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明先生（1917～2011）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史专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是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史学界德高望重、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学者之一，是公认的学术大师。同许多其他老一辈学者一样，先生也常有使用别名或笔名的习惯，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在建国初所使用的“魏子初”笔名，这在中国经济史学界已是众人皆知。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对于先生在青年时期曾使用过的别名——“吴之光，则几乎鲜有人知，即使是先生生前自己也几乎将其遗忘，晚年从不曾对他人提及，以致于其子女、学生都概莫能知。本文拟就“吴之光”这一别名的具体使用情况作一学术札记，以加深对先生学术生平和著作情况的了解。

一、“之光”亦“承明”

对于吴承明早年是否曾使用过“吴之光”这一别名，我们可以在其清华园念书期间的活动中得到求证，具体表现当时其担任清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这一事迹的记述上。

众所周知，抗战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北京各大高校纷纷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这一抗日宣传组织。据学界有关吴承明的各种传略所述：吴承明当时是清华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一二·九”运动之后，任清华救国会委员和“民先队”的首任大队长。不过，其记述的姓名都是“吴承明”，而非“吴之光”。这些传略的作者都是吴承明生前交往二、三十年以上的挚友，或为多年的同事，如方行先生（原名方友文）；或为所教授的学生和弟子，如吴柏均和叶坦，彼此间非常熟识，对先生早年的生平相当了解，其内容大多是依据对先生的各种访谈而成，并经先生亲自过目，故其所言并非凭空臆造，是真实、确切和可靠的，这可以在先生晚年自撰的自我简介中得到映证。

然而，对于当年清华“民先队”首任大队长的人名，在一些回忆录中，却是忆述为“吴之光”的。如比吴承明低一级的清华校友、同为当时清华中共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的黄秋耘（原名黄超显，笔名秋云），在其晚年撰写的回忆录——《风雨年华》中，就明确记有“清华民先大队大队长吴之光同志”之语。类似的忆述还见载于时为燕京大学中共地下党员、《燕大周刊》总编辑赵荣声（笔名任天马，抗战期间曾任卫立煌秘书）晚年撰写的回忆录——《30年代燕京大学党的活动》一文中，其记述的清华“民先队”大队长之名也是“吴之光”。这两则有关“吴之光”的忆述，与上引吴承明曾担任清华“民先队”首任大队长之事，在时间、地点、乃至事情的具体细节上都是一致和吻合的，而两位作者又都是当时北平“民先”运动的亲身经历者，与吴承明也都熟识，其所忆之人、之事应是准确、可信的。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其所忆之“吴之光”实际上就是吴承明。换言之，“吴之光”就是吴承明当年在清华读书期间所通行或互用的另一用名，两名为同一人。

事实上，这种关于吴承明“曾用名吴之光”或“别名吴之光”的记述，也见载于一些权威辞典的“吴承明”条目中，如《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及《20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等。尽管这些辞典都是后来编纂的，但都是正规、严肃的工具书，各辞条的内容，主要是根据人物本人、亲友或组织所提供的材料和著作及参照相关的研究成果编写而成的，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毋庸置疑，吴承明在早年曾正式通用过“吴之光”这一别名，而且广为人知。也就是说，当年清华园中的“吴之光”就是吴承明。这种一人多名的情况实际上在当时是很常见的，许多人都有自己的别名，如上文提及的姚依林又名姚克广，黄秋耘原名黄超显等。

二、署名“吴之光”论文

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封越建研究员和笔者的不完全查阅、检索，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署以“吴之光”之名刊发的有关学术论文，共有10篇之多。根据其文章内容的属性，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发表在当时《战时青年》上的《内地的工作经验》（第1卷第6期，1938年4月10日）和《一星期的士兵工作——经验谈》（第1卷第7期，1938年4月25日）2篇文章，这是写有关士兵工作经验的。根据吴承明生前自己的回忆和有关其传略的记载，抗战爆发后，吴承明曾参加了当时战地服务团的随军服务工作，直至1938年冬才返回昆明入西南联大复学读书。也就是说，吴承明在抗战之初曾有短暂的亲身当兵经历，这两篇文章就是根据这一亲身体验所写的。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吴之光”实际就是吴承明。

二是有关西南地区交通和少数民族考证的3篇文章，分别是刊登在《平明》上的《枸酱》一文（第125期，《中央日报》1939年11月17日）和《边疆研究》上的《百濮考》（第19、20、24期，《益世报》1941年4月3日、10日、5月8日）、《哀牢考——历史上中国境内之傣族》（第26期，《益世报》1941年5月22日）2篇文章。前者是一篇用文学性语言借以巴蜀特产“枸酱”之名，来描述西南地区复杂难通的交通问题，是一篇借古喻今之作，与当时国民政府亟需打通、解决川、贵、云等西南诸省的交通运输这一现实问题是相呼应的。后二文是写有关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分别摘选于先生论著《古代云南与中土关系之研究》中的第一章第三节和第二章第二节。值得一提的是，在《哀牢考》一文中，作者还明确提到其另著有《庄蹻王滇》一文（《史学》第21期，《益世报》1939年10月7日），也是摘选于该著的第三章，而该文的署名则是吴承明，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吴之光”就是吴承明。

