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的定义， 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 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这种转化的深刻内涵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更重要的，它是一种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结构的 转化，是传统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向现代化劳动与生活方式的转化。当昔日的农民从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个体劳动为基本生产方式、以封闭、分散的传统村落 聚居制度，转化为机械化大生产和信息发达的城市聚居制度时，这种劳动力、资本及多种经济要素在空间地域上的高度集中和合理流动，所产生产的聚集效益和规模 效益都是空前巨大的。正是由于城市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所产生的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加快城市化成为各国政府努力追求的政策目标。
那 么，在21世纪，中国将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发展道路，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国经济走向持续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则是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回顾我国城市化 发展道路，对改革前中国城市化发展缓慢及与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然后，以刘易斯、哈里斯—托达罗和乔根森有关城市化的经济分析 和我国现行经济发展所遇到的问题为基础，阐述加快城市化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最后，依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等客观基础条件，提出中国式城市 化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 改革开放前城市化发展缓慢的原因
尽管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人们对这一发展趋势的认识及所做出的努力，对加快和延缓这一进程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纵观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各国城市化发展大体都表现为“S”型，即由慢到快、由快到慢，直至停滞不前的曲线发展过程，是典型的“否定之否定”三阶段（见图1）。
城市化水平（%）
饱和阶段
50
加速阶段
初始阶段
图1 城市化发展S模型
按 照美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诺瑟姆观点 ，城市化发展进程“S”曲线的形成，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密切相关。当一国经济处在起步阶段，一方面，农业生产 率低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耕作，另一方面，工业发展缓慢，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这使得该国的城市化处在初期阶段，城市人口一般占总人口的10%左 右时，这时的城市化进程是相当缓慢的。以美国为例，1790~1840年的半个世纪中，城市化水平只提高了5%。而当一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大量农业 剩余的涌现，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形成“推动效应”，与此同时，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城市丰富的物质精神生活吸引大量劳动力的流入， 从而形成城市化的“拉动效应”，正是由于这两种力量的作用将使城市化步入一个高速度发展时期。例如，美国从1840~1970年城市人口在130年间上升 到73%。到第三个阶段，即城市人口达到70%以后，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日趋缩小，城市化进程呈现出停滞甚至是下降的趋势。美国在本世纪70年代后，年均城 市化速度不到0.5%，有的年份还出现负增长。
以上述理论来分析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目前大致已走完了第一阶段，正处于第二阶段的初期。尽管中国人 修城筑市已有4000年的历史了，但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区区的10.6% ，当时世界的城市化平均水平是29%，欧美 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早已超过60% 。可以说，中国是在一个起点极低的基础上开展城市化建设的。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城市化大致可分为3个发展时期：
1949~1957 年城市化恢复发展时期。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主张，“第一个五年计划”正确制定和顺利实现，多项重大城市工业发 展项目的确立以及当时推行的城市对农村开放的政策，积极吸收农民进入城市和工厂矿区就业，推动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到1957年，我国城市数量已从建国前 夕的86个，增加到176个。城市人口达到了995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5.4 %。
1957~1965年是城市化大起大落时期。1958 年中国开展了盲目地“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土法上马、小高 炉”畸型般地发展到60万座 ， 两年中我国城市人口增长了2000余万，城市化水平由1957年的15.39%一跃上升到1960年的 19.45%。但是，这种宛如在沙滩上建起的“摩天大厦”根本经不起天灾和人祸的撞击。受政策失误、中苏关系恶化和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中国 经济陷入全面萎缩，城市化进程在这场危机中也不能幸免于难。1961年，国家为缓解饥荒开始大规模地压缩城市人口，动员在城里挨饿的工人及一切可能动员出 来的劳动力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到1963年6月时，全国共减少城市人口2600万，1964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猛跌落到14%，
表1 1949~1978年中国城市化情况表 （单位：万人）
年份 年底全国总人口 城镇人口 比重% 乡村人口 比重
1949 54167 5765 10.60% 48402 89.40%
1952 57482 7163 12.46% 50319 87.54%
1957 64653 9949 15.39% 54704 84.61%
1060 67207 13073 19.45% 54134 80.55%
1962 67538 11659 17.33% 55879 82.67%
1965 72538 10170 14.00% 62368 86.00%
1970 82542 10075 12.20% 72467 87.80%
1975 91970 11171 12.20% 80799 87.80%
资料来源：张秉忱，1995，《中国城市化道路求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4页 。
1966~1978 年城市化停滞不前时期。文革“十年动乱”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政治上大批城市官员、职工和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加 之国际局势日益恶化，“要准备打仗和三线建设”思想的提出，使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撤离城市，转向了偏远山区投入到“三线建设”。这一时期由于政治运动、备战 工作压倒一切，我国城市人口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其中“大下放的1969年”中国的城市化骤降到12.2%，相当于倒退回1952年的水平（见表1）。
总结改革前30年我国城市化所走了的曲折道路，可以说其发展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城市化水平仅仅上升了4个百分点。其中有的年份甚至是倒退的，而城市化发展缓慢主要有以下几大制约因素：
一 是理论研究的滞后。 在改革开放以前，“左”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思维空间，当时的城市化理论基本上是为政府出台的政策注释的。在“只有城市政策，没有城 市理论”的情况下，人们对城市化的深刻内函、作用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都缺乏正确深刻的认识。理论研究的滞后使我国的城市化从来没有被列入国民经济发展的重 要议事日程，更没有城市化进程的总体规划和具体的可实施的方案。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忽左忽右的现象，时尔以行政计划等非效益原则来盲目提高城市化 水平，时尔以强制性手段压缩削减城市人口，完全无视城市化与农业基础和工业化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人为的限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忽略了人口、资本、 技术、资源向城市的集中所产生的聚集效益；片面地强调大城市的城市病，忽略了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片面地强调中国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国、人口众多，忽 略了提高生产率和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性。理论上的贫乏和政策上的失误，使我国的城市化经历了极其艰难曲折的历程。
二是经济基础薄弱和城乡产业政策失 调。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基础薄弱，现代工业只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国家为了实现工业赶超战略，以高度集中资源配置的方式优先发展冶金、燃料、 动力、机器制造业和化工等重工业，如“一五”计划出台的156个建设项目都是工业项目，忽略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结果导致城乡产业结构的失衡。 “一五”期间（1953~1957），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11%，其中第二产业的增长率为25.8% ，第三产业增长率为11.9%，但是第一产业 增长率仅为0.5%，第一、二、三产业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8.2%，64.2%和27.6%。 城乡产业的失调，特别是对农村水利、土壤改良等 基础设施建设和机械化生产投入过少，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处在生产率低下的状态。加之自然灾害的冲击，农业大幅度减产。饥荒、农副产品长期供不应求更增加 了政策制定者们对城市的恐惧感和“反城市化”的倾向，于是，有了“挤在大城市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论调，有了“工业学大庆先生产、后生活”的经验。而理论 上的误区，又恶性循环地为此后城市基本生活品的定量供给制度、 就业用工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出台的奠定了基础。
三是制度安排的 制约。改革开放前，我国在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方面，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如1951年，政府就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条例》。1958年1月，全国第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条例规定“农民由农村迁移到城市，必须持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录取 证明，或者城市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户籍管理制度的建立，使中国出现了长达40多年的城乡人为分割、市民与农民的世袭制度。
从 物质分配角度来看，户籍制度是政府基于50年代初农业生产率低，农业剩余产品不足做出了理性决择，与当时实施的粮油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计划配给制度是 一致的。从社会管理角度来看，在国家出现政治、经济等动荡因素时，城乡分而治之有利于弥补管理体制和手段上的缺陷，保障社会的安定。而且，政府部门增加了 新职能，可以因事设人了。从“消灭城乡差别”角度来看，强制性的户籍制度在稳定农村生产（认为农业第一线人数的绝对值是第一生产力）、防止以农村劳动力流 失、结构失衡等方面“功不可没”。我们还能累举出诸如此类的理由……。
但是，中国户籍制度的问题不在于如何划分城乡居民，而 在于它在城乡居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中，设置了一道人为的“柏林墙”，这种僵化的管理体制抑制了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结果是，我们在不同意剥夺农民的旗 帜下，客观上无情地剥夺了农民向城市文明进军的权利。我们在不愿意农村经济破产的解释下，将农民及其子女长久地禁锢在自食其果的土地上。这是典型的计划经 济体制中城乡利益分配不平等的体现。制度安排上的种种制约，决定了这一时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的缓慢及道路的艰难。
二、 改革以来城市化稳步发展及动力
尽管自然环境、历史及其他社会因素对一国城市化水平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但是，人口在城市与农村的分布从来就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转变及制度安排上的创新，是我国城市化稳步发展的的主导因素。
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彻底摆脱了长期起伏、徘徊不前的局面，城市化水平不断上升，在1978-1998年，城市数量从193个增长到668个，城市 人口从1.7亿人上升至3.7亿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上比率也从17.92%上升为30.4%（见表2）。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1970年至1980 年，我国的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3%，大大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6%; 但是，从1980年至1995年，我国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 4.2%，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这标志着我国开始步入了城市化发展的“快车道”（见表3）。
表 2 ： 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情况 （单位：万人）
年份 城市数量 全国总人口 城市人口 所占比重 农村人口 所占比重
1978 193 96259 17245 17.92% 79014 82.08%
1980 223 98705 19140 19.39% 79565 80.61%
1985 324 105851 25094 23.71% 80757 76.29%
1986 353 107507 26366 24.52% 81141 75.48%
1987 381 109300 27674 25.32% 81626 74.68%
1988 434 111026 28661 25.81% 82365 74.19%
1989 467 112704 29540 26.21% 83164 73.79%
1990 467 114333 30191 26.41% 84142 73.59%
1991 479 115823 30543 26.37% 85280 73.63%
1992 517 117171 32372 27.63% 84799 72.37%
1993 570 118517 33351 28.14% 85166 71.86%
1994 622 119850 34301 28.62% 85549 71.38%
1995 640 121121 35174 29.04% 85947 70.96%
1996 666 122389 35950 29.37% 86439 70.63%
1997 668 123626 36989 29.92% 86637 70.08%
1998 668 124810 37942 30.40% 86868 69.6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各期，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3： 世界各国经济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比较
