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先国 等 4
内容提要：劳动者的市场地位取决于制度设计和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两方面。在制度设计层面，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之分和施行《居住证暂行条例》实现了城乡劳动者名义权利的平等，城乡劳动力市场整合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居住证摒弃了暂住证隐含的身份歧视，但现阶段仍承载着流动人口信息管理和公共资源配置的双重功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客观上制约着农村转移劳动者申领居住证和实际享有居住证权利。未来劳动力市场城乡整合应从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改善公共资源配置两方面发力，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关键词：居住证制度 人力资本 劳动力市场
姚先国，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LEPP)，邮政编码：310058，电子邮箱：cec_yaoxg@zju.edu.cn；宋文娟、钱雪亚，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LEPP)，邮政编码：310058，电子邮箱：ellen601@163.com，qianxy@zju.edu.cn；李江，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邮政编码：310058，电子邮箱：li-jiang@zju.edu.cn。
………………………………………………张 辉 12
本文认为，产业结构的演变，特别是产业结构高度的提升，是一国经济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体现。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转轨经济所释放出的产业和区域结构红利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
我国按照产业结构高度化测度指标来看，在1985年才从整体上越过传统社会阶段，进入钱纳里所界定的工业化初期阶段，在1998年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2008年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11年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与钱纳里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变迁轨迹有所不同的是，我国转轨经济的发展特征使得本应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才显示出对国民经济主导和引领作用的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和石油加工等重化产业就已经与工业化初期阶段特有的纺织、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等轻型主导产业一样，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此外，从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在1998年达到0.1之后，即进入工业化加速期的发展特征来看，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起点也早于钱纳里所界定的工业化中期阶段。这样看来，由于我国转轨经济发展特征所导致的工业化初期重化产业和轻工业双引擎作用，以致我国整个工业化进程不但在产业结构演变，而且在加速发展周期，特别是工业化中后期的转型发展上都要比西方历史轨迹来的快速和复杂。我国工业化加速发展进程中虽然仍依赖于以化学工业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为代表的传统重化工业，但是一些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业的快速崛起，已经在我国工业化加速进程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充分显示出我国工业化加速进程与工业内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调整是相同步的。
本文根据1987年、1990年、1992年、1995年、1997年、2002年、2005年、2007年、2010年及2012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或延长表计算得到影响力系数和推动力系数均大于平均水平的产业。本文假定该类产业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把所有这些主导产业称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群。从该类分析来看，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的产业驱动力主要来自于第二产业内部的资本等要素流动，最终需求带来的驱动性较小，第二产业的主导性非常强，在工业化进程中，第二产业不论是增速还是规模都是远远大于第三产业，不过我国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协同性相对于美国和日本是比较弱的。美国1987年之前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驱动力主要为第二产业，之后则逐步转变为第三产业，相对中国和日本，美国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发展关系最为协调。日本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的驱动力也主要为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在产业关联性方面远高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力以及国民经济对第三产业的支撑力都难以保证第三产业成为其规模最大的产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中国特别是美国那种几十年中不断涌现的新兴战略优势产业，日本的主导产业群在1970年后至今基本没有发生较大规模的改变，基本上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奠定全球竞争优势的第二产业的几个主要部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日本为什么会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会出现“失去的十年”和“失去的二十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产业支撑面一直处于良性演替阶段。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产业的完全环向系数变化轨迹来看，虽然，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整体驱动力也有了大幅提升，其总指数仍然与第二产业相距甚远，其演化成为国民经济源动力的发展历程仍然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国民经济的源动力无论在工业化初期还是中后期，始终都主要来源于第二产业，而且经过长期发展，第二产业对国民经济的驱动力也有了比较大幅度的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所依托的第二产业支撑作用基本处于不断强化之中。化学工业、石油加工和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重化产业是我国当前及未来一段发展周期内第二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所在。不过从2012年来看，随着第三产业中研究与试验发展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来看，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已经逐渐显现。由此说明我国2012年以来，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良性互动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未来如何通过第三产业带动第一特别是第二产业发展将是重中之重，也就是说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将是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
