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研究
《中国经济史研究》目录及内容提要2020年第5期

20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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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五朵金花”到“皇权”“封建”之争

……………………………………………………李治安

 

  内容提要:“五朵金花”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宏观探讨古史分期、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和汉民族形成等史学基本问题,堪称1949—1966年间中国古代史的主流热论,同时不乏公式化、议题简单、排斥多元实证等失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古史研究以多样化、实证为主、重视考古新材料和国际交流趋于自觉等为特色,迅猛发展。但也有些许“矫枉过正”,主要是实证微观有余而理论宏观不足,不恰当的断代藩篱等。近年,“富民社会”、“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赋役临民理政、南北整合等探索,兼取“五朵金花”和“多样性实证”之长,不失为“融通古史”和多维度诠释的良好尝试。而围绕战国至清的社会性质,“皇权时代”“封建地主制”的争议,再起波澜。前者的强项为政治文化层次的深刻揭示,不足之处是对社会经济及其与帝制间关系的发掘认识。后者雄辩论述了地主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及封建主义本质,薄弱点在于对帝制及其与地主经济间关系的把握。笔者提出“帝制地主形态”的新表述,认为两千年“帝制国家”与“地主经济”始终是一而二、二而一,不可偏废,始终是管制与支撑的因应互动。唯有“地主”,能够较好概括多重土地所有、兼蓄工商业以及“贫富无定势”等社会经济基本内容;唯有“帝制”,能简要涵盖亲民直辖、“官无常贵”和帝有天下等行政支配定律及宗法因素。我们考量中古社会属性,需要将“帝制地主形态”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关键词:“五朵金花” 多样性实证 融通古史 “皇权”“封建”之争 帝制地主形态

 

  [作者简介]李治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2. 北宋汴河、淮南运河的通航能力与漕粮定额

……………………………………………………吴同

 

  内容提要:北宋时期,汴河、淮南运河是东南漕粮北运的主要交通线。为提高通航效率,北宋政权于淮南运河推动改堰为闸。但受开闸频率、过闸船只量、船只载重限制,运河的通航能力仍不乐观,全年北上总货运量在730万石以内。通航能力的局限,是制约北宋财政调拨与民间商货运输量进一步增长的主要原因。景德三年(1006)漕运600万石上供斛斗的立额,应是当时北宋政权倾尽其运输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此后漕运立额再未有提高,北宋前期发运司转般仓一度贮存上千万石上供米而难以将其北运,朝廷亦难以再额外刬刷东南廪粟,均反映出运河通航能力对漕运的限制。

 

  关键词:北宋 汴河 淮南运河 通航能力 漕运定额

 

  [作者简介]吴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3. 正统元年(1436)折银令出台始末再探

……………………………………………………刘怡辰

 

  内容提要:正统元年明朝廷颁布折银令,将北京武官俸粮折银,并允许相应的税粮折征上纳,开启明代财政收支永远折银的先例,更因此被后世视为“白银财政”的开端。官员奏请折银的表面原因是北京武官南下支取俸粮困难,但“北俸南支”带给朝廷的困扰并非京军武官的生计问题,而是利用俸粮支领的时间差进行的炒卖。炒卖者囤积俸帖以待米贵时集中支领俸粮,造成了仓场米粮进出的失序。英宗继位后,朝廷在南京增设总督粮储一职,以统合管理各仓场事务。在此过程中,总督周铨率先提出“划一折银”的方案,反映出明代财政管理权力集中化的趋势。

 

  关键词:明朝 财政管理 白银 仓场

 

  [作者简介]刘怡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4. 清代咸同年间广东捐输收支研究

……………………………………………………许存健

 

  内容提要: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廷最初寄希望于通过捐输筹措饷银,下令京师和外省开办捐输。广东省的捐输包括捐监生、贡生,捐实官,捐封典、职衔,官员捐输等多种形式,清廷要求解送的京米折价银也通过捐输筹措。咸丰初期的捐输收入大部分根据户部要求协济战区省份,少量作为京饷解送户部。咸丰四年(1854)五月广东设立军需局后,捐输接济团练直接拨解军需局,清廷难以染指。广东省因富户较多,收捐数额巨大,捐输一度占广东军饷来源的约68%;同治时期,捐输与厘金在广东财政中所占的比重此消彼长,捐输最低只占军需经费的3.8%,而厘金高达52.6%。清代财政从以农业税为主的定额化体系,转变为以工商税为主的扩张型体系,捐输在其中起到了过渡作用。

 

  关键词:太平天国 广东 捐输 厘金

 

  [作者简介]许存健,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5. 东晋“度田税米”再考:性质、租额与实施背景

……………………………………………………陆帅

 

  内容提要:东晋“度田税米”的性质、租额与实施背景是学界长期以来存在较大分歧或缺乏深入讨论的问题。综合考证文献与简牍可知,东晋“度田税米”的性质不是杂税,而是田租。其征收数额为三升,并非三斗。就现有材料而言,西晋时期自耕农的田租征收方式尚不明确,则东晋“度田税米”与西晋田租制是否为前后取代关系,也不宜定论。“度田税米”的实施背景,除了苏峻之乱后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主要与东晋政治权力结构、施政理念的变动有关。“度田”有助于侨民在南方新居地的合法土地占有,则是该政策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咸和五年(330)“度田税米”的实施,标志着东晋政权在南方统治的逐渐稳定与日常化,可视为东晋由北来流寓政权走向南方本土政权的序曲。

