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方仲教授毕生研究中国经济史，著述宏富，而对一条鞭法的历史，发前人所未发，斐声国际；在历史研究上，为应用数字统计奠下基础，厥功尤大。自1949年回中山大学任教后，对青年循循善导，至今岭南桃李成林，影响深远。现在中山大学对他举行纪念，关于他的巨大贡献，已有同志详述，我在这里只说说他对我的帮助和我对他的体会。

一九三四年，我和梁方仲教授同编《史学》副刊，一九三六年我兼任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一九三七年秋，我转入社会科学研究所，与方仲共事前后十四年，风雨同窗，共同研讨。

方仲同我论过通人。他说：“专家多有，通人难求。”我说：“梁启超是个通人，人们都可惜他不曾写下一部中国通史。”方仲说：“陶孟和先生也是个通人，当今还想不出第二个。陶孟和先生专攻社会学，他对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以至地质学、天文学无不通晓。但我还不知道他也很熟悉文学。有一次夏夜乘凉，闲谈中，他问我近来看什么书，我说正看哈代(Thomas Hardy)的《苔丝姑娘》他听我说看哈代著作，就给我说了一番哈代的历史、创作经过和其成就，我以前觉得哈代小说布局十分匀整，与其他作家不同，到听了孟和先生说他做过建筑师助手，才理解哈代是把建筑艺术用到文学创作来。”方仲说孟和先生是通人，我认为是知言。

梁方仲教授在陶孟和先生创办社会调查所时就来工作。他专攻经济学，而博学多能，是陶孟和先生培养出来的一位著名的经济史专家，也正是一位难得的通人。我研究文史，他就经常帮助我。

我研究过清末作家吴沃尧代表作《九命奇冤》。这部小说的本事是清乾隆二年(1737)广东一件大命案。这个本事，见于六十年后，根据传说来写的欧苏《霭楼逸志》卷五《云开雪恨》篇中。经我稽考，多与史事不合。方仲是番禺的世族，他的家乡，正是这件大命案产生的番禺县的黄浦乡。我因向他请教。他说：“这件大命案流传下来的口碑，而今还是有的。现在番禺县属有些地方，梁、凌还是不通婚，据说其起因便是由于这件大命案。但却不是处处都是这样，如我的高祖便娶番禺县深㘫乡凌氏太夫人，又我的六世祖也娶凌氏。”后来我在同治《番禺县志》卷五十四杂记里看到一条记载，这条记载是替凌贵卿辨诬的，其全文如下：

世传梁天来七尸八命事，皆诟罪于凌贵卿，而苏古侪(珥)赠贵卿子汉亭诗曰：“九疑风雨暗崎岖，八节波涛险有余，世路合裁招隐赋，俗情催广绝交书，传闻入市人成虎，亲见张弧鬼满车，旧约耦耕堂愿筠，平田龟坼又何如!”凌后人名扬藻有答黄香石书，辩此事之

诬尤详。

这一条记载注明“据《粤小记》,采访册参修。”我又向方仲请教，他说：“这条短短的记

载，是很值得重视的，从其中已经看出这个传之民间见之著作的《九命奇冤》本事的核心，所说的黄香石，有诗名，世称与谭康侯农部、张南山太守为粤东三子，即先祖母周太夫人的外祖父。凌氏既有后人给他们的先人辨诬，则凌贵卿之为实有其人可知；再从另一方而看，七尸八命这一件大命案，为实有其事可知，梁天来之为实有其人又可知。问题只在于世传梁天来七尸八命事为凌贵卿所为，而凌子汉亭有友名苏珥者为其赋诗叹人情的险恶，对此事极力认为是被人陷害的，凌后人复有辨诬之举，目前文献不足征，则我们对这一件大命案的案情之是非曲直，自应以疑传疑为是。”方仲对问题判断的敏锐，治学精神的谨严于此可见。方仲不仅指点了我，他还牢牢地把这问题记在心里。那时社会调查所在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两处所藏清代档案发掘经济史料，每天有几十个人员长期工作，方仲与汤象龙教授领导这个工作，他们也亲自来发掘。大约两年之后，有一天，我正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室量拓本，突然，方仲急遽地把门推开，满脸喜色，原来他已在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室档案里给我找到了两件《九命奇冤》凶犯穿腮七的档案了!一件是乾隆二年(1737年)六月二十二日署理广东巡抚鄂弥达的题本，一件是乾隆二年十月十四日刑部尚书徐本的题本。,这两件题本，都是奏陈审结广州府南海县强盗穿腮七打劫顺德县江乡民蔡绘群案而旁及打劫梁天来家烟死多命等案事的。据这两件题本，可以证实《九命奇冤》所根据的梁天来兄弟家大命案的事是确实有的。打劫梁家的凶犯为强盗穿腮七等，强盗行凶是用火熏攻，致烟死多命，都是确有其事的。并且据鄂弥达题本，知穿腮七放火烟死梁天来家人多命一案，经鄂弥达亲自“审拟斩枭刺字，现在另疏具题”。只要鄂弥达这封题本尚存，总会有一天发现，可以看见全部案情的。当时我把这两件档案在《史学》上刊出。几十年来，研究到《九命奇冤》的人们，都引以为据，这是梁方仲教授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搜查出来的，请毋忘他的辛劳。方仲一生，帮助朋友，帮助学生做研究工作都是这样。