低收入国家 下中等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上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中国
1983年人均GNP $260 $750 $1310 $2050 $11060 $290
1995年人均GNP $430 $1670 $2390 $4260 $24930 $620
城市化人口占总人口比率%
1970 18 42 46 55 74 17
1980 21 48 52 64 75 19
1995 29 56 60 73 75 30
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1970-1980 3.6% 3.0% 3.3% 3.7% 1.1% 3.0%
1980-1995 4% 2.80% 2.80% 2.80% 0.70% 4.2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各期。
近20年我国城市化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得益于以下几主要方面的突破和支持：
1、国民经济实力增强：城市化的坚实基础
自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出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局面。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使我们提前5年实现了GDP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更使国民整体实力得到 了增强。特别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将农民的切身利益与承包土地的收益联系起来，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981～1984年，我国粮食生产连续4 年获得大丰收。在完善粮食价格、税收政策，引进科学技术和建立家产品营销、投资、储备体系的综合作用下，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突破50000万吨大关。 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使我国居民的“菜蓝子、米袋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1998年，新一届政府自信地宣称：中国的粮食已经出现了仓储上的 新危机。这对习惯于“挨饿”和“短缺”的中国人，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农业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孕育产业，农业剩余（包括资本、劳动力和产品的剩余）的 增加，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必要的条件。
2、经济结构转换：城市化的强大动力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经济结 构、产业结构单一，片面强调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将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长期禁锢在封闭的农村。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结构全方位，多层 次的变化。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倔起和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快列车”和加快城市化的动力。
（1）乡 镇企业“异军突起”。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的劳动力，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开始走出传统农业的藩篱，探索新的生存致富之路。 乡镇企业就是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转换中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形式。到1998年，乡镇企业已从1978年的152万个，发展到2003 万个；就业人员从 2826万人增加到13050 万人（占全国从业人员比重由7%提高到18.75%）；总产值达到17659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农村社会 增加值的2/3，工业增加值的45%，出口创汇的38%和财政收入的1/4。
乡镇企业的逢勃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 部门转移提供了便利。由于乡镇企业在总体上要比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城市民办工业的资本技术密集度低，其成本低和区域性强的特点便于吸纳和安排农村劳动 力，使之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的主要途径。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约有1.5～2亿的剩余劳动力，其中1亿多即70%左右被乡 镇企业吸收，其余的约30%流入城市的民营企业、“三资”企业或从事建筑、运输、服务等经济活动。
乡镇企业与城市经济有着千 丝万缕的经济联系，受城市工商业的引导和推动，并以农村工业化来带动了农村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近年来，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如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乡镇企 业已经成为当地农村城镇化和城市化的主要力量，带动了一大批新兴小城镇崛起和发展。如浙江龙港“农民城”十多年前不过是一小渔村，广东的顺德市也是从小集 镇发展成一新兴的现代化城市。这种以“农民集资—兴办企业—建设乡镇”的城市化道路，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由国家投资的城市化有道路上有着根本区别，可称 之为中国城市化的崭新创举。对中国一个拥有10亿农民的国家来说，这也是政府投资为主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必要补充。
（2） “三资企业”迅猛发展。改自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城市、
沿 江、沿边地区及内陆地区全方位、多元化的开放格局。大量外资的涌入，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和高附加值的产品，也带来了新的经营管理观念、生产方式和就业观 念。“三资企业”一方面通过引进技术、产品 ，在农村开辟新的生产领域、推广现代化生产方式，加快了农村的现代化；另一方面，通过发展加工业、开采业和制造业吸纳了一部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农 村劳动力的转移。其用工制度上的自主权，用工不受计划限制，不以国家分配指标、户口、身份、等级为用工标准，而是以能力和需要为标准，以岗定人，择优录 用，从而打破了我国用工制度的陈规陋习。合同工，这种由“三资企业”引进的用工形式，虽然只是一纸合约，但这却给广大农村劳动者提供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机 遇，使农民“进城、从工”不再是梦。而在“三资企业”较发达的地区，一批象深圳、珠海等新型城市也拔地而起，从过去无人知晓的小村镇成为现代化的都市。
（3） 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建国初期，我国的农业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高达58.5%，经济发展中偏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只重视物质生产领域的发 展，不重视为生产和消费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发展。产业结构的不协调，不仅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改革开放20年，我国已形成了 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解决了长期因扰中国“经济瓶颈”的问题，钢、煤、原油、发电量、水泥、化肥、化学纤维、布、糖和电视机等产品的产量已居世界前列，并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剩。
在工业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的同时，我国的第三产业也迅速发展起来。这使国民经济中产业的结构和从业人员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1978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在GDP的比重分别为28.1%、48.2%和23.74%，到1998年这一比例分别成为18.4%、48.7%和 32.9%，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已达到1.87亿人，占全国从业人员的49.8%（见表4），超过第二产业1.6亿人（占从业人员的23.5%）。尽管目 前我国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如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第三产业人员分别为72.28%、 62.7% 和 59.4%。但是，产业结构的变化表明中国已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日趋强大的工业国。而第三产业具有经营范围广、就业机会多的特点，不仅 给城里的下岗职工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也为农民进城敞开了致富的门路。一些城里人看不起眼的环卫工、小时工、修理工及理发、剪裁、运输等服务行业，都成了 农民进城的跳板，给劳动“边际效益为零”的农民带来了致富的希望。
表4：国内生产总值的产业的结构及从业人员结构
年 份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从业人员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53 45.9 23.4 30.8
1978 28.1 48.2 23.7 70.5 17.4 12.1
1990 27.1 41.6 31.3 60.1 21.4 18.5
1995 20.5 48.8 30.7 52.2 23 24.8
1998 18.4 48.7 32.9 26.7 23.5 49.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中国统计出版社。
3、制度创新：城市化的加速器
在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城乡分隔的劳动管理制度，一方面限制农民无组织外出打工、“农转非”的指标，并通过户籍管理、粮油副食品定量供给将农民禁 锢在农村，不能自由迁移。另一方面，对城市劳动力，政府实行“统包统配”制度，企业无用工自主权，劳动者也没有择业、流动的权利，职工的工资、福利（住 房、医疗、养老）均由国家负担。这种制度安排人为地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城市化相关的政策、制 度发生一系列重大的变化。80年代初，多年阻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定量供应制度逐步被取消了， 城市居民原有的特权减少了，户口已不再是农民进入城市的必 要条件，农民进城再也不必为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发愁了。1985年7月，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暂行规定》。按此规定，凡在城镇开店、办 厂、从事建筑、运输、服务行业等暂住人口，可由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发给《寄住证》。 这无疑是对农民进城经商务工是一种鼓励和认可，它标志着中国僵化的户 籍制度开始松动了。1996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面向社会、分开招聘、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新型劳动合同制的建 立，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权，促进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流动人口”、“民工潮”就是在劳动制度改革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接踵而来的是城镇 职工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等多种福利制度改革。为了鼓励居民购房，消化空置的商品房，一些大城市甚至出台了以商品住房加本市户口的“捆帮式出售”。尽管 这些市场化的改革在蔑视“城市特权”的同时，有推崇“以钱买路”之嫌，但它毕竞为富裕了的农民进城享受多彩的都市生活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户 籍制度、商品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一系列的变革，拓宽了人们选择工作环境，这种制度创新与变革，无疑有助于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虽然，目前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依然存在， 但已经很难再象过去那样成为控制农村人口到城里谋生存、求发展的主要障碍了。
三、 加快中国城市化的意义及发展战略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20年城市化的发展，虽然实实在在地增长了11个百分点，但是，与世界城市化发展平均水平比，甚至与一些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比，我国城市化的速度还够不上“拍手称快”（见表5 ）。
表5 1980-1995年低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及发展速度
低收入国家及周边国家 1995年人均GDP (美元)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1980年 1995年 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 1980～1995年
莫 桑比克塞拉利昂尼日利亚也门共和国柬埔寨蒙古印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贝宁尼加拉瓜赞比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土耳其韩国中国 80 180 260 260 270 310 340 350 370 380 400 460 9801050274027809700620 13 38 25 39 20 34 27 39 12 21 52 60 23 27 13 22 32 42 53 62 40 45 28 35 22 34 38 53 17 20 44 70 57 81 19 30 8. 54.97. 65.66. 73.63. 16.35. 13.94. 04.64. 84.92. 6 5.43. 54.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7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事实和数据再一次提醒我们，中国城市化仍远远地落在许多发展中国的后面，认真学习国外各种有关人口迁移及城市化的理论，从理论上弄清城市化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加快我国城市化的进程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城市化：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必然选择
在 对城市化所作的诸多研究中，较著名的有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主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处在经济发展初期 的国家存在一种二元的经济结构，即以传统的自给自足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低下、收入微薄的农业部门，和以现代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高、收入 高的工业部门。劳动力的增长、土地资源的有限及土地质量的下降，造成传统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低下、劳动力过剩，这为现代工业部门输送着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 力，使工业部门的剩余产品和资本积累增加，而工业部门资本的积累、生产规模的扩大将吸收更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吸收为止。随着经 济活动从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化的非农产业的转移，社会的整体生产力水平将得到提高，二元经济的逐步向一元经济转化，二元经济结构中劳动生产率、工资和生活水 平差异将逐渐缩小或消失。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则是促进国民经济结构转换、 生产方式转换及向现代化迈进的关键。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几乎都无一例经历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及其他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18世纪英国的工 业革命，蒸气机的发明与运用带动了冶金、制造、纺织和交通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聚集，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在英国工业革命的 带动下，法国、德国和美国也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农业人口的转移，到1920～1930年间，德、美、法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50%以 上。
