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史，运用监控手段强化自身权力是资本主义的惯用伎俩。进入数字时代，“监控”由单纯的技术手段逐渐成为资本所调用的增殖手段，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下产生了“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这一新变体。对监控资本主义而言，它并不满足于窃取与分析个人行为数据，而是致力于“下指令告诉民众该怎么走”。因此，监控资本主义中的“监控”与其说是技术称谓，倒不如说是一种权力谱系。凭借对数字监控技术和数据生产要素的掌握，监控资本主义在大规模监控中将其权力触角延伸至社会各个方面，“单向宣称拥有人类、社会及政治领域的掌控权，影响力超越以往的私人企业或市场的传统制度化范围”。面对监控资本主义塑造的新型权力格局，必须重新回到马克思的资本权力批判思想，反思监控资本权力的运作机制，从根本上破除监控资本权力的梦魇。
一、监控资本主义权力体系的形成及其对资本权力的续写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资本是一种权力。当资本权力完成对生产领域的全面统治后，向政治、文化、社会等其它领域扩张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对于监控资本主义而言，唯有将权力触角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从而使社会按照自身逻辑运行方能满足其资本增殖欲望。就此而言，监控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权力”叙事，构成了不同于传统政治权力的新型权力样态。
1.资本权力的诞生及其总体性的反噬
资本权力源于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工人劳动的无偿占有与支配。“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权力的产生过程与资本的形成过程具有一致性，且集中体现在资本对工人劳动的控制上。由于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环节中产生，这便意味着“在剩余价值的形成上，必然有某种在流通中看不到的情况发生在流通的背后”，而这里的关键环节便是劳动力成为特殊商品。资本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迫使工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以维持最低生活标准。通过对这一“看不到的情况”的揭露，马克思一方面破解了资本形成的关键环节，另一方面则将资本权力的源头指向了生产过程中资本对于工人劳动的支配与占有。在掌握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借助雇佣劳动这样一种虚假平等形式掩盖了自身剥削实质。这既标志着资本顺利实现了对建立在劳动基础之上的生产过程的统治，也昭示着资本权力实现了对生产领域这一基础领域的支配。不难发现，资本对工人劳动的支配过程与资本权力的扩张过程是同步进行的。
诞生于生产领域的资本权力试图构建总体性的社会权力。资本权力虽然诞生于生产领域，但它显然并不满足于此，而是试图“跃升至社会权力之巅并成为凌驾于现代社会之上的总体性权力和同一性力量”。其一，资本试图将自身打造成为支配一切的权力之眼。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权力，并且“资本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就资本权力的形态而言，它既是一种经济权力，也是一种政治权力；既在宏观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也在微观领域充当支配力量。其二，作为总体性的资本权力内蕴独立化倾向。资本总是表现为一种“异化的、独立化了社会权力”，资本权力愈是完整，其独立性便越明显，最终趋势便是“成为一个独立的总体”。其三，资本权力是一种异化的权力。“资本只是作为物的权力同工人对立。不带有人的性质。”由于资本权力源于资本对工人劳动的无偿占有与剥削，它只是将人和物视为资本增殖的手段，从而一开始便具有深刻的异化性质。
2.监控资本主义对资本权力的续写及其权力格局
监控资本主义延续并深化了资本的权力属性。从生产方式的角度而言，“把行为剩余作为劳动对象进行商品生产是监控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为了占有更多的行为剩余，监控资本主义将监控触角延伸至社会各个角落，企图将人们在数字空间的全部行为转化为用以资本增殖的数据商品。正如人的劳动力成为商品一样，人的行为数据成为商品构成了监控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在资本与技术的共谋下，行为剩余的规模与范围无限扩大，“成了前所未见之资本累积逻辑的基础”。这意味着，谁占有了行为剩余谁就掌握了支配性权力。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监控资本主义体系中，监控资本家借助原始积累过程以及其他一切优势条件掌握了行为数据的所有权，不断地在谋划行为剩余的过程中强化自身权力。自此，劳资双方的权力平衡被打破，生产行为数据的劳动者沦为权力支配的对象，监控资本主义对劳动者进而对整个社会的权力控制呈现出持续深化的趋势。正如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所言：“这股维系监控资本家、使其扩张权力的机器控制力量①，再度迫使我们面对一个前所未闻的世界。”不难看出，监控资本主义的权力属性较之于以往的资本主义形态进一步强化。