 

  关键词:度田税米 魏晋田租 升斗之辩 郴州晋简 东晋门阀政治

 

  [作者简介]陆帅,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6. 清代淮南盐场荡地赋役与地理分层研究

……………………………………………………徐靖捷

 

  内容提要:清初淮南盐场灶课原额的确定,不是对明代数据的完全继承,而是以明末本色盐引折银数为原额,利用草荡亩数和盐引数进行计算的结果,反映出灶课已转化为向盐场荡地所征的赋税。在此基础上,灶户可以通过报升获得新淤荡地,使其成为私有财产,并引起灶、民、商之间的荡地交易。乾隆年间,江苏巡抚打破户籍限制将新淤荡地分给主,使淮南盐场真正迎来了“场商散做制”的发展,荡地逐渐集中在场商手中。另一方面,随着地理环境和赋役制度的变化,范公堤以东的盐场逐渐形成了“农灶—草荡—煎灶”的土地利用方式,以及与之对应的“总(团)—公樵地—灶”的地理分层。

 

  关键词:清代 淮南盐场 荡地 赋役 地理分层

 

  [作者简介]徐靖捷,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

 

7. 近代中国城市商业活动中的“码头权”——以江西南昌市为中心

……………………………………………………刘诗古

 

  内容提要:在近代中国城市许多行业中,形成了一种排他性的“码头权”。这些形式各异的“码头权”相互交织构成了近代中国地方商业运作的基本秩序。在早期,“码头权”仅指的是对某一码头享有独占排他的停泊权利。随后,人们逐渐将“码头权”泛指为“一种对某一区域或行业享有的独占营业及工作特权”。“码头权”的生发有赖于城市商业的发展,以及货物搬运需求的增加。在早期,“码头权”的获得大多依靠“先来后到”“历史习惯”“帮派械斗”等民间规则,而后有关“码头权”由来的表述开始出现“当差”等国家制度因素。“码头权”作为一种历史上层累而来的排他性营业或工作权利,也可进入市场交易和流通。其中搬运业“码头权”的交易单位多以“股”或“担”的形式出现,系以箩夫的搬运工具“扁担”或“箩筐”作为权利转让的表征。该种“码头权”纠纷很少发生在两个单独的个体之间,而更多是发生在两个群体之间,如箩帮、船帮等。其原因在于搬运业“码头权”不是个体所能轻易掌控的权利,而是多人合作的“股份制”权利。

 

  关键词:近代 南昌 城市商业 码头权

 

  [作者简介]刘诗古,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

 

8. 中国传统民间管理灌溉系统的长期存续、成功与失败——以九个系统为例

……………………………………………………樊果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分析中国历史上以民间管理为主的九个灌溉系统。各系统在治理体系、行动者及互动方面存在相似之处,差异主要在于灌溉规模、官府参与、水户异质性和民间力量四个变量。研究发现,不同变量组合的系统在灌溉规模大小、官府参与多少、民间力量强弱不相关等方面各具特点;灌溉规模、水户异质性与官府参与并无简单的线性关系;综合考虑水利争讼原因、冲突的严重性、相似讼案重复发生的情况,以此为依据将九个系统分为更加成功和相对失败两类,每个变量独自都不是系统更加成功的必要条件,水户异质性强是系统相对失败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灌溉系统 民间管理 社会生态系统框架 定性比较分析

 

  [作者简介]樊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9. 清代石仓的雇工与工资(1836—1870)

……………………………………………………蒋勤、王泽堃

 

  内容提要:通过考察清代石仓地主阙翰鹤在道光十六年(1836)至同治九年(1870)间“理家政”过程中留下的账簿和契约,本文描述了其在日常经营和生活过程中的雇工结构、工资水平和支付方式。研究发现,在阙翰鹤的雇工结构中,农业雇工占主体地位,非农业雇工居次要地位;农业雇工的工资水平略低于非农业雇工,但不同工种间真实工资水平差距不大,每工折米4斤上下;除塾师外,其他工种的工资货币化支付程度较低。与清中后期剧烈波动的银钱兑价形成鲜明对比,石仓地方市场上以制钱计价的乡村雇工,其雇工结构、实际工资和货币化水平均呈现相当稳定的结构。

 

  关键词:石仓 雇工结构 工资水平 支付方式

 

  [作者简介]蒋勤,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王泽堃,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

 

