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吴承明先生的百年华诞，恰值先生全集出版。先生后人邀我将拙文作为全集的序言，深感荣幸。“一锄明月种梅花”，是1946年3月吴先生与洪达琳女士结婚时，其父赠牙章一枚之镌文。1973年离开五七干校后，他检抄旧稿，以此名篇，为《一锄集》。我们知道，梅花具有独特的神韵与风姿，冰清玉洁，疏影横斜。植梅，有陶情励志或归隐避俗等寓意，苏州怡园的“锄月轩”，即是取自宋人刘翰“自锄明月种梅花”诗意，元、明亦有这样的诗句，而“一锄”或许更加强调专心致志、一心耕耘。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先生当年在学术园地辛勤锄种的颗颗花籽，如今已是繁花满园、硕果累累。

在中国经济史学晚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史中，吴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一颗睿智思想明珠。他的一生曲折坎坷而光耀璀璨，他的学术博大精深引航导向，他的理论方法、治史观念及其科研成就，不仅凝聚成为高山仰止的巍峨丰碑，而且广为后学所接受、汲取和传播。从繁花硕果追溯耕耘艰辛，沿着他学问人生的跋涉行迹，能够引导我们透视中国经济史学世纪发展的一个缩影。

一

吴承明先生（1917~2011），祖籍河北滦县，考其曾祖一辈自幼“好学不倦，十三岁应童子试，即以第一名冠军”。曾任清廷内阁侍读，“博洽能文，熟于掌故”，曾纪泽出使欧洲奏调其为使馆参赞，为之婉谢；而益发“研讨经世之学”，并与同文馆西学教习有交往。“知铁路为强国之具”，遂联名奏请修建芦汉铁路，得李鸿章力赞却始终未果。后外放浙江任多处地方官，“敦风化、创学校，以开民智”，其为官刚正清廉政绩卓著，“处脂膏而不以自润”，反贪腐“守正不阿”，后人写入《清官集》。辛亥革命中曾敦促浙军起义，后北归隐居，“然忧国之心，老而弥笃”；用“思寡过”名书斋，“以清白遗子孙”，米寿而终。先生的祖父吴鸿逵（字用宜）曾在杭州为书吏，1920年后定居北京。

先生之父吴大业（字扶青），1911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堂法科（该校1895年创建，系天津大学前身。其法科1917年并入北京大学，而北大的工科移到北洋大学），历宣统皇帝殿试，赐“同进士”出身。其主业法律事务，曾协助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督办“鲁案”（即欧战后从战败国德国收回青岛相关主权和胶济铁路的权益）善后事宜，后为专业民法律师。两度出任北平律师公会会长，任北平国货陈列馆馆长、财政部北平印刷局局长等职。先生之母李翔青女士，毕业于我国最早的女子师范学校之一也是女界名流的摇篮——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一生贤妻良母，高寿九十有四。

先生为家中长男，秉承勤学济世之家风，1923~1940年间，读小学、私塾、北平市立三中、四中，入北洋、清华、北大、西南联大四校，历工、理、经、史四科。那时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先生立志“工业救国”，1932年考入北洋工学院预科。两年所学均为实用课程，他感到当以“科学救国”，于是1934年再度考入清华大学理学院学习化学。进而，他认识到“经济救国”更现实，习学经济最能振国济世，便转入经济系。时任系主任的陈岱孙教授亲授基础课，西方经济学说史特别是古典经济学予其直接影响；而萧蘧的货币银行学和余肇池的会计学均属必修，这对他日后的留洋学习非常有利。他还选读了杨树达、雷海宗等名师的文史课程，并参加世界语和新文字运动，1935年（其18岁时）就在进步刊物《东方既白》创刊号上发表论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

