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我们存在的基本范畴，我们很少去争论它的意义。我们倾向于认为它理所当然，赋予它普遍的意义或者自证的属性。我们按照秒、分、小时、天、月、年、十年、世纪和时代来记录时间的流逝，似乎一切东西都在单独客观的时间刻度上具有其位置。然而，时间并不是时间点的简单堆叠，时间的刻度并不能展示时间背后潜藏的深层次的社会机制，时间以及时间的意义“都是由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所赋予的……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构成方式，都将体现出一系列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的实践活动和概念”。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经问世，就改写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农业文明场域的循环时间观，建构了符合工业文明场域的线性时间观。马克思没有毫不批判地接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时间概念和时间范畴，他既没有把时间当作先验的形式，也没有把时间当作不言自明的绝对范畴，更没有把时间看作纯粹主观的体验和感受。他不是站在历史之外，从一般性的时间概念出发，以一种超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方式来抽象地探讨时间。相反，他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逻辑和言说方式发掘和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范畴和时间结构。因此，不仅切中和触及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物化时间的本质和存在论基础，而且也为批判和诊疗数字时代的时间病症提供了科学的视角和方法。

统筹与确权：资本主义社会建构的时间概念与时间结构

资本的出现开启了资本主义崭新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时代。与农业时期散漫化和自由化的生产相比，工业文明时期的工业生产和工厂制度是纪律严明且分秒必争的，工厂生产对时间的精确化量度和精准性计算将人们带入由时钟监督和鞭策的计算化的时间情景之中，这种情景的前奏显然是以交换为基础的商品和商品交换的普遍化。

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并“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不仅因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最普遍同时也是最显著的财富元素，更为重要的是，商品交换消除了原初的偶然性和自发性，商品形式和商品的关系结构形塑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的对象和关系，由此产生的物化和物化关系对整体的社会发展和人的态度观念产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

商品生产本质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商品交换本质上也是同使用价值日益无涉的交换价值的交换。通过交换，不同商品之间具体的、质的不可通约性就转化为“抽象的、量的可计算性”。量（交换价值）超越质（使用价值）成为“商品性质真正直接性的表现形式”，这种量的衡准和可计算性伴随商品数量的增加和商品交换频次的增多，而贯通和遍及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并成为其最显著的表达形式。

在量的衡准和表达方式下，商品的交换过程变成了商品去质性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抛开木工劳动、纺纱劳动、瓦匠劳动、种植劳动、设计劳动和软件工程师的劳动等一切可见的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形式，“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构成商品价值量的实体，而价值量是进行商品交换的量化尺度，它由“劳动本身的量”来计量，而“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一方面，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商品和商品交换过程全都转化为物化劳动时间的量的比较关系和交换比例，“即它与其他商品相交换或其他商品与它相交换的比例，等于在它身上实现的劳动时间量。例如，如果一个商品＝1小时劳动时间，那么，它就可以同都是1小时劳动时间的产品的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另一方面，时间登上了至高无上的“王座”，“成了生活的指挥棒……成了最高的价值标准”。时间就是金钱，就是一切，而“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现在已经不用再谈质量了。只有数量决定一切：时对时，天对天。”

马克思不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统治”进行了指认，而且还发现了资本的时间本质，揭示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时间隐秘。

首先，资本的本质和剩余价值生产建基于雇佣劳动和劳动力商品之上。雇佣劳动和劳动力商品并不是从来就有的，马克思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劳动力商品产生的历史条件与时间维度的内在关联。他指出：“一般说来，雇佣劳动只有在生产力已经很发展，能够把相当数量的时间游离出来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游离在这里已经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更确切地说，劳动力商品的出场得益于时间的游离，而时间的游离是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生产力历史发展的产物和成果。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没有一般性的时间概念和时间范畴，时间的客观性“在各种情况下都是由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所赋予的”而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形构时间的独特生产方式和资本实践就是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

其次，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一般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有机统一。对不同时代和生产关系下劳动过程的考察，需要从“质”的方面进行，考察劳动过程的特殊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结果，而对于价值增殖过程的考察，则只需要考虑单纯量的方面。因为，对价值增殖而言，“所涉及的只是劳动操作所需要的时间，或者说，只是劳动力被有用地消耗的时间长度”。劳动力价值补偿的“节点”也是准确理解剩余价值生产本质内涵的“关键点”，超过劳动力价值补偿的点而为资本家无偿生产的价值即为剩余价值。从时间维度讲，“剩余价值都只是来源于劳动在量上的剩余，来源于同一个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的延长”。

