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宗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经济评论》1999年第2期
曾启贤(1921-1989)
编者按
曾启贤教授194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后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先生，1948年获得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硕士学位。曾任武汉大学经济系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总论副主编等职，专于政治经济学，撰有论文《孙冶方经济理论体系试评》《社会主义经济分析的体系初探》《稀缺和社会主义经济》，主编《按劳分配有关范畴的分析》，共同主编《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
下面让我们随着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原副主任、《经济研究》原常务副主编唐宗焜研究员的文章，追忆他的科学精神和学者风范。
1947年张培刚与他的研究生合影于珞珈山武汉大学左起：鲁婷椿、丁良诚、万典武、张培刚、朱馨远、曾启贤、黄镃
（来源：《张培刚画册》）
曾启贤教授是我很尊敬的一位经济学家。我和他相识较晚，交往不深，但是，在有数的一些接触中，他的饱含真才实学的学识和虚怀若谷的学者风范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一
我初识曾启贤教授，是1983年在无锡参加孙冶方经济理论讨论会期间，这个讨论会是为纪念当年2月逝世的孙冶方同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的。当时我刚接任《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职务，负责刊物编务，就是因索稿而认识曾启贤的。
他提交讨论会的论文《孙冶方经济理论体系试评－－突破理论困境的贡献和新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篇很有见地的论文，不仅对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体系作了实事求是的中肯的分析和评论，而且对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的主要途径扼要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他在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困境是由“实物经济的管理体制”形成的，“而经济理论的困境，实际上又起着维护实物经济的管理体制的作用”；在我国，“很多理论研究只是解释这种体制的合理和修补其中的缺陷”，而不是去探索其实际运行的机制。
这个论断切中要害，它表明曾启贤教授是国内当时就意识到反映和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必须根本改造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他所说的“实物经济的管理体制”其实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不过，那时在国内政治环境中，直接批判计划经济体制仍是犯忌的。尤其是1983年9月孙冶方经济理论讨论会召开之日，恰遇国内意识形态控制一时趋紧之时，全国范围内批判“精神污染”的活动正在部署。按照经典定义，“精神污染”就是散布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换言之，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而那时国内仍然占统治地位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将计划经济体制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制度特征，尤其是1982-1983年间，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指令性计划体制一度成为舆论热点和经济论坛的基调，因而对计划经济体制及其理论体系的批判自然会被列入散布对社会主义不信任情绪的“精神污染”。在这样的背景下，曾启贤那时讲经济理论困境的根源时为什么不直接说计划经济体制，而说“实物经济的管理体制”，也就不难理解了。尽管他不直接说计划经济体制，但是他的观点仍然是鲜明的。他高度评价孙冶方“径直抓住价值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社会主义经济中最困扰人心的问题”，“独辟蹊径，突破理论困境”的贡献，尤其赞赏孙冶方“采用分析经济过程的方法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主张和科学探索实践。但是，孙冶方是将价值和价值规律同商品脱钩的。曾启贤对这一点是不同意的。他委婉地写道：“我觉得，从实际出发，为了更好地说明当前的实践，没有必要把价值和价值规律同商品脱钩。”这暗示了他自己主张从商品经济出发展开经济过程的分析。
我很钦佩曾启贤教授的科学态度和创新见解，所以，在会议期间，我读完他的论文就去找他，请他允许《经济研究》发表该文。可是，我慢了一步，他说已经答应给了《学术月刊》。后来我见到它在《学术月刊》1983年第11期刊出。我这次虽然没有要到稿件，但是有幸结识曾启贤教授，我同他的交往就是这样开始的。
二
翌年，他在《学术月刊》1984年第11期又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分析的体系初探》一文，同上文发表时间恰好时隔一年。此文可说是上文的续篇。上文扼要提示的见解，此文展开了论述；上文暗示的意思，此文作了明确的表达；上文主要是评论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体系，此文则正面论述他自己对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体系的观点。
