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史学家、中国经济史学会前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汪敬虞先生辞世一年多了，但是他那些抽丝剥笋般的经济分析，高屋建瓴式的史学论述，以及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依然活在我们的心里。在汪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时候，笔者把上世纪80年代我读研究生以来汪公对我的教诲作一追忆，以更好地了解汪敬虞先生为人及学术思想。

一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本来是要报考其他专业研究生的，在读了汪敬虞先生和吴承明先生等老一辈学者所撰写的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论著后，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才下决心改考经济史专业研究生。在硕士生阶段，我的导师聂宝璋先生一再要求我们精读严中平和汪敬虞先生等老学者所撰写经济史论著，并告诉我们:与巫宝三先生合作编写《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的汪馥荪就是汪敬虞先生。经聂先生的介绍，我们认识到:巫老、汪公(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内都这么称呼)他们关于上世纪30年代中国国民收入的研究开创了中国经济史计量分析的新天地。汪敬虞先生的《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唐廷枢研究》这两本书相继出版后，我也尽快找来阅读。汪公书中流露的爱国热情，及其广阔的研究视野和积微成著的学术功力，令我极为感佩。

我第一次见到汪敬虞先生，是在1986年秋。当时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丁长清先生邀谷源田先生和我合译美国学者Ellsworth C.Carlson的专著《The Kaiping Mines,(1877—1912)》。丁长清先生要求翻译该书的第二版，而南开大学图书馆没有，整个天津都没有，丁先生派我去北京找。我直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书有，但是已被汪敬虞先生借去。我按照那里工作人员给我的地址，找到北京三里河的汪敬虞先生寓所。因为与汪公这样的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初次见面，又是要向他借书，我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不安。当我做了自我介绍说明来意后，汪公热情地问我喝不喝咖啡？我稀里糊涂点了点头。汪公就请我坐下，给我冲了一杯咖啡，温和地问我的专业学习和工作情况，以及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情况，谷源田先生的近况等。我心情很快平静下来，一一回答了汪公的问题，并对汪公讲我的硕士论文中多处引用了您的论著。汪公对我的硕士论文很感兴趣，又问了一些相关问题。然后他从书架上把英文《开平煤矿》第二版书拿了给我，我要留一借条，他笑着说:“不用，不用，我相信你”。初次见面汪公就对我如此信任，使我很感动。

我把英文《开平煤矿》第二版书带给丁长清先生看后，遵丁先生所嘱，把该书全部复印后原本带回北京归还汪公，还呈交一份我的硕士论文油印本给汪公请他批评指正。没想到，两个月后汪公来函说我的导师聂先生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要帮我把硕士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上，由于篇幅有限，要对我的数万字论文作删改，问我是否同意。我当时先后已写有3篇论文投稿都未被采用，正在发愁，收到汪公来函喜出望外。我自己对论文作了删改，寄给汪敬虞先生，请他再做斧正。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辑问世后，我看了其中所载我的论文，发现汪公又花了很大功夫，仔仔细细地修改了拙文，这使我非常感动。更令我感动的是，汪公后来还对我说他要向我“检讨”，说他在修改我论文时把一些不该删除的内容删掉了。汪敬虞先生的话当时使我心头一震:这才是真正的大师风范!汪敬虞先生这种热情奖掖后进，又严谨治学，虚怀若谷的精神使我终生难忘。

二

在我攻读博士生阶段，我的导师张国辉和吴承明、汪敬虞三位先生组成我的博士生指导老师小组，他们在我的博士生课程学习和论文写作等方面给我的教导，不仅在那三年，而且一直到现在都使我受益很大。

三位老师都主张经济史专业的博士生专业基础课应当精读一些经济学名著，张国辉先生推荐读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吴承明先生推荐读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汪敬虞先生则推荐读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并且希望阅读时要注意几种版本的比较，我深感读了这些书对我现在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都很有帮助。起初我对几种版本的比较阅读不大理解，后来在对严老这一重要专著不同版本的阅读过程中逐渐领会了汪公师的深意，认识到这确是一种助人“长功”的精读方式。

