更稳定的“橄榄型”社会，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其他分配方式还包括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当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明显提升，分配要体现这个变化趋势。”这一重要论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丰富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内容。

(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大相继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这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认识的持续深化。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贡献。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面临的难题，西方经济学通常将二者对立起来，而习近平同志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打破了这一固有观念，以辩证统一的思维将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进行了有机整合。他强调：“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构建“放得活”与“管得住”相统一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新格局。我国深入实施“放管服”改革，推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等改革措施，既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又着力塑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政府与市场的良性协同已内化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显著制度优势，不仅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世界各国破解这一治理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完善市场体系建设，不断健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制度，深入推进价格改革和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知识、数据等重要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切实强化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着力清除各类市场壁垒。习近平同志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高度阐释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独特价值，提出“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财政和金融上，习近平同志科学回答了财政和金融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财税体制方面，我国于1994年构建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税体制。针对新时代发展形势的变化，习近平同志指出：“从治本的角度看，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合理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完善地方税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的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深化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作为重要目标。在金融体制建设方面，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在对外开放体制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一系列关于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论述，确立了以推动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的对外开放新理念。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就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系统部署，强调要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制度型开放是我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推动对外经贸发展的战略举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开放理论领域的重要创新成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预见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式，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的问题只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加以解决。

习近平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的重大命题，并强调“要设立‘红绿灯’，健全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形成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规则体系”的基本原则，以法治的方式来规范和引导资本的健康发展。

三、构建经济治理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上层建筑，国家及其运行规律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习近平经济思想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治理理论作出了重要的原创性贡献。一方面，习近平同志系统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管理体制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习近平同志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次重大创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其中“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是习近平同志对国家理论和经济治理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制度方面的理论创新，与经济治理方面的理论创新共同构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化创新。

(一)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习近平同志创新性地将党的领导制度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使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建立在系统严密的理论基础之上。习近平同志深刻阐明了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优势，指出“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这些论述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为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提供了理论指导。

习近平同志对党的领导和法治建设的有机统一作出了系统论述，强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经济建设与法治建设实现协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将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和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融为一体，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化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必然选择。

在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上，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这一重要论述将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国有企业的治理理论，推动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衔接。坚持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也是我国国有企业区别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独特优势。习近平同志关于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创新论述还包括党组织与其他现有治理体系间的权责划分、协同运行机制等内容，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不仅包含着国家制度的构建，也包括在制度架构下实施的各项政策性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宏观调控随之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宏观经济治理理念是对之前宏观调控方法的丰富发展，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并将其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框架之中进行系统谋划。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仅涵盖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传统职能，更注重对经济发展的方向性指引、稳定性保障、结构性调整，实现了对传统宏观调控的整体性超越。

在推动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协同上，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创新实践。通过实施“三去一降一补”等措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结构性矛盾，为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支撑。同时，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一项重大理论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使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这一战略组合既是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等列为重点任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在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过程中相机应变的治理能力。

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体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开放理论提升至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新高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在于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与结构化调整，促使全球经济迈向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开放为导向……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共享为目标”，习近平同志提出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使中国成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积极参与者、推动者和建设者，这不仅有力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引领着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方向。

(三)统筹发展和安全

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进入新发展阶段，筑牢发展的安全之基已成为事关全局的重要任务。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创新。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秉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持续推进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

在新发展阶段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这一理念已有机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之中。面对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任务，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成为当前的工作重点。习近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的论述，强调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推动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自主性突破。他特别指出必须坚持党的核心领导作用，明确提出“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同时，通过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既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又确保实现重大科技领域的集中攻关，形成协同发力、优势互补的创新格局。

(四)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和战略

综合运用各类政策工具为经济发展确立科学的中长期方向，引导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目标稳步前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通过明确各阶段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推动国民经济协同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注重顶层设计与统筹谋划相结合，科学制定发展规划。不同时期的战略规划前后衔接、层层推进，既具备前瞻性的战略视野，又具备现实的指导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长远擘画，制定了引领全局的经济发展战略，突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积极构建西部、东北部、中部、东部四大板块联动发展的格局，进一步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和整体性；确立了建设美丽中国的重大战略，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大论断，并为生态文明建设制定了科学的路线图。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强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在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上，习近平同志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前瞻性提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论断。新时代以来，我国通过设立自贸试验区、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签署高标准自贸协定、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等重大举措，推动制度型开放全面迈进新阶段；同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将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擘画了新发展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基本原则、实践路径和政策重点，明确了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安排，为实现这一长远目标提供了实践遵循。