三是发表在当时《银行界》上有关法币问题的3篇文章和利息问题的1个讲座，具体分别是《法币问题：货币政策的意义》（第1卷第1期[创刊号]，1941年11月）、《法币问题：对数量说的认识》（第1卷第2期，1942年3月）、《战时的通货膨胀：法币问题之三》（第1卷第3期，1942年4月）、《金融讲座：利息》（第1卷第4期，1942年6月）。根据前引吴承明的传略记载，先生于1940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就到了重庆任职于当时的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并兼任《银行界》杂志的主编，连续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有关经济学的论文，除署“吴之光”之名的这4篇文章外，还有署本名吴承明的《论管理银行》（第1卷第3期，1942年4月）、《利息与利息政策》（第1卷第4期，1942年6月）、《如何收缩通货》（第1卷第5期，1942年7月）、《商业银行资金运用问题》（第1卷第8期，1942年12月）等4篇文章。这些文章在具体的研究主题和内容上都是连贯、一致的，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吴之光”就是吴承明在当时的另一正式用名，先生常随意用其中一名刊发文章。

比较不好判断的是在《时代电影》上刊发的《女明星美的科学方法》一文（1937年新年号，1937年1月），从其内容来看，似乎不像是吴承明所作，但从文章的论证逻辑来看，倒也符合先生的具文风格，“有点罗曼蒂克色彩”、“文章写得相当漂亮”。

三、对“吴承明”、“吴之光”同名异人的甄别

前文已述，吴承明在早年曾使用过“吴之光”的别名。然而，由于中国人同名同姓的情况是极为普遍的，“吴承明”和“吴之光”这两个名字也不例外，都存在名同而人不同的情况。因此，我们在确定“吴之光”曾是吴承明的别名时，不能理所当然地反过来认为凡是“吴之光”就都是指吴承明，即使是所见的“吴承明”，也不见得一定就是吴承明本人，因而有必要对这种同名同姓而人不同的情况加以厘定和区分。

众所周知，吴承明先生一生学贯中西，淹通古今，而且治学勤勉，笔耕不辍，加之又颐年鲐背，故著述颇丰，因此凡是在各种学术杂志、报刊上署“吴承明”之名的有关经济学和经济史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出自吴承明本人之手，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能将两者理所当然地划等号，个别文章要结合其内容和文风进行仔细甄别和区分。据笔者的检索，目前网络上所出现的名为“吴承明”的共有七、八人之多，其中绝大多数或是从事理工科研究的，或根本就不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或时间、年龄极为不符的，极易进行区分。容易引起误判的主要有以下2篇文章，即《金融革新应与全球发展相联系》和《关于我国反洗钱立法工作若干问题》。笔者在查阅各种线索后考订确认：这2篇文章所署的“吴承明”，并非是我们所论及的经济史学家吴承明，而是1963年出生、担任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的吴承明。此“吴承明”并不是专业的学者，更不从事专门的经济学或经济史的研究。

相比于“吴承明”，“吴之光”之名出现的同名而不同人的情况更为复杂。笔者在通过各种检索后发现，网络上名为“吴之光”的人至少在十余人以上，不过其中从事有关学术研究的主要有两人：一位是1922年出生的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原名为“吴之光”的新加坡人方修，其在新马华文文坛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被誉为“马华文学史的拓荒与奠基者”、“新马文史家第一人”，著有《马华新文学大系》、《马华新文学史稿》等；另一位是1929年出生的方志学家、常州地方文史工作者、瞿秋白研究专家，江苏武进人吴之光，著有《武进县志》、《瞿秋白家世》、《恽代英家世考》等。这两位“吴之光”和吴承明算得上是同一时代人，但其具体的治学对象和专业来看，差异十分明显：吴承明毕生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而这两位从事的则是新加坡文学和江苏常州地方文史的研究；且后两者的论著也大多发表在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而此时的吴承明早已不再使用“吴之光”之名，时间对应不上，故一般不大容易混淆。

因此，我们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尽管现实生活中“吴承明”和“吴之光”两名都存在着多个同名而不同人的情况，有的也发表过主题和内容相近似的文章，但只要我们不要想当然地去认为，而是结合相应的语境，仔细甄别文章的具体内容和文风，就不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区分。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如下结论：吴承明先生在早年曾有一个通行的别名——“吴之光”，其不同于一般的笔名或别名，是吴承明当年的一个正式用名，经常在日常生活中与本名一道混用，在其师友中也广为人知；不过，在使用的时间上，则仅限于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即在先生的青年时期，尤其是于清华读书期间最为常用，自新中国建立以后，就不复使用，晚年更是几乎将其彻底遗忘，以至于从未对任何人提及过；除了日常使用外，先生还常用“吴之光”这一别名来署名发表文章，数量多达10余篇；然而，并不是所有见载的“吴承明”和“吴之光”之名都是先生的本名和别名，因为存在着同名而不同人的情况，因此对署这两名发表的相关文章，要多加留意，须结合其文章的刊发时间、具体内容和文风等信息，进行甄别和区分，绝不能望名生义，想当然地认为其就是先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