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神话中有一位名叫雅努斯（Janus）的神祗，他前后有两张面孔：一面苍颜白发，另一面意气风发；一面察看过往，另一面眺望未来。而资本主义在当代的赢利模式也逐渐呈现出了“双头雅努斯”的形象：一面是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并无太大差异的资本积累模式，另一面是伴随平台而产生的云地租模式。这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恰好隐喻了双头雅努斯所代表的过去和未来，那么资本主义的未来趋势真的是走向云地租吗？这一问题正好就是“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的核心观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传统生产方式已经日益腐朽，取而代之的是在平台上收取云地租的经济新秩序。但是，这并非资本主义内部的未来趋势，而是资本主义的彻底湮灭，是向封建主义的复归。这一新思想迅速在西方左翼思想家中引起了广泛讨论。2020 年，齐泽克与希腊原财政部部长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在一通私人电话中就此问题展开过交流。此外，部分左翼思想家通过公开发表著作也正式加入讨论，代表性的有麦肯齐·瓦克（McKenzie Wark）的《资本已死》，塞德里克·杜朗（Cédric Durand）的《技术封建主义：数字经济批判》，雅尼斯·瓦鲁法基斯的《技术封建主义 ：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等。约迪·迪恩（Jodi Dean）、叶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布雷特·克里斯托弗斯（Brett Christophers）等人也对这一问题展开过相关论述。技术封建主义思想家们一致认为，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正在以一种倒退的形式——封建主义——走向终结，虽然其最终形态与左翼最原始的希望背道而驰，但是资本主义正在被杀死。那么，资本主义真的走向终结了吗？还是说技术封建主义只是资本主义之下的一种亚形态？借由数字技术而产生的技术封建主义真正超脱了平台资本主义的逻辑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对技术封建主义思潮进行深入分析。
从土地到云地租：封建主义的回归逻辑
当我们直面“技术封建主义”这一概念时，首要的疑惑便是什么是封建主义？从何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封建”？当然从流俗意义上来说，“封建”一词是对涵盖诸多弊端的旧制度的一个统称，但如果仅从“旧制度”、从“倒退”的意义上来审视封建主义思潮，那将会抹杀它对时代症结最一针见血的揭露。根据比利时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冈绍夫（F. L. Ganshof）和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对封建主义的考察，分别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上来理解封建主义。前者侧重法律意义上封土－封臣的惯制体系，主要是指“一种自由人（封臣）对另一种自由人（封君）的服从和役务——主要是军役——的义务，以及封君对封臣提供保护和豢养的义务”。后者则从社会与政治的意义上把“封建主义”视为一种社会形态。布洛赫对封建主义的经典定义是 ：“依附农民；附有役务的佃领地（即采邑）而不是薪俸的广泛使用——薪俸是不可能实行的；专职武士等级的优越地位；将人与人联系起来的服从－保护关系；必然导致混乱状态的权力分割……这些似乎就是欧洲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无论是从狭义还是从广义来看，封建主义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土地。正如冈绍夫所说：“封地如果不是其基础，起码也是这种社会类型所具有的土地权利等级体系的最重要的要素。”在封建社会中，土地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其所具备的经济属性，更重要的是伴随土地而产生的权力，以及在权力作用下所产生的等级秩序与依附关系。从这方面来说，我们似乎已经窥见了技术封建主义之所以被称为“封建”的原因。
在封建社会中，农业是人类维持自身发展的主要支柱，土地作为农业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时的土地并不是人人皆可得到的东西，它主要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地主通过收取劳役、实物和货币的方式将其出租给农民，不仅收获了满足自身发展的物质基础，还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民的生存提供了条件。在这种双向的互利关系中，不仅体现了地主对农民的依附，还体现了农民对地主的役务。这作为封建主义的首要特征，同样折射在当下的数字技术社会中。因为从衣食住行到交流通讯，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被数字技术所贯穿，那种毫不涉及数字技术的生活已经无法想象。而所有的数字行为都需要依赖一个云空间，我们可以称之为平台，就好比封建社会中的“土地”。我们为了维持日常生活，必须在平台世界中进行数据耕作，而这些应用商们就好比封建社会中的地主，不仅接受着我们的数据供养，还通过一系列的更新维护手段便利着我们的生活。