进而，日军侵华凶焰日炽，东北沦陷、平津危机，先生满怀报国热情，加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等组织，积极投身抗日救亡。“一二·九”运动爆发，他成为北平爱国学生运动领袖之一，也是清华救国会和大游行的领导人之一。1936年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他被选为大队长，这年夏天被迫离开清华到北京大学史学系继续学习。他选修了孟森、郑天挺、钱穆等史学大家的课，也继续着“经济救国”的理想，到经济系听课并自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七·七事变”后，先生参加平津流亡同学会和战地服务团，这年冬天他在试马时写下“策马登峰极，边城看雪消；含悲辞燕阙，饮恨建康桥”的诗句，诗句出自《春望》，载先生惠赐之《濯足偶谈》1992年第1版。“偶谈”已印3版，先生临终前还在补订，准备出第4版，却成永憾！记述那段艰苦岁月和抗战决心。1938年冬，他到昆明西南联大复学。这里名师荟萃，先生得以面聆陈寅恪（隋唐史）、姚从吾（史学方法）、刘文典（古典文学）、赵廼抟（经济思想史）等名家教诲；还加入西南联大话剧团，参演闻一多为舞美、曹禺任导演的剧目，并到工厂农村演出宣传抗战。西南联大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史功底，继而写出毕业论文《古代云南与中土关系之研究》。他感慨后来专门研究经济史，却从未念过一门经济史的课。1940年夏毕业，他供职于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兼任《新蜀报》主笔、《银行界》主编等职，还发表过一些研究战时生产政策和金融方面的文章，产生一定的影响。

1943年冬，先生历尽艰辛船行43天越洋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怀抱“实业救国”理想进商学院研究生部学习，主修货币与金融学兼修工业管理。时在战中，美国正值罗斯福总统任内，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兴盛，哥大则还保留着克拉克（J.B.Clark）之遗风，其子小克拉克主持哥大讲坛。先生选修其经济学课外，还选了查普曼（T.Chapman）的银行学、多德（D.L.Dodd）的金融市场等课程；管理学方面选有工业管理、营销学等。1945年他的《认股权、股票股利及股票分裂与扩充公司之投资理论》颇受好评，修改后通过，被授予贝塔-西格玛-伽玛（ΒΣΓ）荣誉学会的“金钥匙奖”，此奖要求获奖人课业优秀，必须五门成绩全部是“A”。先生的导师贝克哈特（B.H.Beckhart）不仅是名学者，也是大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明确反对凯恩斯主义。不同学派并存的环境，成就了先生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他还注意观察各学派演变发展轨迹，蕴积成开放宽容的学术风格和思维逻辑直至终生。其《美国的战时公债与金融政策》学位论文顺利通过，1946年获得硕士学位（当时无MBA，称MS）。

同年3月9日，先生与留学朱丽叶音乐学院的钢琴家洪达琳女士结为伉俪。婚后，他打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留在美国就业的念头，选择归国报效祖国。此时国内的抗战已经胜利，百废待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驻美技术团”1946年3月改组为“驻美代表办事处”，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主任孙拯领命聘请被称为“GNP之父”（后改用GDP）的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S.Kuznets，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担任资源委员会顾问，聘吴承明、张培刚、丁忱作专门委员为库氏当助手，于6月陪同库氏来到南京的资源委员会。

二

先生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孜孜以求报效祖国、追求科学、追求真理。他的确称得上学贯中西、古今融通而且史论互证、著述甚丰，受到海内外同行的敬重。这与他深厚的文史功底和西方名校的系统教育分不开，也是他博学勤思严谨治学所致，更是他主张各家并存、取法务上、求实创新学术精神的体现，而“史实”是他自始至终坚持的治学根基。

