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权力与财富——对明清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侧面观察

……………………………………………………赵轶峰 

　　内容提要：明清时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多重意义的深刻变迁。从权力与财富关系的角度观察明清时代的土地所有制分层结构、国家与商业和商人的关系、货币体制的演变，可以看到权力支配财富是基本的格局。明清两朝从未间断调节权力与财富关系，这是明清历史连续性的一个重要侧面。政府调节的基调是在适应市场经济、保障经济秩序的过程中把市场经济所激发的社会财富尽量多地掌控在权力体制控制范围之内。明清两朝政府都放松了对普通民众的人身控制，将之转化为针对财富的管控关系。在此过程中，帝制国家体系与商品经济形成了新的共生并荣的耦合结构，展现出帝制农商社会的繁荣。明清相比，清朝以更有利于政府的方式配置了权力和财富的关系。

　　关键词：权力财富明清社会结构帝制农商社会

　　［作者简介］赵轶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北京，100089。 

 

2.财政制度、国家权力正当性与国家能力：清代国家能力的再考察

……………………………………………………和文凯

　　内容提要：本文从国家权力正当性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出发，重新评价清代中国1684年至1911年间国家能力的发展与局限。国家能力具有对外战争和国内治理两个不同维度，二者与国家权力正当性都有密切的关联，但对财政动员能力有不同的要求。清代国家权力正当性主要体现在对民生福祉等公共利益的维护，国家与社会在此平台上良性互动，一方面地方参与公共物品提供，另一方面，清政府负责地方社会难以承担的大型公共设施。在国内治理方面，清政府看似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在实际运作时也有包括挪移在内的各种方法，减轻了僵化财政体制对国内治理的负面影响，在跨地区的大型公共物品提供方面有较强的直接国家能力。清政府以国内治理为主的直接国家能力和依靠动员地方社会参与国内治理的间接国家能力，在太平天国运动后都得到进一步发展。但19世纪后期，督抚的“移缓救急”成为支撑户部指拨财政顺利运行的核心要素，一方面使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管理政府资金，另一方面又能应付国内治理和军费调集时的紧急需要，从而形成巨大的制度惯性，阻碍了晚清中国向现代财政国家制度的转变，这是清代国家能力在19世纪后期发展的重大缺陷，在19世纪末列强争霸的国际形势下最终导致清朝的覆灭。

　　关键词：国家权力正当性国内治理国家能力清代财政制度

　　［作者简介］和文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邮箱：hewenkai@ust.hk。

 

 

3.“大分流”视野下清朝财政治理能力再思考

……………………………………………………倪玉平

　　内容提要：有关中西方“大分流”的讨论和制度经济学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清朝国家能力的研究。财政能力是国家能力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体现于征税能力以及税收的合理使用上。清朝前中期，财政治理模式是在继承中国历代王朝统治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全新的融会、贯通、创新和发展，较好地解决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晚清时期，财政体制仍然保持了顽强的自我调适能力，并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的走向，西方的影响反而在其次。由于始终存在公共事业支出过低的问题，加之面临西方的代际差异竞争，最终导致清王朝的覆灭。对于清代财政治理能力，应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

　　关键词：大分流中西比较清朝财政治理

　　［作者简介］倪玉平，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100084，邮箱：niyuping@sina.com。

 

4.对清代财政的理性主义解释：论其适用与局限

……………………………………………………张泰苏

　　内容提要：清代财政有三大制度性特征广为学界所关注：第一，不管是和其他中国早期现代王朝相比，还是与其他早期现代国家相比，清政府的整体财政能力都更加薄弱。第二，在长达几乎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经济总量有显著增长，而且后来又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但清政府始终拒绝提高农业税的总量。第三，清政府对农业税和非农业税始终采取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农业税往往处于停滞状态，而非农业税则往往被相对灵活地使用。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界一直偏向以“经济理性主义”的理论视角对清代财政政策进行解读。本文将论证，尽管这些解读相当成功地解释了非农业税收的变化轨迹，但却没能令人足够满意地解释农业税的异常停滞。因此，它们无法解释为何非农业税被清政府灵活地使用，而农业税却没有。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要完整地了解清代财政背后的政治逻辑，恐怕需要摆脱纯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转而去关注财政政治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于意识形态之上。　　

　　关键词：清代财政农业税工商税关税间接税收经济理性主义

　　［作者简介］张泰苏，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邮箱：taisu.zhang@yale.edu。

 

