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河北省清苑县4村为例——
一、引言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最重要资源。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核心。谁掌握了土地，谁就成为统治农村、支配农村经济的主人。旧中国农村的土地分配是不平均的，占人口少数的地主和富农占有远大于他们人口比例的土地，而广大农民阶层占有的土地份额远小于他们的人口比例。综合有关旧中国农村土地分配的多种调查材料估计，就当时全国总的情况而言，地主和富农大约掌握着农村全部耕地的60－70％，其中地主土地约占40－50％；而这两部分人的家庭人口合计，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仅在10％左右。这就是说，约占旧中国农村人口90％的直接生产者农民各阶层，只占有全国耕地的30－40％。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只有几亩，土地属于极度稀缺资源，当时农村土地分配的这种格局，无疑已属相当集中。由于土地集中，旧中国的农民除一部分占有土地的数量可以满足自耕生活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只有很少的土地甚至根本没有土地。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必须依赖或部分依赖掌握在地主、富农手中的土地资源，成为向其提供地租的佃户或出卖劳动力的雇工，才能进行生产，维持生存。地主和富农由于掌握了土地资源，自己不必参加生产劳动（地主）或只参加部分生产劳动（富农），依靠或大部分依靠剥削直接生产者农民，就可以生活。
以上旧中国农村土地分配的基本状况和由之决定的农村剥削关系，是几千年传统封建生产关系的延续，是阻碍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视土地问题为革命的核心问题，以消灭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为民主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完全有道理的。
不过，旧中国农村的土地集中程度，在不同地区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大致而言，南方的土地集中程度要比北方高一些。在土地肥沃、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和华中、华南的一些地方，仅地主土地就占全部耕地的60－70％甚至更高。而在干旱贫瘠、土地生产力不高的西北农村，土地集中程度一般情况下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很多。那里的地主、富农土地较少，广泛地存在着自耕农和其他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有些地方甚至以自耕农为主体。三四十年代的满铁调查，显示出在华北平原地区，土地分配总的说也比较分散，许多农村都有较高比例的自耕农存在。在本文中，我们将利用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另一批珍贵资料—河北省清苑县农村调查资料，对华北平原农村这一时期的土地分配状况及其变化做一考察。
在进入正文之前，首先对文中使用的资料的情况做一简要介绍。本文使用的河北省清苑县农村调查资料是历史上“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的一部分。无、保农村调查先后共进行过4次。第一次在1929－30年，由我国著名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副所长兼该所社会学组组长的陈翰笙主持，分别对江苏省无锡县和河北省清苑县的部分农村进行了农户挨户调查和村概况调查，其中无锡调查在1929年，清苑调查（与北平社会调查所联合进行）在1930年。以后，由经济研究所主持或经济研究所作为主要参加单位，又分别于1958年、1987年和1998年对两地原调查村各作了3次连续追踪调查，从而形成了近代中国农村调查史上绝无仅有的对相同地域农户经济实况长时段的连续追踪调查系列，为观察近代中国农村和农户经济发展演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本文所利用的，主要是其中保定调查部分的东顾庄、固上、何桥和李罗侯4村的资料。
与本文内容相关的保定调查资料主要有1930年第一次调查的农户资料和1958年第二次调查的农户资料。1930年调查在该年夏季7－8月份，调查此前一年间的农户经济情况。1958年调查在该年的春、夏之交，设有4个观测年份，即1930年、1936年、1946年和1957年。其中，1930年为调查的起始年份。之所以选择该年，是因为是次调查为追踪调查，而第一次调查正是在1930年进行的。其他几个观测年份的意义是：1936年为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946年为清苑解放并实行土地改革的前一年；1957年则代表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情况。两次调查均为挨户调查，但1958年调查时发现，1930年调查的各村均存在若干遗漏未调查的农户，当时对这部分遗漏的农户又作了补充调查。对1930年调查过的各农户的当年经济情况，1958年调查均按照新的调查表重新作了核实和补充。这样，关于1930年的农户情况，实际上有两种资料，即1930年第一次调查的资料和1958年调查时重新核实补充过的资料。这两种资料，在户数上后者多于前者（包括了前次调查的遗漏户），在内容上也稍有不同（后次调查的指标设计参照前次，但有所调整，并不完全一致）。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前后一致，以便于比较，本文以1958年调查的各个年份资料为分析、立论的基础，其中包括1930年的资料。应当说明的是，在引用1958年调查的1930年资料的时候，我们曾将其与1930年第一次调查的数据作过仔细核对，发现当年所作的工作相当严肃认真，绝大部分数据二者是一致的，有所更改的数据多数情况下都比第一次调查的数据更为合理[1]。
本文使用的1958年调查数据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是当年调查结束后由参加此项工作的河北省统计局保定农村经济调查办公室汇总编辑的《1930－1957年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这套油印资料分村编辑，每村一本，按照“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其他”的人户成份，将调查数据根据分户调查表的内容分类汇总统计。尽管只是以村为单位的经过整理加工的汇总数据，但由于记录当年调查的原始数据的分户卡片现已不全，这套资料仍然非常宝贵。在本文中，如果不做特别说明，我们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这套资料。第二个来源是保存下来的当年调查的分户卡片。这些卡片如上所说现已不全，但本文研究的4个村所属的部分基本上是完整的。利用这批卡片，我们可以对农户的情况进行直接的个案观察和分析，同时也可以对河北省统计局的汇总资料进行校正和补充。不过，由于这批分户卡片毕竟仍有缺失，有的村户数不全，有的村年份不全，在使用上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文内凡利用分户卡片数据的地方，均另外注明。
在本文写作中，还有两份重要文献我们曾用作参考。一个是1936－37年出版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张培刚的《清苑的农家经济》一书[2]。这部著作是作者利用1930年调查的部分农户资料（3村500户），并亲自作补充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是到目前为止公开出版的唯一一部系统利用第一次无保调查资料完成的学术专著，我们在文中多处参考了这部著作。另一个文献是1958年调查后，由负责组织保定调查的河北省统计局编写的《廿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30年－1957年》[3]。这个报告首次公开了一些第二次调查的汇总数据，并作了初步分析，我们在写作时也用作参考；对该报告的某些值得商榷的判断，则提出讨论，均在文中相应处注明。
二、土地分配的总体状况
如前所述，关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清苑农村，我们的调查资料有三个观测年份，即1930年、1936年和1946年。这三个年份的资料所反映的调查村庄的土地分配状况，在基本格局上是大体一致的，即一方面反映了当地土地分配并不平均，在被调查农户中存在着不容抹杀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阶级区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地的土地集中并不是十分严重，地主、富农占地规模较小，其土地在总耕地中所占比重不大，相应地一般农民都或多或少有些土地，特别是自耕过活的中农在人口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下面以1930年11个调查村的资料和本文研究的4个村庄的资料作具体说明[4]。
表1 1930年11个调查村土地分配情况
人户类别 户数 占总户数% 人口数 占总人口% 耕地数量（亩） 占总耕地%
合 计 2119 100 11199 100 41514.36 100
地 主 70 3.30 498 4.45 6901.87 16.63
富 农 169 7.98 1365 12.19 10147.55 24.44
中 农 742 35.02 4199 37.49 16283.34 39.22
贫 农 915 43.18 4315 38.53 7491.25 18.04
雇 农 161 7.60 623 5.56 499.25 1.20
其 他 62 2.93 199 1.78 191.10 0.46
表2 1930年东顾庄村土地分配情况
人户类别 户数 占总户数% 人口数 占总人口% 耕地数量（亩） 占总耕地%
合 计 160 100 922 100 4577.95 100
地 主 2 1.25 23 2.49 359 7.84
富 农 12 7.50 120 13.02 1306.98 28.55
中 农 58 36.25 360 39.05 1986.78 43.40
贫 农 80 50.00 398 43.17 915.69 20.00
雇 农 5 3.13 16 1.74 9.5 0.21
其 他 3 1.88 5 0.54 － －
注：表内户数统计包括无地户在内，人口数为年末常住人口。以下表3、表4、表5同。
表3 1930年何桥村土地分配情况
人户类别 户数 占总户数% 人口数 占总人口% 耕地数量（亩） 占总耕地%
合 计 224 100 1227 100 4182.17 100
地 主 3 1.34 40 3.26 571.79 13.67
富 农 13 5.80 132 10.76 1017.95 24.34
中 农 60 26.79 336 27.38 1474.70 35.26
贫 农 126 56.25 663 54.03 1059.73 25.34
雇 农 16 7.14 48 3.91 30.40 0.73
其 他 6 2.68 8 0.65 27.60 0.66
表4 1930年固上村土地分配情况
人户类别 户数 占总户数% 人口数 占总人口% 耕地数量（亩） 占总耕地%
合 计 305 100 1618 100 7265.49 100
地 主 14 4.59 99 6.12 1822.30 25.08
富 农 24 7.87 250 15.45 2054.10 28.27
中 农 77 25.25 454 28.06 2000.67 27.54
贫 农 130 42.62 594 36.71 1212.17 16.68
雇 农 51 16.72 195 12.05 153.85 2.12
其 他 9 2.95 26 1.61 22.40 0.31
表5 1930年李罗侯村土地分配情况
人户类别 户数 占总户数% 人口数 占总人口% 耕地数量（亩） 占总耕地%
合 计 178 100 966 100 3478.46 100
富 农 8 4.49 84 8.70 718.25 20.65
中 农 102 57.30 597 61.80 2262.51 65.04
贫 农 64 35.96 278 28.78 485 13.94
雇 农 4 2.25 7 0.72 12.7 0.37
表6 1930年清苑县农村各类人户平均占地情况
单位：亩/户；亩/人
人 户 11村 东顾庄村 何桥村 固上村 李罗侯村
类 别 户均 人均 户均 人均 户均 人均 户均 人均 户均 人均
平均数 19.59 3.71 28.61 4.97 18.67 3.41 23.82 4.49 19.54 3.60
地主 98.60 13.86 179.50 15.61 190.60 14.29 130.16 18.41 － －
富农 60.04 7.43 108.92 10.89 78.30 7.71 85.59 8.22 89.78 8.55
中农 21.95 3.88 34.25 5.52 24.58 4.39 25.98 4.41 22.18 3.79
贫农 8.19 1.74 11.45 2.30 8.41 1.60 9.32 2.04 7.58 1.74
雇农 3.10 0.80 1.90 0.59 1.90 0.63 3.02 0.79 3.18 1.81
其他 3.08 0.96 0 0 4.60 3.45 2.49 0.86 － －
由以上各表可以看出：首先，清苑县的土地分配是不平均的。11个村的地主、富农占总户数的11.28%，家庭人口占总人口数的16.64%（地、富户一般家庭规模较大），但他们占有耕地的比例却达到全部耕地的41.07%；而占总人口80％以上（户数比例超过85％）的各阶层农民，只占有不到60％的耕地。在农民各阶层中，贫农户的平均占地数量不及按总户口平均的耕地数的一半，雇农户地数更少，而这两部分农民占农民总户数的比重接近60％，占农民人口的比重也在50％以上。分别统计的4个调查村的数字虽有差异，但同样显示了土地分配的不平均。其中只有富农没有地主的李罗侯村，仍有占总人口近30％（户数比例接近40％）的农民属于贫、雇农阶层，其人均占地数不足2亩。
其次，在另一方面，统计数字也显示出清苑的土地分配不均较之人们通常印象中的近代农村“土地集中”状况有相当大的距离。无论是11个村的汇总统计还是4个村的分别统计，农民各阶层占地的总和除固上村外，都接近或超过全部耕地数的60％，李罗侯村的这一比例更高达78.98%；固上村农民的土地比例也接近占全部耕地的50％。这就是说，在大部分村庄，多数土地是由农民各阶层分散占有的，而不是为地主和富农所垄断。在农民中，完全没有土地的家庭很少。1930年资料中无地农民总共只有108户，占11村总户数的5.1%。1936年资料有无地农民87户，占总户数2272户的3.8％。1946年资料有无地农民83户，占总户数2595户的3.2％。而农民中的中农人口，在1930年资料中，11村的汇总统计和东顾庄村的统计都超过了总人口数的1/3，李罗侯村超过了1/2，何桥和固上两村也都达到了1/4，中农的平均占地数量高于当地人口的平均占地水平。显然，这些统计数字不能说明清苑县农村的土地分配是很集中的，相反，它们反映了当地的土地分配呈相对分散化的格局。
清苑县土地分配的分散化还表现于在地主、富农内部，地权也不是十分集中。11个村的汇总资料显示，在全部2119个调查户、41514.36亩耕地中，计有地主70户，共计占地6901.87亩；富农169户，共计占地10147.55亩。平均计算，地主户均占地98.6亩，约为当地总户均水平的5倍；富农户均占地60.04亩，约为总户均水平的3倍。由于地、富一般家庭人口较多，按人平均，他们的占地规模与当地平均水平的距离还要更近一些。这11村的地主户人均占地13.86亩，约为总人均水平的3.7倍；富农户人均占地7.43亩，仅约为总人均水平的2倍。考虑到当时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亩产粮食仅几十公斤），这样的占地规模差不多就是能够成为地主或富农的最低土地数量了。事实是，这11个村也确实没有什么大地主，家里有几百亩地就是当地的大地主了。多数地主的土地都在200亩以下，不少人还不及百亩。在我们重点考察的4个村庄中，最大的几户地主不过就是有地二三百亩。如何桥村的卢希联，1930年有耕地350亩，东顾庄的杨继平有耕地225亩，都是当地的大地主。个别富农也有占地达到二三百亩的，如东顾庄的刘老言，1930年有地220亩，1936年达到245亩；同村的钟振声1930年有250亩，1936年达到310亩。但这种情况多系大家庭，人口众多，劳力也多，除雇佣长工（一般1－2个）外，自己也参加劳动，故土改时只定为富农。多数富农的土地都只有几十亩。地主、富农的占地规模不大，说明在地主、富农阶级内部地权的分配也是比较分散的，并没有集中到少数人手里。
在分析土地分配的时候，除数量外，当然还应顾及质量。相等数量但不同质量的土地，其产出水平是有很大差异的。从天然土质来说，清苑县最好的土壤是红土、黑土，其次是黄土、二性土，最差的是沙土和碱土。这些不同种类的土壤在县内不同地区间分布不同，在一村内也往往同时存在几种，因而一村内的耕地质量也是不一样的。按照产出能力，当地一般将耕地分为上等地、中等地、下等地（或称好地、中地、次地）三种。显然，两个人占有耕地即使数量相同，但因好地、次地构成不同，其在土地占有上的地位也是不一样的。又清苑县属半干旱地区，庄稼能否良好生长，灌溉条件极为重要，故水浇地情况也是考察耕地质量时应当加以考虑的。对上述涉及耕地质量的两个方面，河北省统计局的《廿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30年－1957年）》均作了考察，认为优势明显是在地主、富农方面。但我们在仔细研究了该调查报告的分析和提供的数据后，认为并不能完全支持该报告的说法，或尚需进一步研究。
