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辅礽跟我相处了四十多年。在十分钟时间内，我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讲完，只能非常概括地讲一些我的看法。他临走之前，在电话里面跟我讲了两句话：第一，我回来以后跟你们一起干。他觉得还可以干很多事情。但是很遗憾，到美国以后他就没有再回来。第二，他说我们过去受过很多冲击，别放在心上。我觉得他对我的劝告是很真诚的。

我跟他相处四十多年，他一直是我们学术上的带头人，一直是改革开放的领路人。我们是同事、朋友。下面讲到他的一些学术上的贡献，我想不必讲很多，后来他着重研究的资本市场问题，这也不是我的专长。

第一，关于再生产问题的研究，我认为他有突出的贡献。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写了一系列关于再生产问题的文章，当时我是《经济研究》杂志的责任编辑，是第一个读者。我读他的文章的时候，感到逻辑性特别强，原创性特别好。20世纪80年代，一位加拿大的华人经济学家到北京来，他一再提到，董辅礽同志在60年代的文章给他很大的启发。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很理论化的，但是前提是要有实际的经验。

董辅礽同志在所有制改革上是领先的，我记得1986年在温州调研的时候，董辅礽能够看清哪些适合发展，哪些不适合发展。他坚决肯定温州的主要改革路子。我觉得董辅礽同志除了所有制改革上的贡献以外，在市场改革方面的贡献也应该高度肯定。

还有一条，他在经济所当所长以后，就把研究室的调整逐步引向与国际接轨的道路上，这一点非常好。形成了比较、发展、宏观、微观四个研究室，我认为这是向国际接轨方向努力的一个成就。我当所长以后，也是完全继承了老董这个设置，很遗憾的是，后来比较和发展被撤销了，宏观、微观也面临着改名的危险。老董在这方面，作为学术界的领导者，在带一个所、组织课题上的开创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还有一点是对外开放，我认为老董除了改革以外，开放方面的成就应该加以肯定。就经济所来讲，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接待的外宾非常多。1979年他到英国访问，就把布鲁斯请进来，布鲁斯做了一系列长篇的报告。我认为中国改革经验的引进，董辅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我想，对董辅礽同志各个方面的贡献，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有些深层次理论上的贡献，恐怕光是这么一个会也不够，我希望今后大家共同努力，把董辅礽同志一些更深层次的思想挖掘、总结出来。[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