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大会根据这一报告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从而开启了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由于是“新政策”，实物税即粮食税问题在俄共（布）十大后引起了“特别多的注意、讨论和争论”。然而，不少苏维埃人不仅不理解“实行粮食税的新政策”的意义，还在讨论和争论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错误认识，甚至出现了列宁所说的“讨论稍微有些混乱”的情况。为澄清错误认识，帮助苏维埃人准确领会和科学落实新经济政策，列宁在俄共（布）十大之后不久便着手撰写《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这一论证和阐释新经济政策的经典著作。通过该著作，列宁不仅完成了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建构，还实现了对新经济政策的深度宣传。这对于我们深化认识党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以及基于创新理论开展的宣传教育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批驳“把农民提到第一位就等于‘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认识

粮食税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但用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的首要目的是“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也就是说新经济政策把农民提到了第一位。这引起了一些苏维埃人特别是工人的不满，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当把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摆在首要地位，新政策却把农民提到第一位，这无异于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认识，从直接原因看，是因为这些人不懂得抓主要矛盾，不懂得当前农民经济状况已经到了非改善不可的程度；从深层原因看，是因为这些人不懂得苏俄工人和农民之间内在的经济联系，不懂得改善工人生活的前提是改善农民生活。因此，列宁批驳道：“谁若认为把农民提到第一位就等于‘放弃’或者类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那他简直是不动脑筋，只会空谈。”实际上，“把农民提到第一位”不仅不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反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措施。

首先，苏俄现实的农民经济状况要求把农民提到第一位。在撰写《论粮食税》期间，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支部书记及支部负责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粮食税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1921年春天苏俄农民经济的情景：农民经济经过战争的破坏以后，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危机；而且由于非常严重的歉收以及由此引起的饲料缺乏（因为牧草也歉收）、牲畜死亡，农民经济的情况更加恶化；农民经济的生产力日益削弱；农民经济往往在许多地方几乎要完全破产。a这说明，在用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前夕，苏俄的农民经济已经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给农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指出，“由于战争和封锁，农民的生活本来就非常困难，而1921年春天，主要是由于歉收和牲畜死亡，农民的生活状况更是达到了极严重的地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极困难的生活状况引发了农民对苏维埃政权及其推行的“战时共产主义”的严重不满，结果就“引起了政治上的动摇”，农民的不满情绪逐渐演变成暴动。“1920年末至1921年初，农民武装暴动席卷西西伯利亚、坦波夫省和沃罗涅日省、伏尔加河中游地区、顿河流域、库班、乌克兰和中亚。到1921年春，农民暴动几乎遍及全国。”受农民暴动的影响，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水兵于1921年2月28日发动了“叛乱”。这些曾率先向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开炮的士兵，此时却因为“战时共产主义”对农民造成的伤害转向反对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这表明，苏俄内部的经济政治形势已经发展到非改变粮食政策进而改善农民生活状况不可的程度。列宁指出，“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这个办法就是变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不再征收农民的全部余粮甚至是一部分必需的粮食，而是以税收的形式征收农民的部分余粮，再用工业品换取农民的税后农产品。列宁说：“作出这种改变的基本的和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民经济的空前加剧的危机，是农民经济的十分严重的情况。”

其次，改善苏俄工人的生活状况要求把农民提到第一位。如果说国内战争迫使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那么战争本身对苏俄经济的破坏也给工人生产和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诚如列宁所指出的：“而1918年至1920年的国内战争，特别加剧了我国的经济破坏，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恢复，其中受害最深的就是无产阶级。”也正是这样，当新政策把农民提到第一位的时候，就引发了部分工人的不满，甚至被指责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做法。实际上，把农民提到第一位，与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要求是一致的。早在1917年11月8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就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该法令附了一份农民关于土地问题的委托书，该委托书建议永远废除土地私有权，并提出把土地分配给劳动者。1918年1月31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该法令明确规定按照平均使用土地原则和劳动原则在劳动者之间分配土地。这两个法令中的“劳动者”主要指贫农和中农。可见，苏维埃政权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而将土地分配给了农民使用。这就意味着，苏俄工人和国家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需要从农民处获取。列宁也明确指出：“现在的工农临时政府已经颁布了土地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地主的全部土地完全交给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工人将尽一切可能全力支持农民，安排好机器和工具的生产，但请求农民供给粮食。”这表明，苏俄工人和农民不仅在政治上是共同体，在经济上也是共同体，工人支持和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农民为工人生活和生产提供粮食和原料。

