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明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21年19-20期
2019年10月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党中央国务院之前的相关政策文件提出过竞争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这些目标和定位，但把创新力和竞争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一起提出，这是首次。在2020年11月2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国有经济发展的新定位和新要求，新在“创新力”。创新力就是持续不断地产出创新的能力。中央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标杆和中坚，要率先提高创新力。
中央企业创新力亟待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譬如“北斗”指路、“天问”探测行星、时速400公里可变轨高速列车、“奋斗者”号潜入万米深海和人类探测器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等。然而，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中央企业的创新力总体而言还不强，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中央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低。研发投入强度为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之比。中央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过去几年一直在增加，但2019年时仍然只到2.07%，恰好是我国2015年的研发投入强度水平。2019年“《财富》500强”中有中央企业47家、美国非金融企业102家。前者的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为1.68%，而后者高达6.15%。
其次，中央企业的专利申请数少。PCT国际专利申请数是反映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2018年全球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排名中，中国有8家公司进入全球50强，但没有一家是中央企业。汽车行业中有日本电装、德国舍弗勒、日本本田和德国宝马入围专利申请50强。中国一汽和东风汽车都入围“《财富》500强”，但都未上榜专利申请50强。
再次，中央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上与世界一流企业差距大。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投入大、见效慢、失败率高。中央企业被寄予厚望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但现实中与世界一流企业差距较大。譬如，中国民用航空发动机研制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无投入使用的产品。
最后，中央企业的利润率和资产收益率低。企业创新力越强，市场势力就越大，产品也更具特色，从而具有更高利润率和资产收益率。因此，利润率和资产收益率可视作衡量企业创新力的综合指标。2019年“《财富》500强”上榜中央企业总资产、营业收入、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439.75亿美元、844.50亿美元、2.25%和6.10%，上榜美国非金融企业上述四个指标的取值分别为1670.80亿美元、843.65亿美元、7.95%和23.80%。不难发现，中央企业和美国非金融企业在总资产和营业收入上差别不大，但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都不够后者的1/3。
提高中央企业创新力是时代所需
首先，中央企业建成世界一流企业，需要提高创新力。
世界一流企业是在重要的关键经济领域或者行业中长期持续保持全球领先的市场竞争力、综合实力和行业影响力，并获得全球业界一致性认可的企业。企业要长期持续保持全球领先的市场竞争力，就需要长期具有市场势力（marketpower），而后者只能依靠创新力。市场势力的来源有政府准入管制、拥有独特资源、自然垄断和创新力等。但是，四种来源中只有创新力才能让企业长期具有市场势力。纵观宝马、丰田、英特尔、微软、默沙东和赛诺菲等世界一流企业，都是创新力极强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年年超过5%，专利申请数常年名列前茅。企业创新力不强，不仅不可能跻身世界一流企业，而且即使进入世界一流企业了也可能掉队，甚至被消费者抛弃。芬兰的诺基亚公司之前是世界一流企业，曾经连续15年雄踞全球手机销售量第一名，但因为没有及时投入智能手机的创新研发，不得不于2013年放弃手机业务。
其次，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中央企业创新力。
高质量发展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提高创新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要求不断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因此，作为中国企业骨干和表率的中央企业有责任并且也有能力当好技术创新主力军、排头兵。2011—2019年间，在国家最高级别的国家技术发明奖励中，中央企业每年获奖数都超过70项，并且获奖数占比由开始的27.5%上升到2019年的41.6%。
最后，适应和引领全球经济大变局，需要提高中央企业创新力。
当前，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下，美国特朗普政府采用了“实体清单”等系列措施限制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口相关技术，导致中国众多行业技术被“卡脖子”。这表明，大变局下“引进、吸收、模仿和再创新”的老路越来越难走通，不得不走自主创新的路子。企业在各类创新个体中居主体地位。中央企业作为企业中的领头羊，在开拓自主创新中责无旁贷。
