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礽同志和我都是宁波老乡。我有幸见过他的父母，尤其是他的父亲一口地道的宁波话，听起来格外亲切。他的夫人刘蔼年同志是著名的眼科医师，曾给我诊断和治疗过眼疾，对她的帮助至今难忘。

我和老董的共事关系是在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民经济平衡组那段岁月里，大概有10年多时间。1959年我因受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留苏未成，就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团委回到经济研究所，即到平衡组工作。当时我们的组长为杨坚白同志，老董是副组长，在他之后还有一位副组长，那就是刘国光同志。老董在全组10多位同志的心目中，不仅是业务领导，而且还是政治领导，我们多称他为平衡组的“政委”。我和他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经常交换对国内外学术动态的一些看法，合写过论文，合译过书，合作过课题。

记得1962年，我们为《经济研究》合写《关于居民购买力同消费品供应之间平衡关系的几个问题》(1962年第10期)一文时，事先两人稍加商议后，由我负责撰写“生产与需要的一般关系”、“需求、有支付能力需求、居民购买力三个范畴的差别”、“居民购买力同消费品供应之间的平衡关系”这前三个部分的基本概念和定性分析，老董负责撰写该文的“重头戏”即第四部分“保持居民购买力同消费品供应间平衡的几个问题”。我当时花了好长时间才写出来，而他拿过去我写的那部分后不到两三天就完成了，篇幅比我的多了一倍，充满了数值分析。这使我对他非常佩服，特别是佩服他擅长于用假设的数值分析来把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具体化。

那时平衡组大多数同志俄译汉的水平都不低，老董组织我们集体翻译苏联学者(如诺特京等人)有关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经济平衡几部著作，每本都由一个人主译，其他人参加，各译一章或几章，最后交老董或老刘去统校。我记得这些书翻译得相当快，每本书用不了太长时间就出版了。

“四人帮”倒台后，老董积极组织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参加揭批“四人帮”的理论斗争，当时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名义出版的《“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从我参与写作以及同老董的联系中体察到他是该书真正的主编，该书在经济理论的拨乱反正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1980年我赴美做访问学者，在研究工作上同老董没法合作了，但访问美国的两年间，我向经济研究所反映在国外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还是用书信向老董还有老刘桑报的。

1983年我回国后离开经济研究所去了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这段时间同老董还有过一次合作，那就是根据万里同志(时为国务院副总理)的要求，完成一个关于“七五”国力预测的研究课题，老董是课题组组长，而我是副组长。成员有来自两个研究所的几位同志。在老董的正确领导下，我们课题组按时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下来的重要任务。

在我同老董的交往中，他那敏锐的洞察力、超群的分析能力和快捷的写作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有人告诉我，他在苏联答辩通过的副博士学位论文《苏联和中国的国民收入》(其中前一半以《苏联国民收入动态分析》的专著形式于1959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在国内出版),颇获导师好评，并认为他在此基础上还可争得博士学位。据悉在当时苏联对博士的要求高于一般国家。由此不难窥见老董学成归国时真实的学术水平了。老董在平衡组工作时经常给大家讲，做研究工作需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屁股”,即敢于坐“冷板凳”,另一个是“脑袋”,即勇于“创造性思维”。对老董提出的“屁股加脑袋”的说法，一直铭刻在我心里，我有时还引用他的话告诫青年学子要戒浮躁而勤于探索。

老董看问题尖锐，又爱发表己见，这是他的一大优点，但有时也给他自己带来某些不必要的麻烦，甚至遭到不公正的待遇。我却很喜欢他这种真诚、坦荡、直率而不世故的个性。

现在，老董已离我们而去。然而，老董为人正直的高尚品德和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值此首都经济学界研讨董辅礽学术思想之际，谨以片断回忆，来悼念老董。[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