再次，“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为了最大化攫取利润，就必须最大化侵占和剥夺劳动者的时间要素和时间资源。因此，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工作日和劳动时间的延长是最基础也是最惯常的时间剥夺的手段。而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资本家千方百计隐蔽而巧妙地修改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关系，不仅“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而且还“越来越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易言之，“为资本生产”和绝对压缩必要劳动时间是攸关资本家生死的重大问题。马克思指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为基点，并以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同时，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并行不悖。改变时间配比固然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一般形式，但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绝不止于此，它还涵括绝对地延长劳动时间和变相提高劳动强度，两者是兼而有之、交叉叠加在一起的。

最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为劳动的“时间规范”。从表面上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无数个体劳动时间的均平、综合和混成，是最能代表时间客观性和时间逼迫合理性的“中立”表现形式。而从深层上看，却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商品化和商品化的运作方式隐藏了物化时间和物化时间统治的本质。只要资本主义还是以价值和价值增殖为基础的生产，只要时间依然是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那么，“不论生产力多高，劳动时间的必要性都不会改变。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力的提高并没有减少工作的必要性，只是重新定义了工作量的多少”。可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不只是简单的“时间规定”，它实际上是一种“时间规范”，“在这里，时间不再是描述性的，而是强制性的，是你被迫去符合一个规范”。这个规范与资本逻辑同构，并伴随资本逻辑的时代嬗变而发生与之相适应的变奏，谱绘出一条时间加速的图谱。

加速与停滞：资本逻辑统摄下的时间“暴政”与时间张力

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搅动了先前凝固化的时间，使其变成吸纳一切的漩涡，开启了资本逻辑与物化时间同构化的时代。资本逻辑与物化时间的同构化表现为“资本的时间化”和“时间的资本化”双重面向和互动拉升模式。资本的时间化即资本增殖和资本统治不仅需要按照时间的节律和安排布展，而且，资本本身将自己打造和伪装成为时间资源和时间要素，甚至成为时间权力的表征和附庸。因为“时间就是权力……谁控制了时间体系、时间的象征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资本佯装为时间，因而也就和时间权力一样，掌握了操控生产过程、社会生活和交往关系的普遍权力。而时间的资本化则表现为时间按照资本增殖的逻辑进行运演和规范，不仅将所有个人、组织和团体等力量全都置于时间的规制之下，还将劳动者和所有个体都打磨成“劳动时间”。在资本的视域下，劳动力自由出卖自身的时间就是劳动力自由劳动的时间，自由的劳动力实质是可以被随时调遣和支配的自由的劳动时间。马克思透过自由的虚假外表直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里和真相，他一语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时间剥夺和时间暴政：“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这全都是废话！”出于对最大化价值增殖的追求，资本不遗余力地占有最大量的劳动时间。因此，与其说资本家雇佣的是劳动力，不如说资本家出钱购买的是单纯的劳动时间，而有血有肉的劳动力不过是单纯的劳动时间不得不采取的物质载体。但是，资本“在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的企图和野心首先就在劳动者的肉体和生理极限面前遭遇碰壁。对于资本增殖而言，任何极限哪怕是劳动者与生俱来的生理极限，在资本发财致富的雄心面前也表现为必须克服的界限。于是，资本家不仅对工作日进行了筹划（白班和夜班），还专门发明了轮班制以打破工作日坚固的自然界限。资本在不断汲取剩余价值的道路上是永远不会有休止符的。在前进的道路上，资本家还发明了一切零敲碎打和化零为整的剥夺时间的花样，如“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以及“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最大化劳动时间才是劳动力休息和停顿时间的应有限度，除此以外，劳动时间不应该有任何其他限度。