归国之后，先生在资源委员会辅助库兹涅茨工作。他曾对我谈起，资源委员会聘请库氏主要是“请他设计一套资源和工矿产业的调查统计制度，而不是研究中国的GNP”，但库氏对中国GNP有兴趣，要求助手为他提供相关资料，主要就是我导师巫宝三先生主持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并附有1931~1936年GNP的推论数据。此研究1945年完成，后于1947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至今仍有学术影响。我记得巫老说过出书之名只标1933年，是因为详细的估计以1933年为限，其余年份材料不足，无法用同样的方法准确估计，只能当作一种趋势看待。吴先生当时所见的还是用复写纸手抄的四大册原稿，摘译成英文供库氏参用。库氏对此项研究饶有兴致并写了评论“Comments on Mr. Ou’s Study of the National Income of China，”由吴先生送给当时在中研院工作的巫先生，巫后来写了《答库兹涅茨博士的评论》“Reply to Dr.Kuznets’Commentson Mr.Ou’sstudy of the National Income of China”。在探讨相关概念和方法方面，巫先生还发表《国民所得中的国际支付》“International Payments in National Income”在美国的《经济学季刊》1946年2月号上。吴先生到中研院拜访巫先生，巫与之谈了自己与库氏之间对国民所得的概念和计算方法见解之不同，并赠其《经济学季刊》之文。不久，吴先生经过研究写出长达19页的《我国资本构成之初步估计》，1946年11月（此时他尚不到而立之年）发表在《中央银行月报》新1卷第11期，根据库氏的方法进行1931~1936年中国的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估计，发表后产生反响，还被译成英文刊于香港。此后巫先生1947年12月发表《〈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谈到参考库氏及其三位助手包括吴先生的意见。吴先生接下来继续完成《中国工业资本的估计》，主要时段是1936~1946年，与前人不同的是将“资本”定义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此文也被几种刊物转载。这些工作无疑都是以“史实”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正式开启了吴先生的第一个经济史研究专项。巫、吴两位先生尽管研究方法不尽相同，却开始了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学术情谊，并成为社科院经济所三十多年的同事，且都尽享天年九十有四而终，他们是我人生和学术上影响最大、最久的恩师！

其实，当时库氏来华两个来月即回国了，吴先生也在1947年初辞去南京的工作来到上海，任中央信托局信托处襄理。同时兼任上海交通大学、东吴大学等校教授，主要讲授货币银行、国际汇兑、工业管理和财务报告分析等课，这些多是国内新开的课程，还发表了一些相关论文。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冬，他的清华和哥大老学长冀朝鼎出任中央财经委委员兼中央外资企业局局长，邀其到北京工作，是年11月14日先生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京城。从此直至辞世，先生在京生活了六十多年，一个甲子有余的沧桑巨变！

1950~1957年，他在中央外资企业局、私营企业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并开始研究外国在华投资问题，1951年以笔名魏子初（“外资处”谐音）发表了一些成果，其中三联书店出版的《帝国主义在华投资》虽是小册子却很受重视，先后再版并被译成俄文版。在此基础上，先生继续拓展资料搜集并辅之以个案调查，将外国直接投资的考察从前人一般止于1936年延伸至1948年，研究证实外国在华投资中资本输出很少，主要来自外资在华的积累——结论源自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此书是研究相关问题的必读书。外国在华投资成为先生第二个经济史研究专项，第三个专项则是时代印记鲜明的中国资本主义改造问题。

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局长是许涤新（1906~1988）。吴先生1958年任该局调研处处长，又调来方行、汪士信等同做研究。经许涤新与当时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孙冶方所长商议，合设“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吴先生任主任，主要工作是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写《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1978年出修订本），这是“资改”的重要作品得到广泛引用。需要说明的是，先生对“资改”有自己的认识，认为《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在执行中走了样，改造不仅强制而且扩大化，他建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写到解放为止，不再继续写第4卷“资改”。到“文革”，“资改室”解散，成员也下放到“干校”。先生生性达观，种稻种菜、战天斗地的干校生活，反倒使已患多年的十二指肠溃疡痊愈，能饮酒聊天濯足论诗，并把其中有价值的记下来——这就是其《濯足偶谈》的来源。1974年初许涤新联系人民出版社“借调”先生等人编写《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1977年出版），次年调到商业部，开始酝酿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1977年许涤新古稀之年出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经济所所长，翌年吴先生等也转到经济所并扎下根来。在前述三个专项研究之后，30多年来先生在经济所的学术贡献彪炳史册，尤其在探索经济史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观方面更是无可替代！