5.赋役全书与明清法定财政集中管理体制的形成——兼论明清国家财政治理焦点之转移

……………………………………………………申斌

　　内容提要：明初，由于存在大量合法却不可核算、储存的劳役征调，故在集权架构之下，法定财政管理呈现出分散运作的特点，法定与法外征调界线模糊。随着白银成为财政运作的主要手段，不可核算的征调变得可以核算，州县官府形成了不为上级掌握的财赋储备和收支信息。法定财政核算信息在州县与上级官府间出现不对称。16世纪前期抚按等因应于省级财政职责增强的现实，编制覆盖全省、带有固定化倾向的财政计划（赋役经制册籍，后定型为赋役全书），采取类似预算管理的方式来规范财政收支，强化省内财政集中管理。法定财政核算信息的不对称从州县与上级官府之间转移到省级官府与户部等中央衙门之间。明末，户部试图通过掌握赋役全书来了解在外官府收支信息以筹饷，但未成功。清初，户部通过监督各省纂修赋役全书重建全国财政体系，将各地法定赋役收支纳入中央集权控制之下。作为财政集中管理的工具，赋役全书的服务对象从省级官府变为中央（户部）。这消除了法定财政核算信息在官府各层级间的信息不对称，为清朝法定财政管理的全面中央集权奠定了预算基础，并在扩大中央掌控财政规模的同时明确了合法和非法征收的边界。这也是国家财政治理焦点从临民向治官转移的集中体现，折射出明清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也提示我们对国家能力的理解要结合具体时空脉络和社会环境。

　　关键词：赋役全书法定财政信息不对称财政集权核算技术

　　［作者简介］申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广州，510635，邮箱：shenbin03@163.com。

 

6.清代江南城隍信仰的组织化与城市社会经济

……………………………………………………李义琼、张妍妍

　　内容提要：清代的城隍信仰实现了高度组织化，江南各地的城隍信众普遍以董事组织和城隍会的方式开展活动。前者主要负责庙宇的修造和维护，后者主要参与城隍祭祀仪式各环节，它们共同将城市信仰活动与城市社会、城市经济紧密关联在一起。这些有组织化的信仰活动，具体表现为置办祭产，组织信众，分班轮值，修建并维护庙宇，丰富城隍祭祀各环节，为官府、宗族、盐商和普通民众等提供交流活动空间，促进了清代城市社会的发展。城隍会会产的置办，带有浓厚的经济性，不仅有田、地、店铺等多种形式，而且多置办于城市交通便利、商业繁荣的区域，还具有可生息、可继承、可典卖或买卖的特点。总之，清代城隍信仰组织深度参与了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了解传统中国城市社会经济运作的重要窗口。

　　关键词：清代董事组织城隍会城市社会经济

　　［作者简介］李义琼，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金华，321000，邮箱：purplelyq@163.com。张妍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博士后，珠海，519000。

 

7.土改前后地权分配之比较：基于县志的研究

……………………………………………………庞浩、徐之茵、管汉晖

　　内容提要：本文从县志中搜集整理了千余县土改前后地权分配的数据，并从多个维度（基尼系数、第一泰尔指数、地主富农占地百分比和不平等指数）测度了土改前后地权分配的不平等状况。根据县志数据，全国地主、富农、中农和贫雇农的人口占比分别为4.95%、3.68%、34.7%和48.56%。文章首先计算了县级层面的地权分配不平等程度，然后将衡量县级地权分配不平等的各项指标加总到省、地区及全国层面，最后进行区域之间的对比和土改前后的对比。研究表明，土地改革极大地降低了我国地权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从县级层面来看，土改前，样本中地权分配基尼系数大于0.4的县数占55.77%；土改后，样本中基尼系数小于0.2的县数占91.35%。从全国层面来看，土改前，地权分配不平等程度较高，基尼系数均值为0.47，第一泰尔指数均值为0.59，不平等指数为0.53，地主富农占地42.8%，各地区和省的不平等程度差异较大，其中地权分配最集中的地区是东北和西南地区，最分散的是西北地区；土改后，各地区和各省的地权基本实现平均分配，全国基尼系数均值为0.10，第一泰尔指数均值为0.05，地主富农占地百分比之和为10.73%。文末利用其他官方统计数据计算出的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与本文基于县志数据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证实了县志数据的可信度，而县志数据更加系统，这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微观基础。

　　关键词：地权分配不平等土地改革基尼系数

　　［作者简介］庞浩，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邮箱：haopang@pku.edu.cn。徐之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邮箱：xuzhiyin@pku.edu.cn。管汉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长聘），北京，100871，邮箱：guanhh@pku.edu.cn。

 

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南农家经营研究

……………………………………………………常明明

　　内容提要：土地改革后，由于生产关系变革，苏南地区的农家经营亦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在生产经营形式上，雇工、租佃经营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缩减，同时，由于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增加，副业在土地改革后较短时间内还未能恢复，引起劳动力供求矛盾。农家在缴纳农业税之后，收入主要用于生活费用和生产投资，农户的分配要力图平衡人的再生产和农业再生产。苏南农家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由此决定了农家的消费是一种低水平的温饱型消费。在交换上，苏南农家收入的主要农产品中约占35%的部分拿到市场进行出售，所得货币收入主要用于购买生产生活资料。随着供销合作社的建立和国营商业机构在农村的延伸，农家市场交易增加了新的对象，供销社合作社成立后迅速占领了农村阵地，并取代了传统私商经营农副产品的优势地位。

　　关键词：苏南农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

　　［作者简介］常明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武汉，430073，邮箱：changmingming100@126.com。

 

