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区域经济的发展是明清时期全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本文选取江
南、珠江三角洲、华北平原、长江中上游地区，以及东北和台湾等几个较具代表性的
区域，分别考察其在明清时期的发展特色。文章特别强调，虽然各区域自然条件、发
展背景不同，发展水平、特点也有较大差异。但有一点是则是共同的，即：明清时期
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商品流通大大加强了。正是由于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商
品流通的扩大，才使得各区域可以扬长避短，分工互补，并从而形成各自的经济特色。
关键词： 明清 区域经济 商品流通
全文共分六个部分：（一）高效农业与丝、棉纺织业并重的江南经济；（二）以
外贸为导向迅速崛起的珠江三角洲；（三）华北平原－－种植结构的调整与棉纺织业
的发展；（四）长江中上游地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输出区；（五）边疆地区的初
步开发；（六）商品流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本篇文章分两次刊载,以下文章是上半部分)
区域经济的发展，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区域经济成为明清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之 一，十余年来已有相当数量的论著陆续问世。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一些较具代表性的区域，1做一初步的综合考察分析，着重探讨各区域的经济发 展特色，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一、高效农业与丝、棉纺织业并重的江南经济
江南地区，这里主要指江浙 两省环太湖平原的苏、松、常、杭、嘉、湖六府和太仓直隶州，共计50余州县。自唐宋以来这里一直是中国最先进的农业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可耕地几乎已 开垦殆尽，而人口却增加了数倍。到清代前期江南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500人，人均耕地不足2亩。2 一方面人地矛盾十分尖锐，而另一方 面这里又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这显然与江南经济结构的特点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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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学者施坚雅按照自然地理条件把全国划为华北、西北、长江上游、中游、下游、东南沿海、
岭南、云贵、东北九大区域（G.W.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见《中国封建社会
晚期城市研究》第57页）；中国学者郭松义则依据经济发展水平，把全国划分为：(1)以太湖
平原和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发达地区；(2) 经济发展较充分的已发展地区；(3) 大量流民进入，
经济上有较大发展的开发中地区；(4)地处边疆和偏远山区的不发达地区等四种不同的经济类
型（郭松义“清代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分类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
2期）。本文对区域的选择兼及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这两类划分标准。
2.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88、乙表76。
１、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经营方式是江南经济的重要特色之一。合理地利用现有农业资源，提高生产的集约化程度，是江南农业发展的主要途径。
不同的农作物对水土条件要求不同。在江南三大主要农作物中，水稻喜湿，土质以中性壤土为宜；棉花耐旱并有一定的抗盐碱能力，土质以沙壤土为最佳；种桑虽 然“不论山水平原各乡皆可”，但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肥料投入。合理利用农业资源主要是根据各种农作物的生长特点，将其配置在自然条件最适合的地方，形成专 业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的地域分工，从而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江南濒江沿海一带地势较高，供水困难，小农为解决稻田用水需投入巨量劳动，故种稻 极不经济。明末何良俊曾对松江府东部沿海高地和西部低田地带种植水稻的收益状况进行过具体比较：“西乡田低水平易于车戽，夫妻二人可种二十五亩，稍勤者可 种三十亩”，每亩岁入多者可达三石，少则二石五斗，从低计算“每岁可得米七八十石”；而“东乡田高岸陡，车皆直竖，无异汲水，水稍不到苗皆槁死，每遇旱 岁，车声彻夜不休，夫妻二人竭力耕种止可五亩，若年岁丰熟，每亩收一石五斗。” 以每米一石价银一两计算，西乡之田每亩产值3两或2.5两，东乡仅为西乡 50％左右；以户收入计算，则东乡农户收入仅为西乡的10％，收益极低。明末当地农民已认识到这里不宜种稻，开始改种棉花。康熙年间江南花价约每担2两， 种棉一亩平年可得皮棉80斤，折银1.6两，已超过种稻收入；而且种棉不必戽水灌溉，夫妻二人种植亩数可数倍于种稻，其户收入更可大大提高。 1 因而，到清代中叶松江府沿海各县已是种棉多于种稻了。
种桑的经济效益更明显高于种稻。据李伯重的研究：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种 稻一般每亩需投工11.5个，用肥(豆饼) 160斤，再加上种子、农具等其他各项投入，总计投资2.22两。每亩稻田平均产谷三石，以每石价银一两计 之，亩产值为3两，除去各项投入每亩获利0.78两，为投资额的35％。种桑每亩需投入人工48个，用豆饼750斤，加上其他桑苗、农具等，各项投资总计 为3.85两，大大高于种稻。但种桑每亩产值为9.5两，除去各项投资每亩可获利5.65两，为种稻的7.24倍，为投资额的147％。如果以每个男劳力 可治桑4亩，或种稻8亩计算，人均获利种稻为6.24两，而种桑为22.6两，种桑为种稻的3.6倍。还需特别强调的是清代江南的桑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 不宜种稻的土地改造而来，因而经济效益的提高就更为明显了。
到清代前期，江南平原已逐渐形成三个相对集中的作物分布区。2 即：
(1) 濒 江沿海以棉为主或棉稻并重的棉－稻产区，其范围北起常州府北部沿江的江阴、靖江，南至杭州府东部“钱塘滨江沙地”，主要包括松江府及太仓州的大部、以及苏 州府属常熟、昭文等州县。其中松江府之上海、川沙、南汇、奉贤、嘉定，太仓州及所属宝山、镇洋等八州县为中心产区，棉田比例约占各县耕地面积的 60－70％；其余各县比例稍低，约占耕地的30-40％。
(2) 太湖南部以桑为主或桑稻并重的桑－稻产区，其范围基本上是 “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主要包括湖州府之乌程、归安、德清，嘉兴府之桐乡、石门、嘉兴、秀水、海盐，杭州府之钱塘、仁和，苏州府吴 县、长洲、元和、吴江、震泽等县。其中又以桐乡、石门、归安、德清、仁和等县为最。同治《湖州府志》称，植桑之盛“莫多于石门、桐 乡”，3 桑地比例约计可达50％，其他各县则稍逊之。
(3) 以种稻为主的水稻产区，主要集中在太湖北部以及运河东北至沿海沙地之间的狭长地带，大体包括常州府之无锡、宜兴、荆溪、武进、阳湖、松江府西部的华亭、青浦，嘉兴府之嘉善、平湖、海宁等十余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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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3. 同治《湖州府志》卷30，蚕桑。
提高生产的集约化程度是江南农业发展的另一途径。以上考察中我们一看到，增加单位面积土地的劳动力和肥料投入，乃是江南农民提高生产集约化的主要手段。 随着农业用肥的普遍增加和耗肥量大的经济作物种植扩大，江南本地传统肥源已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对肥料的巨大需求，华北、淮北、东北等地豆饼以及最终榨为豆饼 的大豆的大量输入，便成为江南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柱。《续纂淮关统志》卷6记载，该关关税“向以豆饼为大宗”，“豆饼出产之处，自豫东、徐州而来者谓之西 河，自东省而来者谓之北河，自凤颖、洪湖而来者谓之南河”。据淮安关税收统计，乾隆年间经由运河输往江南的大豆、豆饼每年达数百万石之多；此外，每年由海 路从东北和山东半岛输入的上千万石粮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作为手工业原料和肥料的大豆、豆饼；再加上从长江中游湖广等地的输入，江南每年输入的大豆与豆 饼，总量十分可观。肥料成为长距离流通中的大宗商品，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江南农业的收益水平。
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使每亩耕地的经济收益明显提高，高投入，高产出是江南农业经济的重要特色。
２、农副产品加工业，特别是丝、棉纺织业的发达是江南经济的又一特色。
江南地区的农副产品加工业主要是在种植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其分布与种植分布密切相关。而丝、棉纺织业更是与农业并重的支柱产业。
江南的蚕丝产区大体与植桑区相一致，以太湖周边的湖州、杭州、嘉兴、苏州等府为最。康熙《嘉兴府志》记载，该府产丝“盛于海盐、石门、桐乡，而嘉、秀次 之”；1 光绪《杭州府志》言，府属“九县皆养蚕缫丝，岁入不赀，仁和、钱塘、海宁、余杭贸丝尤多”。2 在这些缫丝专业区中， 又发展形成一大批以生丝集散为著的专业市镇。如湖州府南浔镇“丝市最盛”，仅丝行即有京庄、广庄、划庄、乡庄之分；咸丰《南浔镇志》记载，“湖丝甲于天 下，……缫丝莫精于南浔人，盖由来已久矣。每当新丝告成，商贾辐辏，而苏、杭两织造皆至此收焉”；南浔丝市又以“小满后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阗，衢路拥 塞”。3 《乌青文献》记述乌程县乌青镇清初的贸易状况言，“丝有头蚕、二蚕两时；有东路、南路、西路、北路；四乡所出西路为上，所谓七里丝 也，北次之。蚕毕时各处大郡商客投行收买；平时则有震泽、盛泽、双林等处机户零买经纬自织；又有贸丝诣各镇卖于机户，谓之贩子。本镇四乡产丝不少，缘无机 户，故价每减于各镇也”。4
丝织专业区范围要相对小些，主要集中在苏、杭两城以及盛泽、濮院、双林等专业丝织市镇及其周围的乡村。乾隆《长 洲县志》记载，苏州“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又据咸丰年间的调查，清代中叶太平天国起义之前，苏州有织机12000台，杭州机户也是“昔以万 计”。5 嘉兴府濮院镇以濮绸著称，各省商人在此设庄收买，“开行之名有京行、建行、济行、湘广、周村之别，而京行为最”；该镇周围四五十里的 乡村中形成以濮绸为主要产品的丝织专业区；归安县双林镇附近数十里乡村，形成一个以生产包头绢为主要产品的丝织专业区；苏州府吴江、震泽二县则以绫绸为主 要产品，“凡邑中所产皆聚于盛泽镇”。此外，江南著名的丝、绸市镇还有震泽、黄溪、菱湖、王江泾、王店、石门、塘溪、临平、硖石、长安等，不下数十个。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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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熙《嘉兴府志》卷10，风俗。
2.光绪《杭州府志》卷80，物产。
3.咸丰《南浔镇志》卷21、22、32。
4.《乌青文献》卷3。
5.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页214，第二卷页68、74。
6.参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等。
清代，华北蚕桑丝织业已衰落，仅有少量土丝、土绸生产；四川阆丝产量也十分有限；江南是全国最主要的丝、绸产区，其产品不仅销行全国各省，而且输出日 本、东南亚、欧美以及俄国。乾隆年间的记载称，“闽省客商赴浙江湖州一带买丝，用银三四十万至四五十万不等，至于广商买丝银两动至百万，少亦不下八九十万 两，此外苏杭二处走广商人贩入广省尚不知凡几”。据《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统计，鸦片战争前全国生丝产量每年约7.7万担，其中商品丝约为7.1万 担，价银1200万两；丝织品产量为4.9万担，价银1455万两；两项合计共12万担，价值2650余万两。1 此时，虽然广东蚕桑丝织 生产在外贸刺激下已开始勃兴，但产量仍属有限。故江南所产在上述丝及丝织品总额中至少占80％以上。
棉布是江南的另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棉织 专业区最早形成于棉花种植区内，后逐渐扩大到水稻种植区。松江府和太仓直隶州所属各州县是最集中的棉布产区，苏州府之常熟、昭文，常州府之无锡、金匮等也 都是棉布的重要产区。钦善《松问》记载松江布的生产销售状况言:“松之为郡，售布于秋，日十五万焉”。2 郑光祖《一斑录》记言,“常（熟）昭 （文）两邑岁产布匹，计值五百万贯，通商贩鬻，北至淮、扬及于山东，南至浙江及于福建”。无锡布“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邮）宝（应）等处，一岁 交易不下数十百万”，3 有“布码头”之称。嘉定县南翔镇、金山县朱泾镇、上海县法华镇、南汇县周浦镇、宝山县罗店、江湾、月浦等镇都是著 名的棉布市镇。
明代江南棉布的最大市场是华北和西北，其次是华中与闽广；清代由于冀鲁豫三省棉纺织业的发展，华北、西北市场缩小，输出重心转 向湖广。乾隆以降，东北市场扩大，松江布由沙船海运关东成为大宗。同时海外市场也迅速扩大，173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购运“南京布”（即江南棉布）， 到乾隆末年欧美各国购买的“南京布”已突破百万匹，嘉庆三年更翻了一番，达210余万余匹。总计从乾隆五十一年至道光十三年的48年中，欧美各国进口“南 京棉布”总数高达4460余万匹。4 据《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统计，苏松地区年产棉布约4500万匹，进入长距离运销的有4000万匹；以 每匹价银0.3两计之，商品值为1200万两。其中销东北及北京1500万匹，销广东1000万匹，销福建100万匹，其余销浙江及运苏州加染。销广东 者有很大一部分出口南洋、欧美；销北京者也有一部分转贩俄国；在苏州染色之布，一部分由运河北销，一部分溯长江至汉口。5
江南农村的手工业是 在农业种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种植业与手工业在空间分布上是基本一致的。清代，江南已大致形成几个与种植业相关联的专业化手工业区：(1) 濒江沿 海沙土带的棉作棉织区；稍后棉作区进一步扩大到相邻的稻作区，从而形成 (2)环棉作区周边的稻作棉织区；(3) 太湖周边至浙西山区的桑作缫丝 区； (4) 苏、杭、盛泽、濮院、双林等丝织城镇周围的桑作丝织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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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页325－327。
2.《皇朝经世文编》卷28。
3.黄 《锡金识小录》卷1。
4.李伯重《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6年第2期。
5.《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278-279页。
6.参见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农村区域性专业化生产考察》。
江南地区是农产加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妇女劳动力资源利用最充分的地区。农副产品加工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以土地产品为原料，通过再一次的劳动投入得 到一个附加值，从而增加了小农家庭的总收益。与单一的种植经济相比，它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可充分利用几乎是取之不尽的劳动力资源，在土地之外创造价值，从而 为经济的发展拓宽了途径，增加了财源。江南地区之所以能以较少的土地养活众多人口，农副产品加工业创造的财富，即是重要原因之一。
３、市镇经济的发展是江南经济的又一重要特色。
市镇的发展可以说是明清时期江南所特有的现象，其市镇密度及规模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表１是江南六府一州明清两代市镇数量增长状况，该表可见，从16－19世纪的三百年间，江南市镇大约增长了80％，其中苏州、松江、杭州等府的增长更在一倍以上。
江南市镇多是以某种手工业生产,
表１ 明清两代江南市镇统计 单位：个 或某种商品的集散流转为经济特色，
━━━━━━━━━━━━━━━━━━━━━ 市镇的功能是纯经济性的。丝织、棉
府州别 明代中后期 清代中叶 织业市镇前已述及，以流通为主的市
───────────────────── 镇，仅举数例：
苏州府 45(正德) 100(乾隆) 浒墅镇，在苏州阊门外，地濒运
松江府 44(正德) 113(嘉庆) 河，为浒墅关所在地。 据档案记载，
常州府 93(万历) 105(道光) 该镇“地当南北通衢，为十四省货物
太仓州 34(万历) 79(宣统) 辐辏之所，商船往来日以千计”，每
杭州府 44(万历) 88(乾隆) 年征收商税高达数十万两。1 枫桥
嘉兴府 28(万历) 39(光绪) 镇，为江南地区最著名的米市。每年
湖州府 17(天启) 25(乾隆) 从长江中上游输入江浙的米谷大多汇
合 计 305 549 集于此，再由此转销各地。史载“湖
━━━━━━━━━━━━━━━━━━━━━ 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
资料来源：据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 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2
页141-149“明清两代江南市镇统计表”汇总。 刘河镇，位于娄江（即刘河）入海口，
为 江海关主要税口之一。 清初定制， 闽广海船赴江南贸易者收泊上海，北洋沙船则收泊太仓州之刘河。乾隆年间，刘河镇每年进口沙船约有二千艘，“自海关 至外口十余里沙船相接，有回揽停泊者直至口外四五里”。3 他如乍浦、平望、长安、梅里等，也都是以商品流通而著称的市镇。
江南市镇的人口规模，大者数千至上万户，一万至数万人；少则数百户，一两千至数千人。4 再加上苏州、杭州、上海等几个较大的商业城市，江南城镇人口比例是全国最高的，其都市化进程远远走在全国前列。
上述江南经济特色的形成，不仅有赖于其自身的发展，而且与外部市场条件密切相关。大豆、豆饼的输入前已述及，而长江中上游地区大量稻米的输入，对江南经济的发展更具有重要意义（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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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该关档案。
2.《皇朝经世文编》卷44。
3.《浏河镇纪略》卷5，盛衰。