资本驱动下的监控资本主义构建了全新的权力格局。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资本权力主要通过直接作用于人的身体而发挥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了资本主义为保障剩余价值生产而对工作日的监控，“这些按照军队方式一律用钟声来指挥劳动的期间、界限和休息的细致的规定，决不是议会设想出来的”。然而，监控资本主义扭转了传统的权力格局，孕育了一种更为隐蔽的权力格局。“从监控资本主义的观点及其经济指令来看，世界、自我、身体都化约成‘客体’，消融于庞大新市场概念的血流之中。”在数字技术加持下，监控资本主义构筑了弥散式的权力场景，所有进入数字化生存界面的人都必须“自愿”接受这种隐性权力的控制：一方面，无处不在的监控场景加速了监控资本权力的扩张，人们的生活、工作等被一根无形的监控射线所牵引，其一言一行无不暴露在监控权力的视野之中；另一方面，对于监控资本主义而言，使被监控者时刻意识到自己处于监控状态比实质性的监控手段更为有效。无盲区的入侵式监控不由让人们心生“寒蝉效应”，致使民众在明知遭遇监控资本剥削的前提下不得不放弃反抗。于是，监控资本主义巧妙地将资本对人们的控制转换为人们的自我奴役，以更为隐蔽的方式掩盖了资本权力的剥削本质。
3.监控资本主义作为一种资本权力范式的核心特征
第一，高度垄断化。“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从诞生之日起便将价值增殖作为唯一使命。为了强化剩余价值的榨取，资本总是绞尽脑汁地扩大自身权力并试图构筑相应的权力结构。在监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后，它便借助各类监控技术不断地寻求扩张，试图将全世界变为自己的监控殖民地：一方面，少数掌握原始资本与技术的监控资本家凭借先发优势不断蚕食其他监控资本家的生存空间，实现了对数据资本的独占，从而致使少数监控巨头实现了全面垄断；另一方面，基于行为数据在数字时代的重要地位，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往往会向监控巨头抛出橄榄枝，二者在紧密结合的过程中往往会形成新的权力复合体形态。于是，在资本权力一次又一次的扩张过程中，走向权力的高度垄断成为监控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趋势。
第二，软性控制化。从词源学角度来看，监控的本义是指监测和控制，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行为。对于监控资本权力而言，其目的同样是为了以防微杜渐的形式确保被监控者在资本划定的范围内行动。监控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大肆扩张，其高明之处在于扭转了肉体禁锢式的传统权力运作方式。正如祖博夫所言：“谷歌公司在广告与页面‘匹配’的巨大成功，揭示了行为剩余的价值。”监控资本主义往往借助为用户提供服务的契机攫取数据，是一种通过占有行为数据从而实现支配主体的隐性力量。因此，监控资本权力很少以直接压迫或外部强制的形式出现，原因在于它建立在人们对数字监控潜在认同的基础之上，是人们接受监控条款并融入数字世界的结果。
第三，规训诱导化。如前所述，监控资本主义改变了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热衷于对行为数据的监控、收集与加工。因此，“它的真实商品是‘用户行为预测’”。为了进一步满足对“用户行为预测”的生产欲求，监控资本主义塑造了与新自由主义相适应的权力控制模式。具体而言，监控资本主义的关注焦点开始从肉体惩戒变为对心灵、精神的调节，它往往利用“自由劳动”等具有鲜明新自由主义特征的叙事方式为人们营造一幅虚假的自由表象，从而使人们甘愿为监控资本服务。如此一来，监控资本主义巧妙地将监控资本的增殖欲望转变为主体自身的欲望，将原先的后发式监控转变为先发式监控，从而以自动化的形式将自我规训的观念内化于普罗大众之中。
二、监控资本主义重塑资本权力的过程及其具体呈现
“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监控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在谋求资本增殖过程中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的结果，其目的是要借助生产方式的更新实现资本权力与社会秩序的重塑。凭借先进的数字监控技术，监控资本主义突破了以往身体与物理空间的限制，无处不在的监控使得被监控者在习以为常的状态中忽视了对资本权力的抵抗。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监控资本主义是如何实现权力广泛布展的呢？它又是如何借助资本权力维护自身统治的呢？等等。为此，必须回到马克思的资本权力批判思想，以此反思监控资本主义的权力运行过程。
