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1世纪初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理论对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差异化发展做出开拓性的诠释后，有关中国近现代发展道路独特性的讨论也拓展至各个领域，国家能力如何塑造长期发展也始终是讨论的重点议题。国家能力离不开财政，政府如何汲取、如何利用财政收入来干预经济发展以及形成干预经济的不同动机，成为中西方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一项重要差异。在2013年出版的《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和2017年陆续出版的《清代财政史四种》之后，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在近现代发展道路上的国家能力和经济发展，倪玉平在2023年出版了新作《“大分流”视域下的清代经济发展模式(英文版)》。该书立足于作者多年来研究清代财政的坚实基础，继续利用一手档案史料建构可信的宏观数据，秉持国际视野，从人口、贸易、财政收支、政府借贷、救灾能力等多方面向读者展现清代经济的发展和转型。
一、源与流：清代经济与财政的发展
全书共分为五章，讨论始于清代的人口禀赋。人口的多寡反映着经济的规模。第一章“清代的人口扩张与人口压力”(Population Expansion and Demographic Pressure in Qing China(1645—1911))，从人们熟知的西方马尔萨斯和东方洪亮吉的学说谈起，回顾了清代人口变迁的理论和史实。当人口膨胀至一定规模，人口数量增长超出了生产增长的速度，社会局势越发紧张，直至战乱或灾疫等“积极抑制”的发生，而惟有政府有能力缓解这一困境。清中期就高达4亿的总人口给清政府的治理带来挑战，政府工作也集中于粮食和土地以养活如此庞大的国民人口。由政府主导的新作物推广和拓垦活动以及民间自主的节育行为不断缓和着人口压力，直至咸同时期战乱爆发。中国与西方的人口经历着相似的发展模式，也几乎同时而独立地发展出相似的学说。
贸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在人口庞大的清王朝，贸易规模也十分巨大。第二章“19世纪上半叶的全国贸易总值”(Total Trade Valu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19th-Century Qing China)，作者采用两种方法估算了这一时期的贸易总值：第一种，根据六大主要商品(粮食、棉花、棉布、丝绸与丝织品、茶以及盐)的流通量和大致价格分别计算贸易值，假设它们占全国所有商品贸易量的70%，再加上不超过300万两的内陆出口，则19世纪上半叶全国贸易总值约为9.9亿两白银；第二种，根据全国各地税关的税收和2%左右的税率，并假设长距离贸易占国内贸易总值的30%，估算出国内商品贸易约为6.92亿两，再根据粤海关以及鸦片战争后新增的江海、浙海、福州和厦门四洋关的税收和2%左右的税率，估算出国际贸易总值约为1亿到1.5亿两白银，加上约0.64亿两的盐贸，19世纪上半叶的贸易总值约为9.06亿两白银。两种方法结果相近。国内贸易始终远超国际贸易，但9亿多两的贸易总值相对于4亿的总人口十分微小，相当于人均每年仅交易不到2.5两。人均贸易值随着乾隆中期的人口增长而下滑，19世纪下半叶工业近代化带来的增长也很快被世纪末内外战乱的爆发中断。作者由此判断，19世纪上半叶我国的贸易仍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而不是商业发达的重商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我国经济仍以农业经济为主。
社会环境的变动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调整财政结构。因此在第三章，作者探讨了19世纪中叶清政府的财政转型(The Fis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Qing State in the Middle of the19th-Century)。在嘉道时期，田赋收入的减少和河工军需等支出的增加让清政府压力倍增，但尚未发生结构性变化。1850年以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始终依赖土地税(田赋)，社会仍是农业性质的，财政也仍属于传统的农业财政结构，关税仅被寄希望用于维护政治秩序和刺激农业部门。咸同年间的连年战争让清政府的财政陷入困境，军费支出深不见底，原本的奏销制度和饷运体系也无法正常运转，迫使清政府采用新的财税手段，从尽数上缴税收转变为给各省设定上缴数额，又将皇室和京师开支分摊到省，最重要的是增设了厘金和海关税，二者逐渐成为与土地税比肩的收入来源，财政收支出现结构性改变。到了清末，关税、厘金、盐税总额几乎达土地税的3倍，成为清后期维持政府生存不可或缺的工具。作者由此判断，晚清时期中国正从以土地税为主要税收制度的传统农业社会向一个有着相应财政制度的现代商业社会过渡，清代的传统经济也开始向一个更现代的经济演化，从一个“有税收制度”的国家向一个“财政国家”转变。
