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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建设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

2018-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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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财经;时间:2018年122 

  2018年1月22日,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办、上海市黄浦区金融服务办公室协办的“金融与发展论坛:经济新格局 金融新使命”在上海UBPA成功举行。此次论坛的主要议题有“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新时代金融新使命”、“中国现代化体系建设”、“扭曲、赶超与可持续发展”、“美国减税背景下的世界经济展望”、“监管强化与银行业发展展望”、“2018分水岭:流动性尽头和勇敢者游戏”、“广义货币M2低增速之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平出席并发表演讲。演讲全文如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平

  非常高兴在这里做一个讲演,听着题目体系确实有点大。我想讲三个事情。第一,十九大报告提出来了现代化体系建设,有多层面的多个处来讲这个,但是我想讲的是中国经济想跨越发展阶段,你要没有一个现代化体系,你基本上跨过去,还能够跌回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现代化体系。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创新。刚才讲了四大产业体系,创新实业,创新和实业是一样,现在金融加上人力资源的企业。所以我们想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跨越这个过程,我们在哪个阶段,我们更为重视创新体系的建立。 

  第二个我想讲的是,我们现在讲的现代化体系,特别是跨越完小康以后,实现第二个百年的这个体系,我们是什么?不是一般的我们爱讲的工业文明的现代化体系,而是基于深度城市化的现代经济体系。这是我想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城市化率,2019年,超过60%,到2023年,我们超过65%。一个中国已经不完全是一个工业化任务,而是进入到后工业,更重要的是,基于不是一般我们称之为的城市化,而是深度城市化。 

  什么叫深度城市化?那就是我们这个时候的城市化,不是靠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的城市化过程,这个时候,城市的出生人口和农村出生人口和比重的自然成长,都会使城市化不断提高。所以我们更重视的,不是农民在向城市转型,而是城市居民自己的深度化发展。 

  我第二个主题叫基于深度化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第三个是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所谓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为你已经不同于工业化中的这一套集中控制解决物质生产的东西了,而是要讲到新的治理体系。这个新的治理体系的一个核心,一定是与人,与城市化公共服务有关。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想讲的,简单的来讲,要讲这么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听着还是过于隆重。那么我在这里选取一两个点来讲讲,让大家别云里雾里的现代化体系。

 

  这个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讲的,先讲时间的阶段。就是我们很清楚,2020-2035年,我们要全面建设成小康,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个初步实现的这种现代化体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这一阶段,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所谓的创新性的现代化体系。那么从这个时间,我们也不要太详细地讲这个东西了,大家在十九大报告里都耳熟能详,我们讲的是在一个阶段,我们就最近的,叫改革创新窗口,进入到在2035年之前,要实现我们最为重要的创新发展,建立好我们的现代化体系。 

  我们给大家指的在讲的阶段是什么特征,就是我们现代大概人均9000美金,我们到2025年应该突破到1.3万美金,这就是现在的高输入的下限,也是中等收入的上限,1.3万美金。我们就按正常的只要超过大致4-5倍的增长速度,无论如何,慢悠悠得也好,还是我们5-6倍的快一点也好,还是更快一点也好,反正这个是很容易,我们在九千美金的基础上,很容易突破我们的所谓中等收入的桎梏,进入到高收入的阶段。 

  中国现在来看,我们预计是大概到2025年,我们就能够达到高收入阶段,这个是我想给大家讲的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走是能走到这一天的,而且从现在的增长的惯性来看,这件事好像已经比较接近于目标。但是大家都知道,所有的国家,能达到高收入,如果你没建好现代化体系,我告诉大家一条,它可以回来,还可以重新跌回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做的图式。也有像墨西哥,转着转着又转回来。我们只是说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增长速度上,会超过现在,我们并不能保证我们建立好现代化体系,可能走着走着,还可能有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来自哪儿?各国的架构上就告诉你你件事,一个是经济结构,你是不是完成了现代化体系?是不是有足够的弹性、韧性?这样你才能够防止经济的过度波动。一个国家经济别停下来,你都有希望变成现代化国家。第二件事是一个国家不能遭到巨大的货币贬值,如果你遭到了20%的货币贬值,差不多也是要弯回来的。后发国家,这两条在赶到发达国家的时候,经常会遭遇到这两个冲击,第二个冲击来自于第一个冲击。你这个经济结构,还是比较扭曲,你的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不够,你的经济结构不稳,所以你走着走着又走回去了。 