我的博士研究生专业课学习也是分段到三位老师家里求教，再看书自学，交一份读书札记向老师汇报，并进行一些讨论。学期终了时由三位老师各自给我评定课程成绩，取平均数记入我的成绩单。我曾总结这三位老师治学特点为:吴老求“新”、汪公讲“透”、张老忌“满”(人不要自满，话不要说满)。我觉得，三位老师之间对我的专业课教学似乎有分工，侧重点各有不同。吴承明先生侧重于宏观，并建议我以后在近代经济史计量研究方面多作努力；张国辉先生侧重于微观(典型企业)和中观(重要行业)，他认为近代中国金融业、棉纺织业、矿业、机械工业的研究尤为重要；而汪敬虞先生侧重于讲述经济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主张由此系统加强基础训练。汪公提倡在经济史学领域坚持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并认为这又要建立在掌握丰富经济史料基础之上。他送我一本他的198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专著《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以此书作为示范，介绍了他自己对中外文相关史料的收集和整理运用。汪公介绍了他自己20世纪50年代参与严中平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收集整理工作情况，要我认真阅读严中平先生关于收集整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工作体会文章及《科学研究方法十讲》。汪公特别介绍了他们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上海收集整理旧期刊资料的体会，他认为旧期刊资料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中，有十分重要地位，这是近代经济史研究比古代经济史研究优越地方之一，进行近代经济史研究应当好好利用旧期刊资料，不能不知有此宝山，也不能入宝山空手而回。但是中外文旧期刊特别庞杂，数量很大而质量不齐，从期刊中搜集资料是一件非常吃力的工作，是需要下苦功的。为了节省搜集资料工作的时间，加速资料的编辑工作，有必要先摸一摸旧期刊的情况，作一些必要的挑选。汪公把他写的《关于搜集期刊资料的一些初步意见》油印本借给我复印，我当时如获至宝，颇有武侠小说里得到一份武林秘籍的感觉。

到三位老师家里登门求教时，每次老师们都要请我喝一些饮料，我记得吴老师总是请我喝红茶，张老师总是请我喝绿茶，汪老师则总是请我喝咖啡。红茶、绿茶、咖啡皆成为我所爱，使我求学生涯中增添了美好回味。

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近代中国国际收支研究。起初吴老师和汪老师都不赞成我这一选题，他们认为国际收支研究涉及面广，难做。但是我在张老支持下还是把博士论文选题定为《1895—1930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论文答辩时我想起答辩委员会里汪老师等三位委员都曾经不赞成我的选题，心里不免忐忑不安。答辩时汪老师和吴老师在发问中都首先肯定了我的论文，也使我很感动。

三

我在博士生毕业后参加了汪敬虞老师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研究工作。汪老师可以说是手把手地又带了我们好几年。

汪敬虞先生反对史学研究碎片化倾向，反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他既强调经济史研究要以深入具体的个案研究及专题研究为基础，又主张研究者要有全局意念，要有整体研究意识，要了解所研究专题的前后左右联系。如何把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乃至细节研究结合好，在这一大问题上汪先生提出“中心线索”(或曰“主线”)架构说。他说，“中心线索就像一支糖葫芦棍，是贯穿事物整体的一条主线。通过这条主线能更紧密地联结主体的各个部分，更好地认识主体”；后来他又把“中心线索”比喻为“葡萄藤”，他说，“一部具有比较理想的中心线索的历史，不但是一部正确的历史，而且是一部丰富的历史。它不仅像一串糖葫芦，而且更像一根藤上的葡萄串，……葡萄串上的葡萄，大小不同，色泽各异，疏密有间，错落有致。如果说糖葫芦串上的葫芦是机械排列，那么葡萄藤串上的葡萄，就是有机的构架。”他认为“中心线索”架构会使经济史上许多问题的讨论提到理论的高度，对于经济史研究既有提纲挈领之功，联系前后左右之力，又有充分发挥、论断和研证的广阔余地。那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应以什么为“中心线索”呢？汪先生主张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作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汪公对吴老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评价很高，但是他又认为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又不能充分发展，近代经济史研究者既要把“发展”的一面讲透，也应当把“不能充分发展”的一面讲透，这样才有可能走向产生一部科学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专著的目标。他认为，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考察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通过观察、分析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充分发展的历史原因，得出当代中国所走的道路是历尽百年沧桑的历史选择，这不但会坚定我们对这一历史选择的信念，而且会为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第二次革命，为社会主义产业化，汲取有益的经验和启示。他提出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应当作为课题组成员研究工作共同的纲领，为此他一再与课题组成员们沟通，又召开全体会议一起讨论，统一课题组成员思想。他认为这是做好《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前提。

1995年本课题进入审改阶段，汪公对全书文稿审阅细，要求严，文稿一改再改，审改阶段持续了两年。领导上要求我除了写好自己的章节外，要协助汪公做好全课题组有关工作。汪公因此要我先审阅他自己分工所写章节文稿。我看稿后认为写得很好，无须修改。他很生气，坚持要我提修改建议。我试着提了一些修改建议，汪公都愉快地接受了。汪公又坚持要我把他已审阅过的其他文稿连同他的修改建议再看一遍，并提出我的看法。当他生病住院及患眼疾时，则要我先看课题组其他成员新写的文稿，另纸写上我的修改建议，他的病稍好些时再连同我的修改建议一齐审阅。