1.监控数据的资本化夯实监控资本权力的剥削基础
监控资本主义以极低成本完成了数据资本原始积累，确立了监控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形式。“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监控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数据资本的原始积累息息相关。在人类踏入网络社会之初，数据的潜在价值尚未得到重视，人们在网络中留存的数据痕迹普遍被认为没有任何价值。监控资本主义打着“数据废气”与“交换自由”的幌子，以改善服务的噱头大肆收集用户的行为数据。由此，监控资本主义几乎以零成本的方式完成了数据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将个体与其生产的数据进行分离的过程中掌握了数据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形成了监控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因此，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在内的生产关系在监控资本主义中得以更新，这既为数据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奠定了基础，也为资本权力以及相应的社会秩序重塑提供了基础。
监控资本主义以算法式生产构建了自动化的数据商品生产模式，推动监控数据不断走向商品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监控资本主义以极低成本获取的行为数据并不能直接产生剩余价值，而必须通过特定生产过程将其转化为具有某种使用价值且可以用来交换的商品。因此，“监控数据的商品化是监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内在趋势”。其中，算法式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能够对复杂的监控数据进行快速处理，从异质的、无结构的监控数据中发掘相关性并精准预测人们的行为倾向，从而推动监控数据的商品化。如果将行为数据比做一座富矿，那么算法式生产就是从行为数据这座富矿中挖矿的过程。建立在精准监控基础之上的算法式生产，能够在一定程度克服市场“不可知”的局限性，从而加速监控数据的商品化进程。
监控资本主义将监控数据转化为资本增殖要素，形成了以数据商品为核心的资本积累完整闭环。“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监控资本家通过将劳动力与行为数据的结合生产出了满足人们需要的数据商品，并通过对数据商品的出售来谋取剩余价值。显然，监控资本主义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将从数据商品中无偿剥削而来的剩余价值用于扩大再生产，以此形成一个完整的资本增殖过程。不仅如此，为了加快用户与行为数据的分离从而实现资本增殖，监控资本主义不断更新各类监控技术和数据处理技术，包括情感、偏好、隐私等具有交换价值的数据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加工成为行为剩余。于是，监控资本主义的剥削场景更为多元化与日常化。可以说，监控资本主义不仅对生产关系进行了调整，更使得社会秩序与交往关系发生重塑。
2.全景监控的覆盖加快监控资本权力的透明化布展
监控资本主义重构了监控的时空界限，孕育了跨越时空的超级监控权力。“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由于工人的工作时间与地点较为固定，资本家对工人的监控一般停留于特定时空界域之内。监控资本主义则扭转了这一情形，它将智能视频监控、植入式智能监控、可穿戴式设备监控等各种监控手段嵌入资本增殖过程，其监控范围已由工作场所入侵至社交消费、娱乐购物等日常生活场景，监控时间由工作时间蔓延至闲暇时间、娱乐时间，监控对象由工人扩展至全体民众，人们的一举一动无不暴露在监控资本家眼中。当监控超越物理时空界限时，监控便不再只是一种技术称谓，而成为一种作用于主体的权力机制。就此而言，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眼中的全景监狱非但没有在监控资本主义中退场，反而实现了如影随形的超时空布展，一座升级版的超级全景监狱诞生。
监控资本主义实现了监控的全程覆盖，构筑了多重围困的闭环控制权力。建立在数字技术之上的监控资本主义摆脱了人类感官能力的制约，能够对全部时空条件下的个体开展全环节、全范围的闭环监控：一方面，监控资本主义在准入环节呈现为一种前置式/无条件监控。数字时代将人们置于庞大的数字界面中，“所有的对象都必须经过一般数据的中介”。若要成功注册各类软件则必须提供个人信息，人们的网页浏览记录会被后台自动监控并被售卖给相关企业，等等。另一方面，监控资本主义在运行环节呈现为一种“大他者”/自动化监控。监控数据的分析往往牵涉成百上千个变量，必须借助自动化监控完成。“数据库无须任何狱卒的眼睛就能‘审查’我们，而且它们的审查比任何人都更加准确、更加彻底。”庞大的监控数据库可以精准采集个人数据并进行实时对比，在自动处理监控数据的过程中使监控走向自动化。即使未曾目睹资本家的监控，自动化监控也足以让人们变得更为畏惧。