一些西方国家实现城市化至少用了百余年的时间，而日本和韩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1920年，日本的都市人口占总人口比 重仅为18%，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5年日本都市人口比率达到56%。 韩国则是在1960～1980年的经济起飞中，使城市化水平从27% 迅速提高到59%，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质的飞跃。
研究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历史轨迹，并运用二元经济的理论分析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我 们可以认定，对于中国一个典型二元经济的国家来说，“民工潮”不仅具有经济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将是中国新世纪所要面临的长期任务。在农业劳动力边际效 益为“零甚至负数”的情况下，仍然想把亿万剩余劳动力截留在农村，并通过各种行政的手段阻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既有违规之嫌，也是极不可取的。没有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转移，中国的城市化就成了无源之水；而没有占人口80%的农民生产力及素质的提高，中国就不可能步入现代化发达国家的行列。顺应经济发展的规 律，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才有利于中国实现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
2、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别的理想选择
与许多发展中国 家一样，中国的“民工潮”也有着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特点。那么是什么改变了农民“几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传统观念，让他们背井离乡融入浩浩荡荡民 工队伍，心甘情愿在在城里当下等公民？哈里斯—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理论为我们分析这一现象，并充分认识城市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别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根据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主要取决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比较，用公式表现为：
式中， 代表在t时间内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数量，f代表是反应函数， 代表城市工资收入， 代表农村的工资收入。
哈 里斯-托达罗模型表明，当预期的城市工资收入超过农村的工资收入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从而促进一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只有当 农村移民数量多到迫使城市失业规模增大、工资收入下降，足以使城市的预期工资收入与农村工资收入相等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才会停止；当城市预期工资 收入小于农村工资收入时，会诱使劳动力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
中国城乡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差别、收入差别是一不可否认的现实。尽管 农村改革先于城市曾使城乡收入差距相对缩小，如1985年城乡收入比为1.86：1，但近年来农业投入不足、就业不充分及流通体系不畅，导致农民增产不增 收，1998年城乡收入比进一步升至2.5：1（见表6） 。城市预期收入高，客观上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着不可低估的“拉动效应”。
表6：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及对比 （单位：元）
1978 1978 1980 1985 1987 1990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农村 133.6 191.3 397.6 462.6 686.3 1221 1577.7 1926.1 2090.1 2162
城市 343.4 477.6 739.1 1002.2 1510.2 3496.2 4283 4838.9 5160.3 5425.1
城乡对比 2.57：1 2.50：1 1.86：1 2.17：1 2.20：1 2.86：1 2.71：1 2.51：1 2.47：1 2.51：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其 实，农民进城务不仅能获得较高的预期收入，有助于农民脱贫致富，更重要的是城市化“收入效应”的反作用力，它在改善农民个人的收入、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为 农村经济发展带回了资金、技术和劳动致富的新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是农民求生存求发展的选择，也是农民靠自身力量缩小城乡的收入差别的有效途径。 多少年来，我国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占其总收入比低于40%。粮食连年丰收和中国加入WTO后农产品竞争的加剧，将使依靠涨价提高农 民收入的设想更加渺茫，那么，以多种方式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让农民进城市接受现代社会文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熏陶，提高知识水平、劳动技能等，再将资 金、技术和知识带回来，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别战略的目标。
3、城市化：启动消费的现实选择
自东亚危机后，通货紧缩出其不意地降临到习惯于短缺的中国人头上。面对市场疲软、企业亏损、银行惜贷、劳力闲置、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周边国家经济复苏缓慢的多种困难，“扩大内需”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然 而，通货紧缩不是一种简单的货币现象，而是一种实体经济现象，是实体经济中供需不对称和结构失衡的表现，“是新的投资领域不断开发和生产率不断提高造成了 供给的大规模增加，从而导致物价普遍下跌与人们的收入的增长却比较缓慢”的结果。 此时，一唯地依赖货币政策是很难奏效的，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对实体经济 运行作一认真分析。
众所周知，消费不仅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巨大动力。在我国经济告别短缺逐步向买方市场转变的新形势下，居民消 费在引导生产、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中，最终消费率一直占60%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50以 上%（1990年除外）。而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已从1978年的78.6%，上升到1998年的80.2%。 这意味居民消 费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90年代以来，农村居民消费所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不断下降，已从1978年的62.1%降至1998 年的47.1%，几乎每年平均下降一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消费比重的大幅度下降，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已从1978年的 31.93%降至1998年4.64% （见表7 ）。这表明，农民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表7 改革以来各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单位：%）
经济增长率 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资本形成 净出口 最终消费 政府消费 居民消费 农村居民消费 城镇居民消费
1979 7.6 20.56 -1.77 81.21 28.61 52.6 35.72 16.87
1980 7.8 24.26 1.03 74.72 9.43 65.29 35.11 30.18
1981 5.2 -2.57 7.46 95.12 13.14 81.98 58.13 23.85
1982 9.1 30.49 13.58 55.94 11.06 44.89 33.29 11.59
1983 10.9 41.7 -6.86 65.17 11.58 53.59 40.35 13.23
1984 15.2 42.61 -4.55 61.94 16.73 45.21 29.62 15.6
1985 13.5 56.36 -22.62 66.26 10.08 56.18 32.92 23.27
1986 8.8 34.31 8.33 57.36 13.65 43.71 21.52 22.19
1987 11.6 28.83 16.11 55.06 7.45 47.61 25.44 22.17
1988 11.3 40.17 -5.54 65.37 8.12 57.25 28.87 28.38
1989 4.1 34.05 -1.95 67.9 17.37 50.53 25.35 25.19
1990 3.8 18.83 37.54 43.63 11.82 31.81 11.29 20.52
1991 9.2 36.24 3.62 60.14 19.52 40.62 17.25 23.37
1992 14.2 46.23 -7.46 61.23 14.45 46.78 20.33 26.45
1993 13.5 62.08 -11.06 48.98 11.66 37.32 15.00 22.31
1994 12.6 33.8 10.42 55.78 11.79 43.99 20.81 23.18
1995 10.5 39.05 3.08 57.86 5.95 51.90 24.86 27.03
1996 9.6 30.45 4.69 64.86 11.82 53.03 32.08 20.94
1997 8.8 24.22 21.29 54.47 13.30 41.16 15.82 25.34
1998 7.8 39.08 3.91 56.99 15.32 41.67 4.64 37.02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数据计算。
中 国有有着世界上少有的“超级消费市场”。市场的消费主体是12亿国民，但是，理应是启动市场的主力9亿农民却消费需求不足，人数上的优势从来没有使他们成 为市场的“主导者”。从消费总量分析，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3倍，但消费总量仅为城市居民总消费量的9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城市居民的1/8。按 家庭人均消费水平计算，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消费的2.7倍。从消费结构上分析，1998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下降至44%，属于小康不 平，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仍高达55%，属于温饱水平，其消费支出仍以衣、食、住等生活必需品为主，在耐用品方面的消费却比较低，如1998年千元 级 “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在农村的普及率仅为32.59%，9.25%和22.81%，大大低于在城镇的普及率105%、90.57%和 76%。 。因此，无论从消费数量、质量和结构上看，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至少比城市居民落后10年。那么，占人口70%以上的农民消费水平低，就很 适应和消化经济增长中释放出的巨大工业生产能力，要素与商品市场的不对称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尽管造成农民的消费水平低的原因很多，如多年的工农业产品 “剪刀差”、农业技术含量低、投入少、荷损杂税造成农民负担过重和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等等，但是，对农转非的种种限制、城市化进程缓慢，也是造成农民收入和 消费水平低的重要原因。
著名的经济学家D．W．乔根森在补充和发展二元经济理论中，从消费结构变化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 转移的问题。他认为，农业剩余和消费结构变化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是根本原因，因为人们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的是生理极限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则 是无极限的。当农产品生产能充分满足需求时，农业发展就失去了需求的拉动，农村劳动力开始转向需求旺盛的工业部门。
乔根森的消费结构理论对我 们分析城市化与改变农民消费结构的关系是颇具启迪的。工业消费品不足需要靠农村要素的转移来实现，农民消费结构乃至整个国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同样有赖于城市 化的拉动效应，因为，在人地矛盾日趋恶化情况下，城市化是解决农民生存与发展问题有效途径之一，城市化能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收入，为扩大农民消费储备能 量。而且城市是启蒙农民消费的大课堂，它将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使农村居民的消费能量真正的释放出来。不难想象，如果在未来的10年，如果我国 的城市化水平每年能以1.2%速度递增，即从目前的30%到2010年提高45%，这意味着每年将新增城市人口约2000万人，这样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所 产生的消费需求无疑是巨大的。
其实，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多少已经走到了生产和消费的极限，向一元化的城市化发展、升级，不但是当前启动消费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作为一个拥有9亿农民的国家，如果没有农民收入的增长、消费需求的增长，仅靠投资引导的经济繁荣是难以持续。
进 一步深入研究此次通货紧缩成因的不可逆性，我们可以看到消费结构升级滞后只是多种不对称的一个方面，在产业和技术转移中，中国已踏上了两条无可奈何的“不 归之途”：当国际上发达国家转移了旧技术产业（但无奈对落后的中国却是“新”的），完成了其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时，中国则是城市向农村转移了旧技术产业， 保留了传统生产力。多年来，我们恰恰是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安于对已过剩的旧技术产业不断投资、重复建设。对旧技术产业投资过多、保护过度，直到生产能力过剩 引起通货紧缩才慌忙起来。如果我们将宝贵的资金和劳动力用在城市化上、用在第三产业上、用在真正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可能会使更多的农民实现“小 康消费”的梦想。
综上所述，中国21世纪的城市化，也不光是个治理通货紧缩、启动内需的需要所在，还有对城市产业调整和就业制度、劳动力市场改革 的必要性，有信息时代对新技术进步的需求，也涉及到改善社会体制、提高政府管理能力、优化国民素质、调控全国人口压力、加强社会安定和法制建设、实现现代 化发展等一系列综合国力的长远进步，这正是中国最根本的功业之所在。