曾启贤主张经济分析要以经济运行机制为主要内容，并从现象着手展开分析。他说，在假定“作为整体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理论分析的主要内容就应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增长和发展”。这样，“理论分析不但可以从日常可见的现象着手，甚至可以着重分析各种经济现象之间的比较浅显的关系”。他认为，“如果不观察现象，远离具体的现实，耗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议论本质，很可能走向反面，把本质问题弄糊涂了。”他批评“有一些论著，舍弃现象而专门谈论‘本质’、表述‘规律’，不但未能引导人们认识清楚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和规律，反而使人们难以解释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这是对反映和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致命缺陷的一箭中的的批评。其实，脱离现象而空论的“本质”或“规律”，纯粹是虚妄的本质或规律，毫无科学性可言。可是，这种非科学的学风统治了中国经济论坛达三十余年之久，直到当时它的影响仍根深蒂固。对这个问题，我同曾启贤有共鸣。经我提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1985年在杭州召开的经济机制讨论会，主题就是提倡研究实际经济过程的机制，扫除脱离实际的所谓表述规律或规律体系之类的学风，目标直击源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苏联范式。
曾启贤教授在该文中明确提出了要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主要分析对象。他写道：“要择取一个客观地渗透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方面的中介，一个全面地渗透到社会主义的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活动中的中介，我觉得应当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的定义是为交换而生产，不言而喻地包含商品交换）。应当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济，也就是说，客观地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句话的涵义，既包含他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主张，也包含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分析的设想。就是说，在他看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目标，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就是要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着手展开经济过程（包括微观经济过程和宏观经济过程）的分析。
众所周知，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不要和能不能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目标，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并且对商品经济的否定论一度居于上风，甚至个别对舆论导向有影响的人连商品经济概念本身能否成立都表示怀疑。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战略。全会通过该《决定》的时间是1984年10月20日。曾启贤的论文发表在同年11月份出版的《学术月刊》。如果考虑到当时刊物需要的出版周期，可以肯定曾文定稿在《决定》通过之前，而且事实上该文是同年早些时候提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学术讨论会的一篇论文。作者在这篇论文中对他在1983年发表的《孙冶方经济理论体系试评》一文中暗示的以商品经济为其立论基础的思想作了展开的分析。这就是说，在《决定》之前，曾启贤教授已经形成了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展开经济运行机制分析的设想。
曾启贤教授的这篇论文在当时具有超前性，表明了他在学术上的真知灼见。我是在《学术月刊》看到后才知道他写了该文的。我身在《经济研究》编辑岗位，不免有点“本位主义”，因而深为该文未能在《经济研究》发表而感到婉惜，也怪自己信息不灵。我从1983年下半年起主编《经济研究》，就边主持每期刊物编辑出版，边琢磨怎样将编辑方针改变到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的经济学发展方向上来。曾启贤这样的论文若能在《经济研究》发表，对刊物编辑方针的这种转变无疑会起有力的推动作用。所以，后来我见到曾启贤时，谈了我读该文的感受，同时抱着非常婉惜的心情向他表示：“这篇论文要是给《经济研究》发表该多好！”没想到，他回答得很坦率。他说：“你们去参加讨论会的编辑没有向我要这篇文章。”他的这个回答正触及了我当时在编辑部所处的困境。编辑方针的转变，无论作者队伍还是编辑队伍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那时《经济研究》编辑人员的年龄结构老化和知识结构老化都很严重，而且编辑部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由于受僵化的人事制度的束缚，编制卡得死死的，人员结构一点调整余地都没有，所以，尽管编辑部同事工作都很努力，我的改变编辑方针的设想同全体编辑人员的磨合过程却仍然相当艰难，有人能理解，可也有人很不理解。