监控资本主义开启了自我监控进程，扭转了肉体禁锢式的权力运作方式。如果说福柯的全景监狱构型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禁锢性，相对集中分布的个体尚且能够察觉到被中心瞭望塔上监视者所监控的状态，那么，监控资本主义则制造了“被监控”的欲望，在加快个体自我暴露的过程中使监控权力隐居幕后。监控资本主义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的“观看—被观看”二元机制，借助对主体的心理干预来营造自由的监控幻觉，并使“居民们通过自我展示和自己揭露，参与到它的建造和运营之中”。监控资本主义不再要求人们向各种否定性律令屈从，而是鼓励他们主动地挖掘与暴露日常生活的行为数据，在无形之中培养人们通过主动暴露行为数据达到自由交流的行为习惯。在越来越多“被观看”的欲望中，“自由和监控合二为一”，身体不再是私人空间的堡垒而成为超级监控系统的一部分，人们在自我监控中逐渐采取了与监控资本权力相符合的行为。
3.意识形态的迷雾强化监控资本权力的隐匿化渗透
监控资本主义通过意识形态正面叙事，试图洗刷资本积累过程的原罪。与资本原始积累如出一辙，数据沦为被肆意剥夺和利用的生产资料，“这掩饰了比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血腥和暴力的‘人对人的剥削’”。然而，监控资本主义却试图借助意识形态叙事遮蔽充满血腥与暴力的资本积累过程。其一，监控资本主义借助“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叙事诱使人们自愿坠入监控权力陷阱：一方面，监控资本主义不断降低数字空间的准入门槛，人们只要有手机、网络便可以与数字空间连接；另一方面，监控资本主义将数字交往伪装成基本的生活方式，在满足人们所思、所想与所欲的过程中实现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其二，监控资本主义借助“劳动者至上”的意识形态叙事诱使人们甘愿为监控资本贡献行为数据。为了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监控资本主义在发挥各类数字技术优势的基础上建立了弹性雇佣制度。弹性雇佣劳动制度的粉饰作用在于，它给予了劳动者在选择劳动时间、地点、内容等方面的充分自由，营造了一个“劳动者至上”的意识形态空间从而遮蔽了残酷的剥削关系，使权力的天平倾向监控资本一侧。
监控资本主义通过编织意识形态话语，粉饰监控资本权力的扩张行径。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总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监控资本主义维系自身权力的重要一环便是塑造意识形态话语，达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Organised Irresponsibility)”的效果。其一，监控资本主义以“监控中立”话语掩饰监控权力扩张行为。监控资本主义一方面将行为数据监控、用户行为预测等监控乱象归咎于技术使用者的不当操作，另一方面则宣称用户泄露的内容是其自身选择的结果。如此一来，监控资本主义通过对监控技术本身及其使用过程的分离构建了“监控中立”话语。其二，监控资本主义以“监控治安”话语击穿监控权力的扩张障碍。“警察工作中的技术稳妥地把所有人都置于巧妙的监视之下。”在资本主义早期，技术化治安要求将更多的人纳入监控之中，以此有效逮捕触犯法律规则之人。“二战”后，为了避免再次陷入世界大战状态，资本主义巧妙地将民众对安全的强烈诉求顺理成章地转化为监控的话语素材，甚至连民众就业、贫富分化等问题也被纳入“治安”话语。经过长期的话语渗透，人们不假思索地将“隐私权利让渡给公共安全”。当监控资本主义再次利用“治安”话语，它便能够大张旗鼓地将权力触角延伸至个体日常生活。
监控资本主义通过重构意识形态体系，推动监控资本权力的极限膨胀。“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为了对资本增殖与权力扩张保驾护航，监控资本主义对意识形态体系的重构成为必然。在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便将“数”视为世界的本源；笛卡尔(Rene Descarts)曾梦想实现世界的数字化，以数字打开世界的大门；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则将以信息、数据等为物质性载体的“第三持存”视为其哲学思想的关键概念。如今，在监控资本主义中，数据的经济属性充分彰显并且成为资本运转的逻辑规则。从一定意义上讲，人与物只有纳入数据二进制方能被定义，数据渐至具有了至高的权威，成为新的“物神”。这如实印证了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论点，即“目前最耐人寻味的新兴宗教正是‘数据主义’(Dataism)，它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数据”。基于数据在沟通人与物之间的强大通约性，“数据主义”渐至成为“人类行为知识的黄金信念”以及“算法监控奉行的意识形态。”在“数据主义”与监控资本的互动中，监控资本权力按自身意愿塑造出一个全新的数据世界，数据时空中的个体均难逃被数据化的命运而成为监控权力吸纳的原料。