四、 21世纪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根 据国际经验，当一国经济进入长期持续稳步增长的时期，城市化也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世界银行对全球133个国的统计资料进一步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低于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仅为20%，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700美元提高到1000～1500美元、经济步入中等发展国家行列时，城市 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40%~60%。中国作为农村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十几年中，我国的人均GDP将从1997年860美 元 ，提高到2010年的1200美元甚至更高，经济的发展将推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
然 而，中国城市化又有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困难和阻力，根据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和环境上的“四 大挑战”。那么，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中国人口的巨额增长，使之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生产力；能否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上的革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的机 会；能否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社会消费和生产达到中等国家的水平，并保障经济环境在持续发展中处于优化状况，均有赖于城市化发展战略上的正确选 择。在21世纪，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战略选择似应把握以下3 个基本原则：
1、坚持效率的原则，完善以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化体系
按照我国现行的城市等级划分法，城市按市区非农业人口的数量分为五等：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我们提出大力发展和完善以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化体系的设想，在于大城市有着许多小城镇无法比拟的优势和潜力。
首 先，大城市规模经济的优势强。正如恩格斯所说的 “集聚效应”揭示了大城市的客观发展规律。大城市是以产业和人口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这种密集经济为现代 化、专业化的生产协作与联合提供了有利的空间环境，也为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金融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信息资源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奠定了基础。正因如 此，城市经济的规模效益总是大大地高于农村经济，城市的规模大，规模经济的效益也就越高。以世界公认的大都市为例，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 3000-5000美元以上，GDP占全国的比重也比较大。例如，东京GDP占全国的18.6%，伦敦占17%，汉城占26%左右。在我国，大城市在国民 经济中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依据国家统计局城调队对全国城市的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666个城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47074.2亿元(不包括市辖 县),占全国的68.6%，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138.6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其中综合实力最强50个城市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0.9%，人 口的9.1%，却创造了占全国27.1%的国内生产总值，41%的财政收入和32.8%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998年，我国的北京和上海的GDP分别占 全国的2.5%和4.6%。
其次，大城市创造就业机会多、就业潜力大。纵观各国的人口流动，人们多首选大城市而居，并不是因为他们偏爱“城市 病”，而是大城市经济效益高，就业容量较大，具有从政、作工、经商、教育、科技、信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交流等多种就业机遇和选择，因此，这 吸引人口向大城市集中。
再次，大城市除了具有聚集效应外，还有不可低估的扩散效应和幅射作用。大城市作为生产、金融、贸 易、交通运输、信息和服务的中心，通过技术的转让、产业转换、资本的输出、信息的传播等多种方式，可以带动周边的中小城市和地区的迅速发展，从而形成以大 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如20世纪初纽约大城市中心地位的确立，带动了美国东部沿海城市乃至五大湖周边整个东部地区的发展。在我国，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 洲城市群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也是中国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环渤海城市群也是在大城市广州、北京、天津、 大连等大城市的带动下迅速崛起的。
在21世纪，中国要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积极发展大城市，才能造就出象纽约、伦敦、东京式的国际化大都市，参 与国际分工与竞争；才能造就出更多象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勃海地区的现代化城市群，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和效益；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取得增 强城市规模效益和就业安置能力的“双赢”成效。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以大都市“城市病”为理由，盲目限制大城市的发展。
在 发展和完善大城市的建设中，我们应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不断调整优化大城市的产业结构，特别应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的升级转换。政府在此关头应以积 极就业的政策，来引导大城市就业市场的扩容和开放，并在城市化中更多地担负起脱贫、安置、管理、教育、改造和服务中国大多数农民的新历史性使命。
坚 持在城市化中以大城市为龙头，还要努力提高城市间、城乡间的横向联合效率，在区域上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地带”，系统地发挥出城市化区域的集聚效 应，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带动农村经济改造和升级。在中国以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南和西南既有的大城市为中心，以产业调整为动力，完全有潜力形成不 同的“城市化地带”，并以相对小的城市面积吸纳较多的人口。这在世界上并非梦想，美国东部沿海城市带，面积仅仅为美国的1%，却容纳了占美国总人口的 20%。这正是中国城市化应追赶的目标。
2、坚持节约资源的原则，正确引导中、小城镇的健康发展
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 的资源拥有量却十分有限。以土地资源为例，我国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占有土地仅为世界人均土地面积的29%，1958～1995年间，由于乱占耕 地、盲目开发造成耕地净减少2.53亿亩，年均减少665万亩。目前，我国人均土地、人均耕地、人均林地和人均草地分别为12.6亩、1.59亩、 1.69亩和3.8亩,大大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有限的土地资源，决定了中国城市化不能走盲目扩张的道路。但是，我们以大城市为“龙头”，也并不否定中、 小城镇的发展。在战略决策上我们必须切记的是：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科学教育水平和经济能力，一般都比较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通常多采取就近转移的 方式，而小城镇更接近农村便于吸收农村劳动力等，这为在中国发展小城镇提供了最有力、最具可能性的依据。
此外，小城镇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的一种自 发行为，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建设资金投入少、成本低，也是促进小城镇发展原因。例如，浙江的龙港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全部由农民集资1.5亿元建设 的可容纳10万人的小城市。在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国政府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发展小城镇是一项大战略，要坚持布局合理、规模适度、 规划科学、注重实效的原则，运用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加强政府引导。如何加强政府在小城镇建设中的引导作用，亟待探索。
目 前，我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用地超标和盲目建设的问题极为严重。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小城镇每年新增约1000个，建制镇规模约1～5万人，其中1～2 万人的居多。如按非农业人口计算，建制镇只有3000～6000人。城镇规模小造成经济结构单一、就业机会少，经济效益差，结果是城镇基础设施建滞后，或 建了拆，拆了建，造成极大浪费。此外、盲目建设造成小城镇土地利用严重超标。我国现有的600多个城市，建成区面积17940平方公里，人均占地 101.6平方米；其中有400多个城市人均占地超过规定的人均100平方米。而村镇人均用地高达192平方米，比规定的标准120平方米高38%。对于 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这种粗放的经营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在全世界日益重视以资源和环境为城市化新标准的今天，我们 对中、小城市资源利用、环境质量、集聚效应和就业容量上的“四低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分析中国“城市病”的认识上，如果我启用更为科学的“规模比 率系数”，就会发现中国的中、小城镇的“城市病”，一般要比大城市更严重，而且其预防、治理的难度和成本更高。在自然环境重于人工环境的新世纪，为节约和 有效的利用宝贵的资源，中国城市化的战略重点，应把小城镇的发展融入与大城市、城市群及整个地区经济发展大循环，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要根据各地的 产业基础、经济结构、资源禀赋、地理环境等，合理规划不断完善现有小城镇的功能和发展新的小城镇，这样才能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布局合理、功能齐全、 各具特色，大、中、小城市相互协调的城市体系。
3、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有形城市化”与“无形城市化”并举
中国需要加 快城市化的进程，但城市化决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让所有的农村人口全部转移到城市去，这种100%的有形的或物化的城市化是极不现实的，即 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城市化水平高达80%～90%，仍有一部分人居住在农村，甚至在这些发达的国度里，还会出现逆城市化和郊区城市化的现象。但是， 这种城市化形态并不意味着城市化水平的下降，而是一种更高形态的城市化现象，即人们追求的是一种无形的城市化，是生产、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现代化，而现代 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已大大缩小了人们在地域上和时空上的界限，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只是由于他们是两大不同的地理单元、具有不同的分 工而存在。因此，让百分之百的国人，无论居住在城市或乡村，都能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才是城市化的真正内函和应追求的目标。
进一步从可持续发展的角 度来分析，城市化不是简单地同化了多少农民，减少了多少对资源的占用等问题所能涵概的了。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还包括了在城乡开放交流中，缩小城乡差别和对 立，促进社会的公平、稳定与多样化发展等社会内容，即要把“有形的城市化”（即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收）与“无形的城市化”（即城市与农村的交融和互动）结 合起来，这是使中国城市化永葆活力的、长远的发展过程，是以乡育城—以城带乡—城乡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最终实现中国社会、经 济、文化与生态环境的现代化，其核心是：一元化的先进生产方式、多元化的社会生活方式和集约化的自然资源利用“三位一体”、和谐统一。
要实现这一 目标，在经济基础上，我们要彻底打破城市与农村的传统分工，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和幅射，分阶段从传统的主业、辅业向城乡“三大产业”协调发展过渡。首先，国 家要进一步增加对农业的物质、资金和技术投入，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优良品种，提高农业抗灾能力和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的生产率，保障生活和生产资料供应 充裕；加强农产品的市场体系建设，保证农民增产也增收；加强农业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保证农业赖以生存的水、土地和空气不受污染；此外，在保证中国主要农 产品安全供给的基础上，开辟国际农产品市场，探索农新产品供需调节的新途径，以抑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其次，政府应制定积极的产业政 策，提高农村的工业化水平，把产业升级与乡镇工业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结合起来。乡镇企业要积极开发有前途、有市场的农产品，并依托大城市、大工业加快产品的 更新换代，这样有利于提高乡镇工业产品的竞争力，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鉴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我们应鼓励城市和乡村共同开发 技术含量高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水平，增强国力，还可以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
再次，要进一步完善城乡经济 循环体系，发展新兴的统一市场，促进资源和信息共享，并以有力的政策扶持农村信息、文化、教育、旅游、社区服务和中介服务的发展，这样才有利于彻底改变我 国农村封闭、落后的局面，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和技能，使他们也能够享受现代社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物质生活，从而改变他们的生存方式，提高生活质量。
在 上层建筑领域，要改革不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目前城市的劳动用工、住房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为新世纪的城市化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而 改革长期不平等的城乡户籍制度更是当务之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要改变以以职业和商品粮供应为标准划分农业、非农业人口的做法，逐步建立以居住地划分城 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户籍制度，以经济手段来调控城乡的人口流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从而为城乡劳动者创造一个公平竞争、择优 高就的工作和生活发展氛围。
