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经济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侨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明清—近代中国的市场、财政与金融”的主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讨，本次会议共有来自京内外高校及科研院所的60余人参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李雪松研究员出席会议并致辞，他指出，中国经济史学科是经济研究所历史最为悠久的学科之一。近年来，经济研究所围绕党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的“三大定位”，努力将学科建设推向新高度。他表示，经济研究所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他希望本次会议不仅是一场思想交锋与智慧碰撞的学术盛宴，更是一次鉴往知来、向史而新的求索之旅，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贡献中国经济史学人的力量。

专题讨论环节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超群研究员主持。北京师范大学贺力平教授围绕1933－1935年中国银行业危机，分析了当时中资银行数目、资本额、存款额、纸钞发行额、贷款总额、市场利率等多项指标。指出1934—1935年的中国并未发生常规意义上的银行危机，1935年政府对银行注资的主要目的在于推行大银行国有化。华侨大学李培德教授着重考察近代加拿大华商叶生和香港金山庄利用合股、合会、联号等方式拓展商业网络的情形。指出华侨金融的最大特色是微型资本，人际关系好、客户基数大、联号网络广是重要特征，海外华商可不受地域空间的限制，组织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兰日旭重点探讨银行公会与近代中国银行业崛起的议题。指出受近代中国内外环境恶劣、正式制度缺失、机会主义横行等因素的影响，华资银行面临部分银行强势崛起与整体“高设立—高倒闭”怪圈并存的双重局面。银行公会的设立及其网络的形成，为近代中国银行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在专题讨论第二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金花研究员担纲主持人。上海交通大学邱澎生教授结合明清时期江南、西南等不同地域的商业讼案指出，随着明清时期传统市场走向繁荣，虽然国家并未发布成文商业法典，但地方政府却推出各类例案、命令和裁决的法律合辑，将“人情”中的商业习惯转化为地方政府依据“律例”办理的商业管理的准则。中国人民大学何平教授关注明清中国货币与财政关系的作用机制及其效应问题。他认为，转型期传统中国存在多元复合货币结构与信用货币缺位的情形，这是近代转型的根本障碍。华中师范大学魏文享教授就“近代财税变革与现代国家建构的财政逻辑”话题进行探讨，将国家能力、社会整合、民生经济三方面作为分析现代国家建构的三个支点，从中国近代财政和税收入手讨论现代国家建构的进步与失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云妍通过对自康熙五十七年至咸丰三年内务府参斤变售官价的分析，管窥清代皇室财政。她指出，内务府参斤变价从清前期发商售卖，逐渐转变为定额摊派和变相的商人捐输，该历史过程突出表现为清中后期参斤变售官价与市价的脱离，及内务府对该笔变价银的定额化收缴。

在专题讨论第三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丰若非担任主持人。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运用“历史比较与逻辑”的分析方法探讨“政府如何认识和利用市场”。他强调政府需求刺激下的市场是“正常”的市场，货币、金融受政府赋税的驱动也是“正常”的，不必以政府作用非议中国传统市场。中山大学黄国信教授从政府管理产权的设想和实践，以及国家对米、布、盐、铜等行业的微观管制政策两方面入手，揭示清代“赋权型市场”市场的本质。指出政府的市场管理制度造成了传统中国初级市场的发达和高级市场发展的滞后。武汉大学彭凯翔教授重点探讨明清时期在政治权力集中的情形下，经济权力的重整通过何种方式走向制度化，以及走向何种形态的制度化的问题。他指出，明清时代经济空间格局的革命性变化，引致市场类组织的兴起，长距离流通的重新组织导致了经济权力的转移与重整。中山大学的滨下武志教授以19世纪后半叶的镇江与九江为例，系统地探讨了口岸与内地地方市场间的关系。指出以海关资料为基础的口岸与内地地方市场、口岸城市与腹地关系研究的深化，将重塑传统以方志资料为核心的地方市场研究。厦门大学副教授李嘉楠尝试以分工而非价格为核心指标考察传统市场中的长距离贸易与市场整合。指出传统商路网络显著地促进了区域分工，且跨越经济巨区的商路而非经济巨区内部的中心—边缘结构是促进分工的主要因素，这表明西方理论低估了中国传统市场的表现。

在专题讨论第四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大任研究员担任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魏众研究员聚焦党的地下斗争经费来源这一党史研究中鲜少涉及的重要问题，指出1940年左右，中共地下党经营活动开始以筹集革命活动所需经费为首要目标，长期的地下经营活动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经济工作人才。厦门大学张侃教授讨论了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革命根据地的酿酒市场管理与粮食价格调控。他认为山东革命根据地酒类的专酿专卖政策具有较为深刻的制度内涵，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实现了政府对粮食市场的调控和行之有效的战时财政政策，形成了此后晋冀鲁豫边区等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成立后酒类专卖制度的基础框架。南开大学关永强教授关注清末民初民商事习惯调查及其在立法、司法方面的实践影响，介绍了清末民初民商事习惯调查的概况与资料整理的历史与现状，并重点就商事习惯调查的史料价值与法律实践展开深入探讨，指出商事习惯调查在当今经济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更应被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熊昌锟研究员以金融工具的运用与效率为核心视角，考察了近代中国的财政能力与制度转型。他认为自晚清始，政府通过一系列金融工具，分化国家债务，增强了财政的弹性和收缩性。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在试图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但制度转型的道路充满曲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超群研究员在总结发言中高度评价了参会嘉宾在财政与市场和金融的关系及三者融合方面的探索，并提示相关研究需关注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角色以及伴随经济周期波动的变化。

（供稿：王嘉乐；编辑：刘益建；审校：熊晨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