曾启贤所指的那位编辑，是位勤勤恳恳工作的很老实的同志，可就是由于不理解编辑方针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去参加该讨论会时，放弃了有创新思想的曾启贤论文，却带回一篇他人的反映传统观念的论文推荐给编辑部。我感谢曾启贤教授的诚挚批评，对于未能发表他这篇论文，既表示抱歉，又感到遗憾。我诚恳地请他以后赐稿，他也应允了我的请求，同时对我的想法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从此以后，我同他的交往逐渐增多，他只要到北京来经济研究所，总是到我办公室来看看，我出差武汉时也到武汉大学去看过他。尽管每次见面都是时间匆匆，但是，三言两语，彼此思想似乎很容易沟通。
三
1985年，正值《经济研究》创刊3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了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大型学术讨论会，并举办了《经济研究》1979－1984年期间发表的优秀论文评奖活动。我非常希望曾启贤教授能光临讨论会，所以，除筹备组统一发函外，我个人还专函邀请他。他为此事给我回了一封长信，信中除谈及他丧妻后受到患精神病的儿子折磨，精力不济，因而可能难以与会外，还特别对《经济研究》论文评奖活动作了诚挚的评论，给《经济研究》和我个人的工作以热忱支持和鼓励。这封信不仅是他同我友谊的一个纪录，而且更使我窥见他的学者风范，尤其令我感激的是他正“处于身心交瘁的境地”时还这样认真地给我写此长信，因而我一直珍藏着。现在，恕我将此信全文照录如下，以寄托我对曾启贤教授的怀念。
宗焜同志：
您好！纪念《经济研究》三十周年的会议，我原是真心想参加，而且曾准备带论文来。读到您在《经济研究》第二期上写的《文评》，再拜读您四月九日寄来大扎，我更应该来。但直至今日，我仍不能确定是否能来，因为我目前已处于身心交瘁的境地。我再重述一下我前次信中说的境况：（1）我是以单独一个六十多岁的人来护料一个病人；（2）从二月初到四月上旬，儿子经常（十天中有八九天）深夜1－5时起来开录音机或拉提琴，我因而有二个多月是日夜难安；（3）在这种情况下，十二指肠溃疡、神经性肠炎、高血压均加重了，以致两个多月几乎未工作，原来承您嘱写的文章只写了三页稿纸便搁至如今。因此我只能说：
一、我争取在3－6日之间来二三天，但可能性也不大（我欠了研究生、学校工作一大堆债务）；
二、请一定不要为我留铺位。我如能来，四人一间六人一间的房子都可住。我感到经济研究所传统有一好作风，自上而下都不讲究什么住房标准、住房规格，的确是好传统。
我想特别提出来的是：《经济研究》这两年不但是办得越来越活，我更为高兴的是看到您这次写的《文评》。本来，我在《文评》出来以前，就曾向几位熟识的同志谈过，《经济研究》这次评出的获奖作品，比较其他一些杂志评的更有水平，更得人心，真正贯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广大学术界所拥护的中央的主导思想。但有些情况，相当一部分人是不大清楚的。您的《文评》实事求是地对这些作品作了评论。即使是对建章同志得“一等奖”的文章也评得好，指出这篇文章是近几年他的文章中“最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您还提到有的文章的“小瑕”可能是“迁就”舆论。实际上，多数得奖作品都在于坚持科学精神。《经济研究》按这个思想办下去，不论发行数量是否大增，但学术价值是一定日益提高的。所以，《文评》我也专门向许多同志介绍了。
写了这些，可以表达我对近年来《经济研究》越办越好的心情，但我能否参加会议，仍请勿计入床位，特别是不留床位。
谨致
敬礼！
曾启贤
1985·4·17
此信表明，曾启贤教授对我所写关于《经济研究》获奖作品的文评（题为《面向经济实践 推进经济理论》），读得非常仔细，连我在文中字斟句酌的细微之处，他都注意到了，而且他的理解完全切合我的词义，正可谓知音。那次论文评奖，坚持以论文本身的科学性为准，对文不对人。例如，信中谈到的那篇获奖论文，对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揭露，比当时其他论文确实更全面、更有深度。这有个背景。该文发表在1979年第5期。1978年下半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推动下，经济学界和经济管理部门就计划与市场问题在北京陆续开了一系列座谈会，会上从各个侧面摆出了我国计划经济实践中的种种矛盾、问题与弊病及其形形色色的表现。可以明显地看出，那篇获奖论文汲取和概括了这些座谈会议论的成果，包括思想和实例。所以，它不仅是作者个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应该说是吸收了集体智慧，当然这并不否定作者个人的思想加工。按照以文为准的原则，就该文内容看，予以入选，应该说是公正的。不过，在1983年下半年国内政治气候稍有变化的情况下，该文作者的行文倾向已表现出某种摇摆。这一点，我和我的一些同事当时就有所察觉。因此，我在文评中对该文作了如下概括的评论：“这篇文章于1979年第5期发表迄今近六年来，国内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有过激烈的争论，该文的观点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也是作者本人近几年来发表的文章中最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观点，因为它是从实际出发概括出来的结论。”这句话中有意加上“也是作者本人近几年来发表的文章中最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观点”这么一个有所保留的说法，无非是暗示该文作者近年发表的文章中也存在着经不起实践检验的观点。曾启贤教授很细心，也很敏感，尽管事先我从未同他交谈过这个背景，但他一读就明白了其中的含义，而且他显然赞同我的说法。不过，该文作者在80年代末期以后的学风表现离该文的科学精神愈来愈远，他在自己兼任主编的刊物上时而 ( 党的十四大以前 )撰文攻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而(党的十四大以后)又发表文章标榜自己是最早主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学者之一，这却是我当初始料未及的，未知已入九泉的曾启贤教授生前可曾料到。