4.据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30-134、137、138页各表。
二、以外贸为导向迅速崛起的珠江三角洲 1
珠江三角洲的开发起步较晚。宋代北方移民的大量迁入，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江南治理低洼沼泽地的经验。以这些移民的迁入为契机，珠江三角 洲开始了初步的开发，并很快取得成效，到南宋时已有余粮输往闽浙了。明清时期三角洲的开发进一步加快，据统计明末南海、番禺等十县的耕地面积已从明初的 300余万亩增至700余万亩；2 从清初至嘉庆年间又从815万余亩增至950余万亩，耕地面积的增长主要是围垦沙田获得的。3
珠江三角洲气候温暖，水源充沛，水稻一年可以两熟，加之沙田都是江河泥沙淤积而成，土质肥沃，故亩产很高。据郭松义先生研究，清代前期珠江三角洲亩产早晚两季一般可收谷六七石或更高；如只种一季，可得谷3－4石。4
随着开发的深化，商业性农业开始兴起，明代中后期珠江三角洲已出现了各种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种植区。如果树、甘蔗种植以顺德、番禺、东莞等县为中心，顺德 县陈村“周回四十余里，……居人多以种龙眼为业，弥望无际，约有数十万株；荔枝、柑、橙诸果居其三四，比屋皆培取荔枝、龙眼为货，以致末富”；番禺县周围 “三四十里，多以花果为业”，“梅与香蕉、梨栗橄榄之属，连冈接阜，弥望不穷”；“番禺、东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阳春糖居十之六”，“白、紫二蔗，动连千 顷”。又如，种香以东莞为著，该县之石涌、牛眠石、马蹄冈、金钗脑、金桔岭诸乡“人多以种香为业，富者千树，贫者亦数百树”；植茶则集中在南海县西樵山及 广州的河南一带，“珠江以南三十三村谓之河南，……土沃而人勤，多业艺茶”，“每晨茶估涉珠江以鬻于城，是曰河南茶”；南海县“西樵号称茶山，……今山中 人率种茶”；蒲葵种植以新会为中心；南海县的九江则以鱼花为著。5
位于珠江三角洲出海口的广州，自汉代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不过，历 史上广州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周围藩属国的朝贡贸易，这种贸易与广东地区的社会生产很少发生直接的联系，本地产品很少加入以进出口贸易为中心的流通过程，本 地产品的交换市场同外贸市场基本上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流通领域。从明代中叶开始，广州的对外贸易发生了意义深远的转变。即从传统的贡舶贸易向商舶贸易的转 变，从以进口为基调的贸易转为以出口为基调的贸易，欧洲商人也逐渐取代亚洲各国成为主要的贸易对象。6 乾隆二十二年的独口通商政策将与西洋各 国的贸易集中于粤海关一口，更赋予广州以特殊优越地位，使之在对外贸易中独占鳌头几达百年之久。对外贸易的这一转变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它使正在兴起的三角洲的商品经济与海外市场发生了十分密切的联系，并以国际市场的需求为直接动因而迅速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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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里指狭义的珠江三角洲，大体包括广州府之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会、香山、新宁、新安、
三水、增城等十县的全部或大部，以及肇庆府之高明、鹤山二县的一部分。
2.叶显恩、谭棣华《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墟市的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3.据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第222页表统计。
4.郭松义《清代前期南方稻作区的粮食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5.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卷25，木语；卷27，草语；卷14，食语；卷16，器语；卷22，鳞语。
6.刘志伟《试论清代广东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最具代表性的当推“桑基鱼塘”专业区的发展。这是一种以种植业与水产养殖相结合的生态形农业经营方式，最早出现于南海、顺德、高鹤三县交界地区。广东本 非蚕桑区，明代果基鱼塘是南海九江、顺德龙山、龙江一带的主要经营方式，《广东新语》记载：“广州诸大县村落中，往往弃肥田为基以树果木，荔枝最多，…… 基下为池以蓄鱼，岁暮涸之，至春以播稻秧”。1 由于国际市场需求刺激，明末清初开始出现“桑基鱼塘”，即把原来的果基改为桑基。基种桑，塘蓄 鱼，桑叶饲蚕，再以蚕屎饲鱼，塘泥肥桑。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限定广州独口通商，国外生丝及丝织品的采购都集中到广州，生丝需求量剧增，价格日昂。国际市场 对生丝的需求更进一步刺激了三角洲蚕桑业的发展，乾、嘉年间甚至出现了“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热潮。到清代中叶，珠江三角洲已形成一个以九江为中心， “周回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数百顷，种植桑树以饲蚕”的专业化、大面积的蚕桑生产基地，成为仅次于江浙地区的蚕丝生产中心。2 小农 以蚕桑为业，缫丝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家庭手工业。有一首竹枝词这样写道：“呼郎早趁大冈墟，妾理蚕缫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3 显然，墟市丝价与国际市场的需求已有密切的联系。
经济作物种植的大幅度增长，使珠江三角洲缺粮日益严重。从南宋到明代中叶，珠江三角洲一直是 粮食输出区，缺粮大体是从万历年间开始的，清代这一现象日趋严重。据陈春声研究，清代中叶珠江三角洲耕地900余万亩，人口400余万。以平均亩产四石从 低计算，稻谷产量每年也可达3600余万石；即便有1/2的耕地种植粮食作物，即可满足三角洲人口的粮食供应。而事实上，清代中叶广东全省每年需从相邻的 广西、湖南、江西以及暹罗、安南等地输入稻谷400万石左右，其中至少有一半是供应珠江三角洲的。也就是说，三角洲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耕地用于种植经济作 物。不过，三角洲缺粮虽然严重，但粮价并不甚高，广州府粮价一直低于潮州、嘉应等府州。4 这显然与三角洲便利的交通条件，密集的市场网络及其 有效运作密切相关。通过大规模的粮食输入，珠江三角洲较好地解决了四百万人口的食粮问题，从而腾出更多的土地种植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
丝、棉纺织业、广彩烧造业和花茶薰制业等，也是因出口的需要而兴盛起来的。
明代粤缎、粤纱在海外已享有一定的声誉，但产量有限；清代随着蚕桑业的发展，三角洲的丝织业也迅速发展。清初，佛山丝织业已有八丝缎行、什色缎行、元青 缎行、花局缎行、绉绸行、绸绫行、帽绫行、花绫行、洋绫绸行、金彩行、扁金行、机纱行、斗纱行等十八行。道光初年佛山仅帽绫一行即有机房202家，西友织 工人数达1100人之多；丝织各行合计，织工至少有数千人。5
珠江三角洲种棉不多，本非棉布产区。商人每年运糖赴江南，回贩棉花棉布以供本地消费。广州独口通商之后，欧洲商人对中国棉布的需求刺激三角洲棉纺织业迅速发展，乾隆年间佛山有棉花行22家，经营棉花销售，主要供应本镇及附近乡村机户织布。所产棉布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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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2，鳞语。
2.刘志伟前引文。
3.嘉庆《龙山乡志》卷12，张臣《竹枝词》。
4.参见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十八世纪广东米价研究》第二章。
5.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页207-8。
中 到佛山加工染成“长青布”，销往海外。1 据统计，1785－1833年间广东平均每年进口印度棉花约20万石，大约相当于同期松江府用棉量的 2/3；鸦片战争前夕，广东每年进口棉花更多达50－60万担，其中很大一部分供应三角洲。如果按同样的用棉比例计算，广东棉布产量已接近或超过江南棉布 的产量。印度棉花价廉物美，使棉布成本较低；加之珠江三角洲位于当时的对外贸易中心，其棉布出口更得地理之便，因而在海外市场颇具竞争力，往往冒“南京棉 布”之名输往欧美，夺走了江南很大一部分海外市场。2
新兴的“广彩”烧造业更是为适应海外市场的需求而兴起的。其工场设在广州河南，磁器胚胎 选用景德镇烧造的白磁器，运至广州“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绘上图案，再入炉烧制，“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此种瓷器被称作“广彩”或“河南彩”， “始于乾隆，盛于嘉道”。十八世纪20年代，茶叶出口跃居首位，广州制茶业也随之兴起。为适应西方人的口味，茶商在广州河南设厂制造一种以花薰制的“花 茶”，在国际市场上大受欢迎。3 此外，三角洲的冶铁、制陶、制糖、制扇等手工业和农产加工业在清代也有很大的发展。
转口贸易是清 代三角洲经济的又一重要支柱。洋船进口货物以哆罗、哔叽、羽毛、纱缎、檀香、胡椒、黑铅等项为大宗；出口货物则以茶叶、湖丝、绸缎等为大宗。表２是道光年 间粤海关出口茶叶和丝、绸等项商品统计。该表可见，仅茶叶、生丝及丝织品两项即占出口商品总值的60－80％。茶叶，主要是来自福建、安徽的武夷茶、松萝 茶；丝及丝织品则主要产自江浙，每年经由大庾岭商道运往广州出口。进口洋货中绝大部分也是从广州经陆路、海路转销全国各地。
表２ 鸦片战争前茶叶、生丝出口占广州出口商品总值的％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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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出口总值 茶叶 ％ 丝及丝织品 ％ 合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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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 2230 1179 55.85 499 22.38 1678 75.23
1822 2047 1194 58.33 510 24.92 1704 83.49
1823 2102 1231 58.57 337 16.01 1568 74.58
1824 2229 1348 60.50 338 18.75 1686 79.25
1825 2657 1357 51.08 514 19.34 1871 70.34
1826 2205 1256 56.98 306 13.87 1562 70.85
1827 2428 1240 51.07 337 13.88 1577 64.95
1828 2319 1132 48.81 419 18.06 1551 66.87
1829 2504 1105 44.12 349 13.95 1454 58.07
1830 2420 1055 43.60 392 15.90 1447 59.50
1831 2282 1219 53.41 461 20.21 1680 73.62
1832 2641 1524 57.70 359 13.59 1883 71.29
1833 2018 871 43.18 343 16.99 1214 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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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据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一)，页254-25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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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页207-8。
2.李伯重前引文。
3.参见陈伯坚、黄启臣编著《广州外贸史》上册，页319－320。
清代前期，白银是欧洲各国购买中国茶、丝等商品的主要支付手段。 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言：“闽粤银多从番舶而来，番有吕宋者在闽海南，产银。其行银 如中国行钱，西洋诸番银多转输其中，以通商故，闽粤人多贾吕宋银至广州”。而“商贾所得银皆以易货，度梅岭者不以银捆载而北也”。1 这是 明末清初的记载。乾嘉年间仍然如此，而规模则大得多。据庄国土研究，十八世纪上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中白银所占比例高达80－90％，平均每船 携带白银109226两，在1700－1753年的五十年余间该公司计有178艘商船来华贸易，输华白银总数达1944万两。十八世纪后半叶，该公司对华 输出商货有所增加，白银所占比例渐降至50％以下，但由于输出总值的大幅度增长，平均每船带银仍达739994两，故从1760－1799年，四十年中输 入中国的白银总计仍高达2400余万两。2 西洋商船将大量白银运至广州，购买中国的丝、茶等货；中国商人收入白银，在广东购货贩至国内各省。 随着外贸的发展，珠江三角洲本地商品运销外省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外省商人运货至广州出口，以所得之银购买“广货”运销内地，成为清代三角洲商品流通的基本 模式；留在本地的白银又继续运作，将三角洲经济越来越广泛地纳入以外贸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这样，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本地市场与国内、国际市场的 商品流通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商品经济与转口贸易的发展使三角洲从事商业、运输业的人口大幅度增长。如顺德县“龙 山、龙江、勒楼、黄连、陈村人务商贾”，多“贸易于石龙、江门、省垣、佛山四镇”；番禺县商人多出自韦涌、古蓼、南冈等十余乡，也有不少“商于省、佛，并 交蕃船”，从事对外贸者。在广州、佛山经商者“顺德之人居其三，新会之人居其二，番禺及各县、各府、外省之人居其二，南海之人居其二”。新安、新宁两县濒 海，经商者“皆以海船为务”，近则往来于沿海各埠，远则直抵东南亚诸国。3 贸易于国内各省者也为数不少，大多“随其土宜以为货”。如“广州 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东莞县商人“多以香起家”“种香之人 一而鬻香之人十”；又有制作香箱者“数十家藉以为业”；顺德县果木产区“人多衣食荔枝、龙眼，其为栲箱者、打包者各数百家，舟子、车夫皆以荔枝、龙眼瞻 口”；南海县九江乡为鱼苗产区，每年春季鱼花“水陆分行，人以万计，筐以数千计，自两粤郡邑至于豫章、楚闽无不之者”；新会县居民“所以资生者半出于蒲 葵”，以葵制扇，贩之四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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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东新语》卷15，货语。
2.庄国土《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3.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2。
4.《广东新语》卷14，食语；卷26，香语；卷25，木语；卷22，鳞语；卷16，器语。
乾嘉年间，顺德县人龙廷槐曾对广州府属各县务农经商人口比例作过一粗略估计，我们据以制成表３。 如果龙氏的这一估计大体不错的话，那么清代中叶广州 府属主要县份中有30％左右的人口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换言之，在该府四百万人口中至少有百万以上是藉贸易以为生计的。
表３ 广州府属各县务农经商人口比例一览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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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别 务农 经商 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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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海 20 60 20
番 禺 60 30 10
东 莞 60 30 10
顺 德 30 40 30
新 会 50 40 10
香 山 90 10 －
新 宁 70 30 －
新 水 70 30 －
增 城 80 20 －
三 水 60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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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2。
总之，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经济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到清代中叶已跃居全国先进之列。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市场机制的初步形成，经商人口急剧增加，一个以外贸为导向，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经济格局正在逐渐形成。
三、华北平原－－种植结构的调整与棉纺织业的发展
华北平原的冀鲁豫三省地处黄河下游，是中国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春秋战国直至唐宋，华北平原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居于全国前列。12－14世纪的数百 年间，这一地区屡经战乱兵燹，经济发展受到破坏，经济地位逆转。进入明代，政府的移民屯垦等项政策，使华北平原经济重新崛起。明清两代，华北平原三省田赋 约占全国总额的30％左右，1 在国家财政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万历年间冀鲁豫三省人口1512万，耕地18516万余亩；清嘉庆间人口增至 7998万，耕地增为24489万余亩；2 耕地增长仅30％，而人口增长了4倍还多，人均耕地从明代的12亩降至仅３亩零。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使 华北平原的人地矛盾日见严重，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华北平原经济的发展使土地的负载能力大大提高了。
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两年三熟制的普及、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以及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下面分别述之。