这种双向的关系正是封建社会中地主与农民关系的真实写照，只是关系的中介由土地变成了云空间。布洛赫在考察封建社会时说道：“土地本身之所以受到重视，主要是因为它能够使领主通过提供报酬的方式而得到‘人’。”在数字时代，这句话完全可以改写为：“云空间之所以受到重视，主要是因为它能够使云贵族通过提炼数据的方式而得到‘利益’。”如此，一个类“土地”的概念出现了。不过，“由数据堆栈构成的空间并没有可见的土地，但是它与传统的陆地和海洋一样，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构筑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个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特定的云空间”。美国计算机理论家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称之为“领云”。这便是当代封建主义回归逻辑的第一层面，即类土地概念的回归。
封建主义回归逻辑的第二层面体现在附庸关系上，即基于土地而产生的农民对地主的绝对依赖。布洛赫曾指出：“封建制度意味着一群卑微的人对少数豪强严格的经济从属。”这便是封建社会中最普遍的人际关系，多数的农民都处于无地耕种的状态，为了生存，他们只能依附在地主的土地上，这样地主就通过土地这一中介实现了对农民的绝对控制。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画面：两个人面对面站立，其中一个人表示愿意为另一个人效力，而另一个人接受了这个人的效力，这便是附庸关系最简单的刻画。这种关系有时会以一种“跪拜”的姿势被强化，而在云空间中，这种跪拜仪式就体现在无条件地支付准入性地租上。那些普通的生产商为了进驻巨头平台，必须缴纳一定的费用，否则就会被平台排除在外，面临倒闭或破产的风险。瓦鲁法基斯通过引入“附庸资产阶级”这一概念，揭露了巨头平台公司与普通零售商之间的真实关系。“附庸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商，为了销售商品，他们必须支付云租金才能进入云贵族的云封地。”这不仅意味着资产阶级内部已经出现了分化，还揭露了云空间中附庸关系的普遍存在。这也反映了在技术封建主义中，云贵族享有绝对的封建支配地位，被置于封建权力的最高处。杜朗在著作中指出：“附庸关系仍然非常重要，因为它通过组织团结的纽带和权力的分配，以及其他形式的联合，调节了很大一部分关系。因此，对土地的控制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附庸关系实现的。这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这种不对称就体现在云贵族对附庸资产阶级绝对的强制与命令中，即不缴纳租金就面临存亡的危机。附庸资产阶级为了生存，必须像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那般依附于云时代的封建主们——云贵族。这便是云时代的真实写照，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封建权力架构下，如蝼蚁般的个体用户及生产商们，必须向云贵族们俯首称臣，因为他们只有依靠拥有庞大数据与流量的平台才能生存。
在云空间的附庸关系中产生了“云地租”这一概念，“云地租是云贵族向附庸资产阶级收取的使用云领地的费用”。如此便迎来了封建主义回归逻辑的第三层面，即云资本以地租的形式迅速积累并催生了云贵族，从而带来了新的等级秩序以及权力分割。云地租可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在云时代的映现与延伸，马克思认为地租的出现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前提的，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不劳而获的收入。同理，云地租必须建立在云空间的私有化基础上，各位云领主们对云空间展开瓜分并据为己有，这是云时代一次野蛮的强盗行为，瓦鲁法基斯称之为一场“新圈地运动”，其本质与历史上“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并无差异。在新圈地运动中，云领主们在数字公地上安插了栅栏，其他人想要进入就必须缴纳地租。比如一些 APP 想要在 iOS 或安卓系统的应用商店上架，就必须缴纳一定的费用，并且要无条件地接受系统的抽成。此外，云时代的地租已经远远超出了劳役、实物和货币的方式，以数据、算法等形式进行无条件且无偿上贡，这促进了云贵族们对云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与垄断。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仍可以成为分析云地租的基础，不同之处首先在于我们对云空间的所有权界定还需从法律层面进一步商榷，其次要关注地租已经超越了原来的存在形式，正以一种虚拟物的形式存在着。瓦鲁法基斯认为 ：“圈地运动帮助资本超越了其最初提高生产力的作用，并使其指挥能力成倍增长。不久之后，以前的普通土地在世界范围内的商品化使资本在全球各个角落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随着资本对劳动力支配力的增强，资本所有者积累了大量财富。随着财富的积累，他们的社会权力也不断扩大。他们从雇主变成了议程制定者，无论在哪里做出重大决策。很快，资本家可以对所有人发号施令，包括土豪——甚至皇室。”由此可见，云贵族们通过积累大量的云资本，实现了权力的扩张，这也带来了新的等级秩序。瓦鲁法基斯将这一等级秩序划分为云贵族、附庸资产阶级、云无产阶级以及云农奴。在这里，他特意将“云无产阶级”和“云农奴”作了区分，前者指的是“通过以云基础的设备进入劳动过程的人，他们取代了迄今为止在工作场所中推动产出收益和剩余价值榨取的泰勒制中层管理者”；后者则指“不隶属于任何公司的人，他们长期辛勤劳动，免费复制云资本”。在这一等级秩序的划分下，必然会带来全新的权力分割，除了云贵族，其他阶级都会陷入农奴般的境地。