除了开辟新的税收来源，清政府也开始尝试借债。第四章即围绕清政府如何进行财政借款(To Borrow Money(1851—1874))进行讨论。咸同年间，财政危机涌现，清政府如往常一样向各省富商借款筹饷并号召捐输，但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商人的收入因战乱受创，另一方面这些名为借却实为捐的筹款方式早已是默认成规，就连清末大规模发行的公债也多少带有类似的性质。清政府还在个别省份提前征收土地税，实质上也是一种借款。国内借债效果欠佳，对外借债却迅速兴起，全国各地的平乱战事也让各省直接或间接地向外国商人和外国银行贷款，虽有一定的政治风险，但由于财政危机迫在眉睫，始终被清政府默许。
前数章的焦点主要在财政的“源”上，最后一章则聚焦于“流”。在第五章中，作者以1823年的癸未大水灾(China's flood in1823)为例，说明清政府如何以公共品和救灾的方式返还税收，进而分析清政府的财政决策和财政能力。为了对癸未大水有准确的认识，作者从大量的档案和方志史料中整理出分省的受灾情况，受灾州县共有348个，超过全国州县的20%，直隶和苏、皖、浙受灾最重，减产推高了粮食价格，1823年8月粮价同比上涨约8%，在长江下游的个别府超过30%，但比起无夏之年(Year Without a Summer)后欧洲在1817年的粮价波动并不算大。清政府用于赈灾的直接财政支出(赈济和河工拨款)高达1150万两白银、150万石米，间接财政支出(田赋蠲缓、漕粮减运、盐课与关税免征和减免)可达1300万两白银，合计约2000万—2600万两，约占当年财政收入的44%—58%。作者随后分析清政府在各省之间如何分配救灾资源，比如随机的气象冲击是否能完全决定救灾供应？如果清政府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公平地救灾，各级政府也都完全遵守政策，那么财政分配应与各省受灾程度相匹配，结果发现，受灾越严重的省份享受的税收减免的确越高，但仍向政治重要性较高的直隶倾斜。最后作者比较了同时期中西方在救灾活动中所花费的财政支出，英国用于爱尔兰大饥荒的救灾支出仅占政府收入的3%，普鲁士用于无夏之年的救灾支出只占7%，高于西方数倍的救灾支出比例、低于西方数倍的人均支出，说明清政府有着更高的救灾意愿和有限的财政能力。
在结论部分，除了从数据基础上回应GDP测算和“大分流”这两个尚有争议的议题，作者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总结出了几个重要结论：1.在人口和经济规模上，中国的体量远超过同时期的西方国家；2.中西方的人口增长面临相似的资源限制；3.贸易部门在清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长期低于西方；4.清代的财政系统传统且保守，即便是19世纪财政转型后对民众的征税也相对较轻，民众的政治代表性较低；5.清政府国内借款的失败和海外借款的兴起说明向西方学习的财政转型十分艰难；6.传统中国家长式的初衷让清政府对1823年癸未大水灾的赈灾支出巨大，但效果却不尽人意。
二、学术价值与“大分流”思考
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清代的贸易总值进行了估算。有关历史时期的经济表现，我们总是很难用现代的宏观指标去衡量，人口侧重于经济规模，城市侧重于经济分布，而反映经济发展的GDP指标内容宏大、测算不易，作者认为长周期和地区性测算都存在许多瑕疵，历史GDP研究应该回归到具体的主题和指标上。贸易无疑是直接反映市场活动的最直观指标，也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对贸易总值的估算意义重大：一是确认了19世纪上半叶国内贸易的体量仍然远超国际贸易；二是通过人均年贸易值2.5两的计算，确定了当时中国仍为农业国家的现状。考虑到清代粮食价格多在每石1两上下，2.5两大概仅能覆盖成人一年的口粮，足见当时贸易活动的乏怠。对贸易总值的估算不仅反映出清代经济活动的规模和特征，也为我国历史GDP的测算工作注入新的血液。
第二，本书将清代的人口、贸易、财政体系全面结合起来，也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清后期的内忧外患结合起来，呈现出一个全面而立体的经济生态，可以由此观察整个国家的财富如何从“源”到“流”的运动。清代中国人口庞大、地大物博的资源禀赋，与以农业为主的税收重心和以国内市场为主的贸易重心是相适应的，与高度计划性的财政支出也是相适应的，清政府从财政汲取到提供公共品都带着传统家长式的干涉风格。从前作起，倪玉平的财政史研究始终坚持“不独就财政谈财政”“把广阔的社会维度与国家变迁结合起来”，在本书中更将自然冲击、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进行综合考量，这对于任何时期的国家治理都意义重大。
第三，作为一本英文著作，本书是集倪玉平多本财政史前作精华的一本具有全球视野的论著，也为海外学者认识真正的中国近现代道路提供可信的实证证据和基于可信证据的合理论断。或许大多数学者都同意18、19世纪之交的中西方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关于“大分流”发生的时机、部门和契机等等问题的讨论和争论就太多了。例如国家能力，有学者认为中国始终有较强的国家能力，经济增长从未完全停滞；有学者却认为清朝的国家能力十分低效，所以无法对现代经济发展提供支持。而这些对清代国家能力或高或低的看法，建立在不完善的宏观数据之上，更存在对二手史料的大量征引。在本书的开头，作者对海外研究中的部分史料问题进行了细致考证，在文末也总结了利用一手史料获取财政和经济信息的心得：这些信息一是来自清政府的中央性统计材料，但统计值和实际值有一定差异；二是来自地方志的记录，但常以模糊的文字描述，所以构建经济指标时需要借助一些假设进行估算和交叉检验。作者通过跨国比较救灾支出证明了19世纪上半叶清政府有限的财政能力，所整理的贸易和财政收支序列数据更是为未来的经济史及相关研究的推进提供了宝贵的基础。