由此，针对一些人关于为什么粮食税不是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而是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的疑问，列宁回答道，“因为要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就需要有粮食和燃料。从整个国家经济的角度来看，现在最大的‘阻碍’正是这方面引起的。要增加粮食的生产和收成，增加燃料的收购和运输，非得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不可。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既然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依赖于农民经济的发展，那么粮食税把改善农民生活和提升农民生产力提到第一位则是科学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最后，苏俄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要求把农民提到第一位。用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在形式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实质上却是一个政治问题。列宁在俄共（布）十大上作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时开宗明义地指出，这“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在苏维埃俄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治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领导阶级、统治阶级，应当善于指导政治，以便首先去解决最迫切而又最‘棘手的’任务。”这个“最迫切”“最棘手”的任务正与农民相关。

列宁提出，现在最迫切的就是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1921年春天，几乎遍及全国的农民暴动和喀琅施塔得叛乱表明，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执政基础——工农联盟正遭遇破裂的危险。作为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化解危险，苏维埃政权必将陷入新的、更为严重的危机之中。所以，当务之急是采取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消除农民的不满情绪，维护和巩固工农联盟。基于此，列宁指出：“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办法”即指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

列宁进一步提出，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正是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他说，“要做到这点，就非认真改变粮食政策不可。这种改变就是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在余粮收集制下，苏维埃国家收走了农民的全部余粮甚至是一部分必需的粮食，这给农民造成了积极生产也无法改善生活的印象，农民进而失去生产积极性，以致在“俄罗斯联邦”的广袤土地上出现了很多被弃耕的农田，加之战争的破坏，农产品产量大幅下降。列宁意识到：“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们就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小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这就离不开地方流转自由。”“地方流转自由”首先意味着农民手头有可以流转的粮食、瓜、果、蔬菜等农产品，其中最主要的是粮食。而要使农民手头有可以流转的粮食就不能将农民的余粮全部收走，就必须改变余粮收集制。如何改变？列宁指出，“除了降低征粮数，改行粮食税，没有别的办法。中等年成的税额规定为24000万普特（原来征收42300万普特——笔者注），在歉收时可能更少些，这样农民就能知道，他应当交出规定得最低的一定的数额，他能够劲头十足地把全部力气都用在生产上，使得剩下的产品能给他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使得农民经济有可能不完全依靠工业而得到改善”。这表明，粮食税是当时能够立刻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唯一办法。

二、批驳“把贸易自由视为从共产主义过渡到资产阶级制度”的错误认识

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意味着农民手头有余粮，有余粮便有买卖的需求，所以与粮食税密切相关的是贸易自由。列宁也明确指出，“这种代替是与交完粮食税之后的贸易自由，至少是与地方经济流转中的贸易自由相联系的”。然而，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商品贸易；另外，在苏俄推行了三年之久的“战时共产主义”也没有贸易自由的条款。一些苏维埃人包括部分党员干部据此认为，新经济政策允许贸易自由无异于退回到资本主义社会，“照他们看来，这似乎是从共产主义过渡到资产阶级制度”。实际上，恢复贸易自由不是向资产阶级制度过渡，而是为了科学地向社会主义过渡。

首先，列宁将“战时共产主义”定性为“一种临时的办法”。在《论粮食税》中，列宁首次将1918—1920年国内战争期间苏维埃政权推行的经济政策称为“战时共产主义”。列宁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是“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苏维埃政权实行的“特殊”政策，“当时不这样做就不能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战胜地主和资本家”。所以，在列宁看来，国内战争时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而非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考茨基之流所谓的“过错”。需要指出的是，列宁不仅没有把这种“功劳”扩大化，还明确指出此“功劳”是有“限度”的。针对“战时共产主义”实行的粮食政策，即余粮收集制，列宁实事求是地指出，“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由于余粮甚至部分口粮被征收，农民自然也就没有可供买卖的余粮。与之相应的，取消贸易自由的措施自然也就能够在实践中得以推行。然而，问题不在于这种粮食政策能否靠强制力推行下去，而在于这是不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列宁指出：“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把“战时共产主义”定性为“临时的办法”，表明“战时共产主义”是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不能将其常态化，否则就会由“功劳”转化成为“过错”。