更进一步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是一部时间加速机器，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加速推力和科学技术的全面加持下，这部机器的转速也越来越快，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加速和再加速的过程。首先是精准化和精致化的时间量度将人们置于更局促的时间范围和时间处境之中。钟表的可携带使时间扑向和浸润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微小角落。而钟表精准化和精致化程度的提高，使原来只有一根时针的钟表和钟表刻度盘上，开始出现更小的时间单位。1550年和1760年左右分别出现了分针和秒针。一是时间计量的精细化使社会生活的节奏被加速。原本只能被指定在某个时辰完成的某件事情和任务，随着时间量度的精细化，可以被指定在几点、几分、几秒完成，甚至出现了更小更精准的计时单位和方法。随着社会活动的时间分割越来越精细，社会生活的节奏也在无形中越来越快。二是模糊化的时间边界将人们的自由时间最大化地偷换成劳动时间。资本早就发觉，要实现增殖就要不断制造相对过剩人口，而相对过剩人口为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模糊化，尤其是为劳动时间侵占非劳动时间创造了有利条件。对就业人员而言，庞大的非就业人员形成的巨大压力使他们不得不随时随地、时时刻刻加班加点地劳动，以免失去工作和劳动的机会。而对于那些非全日制、零工、临时工、自雇者和弹性就业人员而言，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的界限本来就不清晰，劳动溢时和24小时待命更是司空见惯。在数字化时代，劳动和办公的数字化、平台化，使劳动者可以始终处于无缝连接式的“一直工作”状态，不仅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而且大量非劳动时间被强制转化为劳动时间。资本增殖允许的自由时间就是受资本制约的时间，就是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劳动时间。三是稀缺化和紧迫化的时间体验使人们成为滚轮上永不停跑的“时间仓鼠”。工业生产使人们抽离自然的周期性节律，受人工世界的独立化时间体制的约束。工业时代的时间观念“是精致化的测度时间与单向线性时间的某种结合。这种结合的结果是，时间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大的自在之流而出现，时间成为一个对象、客体，成了人的异在力量”，人必须遵循和屈从新的时间节奏，制定自己的计划表、时间表、行程表、作息表、日程表等等，以确保自己的所有活动不能有违时间的规定和跳脱出时间框架之外。结果，“时间自在地流逝，而人则在疲于奔命的生活节奏中创造了时间的威权，并使自己成为时间的奴隶”。罗萨指出，所谓加速就是“时间单位内的数量增加（或者，也可以在逻辑上同等含义地定义为相对每份确定的数量所需要的时间量的减少）”。也就是说，相对于越来越高的效率和越来越快的速度，时间显得越来越不够用和越来越稀缺了。时间只有满负荷甚至超负荷才是合宜的。人们被绑架在时间的战车上，谨小慎微地屈从于越来越精明的时间法则，唯恐一不留神就被碾到时间的车轮之下或被甩到时间和时代之后。甚至说，人们马不停蹄地狂奔，也仅仅只能够停留在原地，停滞意味着淘汰和死亡，缓慢和速度不够快也同样意味着淘汰和死亡。速度，不断地加速，最大限度地“快”，成为资本主义尤其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座右铭。

值得注意的是，时间结构的张力和矛盾也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凸显出来。第一个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矛盾就是，“技术加速通过缩短程序的持续时间而释放了时间资源，因而不言自明地会带来生活节奏的放缓”和“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但现实却演绎出另外一套与之背道而驰的图景，被释放出来的时间资源没有服务和赋能人们的自由活动和全面发展，没有成为人们自由掌控的休息、休闲和发展的时间。事实是，我们的劳动时间不仅没有缩短，反而“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甚至可以说，在数字化时代，劳动者的睡眠时间都被无节制的时间剥夺给终结了。与之相一致，人们的生活节奏不仅没有放缓，反而在不断地加速。这个矛盾说明了资本统筹下的商品和服务等在数量上的增加速率远远超过了加速的速率，两者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时间对冲，被释放出的时间资源被资本重新吮吸，被资本自由地分配到更快地生产数量更庞大的物品和服务上。简言之，资本“人为”地制造了时间的加速。另一个悖论是，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速等俯拾皆是的加速表象之下，是它深层结构的“未被人注意到的坚硬和僵化”。也就是说，一方面，资本的时间诉求在最大限度地进行时间压缩，它不断地加快技术迭代、社会变化和生活节奏的变更，以满足它从G到G′的最快的蜕变和华丽转身；另一方面，时间权力与资本权力是同构的，资本关系和不均衡的结构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还通过新的时间筹划使这一偏畸的结构愈发的坚固和牢不可破。这种浅表—深层的不对等关系还映现在数字时代的全球化结构中。在数字全球化时代，外围、“第三世界”和其他被边缘化的群体，还在时间优先于空间的资本逻辑下持续地被“不同步化”裹挟和剥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被重要的结构发展和文化发展排除在外。与全球化症状相一致的不同时间里的同时性正在快速地增强，‘石器时代’和‘赛博时代’突然同时存在。”这种“不同时间里的同时性”恰恰是资本所谋划的旧式失衡的全球化格局在数字化时代的延续。数字资本不仅延续了这一旧有的格局，而且通过新的数字化设备和手段扩大和巩固了这一结构。“快速的静止”或“飞驰的停滞”是数字化时代时间张力和矛盾悖论的真实写照和反映。

