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负责编辑《经济研究》历时五年半，从1983年7月至1988年底编完1989年第1期。

我接手《经济研究》之时，农村改革正在兴起，城市改革刚刚启动，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是市场化取向还是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争论相当激烈，而且后者还占优势。1979年春无锡价值规律讨论会就有多名经济学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受价值规律调节的观点，这时却受到打压，甚至商品经济概念都被质疑。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认清改革开放大趋势，把握办刊大方向，是我面临的考验。

静悄悄的启动

应《经济学家茶座》之约，我写过一篇随笔《1985：〈经济研究〉变了》，讲述了最初刊物面貌的演变。外界普遍感觉到“《经济研究》变了”是在1985年，事实上，《经济研究》的变化不是自1985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前，我当过《经济研究》编辑八年半。我深感再那样编毫无意思，因此1983年所长要我回到《经济研究》负责编辑工作时，起初我并未接受，后来推辞不了才勉强同意。可是我这个人有个毛病，不干则已，要干就不懂怎样轻松应付，学了经济学却没学会计算个人机会成本。所以一上岗就在考虑怎样才能使《经济研究》适应历史大趋势，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立足中国，面向世界。

然而，刊物面貌在一定时期有它的惯性，改变需要一个过程，不是想变就能立即变的，因为它依赖于作者队伍和编辑队伍状况，而当时《经济研究》作者队伍和编辑队伍知识结构都严重老化。尤其是编辑队伍还有年龄老化和专业单一化的缺陷。15名编辑人员中，50岁以上的就有9名，40岁以下的只有3名。与这种年龄结构相应的是知识结构，有9名毕业于20世纪50年代，3名毕业于60年代，2名自学成才，学的都是源自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而编辑部本身的体制又被卡得死死的，编辑人员编制一个都不能动，既不能进也不能出。财务上编辑部又没有分文激励手段。我明白自己的能量有限，至多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只能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

1983年下半年，只是为《经济研究》启动转型做了一些前期准备，主要是调查研究，征询作者和读者对《经济研究》的意见和建议，以及编辑部内部酝酿，刊物内容还看不出什么起色。《〈经济研究〉1983年工作总结》对当年刊物状况有这样的评估：“理论和实践结合好、质量高的文章少，一般性的文章多。有的文章或者限于一般议论，不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太实，理论高度不够；或者缺乏新意，没有深度。”

《经济研究》转型实际是在1984年启动的。但限于当时条件，只能逐渐推进，因而转型启动可说是静悄悄的。

1984年我们主要做了哪些事？在此将《1985：〈经济研究〉变了》一文中所述有关内容再复述一下。

在前期调查研究基础上，1983年底我们拟了个《关于1984年改进〈经济研究〉编辑工作的设想》。其中着重提出“编辑部全部工作都要以提高刊物质量为中心……努力改变《经济研究》还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状态”；“进一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经济研究》的内容，要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摆在首位，同时要坚持和发展学术性刊物的特色”；“改进同作者的联系，扩大作者队伍，吸引更多质量较高的文章”。

刊物“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摆在首位”，无疑更要将改革开放的探索摆在首位。编辑部内部明确这个指导思想后，《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就刊发了这样的编者按：“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基础到方案设计，包括总体设计和分部设计，都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讨论。这是经济理论战线上刻不容缓的任务。预期在新的一年里，经济理论界同实际经济工作部门的同志将更亲密合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国情出发，勇于改革，勇于创新，共同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本刊愿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提供更多的篇幅，围绕这个主题开展讨论，广泛反映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改革建议。”这是向作者和读者释放的关于刊物重点转移的第一个信号。

该年实际发表了约70篇直接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平均每期五六篇，多的一期有八九篇，内容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模式选择、国有企业改革、农村改革、金融改革、价格改革和经济各部门、各领域的改革。其中有的论文是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起草直接准备的，如1984年第12期发表的马洪《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就是由主持该《决定》起草工作的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建议撰写，为《决定》起草探路的，曾在高层内部传阅，听取反应。它的主题是论证“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以此作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刊物质量反映编辑工作质量，编辑工作质量反映编辑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编辑人员素质主要体现在出题、组稿、审稿、选稿、编辑加工等各项工作中，因此改变刊物面貌要从提高编辑素质做起。1984年，编辑部围绕《经济研究》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同它在全国经济学界的地位不相适应的问题，在全体编辑人员中认真讨论了如下两个问题：（1）什么是《经济研究》的新局面，《经济研究》要开创什么样的新局面。（2）怎样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经济研究》怎样才是真正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经济理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服务同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学科建设是什么关系。通过讨论，尽管还说不上思想统一，但大多数编辑对刊物转型方向还是加深了认识，在组稿选题和来稿选用的标准掌握上有了更多的共识。