我们研究发现，我国第二产业增速波动幅度要明显高于第一和第三产业，可见我国经济无论加速发展，还是出现衰退都与第二产业高度相关。这也从另外一个层面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第二产业有一种自循环倾向即第二产业内部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产业内部投入产出关系，而没有实现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有效联动发展的投入分配关系。由于第二产业内部这种自我循环机制的高效运作，以致我国经济增长进程中不得不更加依赖于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要打破这种过度依赖投资的增长机制，必须打破第二产业内部自循环机制，实现第二、第三产业联动发展，即第二产业的投入最终要分配到第三产业，由此破除第二产业内部从投资到投资的内部循环机制，实现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投资和消费的有效平衡，最终实现我国经济增长进程中投资和消费的平衡驱动机制。根据统计公报，我国2013年三次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由2012年44.6%提升为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所占比重（43.9%），201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进一步上升为48.2%，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42.6%）进一步拉开差距。由此未来我国可以进一步通过第二产业供给改革来满足第三产业不断上升的需求变化，实现我国二产和三产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产业结构高度化 主导产业群 产业演进机制 要素流动
张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邮箱：nk94zhang@pku.edu.cn。
………………………………………………明 娟 曾湘泉 22
高质量就业是农民工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的关键，但当前我国农民工就业质量总体上偏低，普遍存在工资水平偏低、劳动时间长及安全条件差、社会保障与职业发展空间不足等诸多问题。如何有效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推进农业转换人口市民化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韩俊，2013；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13)。工作转换提供了一个劳动力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机制，甚至成为从业者提升就业质量(职位晋升和工资上涨)最快和最有效的一种方式(Perticara，2004)。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工作转换频率较高，频繁转换工作已经成为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和重要特征(白南生等，2008；高颖，2008；黄乾，2010)，不仅明显高于城市从业人员，也数倍于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劳动者( Knight，2004)，而且呈现出“短工化”趋势。农民工为什么要频繁进行工作转换呢？收入问题一般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对其所从事工作本身满意与否，第三是对技能和知识增长的追求（田明，2013），而基于工作原因的主动流动（收入太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劳动强度大、社会福利差等原因选择主动离开）往往占绝大多数（吕晓兰、姚先国，2013）。但频繁更换工作能否实现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
从不同理论视角进行的实证检验，也未取得一致结论，而对于工作转换是否促进了移民向上职业流动进而提升就业质量，实证结论也不尽一致。如“转换者-停留者”模型强调低生产率工人内在的不可观测特征，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强调专用人力资本的可迁移性，工作搜寻与匹配模型强调转换前是否具备就业质量完全信息，而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则强调制度分割与低技能岗位约束，不同理论视角的诠释存在较大差异，预期方向甚至完全相反。独特的户籍及其衍生制度约束，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章元、高汉，2011），为了谋求更好的待遇或发展，频繁更换工作，已经成为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当前就业的一种趋向，但工作转换能否提升其薪酬待遇，获得职业发展，从而最终融入城市？部分实证研究显示，这无助于提升其就业质量（严善平，2006；刘士杰，2011）。但研究采用的数据代表性明显不足，结论的说服力有待进一步考证。另外，对于工作转换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传导机制，也缺乏必要的分析，这些都需要利用更具有代表性的数据进一步拓展检验。
文章利用中国城乡劳动力调查面板数据，估计了工作转换对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工作转换对受雇就业农民工就业质量产生显著负效应，而从就业质量分指标估计来看，工作转换对收入、养老保险和劳动合同产生显著负效应，而对工作时间则有显著正影响，农民工工作转换不仅没有带来收入的提升，反而会增加工作时间，也不利于受雇农民工养老保险缴纳和签订长期或者固定劳动合同。而稳健性检验也进一步显示，工作转换对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跨期效应，会冲减部分负效应。工作转换对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均产生负效应，但工作转换对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负面影响更大，老一代农民工工作转换需要付出更多的转换成本。
工作转换不利于受雇就业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那么作为理性个体的农民工为什么会选择工作转换呢？工作转换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传导机制又是什么？文章进一步分析工作转换影响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传导机制，发现：受雇农民工工作转换以自愿性为主，大部分受雇者进行工作转换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目前的工作状态，提升就业质量，但工作流动并没有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这可能与三个机制有关：就业质量信息传导机制、专用人力资本迁移机制与分割劳动力市场约束机制。具体来讲，就业质量信息传导机制体现在，农民工工作转换可能在转换前并没有掌握充分的就业质量信息，转换工作后的工作质量往往低于预期，只能通过反复变换工作来调整，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春节返乡过年间歇性退出劳动力市场。间歇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再重新搜寻工作的转换方式，并不利于提升农民工工资水平。因为节后重新找工作会面临大的搜寻成本，搜寻时间较短，很难得到充分的岗位就业质量信息，“试错式”的重复跳槽可能成为它们追求更好工作岗位的主要方式。专用人力资本迁移机制体现在，工作转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正规教育的投资回报率，但是降低了培训及工作经验的投资回报率，即专用人力资本的迁移性较差，农民工工作转换后难以在新岗位上发挥前期积累的专用人力资本优势，仅仅发挥了通用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正规受教育程度)。分割劳动力市场约束机制体现在非技能或者低技能的农民工主要被约束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只能定期或者周期性在低工作职位之间转换，无法实现职业提升，反而因频繁跳槽腐蚀工资收入。