  我只是在这里,跟大家要讲为什么像我们的中央会这么强调这种现代化,而这个现代化还不是我们原来意义上的几个产业现代化,我讲是一个整体的现代化逻辑。不仅是我们说的科技创新、实体经济、现代金融加上与人力资源相关的现代化,四大产业体系就完事了。而是以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它除了建立一般的产业结构上的概念以外,最重要的是基于深度城市化的这方面,而这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一系列创新。 

  但是我们现在从大致的角度看,还都是不错的。比如说我们经济结构现在比较均衡一点了,但是你也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时候,在工业比例上的现代化,仍是一直在发达国家的时候,是保持着比较长的时间,在30%。其实我们在2017年,已经掉到29%了,制造业,工业里头,制造业已经占到了29%了工业里还包含其他的一部分,整个制造业只有29%。 

  那么制造业保持得住保持不住,不是国内的需求,而是国际竞争力的结果。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距离现代化体系建设,各个角度来看,我们都有很多的挑战我们讲的制造业,制造业比高科技比重,占整个制造业OECD的说法,我们只有15%的水平,但是距离发达国家占据了25%还有一定的距离。而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制造业的份额掉下来了。这说明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是有压力的。所大家知道,制造业的核心,不在于纯粹的国内需求,而在于世界性的需求。 

  我们就不详尽地讲了,我们只是讲我们现在好像增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到2025年,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了高收入的阶段。但是我们现代化的一系列的几个指标,比如说对实体经济,刚才说了工业的这一块,我们比重还是下降很快,而且还需要提高质量。技术进步,当然这里有很多人算了,我们现在的所谓技术进步贡献率,要想我们中央讲的叫三转变一提高,核心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还在下降。所以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并不是说我们的收入达到或者超过高收入,我们自动就能完成现代化建设,我想这是我想给大家讲的一条,现代化体系,即使是产业结构看似很好,但是也已经隐含了一些挑战。 

  那么我们的三转变,高质量、新的质量、动力、效率,以及一提高,我们这一提高并不太好。我想讲,我们虽然收入增长了,很可能能够跨过多条线,但是我们内在经济体系想完成现代化,还需要很大的努力,而这个努力,也就是给我们的时间,也并不是说无限期。为什么?这就是我们想讲的基于深度城市化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很多人说中国靠城市化成就了很高速的增长,没问题,没有问题,可是这个增长我们再看,我们城市化率,我们用全世界比也好,还是我们自己的S形曲线比也好,我们基本的结论就是这样,这个结论偏差很小了。2019年肯定是61%,超过了60%。2023年,我们大概是65%,东亚基本上认为城市化就完成了。70%是全世界公认,所有城市化的整个大建设周期彻底结束。这个时间也就在2028年。所以我们的城市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要努力的要讨论新的城市化的阶段,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 

  我们还是基于很多的城市化的发展的,简单的我讲,过去一讲,为什么城市的房子能够涨价?是因为有很多农民工要进城,现在告诉你没这事,60%已经城市化率怎么提高?很多东西转移是小部分,现在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死亡率高,城市的人口已经占优了,年轻化、出生率、死亡率都低,自然就会使城市化衍生。这种自然过程,最多熬到,亚洲国家是65%,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所有的研究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不是基于简单的工业化,或者说称之为物质生产的这个现代化问题,而是基于城市中人和物的双发展的问题。所以这里头为什么这回产业结构里头一定要把一个以人力资源相关的产业,拉到这么高的高度?这是与我们的深度城市化其实在中央已经看得很明白了。 