列宁作出“战时共产主义”是“临时的办法”这一论断，源于他对俄国现实经济状况的深刻把握。从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特征的论述来看，“战时共产主义”无疑是与之高度匹配的经济政策。然而，不理解新经济政策的部分苏维埃人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俄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发达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力比较发达的英、德、美等国尚未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说，苏俄既不具备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内在条件，又不具备实现“跨越”设想的外在条件。列宁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说：“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很显然，作为实现“直接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与苏俄现实的经济状况不相符，只能是应对战争的临时办法。

其次，列宁提出粮食税是小农国家向正确的粮食政策过渡的办法。既然“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苏维埃实行的政策，是临时的办法，那么什么办法才是能够实现苏俄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正确办法？列宁提出：“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适应无产阶级的任务，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这种政策实质上是马克思关于社会总产品实现的理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具体运用，旨在使工业和农业这两大部门之间在相互补偿中实现发展。然而，苏俄现实的经济状况却给俄共（布）提出了一个难题：拿不出工业品向农民换取工人所必需的全部粮食。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给本就不发达的俄国经济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破坏，使苏维埃国营工厂在战后面临着既缺乏生产原料又缺乏新机器的困境。列宁说：“贫困和经济破坏到了这种程度，竟使我们不能立刻恢复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国营工厂的生产。”这意味着，从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转变，需要一种过渡。

“粮食税就是向这种粮食政策的过渡。”早在1918年8月拟定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中，列宁就已初步提出粮食税的构想。该提纲的第八条指出，“规定富裕农民用实物即用粮食纳税”，并且把这种税称为“所得税和财产税”。之后，在列宁的主张下，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经过两次讨论，最终于1918年10月通过了关于实物税的法令。对于当时的苏俄农民来说，“实物”主要指“粮食”。所以，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使用的是“实物税”这个概念，而在随后撰写的《论粮食税》中使用“粮食税”这个概念。何为粮食税？列宁解释道，“把最必需（对军队和工人来说）的粮食作为税收征来，其余的粮食我们将用工业品去交换”。也就是说，在苏维埃国家工业品的产量不足以换取所必需的全部粮食的情况下，以“税”的形式征收最必需的粮食，再用工业品换取另一部分所需要的粮食。采取这样的粮食政策，不仅能够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还能够满足苏维埃国家发展的需要；不仅能够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能够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由于粮食税还不是用工业品换取必需的全部粮食，所以它仅仅是一种过渡形式。列宁指出：“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而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由此，列宁阐明了“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正常的产品交换在现实社会主义发展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也阐明了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列宁看来，国内流行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大部分是由于没有深入研究这种过渡的实质而产生的。

最后，列宁提出把贸易自由产生的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根据传统观点，“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指出：“既然有交换，那么，小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原理，而且被日常经验甚至是普通百姓的观察所证实。”既然如此，要不要禁止贸易自由？列宁认为：“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说它在干蠢事，是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说它在自杀，是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之所以说“在经济上行不通”，是因为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小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而能够起到“刺激、动力和动因”作用的就是地方流转自由，即贸易自由。

既然不能禁止贸易自由，如何保证无产阶级政权不遭到破坏？列宁提出：“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这就引出了列宁在1918年就已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其精神实质在于，将贸易自由产生的资本主义置于无产阶级政权的计算、监督和监察之下，使之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可见，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是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和方式”而存在的。

三、批驳“脱离苏俄经济现实抽象地谈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的错误做法

关于“资本主义是祸害”的议论在俄国由来已久，因为这是赫尔岑和俄国民粹派为俄国探寻另外的道路即村社社会主义道路的动因。直到十月革命胜利后，还有人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持有这种看法的人根本无法理解新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恢复资本主义的做法。对此，列宁指出，“‘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爱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实际上，资本主义对于迫切需要战胜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苏俄来说不是“祸害”，而是“幸福”。

毋庸置疑，同社会主义相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一致认同的观点，因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它造成社会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而作为高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在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文明成果的同时，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弊端的克服，能够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所在。正因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所以新经济政策给予资本主义活动的范围“相当狭小而‘适度’”，并致力于把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使之在苏维埃国家的计算、监督和监察下运营，从而有效规避资本主义的“祸害”。

