宓汝成，男，1924年1月27日生于浙江慈溪，1953年进入经济所工作。

1941年4月，宓汝成在奉化溪口武岭学校（中学部）读书。因日军侵略，家乡沦陷，转内地求学。最初于金华战区学生班学习，1942年经福建省教育厅分配入省立福州高级中学。1944年冬，投笔从戎入伍于青年远征军，当炮兵。日本投降后，弃武习文，于1946年初复员退伍。1946年考入当年北平私立燕京大学新闻系，冬季转学至国立北京大学政治系，专业为国际关系。毕业后于1950年秋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部经济学部，专攻中国近代经济史。1953年2月，在学系调整中由教育部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77年起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实习研究员到研究员；1984年起，任研究生院经济系教授；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为博士生导师。同年当选中国经济史学会首届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会首届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等职。1987年退休后，接受经济所回聘继续工作了十年。2010年入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宓汝成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60余年，主攻中外经济关系，尤以中国铁路史研究和外债史研究蜚声中外。除了前往美国、意大利、日本和比利时等国参加国际经济史学会的一些会议和少数的学术活动，大多精力都放在了科研和著述的工作上。他独立编辑的有《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三册，中华书局，1963年，1977年再版，台湾有翻印本）、《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一册，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专著《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2007年再版；日译本，1987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主编《清代全史》10卷本中的第8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参与编撰的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铁路部分》(科学出版社，1955年;有俄译本）、《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三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参加翻译的有《苏联工业配置概论》（科学出版社，1955年）、《南斯拉夫合作制度》（1961年）。《宓汝成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之一，收录代表作文章15篇，共分成两类：一类是关于社会经济史的，另一类是专论部门经济史、铁路发展及其营运史的。宓汝成参与编撰的著作获得不少奖项，1990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1年获吴玉章社会科学奖、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首次） 。

他的著作《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 1847—1949》，以五十万字的篇幅，“试图探索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和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究竟有什么表现，怎么表现的；铁路运输在此起过什么作用，怎样起作用的。”宓汝成在长期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近代史铁路史史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这一至关重要的课题，同时运用大量的历史资料，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此书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铁路的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以及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广泛而复杂的影响。揭露如此复杂深刻的命题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和研究，宓汝成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心血。这一作品的诞生，也是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宝贵成果。

除了中国铁路史，他在中国近代外债史方面也多有建树。20世纪80年代初，因外交部和财政部的邀请，宓汝成参与解决处理旧中国外债问题有七八年之久，提出《处理旧中国外债的建议》。由此宓汝成对中国外债史兴趣更浓，孕育出《中国外债史：1840—1949》的主题，可惜2010年他突罹脑溢血，卧病在床。但仍念念不忘已经打磨十年、几近完成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不忍宓汝成心血结晶就此付诸东流，特拜托他的高足郑起东将其整理，以期将来出版，完成他和读者们的心愿。此书的研究其一是对近代中国外债史的政治和经济的综合研究；其二是对近代中国外债史研究的定量分析；其三是对近代中国外债史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的结合。此书在整体思维中又体现了辩证思维。宓汝成指出：“中国外债，就其总体论，是帝国主义列强干预中国内政的一种方式或奴役中国的一种工具，而就每一笔论，则有待深入、细致分析，才能如实地揭示其固有的性质。”此书正是以这种辩证思维研究近代中国外债的。对每一笔外债的动因、成债过程、债款去向、偿债情况，都进行了详尽透彻的精准描述，对其性质的分析都入木三分，合情合理。

可惜天不假年，宓汝成于2015年离世，享年91岁。但是相信他的著作必会流传后世，既能满足广大读者作查询工具的要求，也能适应研究工作者的需要，从而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