华北两年三熟制的发展大约始于明代中后期。据孔府档案统计，顺治年间位于鲁西平原孔府的大多数屯庄都已实行豆麦复种，平均复种指数为117；而此时的山 东尚处于明末战乱破坏后的恢复时期，故复种应是沿明代旧例。康熙年间毛家堂、夏家铺二庄的复种指数分别为120和140；乾隆年间美化等庄的复种指数更高 达150左右。3 又如康熙《巨野县志》记载，“种植五谷，大约以二麦居六，秋禾居四”，“二麦种于秋后，小麦更多，先大麦播种，历冬至夏五月收 刈”；“初伏种豆，末伏种荞麦，多用麦地，俱秋杪收刈”；“秋禾以高粮、谷豆为主，其次粟稷，沙地多种棉花”。4 这是鲁西平原兖州府一带的情 况，相邻的河南平原各府大致也是如此。5 即便鲁中山区等土地条件较差的地区，清代中叶两年三熟制也已普及。咸丰年间沂水县令吴树声《沂水桑麻 话》记述了沂州府的情况：“坡地（俗谓平壤为坡地）两年三收，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俗谓污下地为涝地）两年三收，亦 如坡地，惟大秋概种 子……麦后亦种豆”。直隶的自然条件在三省中属最差，两年三熟制的普及程度可能较低，大体只有南部水土条件较好的冀中平原地区 复种指数较高。
华北两年三熟制的搭配是以麦－豆－秋杂轮种为主。无论哪一种搭配都是以豆麦复种为核心，即先种越冬小麦－－麦收后复种大豆，晚 秋收获－－翌春种植大秋作物，如高粮、谷子、棉花等。小麦在粮食作物中品优价高，是北方旱地农业中收益最高的作物；小麦又是越冬作物，农历八月播种，来年 五月收获，可充分利用地力、农时。大豆则生长期短，又有很强的固氮作用，能够提高土壤肥力，在两季大粮作物中插入一季大豆，可以在不增加肥料投入的前提下 提高土地总产量，在经济上是十分划算的。正是由于麦豆复种的这一优越性，使其经过长期发展最终成为华北两年三熟制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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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35、66统计。
2.据梁方仲前引书甲表82、乙表32、61统计。
3.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4.康熙《巨野县志》卷7。
5.如嘉庆《密县志》记载，“凡地二年三收，……黄豆有大小二种，五月收麦耩种， ……八月中旬
成熟”； 道光《扶沟县志》亦称，“若好地则割麦种豆，次年种秋， 最少二年三收”。
粮食种植结构的上述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一，小麦、大豆、高粮取代粟谷成为华北平原的主要粮食作物，提高了粮食的商品率和小农的经济收益。小麦在 粮食作物中品位最高，市场需求也大，价格大大高于杂粮，多用于出售。每到麦收季节，外地商人纷纷赴产地收购小麦外运，或籴麦踏曲，更致麦价上扬。粜精籴粗 是小农提高土地收益的重要手段。民间多有“一麦抵三秋”，“一麦胜三秋”之谚。大豆种植也主要是为出售，山东、河南大豆自明代即向江南输出，清代乾隆年间 每年的输出量达数百万石。1 至于高粮，它是北方酿酒的主要原料，商品率也较高。其二，两年三熟制的普及提高了耕地复种率，使同样面积
的耕地可收获更多的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一方面适应了清代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提供了可能。
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经济作物的种植首推棉花，其次是烟草、花生等新品种的引进，此外果树、药材等的种植也有较大的发展。
华北平原的棉花种植在明清时期有较大的发展。一方面，植棉区数量有大幅度增长，如山东植棉州县明代约40余个，清代增至90余州县；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专 业化、大面积种植的发展，在一些主要产区棉花种植已占相当比重，出现了粮棉并重，甚至棉花种植排挤粮食作物的现象。如鲁西北棉区清平县，棉花种植“连顷遍 塍，大约所种之地过于种豆麦”；高唐州也是“种花地多，种谷地少”；夏津县则是以棉花收成好坏作为衡量“年之丰歉”的标准。2 直隶的正定、保定二府 及冀、赵、深、定诸州都是棉花重要产区。乾隆年间黄可润《畿辅见闻录》记言，“直隶保定以南，以前凡有好地者多种麦，今则种棉花”；直隶总督方观承《棉花 图》亦言，“冀、赵、深、定诸州属农之艺棉者什之八九”。道光年间正定府栾城县有耕地肆千余顷，其中“稼十之四，所收不足给本邑一岁食，贾贩于外以济之； 绵十之六，晋豫商贾云集，民竭终岁之勤，售其佳者以易粟，而自衣其余”。3 该县棉花种植面积超过粮田，以致食粮需从外地购入一部分。河南棉花种 植在明代已较发达，清代又有发展。乾隆《武安县志》言：“武邑广出木棉，见于明志。今犹昔也，盖地多沙田宜于种棉，因志为货物之冠”；乾隆《巩县志》则 称，该县小农“资生之策强半以棉花为主”，“收花之利倍于二麦，民食资焉”。4
烟草是清代新引种的经济作物。山东烟草种植始于清初，以兖州府 滋阳、济宁一带为最早。康熙《滋阳县志》记载，烟草“滋阳旧无”，顺治年间城西乡民试种之,“相习渐广”，到康熙时已是“遍地栽种”,“每岁京客来贩，收 买不绝”，颇为民利。济宁种植烟草最晚始于康熙年间，乾隆时烟草种植已开始与粮食作物争劳力争农时，至道光年间济宁“环城四五里皆种烟草”，“膏腴尽为烟 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鲁北大小清河流域的烟草种植也是从济宁传去的，嘉庆《寿光县志》记载，“寿邑向无是种，自康熙间有济宁人家于邑西，购种种之，获 利甚盈。其后居人转相慕效，不数年而乡村遍植，负贩者往来如织”。到清代中叶，山东至少已有二十余州县种植烟草。5 直隶烟草种植清代前期 也已有相当规模，“上腴之地无不种烟”，其利“视百蔬则倍之，五谷则三之”；蓟州、易州、山海关等处都是直隶著名的烟草产地，其烟以“雄劲有力，号北地之 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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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明清时期山东的粮食流通》二文，载《历史档案》
1992年第1期、1995年第1期。
2.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页43－47。
3.道光《栾城县志》卷2。
4.乾隆《武安县志》卷11；乾隆《巩县志》卷７。
5.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页48－52。
6.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1；王沂《青烟录》卷8。
花生的引种稍晚于烟草，大约始于嘉庆年间，道咸年间已见有输出。清末花生成为山东、直隶、河南三省输出商品之大宗。
果树种植在华北也有相当规模，尤以枣梨为最。如嘉靖《山东通志》记载，枣“六府皆有之，东昌属县尤多”；梨“出东昌、临清、武城者佳”。 乾隆《平原县 志》记载，平原、恩两县接壤的马颊河西岸，北自梅家口，南至津期店“凡五六十里”，多种植果树，“枣梨桃李之属获利颇多”。1 河南林县小农多 以种植果树为生计,“多收果核即属有年，不以黍稷丰凶为利病也”。2 直隶献县产枣亦多，“北以车运供京师，南随漕舶以贩鬻诸省，土人多以为恒 业”。3 运河沿线的临清聊城、张秋、济宁等都有果品集散市场，据不完全统计乾隆年间经运河输往江南的山东、直隶、河南三省枣梨，每年约有五六 千万斤之多。4他如直隶深州、肃宁之桃“多走四方，或走京师”销路颇畅；山东青州府益都、临朐盛产核桃、柿子，柿树“盈亩连陌”，加工制为柿饼，先由陆 路运往胶州、即墨，再由海船运往江南闽广。5
药材，以河南怀庆府种植为盛，种类亦多。方志记载，“济源多山，而药物产于山者为多”；平原区则 “河朔地多肥美，其近于沁、济间者尤宜于药草”。怀庆府之河内、武陟、温、孟等县小农多专种药材，武陟“居十之二三”，河内、温、孟等县更甚于武陟。该府 所产药材以地黄、牛膝、菊花、山药为最著，合称“四大怀药”。菊花以温县所产最著，牛膝则以河内所产为最；而地黄其苗实产于开封府之密县，“怀人购而植 之”，“籍沁水灌溉”，药性甚佳。6 怀庆府商人亦多以经营怀药为业，贩鬻四方。山东产药以沂蒙山区和山东半岛为多，如沂州府沂水县“闾阎 恃以营生者西南惟烟，西北惟山榆，西山一带药材居多，其为利当民食之三”；登州府莱阳县所产沙参，“向为邑出口货大宗”，运销江浙闽广。7东阿县所产之阿 胶则为成药之名品，销行更广。直隶祁州是清代华北平原最大的药材交易市场，雍正己酉进士祁州人刁显祖所作《祁阳赋》记载其盛况言，祁州药市，“年年两会， 冬初春季，百货辐辏，商贾云集。药材极山海之产，布帛尽东南之美”，“交易月余，盖大江以北发兑药材之总汇”。8
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农副产品加 工业的发展，首推棉纺织业。明代，华北平原棉纺织业已有一定的发展，但尚不够发达，加之政府征调任务繁重，本地所产棉布不敷需求，每年需从江南大量输入棉 布。徐光启《农政全书》有言：“今北土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清代，华北三省棉纺织业手工业迅速普及，并形 成不少有较大输出能力的商品布集中产区。到乾嘉年间，冀鲁豫三省已从明代的棉布输入区变为棉布输出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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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嘉靖《山东通志》卷８；乾隆《平原县志》卷3。
2.乾隆《林县志》卷5。
3.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13。
4.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
5.乾隆《河间府志》物产志；咸丰《青州府志》卷23。
6.道光《武陟县志》卷2；嘉庆《密县志》卷11。
7.道光《沂水县志》卷4；民国《莱阳县志》卷2。
8.乾隆《祁州志》卷7。
直隶东部永平府的滦州、乐亭等州县是商品布重要产区之一。嘉庆《滦州志》记载，该县所产棉布“用于居人者十之二三，运于他乡者十之七八”；乾隆《乐亭县 志》亦称，棉布“本地所需一二，而运出他乡者八九”；因这里“地近边关”，故以销往关外为主。南部正定府及冀、赵、深、定等州是又一棉布产区。乾隆《正定 府志》记载，“郡近秦陇，地既宜棉，男女多事织作，晋贾集焉，故布甫脱机，即并市去”；束鹿县和睦井集“布市排集如山，商贾尤为云集”。 1 这里地近太行，所产棉布多销往太行山以西的山西诸县，如《寿阳县志》即言，该县所用棉布“出获鹿、栾城，本地人叫做东布”。2
河南是老棉区，产布州县亦多。较重要的商品布产区一在黄河以北的怀庆、河南二府，孟、温、孟津、济源、偃师等县都是棉布产区。其中又以“孟布”最著，乾 隆《孟县志》记载，“孟布驰名，自陕甘以至边墙一带远商云集，每日城镇市集收布特多”，以至“车马辐辏，廛市填咽”；孟津县也是“邑无不织之家，秦陇巨商 终年坐贩邑中”。3 另一商品布产区在南部的汝宁府，以正阳县陡沟店所产最盛，“家家设机，男女操作，其业较精。商贾至者每挟数千金，昧爽则市上张灯 设烛，骈肩累迹负载而来，所谓布市”。布匹销售范围则“东达颖亳，西达山陕”。4
山东商品布产区如鲁北平原的齐东、章丘、邹平、长山一带所产 棉布总称为寨子布，多集于周村，输往关东。嘉庆年间仅齐东一县每年即有数十万匹棉布输出。鲁西北的陵县、齐河、平原、恩县、清平、馆陶、聊城等为又一商品 布产区，陵县“出产白布最多”，清代中叶该县淄博店、神头店、凤凰店等镇共开设有布店七座，“资本雄厚，购买白粗布运销辽沈”，全县收入颇为可观。齐河、 馆陶、聊城等县也都有山西商人在城镇开设布庄，收购棉布，主要销往北口外。武定府的惠民、滨州、蒲台、乐陵等是又一棉布产区，惠民布多由“海丰县呈子口装 船渡海，赴东三省销行”；蒲台所产则“南赴沂水，北往关东”；乐陵布“行销直隶乐亭、文安、灞州一带”。18世纪末至19世纪八九十年代洋纱洋布销行华北 之前，是华北平原棉纺织手工业大发展时期。其时，仅山东一省每年即有300－500万匹的输出能力，5三省合计每年的输出量估计当在五六百万－千万匹。此 时的华北、西北棉布市场已基本为山东、河南、直隶三省棉布所占领；在东北市场上则形成一个山东、直隶、江南棉布争夺、分割市场的新格局。
清代，冀鲁豫三省的酿酒、榨油、烟草加工、果品加工、编织、制陶等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也都有一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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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长江中上游地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输出区
长江中游三省中，江西开发最早，鄱阳湖区在宋代已有粮食输出。洪武二十六年江西人口已达898万，人均耕地仅4.8亩；而湖广两省人口仅470万，人均耕地46.8亩，近十倍于江西 1, 故从元末起江西已开始向湖广移民，明清时期规模更大得多。
两湖地区的开发正是随着江西移民的大量涌入而开始的，明代中叶形成第一次开发高潮，清代前期为第二次高潮，兴建垸田和各种水利设施是其开发的主要方式。 其中，明代的开发重心在湖北江汉平原，如孝感县“近湖之田，先年原是湖地，夏秋皆水”，嘉靖时已被开为垸田；沔阳州，明初还是“湖河深广”，“垸少地 旷”，“客民利之，多濒河为堤”修筑垸田，到万历时“湖多淤为田庐”2。 清代的开发重点则在湖南洞庭平原，雍正年间湖南巡抚王国栋的奏报说，“洞庭一 湖春夏水发则洪波无际，秋冬水涸则万顷平原，滨湖居民遂筑堤堵水而耕之，但地势卑下，水患时有，惟恃堤垸以为固”。 此类垸田，“大者百余里，小者二三 里，方圆不一，星罗棋布”3。 又据《湘阴县志》记载，该县自乔口以北概为滨湖荒地，“康熙时修建诸围，……至乾隆之初号称极盛，乾隆五年特下广劝开 垦之诏，零星地土听免升科，富民争起应之，报垦无虚岁。亦会其时无水旱之忧，民殷物阜，绰有余力，六七年间增修至数十围”。乾隆年间，仅湘潭、巴陵、益阳 等九州县因修筑堤圩而涸出的湖地共计达16万亩之多 4。康熙二十四年湖南耕地为1389万亩，雍正二年增至3125万亩，乾隆十八年再增至3200 余万亩5, 湖南是清代华中三省耕地增长幅度最大的省份。
两湖农作物以水稻为主，而水稻生长对灌溉条件要求甚高，“近水则腴，远水则瘠”。故湖广地方官和乡绅对于水利设施的兴修都十分重视， 修建的水利设施有塘、堰、堤、陂、井、泉、湖、潭、圳、垸等，数量极大。表４是明清时期湖广部分地区修建的水
利工程统计，请参见。又据乾隆《郴州总志》统计，该
表４ 两湖地区水利工程统计 州所属六州县陂、塘、坝、堰合计达357
━━━━━━━━━━━━━━━━━━━ 处。乾隆《宁乡县志》记载，该县共有各
地 区 万 历 乾 隆 嘉 庆 种水利设施84个，可灌田89000亩。 嘉
─────────────────── 庆《攸县志》载，该县有“障水陂凡数十
鄂东南 652 555 －－ 处，广溉者一陂至数万亩”全县农田“水
湘 中 114 577 774 利足恃者十之七”。《桂阳直隶州志》称
湘 南 134 1283 1299 该州共有“泉、塘四十余所”，各可灌溉
━━━━━━━━━━━━━━━━━━━ 稻田千亩或二千亩不等，其中五眼陂一处
资料来源：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 即可“溉田四千亩”，云祥坝可“溉万亩
页179，表7-2。 焉”,全州耕地四十余万亩，不能灌溉者
仅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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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方仲前引书乙表32。
2.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页175-176，217-218。
3.《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5辑，湖南巡抚王国栋折。
4.李华《清代湖南稻米生产的商品化及其原因》，《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3－14期。
5.梁方仲前引书乙表61。
6.李华《清代湖南稻米生产的商品化及其原因》。
双季稻的推广也是清代湖南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据李华先生的研究，湖南双季稻的推广约在雍乾年间，乾隆三年布政使张桀、按察使严瑞龙有言：“南楚之田， 一岁再熟”；乾隆十年前后杨锡绂、周人骥等任湖南抚按大臣时又大力推广，屡次发布告示“劝种两熟稻谷”；地方官也积极加以推行，故而较见成效。1 水利 兴修和双季稻的推广，使湖南稻谷亩产比明代大幅度提高。 如长沙县“每田一亩，得十石有奇”；郴州宜章县“每上田一亩，获谷五石”；城步县“上田收谷四 石五斗”。郭松义先生依据档案、方志中官、私租额资料对清代华中三省亩产进行了比较：江西的稻谷单产多在2－3石，两季亩产平均可达４石。 湖北水稻产 区，水利设施完备亩产较高者可达五六石，一般沿江平原亩产大致在2－3石之间。湖南亩产高者5－7石，低者2－3石，一般在2－4石之间；而洞庭湖区则在 4－6石之间，亩产不在长江三角洲之下，在华中三省中也是最高的。2
明代以前，江南苏松杭嘉湖五府是全国最大的谷仓，明中叶以后江南渐成为缺 粮区。而湖广稻谷则从明代中后期开始输出，遂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谚，清代其输出量更大幅度增长。康熙年间玄烨皇帝即言：“江浙百姓全赖湖广米粟”；一 但湘米不至，即会引起江浙米价上涨 3。 所谓湖广，主要即指洞庭－江汉平原、湘中地区以及鄂东沿江平原，包括湖南的长沙、岳州、澧州、常德、衡州、 宝庆诸府和湖北的汉阳、黄州二府。
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开发，也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四川经济已有一定的发展。万历年间，四川人口 为26万余户，310万口；耕地面积1348余万亩。明末的连年战争对四川经济破坏极大，清初几乎完全荒芜。康熙二十四年四川全省耕地仅170余万亩，田 赋岁入仅三万余两 4。 为恢复经济，清政府制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一方面招徕流落外地的川民返回故里，另一方面鼓励外省农民进川开垦。经过数十年的移 民垦荒，土地渐辟，经济复苏。雍正年间四川耕地面积已增至2100余万亩，乾嘉时又增至4600万亩；地丁田赋岁入雍正年间增至22万余两，乾隆时为66 万两，道光年间超过100万两 5。 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商品流通也日渐活跃。雍正年间川米开始大量外销，“出荆襄达吴粤”，成为江浙地区商品粮 的重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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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华前引文。
2.郭松义《清代前期南方稻作区的粮食生产》。
3.《清圣祖实录》卷193，康熙38年6月。
4.梁方仲前引书乙表32、61、66。
5.梁方仲前引书乙表61、66、79。
汉口则是长江中游最大的粮食贸易中心，湖南长沙、宝庆、岳州、衡州、常德等府所产之米均先聚于洞庭，经岳州出长江而达汉口。康熙年间赵申乔的奏报称： “湖广距江浙甚远，本处所产之米运下江浙者居多”，“江浙买米商贩多在汉口购买” 1。 四川之米顺长江东下者也多汇聚于汉口，故有“江浙粮米历来仰 给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之说。2 据全汉升先生估计，雍正年间自湖广运往江南的稻米每年约有1000万石；吴承明先生估计，清代前 期江南地区每年从长江中上游的江西、湖广、四川输入的稻米约为1500万石。3 明清时期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开发及其作为粮食输出区的确立，不仅 提高了其自身的经济地位，对江南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木材也是长江中上游地区输出的大宗产品之一。木材、竹料，是建造房 屋、制造交通工具、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的重要原料。我国木竹资源分布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华北平原是木竹的主要需求区，西南、中南地区的云贵、四川、湖南 是木材最主要的产地和输出地。汉口是长江中游最大的木材集散市场，云贵以及湖南永州、衡州、宝庆等府所产木材分别由湘江、资江、沅江、澧江四水入洞庭湖， 经岳州抵汉口；四川所产木材也顺长江东下抵达汉口；商人在此购木编筏，然后顺长江东下，转销江南、山东、直隶。此外，赣南山区的竹木多由赣江经鄱阳湖入长 江，运销江淮 4。