首先看各阶级占有耕地质量的构成。对此问题，河北省统计局的报告公布了一个调查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11个调查村解放前各类人户占有耕地质量的构成（％）
人户类别 合计 上等地 中等地 下等地
地主 100 70 20 10
富农 100 60 25 15
中农 100 30 30 40
贫农 100 10 20 70
雇农 100 5 15 80
这个调查结果我们不了解是如何做出的，该报告未作详细说明。当时的村户调查表并未设计耕地质量这一项内容。如果仅仅是在村概括调查中了解到的，那么我们认为这一结果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和权威性，因为各个村、各个调查对象的情况肯定都不一样，如果不做挨户了解，是无法做出如此精确的关于各阶级占有耕地质量好坏的百分比统计的。实际上，据我们了解，比如地、富，既有好地多的，也有次地多的。如上文提到的东顾庄地主杨继平，根据1987年村概况调查，他在解放前拥有的200多亩耕地，好地占80％，次地占20％。而同村的富农刘老言，虽也有200多亩耕地，但好地只占30％，其余70％均为次地。村里另一户占地200多亩的钟姓富农，也是次地多，好地少。虽然按照常理，地主、富农财力大、肥料多，更有能力改良土壤（耕地肥瘠除与天然土质有关外，还取决于如何使用），其所拥有的耕地质量一般来说可能比农民的土地要好一些。这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但实际是否如此，我们认为需要有进一步的统计数据加以证实。
其次看关于水浇地的情况。历次调查的村户调查表均在农户耕地总数之外，另设有水浇地数量一项内容，因此这个问题是可以做数量统计和分析的。但河北省统计局的调查报告采用的方法，是计算出水浇地数量以后，用各阶级的户数去除各该阶级拥有的水浇地总量，从而得出各阶级的户均水浇地拥有量，然后在不同阶级间进行比较。我们认为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由于自地主以下各阶级户均拥有的耕地数量不同，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水浇地只要在各自耕地中所占比例相差不是太大，其户均拥有量也必然是一级比一级少。显然更有意义的比较不是这种户均绝对量的比较，而是水浇地在各阶级耕地中的相对比重的比较。这更能说明不同阶级拥有的耕地的质量高低。我们尝试着做了这种计算，但结果并未证明地、富拥有的水浇地比重就比农民更高。试看以11村汇总数据进行计算的结果：
表8 解放前11村各类人户拥有水浇地的情况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 耕地 水浇地 水浇 耕地 水浇地 水浇 耕地 水浇地 水浇地占％
类别 （亩） （亩） 地占％ （亩）（亩） 地占％ （亩） （亩）
合计 41514.36 6969.72 16.79 40969.64 7910.85 19.31 41526 9390 22.61
地主 6901.87 990.40 14.35 6121.00 816.30 13.34 4378 778 17.77
富农 10147.55 1531.96 15.10 9207.72 2029.13 22.04 6464 1817 28.11
中农 16283.34 2974.45 18.27 18218.21 3498.80 19.20 22889 5195 22.70
贫农 7491.25 1338.26 17.86 6873.41 1466.42 21.33 7634 1569 20.55
雇农 499.25 106.25 21.28 446.95 92.85 20.77 97 20 20.62
其他 191.10 28.40 14.86 102.35 7.35 7.18 64 11 17.19
显然，各阶级耕地中的水浇地比重并不依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的顺序而高低不同，因而也得不出地、富拥有的水浇地比重高的结论。由各年份数据综合来看，应当是富农水浇地的比重相对大一些，中农、贫农和雇农也不低，反而倒是地主的水浇地比重在3个年份中每次都排在最后（不算“其他”一项）。不过分村来看，情况又与此有些不同。下面是对4个调查村的分村统计结果：
表9 解放前东顾庄村各类人户拥有水浇地的情况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 耕地 水浇地 水浇 耕地 水浇地 水浇 耕地 水浇地 水浇地占％
类别 （亩） （亩） 地占％ （亩）（亩） 地占％ （亩）（亩）
合计 4577.95 984.28 21.50 5085.52 1395.08 27.43 5508.46 1858.08 33.73
地主 359.00 136.00 37.88 444.00 250.60 56.44 506.78 311.75 61.52
富农 1306.98 304.93 23.33 1733.48 498.93 28.78 1896.46 740.42 39.04
中农 1986.78 377.45 19.00 1953.89 443.05 22.68 2203.06 613.31 27.84
贫农 915.69 159.40 17.41 944.15 194.30 20.58 902.16 192.60 21.35
雇农 9.50 6.50 68.42 10 8.20 82 0 0 0
表10 解放前何桥村各类人户拥有水浇地的情况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 耕地 水浇地 水浇 耕地 水浇地 水浇 耕地 水浇地 水浇地占％
类别 （亩） （亩） 地占％ （亩）（亩） 地占％ （亩）（亩）
合计 4182.17 210.58 5.04 4664.96 195.78 4.20 5116.71 206.83 4.04
地主 571.79 11.90 2.08 634.50 18.90 2.98 596.60 12.60 2.11
富农 1017.95 25.80 2.53 944.15 37.80 4.00 803.55 30.95 3.85
中农 1474.70 97.65 6.62 2276.58 82.18 3.61 2845.34 121.64 4.28
贫农 1059.73 67.23 6.34 799.23 53.40 6.68 823.22 38.04 4.62
雇农 30.40 2.40 7.89 10.50 3.50 33.33 48.00 3.60 7.50
其他 27.60 5.60 20.29 － － － － － －
表11 解放前固上村各类人户拥有水浇地的情况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 耕地 水浇地 水浇 耕地 水浇地 水浇 耕地 水浇地 水浇地占％
类别 （亩） （亩） 地占％ （亩）（亩） 地占％ （亩）（亩）
合计 7265.49 692.57 9.53 7306.10 735.82 10.07 7594.24 671.62 8.84
地主 1822.30 215.30 11.81 1752.00 228.00 13.01 1273.50 106.00 8.32
富农 2054.10 83.15 4.05 1755.60 61.40 3.50 641.85 16.90 2.63
中农 2000.67 209.17 10.45 2704.20 252.32 9.33 4425.92 388.54 8.78
贫农 1212.17 143.20 11.81 965.15 172.20 17.84 1242.22 157.68 12.69
雇农 153.85 41.75 27.14 114.90 20.35 17.71 10.75 2.50 23.26
其他 22.40 0 0 14.25 1.55 10.88 0 0 0
表12 解放前李罗侯村各类人户拥有水浇地的情况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 耕地 水浇地 水浇 耕地 水浇地 水浇 耕地 水浇地 水浇地占％
类别 （亩） （亩） 地占％ （亩）（亩） 地占％ （亩）（亩）
合计 3478.46 1980.70 56.94 3505.60 2115.10 60.33 3340.90 2391.5 71.58
富农 718.25 367.50 51.17 625.90 387.00 61.83 290.00 227.00 78.28
中农 2262.51 1263.30 55.84 2438.00 1387.00 56.89 2651.40 1863.00 70.26
贫农 485.00 342.00 70.52 429.00 333.20 77.67 398.00 300.00 75.38
雇农 12.70 7.90 62.20 12.70 7.90 62.20 1.50 1.50 100
从上面4个村的统计结果看，富农的水浇地比重并不总是较高，而地主的水浇地比重也不总是最低。所以，至少从现有的调查材料看，各阶级水浇地比重的高低，并没有什么规律，因而不能得出地、富拥有水浇地比重较高的结论。这当然多少令人感到有些困惑，因为按一般逻辑推理，地主财力大，打得起水井（当地灌溉主要靠井水），置办得起辘轳、水车等灌溉工具，似乎应当水浇地较多才是。但是对调查材料的统计结果不支持这个推论，我们只能尊重事实。
不过，上面关于水浇地情况的统计却反映了另一个事实，就是总的来看，从1930年到1946年，各调查村的水浇地数量及其在总耕地中的比重是不断增加的，反映出这一地区的灌溉条件在这段时间内是趋向于改善的。
三、土地分配的变动趋势
从静态的角度了解了调查地域土地分配的总体状况以后，下面我们再从动态的角度看看三四十年代这一地区土地分配的变化趋势。首先看11个调查村汇总数据反映的情况。
表13 1930－1946年11个调查村土地分配的变化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类别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亩） （亩） （亩）
合 计 41514.36 100 40969.64 100 41526 100
地 主 6901.87 16.63 6121.00 14.94 4378 10.54
富 农 10147.55 24.44 9207.72 22.47 6464 15.57
中 农 16283.34 39.22 18218.21 44.47 22889 55.12
贫 农 7491.25 18.04 6873.41 16.78 7634 18.38
雇 农 499.25 1.20 446.95 1.09 97 0.23
其 他 191.10 0.46 102.35 0.25 64 0.15
表14 1930－1946年11个调查村户数和人口数的变化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 户数 占总 人口数 占总 户数 占总户 人口数 占总人 户数 占总户 人口数 占总人
类别 户数% 人口% 数% 口% 数% 口%
合 计 2119 100 11199 100 2272 100 11258 100 2596 100 12485 100
地 主 70 3.30 498 4.45 72 3.17 447 3.97 71 2.73 390 3.12
富 农 169 7.98 1365 12.19 173 7.61 1184 10.52 147 5.66 913 7.31
中 农 742 35.02 4199 37.49 906 39.88 4875 43.30 1285 49.50 6651 53.27
贫 农 915 43.18 4315 38.53 917 40.36 4069 36.14 996 38.37 4251 34.05
雇 农 161 7.60 623 5.56 132 5.81 487 4.33 46 1.77 130 1.04
其 他 62 2.93 199 1.78 72 3.17 196 1.74 51 1.96 150 1.20
表13是按人户类别分别统计的1930年、1936年、1946年3个年份的耕地数据。从中看出：地主、富农土地占总耕地的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二者合计1930年占总耕地数的41.07%，1936年占37.41%，1946年占26.11%，十数年间共计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尤其从1936年到1946年这十年间，下降幅度达到11.3%，可以说相当明显。地、富土地比重下降，自然意味着农民方面土地比重的上升，但不同的农民阶层，其变化的情况并不一样。从表13看出，中农土地占总耕地数的比重呈很大幅度的上升，1930年为39.22%，1936年为44.47%，1946年为55.12%，共计上升了15.9%。贫农土地占总耕地数的比重1930年为18.04%，1936年下降为16.78%，1946年又上升到18.38%，大体与1930年持平。雇农土地的比重是下降的，1946年比1930年下降了0.97%。“其他”一项人户的土地比重也是下降的，但他们的土地的比重本来就不大，其变化可以不论。总起来看，是 “两头下降，中间上升”的趋势，尤其以地、富及中农土地比重变化最为明显，地、富土地比重下降的幅度，大体相当于中农土地比重的上升幅度。
这种“两头下降，中间上升”的趋势，在各阶层户口的相对比重的变化上反映得更为明显。从表14可以清楚地看出：处在人户等级阶梯两头的地主、富农和贫农、雇农占总户口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而中间的中农阶层则呈上升趋势。以1946年数据与1930年数据相比，在总户口中，地主户数的比重下降了0.57%，人口数的比重下降了1.33%；富农户数比重下降了2.32%，人口数比重下降了4.88%；贫农户数比重下降了4.81%，人口数比重下降了4.48%；雇农户数比重下降了5.83%，人口数比重下降了4.52%。而与此同时，中农户数比重从35.02%上升到49.5%，人口数比重从37.49%上升到53.27%，分别上升了14.48%和15.78%。
表13和表14所反映的各阶层占有耕地比重和户口比重“两头下降，中间上升”的变化，无疑是指向着在所考察的时间区段内土地分配分散化或者说是“平均化”的发展趋势。正是在这一变化趋势下，中农人口上升到了大约占全部11村人口一半甚至还稍多一些的比重，而地主、富农和处在另一极的贫农、雇农的相对比重都下降了。
这种变化趋势，在我们重点研究的4个村庄中是否也有相同的表现呢？我们来看统计结果：
表15 1930－1946年东顾庄村土地分配变化情况
人户类别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亩） （亩） （亩）
合 计 4577.95 100 5085.52 100 5508.46 100
地 主 359.00 7.84 444.00 8.73 506.78 9.20
富 农 1306.98 28.55 1733.48 34.09 1896.46 34.43
中 农 1986.78 43.40 1953.89 38.42 2203.06 39.99
贫 农 915.69 20.00 944.15 18.57 902.16 16.38
雇 农 9.50 0.21 10 0.20 0 0
表16 1930－1946年东顾庄村户数和人口数的变化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 户数 占总 人口数 占总 户数 占总户 人口数 占总人 户数 占总户 人口数 占总人
类别 户数% 人口% 数% 口% 数% 口%
合 计 160 100 966 100 180 100 1011 100 218 100 1137 100
地 主 2 1.25 25 2.59 3 1.67 31 3.07 4 1.83 39 3.43
富 农 12 7.50 124 12.84 19 10.56 174 17.21 28 12.84 217 19.09
中 农 58 36.25 379 39.23 64 35.56 374 36.99 97 44.50 489 43.01
贫 农 80 50.00 416 43.06 88 48.89 413 40.85 89 40.83 392 34.48
雇 农 5 3.13 16 1.66 5 2.78 16 1.58 － － － －
其 他 3 1.88 6 0.62 1 0.56 3 0.30 － － － －
表17 1930－1946年何桥村土地分配变化情况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类别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亩） （亩） （亩）
合 计 4182.17 100 4664.96 100 5116.71 100
地 主 571.79 13.67 634.50 13.60 596.60 11.66
富 农 1017.95 24.34 944.15 20.24 803.55 15.70
中 农 1474.70 35.26 2276.58 48.80 2845.34 55.61
贫 农 1059.73 25.34 799.23 17.13 823.22 16.09
雇 农 30.40 0.73 10.50 0.23 48.00 0.94
其 他 27.60 0.66 0 0 0 0