三、监控资本主义的权力入侵及其垄断性扩张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垄断”。价值增殖是资本的本质维度，这决定了监控资本主义必然会不断通过大规模资本积累来确保自身在竞争中的优势。在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的双重作用下，监控资本的影响不断蔓延至社会其它领域。随着“支配社会的权力也逐渐流向控制着数据资本的人手里”，以监控实践为基础的新兴权力格局逐步形成。具体而言，监控资本基于对数据资本和监控技术的全面掌控，要求个体生命、社会秩序以及世界秩序按照资本意志进行单向度改写。
1.监控资本权力与生命政治权力的合谋
为了达到总体性吸纳目的，监控资本主义不仅通过剥削活劳动吸纳剩余价值，还妄图“利用政治权力对人的生命活动进行直接治理”。原因在于，身处复杂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主体不单单受到生产方式的塑形，同时也面临着权力关系的影响。“所有人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权力关系”，不满传统政治哲学宏大叙事的福柯开启了“生命政治权力”叙事思路。作为资本主义特有的权力类型，生命政治权力旨在通过肉体规训和人口调节使主体以最优状态适应资本权力的运作。在数字时代，监控资本主义在与生命政治权力的合谋中改写了权力的作用形式及生命存在形态，加剧了主体性的消解。
监控装置的普遍运用加速了生命被监控资本捕获的进程。“权力只有借助一定的‘装置(apparatus)’才能实现对人的控制和规训。”作为权力变迁的表征，装置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样态，福柯笔下的监狱、疯人院等便是装置的具体表现。在监控资本主义中，包括可穿戴式设备、运动传感器、生物识别传感器、摄像头传感器等在内的监控装置构成装置的最新样态。在监控社会，无论是生产、消费环节还是聊天、购物等日常生活，都需要借助数字装置完成。在如影随形的监控装置包围下，体重、睡眠、心率、血压等各项指标被还原为监控数据，数字化与归档化成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如此不难理解，“在数据时代，总的来说，人们相信生命是可以被测量、被数字化的”。相较于以往的装置，监控资本主义的监控装置正朝着“装置不可知(device agnostic)”的方向发展，这既能够最大程度地吸纳数字人口的生命数据，又能够整合那些被传统资本主义所忽视的碎片化数据，从而实现无缝式监控。在此基础上，监控装置将鲜活的生命约化为人口数据这一均质的生物指标，并借助对人口的调控支撑监控权力运作。显然，监控权力的扩张是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的。这意味着，在监控资本主义中，谁占有数据主权，谁就拥有对生命的支配权。
监控资本主义将“注意力”吸纳为权力对象，实现了对生命的深层次控制。克劳迪奥·布埃诺认为，注意力是一种崭新的劳动形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注意力经济构成资本主义的新型经济形态。对于监控资本主义而言，收集用户的注意力构成监控资本增殖的重要一环。对此，一方面，监控资本主义借助“网红效应”实现对主体注意力的快速捕获。为了快速博取注意力从而形成流量效应，制造“网红效应”成为监控资本的不二之选。正如乔蒂·迪恩(Jodi Dean)认为，信息的具体内容在交往过程中的重要性逐渐褪去，如今最重要的是“往讯息流量池里面增加循环”，这种对流量的监控与引导恰恰成为监控资本增殖的秘诀之一。另一方面，监控资本主义塑造了“条件反射”式的注意力结构模式。为了解决数据无限性与注意力相对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一种特殊的注意力分配模式—多任务模式(multitasking)”产生。多任务模式主张条件反射式的注意力模式，它反对主体进行深层次思考。在此模式作用下，主体的注意力长期停留于浅层次阶段，监控资本乘机实现了权力的隐性介入。结果便是，“注意力引发的每一个行为都被‘生命权力’纳入”，监控权力对生命的侵蚀由身体顺利进入注意力层面，实现了对生命更深层次的控制。
2.监控资本权力与工具主义权力的汇流
监控资本主义对生产方式的变革在于它建构了一种以行为数据为基础、以算法式生产为手段、以“行为预测”为商品模式的新型生产方式。这一变革在市场层面最直接的反映便是“行为预测”成为畅销商品，“未来行为市场”成为主要的市场模式。这意味着，谁能够精准预测未来行为市场，谁就能够抢占资本增殖先机。在资本逻辑驱使下，如何让人们的行为主动趋向算法预测结果成为监控资本关注的重点。于是，一种实现“行为修正手段”的力量即“工具主义权力”应运而生。正如祖博夫所言，“在监控资本演进过程的这个阶段，生产方式必须配合日渐复杂的全面‘行为修正手段’(means of behavioral modification)。基于这个目标，监控资本主义催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我将其称为‘机器控制主义’(instrumentarianism)”。祖博夫之所以将此称之为“工具主义权力”，原因在于它不仅了解人类的行为模式，更能对此加以修正从而使主体行为满足资本增殖需要。