随着经济的发展，湖广两省农副产品加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清代，湖北棉纺织业也有一定规模，在汉阳、德安、荆州等府形成 几个商品布产区。乾隆《汉阳府志》记载，汉阳所产棉布“四方来贸者辄盈千累百捆载以去”，销售范围远至秦晋、滇黔；孝感、应城等县为又一棉布产区“行北路 者曰山庄，行南路者曰水庄，亦有染色出售者，四时舟车负贩不绝”；荆州府监利等县所产布匹则“西走蜀黔，南走百粤”，主要销往西 南 5。 又据道光《云梦县志》记载，该邑农民“甫释犁锄即勤机杼，男女老少皆然，寒暑不辍”。云梦县是湖北棉布销行西北的重要转运中 心，“凡西客来楚贸布，必经云城捆载出疆”，西商在云梦县城立有店铺字号十数处，“市肆牙行专视远商之售否为盈虚”。6 孝感、应城等县销 往西北的棉布当也在云梦集中；销西南的布匹则由汉阳溯长江而上。此外，湖南的巴陵、祁阳、浏阳等县也有棉布或夏布输出。
不过，总体来看湖广两 省虽有商品布输出，但也有大量输入。汉口市场上集中的棉织品如毛蓝、京青、洋青、黑青、假高丽布等多来自苏州、松江；丝织品品种更多，如贡缎、广缎、洋 缎、羽毛缎、羽绉、哔叽；宁绸、宫绸、纺绸、庄绫、汴绫、湖绉、茧绸，荷包、帕头、屏幛、椅垫等等，多来自江浙的南京、苏杭、湖州等地，亦有从广东、河南 等省输入的 7。其中一部分销行湖广诸府，一部分转销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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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申乔《自治官书》卷6。
2.《雍正朱批谕旨》，王景灏二年八月二十日折。
3.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页573；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页257。
4.经君健《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采伐和运销》，《燕京学报》新1期。
5.乾隆《汉阳府志》卷28；光绪《应城县志》卷１引康熙志；同治《监利县志》卷8。
6.道光《云梦县志》卷１。
7.章学诚《章氏遗书》第四册，《湖北通志检存稿 食货志》。
五、边疆地区的初步开发
清代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清王朝建国之后，对边疆地区进行了大力开发和治理。如东北平原的开发，台湾的移垦，新疆的屯戍，以及对西南少数民族 地区的治理等，对于国家的安定统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经济效益较著者当属东北和台湾的开发。下面分别述之。
１. 广袤的东北平原的初步开发
东北地区原为满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区，明朝政府在此设奴儿干都司治理之。清朝建立之后，开始对东北的开发，这一开发过程是在大量汉族人口移民的基础上实现的。
清 王朝建立之初，即于顺治初年颁布招垦令：凡“州县衙所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有主者令原主开垦，无力者官给牛具籽种”；招徕流民不论籍别，使开 垦荒田，永准为业 1。十年又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令》，鼓励各省农民移居辽东，并规定“州县以劝农之多寡优劣”以定考成，以招垦人数和开垦土地之多寡作 为奖励、进升的条件。据《开原县志》记载“凡招徕新民，户部遣官于城中每丁给地基二绳（合２日），于野每丁给地五绳，永为民业”。被招之民到辽东后，官府 贷给口粮、籽种、牛只，俟秋成后归还 2。
随着移民人数的增长，清代东北地区耕地面积也迅速扩大。顺治十八年辽东奉天、锦州二府仅有耕地６ 万余亩，康熙二十四年增至31万余亩，雍正二年再增至58万余亩；乾隆十八年奉天地区共有耕地252万亩，到嘉庆十七年增至2130万亩；嘉庆二十五年东 北三省耕地总计达2317万余亩 3。与清初相比，东北耕地面积增长了上百倍。表５是嘉庆二十五年东北全境户口、耕地及田赋统计，请参见。
表５ 嘉庆二十五年东北户口、田地及额征田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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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户 数 口 数 田 地 地丁正杂银 米 粮
（亩） （两） （石）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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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京 －－ 8151 472173 437 253 1192
奉天府 129653 1314971 2128394 72062 30194 －－
锦州府 61361 434126 1536864 29045 13612 49307
吉 林 111847 566574 1559848 93993 －－ 23197
黑龙江 28465 167616 1509288 3795 47630 －－
盛京合计(一) 331326 2491438 7206567 199333 91690 73697
盛京合计(二) －－ －－ 23174869 321965 93559 18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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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77。
(一) 栏为《嘉庆重修一统志》所载各数相加之和；
(二) 栏为《嘉庆重修一统志》原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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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清会典事例》卷166。
2.参见孔经纬《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第二篇第三章。
3.梁方仲前引书乙表61、77。
随着耕地面积的增长，东北地区的粮食产量亦有增加。自康熙中叶始，东北已陆续有余粮输出，“有运米于山海关内者，又泛海贩粜于山东者多有之” 1。乾 隆初年，因直隶歉收粮价腾贵，清政府下令：“奉天海洋运米赴天津等处之商船，听其流通，不必禁止” 2。乾隆九年，因山东遭灾，从奉天调运存仓米20万 石海运至山东以救饥 3。不过，此时清政府对东北粮食的输出数量和地点尚有诸多限制。乾隆中叶以降，随着开发的深化，东北已成为一个新的粮食产区，供给 能力大大提高，清政府对东北粮食输出的限制也最终解除。嘉道年间，东北输往直隶、山东二省的高粮、粟米等粮食每年约一二百万石；而输往江南的豆麦、杂粮每 年更高达上千万石，东北成为江南地区最重要的肥料和手工业原料的供应地。
２. 台湾的开发与两岸贸易的发展
台湾的开发也始于清代。台湾原为高山族居住地，明末被荷兰殖民者侵占。清初郑成功率部渡海抵台，驱逐了殖民统治者，兴军屯，鼓励民垦，是为台湾开发之始。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收复台湾之后，闽粤沿海居民大规模向台湾移民，更加速了台湾的开发。
据 陈孔立的研究，荷兰殖民者统治时期（1624-1661年）台湾居民约有4.5－5.7万。郑成功抵台所率部队眷属有数万人，再加上这一时期的移民，郑据 时代（1661－1683年）台湾居民已有10－12万。清王朝统一台湾之后，闽粤沿海居民大规模迁至，台湾人口迅速增长。乾隆二十八年台湾人口已达66 万余，四十七年增至91万，嘉庆十六年再增至190万。与康熙初年相比，二百年间台湾人口增长近40倍。耕地的增长也属可观。康熙二十四年台湾耕地面积仅 18454甲（1甲约为11亩多），雍正十三年增至50517甲，乾隆中叶再增为61917甲，到清末台湾已有耕地361417甲4, 约相当于400 余万亩。
台湾气候温暖，雨水充沛，四季皆可种植。随着闽粤移民的大量迁入，土地垦辟，产量颇丰。史称“千仓万箱不但本郡足食，并可资瞻内 地”，“肩贩舟载不尽不休”。5 台米输闽最早始于郑据时期，《台湾通史》记言，“郑氏养兵七十有二镇，谘议参军陈永华乃申屯田之制以足兵食，又 能以其有余，供给漳、泉以取其利” 6。 清王朝统一之后，闽台间粮食贸易更加兴盛，《台湾府志》记载，康熙“三十二年冬，大有年。商人贩粜内地，四 郡居民资焉” 7。乾隆初年台湾每年输闽稻米 “不下八九十万（石）” 8； 也有学者估计乾隆末年已达一百万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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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圣祖实录》康熙25年12月。
2.同治《续天津县志》卷6。
3.道光《陵县志》卷7。
4.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页7－9。
5.《台海使槎录》卷3。
6.连横《台湾通史》卷20，粮运志。
7.康熙《台湾府志》卷９，外志。
8.《明清史料》戊编第九本，页821。
9.林仁川等《清代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贸易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2期。
台米输浙始于雍正元年，是年以浙江饥，令商船运台米一万石，次年又运米四万石 1。乾隆五十一年以浙西三府客米稀少，拨运台米43600石 2。道 光以后台米输出范围进一步扩大。四年以天津岁歉，“令台湾船户运米北上”。此次贩运共募集组织了一支近百只船的船队，载谷14万石；因途中遇风损失了一部 分，最后抵津船只70只，共运米13万石。3 此后，台湾商船运米北上天津渐成为常事。
蔗糖是台湾的另一重要物产和 输出商品。 台湾甘蔗种植甚广，糖产亦多。《台海使槎录》称，“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趋图息，莫此为甚。糖斤未出，客人先行定买；糖一入手，即便装载” 贩运。该书还记载了台湾的榨糖生产：台人“十月内筑 部屋，置蔗车，雇募人工，动 部硖糖。上园每甲可煎乌糖六七十担，白糖六七十漏，……中园、下园 只四五十担”。台糖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所煎之糖较闽粤诸郡为尤佳” 4。
台湾糖产，主要销往上海、宁波、天津、牛庄等地。王韬《瀛濡杂志》记言，“闽粤大商多在沪之东关外，粤则从汕头，闽则从台湾运糖至沪，所售动以数百万金” 5。 天津自雍正年间即有台糖进口，主要是由漳、泉海商转销而至。此外台糖还大量输往东南亚和日本。
台湾从大陆输入的商品主要是布匹、绸缎和其他手工业品。据《淡水厅志》记载，“商人择地所宜，雇船装贩，近则福州、漳泉、厦门，远则宁波、上海、乍浦、 天津以及广东。凡港路可通争相贸易，所售之值或易他货而还” 6。 如从苏州回贩布匹、绸缎、在浙江购买绫罗、绵绸，自漳、泉地区输入棉布等 等 7。乾隆年间两岸每年的贸易额已达“数百万元”之数 8。
随着经济发展和两岸贸易的兴盛，台湾也出现了专门从事贸易的商人组织“郊 行”。如台南有北郊、南郊和糖郊，北郊贸易范围为长江以北宁波、上海、天津、牛庄等；南郊经营地区为漳、泉、厦门、金门、汕头等；糖郊则主要经营台糖贸 易。台湾中部的鹿港，有专营泉州贸易的泉郊，经营厦门、漳州一带贸易的厦郊，以及经营广东、澎湖等地贸易的南郊。道光中叶，鹿港的泉郊所属商号达200余 家，厦郊所属商号也有100家之多，贸易范围扩大到天津、东北 9。《彰化县志》记载，道光年间鹿港泉郊、厦郊商船“北上天津及锦、盖诸州者渐多。鹿港 泉、厦郊船户欲北上者，虽由鹿港聚载，必仍回内地各本澳”，然后沿近海北上 10。在闽南的泉、漳一带也有不少专营台湾贸易的“郊行”，如乾隆间晋江县 蚶江与台湾通商的大行郊就有泉胜、泉泰、谦恭、谦益、晋丰、勤和、锦瑞等20多家，往来船只近二百艘；道光年间，泉州仅鹿郊商号即有46家之多 11。
总之，经过近二百年的移民开发，到清代中叶东北和台湾农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已成为新的粮食生产基地；农产加工业、商业等也有了初步发展，从而为其后更大规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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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海使槎录》卷１。
2.《明清史料》戊编第9本，页846。
3.同上，第10本，页938。
4.《台海使槎录》卷1，卷3。
5.王韬《瀛濡杂志》，《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9帙。
6. 同治《淡水厅志》卷11，风俗考。
7.《台海使槎录》卷2 。
8.连横《台湾通史》卷25，商务志。
9.黄福才《论清代大陆与台湾贸易各阶段的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0.道光《彰化县志》卷1，海道。
11.庄为玑、王连茂编《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上篇页3，下篇页469。
以上我们分别考察了江南、珠江三角洲、华北平原、长江中上游地区、东北平原和台湾等六个不同的经济区在明清时代的发展状况。此外，闽东南的漳、泉、福州 等府沿海贸易较著，闽浙赣山区以植茶种杉、栽培油茶桐漆等林业经济为主，陕南山区则以木材采伐加工、采矿、冶铁等业为重，大多因地制宜各有特色；而西北的 甘肃、新疆，西南的云贵地区，因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经济发展则较为落后。囿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论述了。
六、商品流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以上考察中我们看到，虽然各区域自然条件不尽相同，发展水平、特点也有较大差异，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即明清时期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商品流通都大大加强了。
因地制宜的地区发展和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可以说是明清时期经济发展中两大最为显著的特征。或者说，正是由于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商品流通的扩大，才 使得各区域可以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地发展，从而形成各自的经济特色，并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如江南地区经济特色的形成，不仅有赖于其自身的发展，而且与外 部市场条件密切相关。长江中上游大量稻米的输入，对江南经济的发展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清代前期，从长江中上游诸省输入江南的稻米每年约有 1000－1500万石。以1000万石计，即可供江南330万人一年之食，或相当于松江东部670万亩稻田丰年的总产量。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的各项投 入，已接近传统技术条件下的最高限，边际产量开始下降，稻米生产成本的上升幅度已超过产量的上升幅度；而湖广、四川则由于人均耕地较多，粮食生成本较低。 1 如果没有长江中上游廉价稻米的大量输入，以保证江南人民的粮食供应，其种植结构的调整和高收益型农业的形成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样，江南 丝、棉纺织业在明清时期的大发展，也有赖于外地粮食的大量输入；否则，大量脱离农业的城镇人口、手工业人口则无法生存。同时，全国各省区以及国外市场对江 南丝、绸、棉布的需求，即一个广阔的外部需求市场的存在，对江南丝、棉纺织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有力的刺激。同样，珠江三角洲以外贸为导向，以转口贸易为中心 的经济格局，也有赖于全国规模的商品流通。
比较各区域之间流通的商品结构，各区域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明显可见：江南地区以输入粮食、肥料等低值 商品，输出棉布、绸缎等手工业品为主，属高收益型经济格局。珠江三角洲输入粮食、棉花，种植果、桑等经济作物以供加工输出；同时转口贸易迅速发展，一种以 外贸为导向，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经济格局正在逐渐形成；不过，这种经济格局的形成并非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清政府的独口通商政策。长江 中上游的湖广、四川等省，以及东北、台湾等新开发区，主要输出粮食，输入棉布、绸缎等手工业制品，即输出低值商品，输入高值商品，在地区分工中显然还处于 劣势。华北平原在明代曾大量输出棉花，换取棉布等手工业品；清代随着本地棉纺织业的发展，棉花从输出为主改为自用为主，并且已有能力与江南棉布争夺华北、 西北、东北市场，至少在棉与布这一对原料与制成品的流通上，其劣势地位已得到根本改观。
比较分析各区域间的流通特点，我们可更清楚地看到商品 流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流通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各地区间的物资交流，有无互易，更为重要的是流通使原本互不相关的一个个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地区相互 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可以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面上形成地区分工，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从表面上看，这种分工似更有利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 区，但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流通也促进了后起地区的发展，为它们迎头赶上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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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伯重前引文。
作者：许 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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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嘉庆《滦州志》卷1；乾隆《乐亭县志》卷5；
乾隆《正定府志》卷12；乾隆《束鹿县志》卷2。
2.光绪《寿阳县志》卷10。
3.乾隆《孟县志》卷4；嘉庆《孟津县志》卷4。
4.嘉庆《正阳县志》卷9。