总之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必须唾弃那些城市能“养活”多少人？或“农村能 ‘养活’多少城市人口”陈腐观念，必须认清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潜力（包括产业结构、地域分布、就业市场和生产率等）在长期压抑中远没有发 掘出来，关键是我们能否抓住机遇，能否充分利用国际的物质、资金、人才和信息技术交流，来加快中国的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利用国际产业结构大调整的 时机，加快我国城乡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换代，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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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彦主编，《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国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
冒天启主笔，朱玲副主笔，《转型期中国经济关系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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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么，在21世纪，中国将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发展道路，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国经济走向持续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则是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回顾我国城市化 发展道路，对改革前中国城市化发展缓慢及与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然后，以刘易斯、哈里斯—托达罗和乔根森有关城市化的经济分析 和我国现行经济发展所遇到的问题为基础，阐述加快城市化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最后，依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等客观基础条件，提出中国式城市 化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 改革开放前城市化发展缓慢的原因
尽管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人们对这一发展趋势的认识及所做出的努力，对加快和延缓这一进程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纵观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各国城市化发展大体都表现为“S”型，即由慢到快、由快到慢，直至停滞不前的曲线发展过程，是典型的“否定之否定”三阶段（见图1）。
城市化水平（%）
饱和阶段
50
加速阶段
初始阶段
图1 城市化发展S模型
按 照美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诺瑟姆观点 ，城市化发展进程“S”曲线的形成，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密切相关。当一国经济处在起步阶段，一方面，农业生产 率低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耕作，另一方面，工业发展缓慢，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这使得该国的城市化处在初期阶段，城市人口一般占总人口的10%左 右时，这时的城市化进程是相当缓慢的。以美国为例，1790~1840年的半个世纪中，城市化水平只提高了5%。而当一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大量农业 剩余的涌现，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形成“推动效应”，与此同时，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城市丰富的物质精神生活吸引大量劳动力的流入， 从而形成城市化的“拉动效应”，正是由于这两种力量的作用将使城市化步入一个高速度发展时期。例如，美国从1840~1970年城市人口在130年间上升 到73%。到第三个阶段，即城市人口达到70%以后，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日趋缩小，城市化进程呈现出停滞甚至是下降的趋势。美国在本世纪70年代后，年均城 市化速度不到0.5%，有的年份还出现负增长。
以上述理论来分析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目前大致已走完了第一阶段，正处于第二阶段的初期。尽管中国人 修城筑市已有4000年的历史了，但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区区的10.6% ，当时世界的城市化平均水平是29%，欧美 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早已超过60% 。可以说，中国是在一个起点极低的基础上开展城市化建设的。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城市化大致可分为3个发展时期：
1949~1957 年城市化恢复发展时期。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主张，“第一个五年计划”正确制定和顺利实现，多项重大城市工业发 展项目的确立以及当时推行的城市对农村开放的政策，积极吸收农民进入城市和工厂矿区就业，推动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到1957年，我国城市数量已从建国前 夕的86个，增加到176个。城市人口达到了995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5.4 %。
1957~1965年是城市化大起大落时期。1958 年中国开展了盲目地“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土法上马、小高 炉”畸型般地发展到60万座 ， 两年中我国城市人口增长了2000余万，城市化水平由1957年的15.39%一跃上升到1960年的 19.45%。但是，这种宛如在沙滩上建起的“摩天大厦”根本经不起天灾和人祸的撞击。受政策失误、中苏关系恶化和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中国 经济陷入全面萎缩，城市化进程在这场危机中也不能幸免于难。1961年，国家为缓解饥荒开始大规模地压缩城市人口，动员在城里挨饿的工人及一切可能动员出 来的劳动力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到1963年6月时，全国共减少城市人口2600万，1964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猛跌落到14%，
表1 1949~1978年中国城市化情况表 （单位：万人）
年份 年底全国总人口 城镇人口 比重% 乡村人口 比重
1949 54167 5765 10.60% 48402 89.40%
1952 57482 7163 12.46% 50319 87.54%
1957 64653 9949 15.39% 54704 84.61%
1060 67207 13073 19.45% 54134 80.55%
1962 67538 11659 17.33% 55879 82.67%
1965 72538 10170 14.00% 62368 86.00%
1970 82542 10075 12.20% 72467 87.80%
1975 91970 11171 12.20% 80799 87.80%
资料来源：张秉忱，1995，《中国城市化道路求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4页 。
1966~1978 年城市化停滞不前时期。文革“十年动乱”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政治上大批城市官员、职工和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加 之国际局势日益恶化，“要准备打仗和三线建设”思想的提出，使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撤离城市，转向了偏远山区投入到“三线建设”。这一时期由于政治运动、备战 工作压倒一切，我国城市人口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其中“大下放的1969年”中国的城市化骤降到12.2%，相当于倒退回1952年的水平（见表1）。
总结改革前30年我国城市化所走了的曲折道路，可以说其发展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城市化水平仅仅上升了4个百分点。其中有的年份甚至是倒退的，而城市化发展缓慢主要有以下几大制约因素：
一 是理论研究的滞后。 在改革开放以前，“左”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思维空间，当时的城市化理论基本上是为政府出台的政策注释的。在“只有城市政策，没有城 市理论”的情况下，人们对城市化的深刻内函、作用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都缺乏正确深刻的认识。理论研究的滞后使我国的城市化从来没有被列入国民经济发展的重 要议事日程，更没有城市化进程的总体规划和具体的可实施的方案。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忽左忽右的现象，时尔以行政计划等非效益原则来盲目提高城市化 水平，时尔以强制性手段压缩削减城市人口，完全无视城市化与农业基础和工业化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人为的限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忽略了人口、资本、 技术、资源向城市的集中所产生的聚集效益；片面地强调大城市的城市病，忽略了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片面地强调中国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国、人口众多，忽 略了提高生产率和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性。理论上的贫乏和政策上的失误，使我国的城市化经历了极其艰难曲折的历程。
二是经济基础薄弱和城乡产业政策失 调。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基础薄弱，现代工业只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国家为了实现工业赶超战略，以高度集中资源配置的方式优先发展冶金、燃料、 动力、机器制造业和化工等重工业，如“一五”计划出台的156个建设项目都是工业项目，忽略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结果导致城乡产业结构的失衡。 “一五”期间（1953~1957），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11%，其中第二产业的增长率为25.8% ，第三产业增长率为11.9%，但是第一产业 增长率仅为0.5%，第一、二、三产业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8.2%，64.2%和27.6%。 城乡产业的失调，特别是对农村水利、土壤改良等 基础设施建设和机械化生产投入过少，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处在生产率低下的状态。加之自然灾害的冲击，农业大幅度减产。饥荒、农副产品长期供不应求更增加 了政策制定者们对城市的恐惧感和“反城市化”的倾向，于是，有了“挤在大城市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论调，有了“工业学大庆先生产、后生活”的经验。而理论 上的误区，又恶性循环地为此后城市基本生活品的定量供给制度、 就业用工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出台的奠定了基础。
三是制度安排的 制约。改革开放前，我国在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方面，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如1951年，政府就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条例》。1958年1月，全国第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条例规定“农民由农村迁移到城市，必须持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录取 证明，或者城市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户籍管理制度的建立，使中国出现了长达40多年的城乡人为分割、市民与农民的世袭制度。
从 物质分配角度来看，户籍制度是政府基于50年代初农业生产率低，农业剩余产品不足做出了理性决择，与当时实施的粮油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计划配给制度是 一致的。从社会管理角度来看，在国家出现政治、经济等动荡因素时，城乡分而治之有利于弥补管理体制和手段上的缺陷，保障社会的安定。而且，政府部门增加了 新职能，可以因事设人了。从“消灭城乡差别”角度来看，强制性的户籍制度在稳定农村生产（认为农业第一线人数的绝对值是第一生产力）、防止以农村劳动力流 失、结构失衡等方面“功不可没”。我们还能累举出诸如此类的理由……。
但是，中国户籍制度的问题不在于如何划分城乡居民，而 在于它在城乡居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中，设置了一道人为的“柏林墙”，这种僵化的管理体制抑制了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结果是，我们在不同意剥夺农民的旗 帜下，客观上无情地剥夺了农民向城市文明进军的权利。我们在不愿意农村经济破产的解释下，将农民及其子女长久地禁锢在自食其果的土地上。这是典型的计划经 济体制中城乡利益分配不平等的体现。制度安排上的种种制约，决定了这一时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的缓慢及道路的艰难。
二、 改革以来城市化稳步发展及动力
尽管自然环境、历史及其他社会因素对一国城市化水平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但是，人口在城市与农村的分布从来就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转变及制度安排上的创新，是我国城市化稳步发展的的主导因素。
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彻底摆脱了长期起伏、徘徊不前的局面，城市化水平不断上升，在1978-1998年，城市数量从193个增长到668个，城市 人口从1.7亿人上升至3.7亿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上比率也从17.92%上升为30.4%（见表2）。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1970年至1980 年，我国的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3%，大大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6%; 但是，从1980年至1995年，我国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 4.2%，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这标志着我国开始步入了城市化发展的“快车道”（见表3）。
表 2 ： 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情况 （单位：万人）
年份 城市数量 全国总人口 城市人口 所占比重 农村人口 所占比重
1978 193 96259 17245 17.92% 79014 82.08%
1980 223 98705 19140 19.39% 79565 80.61%
1985 324 105851 25094 23.71% 80757 76.29%
1986 353 107507 26366 24.52% 81141 75.48%
1987 381 109300 27674 25.32% 81626 74.68%
1988 434 111026 28661 25.81% 82365 74.19%
1989 467 112704 29540 26.21% 83164 73.79%
1990 467 114333 30191 26.41% 84142 73.59%
1991 479 115823 30543 26.37% 85280 73.63%
1992 517 117171 32372 27.63% 84799 72.37%
1993 570 118517 33351 28.14% 85166 71.86%
1994 622 119850 34301 28.62% 85549 71.38%
1995 640 121121 35174 29.04% 85947 70.96%
1996 666 122389 35950 29.37% 86439 70.63%
1997 668 123626 36989 29.92% 86637 70.08%
1998 668 124810 37942 30.40% 86868 69.6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各期，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3： 世界各国经济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比较
低收入国家 下中等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上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中国
1983年人均GNP $260 $750 $1310 $2050 $11060 $290