虽然作者开篇强调这不是一本比较分析的著作，而是聚焦清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在各章中对西方各部门发展的阐述仍为“大分流”议题提供了参考，并为读者提供了一点启发。由于长期稳定的税收模式、高度的中央集权和相对较短的海岸线，太平天国运动以前的中国，贸易并不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在经济中占据主要地位，商税在财政收入中的重要性远不如农业税，而16世纪末起英国、荷兰等国发生了“税收革命”，开始淡化财产税而依赖基本消费品税甚至是奢侈品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高额军费迫使清政府向民众借款，但效果不佳，西方的公债早已成为国家财政预算的重要组成，他们的民众负担着更高的间接税，自我权利意识增强并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进程。19世纪后期中国的厘金和关税也逐渐超越土地税，清政府获得额外的财政收入，百姓的政治代表性却没有增加。对此，作者从文化和制度上进行了解释：中国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之一是希望政府造福人民，而不是在经济上与民相争，因此借款并非常见的财政收入来源；中国社会长期形成了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强大的皇权让清政府对私有财产的掠夺日益增多，缺乏信用的清政府难以得到人民的积极回应，只能寻求外债，但这种外债都是为了维持军事开支而不是生产经营，就失去政府借贷拉动经济的积极意义。借款的受阻催生了厘金这种商业税，财政结构的转型也带来了央地权力关系的变化。总之，作者认为19世纪的中国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仍然处于传统的“普遍农业国家”(universal agrarian)的发展道路上，而有的西方国家已经步入另一种发展道路，各自面临不同的挑战，各自产生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些论断正是基于大量的史料解读和数据整理工作，对推进“大分流”的讨论有着重要意义。
如果要说此书有什么缺憾，那或许是第三章关于财政转型的讨论受篇幅限制而对少数细节的概括欠周，这些细节可以参阅倪玉平所著《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例如，作者在根据罗玉东的整理成果分析捐纳收入规模时，指出捐纳房在1724年到1842年间总共收到1.826亿两白银，原文“there were182.6million taels of silver sent to the Treasury of the Ministry of Revenue,six times the value of the land tax and clearly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ncome”，此处表述可能不太准确，作者实际是说这118年间的捐纳收入相当于6年田赋收入的总和，以此说明捐纳对财政的支撑作用。再例如，作者在讨论咸同年间的财政收支变化时，起先指出户部银库在咸丰时期(1851—1861)的收支不如以往且始终入不敷出，随后的估算指出同治末期(1874)的全国财政收支规模远超道光时期，令人不解于收支规模何时恢复并远超“军兴”之前，户部银库的结余状况又是否同步于国家财政的收支状况？这里略去了一个关键转折，即户部银库的出入从1865年起开始略有结余，收支规模也逐渐接近道光朝的正常水平。
最后，这本书回答了关于清代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却让我们对另一些问题更加困惑了。清政府在道光年间的癸未大水灾时数倍于同时期西欧国家的财政支出比例和低于西方数倍的人均支出，说明它有较高的救灾意愿和有限的能力，但为什么人均救灾支出会不如同时期的英、普？究竟是这次灾害的破坏性过于巨大，还是存在某种资源浪费？这有限的财政能力又如何作用于经济的发展？虽然癸未大水灾的人均救灾支出更低，但粮价波动也更低，这是否说明清政府的能力在某些方面其实优于西方？可能因为现有的史料和数据很难再支持进一步衡量国家能力和救灾效果，作者没有再继续拓展这些讨论，相信这也是值得尝试解答并继续探索的问题。
结束语
清代是连接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重要时期，中国的人口、生产力、制度和国际关系都发生着巨大变革，然而许多海外学者对于这段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认识，都建立在相对匮乏的史料和数据基础之上，由此认识的中国可能尚不全面，正如全书结尾所言：“中国就像一个万花筒，从不同的视角会看到不同色彩”。作者并没有急于进入某种解释逻辑，而是通过大量一手史料重构数据来分析中国在19世纪前后各部门的表现，做到了质性讨论和量化分析的结合、宏观数据与微观个案的并重，谨慎地建构起了晚清经济转型的特质：人口增长的“积极抑制”带来的一次超大型战乱迫使清政府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农业税收体系，也改变了维护农业和农业贸易体系的动机，改变了高度集权的家长式干预，转而开始推动近现代工商业的发展。
（编辑：熊晨玮、刘益建；审校：张佶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