  所以今天跟左教授聊天,美国财政开支1/3在医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基于深度城市化,你要干什么?就是提高人的广义人力资本的提高,包括教育、医疗、健康、文化,我们按中国的传统的话叫科教文卫体的发展,使之有创新能力。

 

  过去老说消费是最后,按照资本论的讲法,消费是最后环节。现在新循环说消费是最早的环节,先要消费到足够的知识和健康水平,才能够为下一轮的创新打下基准的人力资本。所以整个的循环体系在城市化的角度,都发生了变化,会把人力资源的相关产业变成了现代体系当中的第四,包括像金融的配置也是在这方面有很多。 

  我们在这里也不详细再讲了,因为我们见到很多消费成为了新的主体。为什么消费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主体?就是消费已经不简单是一个被动的需求,而是一个所谓的广义人力资本提升,未来能提高城市效率的一个关键。这里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件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就想不消费,不行!为什么?刚才已经说了,基于城市化达到这个水平,我们算过大概59、60的时候,城市化率到这个时候,大规模的基建不行了,投资率下降,消费比例上升,再扭曲它也不行。这些计算都是我们一些智库的成果,我们也要找机会再专门进行一些发布。 

  这个就很明显,你现在很多消费率上升,消费率上升,不管是全球数据也好,还是我们的审计数据也好,城市化率和消费率的替代关系非常清楚,就是以城市化率达到一定,消费率一定上去了。非消费如何做好成为问题。这里头我们给大家几张表之后,非常简单。你如果,你的科教文卫体,我们还使用中国的科教文卫体,美国就是广义的人力资本的消费比重,如果你不能够持续上升,那么你的基本问题,你的人力资本的提高就有限。

 

  我们看到美国是这样的,韩国基本上追上来了,墨西哥和中国,具有着很大的平衡型。

 

  大家知道2017年城市居民消费的价基本结构吗?29%是吃,22%租房子,13%是交通,就是你租的又远,我们现在的消费是吃、住、行,然后是衣服是6%,一般用品,加在一起,基本上80%没了,我们的教育,看着我们是花了好大力气想教育,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搞医疗,但是比重上不来,你的消费就被牢牢压在这儿了,我们的,大家还要知道,我们2017年的消费增长率,城市消费增长率,只有4.1%,4.1%里头还全是在我刚才说的最基础的增长,这是让人们感到我们的消费提升问题很大,我们现在的劳动者收入,还是上不来,我们还是想让资本多得一点,这一件事,还是中国未来要有深层次的要素价格和回报率的一些调整,否则的话,我们到了消费升级,但是我们升不上去。我们基于人的所有的投入,投不进去。这里面还有供给体制,科教文卫体,全是事业单位垄断的,对市场的反应很弱。未来是不是完全要靠市场?一会儿我们还要讲,为什么要讲到治理体系。你没有一个社会组织作为环节提供,光是市场两头乱窜,解决不了一系列的问题。这涉及到整个基于城市化,涉及到一整套新治理问题。我想我给大家讲的就是城市化核心的深度城市化核心是对人力资源的整个的人力资本的提升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东西。但是这一块做得很弱。 

  这一些比较我就不在这儿讲了,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就把这个逻辑要给大家说清楚。 

  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些发展的理念,我们都讲得非常好,而且很全面,但是我想讲的,关于人力资本的问题,要值得我们核心的讨论。治理体系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更为广泛的东西,我不想讲那么多,我只想因为政府治理,政治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其实根本性的是要改变财政体制,基于工业化的财政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深度城市化的财政体制了。我们刚才说的很多的,比如说地方政府负债问题,其实本质上就是因为我们的财政体制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公共服务需求。我再花几分钟讲讲我们治理中的关键。 