1995年人均GNP $430 $1670 $2390 $4260 $24930 $620
城市化人口占总人口比率%
1970 18 42 46 55 74 17
1980 21 48 52 64 75 19
1995 29 56 60 73 75 30
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1970-1980 3.6% 3.0% 3.3% 3.7% 1.1% 3.0%
1980-1995 4% 2.80% 2.80% 2.80% 0.70% 4.2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各期。
近20年我国城市化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得益于以下几主要方面的突破和支持：
1、国民经济实力增强：城市化的坚实基础
自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出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局面。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使我们提前5年实现了GDP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更使国民整体实力得到 了增强。特别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将农民的切身利益与承包土地的收益联系起来，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981～1984年，我国粮食生产连续4 年获得大丰收。在完善粮食价格、税收政策，引进科学技术和建立家产品营销、投资、储备体系的综合作用下，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突破50000万吨大关。 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使我国居民的“菜蓝子、米袋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1998年，新一届政府自信地宣称：中国的粮食已经出现了仓储上的 新危机。这对习惯于“挨饿”和“短缺”的中国人，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农业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孕育产业，农业剩余（包括资本、劳动力和产品的剩余）的 增加，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必要的条件。
2、经济结构转换：城市化的强大动力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经济结 构、产业结构单一，片面强调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将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长期禁锢在封闭的农村。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结构全方位，多层 次的变化。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倔起和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快列车”和加快城市化的动力。
（1）乡 镇企业“异军突起”。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的劳动力，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开始走出传统农业的藩篱，探索新的生存致富之路。 乡镇企业就是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转换中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形式。到1998年，乡镇企业已从1978年的152万个，发展到2003 万个；就业人员从 2826万人增加到13050 万人（占全国从业人员比重由7%提高到18.75%）；总产值达到17659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农村社会 增加值的2/3，工业增加值的45%，出口创汇的38%和财政收入的1/4。
乡镇企业的逢勃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 部门转移提供了便利。由于乡镇企业在总体上要比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城市民办工业的资本技术密集度低，其成本低和区域性强的特点便于吸纳和安排农村劳动 力，使之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的主要途径。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约有1.5～2亿的剩余劳动力，其中1亿多即70%左右被乡 镇企业吸收，其余的约30%流入城市的民营企业、“三资”企业或从事建筑、运输、服务等经济活动。
乡镇企业与城市经济有着千 丝万缕的经济联系，受城市工商业的引导和推动，并以农村工业化来带动了农村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近年来，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如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乡镇企 业已经成为当地农村城镇化和城市化的主要力量，带动了一大批新兴小城镇崛起和发展。如浙江龙港“农民城”十多年前不过是一小渔村，广东的顺德市也是从小集 镇发展成一新兴的现代化城市。这种以“农民集资—兴办企业—建设乡镇”的城市化道路，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由国家投资的城市化有道路上有着根本区别，可称 之为中国城市化的崭新创举。对中国一个拥有10亿农民的国家来说，这也是政府投资为主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必要补充。
（2） “三资企业”迅猛发展。改自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城市、
沿 江、沿边地区及内陆地区全方位、多元化的开放格局。大量外资的涌入，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和高附加值的产品，也带来了新的经营管理观念、生产方式和就业观 念。“三资企业”一方面通过引进技术、产品 ，在农村开辟新的生产领域、推广现代化生产方式，加快了农村的现代化；另一方面，通过发展加工业、开采业和制造业吸纳了一部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农 村劳动力的转移。其用工制度上的自主权，用工不受计划限制，不以国家分配指标、户口、身份、等级为用工标准，而是以能力和需要为标准，以岗定人，择优录 用，从而打破了我国用工制度的陈规陋习。合同工，这种由“三资企业”引进的用工形式，虽然只是一纸合约，但这却给广大农村劳动者提供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机 遇，使农民“进城、从工”不再是梦。而在“三资企业”较发达的地区，一批象深圳、珠海等新型城市也拔地而起，从过去无人知晓的小村镇成为现代化的都市。
（3） 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建国初期，我国的农业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高达58.5%，经济发展中偏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只重视物质生产领域的发 展，不重视为生产和消费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发展。产业结构的不协调，不仅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改革开放20年，我国已形成了 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解决了长期因扰中国“经济瓶颈”的问题，钢、煤、原油、发电量、水泥、化肥、化学纤维、布、糖和电视机等产品的产量已居世界前列，并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剩。
在工业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的同时，我国的第三产业也迅速发展起来。这使国民经济中产业的结构和从业人员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1978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在GDP的比重分别为28.1%、48.2%和23.74%，到1998年这一比例分别成为18.4%、48.7%和 32.9%，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已达到1.87亿人，占全国从业人员的49.8%（见表4），超过第二产业1.6亿人（占从业人员的23.5%）。尽管目 前我国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如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第三产业人员分别为72.28%、 62.7% 和 59.4%。但是，产业结构的变化表明中国已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日趋强大的工业国。而第三产业具有经营范围广、就业机会多的特点，不仅 给城里的下岗职工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也为农民进城敞开了致富的门路。一些城里人看不起眼的环卫工、小时工、修理工及理发、剪裁、运输等服务行业，都成了 农民进城的跳板，给劳动“边际效益为零”的农民带来了致富的希望。
表4：国内生产总值的产业的结构及从业人员结构
年 份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从业人员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53 45.9 23.4 30.8
1978 28.1 48.2 23.7 70.5 17.4 12.1
1990 27.1 41.6 31.3 60.1 21.4 18.5
1995 20.5 48.8 30.7 52.2 23 24.8
1998 18.4 48.7 32.9 26.7 23.5 49.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中国统计出版社。
3、制度创新：城市化的加速器
在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城乡分隔的劳动管理制度，一方面限制农民无组织外出打工、“农转非”的指标，并通过户籍管理、粮油副食品定量供给将农民禁 锢在农村，不能自由迁移。另一方面，对城市劳动力，政府实行“统包统配”制度，企业无用工自主权，劳动者也没有择业、流动的权利，职工的工资、福利（住 房、医疗、养老）均由国家负担。这种制度安排人为地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城市化相关的政策、制 度发生一系列重大的变化。80年代初，多年阻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定量供应制度逐步被取消了， 城市居民原有的特权减少了，户口已不再是农民进入城市的必 要条件，农民进城再也不必为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发愁了。1985年7月，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暂行规定》。按此规定，凡在城镇开店、办 厂、从事建筑、运输、服务行业等暂住人口，可由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发给《寄住证》。 这无疑是对农民进城经商务工是一种鼓励和认可，它标志着中国僵化的户 籍制度开始松动了。1996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面向社会、分开招聘、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新型劳动合同制的建 立，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权，促进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流动人口”、“民工潮”就是在劳动制度改革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接踵而来的是城镇 职工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等多种福利制度改革。为了鼓励居民购房，消化空置的商品房，一些大城市甚至出台了以商品住房加本市户口的“捆帮式出售”。尽管 这些市场化的改革在蔑视“城市特权”的同时，有推崇“以钱买路”之嫌，但它毕竞为富裕了的农民进城享受多彩的都市生活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户 籍制度、商品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一系列的变革，拓宽了人们选择工作环境，这种制度创新与变革，无疑有助于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虽然，目前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依然存在， 但已经很难再象过去那样成为控制农村人口到城里谋生存、求发展的主要障碍了。
三、 加快中国城市化的意义及发展战略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20年城市化的发展，虽然实实在在地增长了11个百分点，但是，与世界城市化发展平均水平比，甚至与一些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比，我国城市化的速度还够不上“拍手称快”（见表5 ）。
表5 1980-1995年低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及发展速度
低收入国家及周边国家 1995年人均GDP (美元)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1980年 1995年 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 1980～1995年
莫 桑比克塞拉利昂尼日利亚也门共和国柬埔寨蒙古印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贝宁尼加拉瓜赞比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土耳其韩国中国 80 180 260 260 270 310 340 350 370 380 400 460 9801050274027809700620 13 38 25 39 20 34 27 39 12 21 52 60 23 27 13 22 32 42 53 62 40 45 28 35 22 34 38 53 17 20 44 70 57 81 19 30 8. 54.97. 65.66. 73.63. 16.35. 13.94. 04.64. 84.92. 6 5.43. 54.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7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事实和数据再一次提醒我们，中国城市化仍远远地落在许多发展中国的后面，认真学习国外各种有关人口迁移及城市化的理论，从理论上弄清城市化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加快我国城市化的进程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城市化：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必然选择
在 对城市化所作的诸多研究中，较著名的有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主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处在经济发展初期 的国家存在一种二元的经济结构，即以传统的自给自足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低下、收入微薄的农业部门，和以现代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高、收入 高的工业部门。劳动力的增长、土地资源的有限及土地质量的下降，造成传统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低下、劳动力过剩，这为现代工业部门输送着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 力，使工业部门的剩余产品和资本积累增加，而工业部门资本的积累、生产规模的扩大将吸收更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吸收为止。随着经 济活动从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化的非农产业的转移，社会的整体生产力水平将得到提高，二元经济的逐步向一元经济转化，二元经济结构中劳动生产率、工资和生活水 平差异将逐渐缩小或消失。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则是促进国民经济结构转换、 生产方式转换及向现代化迈进的关键。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几乎都无一例经历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及其他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18世纪英国的工 业革命，蒸气机的发明与运用带动了冶金、制造、纺织和交通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聚集，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在英国工业革命的 带动下，法国、德国和美国也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农业人口的转移，到1920～1930年间，德、美、法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50%以 上。