10. 嵌入性治理——近代东北商人群体与乡村基层社会

……………………………………………………王大任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了近代东北商人群体与乡村基层社会的关系,分析了其背后深层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而揭示社会网络嵌入对近代东北商人群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深刻影响。近代东北商人群体过深地嵌入地缘性社会网络,从而在组织上表现出地缘封闭性。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东北商人群体在乡村基层社会却表现的可圈可点,不仅牢牢掌控商品流通网络,而且还有效参与了乡村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近代东北商人群体基本掌控县、镇级商会组织,并通过土地投资和人情借贷等方式深深嵌入到乡村社会网络之中,凭借由此获得的人脉、信用和信息,在基层市场的博弈中取得优势;二是近代东北商人群体与乡绅在身份上多有趋同性。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对农村基层网络参与是多途径的:或通过其控制的商会组织、或通过其在乡村中的代理人,或在与乡绅身份趋同后直接以后者身份参与乡村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治理。这种治理关系源自于巩固其行为嵌入乡村社会网络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需要,并且是在嵌入乡村社会过程中通过与乡绅在利益和身份上的趋同性而最终实现的。

 

  关键词:近代东北 商人 商会 嵌入

 

  [作者简介]王大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11. 南方政府与美国山克公司1921年实业借款交涉研究

……………………………………………………孙毓斐

 

  内容提要:1921年,孙中山代表南方政府与美国芝加哥企业家山克(George H Shank)及其公司签订了总额为一亿美元的实业借款初步意向合同,以公债方式在美国境内发行,但最终未能成功。山克公司陷于美国政界、金融界、商界及其他利益团体之间复杂的关系网,始终难敌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阻碍。尽管其积极寻求媒介宣传造势,甚至谋求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一定程度上赢得美国政商界的持续关注,但最终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此一失败个案不仅反映了美国中小企业如何在美国大财团倾轧和中国南北分裂的态势下谋求在华发展,也体现出企业投资与政府外交之间的互动关系,更进一步揭示出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美经济关系的另一个面向。

 

  关键词:南方政府 孙中山 美国山克公司 实业借款 中美经济关系

 

  [作者简介]孙毓斐,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12. 国家、农民与耕作制度:1950—1957年贵州三都县的“小季种植”

……………………………………………………李飞龙

 

  内容提要:小季作物种植是提升农业复种指数、变革耕作制度的重要措施,也是增加农作物总产量的重要途径之一。20世纪50年代前期,国家在很少种植小季作物的贵州推广油菜、小麦和大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是油菜和小麦的种植,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油料和粮食支持。但是,农民出于经济利益、饮食习惯的考量,对大规模地推广小季种植,或多或少地存在犹豫和抵触心理。在农作物选择上,农民的行为也与国家意向不同。不过,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国家计划最终取代市场调节,成为小季种植的决定性因素。

 

  关键词:小季种植 农民应对 油菜 小麦 贵州三都县

 

  [作者简介]李飞龙,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史研究所教授。

 

13. 天启北京户部宝泉局鼓铸研究——以《宝泉新牍》为考察中心

……………………………………………………石杰

 

  内容提要:《宝泉新牍》,系陈于廷辑录其担任户部右侍郎时的公牍档案所成。此书记载了天启年间户部宝泉局的鼓铸事宜,是研究天启钱法的宝贵史料。从《宝泉新牍》提供的资料来看,天启前期北京户部宝泉局通过鼓铸获得了较大利润。为了争夺铸利,工部时常就铜料问题向户部发难。天启钱币滥恶的原因历来被归咎于官方的掠夺,但造成天启钱滥恶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铜本来源来看,各地解进户部铜料存在掺假,铸钱质量难以保证。在铸造过程中,由于官局监管乏力,炉头私杂铅砂的行为亦在所难免。另外,民间假钱以假淆真,也极大损害了官钱的声誉。

 

  关键词:天启 《宝泉新牍》 陈于廷 宝泉局

 

  [作者简介]石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14. 陈翰笙与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

……………………………………………………范世涛

 

  内容提要:陈翰笙领导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在学界享有盛誉,但也歧说纷纭,扑朔迷离。本文综合使用国立中央研究院官方出版物、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图书馆特藏太平洋国际学会档案以及陈翰笙、王寅生未刊稿,对陈翰笙主持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过程、理论准备和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报告。本文认为,无锡调查源于陈翰笙与马季亚尔1928年在莫斯科的辩论;除了1929年调查,陈翰笙领导的团队还分别于1931年和1932—1933年进行了两次补充调查,后一次调查催生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3—1951年)。调查数据整理过程中,陈翰笙以隐蔽的方式主持了密集的理论研究,除了《资本论》第3卷,马季亚尔、列宁和考茨基是主要的理论资源。本文还修正了无锡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只有一份且已失传的通行看法,指出无锡调查产生一系列原创成果,其中两份无锡地权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在陈翰笙和邱茉莉以太平洋国际学会书记处名义编选、翻译的英文本《农村中国》(Agrarian China)一书中。陈翰笙以理论结合实际的经验调查方法回应重大问题,与同期莫斯科趋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形成范式分流,进而导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中心从莫斯科转移到上海。不仅如此,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等当事人在参加陈翰笙主持的农村经济研究过程中建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这种能力直到改革开放年代仍在发挥作用。

 

  关键词:陈翰笙 马季亚尔 无锡农村亚 细亚生产方式 范式分流

 

  [作者简介]范世涛,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