“工具主义权力”操控大众的极权主义社会产生。监控资本主义所催生的工具主义权力并不需要借助暴力形式运转，它只要经由网络端口与数字算法相连接便可以借助算法式生产手段将主体行为转化为资本增殖所需的行为数据信息。为了攫取更多满足未来行为市场所需的行为数据，监控资本主义不断侵入日常生活空间，以至于“那些原先难以想象的侵入手段，慢慢在日常生活中扩散开来”。借助工具主义权力，监控资本主义顺利介入到日常生活之中，人们的情绪、爱好等行为成为提升算法预测能力的原料。不仅如此，监控资本主义凭借对数字资源和数字平台的垄断，通过扶植为资本代言的网络意见领袖实现对社会舆论和主体行为的修正，从而将监控资本的意志伪装成为用户的自身意愿。因此，资本逻辑驱动下的工具主义权力在无形之中孕育了一个“大他者”权力结构：一方面借助监控的触角完成了权力的广泛布展；另一方面在对主体行为进行全面修正的过程中实现了监控资本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作为监控资本主义的运作力量，工具主义权力是融合了经济力量并试图实现社会统治的权力结构，它促使监控资本主义实现财富与权力的高度集中。祖博夫对此深表担忧，认为“运用机器控制力量进行统治，就和古代的暴君一样。”长此以往，难免会导致一个同质化的新型极权主义社会产生。
社会隐私的终结与公共信任危机的急剧扩张。出于资本增殖最大化目的，监控资本主义需要持续开发具有预测价值的行为数据，各类隐私数据不可避免地成为被监控对象。正如祖博夫所言：“未来行为的新市场在其上张狂地标志着自己的存在，并在我们最私密的空间中坚定提出要求。”具体来说，其一，监控资本主义将人类隐私置于透明化的市场交易橱窗之中，隐私数据沦为资本权力的垫脚石。监控资本主义表面上极力强调对隐私权的保护，但它们总是假设用户为了使用某一软件而甘愿放弃隐私权并且利用隐私政策掩盖用户对于数据商品化的态度，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便向广告商出售个人数据。对于普罗大众而言，监控资本主义绞尽脑汁构造的社会秩序迫使他们除了主动让渡自身隐私之外别无选择。其二，监控资本主义利用权力不对称的鸿沟，遮蔽了隐私数据的榨取过程。由于监控资本主义在资本、监控技术等领域占据垄断地位，绝大多数社会个体根本无权介入隐私数据的生产与分配过程，这使个人无从知晓隐私数据的市场用途和泄露程度。对于身处权力鸿沟中的个体，只能任由密不透风的隐私管理机制摆弄，而“隐私权政策更精准的名称应该是监控政策”。对此，福克斯认为：“隐私理想和监控之间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不难看出，资本主义一直标榜的隐私观念是极其虚假且自相矛盾的，而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社会公共领域的信任危机。
3.监控资本权力与新帝国主义权力的勾结
从权力传导过程看，监控资本权力的作用范围发生了明显位移，它逐渐由局部性监控发展成为全球性监控，“从美国蔓延至欧洲，持续侵入世界各地区”。首先，权力重构过程发端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基于数字时代全面提升统治效能的目的，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监控资本主义之手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治理成为必然，而监控资本主义则凭借对数据和技术的掌控趁机构筑了独立于政府权力的“监控威权”。其次，为了以最低成本对世界范围内的目标国家和人口进行监控，数字监控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维护霸权的重要工具。相应地，监控资本权力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蔓延至全球范围内，从局部性监控发展成为针对所有国家的全球性监控，一种以监控资本权力为底色的新型帝国主义形态浮出水面。
“国家公司化”与“监控巨头国家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秩序，监控资本主义在垄断性扩张过程中塑造了全新的权力格局。首先，监控资本主义在垄断性扩张过程中形成了无处不在的权力影响。一方面，监控资本主义需要借助深厚的技术积累以及庞大的资金规模，而那些掌握初创技术、原始资本、人才储备的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凭借先发优势实现了对市场的垄断占有，从而形成了强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大型监控资本主义企业通过联合不断蚕食小型企业生存空间，使监控资本流向监控巨头手中，从而使监控资本主义在掌握数据市场垄断权力的过程中获取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其次，基于统治需求和安全需要，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对被统治阶级和全社会进行严密监控。