一些西方国家实现城市化至少用了百余年的时间，而日本和韩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1920年，日本的都市人口占总人口比 重仅为18%，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5年日本都市人口比率达到56%。 韩国则是在1960～1980年的经济起飞中，使城市化水平从27% 迅速提高到59%，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质的飞跃。
研究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历史轨迹，并运用二元经济的理论分析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我 们可以认定，对于中国一个典型二元经济的国家来说，“民工潮”不仅具有经济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将是中国新世纪所要面临的长期任务。在农业劳动力边际效 益为“零甚至负数”的情况下，仍然想把亿万剩余劳动力截留在农村，并通过各种行政的手段阻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既有违规之嫌，也是极不可取的。没有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转移，中国的城市化就成了无源之水；而没有占人口80%的农民生产力及素质的提高，中国就不可能步入现代化发达国家的行列。顺应经济发展的规 律，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才有利于中国实现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
2、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别的理想选择
与许多发展中国 家一样，中国的“民工潮”也有着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特点。那么是什么改变了农民“几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传统观念，让他们背井离乡融入浩浩荡荡民 工队伍，心甘情愿在在城里当下等公民？哈里斯—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理论为我们分析这一现象，并充分认识城市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别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根据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主要取决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比较，用公式表现为：
式中， 代表在t时间内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数量，f代表是反应函数， 代表城市工资收入， 代表农村的工资收入。
哈 里斯-托达罗模型表明，当预期的城市工资收入超过农村的工资收入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从而促进一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只有当 农村移民数量多到迫使城市失业规模增大、工资收入下降，足以使城市的预期工资收入与农村工资收入相等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才会停止；当城市预期工资 收入小于农村工资收入时，会诱使劳动力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
中国城乡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差别、收入差别是一不可否认的现实。尽管 农村改革先于城市曾使城乡收入差距相对缩小，如1985年城乡收入比为1.86：1，但近年来农业投入不足、就业不充分及流通体系不畅，导致农民增产不增 收，1998年城乡收入比进一步升至2.5：1（见表6） 。城市预期收入高，客观上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着不可低估的“拉动效应”。
表6：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及对比 （单位：元）
1978 1978 1980 1985 1987 1990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农村 133.6 191.3 397.6 462.6 686.3 1221 1577.7 1926.1 2090.1 2162
城市 343.4 477.6 739.1 1002.2 1510.2 3496.2 4283 4838.9 5160.3 5425.1
城乡对比 2.57：1 2.50：1 1.86：1 2.17：1 2.20：1 2.86：1 2.71：1 2.51：1 2.47：1 2.51：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其 实，农民进城务不仅能获得较高的预期收入，有助于农民脱贫致富，更重要的是城市化“收入效应”的反作用力，它在改善农民个人的收入、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为 农村经济发展带回了资金、技术和劳动致富的新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是农民求生存求发展的选择，也是农民靠自身力量缩小城乡的收入差别的有效途径。 多少年来，我国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占其总收入比低于40%。粮食连年丰收和中国加入WTO后农产品竞争的加剧，将使依靠涨价提高农 民收入的设想更加渺茫，那么，以多种方式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让农民进城市接受现代社会文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熏陶，提高知识水平、劳动技能等，再将资 金、技术和知识带回来，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别战略的目标。
3、城市化：启动消费的现实选择
自东亚危机后，通货紧缩出其不意地降临到习惯于短缺的中国人头上。面对市场疲软、企业亏损、银行惜贷、劳力闲置、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周边国家经济复苏缓慢的多种困难，“扩大内需”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然 而，通货紧缩不是一种简单的货币现象，而是一种实体经济现象，是实体经济中供需不对称和结构失衡的表现，“是新的投资领域不断开发和生产率不断提高造成了 供给的大规模增加，从而导致物价普遍下跌与人们的收入的增长却比较缓慢”的结果。 此时，一唯地依赖货币政策是很难奏效的，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对实体经济 运行作一认真分析。
众所周知，消费不仅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巨大动力。在我国经济告别短缺逐步向买方市场转变的新形势下，居民消 费在引导生产、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中，最终消费率一直占60%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50以 上%（1990年除外）。而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已从1978年的78.6%，上升到1998年的80.2%。 这意味居民消 费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90年代以来，农村居民消费所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不断下降，已从1978年的62.1%降至1998 年的47.1%，几乎每年平均下降一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消费比重的大幅度下降，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已从1978年的 31.93%降至1998年4.64% （见表7 ）。这表明，农民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表7 改革以来各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单位：%）
经济增长率 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资本形成 净出口 最终消费 政府消费 居民消费 农村居民消费 城镇居民消费
1979 7.6 20.56 -1.77 81.21 28.61 52.6 35.72 16.87
1980 7.8 24.26 1.03 74.72 9.43 65.29 35.11 30.18
1981 5.2 -2.57 7.46 95.12 13.14 81.98 58.13 23.85
1982 9.1 30.49 13.58 55.94 11.06 44.89 33.29 11.59
1983 10.9 41.7 -6.86 65.17 11.58 53.59 40.35 13.23
1984 15.2 42.61 -4.55 61.94 16.73 45.21 29.62 15.6
1985 13.5 56.36 -22.62 66.26 10.08 56.18 32.92 23.27
1986 8.8 34.31 8.33 57.36 13.65 43.71 21.52 22.19
1987 11.6 28.83 16.11 55.06 7.45 47.61 25.44 22.17
1988 11.3 40.17 -5.54 65.37 8.12 57.25 28.87 28.38
1989 4.1 34.05 -1.95 67.9 17.37 50.53 25.35 25.19
1990 3.8 18.83 37.54 43.63 11.82 31.81 11.29 20.52
1991 9.2 36.24 3.62 60.14 19.52 40.62 17.25 23.37
1992 14.2 46.23 -7.46 61.23 14.45 46.78 20.33 26.45
1993 13.5 62.08 -11.06 48.98 11.66 37.32 15.00 22.31
1994 12.6 33.8 10.42 55.78 11.79 43.99 20.81 23.18
1995 10.5 39.05 3.08 57.86 5.95 51.90 24.86 27.03
1996 9.6 30.45 4.69 64.86 11.82 53.03 32.08 20.94
1997 8.8 24.22 21.29 54.47 13.30 41.16 15.82 25.34
1998 7.8 39.08 3.91 56.99 15.32 41.67 4.64 37.02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数据计算。
中 国有有着世界上少有的“超级消费市场”。市场的消费主体是12亿国民，但是，理应是启动市场的主力9亿农民却消费需求不足，人数上的优势从来没有使他们成 为市场的“主导者”。从消费总量分析，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3倍，但消费总量仅为城市居民总消费量的9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城市居民的1/8。按 家庭人均消费水平计算，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消费的2.7倍。从消费结构上分析，1998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下降至44%，属于小康不 平，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仍高达55%，属于温饱水平，其消费支出仍以衣、食、住等生活必需品为主，在耐用品方面的消费却比较低，如1998年千元 级 “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在农村的普及率仅为32.59%，9.25%和22.81%，大大低于在城镇的普及率105%、90.57%和 76%。 。因此，无论从消费数量、质量和结构上看，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至少比城市居民落后10年。那么，占人口70%以上的农民消费水平低，就很 适应和消化经济增长中释放出的巨大工业生产能力，要素与商品市场的不对称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尽管造成农民的消费水平低的原因很多，如多年的工农业产品 “剪刀差”、农业技术含量低、投入少、荷损杂税造成农民负担过重和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等等，但是，对农转非的种种限制、城市化进程缓慢，也是造成农民收入和 消费水平低的重要原因。
著名的经济学家D．W．乔根森在补充和发展二元经济理论中，从消费结构变化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 转移的问题。他认为，农业剩余和消费结构变化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是根本原因，因为人们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的是生理极限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则 是无极限的。当农产品生产能充分满足需求时，农业发展就失去了需求的拉动，农村劳动力开始转向需求旺盛的工业部门。
乔根森的消费结构理论对我 们分析城市化与改变农民消费结构的关系是颇具启迪的。工业消费品不足需要靠农村要素的转移来实现，农民消费结构乃至整个国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同样有赖于城市 化的拉动效应，因为，在人地矛盾日趋恶化情况下，城市化是解决农民生存与发展问题有效途径之一，城市化能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收入，为扩大农民消费储备能 量。而且城市是启蒙农民消费的大课堂，它将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使农村居民的消费能量真正的释放出来。不难想象，如果在未来的10年，如果我国 的城市化水平每年能以1.2%速度递增，即从目前的30%到2010年提高45%，这意味着每年将新增城市人口约2000万人，这样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所 产生的消费需求无疑是巨大的。
其实，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多少已经走到了生产和消费的极限，向一元化的城市化发展、升级，不但是当前启动消费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作为一个拥有9亿农民的国家，如果没有农民收入的增长、消费需求的增长，仅靠投资引导的经济繁荣是难以持续。
进 一步深入研究此次通货紧缩成因的不可逆性，我们可以看到消费结构升级滞后只是多种不对称的一个方面，在产业和技术转移中，中国已踏上了两条无可奈何的“不 归之途”：当国际上发达国家转移了旧技术产业（但无奈对落后的中国却是“新”的），完成了其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时，中国则是城市向农村转移了旧技术产业， 保留了传统生产力。多年来，我们恰恰是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安于对已过剩的旧技术产业不断投资、重复建设。对旧技术产业投资过多、保护过度，直到生产能力过剩 引起通货紧缩才慌忙起来。如果我们将宝贵的资金和劳动力用在城市化上、用在第三产业上、用在真正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可能会使更多的农民实现“小 康消费”的梦想。
综上所述，中国21世纪的城市化，也不光是个治理通货紧缩、启动内需的需要所在，还有对城市产业调整和就业制度、劳动力市场改革 的必要性，有信息时代对新技术进步的需求，也涉及到改善社会体制、提高政府管理能力、优化国民素质、调控全国人口压力、加强社会安定和法制建设、实现现代 化发展等一系列综合国力的长远进步，这正是中国最根本的功业之所在。
四、 21世纪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根 据国际经验，当一国经济进入长期持续稳步增长的时期，城市化也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世界银行对全球133个国的统计资料进一步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低于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仅为20%，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700美元提高到1000～1500美元、经济步入中等发展国家行列时，城市 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40%~60%。中国作为农村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十几年中，我国的人均GDP将从1997年860美 元 ，提高到2010年的1200美元甚至更高，经济的发展将推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