表18 1930－1946年何桥村户数和人口数的变化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 户数 占总 人口数 占总 户数 占总户 人口数 占总人 户数 占总户 人口数 占总人
类别 户数% 人口% 数% 口% 数% 口%
合 计 224 100 1280 100 251 100 1268 100 266 100 1381 100
地 主 3 1.34 34 2.66 5 1.99 43 3.39 10 3.76 56 4.06
富 农 13 5.80 131 10.23 21 8.37 91 7.18 21 7.89 114 8.25
中 农 60 26.79 367 28.67 96 38.25 564 44.48 115 43.23 687 49.75
贫 农 126 56.25 656 51.25 114 45.42 517 40.77 109 40.98 485 35.12
雇 农 16 7.14 74 5.78 11 4.38 48 3.79 9 3.38 37 2.68
其 他 6 2.68 18 1.41 4 1.59 5 0.39 2 0.75 2 0.14
表19 1930－1946年固上村土地分配变化情况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类别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亩） （亩） （亩）
合 计 7265.49 100 7306.10 100 7594.24 100
地 主 1822.30 25.08 1752.00 23.98 1273.50 16.77
富 农 2054.10 28.27 1755.60 24.03 641.85 8.45
中 农 2000.67 27.54 2704.20 37.01 4425.92 58.28
贫 农 1212.17 16.68 965.15 13.21 1242.22 16.36
雇 农 153.85 2.12 114.90 1.57 10.75 0.14
其 他 22.40 0.31 14.25 0.20 0 0
表20 1930－1946年固上村户数和人口数的变化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 户数 占总 人口数 占总 户数 占总户 人口数 占总人 户数 占总户 人口数 占总人
类别 户数% 人口% 数% 口% 数% 口%
合 计 305 100 1709 100 319 100 1714 100 383 100 2030 100
地 主 14 4.59 107 6.26 10 3.13 77 4.49 12 3.13 76 3.74
富 农 24 7.87 269 15.74 19 5.96 206 12.02 13 3.39 91 4.48
中 农 77 25.25 467 27.33 122 38.24 719 41.95 208 54.31 1203 59.26
贫 农 130 42.62 624 36.51 122 38.24 545 31.80 140 36.55 640 31.53
雇 农 51 16.72 210 12.29 35 10.97 131 7.64 7 1.83 13 0.64
其 他 9 2.95 32 1.87 11 3.45 36 2.10 3 0.78 7 0.34
表21 1930－1946年李罗侯村土地分配变化情况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类别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亩） （亩） （亩）
合 计 3478.46 100 3505.60 100 3340.90 100
富 农 718.25 20.65 625.90 17.85 290.00 8.68
中 农 2262.51 65.04 2438.00 69.55 2651.40 79.36
贫 农 485.00 13.94 429.00 12.24 398.00 11.91
雇 农 12.70 0.37 12.70 0.36 1.50 0.04
表22 1930－1946年李罗侯村户数和人口数的变化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 户数 占总 人口数 占总 户数 占总户 人口数 占总人 户数 占总户 人口数 占总人
类别 户数% 人口% 数% 口% 数% 口%
合 计 178 100 992 100 181 100 1030 100 220 100 1162 100
富 农 8 4.49 85 8.57 8 4.42 77 7.48 6 2.73 50 4.30
中 农 102 57.30 609 61.39 110 60.77 662 64.27 152 69.09 861 74.10
贫 农 64 35.96 289 29.13 59 32.60 282 27.38 60 27.27 249 21.43
雇 农 4 2.25 9 0.91 4 2.21 9 0.87 2 0.91 2 0.17
上面的分村统计结果显示，除东顾庄村外，何桥、固上和李罗侯3村在变化的总趋势上与11村的汇总数据显示的趋势是基本一致的，尤其地主、富农人口及其所占耕地比重明显下降、中农人口及其所占耕地比重明显上升的趋势，表现得十分突出。贫、雇农人口的比重，以1946年与1930年相比也都是下降的；同期他们占有的耕地的比重受人口比重下降影响，也呈下降趋势，但下降的幅度小于人口比重的下降，说明这部分农民平均占有耕地的数量与当地的人均耕地水平的距离呈缩小趋势。这也是土地分配趋于平均化的一个表现。
东顾庄村的情况有所不同。从表15可以观察到，这个村在1930－1946年的16年间，地主和富农占有耕地的比重均呈上升趋势，尤以1930-1936年期间上升幅度最大，以后则比较缓和。二者耕地比重合计，1936年比1930年上升了6.43%；到1946年，又上升了0.81％，总计16年间上升了7.24％。而在农民方面，中农所占耕地比重1936年比1930年下降了4.98％；1946年比1936年虽略升高1.57％，但仍比1930年低3.41％。贫农耕地比重1936年比1930年降低1.43％，1946年又比1936年降低2.19％，总计降低了3.62％。雇农耕地比重1936年比1930年降低0.01％。上面数字合起来看，东顾庄的土地分配是趋向于集中的，尤其在1930－1936年期间表现得比较明显。不过若从人口相对比重变化的角度看，中农的人口比重只是在1930－1936年期间略有下降，而在1936－1946年期间则有较大幅度上升，1946年的中农人口比重比1930年还要高出3.78％；而同一期间，贫农人口的比重反而从占总人口的43.06％降到了只占34.48％，下降了8.58％之多。从这一角度看，在农民中间，土地的分配似乎还是趋向于某种程度的平均化的。事实是：在16年里，中农人口比重上升了3.78％，所占耕地比重却下降了3.41％，平均占地规模有所缩小；而贫农人口比重下降 8.58％，耕地比重却只下降了3.62％，平均占地规模是增大的。在地、富方面，若只看1936－1946年这个时间段，二者合计的人口比重上升了2.24%，而耕地比重只上升了0.81％，因此实际上其平均占地规模也是缩小的。当然，从16年的时间段看，东顾庄村的土地分配形势趋向于集中，这没有问题。
东顾庄的情况比较特殊。从4村总体看，1930－1946年期间土地分配变化的趋势是指向进一步分散化的。但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前面指出的当地土地分配不均的格局就根本改变了，不是说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阶级分野就不存在了。事实上差距仍然是巨大的。以没有地主，中农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李罗侯村来说，1946年，该村 6户富农户均占有耕地48.33亩、人均数为5.8亩，而60户贫农户均占地仅6.63亩、人均占地仅1.6亩，2户雇农更仅平均有地0.75亩（户均和人均数同），两相比较，富农户均占地数是贫农的7.3倍、雇农的64倍余，人均占地数是贫农的3.6倍、雇农的7.7倍。其他有地主的几村，地主的户均和人均占地数与贫、雇农户均和人均数的差距更大。所以，土地分配分散化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整体格局仍然十分不均这一事实的改变。
四、地权变动的方式
旧中国农村地权变动主要是通过土地的买卖、典当和分家析产来实现的。其中土地的典当本来是以土地为抵押品的一种农业融资方式，本身并不造成地权的转移，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土地买卖的先声，即由典当开始，最终形成买卖关系而完成地权的转移，故我们把它也看作地权变动的形式之一。
1、土地买卖
清苑的土地买卖程序与其他地方大致相同，即一般都要通过中间人的说合，议定条件，订立契约，方能成交。中间人可以是专以说中为业的“经纪人”或“牙纪人”，也可以是买卖双方都信任的普通“经中人”。卖田契约俗称“死契”，意思是不能反悔。契约上要清楚载明买卖双方姓名、田地亩数、位置、价格及年月日，最后由买卖双方和中间人画押。买卖交易费用，除由买主承担酒席费外，还有一定佣钱（叫中佣费或牙钱），由买卖双方分摊。分摊佣钱的方法有二：一种为“成三破二”，即买方出地价的3％，卖方出2％；另一种为买卖双方等摊：或各出地价3％（共出六分），或各出地价2.5％（共出五分）。此种佣钱，据张培刚调查，并不完全由经中人独得，而是要分一部分给村中小学充教育经费：学校和经中人或各得一半，或学校得三分，经中人得二分[5]。此外，契约要经政府认证并缴纳6％的验契税，一般由买卖双方各出3％。
关于解放前清苑地区的土地买卖情况，本文研究的4个村庄只有固上村做过此项调查，兹将结果列下：
表23 1930－1946年固上村土地买卖情况
买 进 卖 出
年份 土地变 数量（亩）价格（元）平均价格 数量（亩） 价格（元） 平均价格
动户数 （元/亩） （元/亩）
平均数 27 126.04 3990.59 31.66 102.11 3763.61 36.86
1930 7 29.3 755.20 25.77 118.8 2110.04 17.76
1931 12 21.4 1435.53 67.08 198.4 14278.54 71.97
1932 23 67.7 2972.07 43.90 60.0 1993.45 33.22
1933 14 45.04 1475.11 32.75 21.6 1715.00 79.40
1934 34 306.45 12859.81 41.96 89.75 5018.91 55.92
1935 44 375.03 18158.05 48.42 272.2 9149.09 33.61
1936 8 27.5 2049.43 74.52 92.1 1638.96 17.80
1937 18 121.37 2071.06 17.06 169.95 9361.74 55.08
1938 33 110.30 2927.02 26.54 102.7 2431.21 23.67
1939 41 136.63 4118.78 30.15 167.45 5431.79 32.44
1940 35 132.71 2899.52 21.85 156.4 3399.74 21.74
1941 13 48.40 1581.19 32.67 20.3 755.71 37.23
1942 23 102.90 2462.01 23.93 37.0 984.84 26.62
1943 33 97.70 2152.09 22.03 82.8 2265.51 27.36
1944 45 216.15 3907.32 18.08 59.8 1406.80 23.53
1945 55 220.35 4306.32 19.54 44.5 1249.19 28.07
1946 22 83.69 1709.57 20.43 42.1 790.82 18.78
从表23看出，固上村的土地买卖还是相当频繁的。1930－1946年间，村内土地变动户数最少的年份是1930年和1936年，只分别有7户和8户；最多的是1945年，计有55户；其余年份在10几到40几户之间；17年平均为27户。这期间，固上村总户数1930年为305户，1936年为319户，1946年为383户。据此计算，1930年土地变动的户数占总户数的比例为2.3％，1936年为2.5％，1945年最高，达到14.5％（按总户数380户约略计算），其余年份则在上述区间波动。土地买卖的数量，17年间买进总数为2142.62亩，卖出总数为1735.85亩，年平均买进数为126.04亩，卖出数为102.11亩。解放前三个调查年份固上村人户占有耕地的总数平均为7388.61亩。据此计算，年平均买进耕地数占耕地总数的比例为1.7％，卖出数的比例为1.4％。以上的计算当然都是约略的，土地的买进、卖出不会都在本村的耕地间进行（这也是各年买进、卖出数并不相等的一个原因），但可以大致看出当时固上村土地买卖的规模。
表23还提供了关于土地价格的有价值信息。清苑县的土地价格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因土地等次、灌溉条件（是否水浇地）、地块位置等因素而十分不同；在县内不同地方、不同时期，也很不相同。即使在同一地方、同一时间，相同质量和位置的地块，发生在不同买主和卖主之间，也往往有价格上的差异，不过这种情况下的价格差别比较小。一般说来，在某一地方的一定时间里，相同质量和位置的地块，大致是有一个公认的价格的。根据河北省统计局《廿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30年－1957年）》公布的1958年对解放前清苑县地价调查的数据，就一般情况而言，1930－1946年期间调查地域内不同等次耕地的价格约略如表24所示：
表24 1930－1946年清苑县地价变动情况
单位：元/亩
耕地等次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上等地 80 60 45
中等地 45 35 20
下等地 35 25 8
实际情况当然要复杂得多。比如同是上等地，因位置不同（离村远近），价格不会相同；有无灌溉条件价格也不同。不过，在固定的地域、固定的时间内，对地价影响最大的因素还是土地的等次。相同等次的土地，价格差异通常都维持在一定幅度之内；而不同等次的土地，其价格差别是很大的。由表24看出，一亩上等地的价格，1930年约为中等地的1.78倍、下等地的2.29倍；1936年约为中等地的1.71倍、下等地的2.4倍；1946年约为中等地的2.25倍、下等地的5.63倍。从动态来说，则无论何种等次的耕地，其价格变动趋势都是下降的：以1930年的价格指数为100，则1936年上、中、下三种地的指数分别为75、78、71，1946年分别为56、44、23。
现在来看固上村的土地价格及其变化趋势。由于调查时并未区分土地等次，表23根据历年买卖数量和总价格计算出来的平均地价是各等次耕地交易的平均价格。但是这种计算的结果是否符合或接近各年实际的各等次耕地的平均价格，取决于该年买卖的耕地中是否包括有各等次的耕地及其所占比例。一般说，土地交易量大、买卖户数多的年份，计算结果的可靠性比较大，反之则否。例如1936年，当年只有8户买卖耕地，买进量为27.5亩，总价格2049.43元，平均每亩74.52元；卖出量92.1亩，总价格1638.96元，平均每亩17.8元。买卖价格相差如此之大，显然是由于买、卖的耕地质量不同：买进的大部分或全部是上等地，而卖出的则大部分或全部是下等地。为尽可能消除上述因素的影响，从而以比较接近实际的“各等次耕地的平均价格”在不同年份间进行比较，观察其变化趋势，我们将表23的耕地买卖数量及价格数据以3年为一组计算其平均值，最后一组为1945年和1946年的2年平均，结果如表25所示。
表25 1930－1946年间固上村耕地买卖平均价格（三年平均）
买 进 卖 出
年份 数量（亩） 价格（元） 平均价格 数量（亩） 价格（元）平均价格
（元/亩） （元/亩）
1930－32 118.4 5162.80 43.60 377.2 18382.03 48.73
1933－35 726.52 32492.97 44.72 383.55 15883.00 41.41
1936－38 259.17 7047.51 27.19 364.75 13431.91 36.82
1939－41 317.74 8599.49 27.06 344.15 9587.24 27.86
1942－44 416.75 8521.42 20.45 179.6 4657.15 25.93
1945－46 304.04 6015.89 19.79 86.6 2040.01 23.56
从表25看出，在这十几年间，固上村的平均地价是不断降低的。以1945－1946年与1930－1932年相比，买进价格大约降低了54.6%，卖出价格大约降低了51.7%。这种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图1略)
解放前的十几年间清苑县耕地价格总体趋势走低，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农村经济衰落，并受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政治因素影响。三十年代初，从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波及到中国，各地农村均受打击，清苑亦不例外，农业经营亏本，卖地的人增多，买地的人减少，遂导致地价降低。正如当时到清苑做过补充调查的张培刚分析的：“近几年来，清苑农村和其他农村遭遇着同样的命运，内受天灾的打击与威胁，外受国际商品的竞争与压迫，农业经营既多损失，销售又遭亏本，遂致欲放弃土地的农人增多。同时富裕农家多迁居都市，留居农村者亦不愿投资于无利可图的土地上。这样，卖土地的人增多，买土地的人减少，自使地价剧降”。[6]1937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刚刚过去，尚未完全恢复元气，又爆发了持续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抗战期间，清苑县是日伪政权和共产党八路军互相争夺、激烈斗争的敌后抗日前线，一直处在战争状态，加之天灾频仍，农业生产总体上是停滞甚至萎缩、下降的。这种状况，当然会造成有地的人纷纷抛售土地，从而地不值钱，地价下降。赋税繁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敌占区村庄，日伪政权横征暴敛，捐税苛重，其中许多是按土地多少负担的，土地愈多，负担愈重。在建立了抗日政权的根据地村庄，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和“统一累进税”政策，亦对占地多的地主、富农不利，不仅抑制了他们积聚土地的愿望，而且促使他们千方百计分散土地，甚至廉价出卖。在日伪和抗日政权互相争夺的游击区村庄，形势不定，两面负担，土地也不可能值钱。抗战胜利后，清苑广大农村基本上都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只有靠近保定市的少数几个村庄处在国民党统治下），地、富失势，土地改革只是迟早之事，在这种形势下，谁又愿意多多置买土地，将来成为穷人的斗争对象呢？