身份和户籍制度限制形成职业分割，把农民工束缚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缺乏职业发展空间和职业晋升机制，虽然能依照自己的意愿转换工作，但无法突破制度壁垒实现职业地位提升。另外，在双重分割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更具根本性，频繁的工作流动反而不利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削弱其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这一结论有较强的政策含义，要求我们在关注农民工就业质量时，一定要关注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实现农民工稳定就业、适度流动。在短期，可通过移动互联网搭建多维就业信息平台，及时准确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服务。同时强化职业培训和职业指导，提升农民工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促进就业匹配和就业质量提升。而长期来看，一方面，应加强农民工就业保护立法和就业保护法律的执行度，有效解决农民工就业“三低两多”问题(劳动合同签订率、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以及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工伤和职业病以及劳动争议较多)，促进其稳定有序就业，改变高流动性、盲目性乃至无序现状。另一方面，应在根本上从户籍改革入手逐步消除劳动力市场制度壁垒，实现农民工永久性迁移。
关键词：农民工 工作转换 就业质量 传导机制
明娟，广东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邮政编码：510520，电子邮箱：mingjuan520888@126.com；曾湘泉，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张成刚 李彦敏 34
生产率的提升是中国30多年来GDP增长的重要来源。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及劳动参与率的不断下降，潜在增长率降低将成为必然趋势和常态。在这样的趋势下，生产率提高对于保持和提升现有产出水平的作用将更加重要。因此任何可能加速或阻碍生产率的政策都应受到更多重视。雇佣保护政策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其对生产率的影响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
大量文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了雇佣保护对生产率的影响。由于雇佣保护会降低企业解雇与招聘的效率，从而降低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导致企业无法解雇工资率高于边际生产率的工人，最终会降低企业的生产率（Pissarides,2001）；但另一方面，雇佣保护会促使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劳动关系的长期化也会刺激企业和员工增加企业特殊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高生产率水平。与雇佣保护对就业量影响的模糊结论相似（Lazear,1990），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证层面尚未给出雇佣保护对生产率影响的一致结论。但更多的实证研究证明，在短期内雇佣保护对生产率有负向的影响（DeFreitas and Marshall，1998; Autor,Kerr and Kugler,2007）。理论和实证研究中的矛盾差异产生了对我国雇佣保护制度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的需要。
我国雇佣保护制度的演进遵循了体制内不断赋予企业解雇权利，体制外从低保护或者无保护到2008年提高雇佣保护水平的两条线索。2008年之后，包括《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和《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法》等一系列涉及雇佣保护的相关法律出台，无论从解雇理由、解雇程序还是解雇补偿等角度看，都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劳动力市场雇佣保护的水平。《劳动合同法》尚未出台之前即成为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与之前的劳动规制相比该法律进一步限制了用人单位对劳动合同的解除权。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款，遭到了多数企业主的质疑和批评，认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增加了企业经营成本，不利于经济发展。该法实施前后，国内劳动经济、劳动关系学界曾经就该法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展开广泛讨论。论争的焦点之一就是无固定期限合同等涉及雇佣保护的条款是否会对企业生产率造成的负向影响。由于缺乏数据的支撑，正反两方的观点主要停留在学理层面。国内目前仍然缺乏实证研究，厘清当前劳动力市场环境下，雇佣保护与生产率之间具体关系。
本研究运用2003-2012年的行业面板数据，利用雇佣保护制度变动的准实验机会，通过构建行业自然解雇倾向指标区分实验组和对照组，估计了雇佣保护制度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以下简称TFP）的影响，给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雇佣保护制度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回答。
本研究使用行业的自然解雇倾向来区分实验组和对照组。不同行业的企业和员工面对着不同的市场环境与生产过程。各个行业的员工队伍调整速度有天然的差异，可以把这种行业之间就业调整速度的差异称为行业的自然解雇倾向。Bassanini(2009)中论述了在某些行业中，基于该行业特定的技术因素和市场驱动因素，往往较其他行业有更高的调整和重整员工队伍的需求。Haltiwanger et al(2008)和Bassanini(2009)等运用跨国数据对不同行业的工作流动率和解雇比率的分析表明，行业的解雇倾向排序在不同国家之间变动非常小，说明有一些行业特定的因素在影响着这种倾向。尽管在法律层面上，雇佣保护程度的提高是普遍适用于各个行业的，但在经济实际运行中雇佣保护的提高对各个行业解雇成本的影响和冲击却不同。自然解雇倾向更高的行业以大规模的需求波动或快速的组织或技术变化为特点，这样的行业在解雇成本提高后更不愿意招收新的工人（Skedinger，2010）。也就是说调整员工队伍倾向越大的行业，雇佣保护所带来的成本就越大。雇佣保护程度上升后，这些行业受到的影响更大，其生产率变动的幅度可能也更大。从而可以得出，那些更有可能通过解雇来调整其劳动力的行业，雇佣保护制度对其生产率的影响就越大（Damiani et al，2009）。
数据方面，本文利用Fraser Institute制定的经济自由度指标中的雇佣和解雇自由度指标来推算雇佣保护指标。根据我们的推算，2000 -2007年间我国雇佣保护程度相对平稳，但在2008年达到了最高值，之后便不断下降，这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准实验机会。对于行业自然解雇倾向的指标，本研究运用《中国工会统计年鉴》中各行业因开除、除名和辞退而导致的劳动争议的数量计算各行业受雇佣保护法规程度影响的变量作为代理。在控制行业规模的基础上，某一行业由于企业解雇雇员或离职而导致的劳动争议越多，说明该行业受雇佣保护制度的影响就越大。我们定量行业指标和定性行业指标构造了行业指标函数：本研究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代表生产率的指标。生产函数输入变量为行业就业人数与行业固定资本投入。行业的各项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研究结果显示，雇佣保护程度对生产率水平和生产率增长速度都有影响。雇佣保护指标提高1个单位，高自然解雇倾向行业的生产率增长会比低自然解雇行业的低0.46%。更高的雇佣保护使得高自然解雇行业的生产率水平相对低自然解雇行业低0.15%。雇佣保护对生产率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都非常显著。为了解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内生性困难，本文使用行业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和外商投资合同数作为代理国际经济环境的控制变量。在放入控制变量后，所得到的结果与上述仍然相近。这说明雇佣保护严格程度越高，高自然解雇行业的生产率增长与低解雇行业相比下降，生产率水平低于低解雇行业。但总的来说，雇佣保护变动对生产率水平和增长的影响比较小。