然 而，中国城市化又有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困难和阻力，根据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和环境上的“四 大挑战”。那么，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中国人口的巨额增长，使之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生产力；能否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上的革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的机 会；能否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社会消费和生产达到中等国家的水平，并保障经济环境在持续发展中处于优化状况，均有赖于城市化发展战略上的正确选 择。在21世纪，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战略选择似应把握以下3 个基本原则：
1、坚持效率的原则，完善以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化体系
按照我国现行的城市等级划分法，城市按市区非农业人口的数量分为五等：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我们提出大力发展和完善以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化体系的设想，在于大城市有着许多小城镇无法比拟的优势和潜力。
首 先，大城市规模经济的优势强。正如恩格斯所说的 “集聚效应”揭示了大城市的客观发展规律。大城市是以产业和人口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这种密集经济为现代 化、专业化的生产协作与联合提供了有利的空间环境，也为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金融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信息资源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奠定了基础。正因如 此，城市经济的规模效益总是大大地高于农村经济，城市的规模大，规模经济的效益也就越高。以世界公认的大都市为例，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 3000-5000美元以上，GDP占全国的比重也比较大。例如，东京GDP占全国的18.6%，伦敦占17%，汉城占26%左右。在我国，大城市在国民 经济中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依据国家统计局城调队对全国城市的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666个城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47074.2亿元(不包括市辖 县),占全国的68.6%，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138.6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其中综合实力最强50个城市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0.9%，人 口的9.1%，却创造了占全国27.1%的国内生产总值，41%的财政收入和32.8%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998年，我国的北京和上海的GDP分别占 全国的2.5%和4.6%。
其次，大城市创造就业机会多、就业潜力大。纵观各国的人口流动，人们多首选大城市而居，并不是因为他们偏爱“城市 病”，而是大城市经济效益高，就业容量较大，具有从政、作工、经商、教育、科技、信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交流等多种就业机遇和选择，因此，这 吸引人口向大城市集中。
再次，大城市除了具有聚集效应外，还有不可低估的扩散效应和幅射作用。大城市作为生产、金融、贸 易、交通运输、信息和服务的中心，通过技术的转让、产业转换、资本的输出、信息的传播等多种方式，可以带动周边的中小城市和地区的迅速发展，从而形成以大 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如20世纪初纽约大城市中心地位的确立，带动了美国东部沿海城市乃至五大湖周边整个东部地区的发展。在我国，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 洲城市群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也是中国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环渤海城市群也是在大城市广州、北京、天津、 大连等大城市的带动下迅速崛起的。
在21世纪，中国要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积极发展大城市，才能造就出象纽约、伦敦、东京式的国际化大都市，参 与国际分工与竞争；才能造就出更多象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勃海地区的现代化城市群，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和效益；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取得增 强城市规模效益和就业安置能力的“双赢”成效。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以大都市“城市病”为理由，盲目限制大城市的发展。
在 发展和完善大城市的建设中，我们应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不断调整优化大城市的产业结构，特别应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的升级转换。政府在此关头应以积 极就业的政策，来引导大城市就业市场的扩容和开放，并在城市化中更多地担负起脱贫、安置、管理、教育、改造和服务中国大多数农民的新历史性使命。
坚 持在城市化中以大城市为龙头，还要努力提高城市间、城乡间的横向联合效率，在区域上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地带”，系统地发挥出城市化区域的集聚效 应，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带动农村经济改造和升级。在中国以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南和西南既有的大城市为中心，以产业调整为动力，完全有潜力形成不 同的“城市化地带”，并以相对小的城市面积吸纳较多的人口。这在世界上并非梦想，美国东部沿海城市带，面积仅仅为美国的1%，却容纳了占美国总人口的 20%。这正是中国城市化应追赶的目标。
2、坚持节约资源的原则，正确引导中、小城镇的健康发展
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 的资源拥有量却十分有限。以土地资源为例，我国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占有土地仅为世界人均土地面积的29%，1958～1995年间，由于乱占耕 地、盲目开发造成耕地净减少2.53亿亩，年均减少665万亩。目前，我国人均土地、人均耕地、人均林地和人均草地分别为12.6亩、1.59亩、 1.69亩和3.8亩,大大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有限的土地资源，决定了中国城市化不能走盲目扩张的道路。但是，我们以大城市为“龙头”，也并不否定中、 小城镇的发展。在战略决策上我们必须切记的是：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科学教育水平和经济能力，一般都比较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通常多采取就近转移的 方式，而小城镇更接近农村便于吸收农村劳动力等，这为在中国发展小城镇提供了最有力、最具可能性的依据。
此外，小城镇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的一种自 发行为，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建设资金投入少、成本低，也是促进小城镇发展原因。例如，浙江的龙港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全部由农民集资1.5亿元建设 的可容纳10万人的小城市。在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国政府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发展小城镇是一项大战略，要坚持布局合理、规模适度、 规划科学、注重实效的原则，运用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加强政府引导。如何加强政府在小城镇建设中的引导作用，亟待探索。
目 前，我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用地超标和盲目建设的问题极为严重。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小城镇每年新增约1000个，建制镇规模约1～5万人，其中1～2 万人的居多。如按非农业人口计算，建制镇只有3000～6000人。城镇规模小造成经济结构单一、就业机会少，经济效益差，结果是城镇基础设施建滞后，或 建了拆，拆了建，造成极大浪费。此外、盲目建设造成小城镇土地利用严重超标。我国现有的600多个城市，建成区面积17940平方公里，人均占地 101.6平方米；其中有400多个城市人均占地超过规定的人均100平方米。而村镇人均用地高达192平方米，比规定的标准120平方米高38%。对于 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这种粗放的经营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在全世界日益重视以资源和环境为城市化新标准的今天，我们 对中、小城市资源利用、环境质量、集聚效应和就业容量上的“四低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分析中国“城市病”的认识上，如果我启用更为科学的“规模比 率系数”，就会发现中国的中、小城镇的“城市病”，一般要比大城市更严重，而且其预防、治理的难度和成本更高。在自然环境重于人工环境的新世纪，为节约和 有效的利用宝贵的资源，中国城市化的战略重点，应把小城镇的发展融入与大城市、城市群及整个地区经济发展大循环，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要根据各地的 产业基础、经济结构、资源禀赋、地理环境等，合理规划不断完善现有小城镇的功能和发展新的小城镇，这样才能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布局合理、功能齐全、 各具特色，大、中、小城市相互协调的城市体系。
3、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有形城市化”与“无形城市化”并举
中国需要加 快城市化的进程，但城市化决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让所有的农村人口全部转移到城市去，这种100%的有形的或物化的城市化是极不现实的，即 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城市化水平高达80%～90%，仍有一部分人居住在农村，甚至在这些发达的国度里，还会出现逆城市化和郊区城市化的现象。但是， 这种城市化形态并不意味着城市化水平的下降，而是一种更高形态的城市化现象，即人们追求的是一种无形的城市化，是生产、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现代化，而现代 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已大大缩小了人们在地域上和时空上的界限，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只是由于他们是两大不同的地理单元、具有不同的分 工而存在。因此，让百分之百的国人，无论居住在城市或乡村，都能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才是城市化的真正内函和应追求的目标。
进一步从可持续发展的角 度来分析，城市化不是简单地同化了多少农民，减少了多少对资源的占用等问题所能涵概的了。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还包括了在城乡开放交流中，缩小城乡差别和对 立，促进社会的公平、稳定与多样化发展等社会内容，即要把“有形的城市化”（即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收）与“无形的城市化”（即城市与农村的交融和互动）结 合起来，这是使中国城市化永葆活力的、长远的发展过程，是以乡育城—以城带乡—城乡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最终实现中国社会、经 济、文化与生态环境的现代化，其核心是：一元化的先进生产方式、多元化的社会生活方式和集约化的自然资源利用“三位一体”、和谐统一。
要实现这一 目标，在经济基础上，我们要彻底打破城市与农村的传统分工，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和幅射，分阶段从传统的主业、辅业向城乡“三大产业”协调发展过渡。首先，国 家要进一步增加对农业的物质、资金和技术投入，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优良品种，提高农业抗灾能力和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的生产率，保障生活和生产资料供应 充裕；加强农产品的市场体系建设，保证农民增产也增收；加强农业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保证农业赖以生存的水、土地和空气不受污染；此外，在保证中国主要农 产品安全供给的基础上，开辟国际农产品市场，探索农新产品供需调节的新途径，以抑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其次，政府应制定积极的产业政 策，提高农村的工业化水平，把产业升级与乡镇工业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结合起来。乡镇企业要积极开发有前途、有市场的农产品，并依托大城市、大工业加快产品的 更新换代，这样有利于提高乡镇工业产品的竞争力，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鉴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我们应鼓励城市和乡村共同开发 技术含量高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水平，增强国力，还可以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
再次，要进一步完善城乡经济 循环体系，发展新兴的统一市场，促进资源和信息共享，并以有力的政策扶持农村信息、文化、教育、旅游、社区服务和中介服务的发展，这样才有利于彻底改变我 国农村封闭、落后的局面，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和技能，使他们也能够享受现代社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物质生活，从而改变他们的生存方式，提高生活质量。
在 上层建筑领域，要改革不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目前城市的劳动用工、住房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为新世纪的城市化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而 改革长期不平等的城乡户籍制度更是当务之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要改变以以职业和商品粮供应为标准划分农业、非农业人口的做法，逐步建立以居住地划分城 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户籍制度，以经济手段来调控城乡的人口流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从而为城乡劳动者创造一个公平竞争、择优 高就的工作和生活发展氛围。
总之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必须唾弃那些城市能“养活”多少人？或“农村能 ‘养活’多少城市人口”陈腐观念，必须认清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潜力（包括产业结构、地域分布、就业市场和生产率等）在长期压抑中远没有发 掘出来，关键是我们能否抓住机遇，能否充分利用国际的物质、资金、人才和信息技术交流，来加快中国的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利用国际产业结构大调整的 时机，加快我国城乡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换代，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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