80年代《经济研究》转型最大的困难是作者队伍青黄不接，原有作者率先更新知识结构、从经济理论研究的苏联范式中解放出来的尚属少数，而青年作者队伍的形成刚刚开始。编辑部决定打破成规，敞开大门，大量吸引新作者，扩大作者队伍。选稿、用稿和版面安排一律以文章质量为准，对作者不分亲疏，不论资历，平等对待。1984年，经济学研究生毕业的还不多，编辑部就尽力从在校研究生中发现有成长前景的作者。如该年第10期同时发表的就有三篇研究生论文，包括楼继伟、周小川的《论我国价格体系改革方向及其有关的模型方法》，蔡重直的《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探讨》，陈宗胜的《指令性计划如何运用价值规律和经济杠杆》。这一年，在《经济研究》首次发表文章的作者占全部作者的40%，外地作者占全部作者的比重也由1983年的30%上升到40%。

1984年，《经济研究》开展了一次中青年优秀经济理论文章评奖。评选范围是1979年至1984年6月在《经济研究》发表的文章，入选10篇（论文9篇，调查报告1篇）。我在为获奖作品撰写的评论（《面向经济实践推进经济理论》，《经济研究》1985年第2期）中逐篇阐明了这些作品入选的理由。当然，它们的入选只能是在当时情况下比较而言。评奖的意图是编辑部要向读者和作者表明刊物将倡导什么样的方向。

《经济研究》新的编辑方针

经过近一年半时间的边编刊物边调查研究，我拟了个《关于〈经济研究〉编辑工作的几个方针性问题的汇报提纲》，于1984年12月1日报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分党组，并获批准，随后又得到编委会认可。这是《经济研究》新的编辑方针，在《经济研究》1985年第4期披露。

此前《经济研究》只有1978年复刊时拟定的一个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编辑方针，它规定《经济研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虽然随着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启动，《经济研究》的内容在实际操作中已有所变化，但是并未形成任何明确的成文的编辑方针。

新的编辑方针是《经济研究》实施转型的总纲。正是经过1984年静悄悄的启动，《经济研究》才能自1985年起按明确的新的编辑方针以更大步伐推进转型。

新的编辑方针，归结起来，有如下要点。

1.刊物定位：《经济研究》是“全国经济学界的综合性的经济理论的学术刊物”。它不是地方性、部门性、实务性的刊物，也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或经济研究所的学报。

2.重点转移：《经济研究》“着重探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特别要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和讨论作为重点”。这是刊物稀缺资源的配置战略，不能让刊物稀缺资源浪费在假大空议论上。

3.范式转换：《经济研究》要破除不切实际的传统观念和从观念出发的苏联范式，推动经济理论研究走上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科学轨道。“要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密切联系，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4.实践标准：《经济研究》“要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基本原则，坚持从实际出发，从发展社会生产力出发，鼓励和支持对经济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经验的研究”，即倡导从实际经济过程出发探索经济理论问题，不盲从，不随风倒。

5.学术风格：《经济研究》作为学术刊物，须有鲜明的学术风格；要在现实经济问题探索的同时，推动经济学科建设。现实经济问题研究和经济学科建设相辅相成，经济学科建设要立足于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研究要放眼经济学科建设，二者都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统一于实践标准。

6.兼容并包：《经济研究》要建设成为激励开拓创新、平等竞争的学术平台，拒绝门户之见，反对学霸作风。

7.全球视野：《经济研究》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不仅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而且要探索当代世界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研究中国经济理论问题，也要有全球视野。

8.作者队伍：“要把有计划地发现和培养大批年轻的有发展前途的作者作为有关《经济研究》开创新局面的战略性问题提上议事日程，采取切实措施，予以落实。”

9.编辑队伍：《汇报提纲》指出，编辑队伍“存在着年龄老化、知识老化和专业单一化的严重缺陷”。而编辑队伍更新是编辑部自身无权解决的，因此“建议所分党组从队伍建设的战略上考虑、安排编辑队伍有步骤地更新和培训的计划”。然而，这个建议后来事实上完全落空。