四
曾启贤教授治学严谨。我向他约稿，心理很矛盾，一方面非常希望他能赐稿，给《经济研究》增色，另一方面见他花甲之年，工作之余家里还有那样沉重的负担，真不忍心再给他添加压力。因此，我在向他约稿时特别说明不限时间，他无论什么时候完稿，给我们，都欢迎。但是，他很认真，每次见到我，都要为未能交稿表示歉意，而且说一定要把自己感到满意的文章才能给《经济研究》。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1988年9月，他寄来了《稀缺和社会主义经济》一文，当即发表在该年《经济研究》第10期。可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是他生前给《经济研究》的最后一篇文稿。后来才知道，他临终前还在写另一篇文章，这就是《经济分析中的人》；这篇未完成的手稿，在他去世后，经他学生整理，发表在《经济研究》1989年第5期。那时我已不再主编《经济研究》了，恰在曾启贤教授逝世前夕，我离开了编辑岗位。
《稀缺和社会主义经济》和《经济分析中的人》二文，是曾启贤教授晚年致力于经济学研究方法探索的结晶。这两篇文章，同前面介绍过的《孙冶方经济理论体系试评》和《社会主义经济分析的体系初探》二文在思想上一脉相承，但理论更深化，概括层次更高，可说是他晚年的代表作。
《稀缺和社会主义经济》一文论述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实际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作者指出，资源配置之所以重要，就因为“相对于一定时期或一定时点上人类的需要，不论是人力资源或物质资源都是有限的”，这就是稀缺。他把稀缺和短缺明确地区分开来，“简言之，稀缺就是资源有限”，而短缺则是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弊端。同时，他指出，仅仅一般地承认“相对于人类需要，所有资源都是稀缺的”还不够，要进一步认识，“在一定时期，特别是在某一时点，不同资源的稀缺度是有差别的。因此，不同资源的稀缺度的衡量和比较，以及如何依据各种资源的不同稀缺度来配置资源，就成为经济分析的重要问题”。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通过经济学说史的概要考察，特别注意到稀缺和价值的联系。他写道：“价值问题的核心是节约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及其他资源”，而“稀缺……是节约和按比例分配劳动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依据，也是进行经济分析的前提”，这对社会主义经济来说同样不能例外。所以，“社会主义经济分析必须十分重视稀缺”。可是，“在始源于苏联30年代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没有稀缺问题的位置”，以致“实质上就否定了节约和按比例分配各种资源的依据。这样，各级决策人就可以凭借主观臆造的理论，用各色各样的理由和标准来使用和浪费资源”，“甚至随意破坏资源”。这就从核心层次上揭示了计划经济体制及其理论表现的根本缺陷。
作者接着分析了稀缺、资源配置和经济体制的关系。他指出：“资源配置是否合理是与生产力标准相联系的衡量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经济体制是资源配置的具体形式。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否定稀缺，有“体制上和决策上的根源”，这就是，“相信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完美无缺地配置资源，轻视或否定正常的市场机制及完善的市场体系在配置资源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在这里，曾启贤教授从稀缺分析出发，揭示了市场的无可替代的资源配置功能，实际上含蓄地提出了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这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决策整整四年以前。并且，90年代初，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谈话以前，我国改革的市场取向或市场经济论曾一度受到激烈的批判。这时曾启贤已离开人世。联系这个背景来读曾启贤的论文，更可看出他深厚的学术造诣和科学的现实洞察力。
《稀缺和社会主义经济》一文的立论，是作者在1983年和1984年发表的上述两篇论文中提出的命题的思路一贯的发展。1983年《孙冶方经济理论体系试评》一文就指出，适应于不同需要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和节约劳动“是决不可能被社会的一定形式所取消的自然规律”，它“不仅存在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条件下，也存在于自然经济中”；然而，“只是在存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它才以价值和价值规律为其实现形式”。“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之所以能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承认它，是同商品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承认它直接联系着的。