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处于总体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态势成为世人瞩目的奇迹。在这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伟大成就面前，我们党和国家的高层决策集体依然保持着对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清醒估计。这一点，从16大文件有关我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地、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这一论断中可以看出来。这种对国情的客观认识，无疑有利于制定和实施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东部沿海地区居民的生活状况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西部乡村依然存在着数千万绝对贫困人口，市场化和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城市贫困人口显著增加。正因为如此，继续实施缓解和消除贫困的政策，可以说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前提。根据我国的贫困标准，以往20年已有2亿多乡村贫困人口跨越了贫困门槛。但是必须指出，我国设定的贫困线水平是很低的。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测定的人均年收入365美元的贫困标准计算，我国乡村至少还有1亿多贫困人口，大约为全球贫困人口的1/15。假定不施加任何公共干预行动，贫困将会由于国内的市场化和全球贸易自由化而增加。
最近，世行专家Martin Ravallion和陈绍华曾就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住户收入的影响作了统计分析[1]。他们预测，如果现有的条件不变，2001-2007年期间农村住户收入将会由于贸易自由化而降低，城市住户收入则因同样的因素而增加；受贸易自由化负面影响最大的地区将会是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依赖于饲料粮生产的纯农户将是最严重的利益受损者。不过，贸易自由化对西部贫困地区并无显著影响，可是当地居民却不可能获得与其他地区居民同等的收入增长。
这项研究将地区性收入差别主要归因于地理资源禀赋的差异。联合国世纪扶贫专家组对中国西部、非洲撒哈拉地区和东南亚国家贫困根源的追寻则要全面得多。专家组组长Jeffrey Sachs认为[2]，上述地区的贫困具有绝对贫困的特征。这种贫困的形成既出于地理劣势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又有经济制度不适宜、人口增长过快和人员能力薄弱等因素在起决定作用。因此，必须针对特定地域的文化、政治、生态和地理等条件，综合采取重点不同的扶贫战略：
l 基本生存战略：通过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以价格补贴或免费方式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以便满足最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特别是健康和计划生育服务、教育、安全饮水、卫生设施、营养和家庭能源需求；
l 权利平等战略：消除阻碍社会融合的政治社会文化因素，例如性别、种族和民族歧视或曰社会排斥，尤其是消除阻碍弱势群体平等进入劳动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困难；
l 经济改革战略：改善经济治理，提高国民平均收入水平；
l 生态战略：引入新技术和新制度，改善现有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
不难发现，江泽民同志在16大报告中有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论述，包含了与这些研究结论一致而且比之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内容。进一步讲，16大提出的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消除劳动力转移障碍、扶持粮食主产区和西部地区发展、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战略，更具可操作性。据此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中国将在新一届党中央集体的领导下，抓住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机遇，从容应对其负面影响，继续减少乃至消除绝对贫困，扎扎实实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奋斗目标。
（2002年11月20日，北京）
[1] 参见：Shaohua Chen and Martin Ravallion, 2002, Trade Reform and Poverty in China, a paper presented in the Fourth Asia Development Forum, 3-5 November 2002, Seoul.
[2] 参见：Jeffrey D. Sachs, 2002, Addressing Absolute Poverty, a short note presented at a late-September retreat of senior UN officials, including the Secretary General, New Y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