从苏联范式解放出来

《经济研究》转型，就是让经济理论研究从苏联范式解放出来。

《经济研究》转型，1984年已静悄悄启动，但是外界明显感觉到是在1985年。《〈经济研究〉编辑部1985年工作小结》有这样的记载：“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和农村发展》（第7期）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的《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第11期）两篇经济研究报告发表后反响都较大，特别是第11期出版后，有些未订《经济研究》的读者纷纷来购刊物，有的单位还自己打印体改所的报告。”

体改所报告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广泛调查研究了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宏观经济形势，即投资、消费需求和信贷投放全面膨胀的通货膨胀问题。它依据有二十余位青年人参与的直接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数据，从经济运行的微观机制分析着手，考察宏观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揭示宏观经济形势的微观基础，从而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战略重点选择的建议。此前还没有用这样的分析方法研究宏观经济形势的文章，这在当时来说是新的思路。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文章，从农村改革启动后六年间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激增引起的国民经济结构变化着手分析，提出了“我国国民经济正在走向一个以结构大变动为主要特征的新成长阶段”以及须从国民经济大背景下考察农村发展的重大命题，对促进我国经济改革和农村发展有重要意义。1985年第10期发表的该研究组成员陈锡文个人署名的《国民经济的格局变动与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是这个命题的一个侧面的展开论述。它以对国民经济增长原有模式和机制的评价作为铺垫，考察当时正在崛起的乡镇企业实况及其对改变我国工农、城乡、就业和收入分配等格局所起的推动作用，提出对今后国民经济发展及其格局变动的判断。

这些文章的发表给《经济研究》带来了新风，以至当时有人好奇地问：“这样的文章《经济研究》也能发表啊？”因为《经济研究》在他们心目中已经形成了固化的印象。带来新风的这些文章，新就新在它们不是在书房里闭门造车，而是扎根于经济实况调查研究，并通过经济实践的机制分析得出结论的。

1985年在《经济研究》发表“去苏联范式化”文章的，有青年作者，也有中老年作者。第3期发表的《劳动者个人收入分配的若干变化趋势》一文的作者赵人伟，就是一位和我一样50年代受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教育的中年作者，但是他的这篇文章一反苏联范式，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了我国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各年龄段收入的变化趋势，以及消费品分配中实物分配和货币化分配的变化趋势。赵人伟是最早觉悟需要并身体力行更新知识结构、实现研究范式转变的中年经济学家之一。

该年第9期发表的《为什么“一放就乱”——论价值规律调节生产的作用》一文的作者，则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现代经济学功底深厚的老教授高鸿业。“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是计划经济体制一直困扰着决策层的顽症。高教授用市场经济理论言简意赅地回答了计划经济为什么会“一放就乱”。他指出，价值规律调节生产的作用的实现，至少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存在竞争、有效率的市场、企业行为的资本约束和社会总需求的资源约束。缺乏这四个必要条件，正是计划经济“一放就乱”的根源。这个结论的政策含义，就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市场机制替代计划机制，必须创造价值规律调节作用得以实现的这些必要条件。改革开放已经40年的今天，我们在原则上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可是还得审视市场机制能够起作用的这些必要条件是否已完全具备。

《经济研究》实行对外开放方针。1985年第10期发表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亚诺什的论文《国有企业的双重依赖——匈牙利的经验》。这是他提交该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世界银行合作研究项目成果讨论会的论文，是他专门为中国读者撰写的，使更多中国读者直接领略了他的思维方式、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这对中国读者来说完全是新的，它丝毫没有充斥我们国内报刊的讨论国有企业、国有经济问题时的传统老调。该文以经验实证方法，对匈牙利1968年至1985年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过程深入地、系统地作了描述性、批判性的理论分析，揭示了改革的进展、困难和矛盾。作者指出，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并未真正形成市场经济因而导致国有企业既依赖市场（水平依赖）又依赖政府（垂直依赖）的双重依赖。这些分析，不仅对中国当时刚启动的改革有启蒙作用，而且对今天也仍不失其警示作用。