关键词：雇佣保护 生产率 《劳动合同法》
张成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037，电子邮箱：zchengg@163.com；李彦敏，中国就业研究所，邮政编码：100036，电子邮箱：liyanmin1118@163.com。
5、教育与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阻滞——兼论我国部分农村“宗教热”
………………………………………………阮荣平 等 4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部分农村信仰结构发生了巨大且迅速的变化，出现“宗教热”。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年中国信教比重仅为6.1%，而2011年信教比重则增加到了13.4%，是2003年的2倍之多。另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于2008-2009年间所做的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CASSCS2008-2009），在我国具有基督教信仰的个体中，1965年及以前信教的占3%，1966—1981年间信教的占5.7%，1982—1992年间信教的占17.9%，1993以后信教者所占比重则高达73.4%。在信仰的城乡分布中，宗教信仰群体更多地集中在农村。世界价值观调查（WVS）2007显示，农村居民有明确信仰的比重为23.26%，比城市居民高出3.19个百分点。
那么为什么信教者会越来越多？农村“宗教热”究竟缘何兴起？政治的敏感性、数据的可得性、世俗化理论的统治性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宗教研究的滞后。很少有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严肃的实证和理论分析。本文从代际传递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基于信仰人力资本理论和文化代际传递理论，本文构造了信仰代际传递的简单模型。该模型显示，在非完全移情机制作用下，父母有使孩子与自己信仰一致的激励。而由于文化防卫机制的作用，小群体的信仰排斥度往往大于大群体，因此小群体使子女与自己信仰一致的努力往往会大于大群体。由此则会导致小群体信仰的代际锁定效应大于大群体。总体而言，在当前中国大多数农村，信教群体的规模往往小于非信教群体，因此上述结论表现为有宗教信仰群体的信仰代际锁定效应大于非宗教信仰群体。但是家庭并不是子女信仰人力资本积累的唯一途径，家庭外的社会化也会对孩子的信仰人力资本积累有显著的影响。当子女从家庭外获取的信仰人力资本与从家庭内获取的信仰人力资本属性一致时，家庭外的社会化会强化家庭内社会化的信仰代际锁定效应；而当从二者获取的信仰人力资本属性不一致时，家庭外社会化则会弱化家庭内社会化的信仰代际锁定效应。由于学校教育与有宗教信仰家庭在信仰方面的差异，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会弱化有宗教信仰家庭的代际锁定效应。
基于对安徽阜南地区的调查，本文对上述模型进行了检验。本文的经验分析表明，家庭信仰具有显著的代际锁定效应，无论是宗教信仰家庭还是非宗教信仰家庭都能较为成功地将信仰传递给下一代。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健康状况、家庭收入、耕地面积以及村庄固定效应之后，相对于父母都不信教家庭，如果父母中有人信教，那么子女信教的概率就会增加36%之多，并且这一结果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是相对于非宗教信仰家庭，宗教信仰家庭的代际锁定效应更高。与非宗教信仰家庭相比，宗教信仰家庭的信仰代际锁定效应更大，父母有宗教信仰家庭中子女与父母的宗教信仰保持一致的概率比父母没有宗教信仰家庭中子女与父母的非宗教信仰保持一致的概率高出47%之多，并且这一差异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再者，学校社会化对宗教家庭社会化存在替代效应，可以显著地降低宗教家庭的信仰代际锁定效应；而对非宗教家庭社会化则存在互补效应，可以显著地提高非宗教家庭的信仰代际锁定效应。在非宗教信仰家庭中，与低受教育程度者相比，高受教育程度者信仰与父母信仰一致的概率要增加14%；而在宗教信仰家庭中，高受教育程度者比低受教育程度者与父母信仰一致的概率要下降5%。
此外，本文还对信仰代际传递的作用机制以及福利效应进行了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信仰人力资本是信仰代际传递的重要机制之一，信仰代际传递可以显著地增加家庭福利。在控制了家庭其他成员的信仰状况以及亲戚朋友的信仰状况以后，父母的信仰状况与子女的信仰状况依然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与信仰没有得到成功传递的家庭相比，信仰得到成功传递的家庭家庭成员关系更好，发生吵架的概率更低。这些结果印证了本文理论模型假设的合理性。本文的经验研究还表明，在信仰的代际传递中，父亲和母亲的信仰状况都能显著地影响子女的宗教信仰，说明无论父亲的信仰还是母亲的信仰都具有代际锁定效应，但是二者传递其信仰的机制却存在显著的不同，父亲信仰的代际传递主要是通过婚姻匹配，而母亲信仰的代际传递则主要是通过社会化等直接作用渠道来实现。此外，信仰的同质性也是影响代际传递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对于信仰异质性家庭（仅父亲有宗教信仰和仅母亲有宗教信仰等家庭类型），信仰同质性家庭（具体包括父母都没有宗教信仰和父母都有宗教信仰等家庭类型）的信仰代际传递能力更高。信仰同质性家庭对子女信仰的影响强度比信仰异质性家庭大约高出191.67%之多。
宗教信仰的强代际锁定效应在一定程度解释了近年来中国部分农村正在发生的“宗教热”。由于宗教信仰家庭的信仰锁定效应大于非宗教信仰家庭，因此，在非宗教信仰家庭长大的孩子转信宗教信仰的概率要大于在宗教信仰家庭长大的孩子转信非宗教信仰的概率。与此同时，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不同信仰群体的生育率基本一致。这一定程度上则导致了宗教的发展。
关键词：代际传递 锁定效应 人力资本 信仰 社会化
阮荣平、郑风田，中国人民大学，邮政编码：100872，电子邮箱：rrp34@126.com，zft2000@126.com；刘力，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电子邮箱:liulicau@126.com。
6、金融结构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实证研究
………………………………………………林志帆 龙晓旋 57
本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尝试解读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间的联系。在经济增长理论中，长期增长的实现有赖于技术进步的持续发生，对于众多历史上“积贫积弱”、在当代苦苦求索繁荣富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推动技术进步便成为政策制定的核心议题。
文章首先从观察世界经济发展中一大典型事实出发：在经济发展水平的连续谱上，世界各国的金融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从“银行主导”向“市场主导”演变的趋势——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金融体系则逐渐偏重于以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为主的金融市场。对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一个动态发展、持续转型的经济中，实体经济部门的需求特征将引致金融结构的演变。林毅夫等（2009）、龚强等（2014）阐释：“当产业的技术和产品较为成熟时，风险相对较低，资金回报较稳健，银行是更加有效的融资渠道；而在技术前沿的产业中，创新和研发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都较高，金融市场能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具体而言，在技术简单、风险较小、多数企业融资期限较短的情形下，由于银行能够有效地收集“标准化”的企业内部信息、审核项目风险、评估抵押物价值，而企业也无需支付诸如财务报表审计、信息公开等固定成本。银行融资在减小市场摩擦、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具有优势。而且，贷款合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也使银行更有动机对企业融资项目的风险进行事前评估与事中监督，合同的强制力便于其对企业施加压力以督促贷款偿还，有助于规避制度环境不完善的金融市场中常见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一国合适的金融结构应当以银行部门为主。