先生专任经济所研究员之后，先后担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1980年任日本东京大学客员研究员，198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客座教授。学术兼职主要有：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国史学会理事、中华全国工商联特约顾问等。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社会科学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2006年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荣誉学部委员”，2008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健康老人”——他一再说这是自己最后的也是最珍重的一项荣誉。

毋庸讳言，以“史实”为治史根基离不开枯燥繁琐的资料工作。回溯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参加千家驹先生倡导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首先问世的是他1954年的《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署名“魏子初”；次年出版千家驹的《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编委会还与海关总署合作，利用其存档编出“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刊，如《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国海关与邮政》等，史料价值颇高。前述“资改室”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也是先生负责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基础就是大量发掘和调查的史料。

先生倾注了最多心血和精力的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提出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应编写一部“中资史”，任务交给许涤新，由“资改室”承担，但因“文革”而中断，1978年先生等人到经济所后正式启动。许涤新和先生任主编，全书分三卷：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系1522~1840年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第2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为1840~1920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3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写1921~1949年的情况。这是一部逾二百万字的巨著，二十多位学者历十几个春秋才完成，全书配制487张统计图表，人民出版社1985～1993年出齐。许涤新撰著全书“总序”，先生统稿、许涤新审订。然而，从撰著体例和主要内容的勾画，到执笔“导论”等重要部分的写作，再到统稿删改以致重写的巨量工作，处处凝聚着先生的呕心沥血！此外，他自认研究贡献主要有三：近代中国资本集成的估计、近代中国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总产值的估计、近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这些研究均为海内外学者所重视、评介和引用，而先生却对其中一些数据不断修正，如前两项估计的修正直到21世纪收入《吴承明集》。可以看到，这部大作汇聚了先生前几个专项研究的精髓，而且在史实辨证、研究方法、论点新见等方面展现出其不懈的理论追求。

先生倾注最大精力锄种的学术之花结出了丰硕成果，《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面世后中外学界好评不断。特别是第1卷，1987年台北谷风出版社就出了繁体字版；1989年7月20日李约瑟（Joseph Needham）致信先生征求对“近代科学为什么在西欧而不是中国产生”（即“李约瑟之谜”）的意见，先生复信讲到中国16、17世纪的启蒙思潮缺乏欧几里得式的逻辑思维，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明清中国是以小农生产（包括手工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上较少竞争且人力充裕，缺乏迫切利用新科技的需求等。剑桥大学的诺兰（Peter Nolan）与先生商议英译此书，由伦敦大学柯文南（C.A.Curwen）译编英文本，2000年麦克米伦出版社（The MacMillan Press Ltd）出版。客观地说，尽管此书难免时代痕迹，但确是中国经济史学的一座里程碑，被认为是“填补空白”之作和“国内外引用率最高的中国经济史著作之一”。先后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成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等，并多次再版。透过先生的治学轨迹，可见以“史实”为基础、扎根于实证研究的经济史学，才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基于此的方法论探索才颇具学术价值！

三

吴先生晚年越发重视思想文化对经济的作用与影响，认为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中最高层次上都要受思想文化的制衡（conditioned），这有两重意思：一是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制度变革是行不通的，二是文化思想又常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先导即启蒙。他对宋儒之学尤其是宋明心学倾注心力，认为自宋以后儒学理性化，到王阳明将“知”和“理”一元论，有利于思想解放；那时的反传统思潮和经世致用主张以及实学思想都具有启蒙意义。可惜中国思想的理性化只有道德理性，缺乏工具理性，加之清统治者的思想禁锢，启蒙思潮被扼杀，直到西学传入，现代化启蒙才真正来临。