在中国传统农村的封建生产关系下，土地买卖一般会导致地权集中的发展，地价也会随着这一过程的加速而不断升高。然而在解放前这十几年的特殊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农村经济衰落，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等政治因素的影响，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反的发展趋势，这就是土地愈来愈不值钱，以及与之相关的地权的分散化过程。
2、典当
土地典当是出典人以土地为抵押品而获得所需资金的一种农业融资方式。到一定期限，出典人只要还上这笔资金（典价），就可以将土地从典入人那里收回，因此典当本身并不是土地所有权的转移。然而在实际上，出典人在很多情况下往往还不上典价，在经过典入人的“找价”之后，最终将土地“典绝”即出卖，所以土地的出典经常是出卖的先声。清苑典地的程序与卖地基本相同，也是凭中间人说合，写立契约，最后由典出典入双方及中间人画押。典契俗称“活契”，盖因典出之地可以赎回之故。典契的内容、格式大致同卖契，但多出典期一项，为卖契所无。典期即土地赎还期限，双方事先约定，于契上载明。典期长短不一，最少为1年，最长有10年的，一般以典3年者较为通行。典价低于地价，据调查，低的有仅占地价30－40％的，高的有达90％的，视各村习惯、土地等次、位置及典出典入双方的谈判情形而定。多数情况下，典价约为地价的50－60％。典当成立，经中人也要提取佣金，习惯上比买卖稍少，一般为“成二破一”，即典入方出典价的2％，典出方出1％。
典出之地只有到事先议定的典期才能赎回，不到期不能赎。赎回手续十分简单，出典人凭契约照原典价即可赎回，别无费用。要赎回时，须于当年清明节前通知对方。到期不赎，典入者并不能立即将土地作为“死当”处理，而是可以延期，称之为“转当”，转当由典出者负担转当期间典价的利息。如到期不赎又不转当，或转当到期仍不能赎取，典出之地即成死当，典出者丧失赎回的权利。死当有一个“典绝”的手续，此时在经中人的作证下，原典契作废，双方另立卖契并由典入者找还典价与卖价之间的差额。
清苑地区三四十年代的土地典当关系并不太多。我们研究的东顾庄、何桥、固上、李罗侯4个村庄解放前各调查年份均只有为数不多的典当户，典当的耕地数额亦不大，具体见表26。据调查，在1937年以前的典当关系中，70－80％的典出情况最终都导致典绝；抗战以后，由于通货膨胀，赎回者较多[7]。
表26 1930－1946年清苑县4村土地典当情况
典 入 典 出
年份 户数 占总户数% 耕地 占总耕地％ 户数 占总户数% 耕地 占总耕地％
(亩) (亩)
1930 13 1.50 49.6 0.25 24 2.77 114.3 0.59
1936 15 1.61 65.5 0.32 20 2.15 113.1 0.55
1946 28 2.58 196.6 0.91 7 0.64 93.8 0.44
备注:典入：富农2户，中农17户，贫农35户，雇农2户；
典出：富农5户，中农25户，贫农13户，雇农7户，其他1户
注：4村1930年共有867户、19504.07亩耕地；1936年有931户、20562.18亩耕地；1946年有1086户、21560.31亩耕地。
3、分家析产
分家析产也是传统农村地权变化的主要形式之一。中国家庭的传统不同于中古时期的欧洲，家庭财产包括土地的继承不是实行长子继承，而是户主的所有儿子都有继承权，即家庭财产最终是要在家庭的男性后裔之间因分家另过而瓜分掉的。这种分家不一定发生在原来的户主即当家人死亡之后，就是在他生前也是经常发生的。虽然在传统上，中国人的理想家庭是数世同堂的大家庭，但在实际上，当一户人家几个儿子都已成家，由于各自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经济，随着大家庭人口逐渐增多，各个小家庭之间的矛盾必然发展，其结果往往就要导致分家的发生，而与之相伴的，自然是家庭财产包括地产的分割。
在历史上，分家析产一直是农村土地集中发展的主要缓冲因素之一。清代人李调元曾作《卖田说》，借四川一个佃农之口描述了因分家析产而导致原来的大地产逐渐演变成小地产的现象：“予家曾祖父以来，置田不下千亩，而蜀俗好分，生子五人，而田各二百亩矣；子又生孙五人，而田各五十亩矣；孙又生孙五人，而田各十亩矣；……而十亩五分，各耕不过二亩，……”[8]。这种现象，在传统的中国农村，时时处处都在发生。
在我们研究的清苑农村，分家现象也是很普遍的。只要稍微仔细观察一下各调查村的历年户口变化数据就会发现：虽然各村的户数和人口数在解放前的十几年间都是呈不断增长态势，但户数的增长要比人口数的增长快得多，户均人口规模不断缩小。例如11村的汇总数据，1930年有2119户、11199人；1936年有2272户、11258人；1946年有2596户、12485人。以1936年与1930年相比，户数增长7.2％，人口数只增长0.5％，户均人口从大约每户5.3人下降到不足5人。以1946年与1936年相比，户数增长14.3％，人口数只增长10.9％，户均人口数进一步下降到4.8人。若以期终的1946年与期初的1930年相比，户数增长22.5％，人口数只增长11.5％，增长率相差近一倍。户数增长快过人口数增长、平均家庭规模缩小，说明存在着比较多的分家现象[9]。
但是更使我们感兴趣和注意的是进一步观察又发现，虽然从地主到雇农的农村各阶级都普遍存在户均人口规模缩小的现象，但比较起来，这一现象以地主和富农表现得最为突出，见表27 。
表27 1930－1946年11村各阶级户均人口变化情况
人户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类别 户数 人口数 户均人口 户数 人口数 户均人口 户数 人口数 户均人口
合计 2119 11199 5.3 2272 11258 5.0 2596 12485 4.8
地主 70 498 7.1 72 447 6.2 71 390 5.5
富农 169 1365 8.1 173 1184 6.8 147 913 6.2
中农 742 4199 5.7 906 4875 5.4 1285 6651 5.2
贫农 915 4315 4.7 917 4069 4.4 996 4251 4.3
雇农 161 623 3.9 132 487 3.7 46 130 2.8
其他 62 199 3.2 72 196 2.7 51 150 2.9
地主和富农的户均人口数变化大过普通农民家庭，表明在这两个阶级中存在着更多的分家现象。这一判断对不对呢？在这方面，1958年调查对所有被调查农户都作了家庭谱系调查，并在户编号上予以体现，使我们可以直接观察不同阶级的分家情况。河北省统计局公布的11村汇总结果如表28所示。由于这个汇总资料将地主和富农合并统计，对贫农、雇农等阶层也未作区分，为更细致地观察各阶级的分家情况，我们将东顾庄和何桥两村人户分家情况的统计也一并列出[10]，见表29。
表28 1930－1946年11村人户分家情况
1930－36年 1937－46年
人户类别 期初户数 分家户数 ％ 期初户数 分家户数 ％
合计 2119 246 11.6 2272 370 16.3
地主、富农 239 9 3.8 245 110 44.9
中农 742 185 24.9 906 164 18.1
贫、雇农及其他 1138 52 4.6 1121 96 8.6
表29 1930－1946年东顾庄、何桥2村人户分家情况
1930－36年 1937－46年
人户类别 期初户数 分家户数 ％ 期初户数 分家户数 ％
合计 384 33 8.6 431 35 8.1
地主 5 1 20.0 8 3 37.5
富农 25 8 32.0 40 5 12.5
中农 118 13 11.0 160 11 6.9
贫农 206 10 4.9 201 16 8.0
雇农 21 － － 16 － －
其他 9 1 11.1 6 － －
表28显示：在1930－1936年这一时期，地主和富农的分家情况还少于普通农民及其他人户，但到1937－1946年期间，他们的分家户数明显增多，期终的分家户数占期初总户数的近一半，分家比例高出各种人户的平均分家比例近2倍。农民方面，中农的分家比例在1930－1936年期间高出各种人户的平均分家比例大约1倍，到1937－1946年期间较前一时期有所下降，仅比平均比例稍高；贫、雇农及其他人户的分家情况不多，但后一时期较前一时期分家比例有所升高。
东顾庄和何桥村人户的平均分家比例低于11村汇总统计，但表29显示，该二村同样是地主和富农的分家情况大大多于其他人户。有差异的地方是：东顾庄和何桥村的地、富户在1930－1936年时期分家的也不少，分家比例高于其他人户；此外，表29中1937－1946年间中农的分家比例低于贫农的分家比例，也是二表的一个不同点。但表29的中农分家比例后一时期较前一时期下降，而贫农的分家比例则在后一时期较前一时期有所上升，这点与表28显示的趋势还是一致的。
在传统农村，地主和富农户的家庭规模一般较大，人口较多。这不仅仅是出于数世同堂的理想，而且有着现实的经济原因：尽可能不分家，有助于维持家庭的既有经济地位，特别是在地产规模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在我们调查的这个时期，尤其是1937年以后的日寇侵华和抗战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捐税苛重，土匪横行，使许多地主、富农觉得家大业大不仅好处不多，反而受其连累，因而分家的情况增多。村概括调查表明，不少这一时期分家的地、富户，是想通过分家来疏散家财，以避免土匪的绑票勒索，或为了逃避苛捐杂税。在抗战时期共产党根据地、游击区以及解放前夕解放区的村庄，一些地主、富农分家除了经济上的考虑（逃避人民政府的统一累进税和合理负担），更有规避将来不可避免的政治清算的企图。
农民的分家比例低于地、富户，主要是因为他们分不起家。中农家底不大，数十亩薄地几个兄弟一分，家庭人口多的就很难维持原来的经济地位，因此不肯轻易分家。少数人户分家的原因，多是兄弟们相继结婚以后，几个小家庭之间发生矛盾难以解决；也有的是因为灾年歉收或遇到婚丧大事，经济条件恶化，兄弟们不得不分家各奔前程；还有的是因为家里青壮年男丁较多，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为逃避抓壮丁而分家。但正如表28和表29显示的，在社会最动荡不定的日寇侵华和抗战时期，中农的分家情况反而有所减少，说明传统的小农即使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仍然多么顽强地维护自己的经济地位。至于贫农和雇农，虽然有的家庭也人口较多因而有分居的需要，但他们根本分不起家，比如缺地少房，有的甚至一旦分家连做饭的炊具也无法解决。正因为如此，贫雇农分家的很少。1937年以后贫雇农分家的情况稍见增多，是因为这一时期生活变得极端艰难，一些家庭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再也无法维持，不得不分开各谋生计。如李罗侯村的贫农刘峰、刘栋、刘焕兄弟三人，解放前只有3亩地，因无法生活，被迫分开，刘焕留在家乡，刘峰和刘栋则去“闯关东”，在东北给人做饭、种地。
不断地分家析产尤其是地、富户分家情况的增多是导致解放前清苑农村土地分配呈分散化发展趋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差不多在每个调查村都可以找到地主、富农因分家而家庭经济地位发生变化的例证。如何桥村1930年时的地主田慎修，当时有地124亩，全家12口人，雇佣长工2人。到1936年，原来的一户分成了7户，田本人及几个儿子各分到耕地20亩左右（1936年田家共有地136.5亩，比1930年稍多，应是陆续买入的），于是原来的大地产就变成了与普通中农户相当的小地产[11]。 同村的富农张云路，1930年时有地147亩余，全家15口人，雇长工2人，到1936年时分成6户，各分耕地11－29.5亩不等，原来的大地产也变成了小地产。东顾庄村的富农刘老言，1936年以前有耕地200余亩，到土改前已分成4户，其中3户虽土改定案时仍划为富农，但也不过有地50－60余亩，还有一户仅有地19.8亩，被定为中农。根据东顾庄、何桥、固上和李罗侯4村的汇总统计，在1930－1936年期间，共计有69户经济地位下降，约占期初867户的8％。其中，地主、富农25户，占36.2%；中农33户，占47.8％；贫雇农11户，占15.9％。下降的原因，25户地主富农中有14户是因为分家，占56％；11户因为其他原因，占44％。33户中农中，有23户因为分家，占69.7％；10户因为其他原因，占30.3％。11户经济地位下降的贫雇农均因为“被剥削或投机失败”，无一户因为分家。1936－1946年期间，共计有77户经济地位下降，占期初931户的8.3%。其中，地主、富农41户，占53.2％；中农36户，占46.8％。下降的原因，41户地主、富农中有32户因为分家，占78％；9户因为其他原因，占22％。36户中农中有30户因为分家，占83.3％；6户因为其他原因，占16.7％。十分明显，分家是导致原来较富有的一部分人户经济地位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他们经济地位的下降，当然就意味着地权的分散化。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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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据参加过1958年调查的人说，他们在调查中重新核实第一次调查的数据时，如果两次调查有出入，一定要反复核对，并须有旁证才加以修改，否则宁可存疑。
[2] 张书分上、中、下3部分，分别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的《社会科学杂志》第七卷第一期（1936年3月）、第二期（1936年6月）和第八卷第一期（1937年3月）上连载发表。
[3] 这个报告当时因种种原因没有发表。首次公开是在1988年9月，发表在《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增刊二（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专辑）上。
[4] 11个调查村的汇总数据据河北省统计局《廿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30年－1957年）》。以后凡引用11村的汇总数据均据此，不再注。该调查报告有一些印刷错误，引用时经过重新计算核实。
4个调查村的分村数据，东顾庄、固上、李罗侯三村据河北省统计局汇总编制的《1930－1957年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1958年7月油印本）。由于该《调查资料》的何桥村部分（该资料之二）缺本处引用的“土地占有与租典”一表（表10），表3关于何桥村土地分配情况的数据系根据现存该村分户卡片重新汇总统计。重新计算涉及到对人口的统计，而我们汇总的何桥村人口数字与该资料数字微有差异。由于不清楚该资料做汇总时的原始依据和统计处理原则，现已不可能将二者统一起来。对此，本文使用何桥村数据时，凡该资料所缺的各表，均使用我们汇总的数字（包括人口数字）；引用其他表格，仍用该资料数字。其间的不一致之处，不再一一说明。
[5] 见《清苑的农家经济（上）》，载《社会科学杂志》第七卷第一期，第13页。
[6] 见张培刚《清苑的农家经济（上）》，载《社会科学杂志》第七卷第一期，第21页。
[7] 见河北省统计局《廿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30年－1957年）》，载《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增刊二《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专辑》，第87页。
[8] 见《童山文集补遗（一）》，丛书集成初编本。
[9] 一个地域的户、口及户均人口变化受人户的迁入、迁出、灭绝、分家和人口的出生、死亡等多种因素影响。解放前清苑各地农村人口流动并不频繁，人户迁入造成的户数增加很少，户数大量增加只能是不断的分家所致。户均人口减少的现象在出生率大于死亡率因而总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由于人户的迁入、迁出、灭绝这些扰动因素的影响很小并且互相抵销，主要的原因也只能是分家所致。
[10] 现存的固上和李罗侯两村的户资料卡片有的年份不全，故未能将这两村也列入统计。
[11] 后来土改时，田义方、田玉峰、田林、田子丰几户都被划作富农，田玉江、田玉图兄弟则被划为中农。实则按田义方、田玉峰、田林、田子丰几户当时的经济条件（田子丰1946年有土地40.9亩，其余几户都不到20亩，但家庭人口较少），至多能算中农。田慎修本人在土改前已去世。