由此可见，技术封建主义之所以是“封建”的，离不开三层逻辑推演：云空间以土地的形式回归；在这一空间形式下，附庸资产阶级对平台的依附就像封建社会中的农民对土地的依附一样，从而产生了云地租；云资本借助地租的形式迅速积累并催生了云贵族，从而带来了新的等级秩序与权力分割。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封建主义的特征，带有封建主义的影子，所以被称为“技术封建主义”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资本的误解：技术封建主义的结构性批判
随着苹果、微软、alphabet、亚马逊等巨头科技公司占据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他们作为封建主的形象也更加根深蒂固。这些科技巨头们不需要自己投入生产，仅通过攫取巨额租金就可以获得收益，这里伴随着权力的集中与垄断。由此可见，用技术封建主义来形容云贵族们的这一统治方式，从表面上来看是合适且贴切的。然而，西蒙那·薇依（Simone Weil）曾说道：“厘清概念，拒斥原本空洞的话语，通过精确的分析为其他词语规定用途，这才是可能拯救人类生存的工作，无论这显得多么奇特。”的确，如果想要验证技术封建主义能否代替资本主义，还需要深入其内部结构进行批判，从而形成对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的全面认识。
瓦鲁法基斯作为当代技术封建主义思潮中最活跃的人物，他的思想成果理应得到细致审视。在《技术封建主义》一书中，他通过分析商品与劳动的二重性，提出了资本的三重性，这便是他提出技术封建主义的逻辑起点。相较于瓦鲁法基斯的提法，我们更为熟悉的是马克思对商品以及劳动二重性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所以，商品的二重性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劳动的二重性则表现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瓦鲁法基斯基本沿用了马克思的意思，只不过换成了别的概念来进行表述，他将商品的二重性表述为经验价值和交换价值，劳动的二重性则是经验劳动和商品劳动。他认为商品的经验价值就是具体的人在现实世界中对该商品的具体体验，如用水杯喝水、用话筒唱歌；交换价值则是指将商品的价值量化，即一单位的 A 商品可以兑换多少单位的 B 商品。与之相对应的便是经验劳动和商品劳动，经验劳动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具体的人力投入；商品劳动则是指工人向雇主出租的劳动时间和技能，是一种抽象后的指称。
分析到这里，我们其实并没有看到瓦鲁法基斯在商品和劳动二重性上有所突破，但是他最精彩的部分在于对资本三重性的分析（见表1）。他延续了具体和抽象的分析逻辑，提出资本在具体层面上可以被视为一种生产资料，这便是资本的第一重属性。这一定义早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瓦鲁法基斯认为资本“是专门为生产其他商品而生产的物质产品”。而在抽象层面上，他认为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赋予资本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剥削权——除了资本的实体存在和功能外，资本还为其所有者提供了从不曾拥有资本的工人那里榨取剩余价值所需的社会权力”，这就是资本的第二重属性。当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后就会对那些不曾拥有的人形成一种天然优势，那些不曾拥有资本的工人为了生存只能听命于资本家并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在这层关系里，形成了一种不对等却合理的剥削权力。瓦鲁法基斯最具突破性的观点在于提出了资本的第三属性，即作为“行为矫正和个性化命令的生产手段”。这是专属于云资本的属性，只有在云时代的背景下才能被彰显和放大。云贵族们掌握着高效的算法、庞大的数据库以及拥有大量用户的平台，这些技术手段更有利于行为的矫正。他补充道：“云资本的第三重属性囊括三种算法行为矫正。第一种是命令消费者复制云资本（即把消费者变成云农奴）。第二种是命令雇佣劳动者更加努力地工作（即把无产者和不稳定者变成云无产者）。第三种则以云封地取代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云资本的第三种属性赋予了其所有者（云贵族）一种榨取传统资本主义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巨大的全新权力。”其实，早在祖博夫那里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行为矫正的说法，她在《监控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到了“行为剩余”（behavioral surplus），即我们的网络行为一方面满足了我们自身的需要，如网购买到了东西、刷视频获得了情绪价值等，另一方面却付出了更多，我们将自己完全暴露在数字大他者的面前，科技垄断者将我们的行为数据通过提炼、分析，反过来培养、矫正用户，从而维持他自己的地位。祖博夫认为监控资本主义的恐怖之处不仅在于监控，更在于它背后对人行为的矫正，她指出：“监控资本家持续开发更具预测力的行为剩余来源，例如我们的声音、个性以及情绪。最后，监控资本家发现如欲取得预测能力最强的行为数据，就必须介入现况，刺激、哄骗、调整并聚集民众的行为，借此导出有利可图的结果。市场竞争压力让业者改变策略，他们提供的自动化机器装置，不仅能预测我们的行为，更能大幅调整我们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个性化广告投送”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祖博夫的“行为剩余”和“行为矫正”成为瓦鲁法基斯、杜朗以及约迪·迪恩等人理解技术封建主义的关键所在。
