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公中平同我的关系介在亦师亦友之间。相处近五十载，我对他的学风和作风，感受很深。他以严谨学风闻名于经济史学界。谨慎和谦虚是相联系的。而他直率无隐的作风却往往使人感到他有点过份自信，甚至目中无人。但在同他长期而频繁的交往中，我发现他在学术工作上确实是非常谦虚谨慎的。兹举几件亲身经历的事。

1954—55年间，他在修订《中国棉业之发展》的过程中，经常同我讨论有关问题。原著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民族资本积累问题，一论、二论、三论，可以说是该书的精华部分。但我认为恰恰这部分颇有重新斟酌的余地。原书只是从市场角度，说明帝国主义对民族资本的压迫以及高利贷和银行资本对民族资本的侵蚀，并未全面阐述同民族资本积累密切相关的问题，诸如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流向问题等等。而谈市场问题，又将农业和农民状况置于视野之外。我坦率地指出“视野太窄”,“甚至可以说是文不对题”。本以为他接受不了，不料他立即欣然同意。并在“改版说明”（改题《中国棉纺织史稿》）中，着重对这个问题作了交代。他承认原著对此一重要问题，处理得“不很恰当”,“资本积累是一个剩余价值如何转化为资本的问题”。“改版迁就初版的论点，对剩余价值的来源、分割、转化这类问题，没有搜集足够的资料做正确的分析”。此外，在经过修订的章节中，也有不少地方或多或少吸取了我的建议。当时我刚开始接触近代经济史，所知甚少。他这样虚心听取并认真对待一个门外汉的意见，其谦虚态度，不耻下问的精神，实堪敬佩！

另一件事是，《科学研究方法十讲》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但严公并不因此心安理得。相反，却继续不断推敲其中某些论点和看法。在获悉人民出版社准备再版的消息后，立即向本研究室的同志广泛征求修改意见，渴望大家畅所欲言。他感到非常遗憾的却是收到的意见不多。他在1987年11月13日来信说，“我把《科学研究方法十讲》分送经济史研究室全体，人手一册，意在征求批评意见。我想此书颇发奇想，并非全有把握，故渴望得到批评，但到今无一人见示，看来我太天真了。出版社通知即将重印，如有大谬，不失为一改正机会。你身体如何？其他人都保持沉默，如你也一言不发，我实太遗憾了。你能在下月上旬赐几句否？”如此认真的态度，我岂能置之不理？紧接着，我就写了十点意见，供他参考。这十点并非针对十讲的十点，而是对全书涉及到的一些理论问题，如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价值原则与规律原则的统一问题，立场与观点、方法的联系和区别问题，客观主义问题，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问题，因果决定论问题，马克思的失误等等，逐点谈了我的看法。没有想到这些意见受到他的高度赞许。他在同月19日回信说，“17日来示收悉。你在病痛中还写出这么长的信，令我十分感动。你所列十条，条条都有创见，如此深度的见解，唯老兄一人而已。人才之难之稀为科研一大瓶颈。你说第九条‘简直是胡说八道’(指马克思过早预言资本主义灭亡),我认为最精彩。”并希望把我对十讲的批注本寄给他。又顺带告诉我，他已发现冠心病，“左心室肥厚，供血不足，喘不过气来，头晕心脏绞痛，还有频率增加之势”。最后表示“天假我年，将就你所提各点加以发挥。(惜因健康关系，未果所愿)人老矣，但不老好像就没理论深度的可能。”他是在感慨自己未曾达到应有的理论深度，显然是自谦。有的朋友嫌他过于自信，我看他确实称得上虚怀若谷。以耄耋之年益以重病，犹在孜孜不倦地精益求精，而绝不肯停留在已有的成就上。

还有一例。在《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的写作过程中，对某些问题，我同他的意见相左。他总是耐心地听取我的见解。有时辩论得十分激烈，我的态度往往失礼，他却心平气和地说，“你别狂嘛，让我慢慢道来”,以缓和争论气氛。此书定稿后，我曾写信同他谈了一些感想，提醒他做好接受批评的准备。具体问题，记不清了。他在1987年4月10日的回信中说，“你所提出的问题都是问题”,“你健康不佳，但每次来信都有相当长，同仁中能如此率直而中肯谈心者一人而已”。“长信几分钟就看完了，但余热暖心，历久不衰”。可见，尽管我的一些看法，他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但他还是乐于了解我的见地，并因我肯同他直率交心而引以为慰。我体会到，他既有自己的主见，又能尊重别人。

严公直率无隐的事例，更是举不胜举。比如，关于我国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让步政策论，我同他的看法有分歧。他在《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中，指出“封建国家被起义人民逼得对人民实行让步政策正是人民起义所发生的进步作用”,“否定让步政策的观点不过是宁左勿右的狂热性在历史问题上的反映”。而我在《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却写过一段恰恰相反的话。他在1985年12月收到拙作后，立即写了一封信向我提出质询。“大作已收到，我对你的好些观点很欣赏。但你说让步政策在理论上说不通，‘统治阶级竟以让步为其阶级政策，很难说得通。’为什么说不通？不能根据太平天国后，清政府不让步，就得出这样概论一切统治阶级都不让步的一般结论。列宁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让步。这一点我在研究方法里讲到过，现一时难找(当时《十讲》已交出版社)。”措辞直率而认真，不讲任何客套。然而我不认为这是出于他的过份自信和自大。同月，我作了简略的回答，对自己的观点作了必要的解释。后来他没有继续争论下去，只是在讨论别的问题的信中，捎带提了一句“看来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可见他并不囿于成见，对原有看法也开始有点动摇了。

总之，通过几十年的交往，他那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和求知若渴、永不自满的谦虚精神，在在给我以极其深刻的印象。加以他对我私人的深情厚谊，更令我永世难忘。

严公为发展我国经济史学，耗尽毕生心血，卒以心脏病突发，猝然离开人世。他同我数十年亲密相处，耳提面命，知无不言，评古论今，疏狂无忌。而今已矣！噩耗传来，挥泪成绝句一首，永志哀思（1991年1月底）

沥尽毫端血，

匆匆去彼乡。

泉台无阮籍，

谁与论文章?[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