提高中央企业创新力的对策建议
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众多提升中央企业创新力的政策。事实表明，这些政策落实得不够，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导致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中央企业还没有真正重视研发，尚未真正形成充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企业文化。因此，增强中央企业创新力的根本举措是要建立中央企业重视研发的体制，即加快推进国资委监管职能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使中央企业成为自主运行的独立市场主体，依托国内外市场竞争赋予中央企业持续创新的内在不竭动力。由于国资委监管职能转变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中期内应转变中央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重大工程的履约方式，强化市场竞争作用，通过政府公开购买服务和“揭榜挂帅”等方式，大幅降低直接委托单一中央企业承担研发的比例；短期内，强制要求技术被严重“卡脖子”的电信、电子电器等行业的中央企业提高研发强度，扩大股权、分红权激励的范围和增强其力度。基于这一思路，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创新投入和产出指标的考核权重，使中央企业成为原创技术策源地。
央企拥有丰富的研发硬件资源和人力资源，完全具备建成我国原创技术策源地的条件。央企目前已经设立4360个海内外研发机构、9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拥有上百万研发人才，229名两院院士，其中工程院院士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充分激发出这些资源活力后，央企完全可以成为原创技术的策源地。
使央企成为原创技术策源地，需要加大央企创新投入和产出指标的考核权重。国资监管部门已建立中央企业经营业绩考核指标体系，包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研发投入强度和专利数等。但是，现有指标体系更加重视国有资本额保值增值，导致不少中央企业纷纷涌向金融和房地产等高回报行业。对于各类中央企业，都应适度降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和经济效益指标的考核权重，提高创新指标的考核权重；对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中央企业，在计算经济效益指标时，可将研发投入视同利润加回。
第二，强化市场竞争作用，激发新型举国体制潜力。
新型举国体制是我国获得重大技术突破的宝贵经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举国体制自然具有行政配置资源的鲜明痕迹，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新型举国体制，是要在举国体制中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竞争提高研发效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核心技术研发可以探索“揭榜挂帅制”。“揭榜挂帅”制度的精髓就在于能最大限度地鼓励竞争。我国高铁技术的赶超是新型举国体制成功的典范之一。原国家铁道部作为高铁的唯一买方，通过“择优而买”促进设计和制造高铁的中央企业持续创新，实现了赶超。
“十四五”期间，国家瞄准众多前沿领域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时，应尽可能从中央企业“择优而买”，而不能委托单一的中央企业来承担。
第三，提高电信、电子电器、制药和汽车制造等行业中央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聚焦攻克“卡脖子”技术。
“《财富》500强”企业中，电信、电子电器、制药和汽车制造行业的中央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远远低于外国同行业公司；石油、煤炭、矿产和工程建筑行业的中央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高于外国同行业公司。正好是研发投入强度低的行业，技术面临“卡脖子”问题。
电信、电子电器、制药和汽车制造等行业的中央企业要大幅提高其研发投入强度，用于引进和培养高端研发人才和搭建科技创新平台，率先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高端研发人才是获得突破式创新的关键，华为能成为5G的领军者，就是一个生动案例。除此之外，中央企业需要投入更多经费构建行业协同创新平台，推进产业创新联盟建设，建立和完善开放高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互联网+”平台，推动产业互联网发展，促进跨界创新融合；搭建国际科技合作平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第四，扩大股权、分红激励适用范围，提高其力度，进一步激发研发人员积极性。
中央企业较早就实施了股权和分红激励制度。按照现有政策，非科技型中央企业不能对研发人员实施股权和分红激励。由于大多数中央企业都不是科技型企业，现有政策明显限制了它们提升创新力。现有股权和分红激励的力度过小，限制过严。譬如，股权激励方面，大、中、小型国有科技型企业的股权激励总额分别不得超过企业总股本的5%、10%和30%，企业用于股权奖励的激励额不超过近3年税后利润累计形成的净资产增值额的15%；分红激励方面，岗位分红激励方案有效期原则上不超过3年，分红激励对象获得的岗位分红所得不高于其薪酬总额的2/3。
作者简介
付明卫（1983-），男，土家族，湖南桑植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稿：刘益建；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