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评价向来是具体的、历史的和辩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作了全方位的批判，但他们也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肯定资产阶级在变革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现代生产力、促进世界历史的形成等诸多方面所起的进步作用。这种进步作用也使得资本主义能够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提供最为充分的物质基础和最为革命的社会力量。基于此，当俄国民粹主义者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的俄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痛哭流涕并试图阻止其进一步发展时，列宁却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相较于农奴制的进步性，论证俄国资本主义在打破农奴制经济的停滞落后状态、动摇沙皇政府的专制统治、摧毁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并且提出俄国人“不应该希望资本主义的发展停滞，相反地，应该希望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彻底发展”。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列宁忘记了资本主义的消极面，诚如他自己所强调的，“承认这种作用的进步性，与完全承认资本主义的消极面和黑暗面，与完全承认资本主义所必然具有的那些揭示这一经济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的深刻的全面的社会矛盾，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列宁在俄国的具体实际中充分演绎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

由此，基于1921年苏俄的经济现实，列宁提出，“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这并非意味着俄国已经完全具备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相反，“俄罗斯联邦……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即小生产占优势。为此，列宁指出：“现在有些人犯了很多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只把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相对照或相比较，而在当前的政治经济情况下，也应该把国家资本主义同小资产阶级生产作一番比较。”

一是小生产占优势的状况使得苏俄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列宁看来，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要实现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要么已经具备了发展最先进的生产力的条件，要么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苏维埃俄国面临的现实却是，既没有实现电气化，又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也就是说不具备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条件。列宁强调：“在俄国目前占优势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从这种资本主义无论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或者走向社会主义，都是经过同一条道路，都是经过同一个中间站，即我们所说的‘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计算和监督’。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犯不可饶恕的经济错误，他们或者是不了解具体事实，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事物，不能正视现实，或者是只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不研究目前我国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和步骤。”既然不能从小生产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就要借助“中间环节”，即由苏维埃政权计算和监督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要是不懂得这一点，就会犯不可饶恕的经济错误。

二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抗拒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措施。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俄国，小资产阶级（小商品生产者）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他们无视苏维埃国家的经济措施，利用在战时积攒起来的“款项”，在苏俄从事各种投机活动，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的投机商、奸商和垄断制的破坏者。列宁指出：“小资产阶级抗拒任何的国家干涉、计算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事实，许多经济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这一事实。投机商、奸商、垄断制破坏者就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敌人，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措施的敌人。”相比之下，苏维埃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进步，因为苏维埃国家资本主义是接受苏维埃政权计算和监督的资本主义，苏维埃国家能够调控其发展。所以，在谈及租让制这一国家资本主义时，列宁指出，苏维埃制度下的租让就是苏维埃政权为反对小私有者的自发势力而和国家资本主义订立的一种合同或联盟。

三是小生产者的涣散性滋生官僚主义这一政治祸害。十月革命摧毁了俄国旧的官僚机构，代之以无产阶级的法庭和军队等新型机构，资产阶级官僚主义被消灭。然而，早在1919年3月，即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期，官僚主义就已经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但由于国内战争还在继续，苏维埃政权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未能得到有效落实。国内战争结束后，官僚主义问题在苏维埃机关中进一步凸显。列宁深入分析了官僚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认为其根源不在于资产阶级，而在于小生产者。他指出，“我们这里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是另外一种：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缺乏农工业之间的流转，缺乏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要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就要铲除这种经济根源。一方面，要用劳动者的联合取代小生产者的分散。列宁认为，只有把劳动者联合起来才能克服小生产的分散性和涣散性，而能够实现这种联合的是合作社，“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另一方面，要用一切办法坚决发展流转。为应对战争，“战时共产主义”用计划取代贸易自由，经济领域的流转被“堵塞”，这就给一些混进俄共（布）党员里的不合格的机关工作人员创造了滥用职权的机会。“于是，官僚主义作为‘包围状态’的后果，作为小生产者涣散性和受压制状态的上层建筑，就充分暴露了出来。”列宁认为，要打破这种状态，就要恢复并想方设法活跃工业和农业间的流转。他还指出，谁能在这方面取得最大的成绩，即使是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他给全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益处，也比那些只是“关心”共产主义纯洁性，只是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起草规章、条文、细则，而实际上却不去推动流转的人，要多得多。a很显然，这两种铲除官僚主义经济根源的方法都会产生资本主义，因而从实质上看，这两种方法是利用资本主义来战胜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祸害。