方仲对我研究工作帮助最大的是我改变纪传体为综合体史书体裁的探索。我于四十年代用旧史纪传体写成一部《太平天国史稿》,纪传体用本纪记君主统治事迹，用表驾驭复杂繁浩的史事，用志详记政制，用列传记人物。这类体裁，以“类别区分”为原则，其优点是使大大小小的史事都有类可归和寻求方便。但缺点是记事分散，大纲要领、观者茫然，尤其是以人物为本位，宣扬君主统治，宣扬将相业绩，历代封建王朝所修正史都用这种体裁，为封建主义服务。我从一九五一年夏起，经过艰苦的探索，随着一步步地深入的认识，不断地改变，直到一九八四年，才改成为一个以多种体裁组合而成的综合体史书新体裁。我增加“叙论”,以概括全书，另立“纪年”,专记大事，取消了宣扬君主统治具有浓重封建性的“本纪”,把以本纪、表、志、列传组成的以人物为本位的纪传体旧体裁，改为以叙论、纪年、表、志、传组成的综合体史书新体裁，根本改变了纪传体的性质。在这个探索过程当中，最困难的是如何取消纪传体的浓重封建性与偏于记述人物，突出个人，掩蔽人民群众这两项太弊病，我对此苦思了多年，想不到办法。那是一九六○年前后的一个秋天深夜，方仲路过南京，我们分别已经十多年了，他来家匆匆一见，我就把我的困难告知他。他毫不迟疑，立刻说：“问题从洪秀全来，解铃还须系铃人，就要从洪秀全去下手解决问题。”他一句话提醒了我。我送他走后，在星光暗淡的庭院徘徊，一边思考。我想：将洪秀全、洪天贵福移入列传部分，把本纪取消，不就把纪传体浓重的封建性消除了吗?但本纪“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它具有编年和尊君的两面作用。尊君这一面封建糟粕固然必须剔除，撰史首重纪时，编年这一面却如何处理呢?我走回工作室，伏案思索，想了一回，起来在书架上抽了几部书来查，最后想通了，决定取消本纪，改为专记国家大事的编年，采用中国古史的称谓，称为“纪年”。这样，取消了本纪，改为“纪年”,就把纪传体浓重的封建性消除了。以前，纪传体以本纪、表、志、列传组成，记人物的本纪、列传占了全书四分之二，表、志只居于从属地位，现在，改为以叙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组成，传只占全书五分之一，也就把以人物为本位的纪传体性质改变了。苦思多年未能解决的大难题，得到方仲指点迷津，一旦解决了，这个综合体史书新体裁，如果经过今后史家的试用而得到认可，那是在中国一大贡献，都出于方仲的识见宏通。

方仲不仅学识过人，他还是个一丝不苟的谨严学者。一九三八年夏天，当时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迁在广西阳朔，我写成了《湘军新志》,请他给我看看。其中引有清道光时人桐城派大家梅曾亮《上方尚书》信中的一段话，初时标点如下：

窃念国家炽昌熙洽，无鸡鸣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于今。东西南北方制十余万里，手足动静视中国头目，大小省督、抚开府持节之吏，畏惧凛凛，殿陛若咫尺。其符檄下所属吏，递相役使，书吏一纸揉制若子孙，非从中复者，虽小吏毫发事，无所奉行。事权之一，纲纪之肃，推校往古，无有伦比。

方仲看了，指出“其符檄下所属吏，递相役使，书吏一纸揉制若子孙，非从中复者，虽小吏毫发事，无所奉行”这句话标点有问题。我问他问题在什么地方，请他改，他却说不出来。当时心理研究所也同迁阳朔，唐擘黄(钺)先生在心理研究所，他是位心理学专家，又精通国学，曾有国学专著出版，他还是方仲在清华大学时的老师，于是我们两人就同往求教。他看了我的稿，放了下来，想了一想，又拿起来再看一遍，他说：“这个句子所以看起来不很清楚，那是因为在‘书吏一纸揉制若子孙’下用了逗号，如果改用分号就清楚了。”我们照他的指点去改，果然如此。这个故事，表明方仲做学问一丝不苟，连一个逗号与分号之间的小小差池都不肯放过，他自己要求严，对朋友也同样要求严。

方仲极重友谊，他遗嘱他的著作出版都送老朋友一部。我承他的儿子梁承邺同志送了他的大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等书，我珍藏了起来。我珍惜我们的友谊，我珍惜他的心血结晶。这些心血结晶，也将为千秋后世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所共同珍惜![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