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与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一国的比较优势逐渐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演进，所运用的技术较为先进、接近世界前沿，持续的技术进步有赖于研发创新的成功。而研发创新活动天然地具有高成本、高风险的特征：对于企业而言，研发活动失败的概率往往较大，此时企业无法偿还银行贷款，面临破产清算的风险；对于银行而言，即便银行可以拍卖企业的抵押资产以抵减贷款本息的损失，法律程序的时间成本与交易费用仍使银行得不偿失，这便形成了“双输”局面。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即便企业的研发创新取得成功获得超额利润回报，但银行也只能按照贷款合同获取本息收益，难以对研发的成功“分一杯羹”。只能“共苦”、不能“同甘”便意味着银行最关注的是企业能否按照合同的约定到期还本付息，而非其研发绩效。研发创新活动的风险-收益特征与银行偏好的错配使其缺乏提供资金支持的经济激励。此时，金融市场的支持对于实现持续的技术进步变得更为重要。权益型融资便是一种能够实现“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机制，这使得资金的供给方有激励为高成本高风险的研发活动提供支持。在制度环境相对完善、信息获取成本较低的发达市场中，股票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的专业研究人员可以对企业研发项目的风险-收益状况进行充分的评估与监督，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收益偏好做出投资决策。此外，在金融市场上，投资的风险分散于众多个人与机构投资者间，任何投资者所承受的风险仅以出资额为限，同时还可以运用灵活多样的金融产品与衍生工具实现有效的风险管理。相对于银行独担大额贷款风险而言，这种融资安排有利于扩大融资规模。
基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与现有文献的理论分析，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为新结构经济学的金融结构理论提供经验证据。我们整合宾大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Database）及“金融发展与结构数据库”（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Dataset）中的相关变量，构建了50个发展中国家从1985—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实证部分的基准回归选定TFP增速为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以金融结构（银行部门/金融市场）与一国相对于世界技术前沿的距离的交互项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模型中还对金融部门的总规模（银行部门+金融市场）、农业部门比重、贸易开放度、政府规模、国家固定效应、年度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结果显示，金融结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取决于一国与世界技术前沿的距离。在远离前沿的技术水平上，偏向银行部门的金融结构对技术进步具有正向影响，但其影响在接近前沿的技术水平上转变为负。文章进而运用另一种模型设定（TFP对金融结构变量本身进行回归）与分位数回归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同样支持前述结论的成立。
文章的另一贡献在于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现实中金融结构转型阻滞导致一国陷入“增长陷阱”的原因。Acemoglu et al（2006）指出，经济发展的初期主要依赖“投资驱动”战略，通过吸收和模仿现有技术实现快速增长；当技术水平逐渐接近世界前沿时，则应适时地向实现向“创新驱动”战略的转变。在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如果相应的制度安排无法为其提供支持，技术进步将不可持续，该国就有可能陷入“非收敛陷阱”，难以实现长期增长。我们认为，如果将金融结构的安排视为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配套制度”，如果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结构不能适应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风险-收益特征演变的需求，金融结构转型阻滞便很有可能是“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一大诱因。那么，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偏向银行部门的金融结构在其社会成本已然高于其收益的情况下得以延续？我们认为，在一国发展的早期，银行部门的扩张得益于来自“投资驱动”战略与简单的技术吸收模仿的需求，丰厚的经济利润可能使其逐渐形成特殊利益集团（special interest group）。在经济发展的中后期，尽管研发创新的风险-收益特征与银行融资不相匹配、“银行主导”金融结构的社会成本显著高于其收益，然而银行为了维持其业务份额与市场地位、保护自身利益，便有动机阻挠金融市场的转型与发展。此时“特殊利益集团”的行为与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并不一致。如果银行部门的经济力量得以通过“政治献金”、贿赂或游说等方式“收买”政治权力，便有可能阻碍金融结构向“市场主导”转变。缓慢的金融结构转型使得研发创新活动难以得到资金支持，进而导致技术进步停滞。我们同样为“政治经济”假说提供经验证据：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一国银行业较高的行业集中度对存贷款利差（超额垄断利润的代理变量）与偏向银行的金融结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大型垄断银行的“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很可能是一国的实际金融结构偏离其最优结构的原因之一。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中国的现实具有明晰的启示意义。一方面，促进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型，规范地发展沪深股市，探索在新三板、区域股权市场、众筹、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新的融资模式，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将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资金杠杆率，使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的研发创新服务；另一方面，开放银行业竞争、促进中小股份制银行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改善中国的资金配置效率，还可以降低银行业集中度过高的“政治-经济”风险，避免大型垄断银行对金融服务创新与金融结构转型的负面影响。一言以蔽之，处理好金融体系的“大结构”转变以及银行部门内部的“小结构”问题，为“万众创新、大众创业”提供金融支持，将成为实现中国持续技术进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金钥匙。
关键词：金融结构 技术进步 政治经济分析 新结构经济学
林志帆，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邮政编码：361005，电子邮箱：lopez193@foxmail.com；龙晓旋，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邮政编码：510006，电子邮箱：sylvia_longxx@foxmail.com。
………………………………………………严佳佳 等 69