5.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页327－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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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珠江三角洲、华北平原、长江中上游地区，以及东北和台湾等几个较具代表性的
区域，分别考察其在明清时期的发展特色。文章特别强调，虽然各区域自然条件、发
展背景不同，发展水平、特点也有较大差异。但有一点是则是共同的，即：明清时期
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商品流通大大加强了。正是由于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商
品流通的扩大，才使得各区域可以扬长避短，分工互补，并从而形成各自的经济特色。
关键词： 明清 区域经济 商品流通
全文共分六个部分：（一）高效农业与丝、棉纺织业并重的江南经济；（二）以
外贸为导向迅速崛起的珠江三角洲；（三）华北平原－－种植结构的调整与棉纺织业
的发展；（四）长江中上游地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输出区；（五）边疆地区的初
步开发；（六）商品流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本篇文章分两次刊载,以下文章是上半部分)
区域经济的发展，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区域经济成为明清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之 一，十余年来已有相当数量的论著陆续问世。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一些较具代表性的区域，1做一初步的综合考察分析，着重探讨各区域的经济发 展特色，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一、高效农业与丝、棉纺织业并重的江南经济
江南地区，这里主要指江浙 两省环太湖平原的苏、松、常、杭、嘉、湖六府和太仓直隶州，共计50余州县。自唐宋以来这里一直是中国最先进的农业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可耕地几乎已 开垦殆尽，而人口却增加了数倍。到清代前期江南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500人，人均耕地不足2亩。2 一方面人地矛盾十分尖锐，而另一方 面这里又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这显然与江南经济结构的特点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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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学者施坚雅按照自然地理条件把全国划为华北、西北、长江上游、中游、下游、东南沿海、
岭南、云贵、东北九大区域（G.W.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见《中国封建社会
晚期城市研究》第57页）；中国学者郭松义则依据经济发展水平，把全国划分为：(1)以太湖
平原和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发达地区；(2) 经济发展较充分的已发展地区；(3) 大量流民进入，
经济上有较大发展的开发中地区；(4)地处边疆和偏远山区的不发达地区等四种不同的经济类
型（郭松义“清代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分类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
2期）。本文对区域的选择兼及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这两类划分标准。
2.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88、乙表76。
１、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经营方式是江南经济的重要特色之一。合理地利用现有农业资源，提高生产的集约化程度，是江南农业发展的主要途径。
不同的农作物对水土条件要求不同。在江南三大主要农作物中，水稻喜湿，土质以中性壤土为宜；棉花耐旱并有一定的抗盐碱能力，土质以沙壤土为最佳；种桑虽 然“不论山水平原各乡皆可”，但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肥料投入。合理利用农业资源主要是根据各种农作物的生长特点，将其配置在自然条件最适合的地方，形成专 业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的地域分工，从而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江南濒江沿海一带地势较高，供水困难，小农为解决稻田用水需投入巨量劳动，故种稻 极不经济。明末何良俊曾对松江府东部沿海高地和西部低田地带种植水稻的收益状况进行过具体比较：“西乡田低水平易于车戽，夫妻二人可种二十五亩，稍勤者可 种三十亩”，每亩岁入多者可达三石，少则二石五斗，从低计算“每岁可得米七八十石”；而“东乡田高岸陡，车皆直竖，无异汲水，水稍不到苗皆槁死，每遇旱 岁，车声彻夜不休，夫妻二人竭力耕种止可五亩，若年岁丰熟，每亩收一石五斗。” 以每米一石价银一两计算，西乡之田每亩产值3两或2.5两，东乡仅为西乡 50％左右；以户收入计算，则东乡农户收入仅为西乡的10％，收益极低。明末当地农民已认识到这里不宜种稻，开始改种棉花。康熙年间江南花价约每担2两， 种棉一亩平年可得皮棉80斤，折银1.6两，已超过种稻收入；而且种棉不必戽水灌溉，夫妻二人种植亩数可数倍于种稻，其户收入更可大大提高。 1 因而，到清代中叶松江府沿海各县已是种棉多于种稻了。
种桑的经济效益更明显高于种稻。据李伯重的研究：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种 稻一般每亩需投工11.5个，用肥(豆饼) 160斤，再加上种子、农具等其他各项投入，总计投资2.22两。每亩稻田平均产谷三石，以每石价银一两计 之，亩产值为3两，除去各项投入每亩获利0.78两，为投资额的35％。种桑每亩需投入人工48个，用豆饼750斤，加上其他桑苗、农具等，各项投资总计 为3.85两，大大高于种稻。但种桑每亩产值为9.5两，除去各项投资每亩可获利5.65两，为种稻的7.24倍，为投资额的147％。如果以每个男劳力 可治桑4亩，或种稻8亩计算，人均获利种稻为6.24两，而种桑为22.6两，种桑为种稻的3.6倍。还需特别强调的是清代江南的桑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 不宜种稻的土地改造而来，因而经济效益的提高就更为明显了。
到清代前期，江南平原已逐渐形成三个相对集中的作物分布区。2 即：
(1) 濒 江沿海以棉为主或棉稻并重的棉－稻产区，其范围北起常州府北部沿江的江阴、靖江，南至杭州府东部“钱塘滨江沙地”，主要包括松江府及太仓州的大部、以及苏 州府属常熟、昭文等州县。其中松江府之上海、川沙、南汇、奉贤、嘉定，太仓州及所属宝山、镇洋等八州县为中心产区，棉田比例约占各县耕地面积的 60－70％；其余各县比例稍低，约占耕地的30-40％。
(2) 太湖南部以桑为主或桑稻并重的桑－稻产区，其范围基本上是 “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主要包括湖州府之乌程、归安、德清，嘉兴府之桐乡、石门、嘉兴、秀水、海盐，杭州府之钱塘、仁和，苏州府吴 县、长洲、元和、吴江、震泽等县。其中又以桐乡、石门、归安、德清、仁和等县为最。同治《湖州府志》称，植桑之盛“莫多于石门、桐 乡”，3 桑地比例约计可达50％，其他各县则稍逊之。
(3) 以种稻为主的水稻产区，主要集中在太湖北部以及运河东北至沿海沙地之间的狭长地带，大体包括常州府之无锡、宜兴、荆溪、武进、阳湖、松江府西部的华亭、青浦，嘉兴府之嘉善、平湖、海宁等十余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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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3. 同治《湖州府志》卷30，蚕桑。
提高生产的集约化程度是江南农业发展的另一途径。以上考察中我们一看到，增加单位面积土地的劳动力和肥料投入，乃是江南农民提高生产集约化的主要手段。 随着农业用肥的普遍增加和耗肥量大的经济作物种植扩大，江南本地传统肥源已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对肥料的巨大需求，华北、淮北、东北等地豆饼以及最终榨为豆饼 的大豆的大量输入，便成为江南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柱。《续纂淮关统志》卷6记载，该关关税“向以豆饼为大宗”，“豆饼出产之处，自豫东、徐州而来者谓之西 河，自东省而来者谓之北河，自凤颖、洪湖而来者谓之南河”。据淮安关税收统计，乾隆年间经由运河输往江南的大豆、豆饼每年达数百万石之多；此外，每年由海 路从东北和山东半岛输入的上千万石粮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作为手工业原料和肥料的大豆、豆饼；再加上从长江中游湖广等地的输入，江南每年输入的大豆与豆 饼，总量十分可观。肥料成为长距离流通中的大宗商品，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江南农业的收益水平。
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使每亩耕地的经济收益明显提高，高投入，高产出是江南农业经济的重要特色。
２、农副产品加工业，特别是丝、棉纺织业的发达是江南经济的又一特色。
江南地区的农副产品加工业主要是在种植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其分布与种植分布密切相关。而丝、棉纺织业更是与农业并重的支柱产业。
江南的蚕丝产区大体与植桑区相一致，以太湖周边的湖州、杭州、嘉兴、苏州等府为最。康熙《嘉兴府志》记载，该府产丝“盛于海盐、石门、桐乡，而嘉、秀次 之”；1 光绪《杭州府志》言，府属“九县皆养蚕缫丝，岁入不赀，仁和、钱塘、海宁、余杭贸丝尤多”。2 在这些缫丝专业区中， 又发展形成一大批以生丝集散为著的专业市镇。如湖州府南浔镇“丝市最盛”，仅丝行即有京庄、广庄、划庄、乡庄之分；咸丰《南浔镇志》记载，“湖丝甲于天 下，……缫丝莫精于南浔人，盖由来已久矣。每当新丝告成，商贾辐辏，而苏、杭两织造皆至此收焉”；南浔丝市又以“小满后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阗，衢路拥 塞”。3 《乌青文献》记述乌程县乌青镇清初的贸易状况言，“丝有头蚕、二蚕两时；有东路、南路、西路、北路；四乡所出西路为上，所谓七里丝 也，北次之。蚕毕时各处大郡商客投行收买；平时则有震泽、盛泽、双林等处机户零买经纬自织；又有贸丝诣各镇卖于机户，谓之贩子。本镇四乡产丝不少，缘无机 户，故价每减于各镇也”。4
丝织专业区范围要相对小些，主要集中在苏、杭两城以及盛泽、濮院、双林等专业丝织市镇及其周围的乡村。乾隆《长 洲县志》记载，苏州“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又据咸丰年间的调查，清代中叶太平天国起义之前，苏州有织机12000台，杭州机户也是“昔以万 计”。5 嘉兴府濮院镇以濮绸著称，各省商人在此设庄收买，“开行之名有京行、建行、济行、湘广、周村之别，而京行为最”；该镇周围四五十里的 乡村中形成以濮绸为主要产品的丝织专业区；归安县双林镇附近数十里乡村，形成一个以生产包头绢为主要产品的丝织专业区；苏州府吴江、震泽二县则以绫绸为主 要产品，“凡邑中所产皆聚于盛泽镇”。此外，江南著名的丝、绸市镇还有震泽、黄溪、菱湖、王江泾、王店、石门、塘溪、临平、硖石、长安等，不下数十个。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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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熙《嘉兴府志》卷10，风俗。
2.光绪《杭州府志》卷80，物产。
3.咸丰《南浔镇志》卷21、22、32。
4.《乌青文献》卷3。
5.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页214，第二卷页68、74。
6.参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等。
清代，华北蚕桑丝织业已衰落，仅有少量土丝、土绸生产；四川阆丝产量也十分有限；江南是全国最主要的丝、绸产区，其产品不仅销行全国各省，而且输出日 本、东南亚、欧美以及俄国。乾隆年间的记载称，“闽省客商赴浙江湖州一带买丝，用银三四十万至四五十万不等，至于广商买丝银两动至百万，少亦不下八九十万 两，此外苏杭二处走广商人贩入广省尚不知凡几”。据《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统计，鸦片战争前全国生丝产量每年约7.7万担，其中商品丝约为7.1万 担，价银1200万两；丝织品产量为4.9万担，价银1455万两；两项合计共12万担，价值2650余万两。1 此时，虽然广东蚕桑丝织 生产在外贸刺激下已开始勃兴，但产量仍属有限。故江南所产在上述丝及丝织品总额中至少占80％以上。
棉布是江南的另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棉织 专业区最早形成于棉花种植区内，后逐渐扩大到水稻种植区。松江府和太仓直隶州所属各州县是最集中的棉布产区，苏州府之常熟、昭文，常州府之无锡、金匮等也 都是棉布的重要产区。钦善《松问》记载松江布的生产销售状况言:“松之为郡，售布于秋，日十五万焉”。2 郑光祖《一斑录》记言,“常（熟）昭 （文）两邑岁产布匹，计值五百万贯，通商贩鬻，北至淮、扬及于山东，南至浙江及于福建”。无锡布“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邮）宝（应）等处，一岁 交易不下数十百万”，3 有“布码头”之称。嘉定县南翔镇、金山县朱泾镇、上海县法华镇、南汇县周浦镇、宝山县罗店、江湾、月浦等镇都是著 名的棉布市镇。
明代江南棉布的最大市场是华北和西北，其次是华中与闽广；清代由于冀鲁豫三省棉纺织业的发展，华北、西北市场缩小，输出重心转 向湖广。乾隆以降，东北市场扩大，松江布由沙船海运关东成为大宗。同时海外市场也迅速扩大，173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购运“南京布”（即江南棉布）， 到乾隆末年欧美各国购买的“南京布”已突破百万匹，嘉庆三年更翻了一番，达210余万余匹。总计从乾隆五十一年至道光十三年的48年中，欧美各国进口“南 京棉布”总数高达4460余万匹。4 据《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统计，苏松地区年产棉布约4500万匹，进入长距离运销的有4000万匹；以 每匹价银0.3两计之，商品值为1200万两。其中销东北及北京1500万匹，销广东1000万匹，销福建100万匹，其余销浙江及运苏州加染。销广东 者有很大一部分出口南洋、欧美；销北京者也有一部分转贩俄国；在苏州染色之布，一部分由运河北销，一部分溯长江至汉口。5
江南农村的手工业是 在农业种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种植业与手工业在空间分布上是基本一致的。清代，江南已大致形成几个与种植业相关联的专业化手工业区：(1) 濒江沿 海沙土带的棉作棉织区；稍后棉作区进一步扩大到相邻的稻作区，从而形成 (2)环棉作区周边的稻作棉织区；(3) 太湖周边至浙西山区的桑作缫丝 区； (4) 苏、杭、盛泽、濮院、双林等丝织城镇周围的桑作丝织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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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页325－327。
2.《皇朝经世文编》卷28。
3.黄 《锡金识小录》卷1。
4.李伯重《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6年第2期。
5.《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278-279页。
6.参见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农村区域性专业化生产考察》。
江南地区是农产加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妇女劳动力资源利用最充分的地区。农副产品加工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以土地产品为原料，通过再一次的劳动投入得 到一个附加值，从而增加了小农家庭的总收益。与单一的种植经济相比，它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可充分利用几乎是取之不尽的劳动力资源，在土地之外创造价值，从而 为经济的发展拓宽了途径，增加了财源。江南地区之所以能以较少的土地养活众多人口，农副产品加工业创造的财富，即是重要原因之一。
３、市镇经济的发展是江南经济的又一重要特色。
市镇的发展可以说是明清时期江南所特有的现象，其市镇密度及规模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表１是江南六府一州明清两代市镇数量增长状况，该表可见，从16－19世纪的三百年间，江南市镇大约增长了80％，其中苏州、松江、杭州等府的增长更在一倍以上。
江南市镇多是以某种手工业生产,
表１ 明清两代江南市镇统计 单位：个 或某种商品的集散流转为经济特色，
━━━━━━━━━━━━━━━━━━━━━ 市镇的功能是纯经济性的。丝织、棉
府州别 明代中后期 清代中叶 织业市镇前已述及，以流通为主的市
───────────────────── 镇，仅举数例：
苏州府 45(正德) 100(乾隆) 浒墅镇，在苏州阊门外，地濒运
松江府 44(正德) 113(嘉庆) 河，为浒墅关所在地。 据档案记载，
常州府 93(万历) 105(道光) 该镇“地当南北通衢，为十四省货物
太仓州 34(万历) 79(宣统) 辐辏之所，商船往来日以千计”，每
杭州府 44(万历) 88(乾隆) 年征收商税高达数十万两。1 枫桥
嘉兴府 28(万历) 39(光绪) 镇，为江南地区最著名的米市。每年
湖州府 17(天启) 25(乾隆) 从长江中上游输入江浙的米谷大多汇
合 计 305 549 集于此，再由此转销各地。史载“湖
━━━━━━━━━━━━━━━━━━━━━ 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
资料来源：据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 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2
页141-149“明清两代江南市镇统计表”汇总。 刘河镇，位于娄江（即刘河）入海口，
为 江海关主要税口之一。 清初定制， 闽广海船赴江南贸易者收泊上海，北洋沙船则收泊太仓州之刘河。乾隆年间，刘河镇每年进口沙船约有二千艘，“自海关 至外口十余里沙船相接，有回揽停泊者直至口外四五里”。3 他如乍浦、平望、长安、梅里等，也都是以商品流通而著称的市镇。
江南市镇的人口规模，大者数千至上万户，一万至数万人；少则数百户，一两千至数千人。4 再加上苏州、杭州、上海等几个较大的商业城市，江南城镇人口比例是全国最高的，其都市化进程远远走在全国前列。
上述江南经济特色的形成，不仅有赖于其自身的发展，而且与外部市场条件密切相关。大豆、豆饼的输入前已述及，而长江中上游地区大量稻米的输入，对江南经济的发展更具有重要意义（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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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该关档案。
2.《皇朝经世文编》卷44。
3.《浏河镇纪略》卷5，盛衰。
4.据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30-134、137、138页各表。