  基于工业化的,所有的税收,比重在不断下降,我们所谓工业化税收占整个税收的比重持续下降,我们整个的公共服务占我们整个的服务支出的比重持续上升。什么概念?就是我们现在的税收,都是基于增值税的,要到三个,第一个是增值税,第二个是增值税环节在生产。第三个是法人征收。这是我们基于工业化,向企业证书,生产企业环节就直接征了。 

  在国外可以在消费环节,比如我们在国外,买瓶汽水也有一个0.9的VAT,那也叫增值税。我们知道我们有个人所得税,但是实际上你的个人所得税是哪儿征的?是由法人代扣得,中国没有对自然人征税的法律安排。可能今年应该开始立法,中国没有真正的对个人有征税,或者家庭有征税的条款。这个事情,因为中国什么时候你们发现有了征税条款以后,你们可能不关心这个事,但是你们知道,如果有一个部门出来以后,你们应该有印象了,叫税务警察出现,你们就知道该向个人征了,不是向法人征了。所以我说你们也别这样说,新的工种, 税务警察出现,就是向个人征税就来了。 

  你为什么讲这么多呢?我就讲基于工业化,我们的城市化发展,我们大量的工业以去工业化,我们的税收来源越来越多。城市化需要的是大量的公共服务,科教文卫体,刚才说的医疗健康教育等等,比重越来越高,你这两种,而受益人、纳税人是企业,纳税人纳了很多税,要让城市的自然人享受服务,这就不符合纳税与享受服务的所谓的连接性。你们俩大致有点联系和匹配?没有。所以我们整个基于工业化的税收,深度城市化以后,必然要面临比较大的调整。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深度城市化以后,中国的从事权的地方支出,我们叫事权的分权化,事务的分权化,地方政府85%要地方支出。整个未来现在的这种情况非常有压力,压力来自哪儿?第一,我们现在的地方事务太多,支出太多,但是收入还是过少,不匹配。即使这样中央所谓的收入也控制不住了,已经从过去的中央占优已经持续降为中央低于地方,我们称之为事权分权指数。整个财政体制不去做改变就不行。 

  看这一组数据更明显。这是地方政府原来为了弥补它的收入,它为了弥补收入,我们讲的是土地出让收入,现在大家看土地厨房收入,土地出让面积,2013年是顶峰,2014年出让收入是顶峰,2015年土地基金为负。少卖地多控价格,土地抵押,大家再看,2013-2015年土地抵押的贷款收入。所以我们现在说地方政府为了弥补这个,已经从土地财政转向了土地金融,才能够弥补我们的公共服务的支出,要不然我手上没钱,我税收也不够,我支出的责任又大。所以这种,我们金融上的很多问题,本质上都与财政高度相关,还不光是它的,我们说这些地方政府脑子坏了,净干一些坏事,没有,干好事也缺钱。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要讲得,还是要说清,说透,财政问题,涉及到了金融问题。 

  所以我们也总结了一下深度城市化需要一系列的起码的税制改革。包括这些东西。当然这里面涉及到更为深层的一些调整,因为比如说本地服务,与本地纳税匹配提高,提高了公民对政府的监督,约束了它的法人转向自然人,而这些,都是一些新的税收的治理特性。所以没有一个财政体系的调整,我们很难释放出来。 

  比如说你要把科教文卫体全包给国家手里,既发展不出社会组织,又提供不了足够的效率,使我们的深度城市化有所提高。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跟大家想讲的,核心治理的现代化和治理体系建设,要从财政入手,而且要基于深度城市化的财政体系,而要改变过去基于工业化的财政体系进行转型,才能够推动整个的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我的讲演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注:上述文字来源于第一财经,图片来源于大国博弈论微信号,未经演讲者审阅) 

  关键词张平;现代化体系;深度城市化

  原文链接:http://www.yicai.com/live/5393206.html 

  (编稿:王山;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