自1965年Eugene Fama提出有效市场假说以来，市场有效性一直是股票市场研究的重点。近40年间，大量实证研究选择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的股票市场进行了有效性检验，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是通过分析股票市场的公告效应来说明问题的。公告效应是指一个信息公告对市场未来一段时间产生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对股市公告效应的比较研究主要涉及盈利公告、增发公告、增持公告、可转换债券发行、公司债券发行等事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国外学者基于发达国家股票市场数据对公告效应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是由于国内外股票市场投资理念以及监管方式差异明显，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我国股市的参考价值有限。在针对我国股市的专门研究中，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研究变量、样本数据，得出的结论也可能存在矛盾。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沪港通”的开通能够成为检验和比较上海股市、香港股市有效性的最典型事件。这是因为相对于其他成熟的国际金融市场，香港市场与内地联系最为紧密，因此最适合作为内地股票市场有效性研究的参照体，而“沪港通”的开通对两市产生了同步影响。因此，本文从超额收益率检验、股价波动性检验等方面针对沪、港股市进行实证检验“沪港通”事件的公告效应，对两市有效性进行判断和比较，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提高沪市运行效率，为即将推出的“深港通”等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开放性政策提高借鉴和参考。
本文针对“沪港通”公告效应在两市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通过两市的信息反应程度进行市场有效性的比较。以“沪港通”包含的所有成分股为研究对象，利用2014年2月21日至2015年1月30日之间的日度数据，运用事件研究法对“沪港通”所产生的公告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事件研究法是目前检验股市有效性最常见的研究方法。该方法以影响股票价格的特殊事件为中心，通过某一事件发生日前后股票价格变动来观察特定事件对股票异常收益率和累计异常收益率等指标的影响，从而判断市场对此类事件的反应。本文实证研究按照以下思路进行：第一步，进行异常收益率的显著性检验。先对整个事件窗口内两市总样本的异常收益率进行检验，再进行事前、事中以及事后三个区间的异常收益率显著性检验，最后结合事件窗口内的单个样本异常收益率检验和交易量检验以进一步判断两市异常收益率的显著性。第二步，对两市股价波动性进行检验和比较，判断两市是否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比较事件对两市的影响大小。第三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判断两个市场对信息反应的先后顺序。具体而言，本文检验了样本总体、样本个体在“沪港通”事件的事件窗口和公告日的异常收益率的显著性特征，分别对平均累计异常收益率和累计异常收益率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港市的显著性要大于沪市。通过对事件窗口内平均收益率和异常收益率的直观比较，解释了样本股数量对两市的平均收益率和异常收益率的影响。此外，两市股票交易量的检验说明在“沪港通”事件公告的事件窗口内两市的交易量都有明显的放大。波动性检验结果说明两市对共同事件都存在明显的波动性差异，从统计量比较可以发现港市产生的波动性差异明显大于沪市。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沪港两市存在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并且港市变化引起沪市变化的可能性比沪市引起港市变化的可能性更大，这说明了港市比沪市对信息更为敏感。因此，港市对“沪港通”事件公告的反应比沪市更显著，即港市的市场有效性明显要强于沪市。这与“沪港通”开通之后的额度使用情况、市场运行状况基本相符，有效性的差异导致目前并未出现两市定价趋同的预期效果，北向交易呈现机构投资特征，而南向交易呈现散户特征，是典型的市场发展初始阶段。
作为一个新制度，“沪港通”推出后必须经历一个完善的过程，针对已经出现的问题进行制度的改善有助于未来更好地迎合市场需求。本文认为只有从本质上改善上海股市有效性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投资者，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未来可以在逐步降低投资者进入门槛的过程中，逐步放开每日额度和总额度的限制，增加可以参与交易的股票数量、丰富交易类别，以提升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和市场活跃度。第二，采取补贴香港本地券商针对“沪港通”部分的投入等措施，降低券商成本，提高券商参与“沪港通”的积极性，以达到增加投资者交易渠道的目的。第三，部分“沪港通”新措施的推出过多注重象征意义，应该加强市场实用性。
本文的研究取得了有益的结论，但是“沪港通”毕竟刚刚起步，使结论存在一定局限性。但是本研究有利于了解“沪港通”产生的公告效应在沪、港两市的对比情况，为未来更深入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对即将推出的“深港通”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有助进一步促进内地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
关键词：“沪港通” 公告效应 事件研究法
严佳佳、郭玮、黄文彬，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350001，电子邮箱：yanjiajia_416@aliyun.com。
8、“共享经济”的知识经济学分析——基于哈耶克知识与秩序理论的一个创新合作框架
………………………………………………谢志刚 78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以Airbnb房屋短租、Uber、“滴滴快的”租车拼车等为代表的“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迅速崛起。此种新经济模式以个体消费者之间的分享、交换、借贷、租赁等共享经济行为为基本特征，也被称为“分享经济”。“共享经济”的概念尚未统一，界定也不很清楚，在经济学理论中分析尚未真正展开。正统经济学理论可能忽视了共享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经济的观点，哈耶克的知识和秩序理论能够对共享经济的兴起提供一个较为深入、全面和独特的解释视角。
哈耶克知识与秩序理论基本要点在于认为知识在社会之中的有效利用是社会经济的核心问题。知识除了客观的、可编码的显性知识之外，还存在着分散于无数个体的隐性知识。资源配置效率的深层次逻辑乃是知识增长和利用效率。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演化理论是在其知识理论基础上的逻辑展开。
基于哈耶克知识和秩序理论，本文将企业组织的认知聚焦模型拓展为更具一般性的知识模型。根据哈耶克的“分散知识”理论和“默会知识”概念，模型将知识划分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两种类别。考虑两个个体的经济交往互动，隐性知识的不同决定了个体认知模式的差异，据此定义两个个体认知异质性。将个体的知识结构推延至社会层面，社会认知异质性反映了社会整体知识结构特征，即可编码的显性知识占所有个体全部知识之中的比例。
个体的经济交往活动中“合作—竞争”收益与认知异质性相关。模型假设合作需要双方具有一定相互了解，对于各自状况、目标存在一定的共识。在简化意义上，双方的知识结构越相似，则合作的机会越高，合作的收益也越高。由此，模型假定个体的认知异质性决定了在双方交往活动之中“合作—竞争”关系及其收益部分。
个体经济交往活动之中的创新作用也与认知异质性相关。模型假设具有不同背景和知识结构的个体容易相互启发，差异越大的个体知识结构越容易引发创新的产生，而相近知识结构则不容易产生。在个体社会经济交往活动，特别是合作生产之中，知识结构的认知异质性对于创新及其收益起着促进作用。因此，此模型假设个体的认知异质性决定了在双方交往活动之中“创新”收益部分。
综合上述认知模式的“合作—竞争”和“创新”两个方面作用，在此框架之中得到社会经济交往活动的倒U型收益函数。其中最优点意味着在个体交往活动之中存在着知识结构差异的最适点，交往活动可以取得最大收益。
基本分析框架可以拓展到两个个体的多次交往、多人、社会整体等多个层面，并分析其交往活动的知识过程。在社会层面的交往活动之中，由于社会知识结构的动态变化，出现了一个新的收益曲线跳跃的动态方向，即由于重大科学技术进步导致的人类交往基础设施的改进，增加了交往活动的机会，从而使得社会收益曲线向上拓展。从微观上看，科学技术进步完全可能在“合作—竞争”和“创新”两个方面提高了其收益曲线的位置，进而也扩展了社会收益曲线。