1986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定获奖论文共12篇，其中6篇是《经济研究》1984～1986年间发表的。它们是：蔡重直的《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探讨》（1984年第10期），赵人伟的《劳动者个人收入分配的若干变化趋势》（1985年第3期），吴敬琏的《再论保持经济改革的良好经济环境》（1985年第5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的《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调查综合报告》（1985年第11期），华生、何家成、张学军、罗小朋、边勇壮的《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1986年第3期），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论国民经济结构变革——新成长阶段农村发展的宏观环境》（1986年第5期）。《经济研究》这6篇获奖论文中，有4篇是青年作者的作品。

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理论讨论会

1985年，《经济研究》编辑部召开了两个学术讨论会：一个是5月份在北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回顾与展望讨论会；另一个是10月份在杭州开的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理论讨论会。前一个会是经济研究所领导班子为纪念《经济研究》创刊30周年提出召开的，其主题是我建议的；后一个会是我倡议召开的。

有165人参加的《经济研究》创刊30周年讨论会，广泛回顾和梳理了我国经济理论已经讨论过的问题和取得的进展，讨论了当前需要着重研究的经济理论问题，以及经济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该会讨论综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发表在《经济研究》1985年第6期。本文关于经验教训的总结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要有所作为，就必须面向实践，认真研究和回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为此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实行学术自由，发扬科学精神。学术自由和科学精神是统一的”。对于学科建设，该文写道：“有人认为，三中全会《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由此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整套不合乎实际的传统观念就要有根本改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某些基本范畴也要重新研究。”

有55人参加的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理论讨论会，规模只有上一个会的三分之一，意义和收获却明显超过上一个会。《经济研究》创刊30周年讨论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和传统观念要转变，但是没有回答怎样转变。经济机制理论讨论会则是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这是一个切实讨论和解决问题的会。这个讨论会的目标就是推动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范式转换。1985年5月底刚上任的经济研究所所长兼《经济研究》主编董辅礽出席并作了讨论引导性的讲话。与会者在4天的互动式讨论中各抒己见，自由切磋，提出和讨论了关于经济机制研究的不少问题。尽管在具体问题上观点有异，但是经济理论研究必须研究经济机制则是会议的共识。正如《经济研究》1985年第12期发表的该讨论会述评《从实际经济过程出发研究经济机制》所概述的，经济机制存在于一切经济过程中，不研究经济机制就不可能揭示客观经济规律，认识经济关系的本质，也回答不了实际经济生活中提出的问题。“特别是当前经济体制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转换过程中，不认真研究经济机制，我们就将寸步难行。”“当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正面临着重要的转折关头，而从实际经济过程出发广泛深入地开展经济机制的研究将是实现这个转折的关键。”我在会议总结发言中说：“研究经济机制就要深入研究实际经济过程，只有在实际经济过程中才能真正把握经济机制。”“脱离了经济过程，也就没有经济机制可言。因此，研究经济机制，必须吸取过去孤立地静止地研究所谓‘经济规律’或‘规律体系’的教训，不能再走那样一条老路，那样研究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研究经济机制，一定要坚持从实际经济过程出发。”（《对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研究的几点意见》，《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86年第29期）这个讨论会有一个特点，就是邀请了一批青年人与会，其中绝大多数是研究生，有贾康、马建堂、史晋川、罗首初、洪银兴、张素芳、张振斌、陆德明、赵新亚、李智生等。他们思想活跃，在讨论中提出不少有意义的问题，给会议带来勃勃生机。

青年经济学者脱颖而出

上面谈编辑方针时说过：“《经济研究》要彻底摆脱经济理论研究的苏联范式，开拓新局面，必须更新作者队伍。”鉴于当时作者队伍的实际状况，新的编辑方针提出：“要把有计划地发现和培养大批年轻的有发展前途的作者作为有关《经济研究》开创新局面的战略性问题提上议事日程，采取切实措施，予以落实。”

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实施向青年作者开放的方针。破除论资排辈，不问老中青或新老作者，一律以文章质量决定取舍。1983年调查读者意见时，我听到，读者对以前刊物论资排辈在显著位置发表个别名人大而空的文章特别反感。过去《经济研究》的形象使青年作者望而生畏或敬而远之，有稿不敢投。要吸引青年作者的稿源，必须改变这种形象。不仅要认真处理青年作者来搞，择优刊登，以作示范，而且不能坐等来稿，编辑要主动到青年作者中间去发现和争取可用稿件。例如，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经济研究报告《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与农村发展》，是该组8位成员共同议论后，周其仁执笔成文的。原先他们没有想公开发表，更未想在《经济研究》发表。编辑部乔桐封同他们有联系，发现该文草稿后拿回来给我看，我阅后感到很好，决定采用，并提出修改意见，征得作者同意后发表了。

