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学大师汪敬虞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汪公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了60余载，废寝忘食，奋力开拓，教书育人，著述丰硕，桃李成林，无论学术研究，还是道德文章，都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汪公艰辛探索、确立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曲折历程和特殊贡献，更是值得大书一笔。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中心线索”命题，最先是严中平先生提出来的。上世纪60年代初，严老主持《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集体编写时，在编写组内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核心问题”，应该作为贯穿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一条“红线”，并在组内外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当时因编写工作尚未真正开始，讨论比较空泛，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后因政治运动而中止。“文革”结束后，项目再次上马，但由原来30万字的高校经济系本科教材，改为多卷本专著，并决定先写第一卷(1840—1894)。由于项目定位、写书计划改变，“红线”的重要性相应降低。在课题组或研究组会议上，虽曾谈及“红线”问题，并以糖葫芦串和马铃薯作比喻，形容有无“红线”的区别。但没有进一步展开讨论，亦未提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命题，大家似乎已将其淡忘。

和别人不同，汪公对中心线索的探索却始终没有中断，他说“自己在这个问题面前并没有停下来，30年间，有过反反复复的思考”。①上世纪80年代后期，“二卷”(1895—1927)上马，汪公担任主编，又参加了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心线索问题的讨论，因而加大了探索的力度和深度，并通过《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笔谈，听取意见，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日臻成熟、深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得到学界广泛认同，成为主流观点。

这里要提到的是，汪公对中心线索的探索，是在严老已经舍弃原创命题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更加凸显汪公探求学术真理的那种执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随着《中国近代经济史》定位和编写计划改变，严老对“中心红线”问题开始淡化。1984年他给研究生授课时，曾谈到该书的编纂，说:“合作写书，并不一定要写成体系那么完整，组织那么严密的书，也可成为高水平的专门著作。这种著作，每本处理一个时代或一个主题范围的重大问题，各由专家执笔，各抒己见，不必要求各家的观点具有严格的逻辑一致性，也不必处理过细的问题。这种办法，在外国很流行。对于我们新兴学科，基础薄弱，队伍还不很成熟的情况而言，更加合适”。中心线索问题似乎已不在考虑之列。同时，严老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核心问题的思路也在改变。他在研究组会议上或给研究生授课时，曾多次谈到中国近代经济的本质特征和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认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矛盾”，中国近代史、近代经济史就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暴力掠夺史；帝国主义完全“主宰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主要动向和主要进程”，使近代中国的发展状况极不平衡、极为复杂，直到解放前夕，“人们可以看到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原始公社制、奴隶制、领主封建制、地主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同时并存”，地区间的差异远大于历史时代，并以苏北、中原地区的“初夜权”为例，说明近代中国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和落后程度，强调必须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单纯用经济规律去分析近代中国的经济问题，否则容易忽视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暴力掠夺性”。①可以看出，严老已将“帝国主义侵略”取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核心问题。他为“一卷”撰写的“前言”，主要内容也是“帝国主义侵略”。②不过在文字表述上，严老尚未明确将“帝国主义侵略”作为全书的“中心红线”。而且“前言”篇幅较小，与正文不太相称，严老形容其为彪形大汉头上戴顶小瓜皮帽，不太满意。

严老晚年健康状况欠佳，但仍然十分关注学术界关于中心线索的讨论。当他发现汪公所坚持的“中心红线”，是自己已经摒弃的命题，感觉不妥。1990年6月7日，严老大病初愈，立即给汪公写信，提出不同意见，说自己上世纪60年代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命题时，对“中心红线”的性质、作用等问题，“并未深究，只不过人云亦云，鹦鹉学舌而已”；就是后来编写“一卷”，“也未曾自觉地贯彻什么中心红线，只不过从实际出发，根据材料所体现的问题，叙述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而已”。认为探索“中心红线”，还须借助毛泽东的矛盾理论。“中心红线”应该具有“主要矛盾”的性质，“它起着领导和决定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的作用”。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侵略“是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红线”。“捉住”这个最主要红线，“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至于民族资本主义，它虽有某些发展，但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不能对其它矛盾发挥领导的、决定的作用，不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红线”。明确指出，“撇开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两个主要矛盾，另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近百年历史的中心红线，把视线引向纯经济现象上去，忽视政治军事暴力的强制作用，就经济论经济”，这种做法“不足取”。③

严老是学科带头人、经济史学泰斗，是汪公崇敬的兄长，两人情谊深厚，汪公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命题的认识，亦缘自严老的启发。不过汪公经过长期探索和反复论证，对这一命题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已坚信不疑，并没有因为严老研究思路的调整而放弃相关研究。他在回信中写道，严老改变原来的观点，“是认识深化过程中常有的现象，是完全合乎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当然，在认识深化的过程中，也有更加坚持原来的观点的。因此，我并不因为您放弃了原来的看法而改变我自己的观点”。同时，汪公对严老原来十分强调中心线索，而现在又不太重视的思路转变，谈了自己的想法，认为集体写书“要有一个大体一致认同的中心线索，有一个大体合乎逻辑的全书构架”。“写一部历史著作，完全不要中心线索，几乎是不可能的”。汪公还就严老对自己文章的误解和相关疑虑进行了解释，说明“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并非就是只限于写资本主义，更不是各行各业、各个经济部门都得谈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而且，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心线索，也“决不只限于写资本主义，……不但不限于资本主义，而且也不限于经济，不能单纯经济观点。只有把视野尽量扩大，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才能更好地突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这一中心线索”。①