由此框架可以识别出社会整体层面上的知识与合作秩序存在着三类不同性质运动方向。第一类为社会知识结构的转变为组织强化方向，此时社会认知异质性过高，强化共识和合作，改变知识结构减少社会认知异质性可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第二类为相反的非组织化方向，表明社会知识结构过于同质化和僵化，社会发展陷入守旧停滞，需要更多地容忍异端，强化知识异质性和创新作用，能够提高社会整体福利。第三类则是知识基础进步带来的社会收益曲线上移。交往扩大以后，社会层面同质性与异质性都增强，收益增加。与前两种发展方向不同的是，前两者可以建立在社会总知识存量不变的条件下实现社会收益的增长，而此种收益曲线上移更多地反映了社会知识增长本身的作用。
“共享经济”模式的出现正是此基本模型之中所指出的第三个方向上的进步，即知识基础进步带来的社会收益曲线上移。具体而言，“共享经济”的兴起是以信息技术、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为前提条件的。知识基础进步增加了社会经济网络连接，使得个体经济交往机会大大增加；技术进步在社会层面上起两方面作用：一方面，个体能够发现更多潜在的具有同质性的合作伙伴，具有合作可能性的社会知识边界扩展；另一方面，个体发现更多的潜在的异质性的合作伙伴，具有异质性创新机会的社会知识边界也大大扩展。
从知识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共享经济”模式，将哈耶克知识与自发秩序理论及分析模型应用于对其分析，可以辨识其基本逻辑，并揭示一些重要特征，获得某些启示。
首先，“共享经济”模式的出现，是市场经济的深化和广化的新阶段，同时也是经济知识化的过程，符合哈耶克理论预期。“共享经济”的虚拟化也与哈耶克知识秩序理论相符。知识经济的虚拟化趋势是由知识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所决定的。
其次，“共享”并非“共享经济”模式的核心特征，强调共享经济的“共享”特征具有误导性。共享经济对产权观念提出了挑战和深化要求，但并非否定产权。所有权与使用权等分离并非全新事物。共享经济仍然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产权明确的自愿交易，并未舍弃产权或者市场本身。
最后，哈耶克的知识和秩序理论及分析模型还揭示了容易被其他经济学视角所忽视的“共享经济”的重要特性，即共享经济是知识生产部门。分析揭示了“共享经济”强化了个体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过程，从而改善了社会知识结构。
关键词：哈耶克 知识结构 自发秩序 共享经济
谢志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邮箱：xiezg@cass.org.cn。
………………………………………………尹志锋 周敏丹 88
从实证上探析一国的专利保护强度如何随经济发展及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而发生变化，兼具验证最优专利设计理论和提供历史经验借鉴的双重功效。本文利用刻画专利立法强度的G-P指数、G-P指数分项指标及能够同时反映专利立法及执法强度的指标全面刻画一国的专利保护强度；在此基础上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对其专利保护强度的影响。验证了提出的三个假说：（1）经济发展水平与专利保护强度在高位会发生逆转；（2）在反映一国经济开放程度的三个因素中，许可生产给东道国带来的专利保护压力最大，其次为FDI，最后为进口水平；（3）在G-P指数分项指标中，经济发展水平与专利保护强度的“高位”倒U型关系主要体现为专利保护覆盖范围；给东道国带来专利保护压力的开放经济因素主要通过促使该国加入某些国际专利组织来实现其对自身的保护。
经济发展水平与专利保护强度在高位的倒U关系是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专利保护所带来的动态高效和垄断低效的基本权衡（Boldrin & Levine，2008）；二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专利保护强度存在一定程度的“超调”（Lai et al，2006； Jaffe & Lerner，2006；Bessen & Meurer，2008；Burk & Lemley，2009）。这种“超调”，会引致发达国家国内相关利益集团的抵制，这些利益集团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弱化一国的专利保护水平（Landes & Posner，2003）；三是发展中国家在专利保护问题上的团结以及专利保护的国际联动性会抑制全球专利保护强度的竞争性上升，并将专利保护的“超调”拉回到合理水平（彭涛，2007）。
本文所发现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专利保护强度在高位的倒U关系这一结论，与既有文献所强调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专利保护强度的“U型论”形成互补。Maskus（2000）及Chen & Puttitanun（2005）的研究表明，一国的人均GDP与该国的专利保护强度具有U型关系，即一些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会人为地降低专利保护水平，以实现技术赶超。我们将一国的人均GDP与该国的专利保护强度具有U型关系定义为“低位反弹”（如Maskus认为拐点会出现在2000美元左右），其反映的是一些国家在使用专利政策工具时，依经济发展水平采取的先抑后扬的策略性行为：下降过程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后发国家利用弱专利保护政策来低成本地获得技术并进行技术赶超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上升过程是在一些国际专利组织如TRIPS以及发达国家制定的双边约束下，后发国家在专利保护上的搭便车行为被有效制止，并竞争性上升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本研究所发现的专利保护强度“高位逆转”，体现的是一些国家在全球专利保护强度竞争性上升过程中的理性反思。其反映的是在全球范围内专利保护强度竞争性上升的过程中，专利垄断开始抑制创新时，各国对过强专利保护的一种理性抗议。其中，对于发达国家，过强的专利保护会抑制一些具有累积创新或互补创新特征产业的发展，因而需要放松对这些产业的专利保护；对于发展中国家，专利保护强度的被迫上升所带来的成本超过其能够激励创新所带来的收益，因此，他们有动力来寻求与自身发展阶段相符的专利保护强度。
许可生产、FDI、进口水平给东道国带来的专利保护压力依次递减，能够为跨国企业行为理论所完美诠释。首先，跨国公司的技术位于东道国时更容易被东道国的本土企业模仿（Yang & Maskus，2009）。在三种市场进入方式中，当跨国公司选择出口时，专利技术被保留在母国，因而被模仿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当跨国公司选择许可生产与FDI时，专利技术被带到了东道国，被模仿的可能性相对较大。因此，相对于选择出口的跨国公司，选择FDI及许可生产的跨国公司会期待东道国实施更为严格的专利保护。其次，跨国公司将技术置于企业外部时更容易被东道国的本土企业模仿（Smith，2001）。出口和FDI都将技术保留在企业内部，而许可生产则将技术转移到企业外部。因此，相对于选择出口和FDI的跨国公司，选择许可生产的跨国公司会期待东道国实施更为严格的专利保护。
基于G-P指数分项指标得到的实证结果，亦与经济常理与经济事实相符。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与专利保护强度的“高位”倒U型关系主要体现为专利保护覆盖范围。其机理在于，专利保护的覆盖范围指是否为药品、化学品、食品、动植物品种、医用器械及微生物沉淀物提供专利保护。这些发明均与民众健康、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这些可专利的技术创新愈发具有累积性与互补性特征，过强的专利保护将不利于后续创新的发展及其扩散。本研究同时发现，给东道国带来专利保护压力的开放经济因素主要通过促使该国加入某些国际专利组织来实现其对自身的保护，进一步阐明了开放经济因素提升东道国专利保护强度的内在机理。
本研究具有如下政策启示：第一，专利保护的内在属性决定其必须停留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因此，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需要依本国的创新环境变化而对专利保护强度做出调整。当存在过度保护时，需要适当地放松对专利的保护；第二，国际经济交往会推动专利保护强度的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跨国公司的逐利本性。其意味着一国需要根据自己的发展阶段选择合适的经济开放程度，以为本国“争取”一个合理的专利保护国际环境。第三，对于发展中国家，其中大部分正处于Chen & Puttitanun（2005）及Maskus（2000）拐点的左端，少部分位于拐点右端，面临着TRIPS及TRIPS-PLUS所带来的竞争性的专利保护强度上升的国际环境。这些国家需要避免专利保护的过度提升，因为其并不具备对专利保护进行自觉调整的国际环境与话语权（古祖雪，2007；李晓玲和陈雨松，2011）。