一、引言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最重要资源。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核心。谁掌握了土地，谁就成为统治农村、支配农村经济的主人。旧中国农村的土地分配是不平均的，占人口少数的地主和富农占有远大于他们人口比例的土地，而广大农民阶层占有的土地份额远小于他们的人口比例。综合有关旧中国农村土地分配的多种调查材料估计，就当时全国总的情况而言，地主和富农大约掌握着农村全部耕地的60－70％，其中地主土地约占40－50％；而这两部分人的家庭人口合计，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仅在10％左右。这就是说，约占旧中国农村人口90％的直接生产者农民各阶层，只占有全国耕地的30－40％。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只有几亩，土地属于极度稀缺资源，当时农村土地分配的这种格局，无疑已属相当集中。由于土地集中，旧中国的农民除一部分占有土地的数量可以满足自耕生活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只有很少的土地甚至根本没有土地。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必须依赖或部分依赖掌握在地主、富农手中的土地资源，成为向其提供地租的佃户或出卖劳动力的雇工，才能进行生产，维持生存。地主和富农由于掌握了土地资源，自己不必参加生产劳动（地主）或只参加部分生产劳动（富农），依靠或大部分依靠剥削直接生产者农民，就可以生活。
以上旧中国农村土地分配的基本状况和由之决定的农村剥削关系，是几千年传统封建生产关系的延续，是阻碍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视土地问题为革命的核心问题，以消灭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为民主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完全有道理的。
不过，旧中国农村的土地集中程度，在不同地区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大致而言，南方的土地集中程度要比北方高一些。在土地肥沃、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和华中、华南的一些地方，仅地主土地就占全部耕地的60－70％甚至更高。而在干旱贫瘠、土地生产力不高的西北农村，土地集中程度一般情况下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很多。那里的地主、富农土地较少，广泛地存在着自耕农和其他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有些地方甚至以自耕农为主体。三四十年代的满铁调查，显示出在华北平原地区，土地分配总的说也比较分散，许多农村都有较高比例的自耕农存在。在本文中，我们将利用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另一批珍贵资料—河北省清苑县农村调查资料，对华北平原农村这一时期的土地分配状况及其变化做一考察。
在进入正文之前，首先对文中使用的资料的情况做一简要介绍。本文使用的河北省清苑县农村调查资料是历史上“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的一部分。无、保农村调查先后共进行过4次。第一次在1929－30年，由我国著名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副所长兼该所社会学组组长的陈翰笙主持，分别对江苏省无锡县和河北省清苑县的部分农村进行了农户挨户调查和村概况调查，其中无锡调查在1929年，清苑调查（与北平社会调查所联合进行）在1930年。以后，由经济研究所主持或经济研究所作为主要参加单位，又分别于1958年、1987年和1998年对两地原调查村各作了3次连续追踪调查，从而形成了近代中国农村调查史上绝无仅有的对相同地域农户经济实况长时段的连续追踪调查系列，为观察近代中国农村和农户经济发展演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本文所利用的，主要是其中保定调查部分的东顾庄、固上、何桥和李罗侯4村的资料。
与本文内容相关的保定调查资料主要有1930年第一次调查的农户资料和1958年第二次调查的农户资料。1930年调查在该年夏季7－8月份，调查此前一年间的农户经济情况。1958年调查在该年的春、夏之交，设有4个观测年份，即1930年、1936年、1946年和1957年。其中，1930年为调查的起始年份。之所以选择该年，是因为是次调查为追踪调查，而第一次调查正是在1930年进行的。其他几个观测年份的意义是：1936年为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946年为清苑解放并实行土地改革的前一年；1957年则代表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情况。两次调查均为挨户调查，但1958年调查时发现，1930年调查的各村均存在若干遗漏未调查的农户，当时对这部分遗漏的农户又作了补充调查。对1930年调查过的各农户的当年经济情况，1958年调查均按照新的调查表重新作了核实和补充。这样，关于1930年的农户情况，实际上有两种资料，即1930年第一次调查的资料和1958年调查时重新核实补充过的资料。这两种资料，在户数上后者多于前者（包括了前次调查的遗漏户），在内容上也稍有不同（后次调查的指标设计参照前次，但有所调整，并不完全一致）。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前后一致，以便于比较，本文以1958年调查的各个年份资料为分析、立论的基础，其中包括1930年的资料。应当说明的是，在引用1958年调查的1930年资料的时候，我们曾将其与1930年第一次调查的数据作过仔细核对，发现当年所作的工作相当严肃认真，绝大部分数据二者是一致的，有所更改的数据多数情况下都比第一次调查的数据更为合理[1]。
本文使用的1958年调查数据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是当年调查结束后由参加此项工作的河北省统计局保定农村经济调查办公室汇总编辑的《1930－1957年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这套油印资料分村编辑，每村一本，按照“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其他”的人户成份，将调查数据根据分户调查表的内容分类汇总统计。尽管只是以村为单位的经过整理加工的汇总数据，但由于记录当年调查的原始数据的分户卡片现已不全，这套资料仍然非常宝贵。在本文中，如果不做特别说明，我们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这套资料。第二个来源是保存下来的当年调查的分户卡片。这些卡片如上所说现已不全，但本文研究的4个村所属的部分基本上是完整的。利用这批卡片，我们可以对农户的情况进行直接的个案观察和分析，同时也可以对河北省统计局的汇总资料进行校正和补充。不过，由于这批分户卡片毕竟仍有缺失，有的村户数不全，有的村年份不全，在使用上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文内凡利用分户卡片数据的地方，均另外注明。
在本文写作中，还有两份重要文献我们曾用作参考。一个是1936－37年出版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张培刚的《清苑的农家经济》一书[2]。这部著作是作者利用1930年调查的部分农户资料（3村500户），并亲自作补充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是到目前为止公开出版的唯一一部系统利用第一次无保调查资料完成的学术专著，我们在文中多处参考了这部著作。另一个文献是1958年调查后，由负责组织保定调查的河北省统计局编写的《廿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30年－1957年》[3]。这个报告首次公开了一些第二次调查的汇总数据，并作了初步分析，我们在写作时也用作参考；对该报告的某些值得商榷的判断，则提出讨论，均在文中相应处注明。
二、土地分配的总体状况
如前所述，关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清苑农村，我们的调查资料有三个观测年份，即1930年、1936年和1946年。这三个年份的资料所反映的调查村庄的土地分配状况，在基本格局上是大体一致的，即一方面反映了当地土地分配并不平均，在被调查农户中存在着不容抹杀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阶级区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地的土地集中并不是十分严重，地主、富农占地规模较小，其土地在总耕地中所占比重不大，相应地一般农民都或多或少有些土地，特别是自耕过活的中农在人口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下面以1930年11个调查村的资料和本文研究的4个村庄的资料作具体说明[4]。
表1 1930年11个调查村土地分配情况
人户类别 户数 占总户数% 人口数 占总人口% 耕地数量（亩） 占总耕地%
合 计 2119 100 11199 100 41514.36 100
地 主 70 3.30 498 4.45 6901.87 16.63
富 农 169 7.98 1365 12.19 10147.55 24.44
中 农 742 35.02 4199 37.49 16283.34 39.22
贫 农 915 43.18 4315 38.53 7491.25 18.04
雇 农 161 7.60 623 5.56 499.25 1.20
其 他 62 2.93 199 1.78 191.10 0.46
表2 1930年东顾庄村土地分配情况
人户类别 户数 占总户数% 人口数 占总人口% 耕地数量（亩） 占总耕地%
合 计 160 100 922 100 4577.95 100
地 主 2 1.25 23 2.49 359 7.84
富 农 12 7.50 120 13.02 1306.98 28.55
中 农 58 36.25 360 39.05 1986.78 43.40
贫 农 80 50.00 398 43.17 915.69 20.00
雇 农 5 3.13 16 1.74 9.5 0.21
其 他 3 1.88 5 0.54 － －
注：表内户数统计包括无地户在内，人口数为年末常住人口。以下表3、表4、表5同。
表3 1930年何桥村土地分配情况
人户类别 户数 占总户数% 人口数 占总人口% 耕地数量（亩） 占总耕地%
合 计 224 100 1227 100 4182.17 100
地 主 3 1.34 40 3.26 571.79 13.67
富 农 13 5.80 132 10.76 1017.95 24.34
中 农 60 26.79 336 27.38 1474.70 35.26
贫 农 126 56.25 663 54.03 1059.73 25.34
雇 农 16 7.14 48 3.91 30.40 0.73
其 他 6 2.68 8 0.65 27.60 0.66
表4 1930年固上村土地分配情况
人户类别 户数 占总户数% 人口数 占总人口% 耕地数量（亩） 占总耕地%
合 计 305 100 1618 100 7265.49 100
地 主 14 4.59 99 6.12 1822.30 25.08
富 农 24 7.87 250 15.45 2054.10 28.27
中 农 77 25.25 454 28.06 2000.67 27.54
贫 农 130 42.62 594 36.71 1212.17 16.68
雇 农 51 16.72 195 12.05 153.85 2.12
其 他 9 2.95 26 1.61 22.40 0.31
表5 1930年李罗侯村土地分配情况
人户类别 户数 占总户数% 人口数 占总人口% 耕地数量（亩） 占总耕地%
合 计 178 100 966 100 3478.46 100
富 农 8 4.49 84 8.70 718.25 20.65
中 农 102 57.30 597 61.80 2262.51 65.04
贫 农 64 35.96 278 28.78 485 13.94
雇 农 4 2.25 7 0.72 12.7 0.37
表6 1930年清苑县农村各类人户平均占地情况
单位：亩/户；亩/人
人 户 11村 东顾庄村 何桥村 固上村 李罗侯村
类 别 户均 人均 户均 人均 户均 人均 户均 人均 户均 人均
平均数 19.59 3.71 28.61 4.97 18.67 3.41 23.82 4.49 19.54 3.60
地主 98.60 13.86 179.50 15.61 190.60 14.29 130.16 18.41 － －
富农 60.04 7.43 108.92 10.89 78.30 7.71 85.59 8.22 89.78 8.55
中农 21.95 3.88 34.25 5.52 24.58 4.39 25.98 4.41 22.18 3.79
贫农 8.19 1.74 11.45 2.30 8.41 1.60 9.32 2.04 7.58 1.74
雇农 3.10 0.80 1.90 0.59 1.90 0.63 3.02 0.79 3.18 1.81
其他 3.08 0.96 0 0 4.60 3.45 2.49 0.86 － －
由以上各表可以看出：首先，清苑县的土地分配是不平均的。11个村的地主、富农占总户数的11.28%，家庭人口占总人口数的16.64%（地、富户一般家庭规模较大），但他们占有耕地的比例却达到全部耕地的41.07%；而占总人口80％以上（户数比例超过85％）的各阶层农民，只占有不到60％的耕地。在农民各阶层中，贫农户的平均占地数量不及按总户口平均的耕地数的一半，雇农户地数更少，而这两部分农民占农民总户数的比重接近60％，占农民人口的比重也在50％以上。分别统计的4个调查村的数字虽有差异，但同样显示了土地分配的不平均。其中只有富农没有地主的李罗侯村，仍有占总人口近30％（户数比例接近40％）的农民属于贫、雇农阶层，其人均占地数不足2亩。
其次，在另一方面，统计数字也显示出清苑的土地分配不均较之人们通常印象中的近代农村“土地集中”状况有相当大的距离。无论是11个村的汇总统计还是4个村的分别统计，农民各阶层占地的总和除固上村外，都接近或超过全部耕地数的60％，李罗侯村的这一比例更高达78.98%；固上村农民的土地比例也接近占全部耕地的50％。这就是说，在大部分村庄，多数土地是由农民各阶层分散占有的，而不是为地主和富农所垄断。在农民中，完全没有土地的家庭很少。1930年资料中无地农民总共只有108户，占11村总户数的5.1%。1936年资料有无地农民87户，占总户数2272户的3.8％。1946年资料有无地农民83户，占总户数2595户的3.2％。而农民中的中农人口，在1930年资料中，11村的汇总统计和东顾庄村的统计都超过了总人口数的1/3，李罗侯村超过了1/2，何桥和固上两村也都达到了1/4，中农的平均占地数量高于当地人口的平均占地水平。显然，这些统计数字不能说明清苑县农村的土地分配是很集中的，相反，它们反映了当地的土地分配呈相对分散化的格局。
清苑县土地分配的分散化还表现于在地主、富农内部，地权也不是十分集中。11个村的汇总资料显示，在全部2119个调查户、41514.36亩耕地中，计有地主70户，共计占地6901.87亩；富农169户，共计占地10147.55亩。平均计算，地主户均占地98.6亩，约为当地总户均水平的5倍；富农户均占地60.04亩，约为总户均水平的3倍。由于地、富一般家庭人口较多，按人平均，他们的占地规模与当地平均水平的距离还要更近一些。这11村的地主户人均占地13.86亩，约为总人均水平的3.7倍；富农户人均占地7.43亩，仅约为总人均水平的2倍。考虑到当时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亩产粮食仅几十公斤），这样的占地规模差不多就是能够成为地主或富农的最低土地数量了。事实是，这11个村也确实没有什么大地主，家里有几百亩地就是当地的大地主了。多数地主的土地都在200亩以下，不少人还不及百亩。在我们重点考察的4个村庄中，最大的几户地主不过就是有地二三百亩。如何桥村的卢希联，1930年有耕地350亩，东顾庄的杨继平有耕地225亩，都是当地的大地主。个别富农也有占地达到二三百亩的，如东顾庄的刘老言，1930年有地220亩，1936年达到245亩；同村的钟振声1930年有250亩，1936年达到310亩。但这种情况多系大家庭，人口众多，劳力也多，除雇佣长工（一般1－2个）外，自己也参加劳动，故土改时只定为富农。多数富农的土地都只有几十亩。地主、富农的占地规模不大，说明在地主、富农阶级内部地权的分配也是比较分散的，并没有集中到少数人手里。
在分析土地分配的时候，除数量外，当然还应顾及质量。相等数量但不同质量的土地，其产出水平是有很大差异的。从天然土质来说，清苑县最好的土壤是红土、黑土，其次是黄土、二性土，最差的是沙土和碱土。这些不同种类的土壤在县内不同地区间分布不同，在一村内也往往同时存在几种，因而一村内的耕地质量也是不一样的。按照产出能力，当地一般将耕地分为上等地、中等地、下等地（或称好地、中地、次地）三种。显然，两个人占有耕地即使数量相同，但因好地、次地构成不同，其在土地占有上的地位也是不一样的。又清苑县属半干旱地区，庄稼能否良好生长，灌溉条件极为重要，故水浇地情况也是考察耕地质量时应当加以考虑的。对上述涉及耕地质量的两个方面，河北省统计局的《廿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30年－1957年）》均作了考察，认为优势明显是在地主、富农方面。但我们在仔细研究了该调查报告的分析和提供的数据后，认为并不能完全支持该报告的说法，或尚需进一步研究。