思想文化与经济发展是近十余年来先生和我谈论较多的论题，他相当博学却十分谦逊。或许出于我的专业偏好，我向先生不断请教经济思想史方面的问题，包括对这门学科本身的看法。我知道他对经济思想史颇为注重，自学生时代起就修习西方经济学说史，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史更不能忽视中国经济思想。在他的经典论作《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篇首就列举“富国、富民思想，田制、赋税思想，义利论、本末论、奢俭论等思想，在研究中国经济史中无疑是很重要的”。晚近他对经济思想史愈加注重，认为研究经济思想史尤其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需要较为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而研究经济史不深入到思想史层面可能深度不够，研究思想史离开经济史则可能成“无源之水”。先生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有三大问题：义利——价值论、本末——生产论、轻重——流通论。他指出西方经济学有局限，要总结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十分重要。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古代经济思想是源头，这偏重文化范畴，与中国哲学史关系较紧密，要懂经济史和文化史才能深入研究。他的许多论点都是高屋建瓴之见，发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学者所未发，对中外经济思想史研究都具有指导和启迪意义。

先生的研究多居国内外领先地位，他的论著大多是掷地有声的传世之作，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他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百位经济学家”，成果选入《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先生不仅在他的著述中阐发和重申其论点，而且作为教师他一直到年届九旬依然坚守在讲台上，将其研究心得传之于后学。20世纪末，我和李根蟠先生都开始招收博士生，商议集中授课，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开设了“经济史学的理论与前沿”系列讲座，邀请不同专攻的专家开讲古今中外经济史学。讲座从20世纪末直到21世纪，吴先生一直是领衔的“头牌”！他的讲座座无虚席，有个学生写了篇《听大师讲课》的文章，生动讲述这位年近九旬的老师神采奕奕、博大精深的实况——“不间断地讲了两个半小时，台下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发自每个听课者心底深处对大师的敬重和仰慕”。可先生不认为自己是“大师”“泰斗”“权威”“国宝”等等，他发自内心地称自己是“小人物”，做的是“小事情”——这是他留给自己后人的心里话，也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大”和“小”！身为教师，先生谦虚谨慎为人师表，德泽桃李同仁——他循循善诱语重心长，答疑解惑孜孜不倦，教书育人桃李芬芳，培养出多名经济史学的博士、硕士；他指导、扶掖和帮助过的学者数不胜数，勉励后学如沐春风，他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史学界当之无愧的导师！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精心锄种不仅幽雅香妍，更是春色满园。

直到2011年春，先生已度过了他94岁的生日，还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刊登的吴承明、叶坦《一部承前启后的中国经济史杰作——〈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评介》，虽然先生未执笔，但内容和观点都反复征询其意见，定稿全部经他审订，只有一项没有听他的，那就是在署名问题上他要求不署名或署在我后面。另一篇是《全要素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史研究》，刊登于《永久的思念——李埏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前述《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曾问他“有哪些新的关注点”时，他谈的就是此问题，并说明“全要素分析就是分析要素与整个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变迁……在全要素分析中，那些用丹尼森（E.D.Denison）模型计量的部分，仍然要辅之以逻辑分析，才比较完善”。他在自己的微博（是的，94岁的先生开有微博）上说“我准备写一篇关于全要素分析方法的文章”。病重之时与我断断续续谈得最多的也是这一研究，并遗憾地说“这是我一生最后的文章了”。按照他的心愿还将继续深入下去，而不能继续进行科研的日子，在他看来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的人生！