四、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

笔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划分为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制度理论和经济治理理论，分别对应着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大范畴。从融合经济发展、经济制度和经济治理的综合性理论体系视角出发，可以构建一个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经济现代化首先表现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状态，历史上将现代化与工业革命紧密联系起来正体现了这一点。生产方式的跃迁反映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形态发生质的变革，构成了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同时，经济现代化意味着经济的制度安排和人文精神的现代化。习近平经济思想对经济现代化理论的一项重大贡献是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现代化内涵，凸显了上层建筑现代化的作用。这使得经济治理的效能能够与经济现代化相匹配，并通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实现各领域的全面现代化发展。

(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确立为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产业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市场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内容，是一项融合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调整、国家治理建设的整体性系统工程。在这一体系中，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要求，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工业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将新质生产力融入高质量发展进程，是习近平同志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系列重要论述的深化与发展。新型工业化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心，“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习近平同志关于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论述层层递进，创新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经济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体系，对全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构成全面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更为其他领域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坚实支撑。习近平同志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篇大文章，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入探讨。”这一重要论述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使命：以系统性研究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聚焦经济发展、经济制度与经济治理的系统性研究，回应时代命题。

(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矢志不渝的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道路，持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科学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本质要求、重大原则，并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原则和实践路径作出全面部署，从而构建起较为完备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这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新的飞跃，使中国特色的经济现代化理论形成了完整的架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居于首位，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沿着正确方向砥砺前行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彰显了以实现全面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价值追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了符合国情、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

(三)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同志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世界现代化的大进程和人类发展的大方向中，创造性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既指明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也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回顾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其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紧密相联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由生产力发展所驱动。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飞跃极大加速了世界历史的演进，促进了世界各国的交流互动，进而推动了全球生产力的整体提升。在生产关系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密不可分，资本以其自身逻辑塑造世界秩序，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殖民掠夺、不平等交换和生态环境破坏，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在国际关系上，资本主义的扩张倾向容易激发国家间的矛盾，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威胁。世界历史是从各民族孤立封闭走向全球性整体联系的进程，这使得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世界历史的持续演进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都要求构建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世界秩序，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从而真正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解放与进步。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特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高度契合，是一条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推动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推动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愿景迈进。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实践路径。此外，习近平同志先后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

(四)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文明史是人类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历史，一切文明成果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积累。因此，文明形态的发展可以看成是对生产力持续发展、生产方式迭代升级、生产关系不断优化以及上层建筑逐步完善的综合性进程。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共同构成了具体的社会形态，而建立在特定生产力水平之上的社会形态则形成相应的人类文明形态。社会形态的变化不仅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体现了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推动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根本动力。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习近平经济思想所构建的经济发展、经济制度与经济治理理论，在逻辑上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撑、内在统一的严密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整体性贡献，可概括为引领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范围内摆脱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以人的发展逻辑取代了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层面的先进性。从文明论的视角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共同推进人类文明进步，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此外，习近平同志从经济与文化深度融合的视角，提出了研究人文经济学的重大命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他创造性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命题，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更为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时代活力。正是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注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获得了独具特色的文化血脉与深厚的历史底蕴，其理论体系也因此展现出更加恢宏的中国气派与思想力量。

结语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体系化建构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从实践探索到理论自觉的历史性跨越。这一思想体系通过三重维度重塑了当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在方法论层面，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唯物史观，构建起“生产力决定性与生产关系能动性辩证统一”的分析框架；在理论建构层面，突破传统学科边界，将研究对象拓展至生产力跃迁、制度创新、治理效能提升等领域；在实践指导层面，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完整战略体系。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通过“术语革命”催生了一系列原创性范畴，更在于破解了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理论难题，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全新选择。

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历史价值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使“第二个结合”在经济学领域转化为具体理论形态；二是构建起覆盖经济发展、制度演进、治理创新的完整学说体系，推动我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走向成熟；三是通过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建构，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叙事框架，确立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内核的文明进步新坐标。面向新征程，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在守正创新中持续深化规律性认识，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更坚实的理论支撑。

（郭冠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辑：熊晨玮、刘益建；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