既然客观上还必须存在商品生产，那么，适应于社会需要按比例分配劳动和节约劳动这一‘自然规律’也就不能不以价值和价值规律为其实现形式。”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论，曾启贤教授在该文中将社会需要的满足、节约劳动和按比例分配劳动三者的动态联系概括为“形成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核心”。他认为：“抓住这个核心，通过分析不同层次的经济运动过程，就能展开并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全貌。”在1984年《社会主义经济分析的体系初探》一文中，他对这个“核心”作了展开的分析。从他所说的这个“核心”所包含的三个要素，可以看到他1988年在《稀缺和社会主义经济》一文中关于“稀缺和价值的联系”以及价值问题的核心的论断的端倪，也可以看到他早就思考着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曾启贤教授未完成的遗作《经济分析中的人》一文，开宗明义回答了“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作者指出：“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正是在最应当尊重人的社会主义社会，却存在大量不尊重人甚至极不尊重人的现象。正是这种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才引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们越来越重视‘人’的研究。”“我的看法是，经济分析不应置‘人’的研究于视野之外。”
为了界定作为经济分析对象的人，作者首先对“经济人”概念作了经济学说史的考察，接着分析了“社会人”概念，然后论证两者的联系。他认为，“在人们的经济行为方面，‘经济人’的假设是不能完全否定的，是可以运用的，只要有限度。”作为“社会人”，“人的行为总是和需要、动机相联系的。”“人是有多种需要的，因此也就有满足这些需要的动机。”但是，“从最基本的需要（动机）出发引出的，自然是经济行为。‘社会人’仍以‘经济人’为前提。因此，似乎没有必要以‘社会人’取代‘经济人’作为经济分析的前提性假设，而是从‘经济人’过渡到‘社会人’。”“人的需要既然是多层次的，从而目标也就是多层次的。……即使是经济人，也不一定是单一的目标，可以是‘最优’，‘最大化’，也可以是在各种条件限制下的‘次优’、‘满意的’。”
经济分析的实质是利益关系的分析，因而作者提出经济的逻辑究竟“是从每个人到一切人，还是从一切人到每个人”这样一个问题。他的结论是：“在经济分析中，我们应纠正被颠倒了的逻辑，按照从每一个人到一切人，有了每一个人就有一切人的逻辑来思考问题”。他写道：“其实，任何整体都是相对于个体的存在而获得其意义的。”也就是说，脱离个体或凌驾于个体之上的整体，不过是虚幻的整体。他这里所说的“被颠倒了的逻辑”，正是指脱离个体的、高高凌驾于个体之上的虚幻整体。这不是单纯的理论推导，而是从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的痛苦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曲折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辩证法：正是在最强调整体（国家）利益的背景下，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也发展到了极端；正是在处处以‘全体人民’的利益来否定个人利益的时期，全体人民中的几乎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都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从而‘全体’便化为乌有。”尽管这种“被颠倒了的逻辑”是以“马克思主义”名义推行的，然而它同马克思主义恰恰是背道而驰的，作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一系列论述，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预言未来社会将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改革就是要在理论和实践上“纠正被颠倒了的逻辑”。曾启贤教授写道：“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要造成一种使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在为自身利益平等竞争的过程中，同时去增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机制。”
《稀缺和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人》二文提出了经济理论与实践中的两个根本问题，一个是由稀缺引出的资源配置问题，一个是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的地位问题。正如曾启贤教授所言，从苏联引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既没有稀缺问题的位置，也找不到人的地位。这两篇论文抨击的，正是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根基，以及作为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弊端。曾启贤教授一生最后的这两篇论文，是在他年逾花甲处于身心交瘁的境况中写出的，不仅对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表现出了一位心地坦荡的学者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是曾启贤教授留给我们的珍贵的精神遗产。
（编辑：熊晨玮；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