关键词：经济发展 对外开放 专利保护强度 G-P指数
尹志锋，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081，电子邮箱：innovationyzf@126.com；周敏丹，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028，电子邮箱：zhoumindan@163.com。
………………………………………………张可云 杨孟禹 99
内容提要：空间错配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出现的问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民工集聚、职住分离、房地产市场歧视等城市空间问题愈发凸显，空间错配理论为政府应对这些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文章从空间错配理论的发展历程、空间错配的产生机制、空间错配的经验分析和治理空间错配的政策措施四个方面对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并总结了代表学者的观点，以厘清空间错配问题的研究脉络和最新动态。文章最后指出了空间错配理论对中国大城市问题治理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空间错配 城市问题 城市空间 就业可达性
张可云、杨孟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邮箱：zkeyun@126.com,y_myu@126.com。
………………………………………………齐 兰 赵立昌 111
内容提要：基于消费者异质性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成为近年来国外研究新的热点，这种研究虽是遵循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在既定市场结构下分析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但不同的是，它以消费者异质性为基点，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着重分析寡头企业针对消费者异质性偏好所采取的歧视性定价、策略性定价、产品差异化策略，以及由此对企业利润、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产生的影响。本文主要从消费者异质性偏好的四个方面，即不同产品的异质性偏好、同质产品的异质性偏好、网络效应的异质性偏好、有限信息的异质性偏好，对产业组织理论新的研究进展进行评述。
关键词：消费者异质性 异质性偏好 产业组织理论
齐兰、赵立昌，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081，电子邮箱：qilan8205@126.com，zhaolichang2013@126.com。
………………………………………………宋德勇 张 瑾 121
内容提要：201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对发展经济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其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贫困的测度，就不同国家和全球贫困测度的细节进行研究；二是研究经济发展的机制，包括储蓄与增长、价格与贫困、大宗产品价格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三是关于研究方法的贡献，首创了来自家庭调查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迪顿从微观视角采用计量方法研究发展问题，使得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从主要基于粗糙宏观数据的分析转向了主要基于高质量的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关键词：安格斯·迪顿 发展经济学 贫困的测度 发展机制 家庭调查
宋德勇、张瑾，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430074，电子邮箱：sdy5198@126.com。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沈毓赟 刘子兰 131
内容提要：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在消费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从消费者需求入手，建立几近理想的消费者需求模型，再考虑消费与收入的变动关系，提出著名的“迪顿悖论”。他的缓冲库存理论和对消费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消费经济学理论。本文拟对迪顿的上述主要学术成就进行梳理和总结。
关键词：安格斯·迪顿 诺贝尔经济学奖 消费经济学
沈毓赟、刘子兰，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410000，电子邮箱：shenyuyunandwp@163.com。
………………………………………………彭保发 等 141
内容提要：气候变化对人类生活影响巨大。本文综述了谢林、奥斯特罗姆、阿罗、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等几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对气候变化及其经济治理的相关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温室效应成因；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及其影响；气候变化的成本和收益评估；降低碳排放的全球治理手段、进程、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可能改进措施。他们对气候变化治理手段的研究，对制定全球减排政策、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诺贝尔经济学奖 谢林 奥斯特罗姆 气候变化经济学 碳排放
彭保发，湖南文理学院，邮政编码：415000，电子邮箱：pengbaofa@163.com；谭琦、鞠晓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邮政编码：410072，电子邮箱：tanqi84@163.com。
15、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议综述（徐则荣）/“经济发展新常态：改革、创新与可持续”学术研讨会综述（谢地张广辉）
……………………………………………… 152
由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主办、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23次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11月13-15日在成都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16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程恩富学部委员致开幕词。会议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以及“十三五”规划纲要发布为背景，围绕外国经济学说与当代中国经济主题，展开热烈讨论。现将会议研讨内容综述如下。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徐则荣
2015年10月17日-18日由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经济发展新常态：改革、创新与可持续”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第17届年会召开。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辽宁大学、同济大学、湖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吉林财经大学、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等国内外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学动态》、经济科学出版社等媒体及出版单位的代表出席本届年会。会议围绕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谢 地 张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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