四、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对几种错误认识批驳的意义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需要无产阶级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创新。列宁在1921年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作为在苏俄实践中探索出的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案，能否被苏俄人民群众正确地理解和接受，事关苏俄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行动指南。因此，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对有关新经济政策几种错误认识的批驳，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还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从历史意义上看，一是在批驳错误认识中完成了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构建，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方案。《论粮食税》虽为“澄清误解”而作，却是列宁论述新经济政策系列文献中最为全面和系统的文献。首先，通过批驳“把农民提到第一位就等于‘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认识，阐明了在苏俄当时的经济政治形势下用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其次，通过批驳把贸易自由视为“从共产主义过渡到资产阶级制度”的错误认识，阐明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贸易自由在促进苏俄农业和工业发展方面的意义；最后，通过批驳脱离苏俄经济现实抽象地谈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的错误做法，阐明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必要性。可见，《论粮食税》在批驳错误认识中阐明了与新经济政策相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深刻回答了苏俄在小生产占优势且发达国家未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如何实现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相比较于“战时共产主义”的直接过渡方案，新经济政策的迂回过渡方案无疑是极具开创性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方案。这种“开创性”可以借用列宁在谈及苏维埃国家资本主义时所说的一句话来说明，“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虽然新经济政策这一社会主义建设新方案后来因列宁逝世而未能在苏俄得到长期地贯彻落实，但它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它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二是在批驳错误认识中实现了对新经济政策的深度宣传，扩大了俄共（布）创新理论对人民群众的影响。虽然早在1918年列宁就思考并提出过实物税和国家资本主义等问题，但把实物税、贸易自由、国家资本主义等内容有机融合在一起作为一种经济政策，且作为已经实行三年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替代政策提出来却是第一次。这也意味着，作为俄共（布）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创新成果的新经济政策，对于1921年的苏维埃党员、干部和群众来说，是超越他们既有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一般性常识的新政策、新方案、新理论。因此，虽然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列宁的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并宣告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开启，但要使这一新政策能够在实践中切实地推行下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让尽可能多的苏维埃人正确地领会新经济政策。《论粮食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列宁对引发部分苏维埃人误解的几个问题作了深度分析，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苏俄具体实际两个方面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这样的分析和论证，有理、有据、有力，不仅能够澄清有关新经济政策的错误认识，还能够深度宣传新经济政策，进而为新经济政策在实践中的落实创造统一的思想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正因如此，《论粮食税》作为小册子在1921年5月初出版后，不仅被苏俄各地出版社翻印，还被用德文、法文、英文等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上，俄共（布）中央还专门作出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按照《论粮食税》的基本精神向劳动人民解释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意义。a

从现实意义上看，一是启示我们党要在新时代的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和恩格斯未曾经历过俄国式社会主义，因而从他们的理论中找不到具体的建设方案。特殊的苏维埃俄国到底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只能由苏维埃人自己探索。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面对“战时共产主义”在战后行不通这一事实，以“自己找出路”的探索精神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这一社会主义建设新方案，在俄国具体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再次证明，各国共产党人只有在本国具体实际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才能切实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根本所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把“坚持理论创新”确立为党的百年奋斗十条历史经验之一。新时代以来，基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概念，不仅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习近平强调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二是启示我们要高度重视对党的创新理论的阐释和宣传。新经济政策作为俄共（布）理论创新的成果，主要由列宁提出，当时俄国党内外很多人不仅不理解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意义，还产生了许多误解。诚如列宁在1921年4月9日召开的俄共（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支部书记及支部负责代表会议上所指出的：“在关于粮食税和改变粮食政策的问题上，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经济政策的问题上，众说纷纭，造成了许多误解。”这就表明，需要面向苏维埃党员、干部和群众，加强对新经济政策的阐释和宣传，促进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和理解。《论粮食税》就起到了这一重要作用。这启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充分发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的作用，必需重视对党的创新理论的阐释和宣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一工作。习近平强调指出：“今天，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要更好肩负起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迫切需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为推动全党上下对党的创新理论“真学真信真用、学懂弄通”，习近平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突出强调开展此次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并就如何开展主题教育作出重要指示，还进一步提出要“坚持以党内教育引导和带动全社会的学习，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徐芹，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熊晨玮、刘益建；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