我在汪公家讨论修改文稿时，汪公总是热情地请我喝咖啡。我也是稀里糊涂地以为汪公自己喜欢喝咖啡，1996年有一次我买了咖啡回送汪公，这才知道他们家人都不喝咖啡。汪师母告诉我，1986年那次咖啡是别人送的，汪老师问我喝不？我点头了。结果汪老师误以为我好这一口，就专门买了咖啡留着招待我。我也是太不拘小节了，以致这一小误会延续近十年，汪老师竟然为此买了近十年的咖啡。我对师母解释说，我在南京上小学几年喝的都是自来水，在农村插队十年喝的都是加了明矾的河水，上大学及读研究生时多喝白开水，红茶、绿茶、咖啡，对我来讲都是高档享受，我都爱喝。这一小误会至此才解除，现在却成了我对汪老师夫妇抹不去思念的一部分，成为我伴随对汪老师教诲的记忆中温馨内容的一部分。

汪敬虞先生主编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项目成果《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后来连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第四届中国社科院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对推动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起了重要作用。汪公在《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书中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近代中国社会前进的历史走向。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人民寻求中国富强之路的强烈愿望。产业化，这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它曾经不断地给人们以希望，因为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第一次出现在近代中国并且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机遇和希望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严重打击。近代中国是以中国的资本主义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而告终。当代中国所走的道路，是历尽百年沧桑的历史选择。中国经济史学会前会长吴承明先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书评，赞扬汪公主编的这部书为“一部金字塔式的中国经济史新著”。但是汪公自己认为这部书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他曾对我说:小的不足之处很多，较大的不足就有1895—1927年工商社团的发展变化写得太简单。他建议我以后在近代工商社团的发展变化方面多做些研究。我后来在《汪敬虞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里就交了有关近代工商社团研究的文稿，汪公看了我的文稿说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近代工商社团在现代化中作用不小。

四

汪敬虞先生再接再厉，于82岁高龄时又写成《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一书，填补了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空白。书中把在北京、上海等地用“地毯式轰炸”办法搜集来的近代外国在华银行历史沿革、在华发钞、存款、放款、汇兑等业务情况逐一考订，对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等历史也进行研究，条分缕析，整理成有关外资金融活动的全面而系统资料，进行细致透彻的分析论证，既肯定了外国在华银行代表一种先进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的进步意义，又强调了外资在旧中国金融活动中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使读者对近代外资在华金融活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还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对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中外经济关系问题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材料和新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院所评奖时他却从不愿上报个人成果，一再表示应当多表彰中青年学者的优秀成果。

汪公在《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数万字前言基础上撰写了数十万字专著《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他也要求我审阅全部书稿，坚持要我提修改建议。我也试着提了一些修改建议，汪公都愉快地接受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于新世纪初发表。汪公在其前言中表扬了我的工作。本专著评审专家一致认为，“本书在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发展三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双重作用和列强在华特权享受，以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机制等问题的讨论中，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见解。这些新见解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无疑会是一次新的推动”。汪公则对我说，他自己认为这部专著有一很大遗憾，没怎么讨论近代官僚资本问题。他说:“我老了，而中国近代官僚资本问题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希望你们中青年学者以后能对官僚资本进行深入讨论”。

汪敬虞先生晚年严重失眠，他不再外出开会。但是在湖北武汉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他坚持要参加。他提前两年就找我，希望我也参加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讨论会，我为此撰写了《试论辛亥革命前中国产业民营化的两条途径——以盛宣怀、张謇的企业活动为案例》论文。汪老师对我的文稿提了很多修改意见。他自己撰写了《中国现代化黎明期西方科技的民间引进》论文，他在文中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恰正预兆着新中国现代化的黎明。它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代表新生产力的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传播，就萌生在这个时代之中。他指出，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有官方和民间两个途径。民间的引进活动，不仅时间在官方引进之前，而且他们的努力，更加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现代化执着追求的主动精神。这种精神，在今天仍然是值得发扬光大。我们一起参加了武汉的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第一天汪公就怎么也找不到他的代表证，他因此见到餐厅门口的服务员心里就怯怯的，每次就餐都要我带着他，像个老小孩；而在学术讨论时汪公侃侃而谈，又成为我们熟悉的老学者。会议结束我们一起返京，路上汪公有些伤感地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八十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有些当年一起开会的老朋友见不到了，下次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会我可能参加不了，争平你要答应我一定要继续进行辛亥革命研究，要争取参加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会”。

汪公一直希望中国经济史学科能够后继有人，他对中青年学者总是热情鼓励，诚恳教导，严格要求。只要有年轻学者将其文稿送来，无论是本单位的、还是外单位的，甚至是以往素不相识的外地学者的，有时是洋洋百万言的大部头，他都花费大量时间帮别人看稿，提出十分中肯和具体的意见。他为中国经济史学界中青年学者的成长付出了很多心血。当我接受吴老建议，准备编写中国近代经济统计研究丛书时，汪公也给我很大鼓励。他说他的家乡明代出了个李时珍，而争平你准备做的工作相当于经济史界的重修本草，很有意义，但要下大功夫。

汪公九十高龄时，对以前他提出的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主张又有新的想法，他认为经济史也可以现代化发展为中心线索，他撰写了以中国现代化发展为中心内容的两篇论文，还有一个现代化研究计划。汪公生命不息探索不止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