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中平先生孜孜于中国经济史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著述宏丰、饮鉴海内外。他的《科学研究方法十讲》(1986年人民出版社版)可算是他终生治学经验的总结。书中提出许多他的经验之谈,发人深省、给人启迪。现举两例用以佐证、补充。
一、他在《十讲》中提出科研工作“必须破除成见,力求创新”是一个重要的主张。不破除迷信,科研就难获进展;不力求创新,科研就将停滞不前。因为科研“本质上是创造性工作。”人们有时不自觉地迷信流传已久的某些观点,或是囿于似已定型的某些成见。这些观点或成见往往成为科研工作中的“枷锁”。
要想“力求创新”,先要“破除成见”。要想“破除成见”,必须勇于钻研、勤于思考。“脑勤”可以说是他科研工作的一个特点。在这方面多年来他花费不少精力、提出不少创新意见。例如流传甚广的“闭关自守说”,他提出这是一个“错误的命题”,说中国从来未曾闭关自守过。世俗流传已久的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英雄人物哥伦布,在他的笔下则是一个烧杀抢掠美洲土著的殖民主义者。又如在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发生的论述中,他对列宁的阶级的定义加以诠释后划出几条杠杠来界定洋行买办的本质特征和阶级成分,这也是国内外对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研究中所仅见的研究方法。
诸如此类的创新论点,并非他闪烁一现的思想火花,他都运用史料进行过论证。当然这些也都是他的一家之言,是可以讨论的。哥伦布问题在他生前已经公开讨论过。买办问题我也想进行商榷。由他的创新引起的讨论与商榷,必然会把问题引向深入,从而活跃研究气氛。这里还应看到他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所起的推动作用。
他的力求创新、勤于思考,自然不止这些。在为同志批改文章或讨论业务问题之时,往往也不囿成见、常议常新。我想这不是他“没准谱儿”,而是他灵感启动,不断酝酿新思路、新问题的表现。不仅对科研,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时提出一些创新性的见解。比如谈到“按劳分配”时,他就提出“周总理的劳动怎样按劳分配”?有时真是妙语联珠、语惊四座。别看他已属髦耋之年,思想仍然十分活跃,令人钦佩。
二、严中平先生经常强调科研工作是一项“艰苦劳动”。由收集资料到酝酿论点,文章由初稿经过补充、推敲、修改到定稿,称得上是“呕心沥血”的过程。就说“力求创新”一事,可以看出他的脑筋几十年如一日不停地运作。就在他病逝前一年多身体已经出现问题时,我曾问他工作与生活情况,知他每天仍在伏案八小时,令人赞叹不止。劝他注意老年保健,他以“老年无事,最是无聊”对。他的这种勤奋治学的精神是周围同志所熟知的。
长期以来,他把相当多的精力时间放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上。在重视理论的同时,一直强调资料的重要性。在这里,他的“手勤”也堪称典范。他不仅用小本本摭拾、记载他认为有用的资料,我还看到过他曾系统地、按不同问题,以历史时间顺序用稿纸排列资料,形状有如“资料长编”。这显然是较高层次的资料加工,目的在于解决面对大量复杂的资料无从下手的困惑,因而我把它理解为科研过程的“过渡形态”、一般撰写论文的一个步骤。然而严中平先生并不曾据此撰写论文,事实上他也没有承担撰写论文的任务,而是作为熟悉、钻研、掌握问题以便领导工作的方法,足见他治学的认真态度。
“手勤”可以说是他在科研工作中的另一个特点,似乎这已成为他在工作中、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规”了。例如几年以前由于自己健康原因,他开始留意各种治病方剂的收集。从皮肤病到头痛脑热,从五脏器官到耳鼻喉,无所不包,都在他的视野之中。几年下来,从各种报刊杂志上收集的方剂不计其数。平时闲谈时提及某种疾病,他很快就能找到他的方剂记录。
严中平先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现当他逝世一周年之际,忆起以上两例,以示纪念。
作者聂宝璋,192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