统治与批判：异在的抽象时间统治与可能的消解破解路径

资本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以“商品”作为中介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表征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中介”的本质是“价值中介”，也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中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介”所反映的单个商品与单个商品之间，以及单个商品与普遍化的社会商品交换结构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以“时间规范”为中介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普殊同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规范的基础上指出了社会生产力的“跑步机效应”（treadmill effect），即“生产力的增加带来了每个时间单位所生产的价值量的增加——直到这一生产力普遍化为止。此时，这段时间中产出的价值量，由于其抽象及普遍的时间维度，又回到其先前的水准……在这里出现的，是一种转化与重构的辩证法：社会一般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定量改变了，但这些改变又重建了起点，即重建了社会劳动小时和生产力的基准水平。”社会生产力的“跑步机效应”，一方面强化了“时间规范”看似不可辩驳的客观性、中立性、支配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也将个体劳动者转化为时间的齿轮，决定他生死存亡的是能否参加“时间竞赛”，或者是否会被时间加速的跑步机甩出时间竞赛的跑道。“时间规范”成为“就是在那儿”的自然法则，是个体劳动者必须听命的不可移易的自然法则。

但是，时间不只是自然的流变，本质上它是被具体的社会关系结构所规定和建构的，并成为支撑和巩固社会关系结构的支持要素。当然，社会关系结构的连续性、一致性和变动性也必然要在时间链条上得以体现。因此，抽象时间形式总是与新的社会关系结构相关，它同时表达一种新的统治形式。抽象时间是去掉了所有时间内容的纯粹形式化的数字时间。因此，一方面，时间成了冰冷的、毫无生机的、标准化的“时间刻度”。“时间不再具有属人的特殊性质，而变得到处通用。所有的人都是通过出卖自己的时间而获取报酬，所有的报酬都标明时间量，一小时、一天、一周或一个月、一年。”标准化的抽象时间将劳动主体、劳动强度和劳动过程的一切生动多样的差异全部抹除，只留下一连串空洞抽象的时间符号。于是，我们不需要了解搬运工、矿工、建筑师、艺术家或数字码农的劳动分工究竟有什么具体性的内容和根本性的不同，我们只需要分别把他们看作和换算成几个小时、几天、几周、几个月或几年的抽象劳动时间即可。于是，时间抽离了事物和具体的生产场域，变成了纯粹数字的堆叠。另一方面，时间成了非流动性的、空洞的、去过程性的“点状时间”。时间的辩证法被资本的辩证法斩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时间和过程被切断，时间失去应有的弹性和张力，全部转化和皱缩为“当前”。于是，“过去与未来指的不是那些与一个被假定为当前的时刻截然不同的时刻，而是缩合了诸时刻的当前自身的维度。”“时间性”退变为“非时间性”，资本主义抹去了它赖以产生的历史前提（恰恰是前一阶段发展的历史结果）和自然历史过程，成为只有“既定阶段”的“超历史”的永恒和绝对形式。而经验的主体离开了敞开式的时间状态，就日益“僵化成一个只是消磨时间的工人”，没有生活，也没有记忆。在数字化时代，人们还将业余时间和休闲时间大量投射到网络上，而网络时间是一种典型的不连续的、点状的此刻时间。在网络中，人们摇摆于不同链接构成的“即时”和“此刻”的时间之间，陷入深度的无聊、空虚和倦怠。