二、以外贸为导向迅速崛起的珠江三角洲 1
珠江三角洲的开发起步较晚。宋代北方移民的大量迁入，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江南治理低洼沼泽地的经验。以这些移民的迁入为契机，珠江三角 洲开始了初步的开发，并很快取得成效，到南宋时已有余粮输往闽浙了。明清时期三角洲的开发进一步加快，据统计明末南海、番禺等十县的耕地面积已从明初的 300余万亩增至700余万亩；2 从清初至嘉庆年间又从815万余亩增至950余万亩，耕地面积的增长主要是围垦沙田获得的。3
珠江三角洲气候温暖，水源充沛，水稻一年可以两熟，加之沙田都是江河泥沙淤积而成，土质肥沃，故亩产很高。据郭松义先生研究，清代前期珠江三角洲亩产早晚两季一般可收谷六七石或更高；如只种一季，可得谷3－4石。4
随着开发的深化，商业性农业开始兴起，明代中后期珠江三角洲已出现了各种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种植区。如果树、甘蔗种植以顺德、番禺、东莞等县为中心，顺德 县陈村“周回四十余里，……居人多以种龙眼为业，弥望无际，约有数十万株；荔枝、柑、橙诸果居其三四，比屋皆培取荔枝、龙眼为货，以致末富”；番禺县周围 “三四十里，多以花果为业”，“梅与香蕉、梨栗橄榄之属，连冈接阜，弥望不穷”；“番禺、东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阳春糖居十之六”，“白、紫二蔗，动连千 顷”。又如，种香以东莞为著，该县之石涌、牛眠石、马蹄冈、金钗脑、金桔岭诸乡“人多以种香为业，富者千树，贫者亦数百树”；植茶则集中在南海县西樵山及 广州的河南一带，“珠江以南三十三村谓之河南，……土沃而人勤，多业艺茶”，“每晨茶估涉珠江以鬻于城，是曰河南茶”；南海县“西樵号称茶山，……今山中 人率种茶”；蒲葵种植以新会为中心；南海县的九江则以鱼花为著。5
位于珠江三角洲出海口的广州，自汉代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不过，历 史上广州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周围藩属国的朝贡贸易，这种贸易与广东地区的社会生产很少发生直接的联系，本地产品很少加入以进出口贸易为中心的流通过程，本 地产品的交换市场同外贸市场基本上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流通领域。从明代中叶开始，广州的对外贸易发生了意义深远的转变。即从传统的贡舶贸易向商舶贸易的转 变，从以进口为基调的贸易转为以出口为基调的贸易，欧洲商人也逐渐取代亚洲各国成为主要的贸易对象。6 乾隆二十二年的独口通商政策将与西洋各 国的贸易集中于粤海关一口，更赋予广州以特殊优越地位，使之在对外贸易中独占鳌头几达百年之久。对外贸易的这一转变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它使正在兴起的三角洲的商品经济与海外市场发生了十分密切的联系，并以国际市场的需求为直接动因而迅速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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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里指狭义的珠江三角洲，大体包括广州府之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会、香山、新宁、新安、
三水、增城等十县的全部或大部，以及肇庆府之高明、鹤山二县的一部分。
2.叶显恩、谭棣华《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墟市的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3.据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第222页表统计。
4.郭松义《清代前期南方稻作区的粮食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5.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卷25，木语；卷27，草语；卷14，食语；卷16，器语；卷22，鳞语。
6.刘志伟《试论清代广东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最具代表性的当推“桑基鱼塘”专业区的发展。这是一种以种植业与水产养殖相结合的生态形农业经营方式，最早出现于南海、顺德、高鹤三县交界地区。广东本 非蚕桑区，明代果基鱼塘是南海九江、顺德龙山、龙江一带的主要经营方式，《广东新语》记载：“广州诸大县村落中，往往弃肥田为基以树果木，荔枝最多，…… 基下为池以蓄鱼，岁暮涸之，至春以播稻秧”。1 由于国际市场需求刺激，明末清初开始出现“桑基鱼塘”，即把原来的果基改为桑基。基种桑，塘蓄 鱼，桑叶饲蚕，再以蚕屎饲鱼，塘泥肥桑。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限定广州独口通商，国外生丝及丝织品的采购都集中到广州，生丝需求量剧增，价格日昂。国际市场 对生丝的需求更进一步刺激了三角洲蚕桑业的发展，乾、嘉年间甚至出现了“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热潮。到清代中叶，珠江三角洲已形成一个以九江为中心， “周回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数百顷，种植桑树以饲蚕”的专业化、大面积的蚕桑生产基地，成为仅次于江浙地区的蚕丝生产中心。2 小农 以蚕桑为业，缫丝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家庭手工业。有一首竹枝词这样写道：“呼郎早趁大冈墟，妾理蚕缫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3 显然，墟市丝价与国际市场的需求已有密切的联系。
经济作物种植的大幅度增长，使珠江三角洲缺粮日益严重。从南宋到明代中叶，珠江三角洲一直是 粮食输出区，缺粮大体是从万历年间开始的，清代这一现象日趋严重。据陈春声研究，清代中叶珠江三角洲耕地900余万亩，人口400余万。以平均亩产四石从 低计算，稻谷产量每年也可达3600余万石；即便有1/2的耕地种植粮食作物，即可满足三角洲人口的粮食供应。而事实上，清代中叶广东全省每年需从相邻的 广西、湖南、江西以及暹罗、安南等地输入稻谷400万石左右，其中至少有一半是供应珠江三角洲的。也就是说，三角洲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耕地用于种植经济作 物。不过，三角洲缺粮虽然严重，但粮价并不甚高，广州府粮价一直低于潮州、嘉应等府州。4 这显然与三角洲便利的交通条件，密集的市场网络及其 有效运作密切相关。通过大规模的粮食输入，珠江三角洲较好地解决了四百万人口的食粮问题，从而腾出更多的土地种植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
丝、棉纺织业、广彩烧造业和花茶薰制业等，也是因出口的需要而兴盛起来的。
明代粤缎、粤纱在海外已享有一定的声誉，但产量有限；清代随着蚕桑业的发展，三角洲的丝织业也迅速发展。清初，佛山丝织业已有八丝缎行、什色缎行、元青 缎行、花局缎行、绉绸行、绸绫行、帽绫行、花绫行、洋绫绸行、金彩行、扁金行、机纱行、斗纱行等十八行。道光初年佛山仅帽绫一行即有机房202家，西友织 工人数达1100人之多；丝织各行合计，织工至少有数千人。5
珠江三角洲种棉不多，本非棉布产区。商人每年运糖赴江南，回贩棉花棉布以供本地消费。广州独口通商之后，欧洲商人对中国棉布的需求刺激三角洲棉纺织业迅速发展，乾隆年间佛山有棉花行22家，经营棉花销售，主要供应本镇及附近乡村机户织布。所产棉布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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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2，鳞语。
2.刘志伟前引文。
3.嘉庆《龙山乡志》卷12，张臣《竹枝词》。
4.参见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十八世纪广东米价研究》第二章。
5.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页207-8。
中 到佛山加工染成“长青布”，销往海外。1 据统计，1785－1833年间广东平均每年进口印度棉花约20万石，大约相当于同期松江府用棉量的 2/3；鸦片战争前夕，广东每年进口棉花更多达50－60万担，其中很大一部分供应三角洲。如果按同样的用棉比例计算，广东棉布产量已接近或超过江南棉布 的产量。印度棉花价廉物美，使棉布成本较低；加之珠江三角洲位于当时的对外贸易中心，其棉布出口更得地理之便，因而在海外市场颇具竞争力，往往冒“南京棉 布”之名输往欧美，夺走了江南很大一部分海外市场。2
新兴的“广彩”烧造业更是为适应海外市场的需求而兴起的。其工场设在广州河南，磁器胚胎 选用景德镇烧造的白磁器，运至广州“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绘上图案，再入炉烧制，“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此种瓷器被称作“广彩”或“河南彩”， “始于乾隆，盛于嘉道”。十八世纪20年代，茶叶出口跃居首位，广州制茶业也随之兴起。为适应西方人的口味，茶商在广州河南设厂制造一种以花薰制的“花 茶”，在国际市场上大受欢迎。3 此外，三角洲的冶铁、制陶、制糖、制扇等手工业和农产加工业在清代也有很大的发展。
转口贸易是清 代三角洲经济的又一重要支柱。洋船进口货物以哆罗、哔叽、羽毛、纱缎、檀香、胡椒、黑铅等项为大宗；出口货物则以茶叶、湖丝、绸缎等为大宗。表２是道光年 间粤海关出口茶叶和丝、绸等项商品统计。该表可见，仅茶叶、生丝及丝织品两项即占出口商品总值的60－80％。茶叶，主要是来自福建、安徽的武夷茶、松萝 茶；丝及丝织品则主要产自江浙，每年经由大庾岭商道运往广州出口。进口洋货中绝大部分也是从广州经陆路、海路转销全国各地。
表２ 鸦片战争前茶叶、生丝出口占广州出口商品总值的％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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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出口总值 茶叶 ％ 丝及丝织品 ％ 合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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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 2230 1179 55.85 499 22.38 1678 75.23
1822 2047 1194 58.33 510 24.92 1704 83.49
1823 2102 1231 58.57 337 16.01 1568 74.58
1824 2229 1348 60.50 338 18.75 1686 79.25
1825 2657 1357 51.08 514 19.34 1871 70.34
1826 2205 1256 56.98 306 13.87 1562 70.85
1827 2428 1240 51.07 337 13.88 1577 64.95
1828 2319 1132 48.81 419 18.06 1551 66.87
1829 2504 1105 44.12 349 13.95 1454 58.07
1830 2420 1055 43.60 392 15.90 1447 59.50
1831 2282 1219 53.41 461 20.21 1680 73.62
1832 2641 1524 57.70 359 13.59 1883 71.29
1833 2018 871 43.18 343 16.99 1214 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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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据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一)，页254-25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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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页207-8。
2.李伯重前引文。
3.参见陈伯坚、黄启臣编著《广州外贸史》上册，页319－320。
清代前期，白银是欧洲各国购买中国茶、丝等商品的主要支付手段。 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言：“闽粤银多从番舶而来，番有吕宋者在闽海南，产银。其行银 如中国行钱，西洋诸番银多转输其中，以通商故，闽粤人多贾吕宋银至广州”。而“商贾所得银皆以易货，度梅岭者不以银捆载而北也”。1 这是 明末清初的记载。乾嘉年间仍然如此，而规模则大得多。据庄国土研究，十八世纪上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中白银所占比例高达80－90％，平均每船 携带白银109226两，在1700－1753年的五十年余间该公司计有178艘商船来华贸易，输华白银总数达1944万两。十八世纪后半叶，该公司对华 输出商货有所增加，白银所占比例渐降至50％以下，但由于输出总值的大幅度增长，平均每船带银仍达739994两，故从1760－1799年，四十年中输 入中国的白银总计仍高达2400余万两。2 西洋商船将大量白银运至广州，购买中国的丝、茶等货；中国商人收入白银，在广东购货贩至国内各省。 随着外贸的发展，珠江三角洲本地商品运销外省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外省商人运货至广州出口，以所得之银购买“广货”运销内地，成为清代三角洲商品流通的基本 模式；留在本地的白银又继续运作，将三角洲经济越来越广泛地纳入以外贸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这样，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本地市场与国内、国际市场的 商品流通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商品经济与转口贸易的发展使三角洲从事商业、运输业的人口大幅度增长。如顺德县“龙 山、龙江、勒楼、黄连、陈村人务商贾”，多“贸易于石龙、江门、省垣、佛山四镇”；番禺县商人多出自韦涌、古蓼、南冈等十余乡，也有不少“商于省、佛，并 交蕃船”，从事对外贸者。在广州、佛山经商者“顺德之人居其三，新会之人居其二，番禺及各县、各府、外省之人居其二，南海之人居其二”。新安、新宁两县濒 海，经商者“皆以海船为务”，近则往来于沿海各埠，远则直抵东南亚诸国。3 贸易于国内各省者也为数不少，大多“随其土宜以为货”。如“广州 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东莞县商人“多以香起家”“种香之人 一而鬻香之人十”；又有制作香箱者“数十家藉以为业”；顺德县果木产区“人多衣食荔枝、龙眼，其为栲箱者、打包者各数百家，舟子、车夫皆以荔枝、龙眼瞻 口”；南海县九江乡为鱼苗产区，每年春季鱼花“水陆分行，人以万计，筐以数千计，自两粤郡邑至于豫章、楚闽无不之者”；新会县居民“所以资生者半出于蒲 葵”，以葵制扇，贩之四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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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东新语》卷15，货语。
2.庄国土《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3.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2。
4.《广东新语》卷14，食语；卷26，香语；卷25，木语；卷22，鳞语；卷16，器语。
乾嘉年间，顺德县人龙廷槐曾对广州府属各县务农经商人口比例作过一粗略估计，我们据以制成表３。 如果龙氏的这一估计大体不错的话，那么清代中叶广州 府属主要县份中有30％左右的人口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换言之，在该府四百万人口中至少有百万以上是藉贸易以为生计的。
表３ 广州府属各县务农经商人口比例一览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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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别 务农 经商 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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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海 20 60 20
番 禺 60 30 10
东 莞 60 30 10
顺 德 30 40 30
新 会 50 40 10
香 山 90 10 －
新 宁 70 30 －
新 水 70 30 －
增 城 80 20 －
三 水 60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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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2。
总之，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经济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到清代中叶已跃居全国先进之列。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市场机制的初步形成，经商人口急剧增加，一个以外贸为导向，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经济格局正在逐渐形成。
三、华北平原－－种植结构的调整与棉纺织业的发展
华北平原的冀鲁豫三省地处黄河下游，是中国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春秋战国直至唐宋，华北平原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居于全国前列。12－14世纪的数百 年间，这一地区屡经战乱兵燹，经济发展受到破坏，经济地位逆转。进入明代，政府的移民屯垦等项政策，使华北平原经济重新崛起。明清两代，华北平原三省田赋 约占全国总额的30％左右，1 在国家财政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万历年间冀鲁豫三省人口1512万，耕地18516万余亩；清嘉庆间人口增至 7998万，耕地增为24489万余亩；2 耕地增长仅30％，而人口增长了4倍还多，人均耕地从明代的12亩降至仅３亩零。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使 华北平原的人地矛盾日见严重，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华北平原经济的发展使土地的负载能力大大提高了。
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两年三熟制的普及、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以及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下面分别述之。
