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部设在亚尔培路(现陕西南路)331号，而社会科学研究所则设在劳利育路4号，是租的郭泰祺的房子。郭从1929年起连任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驻英公使和驻英全权大使，因而他在上海的房子就空了出来，租给社会科学研究所使用。我到那儿一看，所谓研究所，仅20来人，什么资料都没有，房子也比较狭窄。原来王世杰当所长时并没有做什么工作。好吧，一切从头开始!我认为，要办研究所，第一要有得力的干部。于是我去找王寅生，请他帮忙多介绍些人来。王寅生不负所托，果然介绍不少人来。我讲明用人不讲资历，不凭关系，只是要问他愿不愿意干，再就是看他能不能干。一般刚来的人都要经过一两个月试用，确实能干，才上报院部，正式聘用。不久，我就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等一批有能力、有气魄、热心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年轻人。第二，要搞好研究工作，就需要充足的资料，有了资料，才能“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研究所要资料，就得有钱订阅大量报刊，还得雇用剪报人，而研究所的经费有限，大多数还要留做社会调查，那么这笔钱从哪儿来呢？我忽然想到顾孟余先生，在北大任教时，我们颇有交情。当时，顾先生正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做铁道部长。其实顾先生是最不喜欢做官的，生活也很朴实，平日寡言少语，属国民党左派，与李大钊同志关系也不错，1927年我去上海组织工人罢工时，他还帮过忙。我去找他，相信他会帮忙。果然，他一见我就问：“你是不是需要钱啊？”我说明要订报，要雇人剪报，确实需要钱。顾盂余听后，连连点头说：“啊，这个工作是该做啊，不知你需要多少钱？”我说：“我大概算了一下，订一些必须订的报刊，至少要180元；要雇四个人剪报，大概需120元吧。”顾孟余痛快地说：“给你个铁道部顾问，每月拿400元干薪！”他很信得过我，知道我拿了钱会干正经事儿的。我立即拿这笔钱雇了四个人，每人工薪30元；其余的钱都订了报纸、刊物。雇的四人中有一个叫李长江的，是宜兴人，后来参加洪湖赤卫队牺牲了。还有一个是曹轶欧，她当时并不叫这个名字，叫玛丽亚。直到1935年我到莫斯科后，在康生那儿见到她，才知她叫曹轶欧，与康生结婚了。另外两个人我记不清楚了。

下一步，就是怎样开展研究工作了。同马季亚尔的争论，一年来时时浮现在我的脑中。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我说得出来，但要拿出充足的证据，又感到脑中一片空白。对，工作应该从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入手。我们的第一个调查目标是上海日资纱厂，调查包身工制。日纱厂中的包身工，身受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包工头的双重剥削。这些包身工，多是贫苦的农家少女，或受骗、或为生活所迫，签订了包身契。一般一包三年。这三年中，她们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全部收入归包工头所有，包工头供给她们仅能活命的衣食，每天却要干12至16个小时的繁重工作，因而许多人死于非命。我们通过调查，收集了大量资料，写出报告，并印成小册子，广为宣传，以唤起广大工人的觉醒。报告指出：“中国经济之衰落，在中国乙成普遍之现象。水旱蝗蝻之天灾，兵匪苛税之人祸，物价之飞涨，举债之绝路；凡此种种，驱使大批穷苦无告者群趋城市以供包身制度之牺牲”。这份调查报告所揭露的活生生的现实，刺痛了国民党政府中的某些人，他们声言这个调查是共产党支持搞的，要调查我的背景。蔡元培先生也对我讲，有人反对在日纱厂调查，劝我们改赴农村，去调查农村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立即将调查研究转向农村。

我认识到，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而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因此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就拿中国的农村研究作为它的第一步工作。中国地域广阔，农村情况也千差万别，经过分析摸底，我们决定调查从我的家乡无锡开始，然后再扩展到河北和岭南。所以选择这三个地方，是因为江南、河北和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假使我们能彻底地了解这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如何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其梗概，而对挽救中国农村的危机，也就易于找出有效的办法了。[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