如何解码和破局？如何将时间从资本的捆缚中挣脱出来还给人自身？罗萨提出了恢复“共鸣”的方案。罗萨认为，现代社会正越来越被一种扩增、提升、加速和掌控的逻辑执念裹挟和恫吓，他呼吁消除对数字和加速的迷信，恢复和激发人类与世界的共鸣能力。普殊同发现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新的“时间统治”形式，并对其肇因进行了指认。普殊同认为，资本主义商品世界是一个中介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作为一种社会中介，价值是由（抽象）劳动独自建构的；它是资本主义劳动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活动所具有的历史特殊社会维度的对象化形式”，这种“对象化形式”同时“是由资本的范畴所把握的社会形式所具有的特性”。因此，时间是被特殊地建构的。至于具体如何突围，普殊同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我们只有重新回到马克思关于时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为批判数字化时代的时间病状找到根本的依据和破解路径。

马克思的时间观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时间观，他没有脱离具体事物或站在时代背景之外侈谈时间。他既在资本主义的特殊生产方式和历史背景下论述“被资本主义社会构造的时间和时间结构”，也在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的视域下阐释“构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和时间规范”，并在资本抽象统治的基础上揭示了抽象时间统治的底层逻辑和消极后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商品的普遍化构造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特殊的时间和时间结构。资本主义社会是典型的商品和商品交换的社会，不同质料的商品能够进行量的比较和交换源于同质化的价值，而量化的价值衡量标准就是抽象劳动时间。于是，人与人之间的生动关系经由商品与商品之间（也就是物与物）的交换关系最终变为时间与时间之间的抽象关系。时间概念和时间的抽象化表明了“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因此，时间的神秘性在于：它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建构的结果和特殊产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事实和自然法则在起规范和强制作用。由于人们必须屈从和遵循抽象的时间法则，因此，具体的劳动被抽绎为抽象劳动，而抽象的劳动又被抽绎为抽象的劳动时间，最后抽象的劳动时间变为抽象的数字化的时间刻度和时间符号。数字化的时间又将人降格为物，即它“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它将活动主体、活动过程本身和活动产品都变为没有任何个性和异质性的一般的东西。人等同于物和为资本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由资本构造的抽象时间反过来作为不可撼动的“事实”指挥和规约人的一切行为。它将资本的时间理念和加速意向贯通到人的“内卷”观念和加速行为上，侵吞和褫夺人的休息时间、休闲时间等自由生命时间。在资本的时间催逼下，人们体验到的永远是加速的力量释放出来的束缚和奴役人的压迫力，而不是为人们松绑和解放人的自由力量。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奥秘，切中了时间病症和时间异化的“资本病根”——“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括始终建基在价值和价值关系上的数字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更进一步讲，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依然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作为财富生产决定因素的已耗费的劳动量”。直接劳动时间永远是财富唯一的尺度和源泉。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在生产中的综合运用，直接劳动时间越来越不能代表资本主义现实财富的创造。这一矛盾危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根基。而且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劳动者的“有限时间”与资本对“无限时间”的诉求之间的矛盾就在。如何破解？马克思认为，最根本的还是破除资本增殖的魔咒，翻转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进而“直接把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从而给所有的人腾出时间，促进个人在科学、艺术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结语

总之，“资本是时间集约型经济”，资本增殖的内在诉求必然催促资本最大化地占有劳动时间和最大限度地侵占非劳动时间。为此，资本为自身确定了新的时间地平和时间理念，并在全社会形成了强制性的时间规范以约束劳动者的行为和提升劳动者的时间效率。时间由社会建构的历史必然性总是被视为不可置疑的客观性和自然法则。马克思开启的关于时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认了时间由社会关系建构的事实，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时间规范和时间框架的存在论基础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从而解密了时间变构、时间压缩、时间暴政和时间抽象统治。资本是一架不断加速的时间机器，不断增殖、不断加速，增殖和时间之间的加速循环在增殖资本的同时也暴露了资本的时间限度。一方面，生产力在发展，自由时间在释放；另一方面，非自由时间在增加，我们遭受了痛苦的时间贫困、时间逼迫和时间挤压。一直以来，直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唯一源泉，却越来越难以决定财富的创造。如何解决这一矛盾？马克思以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时间和时间拜物教的批判为切口，找到了时间矛盾和悖论的资本病根，并以此为基础指出要超越资本逻辑，将必要劳动时间从剩余劳动时间中解放出来并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充足的时间。只有这样，才能解构时间压抑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才能将非时间还原为时间，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恢复和培养属人的“共鸣”属性和能力。

（姜英华，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熊晨玮、刘益建；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