然而，只靠在已认识的青年作者中间去发现稿源还是太慢，我们想了个笨办法，向全国财经院系和研究机构征集经济学各学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发函后，得到各地方、各部门研究生培养单位积极支持，编辑部成批成批收到他们寄来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仅1985年就有300多篇。我们就在这里面“淘宝”。这个工作量可大了，一篇毕业论文就十几万甚至二十多万字，编辑们负担不轻，可是大家很积极地阅看，个别编辑连出差时还带着在旅途上看。发现有可取的内容，就商请作者改写、浓缩或节录后采用。这样在《经济研究》发表的就有：史正富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投资膨胀与治理》（1985年第4期），戴冠来的《论价格的基本职能》（1985年第6期），王振中的《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关系》（1985年第9期），张学军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矛盾的理论模型论证》（1985年第11期），徐子旺的《市场一体化、贸易流的结构变化与西欧工业结构的老化》（1986年第4期），刘桂苏的《国民经济结构优化的数量分析》（1986年第10期），刘小玄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理论的若干发展》（1987年第1期）。

《经济研究》篇幅有限，为了更好地记录我国经济理论队伍年青一代的成长，我们还从研究生毕业论文选编了《经济学博士硕士论文选》，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1985年卷选摘了31篇，其中有张维迎、史正富、马建堂、张少杰、蔡重直、华生、刘兰兮、张晓光、张学军、林志军、周慕冰等作者的论文；1986年卷选摘了20篇，其中有刘桂苏、曹远征、费越、曹文炼、张风波、赵涛等作者的论文，并附录了编辑部收到的当年全部论文目录。1985、1986年得到时任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庄怡的支持，使两卷论文选得以如期出版。原来计划每年编选出版一卷，但是，1987年出版社领导班子换届后，不愿再资助出版了。经编辑部和出版社协商，勉强出版了1987年卷，篇幅大大压缩到1985年卷的一半还不到，只选摘了袁志刚、陈剑波等12位作者的论文。

为了加强编者和作者的沟通，推进经济理论研究，编辑部还抓住一些引起特别关注的文章发表的契机，发表评论或召开小型座谈会讨论。例如，1985年第7期和1986年第5、8期先后发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和农村发展》及其续篇《论国民经济结构变革》和《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署名改为“发展研究所产业和企业研究所”）。三文发表后，《经济研究》1987年第2期发表了署名“柳明春”的文评《从战略上研究当前我国经济实践的理论成果》，肯定他们深入实践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并比较研究国际经验，提出了“把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密切联系起来的对实践有指导意义的战略性见解”。同时，文评引用这些文章的作者的话：“在全球经济竞赛的舞台上，我国似乎应当自觉地树立起一个优秀的长跑运动员的形象。如果我国恰恰属于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大器晚成’的类型，那么为了争得短跑的名次而恶化了长跑的竞技状态，对我国来说就是战略选择上的失败。”对此，评论指出：“这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可谓警策之言。”柳明春是我的笔名。我还在1987年9月5日《光明日报》以柳明春笔名发表过一篇评介《经济学博士硕士论文选》1985年卷的文章，题为《青年经济学者的学术硕果》。

小型座谈会讨论过的专题有：“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问题”（《经济研究》1985年第9期）、“经济体制改革战略问题”（1987年第4期）、“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问题”（1987年第8期）等。召开这些座谈会的目的，就是想让对有关重要问题的不同观点能够表达出来，以扩展和深化问题的研究。会后都选择一些发言稿在《经济研究》发表。

