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社科院专刊》；时间：2018年9月28日

　　2018年9月28日，《社科院专刊》总第454期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成的文章：技术进步“悲观论”的逻辑缺陷。全文如下：

　　较之于对不同时代发明贡献的对比及由此而发的展望——无论是悲观的长期停滞，还是乐观的“大爆发”的前夜，深入思考以上的现实挑战，提高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可能才是有关讨论中最具价值的部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教授的近著《美国增长的起落》（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在学界、政界和公众间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作为长期研究创新和增长史的学术大家，戈登在此书中提出，在美国内战后的“特殊世纪”（约自1870年到1970年），得益于在电力、卫生系统、内燃机、化学工业、医疗、现代通信等领域的诸多“伟大发明”，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持续的技术进步与收入增长，而这又特别表现在1920年至1970年之间的“大跨越”时期。相较而言，在此之后发明创新的重要性逐渐降低，技术进步与增长也趋势性地放缓。为论证这一观点，作者不吝以大量篇幅，生动、翔实地记述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的历史，并着重突出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各种新发明及其推广对家庭生活、生产劳动、城市面貌，乃至社会组织形态等方方面面的革命性影响。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二战后发生的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个人及社会的影响则远逊于前代，并且主要集中在娱乐、通信、信息等领域，对衣、食、住、行、健康等方面的影响较小。通过这一巨大的反差，戈登进一步预言，今后“伟大发明”的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由此会直接导致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

　　此外，该书也用极小的篇幅提供了一些更为直接的定量证据，即对美国不同年代“全要素生产率”（TFP，指经济增长中不能被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等可辨识的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部分，又称索洛剩余）的估算和比较。其主要发现包括：TFP在1920—1970年增长最为迅速，而信息革命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发生在1994—2004年之间，但也低于以上时期。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最近的2004—2014年间，TFP增长已经降至1890年以来的最低值。戈登因此进一步预测未来创新的速度会停留在类似2004—2014年间的较低水平。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也在其名著《大停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中生动地指出，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发展中容易获取的经济资源与技术优势，即所谓“低垂的果实”已经殆尽，创新与生活水平的改善因此停滞不前。

　　然而，无论未来技术进步乃至增长的前景是否如其所料，上述以戈登等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悲观论”者都难掩两大关键的逻辑缺陷。

　　其一，相关作者忽视了不同发展阶段中，人的需求或者效用函数会发生变化，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引致的效用改变因此很难用同一把尺子衡量。事实上，无论从日常经验，还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等心理学理论看（此处仅参考其基本思想，而并非严格地遵循其理论框架），上述问题并不难理解。例如，生产率的改进及其带来的收入增加一般会首先致力于改善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如免于饥饿、寒暑、肮脏、拥挤等，其后的进步则会逐渐作用于精神层面的尊重、社会认同、自我实现等需求。又如，即使观察到某人的消费结构中听音乐、看电影，甚至做极限运动等所谓“非必需”的支出比重在上升，也完全不能推导出此人生活水准的边际改善在递减，更不能推断其收入水平增速在下降。显然，此处的“非必需”仅仅相对于某一特定坐标系，如温饱等生理需求。而对于已经解决这一层次需要的人，娱乐等活动又会成为新的“必需品”。因此更一般地讲，作用于较低层次需求的发明，并不必然就比作用于较高层次需求的发明更加重要，两者实际上处在不同的参照系中，很难直接对比。令人遗憾的是，戈登对这一需求层次的变化几乎完全无视，而是用单一的效用标尺来评判创新的贡献。按其逻辑，似乎一切发明的重要性都应通过其对人类的衣食住行以及健康等方面的贡献来衡量，而如果信息时代的发明在此方面的贡献减弱，则技术进步和相应的经济增长就会放缓。除此之外，戈登实际上并没有提出其他更为充分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未来创新速度将放慢，而不会再现甚至超过1994—2004年、甚或1920—1970年间的较快水平。

　　其二，书中关于技术进步的定量分析又牵涉“悲观论”的另一严重缺陷，即在相关的国民经济核算中，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是否被低估，以及低估的程度如何？在此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将戈登测算的TFP结果同另外两项颇具代表性的研究进行了比对，即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TED数据和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发现相关估算结果在数值上差异较小，且趋势一致。因此，有理由认为戈登展示的是按照现有的主流规范方法和常用数据所能得到的可靠估算。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相关核算框架自身存在先天缺憾：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还是与之相关的TFP，都主要适用于以实物资产与产品为核心的工业化社会。而随着二战后信息革命的推进，美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均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产业结构日趋服务化（特别是金融化）、信息成为重要但又近乎免费的生产要素、共享经济和零工经济等新业态方兴未艾、基于网络的交易平台和货币体系层出不穷等现象。显然，凡此种种都会大大削弱GDP、TFP等基本概念和核算方法的科学性与适用性，特别是导致许多创新发明、经济活动等被相关统计“遗漏”。这也是所谓的技术进步“乐观派”的代表人物，如布莱恩约弗森（E. Brynjolfsson）、麦卡菲（A. McAfee）等人的一个重要观点。对此，戈登虽然并不否认，但却指出，自GDP等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诞生以来，相关核算中对新发明、新产品的价值遗漏问题一直存在，因此各年代的GDP增速和生产率变化是可以比较的。然而此处的疑惑在于，这一遗漏的严重程度在不同发展阶段是否会有变化呢？根据以上论述，笔者认为相对于工业化社会，现有的核算体系的适用性在进一步转差，即这种遗漏更趋严重。但无论这一推断是否属实，这都是一个不应回避的议题。令人不解的是，戈登对此却选择了回避，即在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和证据的情况下，暗含地假设这种偏差程度始终不变，因此上述的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速和TFP可以直接对比。

　　总之，由于对需求的复杂性、层次性的忽视，以及核算遗漏等缺陷，技术进步放缓的观点缺乏说服力。当然，这并不必然使我们转向对技术进步乐观论的支持。事实上，无论观点如何，在对未来的预测中，人们都难以避免依据以往经验进行趋势外推的局限，但发展的复杂性、非线性、多向性等又使得历史往往成为对未来的坏的指引——对信息革命以来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经济活动，乃至社会变革更是如此。即便有时少数预测确能成为现实，人们对其科学性也很难评判：是严密论证的结果，还是简单的巧合，甚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既然未来难以预测，现实问题的重要性也就进一步凸显。较之于对不同时代发明贡献的对比及由此而发的展望——无论是悲观的长期停滞，还是乐观的“大爆发”的前夜，深入思考以上的现实挑战，提高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可能才是有关讨论中最具价值的部分。而未来的“好”或“坏”，都无外乎是我们今天作为的结果罢了！

　　关键词：李成；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悲观论；逻辑缺陷

　　原文链接：http://cass.cssn.cn/xueshuchengguo/jingjixuebu/201809/t20180928_4636834.html

　　附：《美国增长的起落》一书介绍

　　（编稿：王山、张佶烨；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