首先看各阶级占有耕地质量的构成。对此问题，河北省统计局的报告公布了一个调查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11个调查村解放前各类人户占有耕地质量的构成（％）
人户类别 合计 上等地 中等地 下等地
地主 100 70 20 10
富农 100 60 25 15
中农 100 30 30 40
贫农 100 10 20 70
雇农 100 5 15 80
这个调查结果我们不了解是如何做出的，该报告未作详细说明。当时的村户调查表并未设计耕地质量这一项内容。如果仅仅是在村概括调查中了解到的，那么我们认为这一结果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和权威性，因为各个村、各个调查对象的情况肯定都不一样，如果不做挨户了解，是无法做出如此精确的关于各阶级占有耕地质量好坏的百分比统计的。实际上，据我们了解，比如地、富，既有好地多的，也有次地多的。如上文提到的东顾庄地主杨继平，根据1987年村概况调查，他在解放前拥有的200多亩耕地，好地占80％，次地占20％。而同村的富农刘老言，虽也有200多亩耕地，但好地只占30％，其余70％均为次地。村里另一户占地200多亩的钟姓富农，也是次地多，好地少。虽然按照常理，地主、富农财力大、肥料多，更有能力改良土壤（耕地肥瘠除与天然土质有关外，还取决于如何使用），其所拥有的耕地质量一般来说可能比农民的土地要好一些。这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但实际是否如此，我们认为需要有进一步的统计数据加以证实。
其次看关于水浇地的情况。历次调查的村户调查表均在农户耕地总数之外，另设有水浇地数量一项内容，因此这个问题是可以做数量统计和分析的。但河北省统计局的调查报告采用的方法，是计算出水浇地数量以后，用各阶级的户数去除各该阶级拥有的水浇地总量，从而得出各阶级的户均水浇地拥有量，然后在不同阶级间进行比较。我们认为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由于自地主以下各阶级户均拥有的耕地数量不同，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水浇地只要在各自耕地中所占比例相差不是太大，其户均拥有量也必然是一级比一级少。显然更有意义的比较不是这种户均绝对量的比较，而是水浇地在各阶级耕地中的相对比重的比较。这更能说明不同阶级拥有的耕地的质量高低。我们尝试着做了这种计算，但结果并未证明地、富拥有的水浇地比重就比农民更高。试看以11村汇总数据进行计算的结果：
表8 解放前11村各类人户拥有水浇地的情况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 耕地 水浇地 水浇 耕地 水浇地 水浇 耕地 水浇地 水浇地占％
类别 （亩） （亩） 地占％ （亩）（亩） 地占％ （亩） （亩）
合计 41514.36 6969.72 16.79 40969.64 7910.85 19.31 41526 9390 22.61
地主 6901.87 990.40 14.35 6121.00 816.30 13.34 4378 778 17.77
富农 10147.55 1531.96 15.10 9207.72 2029.13 22.04 6464 1817 28.11
中农 16283.34 2974.45 18.27 18218.21 3498.80 19.20 22889 5195 22.70
贫农 7491.25 1338.26 17.86 6873.41 1466.42 21.33 7634 1569 20.55
雇农 499.25 106.25 21.28 446.95 92.85 20.77 97 20 20.62
其他 191.10 28.40 14.86 102.35 7.35 7.18 64 11 17.19
显然，各阶级耕地中的水浇地比重并不依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的顺序而高低不同，因而也得不出地、富拥有的水浇地比重高的结论。由各年份数据综合来看，应当是富农水浇地的比重相对大一些，中农、贫农和雇农也不低，反而倒是地主的水浇地比重在3个年份中每次都排在最后（不算“其他”一项）。不过分村来看，情况又与此有些不同。下面是对4个调查村的分村统计结果：
表9 解放前东顾庄村各类人户拥有水浇地的情况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 耕地 水浇地 水浇 耕地 水浇地 水浇 耕地 水浇地 水浇地占％
类别 （亩） （亩） 地占％ （亩）（亩） 地占％ （亩）（亩）
合计 4577.95 984.28 21.50 5085.52 1395.08 27.43 5508.46 1858.08 33.73
地主 359.00 136.00 37.88 444.00 250.60 56.44 506.78 311.75 61.52
富农 1306.98 304.93 23.33 1733.48 498.93 28.78 1896.46 740.42 39.04
中农 1986.78 377.45 19.00 1953.89 443.05 22.68 2203.06 613.31 27.84
贫农 915.69 159.40 17.41 944.15 194.30 20.58 902.16 192.60 21.35
雇农 9.50 6.50 68.42 10 8.20 82 0 0 0
表10 解放前何桥村各类人户拥有水浇地的情况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 耕地 水浇地 水浇 耕地 水浇地 水浇 耕地 水浇地 水浇地占％
类别 （亩） （亩） 地占％ （亩）（亩） 地占％ （亩）（亩）
合计 4182.17 210.58 5.04 4664.96 195.78 4.20 5116.71 206.83 4.04
地主 571.79 11.90 2.08 634.50 18.90 2.98 596.60 12.60 2.11
富农 1017.95 25.80 2.53 944.15 37.80 4.00 803.55 30.95 3.85
中农 1474.70 97.65 6.62 2276.58 82.18 3.61 2845.34 121.64 4.28
贫农 1059.73 67.23 6.34 799.23 53.40 6.68 823.22 38.04 4.62
雇农 30.40 2.40 7.89 10.50 3.50 33.33 48.00 3.60 7.50
其他 27.60 5.60 20.29 － － － － － －
表11 解放前固上村各类人户拥有水浇地的情况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 耕地 水浇地 水浇 耕地 水浇地 水浇 耕地 水浇地 水浇地占％
类别 （亩） （亩） 地占％ （亩）（亩） 地占％ （亩）（亩）
合计 7265.49 692.57 9.53 7306.10 735.82 10.07 7594.24 671.62 8.84
地主 1822.30 215.30 11.81 1752.00 228.00 13.01 1273.50 106.00 8.32
富农 2054.10 83.15 4.05 1755.60 61.40 3.50 641.85 16.90 2.63
中农 2000.67 209.17 10.45 2704.20 252.32 9.33 4425.92 388.54 8.78
贫农 1212.17 143.20 11.81 965.15 172.20 17.84 1242.22 157.68 12.69
雇农 153.85 41.75 27.14 114.90 20.35 17.71 10.75 2.50 23.26
其他 22.40 0 0 14.25 1.55 10.88 0 0 0
表12 解放前李罗侯村各类人户拥有水浇地的情况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 耕地 水浇地 水浇 耕地 水浇地 水浇 耕地 水浇地 水浇地占％
类别 （亩） （亩） 地占％ （亩）（亩） 地占％ （亩）（亩）
合计 3478.46 1980.70 56.94 3505.60 2115.10 60.33 3340.90 2391.5 71.58
富农 718.25 367.50 51.17 625.90 387.00 61.83 290.00 227.00 78.28
中农 2262.51 1263.30 55.84 2438.00 1387.00 56.89 2651.40 1863.00 70.26
贫农 485.00 342.00 70.52 429.00 333.20 77.67 398.00 300.00 75.38
雇农 12.70 7.90 62.20 12.70 7.90 62.20 1.50 1.50 100
从上面4个村的统计结果看，富农的水浇地比重并不总是较高，而地主的水浇地比重也不总是最低。所以，至少从现有的调查材料看，各阶级水浇地比重的高低，并没有什么规律，因而不能得出地、富拥有水浇地比重较高的结论。这当然多少令人感到有些困惑，因为按一般逻辑推理，地主财力大，打得起水井（当地灌溉主要靠井水），置办得起辘轳、水车等灌溉工具，似乎应当水浇地较多才是。但是对调查材料的统计结果不支持这个推论，我们只能尊重事实。
不过，上面关于水浇地情况的统计却反映了另一个事实，就是总的来看，从1930年到1946年，各调查村的水浇地数量及其在总耕地中的比重是不断增加的，反映出这一地区的灌溉条件在这段时间内是趋向于改善的。
三、土地分配的变动趋势
从静态的角度了解了调查地域土地分配的总体状况以后，下面我们再从动态的角度看看三四十年代这一地区土地分配的变化趋势。首先看11个调查村汇总数据反映的情况。
表13 1930－1946年11个调查村土地分配的变化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类别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亩） （亩） （亩）
合 计 41514.36 100 40969.64 100 41526 100
地 主 6901.87 16.63 6121.00 14.94 4378 10.54
富 农 10147.55 24.44 9207.72 22.47 6464 15.57
中 农 16283.34 39.22 18218.21 44.47 22889 55.12
贫 农 7491.25 18.04 6873.41 16.78 7634 18.38
雇 农 499.25 1.20 446.95 1.09 97 0.23
其 他 191.10 0.46 102.35 0.25 64 0.15
表14 1930－1946年11个调查村户数和人口数的变化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 户数 占总 人口数 占总 户数 占总户 人口数 占总人 户数 占总户 人口数 占总人
类别 户数% 人口% 数% 口% 数% 口%
合 计 2119 100 11199 100 2272 100 11258 100 2596 100 12485 100
地 主 70 3.30 498 4.45 72 3.17 447 3.97 71 2.73 390 3.12
富 农 169 7.98 1365 12.19 173 7.61 1184 10.52 147 5.66 913 7.31
中 农 742 35.02 4199 37.49 906 39.88 4875 43.30 1285 49.50 6651 53.27
贫 农 915 43.18 4315 38.53 917 40.36 4069 36.14 996 38.37 4251 34.05
雇 农 161 7.60 623 5.56 132 5.81 487 4.33 46 1.77 130 1.04
其 他 62 2.93 199 1.78 72 3.17 196 1.74 51 1.96 150 1.20
表13是按人户类别分别统计的1930年、1936年、1946年3个年份的耕地数据。从中看出：地主、富农土地占总耕地的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二者合计1930年占总耕地数的41.07%，1936年占37.41%，1946年占26.11%，十数年间共计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尤其从1936年到1946年这十年间，下降幅度达到11.3%，可以说相当明显。地、富土地比重下降，自然意味着农民方面土地比重的上升，但不同的农民阶层，其变化的情况并不一样。从表13看出，中农土地占总耕地数的比重呈很大幅度的上升，1930年为39.22%，1936年为44.47%，1946年为55.12%，共计上升了15.9%。贫农土地占总耕地数的比重1930年为18.04%，1936年下降为16.78%，1946年又上升到18.38%，大体与1930年持平。雇农土地的比重是下降的，1946年比1930年下降了0.97%。“其他”一项人户的土地比重也是下降的，但他们的土地的比重本来就不大，其变化可以不论。总起来看，是 “两头下降，中间上升”的趋势，尤其以地、富及中农土地比重变化最为明显，地、富土地比重下降的幅度，大体相当于中农土地比重的上升幅度。
这种“两头下降，中间上升”的趋势，在各阶层户口的相对比重的变化上反映得更为明显。从表14可以清楚地看出：处在人户等级阶梯两头的地主、富农和贫农、雇农占总户口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而中间的中农阶层则呈上升趋势。以1946年数据与1930年数据相比，在总户口中，地主户数的比重下降了0.57%，人口数的比重下降了1.33%；富农户数比重下降了2.32%，人口数比重下降了4.88%；贫农户数比重下降了4.81%，人口数比重下降了4.48%；雇农户数比重下降了5.83%，人口数比重下降了4.52%。而与此同时，中农户数比重从35.02%上升到49.5%，人口数比重从37.49%上升到53.27%，分别上升了14.48%和15.78%。
表13和表14所反映的各阶层占有耕地比重和户口比重“两头下降，中间上升”的变化，无疑是指向着在所考察的时间区段内土地分配分散化或者说是“平均化”的发展趋势。正是在这一变化趋势下，中农人口上升到了大约占全部11村人口一半甚至还稍多一些的比重，而地主、富农和处在另一极的贫农、雇农的相对比重都下降了。
这种变化趋势，在我们重点研究的4个村庄中是否也有相同的表现呢？我们来看统计结果：
表15 1930－1946年东顾庄村土地分配变化情况
人户类别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亩） （亩） （亩）
合 计 4577.95 100 5085.52 100 5508.46 100
地 主 359.00 7.84 444.00 8.73 506.78 9.20
富 农 1306.98 28.55 1733.48 34.09 1896.46 34.43
中 农 1986.78 43.40 1953.89 38.42 2203.06 39.99
贫 农 915.69 20.00 944.15 18.57 902.16 16.38
雇 农 9.50 0.21 10 0.20 0 0
表16 1930－1946年东顾庄村户数和人口数的变化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 户数 占总 人口数 占总 户数 占总户 人口数 占总人 户数 占总户 人口数 占总人
类别 户数% 人口% 数% 口% 数% 口%
合 计 160 100 966 100 180 100 1011 100 218 100 1137 100
地 主 2 1.25 25 2.59 3 1.67 31 3.07 4 1.83 39 3.43
富 农 12 7.50 124 12.84 19 10.56 174 17.21 28 12.84 217 19.09
中 农 58 36.25 379 39.23 64 35.56 374 36.99 97 44.50 489 43.01
贫 农 80 50.00 416 43.06 88 48.89 413 40.85 89 40.83 392 34.48
雇 农 5 3.13 16 1.66 5 2.78 16 1.58 － － － －
其 他 3 1.88 6 0.62 1 0.56 3 0.30 － － － －
表17 1930－1946年何桥村土地分配变化情况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类别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亩） （亩） （亩）
合 计 4182.17 100 4664.96 100 5116.71 100
地 主 571.79 13.67 634.50 13.60 596.60 11.66
富 农 1017.95 24.34 944.15 20.24 803.55 15.70
中 农 1474.70 35.26 2276.58 48.80 2845.34 55.61
贫 农 1059.73 25.34 799.23 17.13 823.22 16.09
雇 农 30.40 0.73 10.50 0.23 48.00 0.94
其 他 27.60 0.66 0 0 0 0
表18 1930－1946年何桥村户数和人口数的变化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 户数 占总 人口数 占总 户数 占总户 人口数 占总人 户数 占总户 人口数 占总人