瓦鲁法基斯对资本的全新解读为我们打开了新的理论视野，尤其是他阐述的资本的第三属性，即行为矫正和个性化命令，正是数字时代平台作用于用户的真实写照。然而，当我们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就会发现，他对资本的理解存在很大问题，足以称得上是一种误解。
第一层误解在于瓦鲁法基斯将资本理解成了庸俗意义上的“物”。马克思曾明确强调：“资本不是任何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也解释道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也就是说，资本不能被理解为某种特定的工具或机器，它不是物，而是通过物体现出来的生产关系，这种关系究其本质实际上就是以物为媒介的人对人形成的剥削关系。在技术封建主义中，这种生产关系仍然没有超出马克思对资本循环总公式的分析，仍然是针对剩余价值而展开的剥削关系。其具体表现形式已经不仅仅是对传统雇佣劳动力的剥削，还超出了雇佣制的范围，将触角伸向了每一个平台用户。此外，这种剥削关系还存在于平台租金、专利技术、物流管理等领域，甚至还包括证券市场、期权债券等未来式金融领域中。瓦鲁法基斯对资本第一重属性的解释正是犯了庸俗经济学的毛病，他将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当作资本，隐藏了生产资料背后的社会关系这一重点，是一种十分浅层的理解。当然马克思也曾指出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表现为货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形态，但这些以实物形式出现的东西只能被称为资本的表现形式，并不能说它们就是资本。
第二层误解在于瓦鲁法基斯忽略了作为历史范畴的资本概念。资本的形成、发展和消亡都是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其形式会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生演变。货币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但货币本身并不是资本，只是在某一历史时期的一种具体表现。马克思在探究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时曾说过：“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也就是说，资本是生产和流通的直接统一，资本家使用预付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经过生产过程生产出商品，再通过流通过程出售商品，从而获得更多货币实现资本增殖。从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货币与资本的不同，货币只需要充当交换媒介就好，但资本必须得到一个增殖额。这个增殖额就发生在生产过程之中，发生在劳动力成为商品被货币纳入资本之后，所以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劳动力成为商品被纳入生产过程。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一种独特的生产关系，即雇佣劳动，这是一定社会历史时间中的产物，反映了马克思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资本的形成。但是在瓦鲁法基斯这里，他口中的“资本”其实只能被称为资本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十足意义上的资本，而且他一以贯之地将资本理解为一种物质产品并认为这一定义是从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就存在的。这种理解方式既模糊了资本的形式与本质，也不能反映出资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脱离了历史与发展视角的庸俗理解。资本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本质和表现都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和特定生产关系的真实反映，而瓦鲁法基斯对资本概念的局限性理解并不能满足马克思主义思考资本问题的要求。
