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人伟，男，1933年3月23日出生于浙江金华，1957年进入经济所工作。
赵人伟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在童年时期恰逢抗日战争，只能随父母一边逃难一边求学。抗战结束以后，他于1946年考入金华中学读书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1953年经全国统一招生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从此开始了一生的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生涯。
在大学的学习阶段，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当年的大学教育在“一边倒”的背景下，照搬前苏联的一套，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完全是灌输式的，而不是启发式的。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以后，许多名校的经济学名教授都集中到北大来，这些名教授许多是哈佛、剑桥、哥伦比亚等大学的博士，但他们都只能按苏联的教科书和苏联专家拟定的教学大纲来讲课。不过，“五四”以来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兼容并包精神、独立思考精神，仍然对自己的治学理念具有无形的和深刻的影响。总的来说，他在北大期间所受的教育，既有死记死背教条的一面，又有独立思考的一面。
1957年大学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后，经济研究所归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他在经济研究所工作了一生，直至退休。
赵人伟在经济研究所工作的一生中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前的参与、坚持和打基础。从参加工作到文革以前的这一阶段政治运动很多，但他仍然不忘在夹缝中从事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例如，积极参加了薛暮桥、孙冶方、于光远等主持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文革十年总的来说是丢失的。不过，他的内心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在运动的间歇中仍然坚持学习和研究。这一段对于经济学和英语的学习为以后的研究开启了新的起点。二是改革开放后的怒放、深入和拓展。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自己多年来的学术成果都体现在学术探索之中。概括起来，他的学术探索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互相联系的方面：
（一）计划和市场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体制转型问题）的探索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他主要研究经济体制转型中的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以及经济体制模式比较、目标模式的选择、双重体制的过渡等问题。这些研究成果按当时国内的标准来看是属于前沿的，起的是推动改革的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因这一问题的研究在1984年获得了第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当时的研究仍然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只是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内尽可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此后，他一直沿着这一方向继续进行探索，并顺理成章地在90年代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
（二）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问题的探索
收入分配领域是他的研究工作持续时间最长、耗费精力最多的领域。这一领域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直持续了大约二十年的时间。在收入分配课题组调查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研究及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在收入分配领域以及在进一步引申的财产分布领域所作的研究及其成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研究方法的转变，从拨乱反正转向理论实证，进而转向经验实证。其次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循序渐进逐步展开，涉及收入分配状况、收入差距扩大及原因、财产分布变化、收入与财产的关系及分配结构等多个方面。
（三）社会保障问题的探索
21世纪初，他把研究适度地拓展到社会保障领域。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再分配问题，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社会保障的问题；而且，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或转型本来就是整个经济体制转型的一个部分。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及其成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分析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二是强调社会保障一般原则的中国化，并把经济考量和道德考量结合起来；三是研究如何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问题。同上述社会保障、收入分配、财产分布相联系，他还探讨了克服逆向再分配、实现适度再分配等。
经过了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他在治学的人生旅途中也有点点滴滴的感悟。
20世纪80年代，在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期间，他曾经对发扬优良的学风和所风提出过以下见解：兼容并包、多元共存的风气和精神；团结、和谐的气氛；平等竞争和文明竞争的精神；严谨、踏实和坐冷板凳的精神；探索、创新和开拓的精神。在20世纪90年代，就如何繁荣经济科学的问题，他提出过以下见解：要正确处理经济热点和冷点的关系；要有对研究成果的科学评价机制；经济学研究中应该把民族性和国际化结合起来；要区分学术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功能。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他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看法：经济在转型，经济学在转型，经济学家也在转型。经济研究工作者要同经济的转型、经济学的转型相适应，使自己的研究工作跟上时代的步伐。经过多年的实践，他深深地体会到，要对经济问题的一个领域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往往要求研究人员具有较高的和较全面的素养。这样的素养很难在某一个研究人员身上得到全面的体现。因此，当今的许多研究课题往往要组织一个团队来进行合作研究。这种合作研究从原则上来说应该采取老中青相结合的形式。根据他自身的经验，这种合作不仅是静态的，而应该是动态的。在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以后，他认为自己应该自觉地实行快速折旧，着力培养青年一代人的快速成长，才能使他们的经济学研究较快地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较好地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