9.清末财政预算体系中的教育经费编制研究

……………………………………………………蒋宝麟

　　内容提要：清末宣统年间的全国性试办预算，标志西式预算制彻底取代传统奏销制，是中国财政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从1901年清廷兴学开始，分层级的新式教育经费体系逐渐形成。在清廷试办全国性的宣统三年（1911）预算后，各级教育经费的收支编制被整合进入国家与地方预算体系之中。在相对严整的会计科目与核算方式背后，囿于财政承担能力与部门权益沟壑，各级政府投资教育仍显左支右绌。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抑或国家支出与地方支出，教育经费会计科目设置与实际施政之间充满扞格。因此，预算的实施并未在实质上使教育经费收支达到平衡。而且教育经费预算的编制过程充满政治与专业的纠结。

　　关键词：清末财政预算清理财政教育经费国家与地方

　　［作者简介］蒋宝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235，邮箱：mhjiangbaolin@163.com。

 

10.近代东北移民乡村社会家庭人口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考察

……………………………………………………李亚婧、李楠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20世纪30年代东北地区农村入户调查，对近代东北移民乡村社会家庭人口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东北地区作为近代边疆移民迁入地，家庭人口结构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征。在家庭类型和人口规模方面，具有规模大、分家晚的特点，而且直系和复合家庭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性别比例方面，虽然东北地区总体性别比与全国基本持平，但是在“北满”地区性别比较高，存在性别比失衡现象；在年龄结构方面，青壮年人口比重较高，因此家庭内部拥有更高的劳动力比例；在经济身份方面，农业依然是主要就业方向，但“南满”地区非农就业比例高于“北满”地区。针对以上这些特点，我们发现东北地区特定的边疆经济结构和移民社会特征是影响东北地区家庭人口结构的重要因素。本文不仅对东北地区家庭人口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微观证据，而且进一步加深了对近代边疆地区乡村社会的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乡村社会东北移民家庭人口结构

　　［作者简介］李亚婧，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讲师，南京，210023，邮箱:yajingli@nufe.edu.cn。李楠（通讯作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200433，邮箱:nanli@fudan.edu.cn。

 

11.马莲沟煤矿权之争与民初《矿例》的艰难落地

……………………………………………………闫天灵

　　内容提要：民国前期的甘肃省马莲沟煤矿权之争长达十余年。1922年张掖人师鸿制背着抚彝县领得马莲沟煤矿区部照而不被抚彝窑户承认，1923年抚彝人张怀志呈领包括马莲沟矿区在内的整个南北山矿区部照，因与师照矿区重复而被省厅驳回。张、抚相互缠讼，省厅墨守民初《矿例》优先权原则，决断不力，致使矿税停滞和纠纷加剧。1929年高台县也卷入矿争。1931年省厅派员重勘矿区，查出矿区虚报，三县矿商自愿和解，讼蔓始结。张、抚、高三县矿争难断，一方面与祁连山地区管辖边界之争有关，同时也暴露出民初《矿例》推行中存在的普遍难题。《矿例》难以落地，土法粗放开采、保护乡民生计等客观因素固然起了迟滞作用，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军阀政治环境中省厅的擅权用事和消极执法。

　　关键词：《中华民国矿业条例》马莲沟矿争矿区虚报土法开采祁连山界争

　　［作者简介］闫天灵，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武汉，430074。

 

12.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黄浦江水系污染问题研究（1963—1976）

……………………………………………………金大陆

　　内容提要：上海襟江带海，“以水兴市”。1963年，黄浦江首次暴发“黑臭”，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标志着上海城市水系遭遇灾害性污染，其根由在于经年累月积聚的工业排放，可谓“百年之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治理黄浦江污染并未停歇，1968年还发动了群众性的“向黄浦江、苏州河污水宣战”的活动，虽然处于“边治理边排放”的状态中，但还是有所收效。20世纪70年代工业持续增长，企业强调“三废难治”“污染难免”，且上海老工业基地的设施陈旧，跑冒滴漏现象普遍，导致三废治理出现倒退。同时，城区工厂有毒、有害产品向郊区社队企业转移，“合围性”地侵扰了黄浦江水系。计划经济的生产任务落实于生产单位，“单位为重”的生产任务与环境治理的配比不能平衡，以邻为壑地向单位以外的天地排放工业污染的现象便屡屡发生，成为那个时期黄浦江治理未能取得成效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黄浦江水系污染应对性治理作坊式治理

　　［作者简介］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437，邮箱：jdl@sass.org.cn。

 

13.企业史研究的趋势与展望——“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未来”专题学术对话会综述

……………………………………………………林立强、刘成虎

 

　　［作者简介］林立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福州，350007，邮箱：254845415@qq.com。刘成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副教授，太原，030006，邮箱：liuchenghu@163.com。

 

14.“陆海交汇：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第七届全国经济史学博士后论坛综述

……………………………………………………刘婷玉、林鸿宇

 

　　［作者简介］刘婷玉，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厦门，361005，邮箱freyaliu@126.com。林鸿宇，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厦门，361005，邮箱arioslyn@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