第三层误解（或者可以说是遗憾）在于瓦鲁法基斯并没有重视资本的真正奥秘在于价值增殖（valorization），而价值增殖的奥秘又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这是他的理论中比较缺失的一部分。实际上，技术封建主义的资本增殖性仍在于对剩余价值的获取，这与马克思所处的工业时代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其不同之处在于剩余价值的获取途径和对象有所扩展。云贵族们借助自己的垄断地位，通过云地租、技术专利等手段进一步收割剩余价值，并且资本家内部也出现了等级分化，一部分附庸资产阶级也沦为云贵族的榨取对象。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这便是剥削的本质。瓦鲁法基斯虽然也谈到了剥削的问题，即资本是一种合法的剥削关系（他所说的资本的第二属性）。但是他对剥削的分析仅仅停留在表面，即云贵族们对附庸资产阶级高额云地租的攫取，他并没有深入剩余价值的层面。在他的全部理论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他对剩余价值以及整个资本增殖逻辑的分析，这总归有一点意犹未尽的感觉。而马克思是讨论这一问题的专家，在马克思那里，实现剥削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成为资本，也就是说真正的剥削实际建立在货币关系上，并被货币关系所掩盖。正如马克思在资本总公式“G-W-G’” 中表达的那样，资本家先用一定的货币（G）购买商品，再卖出以获得更多的货币（G’），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 G’与 G 的差值，即 ΔG，这便是资本增殖的关键所在。同理，资本家以支付工资的形式购买了劳动力，但却获得了与实际支付工资不对等的价值。因此，资本总公式的完整表达形式实际上是“G-W-G’（G’=G+m）”，m表示的便是超出了对等部分之后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们通过无偿占有 m 部分，实现了剥削，同样也实现了价值增殖。通过回到马克思，我们发现瓦鲁法基斯其实并没有真实透彻地反映出这一剥削关系是怎样实现的，因此他也忽略了对剩余价值的研究，这导致他得出了资本主义退回到封建主义的错误结论，也影响了他对其他经济概念的理解。
利润与市场：资本主义消失了吗
化身（avatar）这个词，也频频出现当我们讨论资本主义倒退回封建主义时，仅仅驻足于类土地概念的回归、附庸关系的加深以及云贵族产生后等级秩序与权力架构的重新分配是不够的，这些问题仅仅是技术封建主义之所以“封建”的外部性分析，然而真正的内部性分析在于对资本主义关键要素，即利润和市场的审视。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利润是核心，市场是主导，这两个因素也成为瓦鲁法基斯思考资本主义的关键。“资本日益强大，但资本主义正在消亡。一个新的体系正在取代资本主义，在这个体系中，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拥有并掌管着作为资本主义润滑剂的国家货币（而不是利润），以及极少数人让多数人为其工作的新的非市场领域。资本主义利润（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理解的企业利润）正在消失，而新形式的租金正在控制国家和数字领地的新技术领主的账户中积累，在这些领地中，无偿或不稳定的工作由大众完成——他们开始类似于技术农民。”在云世界中，传统资本主义中的利润变成了地租，市场变成了云封地。这样的话，资本主义的两大重要因素似乎已经被排除，这也是瓦鲁法基斯称倒退回封建主义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遵从此逻辑，只要确证了利润和市场的消退，就可以证明资本主义向封建主义的倒退，进而得出资本主义已死的结论。那么，这一论证逻辑是否合理？利润和市场真的消退了吗？这能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呢？
按照瓦鲁法基斯的描述：“利润是资本家在向工人支付工资、向房东支付地租、向金融家支付利息和金融地租，以及向专业人士（ 如营销人员、广告商）支付费用（帮助他们建立品牌租金）后所保留的收入部分。”面对这一定义，我们已经能明显感受到他与马克思利润概念的差距。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利润和剩余价值是两个无法分割的概念，剩余价值是利润的源泉，利润则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那么，剩余价值又是从何处而来？马克思通过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他指出，投入生产的生产资料（不变资本）并不会创造价值，它们拥有的价值量是固定的，随着工人的具体劳动被转移到新生产的商品价值中，其转移的价值量并不会超出其原有的价值量。而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可变资本）情况就不同了，劳动力在消耗自身的过程中非但没有将自身价值完全消耗殆尽，反而创造出了比自身价值更高的价值。超出的这部分价值就是剩余价值，由资本家无偿占有构成了其主要利润。由此可见，利润来源于可变资本即劳动力的部分，来源于剩余价值的转移。如果以马克思的利润概念对瓦鲁法基斯做一个审判，就会发现瓦鲁法基斯对利润的定义是多么的浅显。他之所以会认为利润就是资本家除去工资、地租、支付利息、广告和咨询费用之后所剩余的部分，主要是由于他没有完全领会资本的真正内涵，他把资本简单地理解为生产资料，这就掩盖了资本背后的价值增殖与剩余价值问题，甚至也可以说他已经与马克思背道而驰，到“不变资本”那里去寻找利润了，所以说他对利润的分析是存在偏差的。基于这种经验性的理解，瓦鲁法基斯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传统资本主义中的实业资本家们为了将自己推广出去，不得不向云贵族俯首称臣，并沦为附庸资产阶级。他们需要缴纳昂贵的租金以获得平台的准入资格，在经历了这部分支出以后，传统资本家的钱袋子已经所剩无几。所以，《技术封建主义》一书的某章标题赫然写着“云贵族的崛起和利润的消亡”。实际情况是利润并没有消失，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要剩余价值没有消失，利润就不会消失。除此之外，马克思也说过：“作为资本的土地带来的收入不是地租而是利息和经营利润。”由此可见，云时代的地租对于云贵族来说就是利润，是又一次剩余价值的转移，这也就更加佐证了利润并没有消失的结论。