特别是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全面降临，数字治理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构筑统治体系的大势所趋，资本主义国家急需借助大规模行为数据、前沿监控技术等提升统治效能：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对监控资本主义企业的依赖性增强；另一方面，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借助为国家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数据产品的机会不断渗透至国家权力结构中，“国家公司化”与“监控巨头国家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监控工业复合体”的生成及其帝国主义式的全面扩张。随着监控巨头地位的不断上升，其权力欲望不再只局限于一国范围内，而是妄图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扩张。“从‘维基解密’‘斯诺登事件’‘瑞士加密机事件’到利用第三国情报机构窃取欧洲国家元首信息事件等恶劣行径，早已世人皆知。”不仅如此，政府监控与监控资本主义之间已然呈现交织状态。例如，“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与商用卫星通信公司麦克萨尔(Maxar)结成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继“军工复合体”之后，“监控工业复合体”形成。随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机构和最强大的通信公司联合形成极权监控系统”，以监控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帝国主义新形态产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着数字监控的核心技术，坐拥着世界上最大的监控网络，以安全为名将监控的触角延伸至世界各国，推动监控资本主义走向新的帝国主义阶段。在政治层面，通过监控资本主义的支撑，数字监控被打造成为资本主义巩固霸权统治的工具；在经济层面，资本主义国家在与监控资本主义巨头联合的过程中，通过窃取而来的市场情报打压其他经济实体从而实现对全球经济命脉的掌控；在意识形态层面，监控资本主义制造出“监控越多-安全感越强”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试图使全球民众服从于监控资本主义的霸权扩张；在军事领域，监控资本主义可以帮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容易地获取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情报，从而巩固其在军事领域的霸主地位。不难发现，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谋求成为全球监控霸主的过程中将监控资本主义推向帝国主义新阶段，使“美国保持一个‘作为全球军事机器监管全球帝国’的姿态”。另一方面，“监控资本主义的反民主特性产生了一种零和博弈状态，在这种零和博弈状态中，监控资本主义进一步导致了民主的无序和去制度化”。作为一种“反民主与反平等力量”，监控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所标榜的民主、自由观念渐行渐远。
四、结语
监控资本权力以不在场的在场性将一切资本增殖要素吸纳其中，按照自身意志创造出一个单向度的监控社会。通过引入马克思的资本权力批判范式，可以快速厘清监控资本权力的运作机制，准确把握监控资本权力的扩张路径，深刻揭示监控资本权力诱发的多重隐忧及其根源。在监控资本权力兴起的背后，资本主义的矛盾愈发尖锐：一方是监控资本家的财富积累；另一方则是被监控者的贫困积累。这一矛盾的总根源在于行为数据的私人占有，而这恰恰是监控资本主义运行的基石，在其机制和框架内是不可克服的。若要从根本上克服监控资本权力的戕害，就必须立足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摒弃数字监控和数字霸权统治”，建立数据共享的社会主义生产秩序。这实际上就要求对监控资本本身进行约束，对此，习近平指出：“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将资本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之内，为资本划定了明确的发展范围，在充分发挥资本积极作用的同时提升资本治理效能，显示出抵御监控资本权力异化及入侵的制度优势。在数字社会主义体系内，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被视为终极价值追求，数字财富的增长与人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是一致的，数字红利从根本上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总之，克服监控资本权力无序扩张的根本路径在于破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数据共享的社会主义制度。
（田方晨，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明明，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熊晨玮、刘益建；审校：张佶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