先生学术上的“发展论”也贯穿于其整个人生且身体力行，他主张“今胜昔”，更希望“人胜己”，多次与我谈及“长江后浪推前浪”，对后学充满期待和肯定。他以后学之能为喜、以后学之得正己，在《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文中，他痛责自己曾回避17世纪的“低谷”是“逃避”、是“可耻的”，我曾建议先生对这些话稍作修改，但未被采纳，直到《吴承明集》中还继续保留，见该书第142页。律己之严，令人衷心感佩！他非常注意新的研究动向和成果，哪怕是“小人物”的研究，也以之修正自己的观点，表现出公开自我批评的大智大勇，我们有幸仰慕先生风范，实为终身楷模。在严于律己的同时，他待人却十分诚恳宽厚，其看人主要看优点，看别人的研究也重在长处。对同事、朋友、学生，他都诲人不倦、无微不至；无论升职、评奖、出国、答辩、出书，先生能帮忙的都会鼎力推荐；他的科学精神、博大襟怀与谦逊态度，令与之有交往的人无不肃然起敬。在他逝世后为之撰写的生平中，我臆用了“识人唯长”四个字来概述他的仁厚品格与大家风范。

“识人唯长”实际上也是很不容易的。学者的职业从某种意义上讲恰恰相反，使人看到的往往是他人之不足——做研究就是做他人未做或做错，或不足的，从而很容易孤芳自赏，甚至否定他人，即便是大家也难免如此，即使是谦和的人也很难多看他人的长处。在职业习惯之外，长期形成的“真理唯一”思维逻辑也限制了博采众长，阻碍着学术的健康发展。先生却不然，他看人只看长处，并强调“肯定自己但不要否定别人”。他对不同学术流派乃至不同思想观点等同视之，认为考察学术不应当以观点为据；主张不同论点可以各讲各的，不必非让别人接受自己，更不要以己非人。这并不是说他不讲原则，他的原则就是要“持之有故”，包括学生写博士论文，只要“言之成理”不求观点一致。还要特别指出，先生对培养研究生相当重视，认为年轻人思想活跃，可以“教学相长”促进自己更新。我一直请他担纲我培养博士生的导师组，直至九秩有余还坚持为我招生阅卷。他很注意学生的长处，每每指出其中稍有见识之处，很令我感动。他提出“学术研究不是任何人的专利，各有其特点，才能互相补充、互相切磋”。反复重申百花齐放，史坛才能一片繁荣！

我自1985年衔巫老之命开始上吴先生的课，到1988年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再到1992年破格晋升研究员，吴先生都亲自参加，真是师恩如山！从多少次开会听他发言讲话，到数不清的把盏问学、促膝长谈……特别是1993年以来我与先生同住一栋楼，时时面聆学术教诲，经常得到生活关照，处处都留下先生辛勤的心血！其治学与为人的点点滴滴，都深深铭刻在我心中，永难忘怀！特别是先生为我作序的书还在修改，未能在他生前问世，永成遗憾。古语言“智者寿，仁者寿”，既智且仁的先生身体一直很好必然高寿。他乐观洞达与世无争，他好酒，自称“酒家”；喜美食，且中西南北菜系不拘，每谈笑“我吃菜和做学问都主张兼容并蓄”。我总结他的“养生之道”是“抽烟、喝酒、不锻炼”，据说流传甚广，还被纽约一家报纸所引用。其实，后来先生已经注意锻炼身体，还自编“诗操”（依唐诗配动作），经常散步观花，北京电视台2009年采访他92岁的“长寿之道”。然而，2011年7月8日15时45分，先生最终走完了他坎坷而光辉的一生驾鹤西归，享年94岁。他的离去是中外学界无法估量的损失，也是我永远的痛！

时光飞逝，又是一年花开花落，海棠花溪如今已从繁花似锦到落英缤纷再现初实满枝，“海棠花溪”在北京的元大都遗址公园中，每年春天海棠花盛开，成为京城一景。这里离先生和我的居处不远，以往大家常到公园散步观花。我坐在与先生一道看花坐过的长椅上，凝眸仰望随风摇曳的枝叶，相信先生还能闻到这阵阵淡香……更相信他辛勤锄种的学术之花，汇聚于这部全集之中的篇篇精品，将长存传世千古流芳！

是为序。

2017年7月于北京安贞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