严老信中的意见和看法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他的疑虑也不无根据。不过正如汪公所说，严老有些意见是缘于引文错位或误解。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严老没有看到汪公新发表的论文《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的再思考》。②因为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汪公着重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和主要矛盾，指出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国家”，主宰近代中国命运的是“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而不是“帝国主义和中国资本主义的联合统治”。在近代中国社会，“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两个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汪公特别强调，分析中国近代的性质，“局限于经济是不够的，必须把视野扩大到政治领域”。这同严老的思路和观点，十分吻合。至于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评估，两人连论证方法、依据也完全一致，都不约而同地引证马克思分析英国侵略印度的结论:英国侵略不会给印度人民带来自由，或根本改善其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并且，汪公进一步补充:“中国人民，正如马克思所指的印度人民一样，是不能指望从西方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那只是一枚苦果”，借以强化马克思的结论。③假如严老看了这篇文章，他信中的疑虑或许可以大部甚至全部消除。

事实上，汪公对严老的一些基本观点，不仅十分熟悉，也完全认同，尤其是关于近代中国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以及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要领等重大问题，两人并无分歧。汪公坚持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并非忽略或回避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是基于历史发展走向和人民意愿，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近代中国社会前进的历史走向。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人民寻求国家富强之路的强烈愿望”。④它同严老的“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心红线”命题，并不抵触，反而紧密关联。中国明清时期已有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变了中国原来的历史走向。严老说，“正因为有了外国的侵略和征服，才有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⑤而许多斗争形式，如抵制日货、抵制洋货、保矿运动、收回电报线路、收回川江航权、厂家自办出口、实业救国、收回租界、收回邮政海关管理权、关税自主，等等，就是捍卫国家主权，发展资本主义或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而这些斗争最终失败或收效甚微，则是资本主义“不发展”的重要表现和原因。显然，“侵略反侵略”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应有之义。同时，汪公在论证、阐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命题时，强调“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过程中，不发展是主导的一面”。“近代中国是以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而告终。结束近代中国的历史，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⑥联系到汪公有关“主要矛盾”和分析中国近代性质不能局限于经济、“必须把视野扩大到政治领域”的论述，可以断定，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心线索，决不会出现撇开两个主要矛盾、忽视政治军事暴力的强制作用、就经济论经济的重大偏差。

所谓中心线索，本质上是一种方法论，它既是宏观历史研究的需要，又必须在宏观研究实践的应用中验证、完善。三十余年间汪公对中心线索问题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边探索、边应用验证，两者紧密结合，相互交融、促进。汪公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命题的论证、阐释，如结构、内涵、功能，“不发展”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主线”与“主体”间的逻辑联系，等等，并非空乏的理论分析和逻辑推导，而是有充分的历史依据，是历史事实的抽象和长期研究实践的结晶。

汪公的最大心愿还是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心线索，编纂完成一套高水平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大型专著。按照严老“合作写书”办法编撰的“一卷”，已被证明是高水平的，它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里程碑的作用。按照这一办法编撰的后续各卷，也分别可以成为高水平的专著。然而，作为“接力式”分卷主编、撰写的“通史型”《中国近代经济史》，若无明确、统一的中心线索，欠缺严谨、协调的体例、架构，则难以将各卷联结成一个紧密的有机整体，无疑使全书质量和学术价值受到制约。正因为如此，汪公接替严老，担任“二卷”主编，并没有简单地“萧规曹随”，而是在指导思想、体例风格、框架结构上与“一卷”衔接的同时，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二卷”的中心线索，而且直接将它作为“导言”标题，凭借其“既有提纲挈领之功，又有联系前后左右之力”的功能，统率、贯串全书，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提供一个更高的观察点，令其产生“一览众山小”的功效。这样不仅丰富了经济史的内容，而且使许多问题的讨论提到理论的高度，更加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原貌。“三卷”(1927—1937)启动后，汪公因年事已高，退居二线，不再担任主编，但一直关注和指导该卷的编写。“三卷”承续“二卷”，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心线索，但在处理方法上，为了避免与“二卷”雷同，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导言”的副标题。汪公审读时发现了这一点，建议立即“扶正”，并指出，雷同不要紧，重要的是同“二卷”保持一致。正因为如此，现在编纂的“四卷”(1937—1949)，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收官之作”，也采用“二卷”同一体例、格式，以实现汪公的遗愿。这样，二、三卷以及编纂中的“四卷”，既同“一卷”衔接，并充分发挥“一卷”的优势，本身又通过统一的中心线索和体例，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保证和提高了这套“接力式”分卷主编的“通史型”《中国近代经济史》专著的整体质量与学术价值，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