转型时期学术刊物质量的提高有一个过程，因为原有作者的知识更新和青年作者的成长都需要时间，但是，主编学术刊物对学术发展战略不能不有所考虑。起初，不能苛求所有发表的文章学术水准都很高，事实上没有那么多稿源。编者能够做的是遵循学术发展规律和经济改革、经济发展的进程有意识地一步步往前推进。我的做法是，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沿着改革市场化取向逐步扩展研究领域，深化理论探索。在研究方法上，从开始时较多现象描述渐渐上升到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的抽象，如《经济研究》1988年第8期发表的樊纲的论文《灰市场理论》就是一个范例。从《经济研究》总体布局看，在苏联范式转向从实际经济过程出发研究经济机制的初期，发表的文章中对策性研究比重高一些在所难免，但是，按《经济研究》的学术刊物定位，不能停留在这个水准上，要逐步提高基础理论研究的比重。因此，我们关注选用的论文中理论的新的生长点，因势利导。例如，1987年第4期发表的宋国青、张维迎、程晓农的《宏观经济讨论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和1987年第6期发表的邓英淘、罗小朋的《论总量分析和总量政策在我国经济理论与实践中的局限性——兼析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某些基本特征》两篇论文，都提出并探讨了有学术价值的宏观经济基本理论问题。编辑部不失时机地在7月初召开座谈会，讨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问题”，《经济研究》1987年第8期报道了讨论的主要观点，并选发了9篇发言稿；接着，第9期又开辟专栏发表了6篇讨论文章，以后各期也有相关文章发表。经过认真准备，1988年5月《经济研究》编辑部和《中青年经济论坛》编辑部在南开大学联合召开了宏观经济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学术讨论会，以推进我国宏观经济理论建设。讨论会前公开征文，征集到500多篇论文。《经济研究》1988年第5、6期发表了提交讨论会的8篇论文，它们的作者分别是程晓农、贾康、刘小玄、胡汝银、万存知、史晋川、杨仲伟、张曙光、马建堂等。这些讨论使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理论层次显著提高。

《经济研究》支持青年作者的成长，受到普遍好评。《〈经济研究〉1986年工作小结》有这样一个记载：“读者对培养和扶持年轻的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做法，反映是好的。如江小涓的文章发表后，她所在的陕西财经学院的教师说，《经济研究》以文章质量取舍，没有‘门第观念’，居然把一个青年人的文章排在显要位置上。”这是她的第一次投稿。江小涓的文章是《归纳性研究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塑》，副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沿革的启示”。该文针对我国经济理论脱离实践的根本缺陷，以经济学说史为鉴，论证“归纳法或演绎法，都无法单独完成对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但“从时序上讲，在进行演绎推理之前，要有归纳研究过程，由此得到可靠的前提和有概括力的理论要素”。李嘉图的演绎法是以亚当·斯密的科学成果为前提的，而斯密则是从考察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以及现象之间的联结开始，通过历史归纳，再进入抽象演绎，形成概念、范畴，建立他的理论体系的（1986年第8期）。

然而，也有人对青年经济学者的成长和《经济研究》的做法看不顺眼。这样的人告状指责：“1985年11月《经济研究》杂志第11期发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写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调查报告，题为《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并作为第一篇重要文章刊出。……报告主张市场机制要在经济系统运行中起重要作用……报告对社会主义的就业、社会福利制度全盘加以否定，主张建立劳动力市场，要学习西方的办法，实行失业保险，‘让农民进城’……报告说：‘占就业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青年……愿意冒失业风险，自主选择职业’……报告主张建立资金市场，金融改革‘实行双轨制’，‘扶持民间信贷的发展’。”告状者断言，这些都是“自由化倾向”。据此，他还有针对性地提出：“有些以青年理论工作者组成的研究所，应当充实力量，实行老、中、青相结合，加强领导……”

他列举那些观点对该文的指责，究竟是“自由化倾向”，还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今天已无须再费口舌。至于对青年学者的态度，当时我作了这样的回应：

近几年来成批成批的有志于为推进改革和建设而愿意在经济研究中有所作为的年轻人进入经济理论队伍，给经济学界增添了新的活力。他们中间不少同志善于学习，勤于调查，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表现出很有思想，很有才华。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个别同志对他们表现出贵族老爷式的苛责态度，动辄扣之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这是完全要不得的。首先，对他们的探索、创新精神应该支持和鼓励，而不是斥责。其次，对他们由于年轻而不可避免地在理论研究中某些方面表现出的不成熟甚至失误，需要的也是满腔热情的帮助和引导。无论怎样，千万不能有意无意地去挫伤他们理论研究的锐气。中国需要更多的孙冶方，需要成批的具有孙冶方那样的理论勇气而在学识上随着时代的前进又大大超过孙冶方的经济学家。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兴旺发达的希望之所在，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希望之所在。（《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经济研究》1986年第5期）

本文记叙了80年代我编《经济研究》所做的一些事，给广大读者和作者一个交代，对错任由历史评说。至于其间的甜酸苦辣，就留给自己品尝吧，不在这里唠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