华北两年三熟制的发展大约始于明代中后期。据孔府档案统计，顺治年间位于鲁西平原孔府的大多数屯庄都已实行豆麦复种，平均复种指数为117；而此时的山 东尚处于明末战乱破坏后的恢复时期，故复种应是沿明代旧例。康熙年间毛家堂、夏家铺二庄的复种指数分别为120和140；乾隆年间美化等庄的复种指数更高 达150左右。3 又如康熙《巨野县志》记载，“种植五谷，大约以二麦居六，秋禾居四”，“二麦种于秋后，小麦更多，先大麦播种，历冬至夏五月收 刈”；“初伏种豆，末伏种荞麦，多用麦地，俱秋杪收刈”；“秋禾以高粮、谷豆为主，其次粟稷，沙地多种棉花”。4 这是鲁西平原兖州府一带的情 况，相邻的河南平原各府大致也是如此。5 即便鲁中山区等土地条件较差的地区，清代中叶两年三熟制也已普及。咸丰年间沂水县令吴树声《沂水桑麻 话》记述了沂州府的情况：“坡地（俗谓平壤为坡地）两年三收，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俗谓污下地为涝地）两年三收，亦 如坡地，惟大秋概种 子……麦后亦种豆”。直隶的自然条件在三省中属最差，两年三熟制的普及程度可能较低，大体只有南部水土条件较好的冀中平原地区 复种指数较高。
华北两年三熟制的搭配是以麦－豆－秋杂轮种为主。无论哪一种搭配都是以豆麦复种为核心，即先种越冬小麦－－麦收后复种大豆，晚 秋收获－－翌春种植大秋作物，如高粮、谷子、棉花等。小麦在粮食作物中品优价高，是北方旱地农业中收益最高的作物；小麦又是越冬作物，农历八月播种，来年 五月收获，可充分利用地力、农时。大豆则生长期短，又有很强的固氮作用，能够提高土壤肥力，在两季大粮作物中插入一季大豆，可以在不增加肥料投入的前提下 提高土地总产量，在经济上是十分划算的。正是由于麦豆复种的这一优越性，使其经过长期发展最终成为华北两年三熟制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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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35、66统计。
2.据梁方仲前引书甲表82、乙表32、61统计。
3.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4.康熙《巨野县志》卷7。
5.如嘉庆《密县志》记载，“凡地二年三收，……黄豆有大小二种，五月收麦耩种， ……八月中旬
成熟”； 道光《扶沟县志》亦称，“若好地则割麦种豆，次年种秋， 最少二年三收”。
粮食种植结构的上述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一，小麦、大豆、高粮取代粟谷成为华北平原的主要粮食作物，提高了粮食的商品率和小农的经济收益。小麦在 粮食作物中品位最高，市场需求也大，价格大大高于杂粮，多用于出售。每到麦收季节，外地商人纷纷赴产地收购小麦外运，或籴麦踏曲，更致麦价上扬。粜精籴粗 是小农提高土地收益的重要手段。民间多有“一麦抵三秋”，“一麦胜三秋”之谚。大豆种植也主要是为出售，山东、河南大豆自明代即向江南输出，清代乾隆年间 每年的输出量达数百万石。1 至于高粮，它是北方酿酒的主要原料，商品率也较高。其二，两年三熟制的普及提高了耕地复种率，使同样面积
的耕地可收获更多的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一方面适应了清代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提供了可能。
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经济作物的种植首推棉花，其次是烟草、花生等新品种的引进，此外果树、药材等的种植也有较大的发展。
华北平原的棉花种植在明清时期有较大的发展。一方面，植棉区数量有大幅度增长，如山东植棉州县明代约40余个，清代增至90余州县；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专 业化、大面积种植的发展，在一些主要产区棉花种植已占相当比重，出现了粮棉并重，甚至棉花种植排挤粮食作物的现象。如鲁西北棉区清平县，棉花种植“连顷遍 塍，大约所种之地过于种豆麦”；高唐州也是“种花地多，种谷地少”；夏津县则是以棉花收成好坏作为衡量“年之丰歉”的标准。2 直隶的正定、保定二府 及冀、赵、深、定诸州都是棉花重要产区。乾隆年间黄可润《畿辅见闻录》记言，“直隶保定以南，以前凡有好地者多种麦，今则种棉花”；直隶总督方观承《棉花 图》亦言，“冀、赵、深、定诸州属农之艺棉者什之八九”。道光年间正定府栾城县有耕地肆千余顷，其中“稼十之四，所收不足给本邑一岁食，贾贩于外以济之； 绵十之六，晋豫商贾云集，民竭终岁之勤，售其佳者以易粟，而自衣其余”。3 该县棉花种植面积超过粮田，以致食粮需从外地购入一部分。河南棉花种 植在明代已较发达，清代又有发展。乾隆《武安县志》言：“武邑广出木棉，见于明志。今犹昔也，盖地多沙田宜于种棉，因志为货物之冠”；乾隆《巩县志》则 称，该县小农“资生之策强半以棉花为主”，“收花之利倍于二麦，民食资焉”。4
烟草是清代新引种的经济作物。山东烟草种植始于清初，以兖州府 滋阳、济宁一带为最早。康熙《滋阳县志》记载，烟草“滋阳旧无”，顺治年间城西乡民试种之,“相习渐广”，到康熙时已是“遍地栽种”,“每岁京客来贩，收 买不绝”，颇为民利。济宁种植烟草最晚始于康熙年间，乾隆时烟草种植已开始与粮食作物争劳力争农时，至道光年间济宁“环城四五里皆种烟草”，“膏腴尽为烟 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鲁北大小清河流域的烟草种植也是从济宁传去的，嘉庆《寿光县志》记载，“寿邑向无是种，自康熙间有济宁人家于邑西，购种种之，获 利甚盈。其后居人转相慕效，不数年而乡村遍植，负贩者往来如织”。到清代中叶，山东至少已有二十余州县种植烟草。5 直隶烟草种植清代前期 也已有相当规模，“上腴之地无不种烟”，其利“视百蔬则倍之，五谷则三之”；蓟州、易州、山海关等处都是直隶著名的烟草产地，其烟以“雄劲有力，号北地之 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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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明清时期山东的粮食流通》二文，载《历史档案》
1992年第1期、1995年第1期。
2.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页43－47。
3.道光《栾城县志》卷2。
4.乾隆《武安县志》卷11；乾隆《巩县志》卷７。
5.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页48－52。
6.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1；王沂《青烟录》卷8。
花生的引种稍晚于烟草，大约始于嘉庆年间，道咸年间已见有输出。清末花生成为山东、直隶、河南三省输出商品之大宗。
果树种植在华北也有相当规模，尤以枣梨为最。如嘉靖《山东通志》记载，枣“六府皆有之，东昌属县尤多”；梨“出东昌、临清、武城者佳”。 乾隆《平原县 志》记载，平原、恩两县接壤的马颊河西岸，北自梅家口，南至津期店“凡五六十里”，多种植果树，“枣梨桃李之属获利颇多”。1 河南林县小农多 以种植果树为生计,“多收果核即属有年，不以黍稷丰凶为利病也”。2 直隶献县产枣亦多，“北以车运供京师，南随漕舶以贩鬻诸省，土人多以为恒 业”。3 运河沿线的临清聊城、张秋、济宁等都有果品集散市场，据不完全统计乾隆年间经运河输往江南的山东、直隶、河南三省枣梨，每年约有五六 千万斤之多。4他如直隶深州、肃宁之桃“多走四方，或走京师”销路颇畅；山东青州府益都、临朐盛产核桃、柿子，柿树“盈亩连陌”，加工制为柿饼，先由陆 路运往胶州、即墨，再由海船运往江南闽广。5
药材，以河南怀庆府种植为盛，种类亦多。方志记载，“济源多山，而药物产于山者为多”；平原区则 “河朔地多肥美，其近于沁、济间者尤宜于药草”。怀庆府之河内、武陟、温、孟等县小农多专种药材，武陟“居十之二三”，河内、温、孟等县更甚于武陟。该府 所产药材以地黄、牛膝、菊花、山药为最著，合称“四大怀药”。菊花以温县所产最著，牛膝则以河内所产为最；而地黄其苗实产于开封府之密县，“怀人购而植 之”，“籍沁水灌溉”，药性甚佳。6 怀庆府商人亦多以经营怀药为业，贩鬻四方。山东产药以沂蒙山区和山东半岛为多，如沂州府沂水县“闾阎 恃以营生者西南惟烟，西北惟山榆，西山一带药材居多，其为利当民食之三”；登州府莱阳县所产沙参，“向为邑出口货大宗”，运销江浙闽广。7东阿县所产之阿 胶则为成药之名品，销行更广。直隶祁州是清代华北平原最大的药材交易市场，雍正己酉进士祁州人刁显祖所作《祁阳赋》记载其盛况言，祁州药市，“年年两会， 冬初春季，百货辐辏，商贾云集。药材极山海之产，布帛尽东南之美”，“交易月余，盖大江以北发兑药材之总汇”。8
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农副产品加 工业的发展，首推棉纺织业。明代，华北平原棉纺织业已有一定的发展，但尚不够发达，加之政府征调任务繁重，本地所产棉布不敷需求，每年需从江南大量输入棉 布。徐光启《农政全书》有言：“今北土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清代，华北三省棉纺织业手工业迅速普及，并形 成不少有较大输出能力的商品布集中产区。到乾嘉年间，冀鲁豫三省已从明代的棉布输入区变为棉布输出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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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嘉靖《山东通志》卷８；乾隆《平原县志》卷3。
2.乾隆《林县志》卷5。
3.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13。
4.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
5.乾隆《河间府志》物产志；咸丰《青州府志》卷23。
6.道光《武陟县志》卷2；嘉庆《密县志》卷11。
7.道光《沂水县志》卷4；民国《莱阳县志》卷2。
8.乾隆《祁州志》卷7。
直隶东部永平府的滦州、乐亭等州县是商品布重要产区之一。嘉庆《滦州志》记载，该县所产棉布“用于居人者十之二三，运于他乡者十之七八”；乾隆《乐亭县 志》亦称，棉布“本地所需一二，而运出他乡者八九”；因这里“地近边关”，故以销往关外为主。南部正定府及冀、赵、深、定等州是又一棉布产区。乾隆《正定 府志》记载，“郡近秦陇，地既宜棉，男女多事织作，晋贾集焉，故布甫脱机，即并市去”；束鹿县和睦井集“布市排集如山，商贾尤为云集”。 1 这里地近太行，所产棉布多销往太行山以西的山西诸县，如《寿阳县志》即言，该县所用棉布“出获鹿、栾城，本地人叫做东布”。2
河南是老棉区，产布州县亦多。较重要的商品布产区一在黄河以北的怀庆、河南二府，孟、温、孟津、济源、偃师等县都是棉布产区。其中又以“孟布”最著，乾 隆《孟县志》记载，“孟布驰名，自陕甘以至边墙一带远商云集，每日城镇市集收布特多”，以至“车马辐辏，廛市填咽”；孟津县也是“邑无不织之家，秦陇巨商 终年坐贩邑中”。3 另一商品布产区在南部的汝宁府，以正阳县陡沟店所产最盛，“家家设机，男女操作，其业较精。商贾至者每挟数千金，昧爽则市上张灯 设烛，骈肩累迹负载而来，所谓布市”。布匹销售范围则“东达颖亳，西达山陕”。4
山东商品布产区如鲁北平原的齐东、章丘、邹平、长山一带所产 棉布总称为寨子布，多集于周村，输往关东。嘉庆年间仅齐东一县每年即有数十万匹棉布输出。鲁西北的陵县、齐河、平原、恩县、清平、馆陶、聊城等为又一商品 布产区，陵县“出产白布最多”，清代中叶该县淄博店、神头店、凤凰店等镇共开设有布店七座，“资本雄厚，购买白粗布运销辽沈”，全县收入颇为可观。齐河、 馆陶、聊城等县也都有山西商人在城镇开设布庄，收购棉布，主要销往北口外。武定府的惠民、滨州、蒲台、乐陵等是又一棉布产区，惠民布多由“海丰县呈子口装 船渡海，赴东三省销行”；蒲台所产则“南赴沂水，北往关东”；乐陵布“行销直隶乐亭、文安、灞州一带”。18世纪末至19世纪八九十年代洋纱洋布销行华北 之前，是华北平原棉纺织手工业大发展时期。其时，仅山东一省每年即有300－500万匹的输出能力，5三省合计每年的输出量估计当在五六百万－千万匹。此 时的华北、西北棉布市场已基本为山东、河南、直隶三省棉布所占领；在东北市场上则形成一个山东、直隶、江南棉布争夺、分割市场的新格局。
清代，冀鲁豫三省的酿酒、榨油、烟草加工、果品加工、编织、制陶等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也都有一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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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长江中上游地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输出区
长江中游三省中，江西开发最早，鄱阳湖区在宋代已有粮食输出。洪武二十六年江西人口已达898万，人均耕地仅4.8亩；而湖广两省人口仅470万，人均耕地46.8亩，近十倍于江西 1, 故从元末起江西已开始向湖广移民，明清时期规模更大得多。
两湖地区的开发正是随着江西移民的大量涌入而开始的，明代中叶形成第一次开发高潮，清代前期为第二次高潮，兴建垸田和各种水利设施是其开发的主要方式。 其中，明代的开发重心在湖北江汉平原，如孝感县“近湖之田，先年原是湖地，夏秋皆水”，嘉靖时已被开为垸田；沔阳州，明初还是“湖河深广”，“垸少地 旷”，“客民利之，多濒河为堤”修筑垸田，到万历时“湖多淤为田庐”2。 清代的开发重点则在湖南洞庭平原，雍正年间湖南巡抚王国栋的奏报说，“洞庭一 湖春夏水发则洪波无际，秋冬水涸则万顷平原，滨湖居民遂筑堤堵水而耕之，但地势卑下，水患时有，惟恃堤垸以为固”。 此类垸田，“大者百余里，小者二三 里，方圆不一，星罗棋布”3。 又据《湘阴县志》记载，该县自乔口以北概为滨湖荒地，“康熙时修建诸围，……至乾隆之初号称极盛，乾隆五年特下广劝开 垦之诏，零星地土听免升科，富民争起应之，报垦无虚岁。亦会其时无水旱之忧，民殷物阜，绰有余力，六七年间增修至数十围”。乾隆年间，仅湘潭、巴陵、益阳 等九州县因修筑堤圩而涸出的湖地共计达16万亩之多 4。康熙二十四年湖南耕地为1389万亩，雍正二年增至3125万亩，乾隆十八年再增至3200 余万亩5, 湖南是清代华中三省耕地增长幅度最大的省份。
两湖农作物以水稻为主，而水稻生长对灌溉条件要求甚高，“近水则腴，远水则瘠”。故湖广地方官和乡绅对于水利设施的兴修都十分重视， 修建的水利设施有塘、堰、堤、陂、井、泉、湖、潭、圳、垸等，数量极大。表４是明清时期湖广部分地区修建的水
利工程统计，请参见。又据乾隆《郴州总志》统计，该
表４ 两湖地区水利工程统计 州所属六州县陂、塘、坝、堰合计达357
━━━━━━━━━━━━━━━━━━━ 处。乾隆《宁乡县志》记载，该县共有各
地 区 万 历 乾 隆 嘉 庆 种水利设施84个，可灌田89000亩。 嘉
─────────────────── 庆《攸县志》载，该县有“障水陂凡数十
鄂东南 652 555 －－ 处，广溉者一陂至数万亩”全县农田“水
湘 中 114 577 774 利足恃者十之七”。《桂阳直隶州志》称
湘 南 134 1283 1299 该州共有“泉、塘四十余所”，各可灌溉
━━━━━━━━━━━━━━━━━━━ 稻田千亩或二千亩不等，其中五眼陂一处
资料来源：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 即可“溉田四千亩”，云祥坝可“溉万亩
页179，表7-2。 焉”,全州耕地四十余万亩，不能灌溉者
仅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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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方仲前引书乙表32。
2.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页175-176，217-218。
3.《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5辑，湖南巡抚王国栋折。
4.李华《清代湖南稻米生产的商品化及其原因》，《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3－14期。
5.梁方仲前引书乙表61。
6.李华《清代湖南稻米生产的商品化及其原因》。
双季稻的推广也是清代湖南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据李华先生的研究，湖南双季稻的推广约在雍乾年间，乾隆三年布政使张桀、按察使严瑞龙有言：“南楚之田， 一岁再熟”；乾隆十年前后杨锡绂、周人骥等任湖南抚按大臣时又大力推广，屡次发布告示“劝种两熟稻谷”；地方官也积极加以推行，故而较见成效。1 水利 兴修和双季稻的推广，使湖南稻谷亩产比明代大幅度提高。 如长沙县“每田一亩，得十石有奇”；郴州宜章县“每上田一亩，获谷五石”；城步县“上田收谷四 石五斗”。郭松义先生依据档案、方志中官、私租额资料对清代华中三省亩产进行了比较：江西的稻谷单产多在2－3石，两季亩产平均可达４石。 湖北水稻产 区，水利设施完备亩产较高者可达五六石，一般沿江平原亩产大致在2－3石之间。湖南亩产高者5－7石，低者2－3石，一般在2－4石之间；而洞庭湖区则在 4－6石之间，亩产不在长江三角洲之下，在华中三省中也是最高的。2
明代以前，江南苏松杭嘉湖五府是全国最大的谷仓，明中叶以后江南渐成为缺 粮区。而湖广稻谷则从明代中后期开始输出，遂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谚，清代其输出量更大幅度增长。康熙年间玄烨皇帝即言：“江浙百姓全赖湖广米粟”；一 但湘米不至，即会引起江浙米价上涨 3。 所谓湖广，主要即指洞庭－江汉平原、湘中地区以及鄂东沿江平原，包括湖南的长沙、岳州、澧州、常德、衡州、 宝庆诸府和湖北的汉阳、黄州二府。
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开发，也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四川经济已有一定的发展。万历年间，四川人口 为26万余户，310万口；耕地面积1348余万亩。明末的连年战争对四川经济破坏极大，清初几乎完全荒芜。康熙二十四年四川全省耕地仅170余万亩，田 赋岁入仅三万余两 4。 为恢复经济，清政府制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一方面招徕流落外地的川民返回故里，另一方面鼓励外省农民进川开垦。经过数十年的移 民垦荒，土地渐辟，经济复苏。雍正年间四川耕地面积已增至2100余万亩，乾嘉时又增至4600万亩；地丁田赋岁入雍正年间增至22万余两，乾隆时为66 万两，道光年间超过100万两 5。 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商品流通也日渐活跃。雍正年间川米开始大量外销，“出荆襄达吴粤”，成为江浙地区商品粮 的重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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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华前引文。
2.郭松义《清代前期南方稻作区的粮食生产》。
3.《清圣祖实录》卷193，康熙38年6月。
4.梁方仲前引书乙表32、61、66。
5.梁方仲前引书乙表61、66、79。
汉口则是长江中游最大的粮食贸易中心，湖南长沙、宝庆、岳州、衡州、常德等府所产之米均先聚于洞庭，经岳州出长江而达汉口。康熙年间赵申乔的奏报称： “湖广距江浙甚远，本处所产之米运下江浙者居多”，“江浙买米商贩多在汉口购买” 1。 四川之米顺长江东下者也多汇聚于汉口，故有“江浙粮米历来仰 给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之说。2 据全汉升先生估计，雍正年间自湖广运往江南的稻米每年约有1000万石；吴承明先生估计，清代前 期江南地区每年从长江中上游的江西、湖广、四川输入的稻米约为1500万石。3 明清时期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开发及其作为粮食输出区的确立，不仅 提高了其自身的经济地位，对江南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木材也是长江中上游地区输出的大宗产品之一。木材、竹料，是建造房 屋、制造交通工具、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的重要原料。我国木竹资源分布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华北平原是木竹的主要需求区，西南、中南地区的云贵、四川、湖南 是木材最主要的产地和输出地。汉口是长江中游最大的木材集散市场，云贵以及湖南永州、衡州、宝庆等府所产木材分别由湘江、资江、沅江、澧江四水入洞庭湖， 经岳州抵汉口；四川所产木材也顺长江东下抵达汉口；商人在此购木编筏，然后顺长江东下，转销江南、山东、直隶。此外，赣南山区的竹木多由赣江经鄱阳湖入长 江，运销江淮 4。