类别 户数% 人口% 数% 口% 数% 口%
合 计 224 100 1280 100 251 100 1268 100 266 100 1381 100
地 主 3 1.34 34 2.66 5 1.99 43 3.39 10 3.76 56 4.06
富 农 13 5.80 131 10.23 21 8.37 91 7.18 21 7.89 114 8.25
中 农 60 26.79 367 28.67 96 38.25 564 44.48 115 43.23 687 49.75
贫 农 126 56.25 656 51.25 114 45.42 517 40.77 109 40.98 485 35.12
雇 农 16 7.14 74 5.78 11 4.38 48 3.79 9 3.38 37 2.68
其 他 6 2.68 18 1.41 4 1.59 5 0.39 2 0.75 2 0.14
表19 1930－1946年固上村土地分配变化情况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类别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亩） （亩） （亩）
合 计 7265.49 100 7306.10 100 7594.24 100
地 主 1822.30 25.08 1752.00 23.98 1273.50 16.77
富 农 2054.10 28.27 1755.60 24.03 641.85 8.45
中 农 2000.67 27.54 2704.20 37.01 4425.92 58.28
贫 农 1212.17 16.68 965.15 13.21 1242.22 16.36
雇 农 153.85 2.12 114.90 1.57 10.75 0.14
其 他 22.40 0.31 14.25 0.20 0 0
表20 1930－1946年固上村户数和人口数的变化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 户数 占总 人口数 占总 户数 占总户 人口数 占总人 户数 占总户 人口数 占总人
类别 户数% 人口% 数% 口% 数% 口%
合 计 305 100 1709 100 319 100 1714 100 383 100 2030 100
地 主 14 4.59 107 6.26 10 3.13 77 4.49 12 3.13 76 3.74
富 农 24 7.87 269 15.74 19 5.96 206 12.02 13 3.39 91 4.48
中 农 77 25.25 467 27.33 122 38.24 719 41.95 208 54.31 1203 59.26
贫 农 130 42.62 624 36.51 122 38.24 545 31.80 140 36.55 640 31.53
雇 农 51 16.72 210 12.29 35 10.97 131 7.64 7 1.83 13 0.64
其 他 9 2.95 32 1.87 11 3.45 36 2.10 3 0.78 7 0.34
表21 1930－1946年李罗侯村土地分配变化情况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类别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耕地数量 占总耕地%
（亩） （亩） （亩）
合 计 3478.46 100 3505.60 100 3340.90 100
富 农 718.25 20.65 625.90 17.85 290.00 8.68
中 农 2262.51 65.04 2438.00 69.55 2651.40 79.36
贫 农 485.00 13.94 429.00 12.24 398.00 11.91
雇 农 12.70 0.37 12.70 0.36 1.50 0.04
表22 1930－1946年李罗侯村户数和人口数的变化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人户 户数 占总 人口数 占总 户数 占总户 人口数 占总人 户数 占总户 人口数 占总人
类别 户数% 人口% 数% 口% 数% 口%
合 计 178 100 992 100 181 100 1030 100 220 100 1162 100
富 农 8 4.49 85 8.57 8 4.42 77 7.48 6 2.73 50 4.30
中 农 102 57.30 609 61.39 110 60.77 662 64.27 152 69.09 861 74.10
贫 农 64 35.96 289 29.13 59 32.60 282 27.38 60 27.27 249 21.43
雇 农 4 2.25 9 0.91 4 2.21 9 0.87 2 0.91 2 0.17
上面的分村统计结果显示，除东顾庄村外，何桥、固上和李罗侯3村在变化的总趋势上与11村的汇总数据显示的趋势是基本一致的，尤其地主、富农人口及其所占耕地比重明显下降、中农人口及其所占耕地比重明显上升的趋势，表现得十分突出。贫、雇农人口的比重，以1946年与1930年相比也都是下降的；同期他们占有的耕地的比重受人口比重下降影响，也呈下降趋势，但下降的幅度小于人口比重的下降，说明这部分农民平均占有耕地的数量与当地的人均耕地水平的距离呈缩小趋势。这也是土地分配趋于平均化的一个表现。
东顾庄村的情况有所不同。从表15可以观察到，这个村在1930－1946年的16年间，地主和富农占有耕地的比重均呈上升趋势，尤以1930-1936年期间上升幅度最大，以后则比较缓和。二者耕地比重合计，1936年比1930年上升了6.43%；到1946年，又上升了0.81％，总计16年间上升了7.24％。而在农民方面，中农所占耕地比重1936年比1930年下降了4.98％；1946年比1936年虽略升高1.57％，但仍比1930年低3.41％。贫农耕地比重1936年比1930年降低1.43％，1946年又比1936年降低2.19％，总计降低了3.62％。雇农耕地比重1936年比1930年降低0.01％。上面数字合起来看，东顾庄的土地分配是趋向于集中的，尤其在1930－1936年期间表现得比较明显。不过若从人口相对比重变化的角度看，中农的人口比重只是在1930－1936年期间略有下降，而在1936－1946年期间则有较大幅度上升，1946年的中农人口比重比1930年还要高出3.78％；而同一期间，贫农人口的比重反而从占总人口的43.06％降到了只占34.48％，下降了8.58％之多。从这一角度看，在农民中间，土地的分配似乎还是趋向于某种程度的平均化的。事实是：在16年里，中农人口比重上升了3.78％，所占耕地比重却下降了3.41％，平均占地规模有所缩小；而贫农人口比重下降 8.58％，耕地比重却只下降了3.62％，平均占地规模是增大的。在地、富方面，若只看1936－1946年这个时间段，二者合计的人口比重上升了2.24%，而耕地比重只上升了0.81％，因此实际上其平均占地规模也是缩小的。当然，从16年的时间段看，东顾庄村的土地分配形势趋向于集中，这没有问题。
东顾庄的情况比较特殊。从4村总体看，1930－1946年期间土地分配变化的趋势是指向进一步分散化的。但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前面指出的当地土地分配不均的格局就根本改变了，不是说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阶级分野就不存在了。事实上差距仍然是巨大的。以没有地主，中农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李罗侯村来说，1946年，该村 6户富农户均占有耕地48.33亩、人均数为5.8亩，而60户贫农户均占地仅6.63亩、人均占地仅1.6亩，2户雇农更仅平均有地0.75亩（户均和人均数同），两相比较，富农户均占地数是贫农的7.3倍、雇农的64倍余，人均占地数是贫农的3.6倍、雇农的7.7倍。其他有地主的几村，地主的户均和人均占地数与贫、雇农户均和人均数的差距更大。所以，土地分配分散化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整体格局仍然十分不均这一事实的改变。
四、地权变动的方式
旧中国农村地权变动主要是通过土地的买卖、典当和分家析产来实现的。其中土地的典当本来是以土地为抵押品的一种农业融资方式，本身并不造成地权的转移，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土地买卖的先声，即由典当开始，最终形成买卖关系而完成地权的转移，故我们把它也看作地权变动的形式之一。
1、土地买卖
清苑的土地买卖程序与其他地方大致相同，即一般都要通过中间人的说合，议定条件，订立契约，方能成交。中间人可以是专以说中为业的“经纪人”或“牙纪人”，也可以是买卖双方都信任的普通“经中人”。卖田契约俗称“死契”，意思是不能反悔。契约上要清楚载明买卖双方姓名、田地亩数、位置、价格及年月日，最后由买卖双方和中间人画押。买卖交易费用，除由买主承担酒席费外，还有一定佣钱（叫中佣费或牙钱），由买卖双方分摊。分摊佣钱的方法有二：一种为“成三破二”，即买方出地价的3％，卖方出2％；另一种为买卖双方等摊：或各出地价3％（共出六分），或各出地价2.5％（共出五分）。此种佣钱，据张培刚调查，并不完全由经中人独得，而是要分一部分给村中小学充教育经费：学校和经中人或各得一半，或学校得三分，经中人得二分[5]。此外，契约要经政府认证并缴纳6％的验契税，一般由买卖双方各出3％。
关于解放前清苑地区的土地买卖情况，本文研究的4个村庄只有固上村做过此项调查，兹将结果列下：
表23 1930－1946年固上村土地买卖情况
买 进 卖 出
年份 土地变 数量（亩）价格（元）平均价格 数量（亩） 价格（元） 平均价格
动户数 （元/亩） （元/亩）
平均数 27 126.04 3990.59 31.66 102.11 3763.61 36.86
1930 7 29.3 755.20 25.77 118.8 2110.04 17.76
1931 12 21.4 1435.53 67.08 198.4 14278.54 71.97
1932 23 67.7 2972.07 43.90 60.0 1993.45 33.22
1933 14 45.04 1475.11 32.75 21.6 1715.00 79.40
1934 34 306.45 12859.81 41.96 89.75 5018.91 55.92
1935 44 375.03 18158.05 48.42 272.2 9149.09 33.61
1936 8 27.5 2049.43 74.52 92.1 1638.96 17.80
1937 18 121.37 2071.06 17.06 169.95 9361.74 55.08
1938 33 110.30 2927.02 26.54 102.7 2431.21 23.67
1939 41 136.63 4118.78 30.15 167.45 5431.79 32.44
1940 35 132.71 2899.52 21.85 156.4 3399.74 21.74
1941 13 48.40 1581.19 32.67 20.3 755.71 37.23
1942 23 102.90 2462.01 23.93 37.0 984.84 26.62
1943 33 97.70 2152.09 22.03 82.8 2265.51 27.36
1944 45 216.15 3907.32 18.08 59.8 1406.80 23.53
1945 55 220.35 4306.32 19.54 44.5 1249.19 28.07
1946 22 83.69 1709.57 20.43 42.1 790.82 18.78
从表23看出，固上村的土地买卖还是相当频繁的。1930－1946年间，村内土地变动户数最少的年份是1930年和1936年，只分别有7户和8户；最多的是1945年，计有55户；其余年份在10几到40几户之间；17年平均为27户。这期间，固上村总户数1930年为305户，1936年为319户，1946年为383户。据此计算，1930年土地变动的户数占总户数的比例为2.3％，1936年为2.5％，1945年最高，达到14.5％（按总户数380户约略计算），其余年份则在上述区间波动。土地买卖的数量，17年间买进总数为2142.62亩，卖出总数为1735.85亩，年平均买进数为126.04亩，卖出数为102.11亩。解放前三个调查年份固上村人户占有耕地的总数平均为7388.61亩。据此计算，年平均买进耕地数占耕地总数的比例为1.7％，卖出数的比例为1.4％。以上的计算当然都是约略的，土地的买进、卖出不会都在本村的耕地间进行（这也是各年买进、卖出数并不相等的一个原因），但可以大致看出当时固上村土地买卖的规模。
表23还提供了关于土地价格的有价值信息。清苑县的土地价格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因土地等次、灌溉条件（是否水浇地）、地块位置等因素而十分不同；在县内不同地方、不同时期，也很不相同。即使在同一地方、同一时间，相同质量和位置的地块，发生在不同买主和卖主之间，也往往有价格上的差异，不过这种情况下的价格差别比较小。一般说来，在某一地方的一定时间里，相同质量和位置的地块，大致是有一个公认的价格的。根据河北省统计局《廿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30年－1957年）》公布的1958年对解放前清苑县地价调查的数据，就一般情况而言，1930－1946年期间调查地域内不同等次耕地的价格约略如表24所示：
表24 1930－1946年清苑县地价变动情况
单位：元/亩
耕地等次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上等地 80 60 45
中等地 45 35 20
下等地 35 25 8
实际情况当然要复杂得多。比如同是上等地，因位置不同（离村远近），价格不会相同；有无灌溉条件价格也不同。不过，在固定的地域、固定的时间内，对地价影响最大的因素还是土地的等次。相同等次的土地，价格差异通常都维持在一定幅度之内；而不同等次的土地，其价格差别是很大的。由表24看出，一亩上等地的价格，1930年约为中等地的1.78倍、下等地的2.29倍；1936年约为中等地的1.71倍、下等地的2.4倍；1946年约为中等地的2.25倍、下等地的5.63倍。从动态来说，则无论何种等次的耕地，其价格变动趋势都是下降的：以1930年的价格指数为100，则1936年上、中、下三种地的指数分别为75、78、71，1946年分别为56、44、23。
现在来看固上村的土地价格及其变化趋势。由于调查时并未区分土地等次，表23根据历年买卖数量和总价格计算出来的平均地价是各等次耕地交易的平均价格。但是这种计算的结果是否符合或接近各年实际的各等次耕地的平均价格，取决于该年买卖的耕地中是否包括有各等次的耕地及其所占比例。一般说，土地交易量大、买卖户数多的年份，计算结果的可靠性比较大，反之则否。例如1936年，当年只有8户买卖耕地，买进量为27.5亩，总价格2049.43元，平均每亩74.52元；卖出量92.1亩，总价格1638.96元，平均每亩17.8元。买卖价格相差如此之大，显然是由于买、卖的耕地质量不同：买进的大部分或全部是上等地，而卖出的则大部分或全部是下等地。为尽可能消除上述因素的影响，从而以比较接近实际的“各等次耕地的平均价格”在不同年份间进行比较，观察其变化趋势，我们将表23的耕地买卖数量及价格数据以3年为一组计算其平均值，最后一组为1945年和1946年的2年平均，结果如表25所示。
表25 1930－1946年间固上村耕地买卖平均价格（三年平均）
买 进 卖 出
年份 数量（亩） 价格（元） 平均价格 数量（亩） 价格（元）平均价格
（元/亩） （元/亩）
1930－32 118.4 5162.80 43.60 377.2 18382.03 48.73
1933－35 726.52 32492.97 44.72 383.55 15883.00 41.41
1936－38 259.17 7047.51 27.19 364.75 13431.91 36.82
1939－41 317.74 8599.49 27.06 344.15 9587.24 27.86
1942－44 416.75 8521.42 20.45 179.6 4657.15 25.93
1945－46 304.04 6015.89 19.79 86.6 2040.01 23.56
从表25看出，在这十几年间，固上村的平均地价是不断降低的。以1945－1946年与1930－1932年相比，买进价格大约降低了54.6%，卖出价格大约降低了51.7%。这种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图1略)
解放前的十几年间清苑县耕地价格总体趋势走低，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农村经济衰落，并受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政治因素影响。三十年代初，从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波及到中国，各地农村均受打击，清苑亦不例外，农业经营亏本，卖地的人增多，买地的人减少，遂导致地价降低。正如当时到清苑做过补充调查的张培刚分析的：“近几年来，清苑农村和其他农村遭遇着同样的命运，内受天灾的打击与威胁，外受国际商品的竞争与压迫，农业经营既多损失，销售又遭亏本，遂致欲放弃土地的农人增多。同时富裕农家多迁居都市，留居农村者亦不愿投资于无利可图的土地上。这样，卖土地的人增多，买土地的人减少，自使地价剧降”。[6]1937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刚刚过去，尚未完全恢复元气，又爆发了持续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抗战期间，清苑县是日伪政权和共产党八路军互相争夺、激烈斗争的敌后抗日前线，一直处在战争状态，加之天灾频仍，农业生产总体上是停滞甚至萎缩、下降的。这种状况，当然会造成有地的人纷纷抛售土地，从而地不值钱，地价下降。赋税繁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敌占区村庄，日伪政权横征暴敛，捐税苛重，其中许多是按土地多少负担的，土地愈多，负担愈重。在建立了抗日政权的根据地村庄，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和“统一累进税”政策，亦对占地多的地主、富农不利，不仅抑制了他们积聚土地的愿望，而且促使他们千方百计分散土地，甚至廉价出卖。在日伪和抗日政权互相争夺的游击区村庄，形势不定，两面负担，土地也不可能值钱。抗战胜利后，清苑广大农村基本上都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只有靠近保定市的少数几个村庄处在国民党统治下），地、富失势，土地改革只是迟早之事，在这种形势下，谁又愿意多多置买土地，将来成为穷人的斗争对象呢？