而关于市场的问题，瓦鲁法基斯认为“市场是所有分散的交易场所，买卖双方在此自由、自发地会面”。然而随着数字平台的大规模崛起，交易由分散走向集中。他补充道：“在技术封建主义下，交易是集中化的，不是在市场上进行，而是在云端领地（如大科技平台）进行，由云端资本的算法创建和运行，为买卖双方牵线搭桥。”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瓦鲁法基斯对于市场的关注点在于其所具备的分散和自由特质，而在平台时代，所有的市场行为必须依靠平台才能进行，买方和卖方全部集中在这一专门的领域内，由此可见市场已经丧失了分散性这一特征。更加恐怖的是，市场内的行为体已经丧失了绝对的自由，他们被算法所牵引和主宰，这些算法则由巨头平台公司所拥有和管理。比如，买家在平台上可以看到哪家店铺、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商品，都是由算法所决定的，卖家为了更好地推销自己，只能向云贵族们让渡出更多的利润。市场的自由特性已经被云贵族们抹杀，这些巨头平台们用算法操纵着一切，把附庸资产阶级、云无产者和云农奴都困在了云封地中。从这层意义上看，瓦鲁法基斯认为市场消失而变成云封地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我们需要质疑的是，分散性和自由性对于市场的存在固然重要，但是仅仅通过摧毁这两个因素就可以消灭市场吗？考察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或许可以找到答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分析交往和生产力，初步描绘了世界市场形成的三个历史阶段，总体而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扩大，资本主义大工业得以出现。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推动下，最终形成了世界市场。由此可见，市场的本质就是一个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由资本主义大工业所推动、由人类相互交往所维系的平台。后来，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科学的世界市场理论，他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所以如果想要扬弃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就必须回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寻找答案，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支配市场行为的罪魁祸首。马克思强调：“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在私有制的作用下，市场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支配着每一个人。同理，云贵族们仍然是在私有制的催化下才将我们以及附庸资产阶级困在云封地中。我们可以把云封地理解为一个垄断程度更高的市场，在这一市场中，担任卖方角色的是云贵族，而担任买方角色的是附庸资产阶级。由此可见，市场并没有消失，因为市场得以存在的关键在于私有制，就像利润得以存在的关键在于剩余价值一样，只要私有制不消灭，市场就会一直存在，并不会被云时代的云封地所取代。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想要通过利润和市场的消亡来反证资本主义的灭亡，这个方案是失败的。虽然现实的情况是，平台租金已经成为一个无孔不入的现象，“手机、自行车、汽车和房屋已经失去了个人财产的性质，变成了生产资料或收取租金的手段”。云贵族们垄断着平台，就像封建社会中的地主一样，无须自己投入生产，仅靠收取地租就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云利润。这都是数字时代最真实的写照，但是如果仅从这一表面现象就认为云时代的利润变成了地租，市场变成了云封地，资本主义已经灭亡并退回了封建主义，这是不恰当的。我们必须回到以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剥削方式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换言之，只要剩余价值和私有制不消失，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和生产方式就不会消失，我们就不能轻易地得出“资本主义已死”的结论。当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资本主义的雅努斯形象时就会发现，其实这本质上就是同一尊神明，是同一张面孔的两种呈现方式。所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本质上并没有分裂，云地租只是资本积累的另一种方式，其本质仍然是剩余价值的转移。只要撕下“双头雅努斯”这副面具就会发现，技术封建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一些学者之所以会得出向封建主义复归的结论，完全建立在对《资本论》误读的基础上。
（周亦垚，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蓝江，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编辑：熊晨玮、刘益建；审校：张佶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