随着经济的发展，湖广两省农副产品加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清代，湖北棉纺织业也有一定规模，在汉阳、德安、荆州等府形成 几个商品布产区。乾隆《汉阳府志》记载，汉阳所产棉布“四方来贸者辄盈千累百捆载以去”，销售范围远至秦晋、滇黔；孝感、应城等县为又一棉布产区“行北路 者曰山庄，行南路者曰水庄，亦有染色出售者，四时舟车负贩不绝”；荆州府监利等县所产布匹则“西走蜀黔，南走百粤”，主要销往西 南 5。 又据道光《云梦县志》记载，该邑农民“甫释犁锄即勤机杼，男女老少皆然，寒暑不辍”。云梦县是湖北棉布销行西北的重要转运中 心，“凡西客来楚贸布，必经云城捆载出疆”，西商在云梦县城立有店铺字号十数处，“市肆牙行专视远商之售否为盈虚”。6 孝感、应城等县销 往西北的棉布当也在云梦集中；销西南的布匹则由汉阳溯长江而上。此外，湖南的巴陵、祁阳、浏阳等县也有棉布或夏布输出。
不过，总体来看湖广两 省虽有商品布输出，但也有大量输入。汉口市场上集中的棉织品如毛蓝、京青、洋青、黑青、假高丽布等多来自苏州、松江；丝织品品种更多，如贡缎、广缎、洋 缎、羽毛缎、羽绉、哔叽；宁绸、宫绸、纺绸、庄绫、汴绫、湖绉、茧绸，荷包、帕头、屏幛、椅垫等等，多来自江浙的南京、苏杭、湖州等地，亦有从广东、河南 等省输入的 7。其中一部分销行湖广诸府，一部分转销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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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申乔《自治官书》卷6。
2.《雍正朱批谕旨》，王景灏二年八月二十日折。
3.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页573；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页257。
4.经君健《清代前期民商木竹的采伐和运销》，《燕京学报》新1期。
5.乾隆《汉阳府志》卷28；光绪《应城县志》卷１引康熙志；同治《监利县志》卷8。
6.道光《云梦县志》卷１。
7.章学诚《章氏遗书》第四册，《湖北通志检存稿 食货志》。
五、边疆地区的初步开发
清代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清王朝建国之后，对边疆地区进行了大力开发和治理。如东北平原的开发，台湾的移垦，新疆的屯戍，以及对西南少数民族 地区的治理等，对于国家的安定统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经济效益较著者当属东北和台湾的开发。下面分别述之。
１. 广袤的东北平原的初步开发
东北地区原为满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区，明朝政府在此设奴儿干都司治理之。清朝建立之后，开始对东北的开发，这一开发过程是在大量汉族人口移民的基础上实现的。
清 王朝建立之初，即于顺治初年颁布招垦令：凡“州县衙所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有主者令原主开垦，无力者官给牛具籽种”；招徕流民不论籍别，使开 垦荒田，永准为业 1。十年又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令》，鼓励各省农民移居辽东，并规定“州县以劝农之多寡优劣”以定考成，以招垦人数和开垦土地之多寡作 为奖励、进升的条件。据《开原县志》记载“凡招徕新民，户部遣官于城中每丁给地基二绳（合２日），于野每丁给地五绳，永为民业”。被招之民到辽东后，官府 贷给口粮、籽种、牛只，俟秋成后归还 2。
随着移民人数的增长，清代东北地区耕地面积也迅速扩大。顺治十八年辽东奉天、锦州二府仅有耕地６ 万余亩，康熙二十四年增至31万余亩，雍正二年再增至58万余亩；乾隆十八年奉天地区共有耕地252万亩，到嘉庆十七年增至2130万亩；嘉庆二十五年东 北三省耕地总计达2317万余亩 3。与清初相比，东北耕地面积增长了上百倍。表５是嘉庆二十五年东北全境户口、耕地及田赋统计，请参见。
表５ 嘉庆二十五年东北户口、田地及额征田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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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户 数 口 数 田 地 地丁正杂银 米 粮
（亩） （两） （石）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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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京 －－ 8151 472173 437 253 1192
奉天府 129653 1314971 2128394 72062 30194 －－
锦州府 61361 434126 1536864 29045 13612 49307
吉 林 111847 566574 1559848 93993 －－ 23197
黑龙江 28465 167616 1509288 3795 47630 －－
盛京合计(一) 331326 2491438 7206567 199333 91690 73697
盛京合计(二) －－ －－ 23174869 321965 93559 18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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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77。
(一) 栏为《嘉庆重修一统志》所载各数相加之和；
(二) 栏为《嘉庆重修一统志》原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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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清会典事例》卷166。
2.参见孔经纬《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第二篇第三章。
3.梁方仲前引书乙表61、77。
随着耕地面积的增长，东北地区的粮食产量亦有增加。自康熙中叶始，东北已陆续有余粮输出，“有运米于山海关内者，又泛海贩粜于山东者多有之” 1。乾 隆初年，因直隶歉收粮价腾贵，清政府下令：“奉天海洋运米赴天津等处之商船，听其流通，不必禁止” 2。乾隆九年，因山东遭灾，从奉天调运存仓米20万 石海运至山东以救饥 3。不过，此时清政府对东北粮食的输出数量和地点尚有诸多限制。乾隆中叶以降，随着开发的深化，东北已成为一个新的粮食产区，供给 能力大大提高，清政府对东北粮食输出的限制也最终解除。嘉道年间，东北输往直隶、山东二省的高粮、粟米等粮食每年约一二百万石；而输往江南的豆麦、杂粮每 年更高达上千万石，东北成为江南地区最重要的肥料和手工业原料的供应地。
２. 台湾的开发与两岸贸易的发展
台湾的开发也始于清代。台湾原为高山族居住地，明末被荷兰殖民者侵占。清初郑成功率部渡海抵台，驱逐了殖民统治者，兴军屯，鼓励民垦，是为台湾开发之始。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收复台湾之后，闽粤沿海居民大规模向台湾移民，更加速了台湾的开发。
据 陈孔立的研究，荷兰殖民者统治时期（1624-1661年）台湾居民约有4.5－5.7万。郑成功抵台所率部队眷属有数万人，再加上这一时期的移民，郑据 时代（1661－1683年）台湾居民已有10－12万。清王朝统一台湾之后，闽粤沿海居民大规模迁至，台湾人口迅速增长。乾隆二十八年台湾人口已达66 万余，四十七年增至91万，嘉庆十六年再增至190万。与康熙初年相比，二百年间台湾人口增长近40倍。耕地的增长也属可观。康熙二十四年台湾耕地面积仅 18454甲（1甲约为11亩多），雍正十三年增至50517甲，乾隆中叶再增为61917甲，到清末台湾已有耕地361417甲4, 约相当于400 余万亩。
台湾气候温暖，雨水充沛，四季皆可种植。随着闽粤移民的大量迁入，土地垦辟，产量颇丰。史称“千仓万箱不但本郡足食，并可资瞻内 地”，“肩贩舟载不尽不休”。5 台米输闽最早始于郑据时期，《台湾通史》记言，“郑氏养兵七十有二镇，谘议参军陈永华乃申屯田之制以足兵食，又 能以其有余，供给漳、泉以取其利” 6。 清王朝统一之后，闽台间粮食贸易更加兴盛，《台湾府志》记载，康熙“三十二年冬，大有年。商人贩粜内地，四 郡居民资焉” 7。乾隆初年台湾每年输闽稻米 “不下八九十万（石）” 8； 也有学者估计乾隆末年已达一百万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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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圣祖实录》康熙25年12月。
2.同治《续天津县志》卷6。
3.道光《陵县志》卷7。
4.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页7－9。
5.《台海使槎录》卷3。
6.连横《台湾通史》卷20，粮运志。
7.康熙《台湾府志》卷９，外志。
8.《明清史料》戊编第九本，页821。
9.林仁川等《清代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贸易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2期。
台米输浙始于雍正元年，是年以浙江饥，令商船运台米一万石，次年又运米四万石 1。乾隆五十一年以浙西三府客米稀少，拨运台米43600石 2。道 光以后台米输出范围进一步扩大。四年以天津岁歉，“令台湾船户运米北上”。此次贩运共募集组织了一支近百只船的船队，载谷14万石；因途中遇风损失了一部 分，最后抵津船只70只，共运米13万石。3 此后，台湾商船运米北上天津渐成为常事。
蔗糖是台湾的另一重要物产和 输出商品。 台湾甘蔗种植甚广，糖产亦多。《台海使槎录》称，“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趋图息，莫此为甚。糖斤未出，客人先行定买；糖一入手，即便装载” 贩运。该书还记载了台湾的榨糖生产：台人“十月内筑 部屋，置蔗车，雇募人工，动 部硖糖。上园每甲可煎乌糖六七十担，白糖六七十漏，……中园、下园 只四五十担”。台糖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所煎之糖较闽粤诸郡为尤佳” 4。
台湾糖产，主要销往上海、宁波、天津、牛庄等地。王韬《瀛濡杂志》记言，“闽粤大商多在沪之东关外，粤则从汕头，闽则从台湾运糖至沪，所售动以数百万金” 5。 天津自雍正年间即有台糖进口，主要是由漳、泉海商转销而至。此外台糖还大量输往东南亚和日本。
台湾从大陆输入的商品主要是布匹、绸缎和其他手工业品。据《淡水厅志》记载，“商人择地所宜，雇船装贩，近则福州、漳泉、厦门，远则宁波、上海、乍浦、 天津以及广东。凡港路可通争相贸易，所售之值或易他货而还” 6。 如从苏州回贩布匹、绸缎、在浙江购买绫罗、绵绸，自漳、泉地区输入棉布等 等 7。乾隆年间两岸每年的贸易额已达“数百万元”之数 8。
随着经济发展和两岸贸易的兴盛，台湾也出现了专门从事贸易的商人组织“郊 行”。如台南有北郊、南郊和糖郊，北郊贸易范围为长江以北宁波、上海、天津、牛庄等；南郊经营地区为漳、泉、厦门、金门、汕头等；糖郊则主要经营台糖贸 易。台湾中部的鹿港，有专营泉州贸易的泉郊，经营厦门、漳州一带贸易的厦郊，以及经营广东、澎湖等地贸易的南郊。道光中叶，鹿港的泉郊所属商号达200余 家，厦郊所属商号也有100家之多，贸易范围扩大到天津、东北 9。《彰化县志》记载，道光年间鹿港泉郊、厦郊商船“北上天津及锦、盖诸州者渐多。鹿港 泉、厦郊船户欲北上者，虽由鹿港聚载，必仍回内地各本澳”，然后沿近海北上 10。在闽南的泉、漳一带也有不少专营台湾贸易的“郊行”，如乾隆间晋江县 蚶江与台湾通商的大行郊就有泉胜、泉泰、谦恭、谦益、晋丰、勤和、锦瑞等20多家，往来船只近二百艘；道光年间，泉州仅鹿郊商号即有46家之多 11。
总之，经过近二百年的移民开发，到清代中叶东北和台湾农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已成为新的粮食生产基地；农产加工业、商业等也有了初步发展，从而为其后更大规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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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海使槎录》卷１。
2.《明清史料》戊编第9本，页846。
3.同上，第10本，页938。
4.《台海使槎录》卷1，卷3。
5.王韬《瀛濡杂志》，《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9帙。
6. 同治《淡水厅志》卷11，风俗考。
7.《台海使槎录》卷2 。
8.连横《台湾通史》卷25，商务志。
9.黄福才《论清代大陆与台湾贸易各阶段的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0.道光《彰化县志》卷1，海道。
11.庄为玑、王连茂编《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上篇页3，下篇页469。
以上我们分别考察了江南、珠江三角洲、华北平原、长江中上游地区、东北平原和台湾等六个不同的经济区在明清时代的发展状况。此外，闽东南的漳、泉、福州 等府沿海贸易较著，闽浙赣山区以植茶种杉、栽培油茶桐漆等林业经济为主，陕南山区则以木材采伐加工、采矿、冶铁等业为重，大多因地制宜各有特色；而西北的 甘肃、新疆，西南的云贵地区，因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经济发展则较为落后。囿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论述了。
六、商品流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以上考察中我们看到，虽然各区域自然条件不尽相同，发展水平、特点也有较大差异，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即明清时期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商品流通都大大加强了。
因地制宜的地区发展和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可以说是明清时期经济发展中两大最为显著的特征。或者说，正是由于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商品流通的扩大，才 使得各区域可以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地发展，从而形成各自的经济特色，并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如江南地区经济特色的形成，不仅有赖于其自身的发展，而且与外 部市场条件密切相关。长江中上游大量稻米的输入，对江南经济的发展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清代前期，从长江中上游诸省输入江南的稻米每年约有 1000－1500万石。以1000万石计，即可供江南330万人一年之食，或相当于松江东部670万亩稻田丰年的总产量。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的各项投 入，已接近传统技术条件下的最高限，边际产量开始下降，稻米生产成本的上升幅度已超过产量的上升幅度；而湖广、四川则由于人均耕地较多，粮食生成本较低。 1 如果没有长江中上游廉价稻米的大量输入，以保证江南人民的粮食供应，其种植结构的调整和高收益型农业的形成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样，江南 丝、棉纺织业在明清时期的大发展，也有赖于外地粮食的大量输入；否则，大量脱离农业的城镇人口、手工业人口则无法生存。同时，全国各省区以及国外市场对江 南丝、绸、棉布的需求，即一个广阔的外部需求市场的存在，对江南丝、棉纺织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有力的刺激。同样，珠江三角洲以外贸为导向，以转口贸易为中心 的经济格局，也有赖于全国规模的商品流通。
比较各区域之间流通的商品结构，各区域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明显可见：江南地区以输入粮食、肥料等低值 商品，输出棉布、绸缎等手工业品为主，属高收益型经济格局。珠江三角洲输入粮食、棉花，种植果、桑等经济作物以供加工输出；同时转口贸易迅速发展，一种以 外贸为导向，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经济格局正在逐渐形成；不过，这种经济格局的形成并非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清政府的独口通商政策。长江 中上游的湖广、四川等省，以及东北、台湾等新开发区，主要输出粮食，输入棉布、绸缎等手工业制品，即输出低值商品，输入高值商品，在地区分工中显然还处于 劣势。华北平原在明代曾大量输出棉花，换取棉布等手工业品；清代随着本地棉纺织业的发展，棉花从输出为主改为自用为主，并且已有能力与江南棉布争夺华北、 西北、东北市场，至少在棉与布这一对原料与制成品的流通上，其劣势地位已得到根本改观。
比较分析各区域间的流通特点，我们可更清楚地看到商品 流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流通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各地区间的物资交流，有无互易，更为重要的是流通使原本互不相关的一个个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地区相互 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可以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面上形成地区分工，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从表面上看，这种分工似更有利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 区，但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流通也促进了后起地区的发展，为它们迎头赶上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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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伯重前引文。
作者：许 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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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嘉庆《滦州志》卷1；乾隆《乐亭县志》卷5；
乾隆《正定府志》卷12；乾隆《束鹿县志》卷2。
2.光绪《寿阳县志》卷10。
3.乾隆《孟县志》卷4；嘉庆《孟津县志》卷4。
4.嘉庆《正阳县志》卷9。
5.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页327－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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