在中国传统农村的封建生产关系下，土地买卖一般会导致地权集中的发展，地价也会随着这一过程的加速而不断升高。然而在解放前这十几年的特殊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农村经济衰落，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等政治因素的影响，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反的发展趋势，这就是土地愈来愈不值钱，以及与之相关的地权的分散化过程。
2、典当
土地典当是出典人以土地为抵押品而获得所需资金的一种农业融资方式。到一定期限，出典人只要还上这笔资金（典价），就可以将土地从典入人那里收回，因此典当本身并不是土地所有权的转移。然而在实际上，出典人在很多情况下往往还不上典价，在经过典入人的“找价”之后，最终将土地“典绝”即出卖，所以土地的出典经常是出卖的先声。清苑典地的程序与卖地基本相同，也是凭中间人说合，写立契约，最后由典出典入双方及中间人画押。典契俗称“活契”，盖因典出之地可以赎回之故。典契的内容、格式大致同卖契，但多出典期一项，为卖契所无。典期即土地赎还期限，双方事先约定，于契上载明。典期长短不一，最少为1年，最长有10年的，一般以典3年者较为通行。典价低于地价，据调查，低的有仅占地价30－40％的，高的有达90％的，视各村习惯、土地等次、位置及典出典入双方的谈判情形而定。多数情况下，典价约为地价的50－60％。典当成立，经中人也要提取佣金，习惯上比买卖稍少，一般为“成二破一”，即典入方出典价的2％，典出方出1％。
典出之地只有到事先议定的典期才能赎回，不到期不能赎。赎回手续十分简单，出典人凭契约照原典价即可赎回，别无费用。要赎回时，须于当年清明节前通知对方。到期不赎，典入者并不能立即将土地作为“死当”处理，而是可以延期，称之为“转当”，转当由典出者负担转当期间典价的利息。如到期不赎又不转当，或转当到期仍不能赎取，典出之地即成死当，典出者丧失赎回的权利。死当有一个“典绝”的手续，此时在经中人的作证下，原典契作废，双方另立卖契并由典入者找还典价与卖价之间的差额。
清苑地区三四十年代的土地典当关系并不太多。我们研究的东顾庄、何桥、固上、李罗侯4个村庄解放前各调查年份均只有为数不多的典当户，典当的耕地数额亦不大，具体见表26。据调查，在1937年以前的典当关系中，70－80％的典出情况最终都导致典绝；抗战以后，由于通货膨胀，赎回者较多[7]。
表26 1930－1946年清苑县4村土地典当情况
典 入 典 出
年份 户数 占总户数% 耕地 占总耕地％ 户数 占总户数% 耕地 占总耕地％
(亩) (亩)
1930 13 1.50 49.6 0.25 24 2.77 114.3 0.59
1936 15 1.61 65.5 0.32 20 2.15 113.1 0.55
1946 28 2.58 196.6 0.91 7 0.64 93.8 0.44
备注:典入：富农2户，中农17户，贫农35户，雇农2户；
典出：富农5户，中农25户，贫农13户，雇农7户，其他1户
注：4村1930年共有867户、19504.07亩耕地；1936年有931户、20562.18亩耕地；1946年有1086户、21560.31亩耕地。
3、分家析产
分家析产也是传统农村地权变化的主要形式之一。中国家庭的传统不同于中古时期的欧洲，家庭财产包括土地的继承不是实行长子继承，而是户主的所有儿子都有继承权，即家庭财产最终是要在家庭的男性后裔之间因分家另过而瓜分掉的。这种分家不一定发生在原来的户主即当家人死亡之后，就是在他生前也是经常发生的。虽然在传统上，中国人的理想家庭是数世同堂的大家庭，但在实际上，当一户人家几个儿子都已成家，由于各自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经济，随着大家庭人口逐渐增多，各个小家庭之间的矛盾必然发展，其结果往往就要导致分家的发生，而与之相伴的，自然是家庭财产包括地产的分割。
在历史上，分家析产一直是农村土地集中发展的主要缓冲因素之一。清代人李调元曾作《卖田说》，借四川一个佃农之口描述了因分家析产而导致原来的大地产逐渐演变成小地产的现象：“予家曾祖父以来，置田不下千亩，而蜀俗好分，生子五人，而田各二百亩矣；子又生孙五人，而田各五十亩矣；孙又生孙五人，而田各十亩矣；……而十亩五分，各耕不过二亩，……”[8]。这种现象，在传统的中国农村，时时处处都在发生。
在我们研究的清苑农村，分家现象也是很普遍的。只要稍微仔细观察一下各调查村的历年户口变化数据就会发现：虽然各村的户数和人口数在解放前的十几年间都是呈不断增长态势，但户数的增长要比人口数的增长快得多，户均人口规模不断缩小。例如11村的汇总数据，1930年有2119户、11199人；1936年有2272户、11258人；1946年有2596户、12485人。以1936年与1930年相比，户数增长7.2％，人口数只增长0.5％，户均人口从大约每户5.3人下降到不足5人。以1946年与1936年相比，户数增长14.3％，人口数只增长10.9％，户均人口数进一步下降到4.8人。若以期终的1946年与期初的1930年相比，户数增长22.5％，人口数只增长11.5％，增长率相差近一倍。户数增长快过人口数增长、平均家庭规模缩小，说明存在着比较多的分家现象[9]。
但是更使我们感兴趣和注意的是进一步观察又发现，虽然从地主到雇农的农村各阶级都普遍存在户均人口规模缩小的现象，但比较起来，这一现象以地主和富农表现得最为突出，见表27 。
表27 1930－1946年11村各阶级户均人口变化情况
人户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类别 户数 人口数 户均人口 户数 人口数 户均人口 户数 人口数 户均人口
合计 2119 11199 5.3 2272 11258 5.0 2596 12485 4.8
地主 70 498 7.1 72 447 6.2 71 390 5.5
富农 169 1365 8.1 173 1184 6.8 147 913 6.2
中农 742 4199 5.7 906 4875 5.4 1285 6651 5.2
贫农 915 4315 4.7 917 4069 4.4 996 4251 4.3
雇农 161 623 3.9 132 487 3.7 46 130 2.8
其他 62 199 3.2 72 196 2.7 51 150 2.9
地主和富农的户均人口数变化大过普通农民家庭，表明在这两个阶级中存在着更多的分家现象。这一判断对不对呢？在这方面，1958年调查对所有被调查农户都作了家庭谱系调查，并在户编号上予以体现，使我们可以直接观察不同阶级的分家情况。河北省统计局公布的11村汇总结果如表28所示。由于这个汇总资料将地主和富农合并统计，对贫农、雇农等阶层也未作区分，为更细致地观察各阶级的分家情况，我们将东顾庄和何桥两村人户分家情况的统计也一并列出[10]，见表29。
表28 1930－1946年11村人户分家情况
1930－36年 1937－46年
人户类别 期初户数 分家户数 ％ 期初户数 分家户数 ％
合计 2119 246 11.6 2272 370 16.3
地主、富农 239 9 3.8 245 110 44.9
中农 742 185 24.9 906 164 18.1
贫、雇农及其他 1138 52 4.6 1121 96 8.6
表29 1930－1946年东顾庄、何桥2村人户分家情况
1930－36年 1937－46年
人户类别 期初户数 分家户数 ％ 期初户数 分家户数 ％
合计 384 33 8.6 431 35 8.1
地主 5 1 20.0 8 3 37.5
富农 25 8 32.0 40 5 12.5
中农 118 13 11.0 160 11 6.9
贫农 206 10 4.9 201 16 8.0
雇农 21 － － 16 － －
其他 9 1 11.1 6 － －
表28显示：在1930－1936年这一时期，地主和富农的分家情况还少于普通农民及其他人户，但到1937－1946年期间，他们的分家户数明显增多，期终的分家户数占期初总户数的近一半，分家比例高出各种人户的平均分家比例近2倍。农民方面，中农的分家比例在1930－1936年期间高出各种人户的平均分家比例大约1倍，到1937－1946年期间较前一时期有所下降，仅比平均比例稍高；贫、雇农及其他人户的分家情况不多，但后一时期较前一时期分家比例有所升高。
东顾庄和何桥村人户的平均分家比例低于11村汇总统计，但表29显示，该二村同样是地主和富农的分家情况大大多于其他人户。有差异的地方是：东顾庄和何桥村的地、富户在1930－1936年时期分家的也不少，分家比例高于其他人户；此外，表29中1937－1946年间中农的分家比例低于贫农的分家比例，也是二表的一个不同点。但表29的中农分家比例后一时期较前一时期下降，而贫农的分家比例则在后一时期较前一时期有所上升，这点与表28显示的趋势还是一致的。
在传统农村，地主和富农户的家庭规模一般较大，人口较多。这不仅仅是出于数世同堂的理想，而且有着现实的经济原因：尽可能不分家，有助于维持家庭的既有经济地位，特别是在地产规模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在我们调查的这个时期，尤其是1937年以后的日寇侵华和抗战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捐税苛重，土匪横行，使许多地主、富农觉得家大业大不仅好处不多，反而受其连累，因而分家的情况增多。村概括调查表明，不少这一时期分家的地、富户，是想通过分家来疏散家财，以避免土匪的绑票勒索，或为了逃避苛捐杂税。在抗战时期共产党根据地、游击区以及解放前夕解放区的村庄，一些地主、富农分家除了经济上的考虑（逃避人民政府的统一累进税和合理负担），更有规避将来不可避免的政治清算的企图。
农民的分家比例低于地、富户，主要是因为他们分不起家。中农家底不大，数十亩薄地几个兄弟一分，家庭人口多的就很难维持原来的经济地位，因此不肯轻易分家。少数人户分家的原因，多是兄弟们相继结婚以后，几个小家庭之间发生矛盾难以解决；也有的是因为灾年歉收或遇到婚丧大事，经济条件恶化，兄弟们不得不分家各奔前程；还有的是因为家里青壮年男丁较多，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为逃避抓壮丁而分家。但正如表28和表29显示的，在社会最动荡不定的日寇侵华和抗战时期，中农的分家情况反而有所减少，说明传统的小农即使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仍然多么顽强地维护自己的经济地位。至于贫农和雇农，虽然有的家庭也人口较多因而有分居的需要，但他们根本分不起家，比如缺地少房，有的甚至一旦分家连做饭的炊具也无法解决。正因为如此，贫雇农分家的很少。1937年以后贫雇农分家的情况稍见增多，是因为这一时期生活变得极端艰难，一些家庭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再也无法维持，不得不分开各谋生计。如李罗侯村的贫农刘峰、刘栋、刘焕兄弟三人，解放前只有3亩地，因无法生活，被迫分开，刘焕留在家乡，刘峰和刘栋则去“闯关东”，在东北给人做饭、种地。
不断地分家析产尤其是地、富户分家情况的增多是导致解放前清苑农村土地分配呈分散化发展趋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差不多在每个调查村都可以找到地主、富农因分家而家庭经济地位发生变化的例证。如何桥村1930年时的地主田慎修，当时有地124亩，全家12口人，雇佣长工2人。到1936年，原来的一户分成了7户，田本人及几个儿子各分到耕地20亩左右（1936年田家共有地136.5亩，比1930年稍多，应是陆续买入的），于是原来的大地产就变成了与普通中农户相当的小地产[11]。 同村的富农张云路，1930年时有地147亩余，全家15口人，雇长工2人，到1936年时分成6户，各分耕地11－29.5亩不等，原来的大地产也变成了小地产。东顾庄村的富农刘老言，1936年以前有耕地200余亩，到土改前已分成4户，其中3户虽土改定案时仍划为富农，但也不过有地50－60余亩，还有一户仅有地19.8亩，被定为中农。根据东顾庄、何桥、固上和李罗侯4村的汇总统计，在1930－1936年期间，共计有69户经济地位下降，约占期初867户的8％。其中，地主、富农25户，占36.2%；中农33户，占47.8％；贫雇农11户，占15.9％。下降的原因，25户地主富农中有14户是因为分家，占56％；11户因为其他原因，占44％。33户中农中，有23户因为分家，占69.7％；10户因为其他原因，占30.3％。11户经济地位下降的贫雇农均因为“被剥削或投机失败”，无一户因为分家。1936－1946年期间，共计有77户经济地位下降，占期初931户的8.3%。其中，地主、富农41户，占53.2％；中农36户，占46.8％。下降的原因，41户地主、富农中有32户因为分家，占78％；9户因为其他原因，占22％。36户中农中有30户因为分家，占83.3％；6户因为其他原因，占16.7％。十分明显，分家是导致原来较富有的一部分人户经济地位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他们经济地位的下降，当然就意味着地权的分散化。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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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据参加过1958年调查的人说，他们在调查中重新核实第一次调查的数据时，如果两次调查有出入，一定要反复核对，并须有旁证才加以修改，否则宁可存疑。
[2] 张书分上、中、下3部分，分别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的《社会科学杂志》第七卷第一期（1936年3月）、第二期（1936年6月）和第八卷第一期（1937年3月）上连载发表。
[3] 这个报告当时因种种原因没有发表。首次公开是在1988年9月，发表在《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增刊二（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专辑）上。
[4] 11个调查村的汇总数据据河北省统计局《廿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30年－1957年）》。以后凡引用11村的汇总数据均据此，不再注。该调查报告有一些印刷错误，引用时经过重新计算核实。
4个调查村的分村数据，东顾庄、固上、李罗侯三村据河北省统计局汇总编制的《1930－1957年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1958年7月油印本）。由于该《调查资料》的何桥村部分（该资料之二）缺本处引用的“土地占有与租典”一表（表10），表3关于何桥村土地分配情况的数据系根据现存该村分户卡片重新汇总统计。重新计算涉及到对人口的统计，而我们汇总的何桥村人口数字与该资料数字微有差异。由于不清楚该资料做汇总时的原始依据和统计处理原则，现已不可能将二者统一起来。对此，本文使用何桥村数据时，凡该资料所缺的各表，均使用我们汇总的数字（包括人口数字）；引用其他表格，仍用该资料数字。其间的不一致之处，不再一一说明。
[5] 见《清苑的农家经济（上）》，载《社会科学杂志》第七卷第一期，第13页。
[6] 见张培刚《清苑的农家经济（上）》，载《社会科学杂志》第七卷第一期，第21页。
[7] 见河北省统计局《廿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30年－1957年）》，载《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增刊二《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专辑》，第87页。
[8] 见《童山文集补遗（一）》，丛书集成初编本。
[9] 一个地域的户、口及户均人口变化受人户的迁入、迁出、灭绝、分家和人口的出生、死亡等多种因素影响。解放前清苑各地农村人口流动并不频繁，人户迁入造成的户数增加很少，户数大量增加只能是不断的分家所致。户均人口减少的现象在出生率大于死亡率因而总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由于人户的迁入、迁出、灭绝这些扰动因素的影响很小并且互相抵销，主要的原因也只能是分家所致。
[10] 现存的固上和李罗侯两村的户资料卡片有的年份不全，故未能将这两村也列入统计。
[11] 后来土改时，田义方、田玉峰、田林、田子丰几户都被划作富农，田玉江、田玉图兄弟则被划为中农。实则按田义方、田玉峰、田林、田子丰几户当时的经济条件（田子丰1946年有土地40.9亩，其余几户都不到20亩，但家庭人口较少），至多能算中农。田慎修本人在土改前已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