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浪财经；时间：2018年11月20日

　　据新浪财经报道，11月20日，“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第5期暨“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10期在北京召开。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就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经验及“中国改革下一步”等问题发表了主题演讲。

　　蔡昉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发展问题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尽管还能挖掘潜力，但是大前提一定是加快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就必须转向改革红利。

　　以下是根据现场发言整理的文字实录：

　　主持人：今天读书会非常火爆。尊敬的蔡院长、各位来宾、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出席CF40孙冶方悦读会。今天第10期是非常重要的话题，纪念改革开放40年。也正好蔡院长刚刚出版了新书，《四十不惑》，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增长。

　　这个四十跟我们四十人论坛非常有渊源直接的一个巧合，我们也是四十。都说四十不惑，其实我们2008年，十年前成立四十人论坛的时候，一个基本的想法，有可能很多是四十不惑，另外，还有一个四十之后新的发展的动力，所以我们取的四十这个名字，当时讲叫四十位四十岁上下，我们四十人论坛最主要的特点，两个，一个是区别于今天的大型公开公益会议，我们主要闭门会为主，一年大概有一百多场闭门研讨会，这样小规模讲时效的研讨会再有相关的报告和书籍。

　　另外，一个是竞争和淘汰机制。十年下来，四十位创始成员到今年的时候，第一年加入仍然是正式成员的一共只有10位。所以每年会有一些新的成员进来有一些成员出去，那么这种淘汰机制它的结果，一方面是只有十位创始成员仍然留在四十人体制之内，另外一方面我们四十人包括论坛理事、顾问，除了四十人论坛我们也有在上海、天津、青岛的研究院和基金会，这样的话我们也有更好的基础跟大家分享四十人论坛更多的成果。所以今天除了蔡院长这本书我们还有另外一本书送给大家，《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所以今天也是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的第五讲，这个讲座就是为今年而特别定制的。那么今天我们重点是请蔡院长分享他的新作。蔡院长一直在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这些领域见长，尤其是在05年的时候他提出来一个命题，中国是不是到了新的刘易斯拐点，影响很大，后来也被证实成为了很重要的一个政策研究。

　　今天蔡院长为大家分享的新书《四十不惑》，不仅是一个经验分享的一本好的著作，而且也是一个我们分析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新的任务的一个好的机遇，有请蔡院长。

　　蔡昉：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举办的这次读书会，我的工作是写书写文章，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有机会讲这本书非常高兴。

　　今天我是希望能够给我的40分钟的时间把我这些年研究的思路用一个粗线条勾勒一下，并不完全局限这本书。同时我对这本书有一个开场白，我记得是2007年，刚才海明秘书长讲到了，那时候我正在那频于跟人家论战刘易斯转折点到底到了没有？吴敬琏老师他觉得这个观点比较重要，他就要求我在世界经济学会的一个会议上，在清华去讲讲。讲完了以后，请一位康奈尔大学的教授来评论，那位教授叫巴夫。我觉得他没听出名堂来，不知道国内争论的焦点，我当时为了论证刘易斯转折点，说中国劳动力已经不那么过剩了，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短缺，我们就业多充分，失业率到底有多高，他觉得我是在说成就。他非常客气评论说，我在悲观的谈问题更多一些的人和谈成绩更多一些人之间我倾向于喜欢前者。他说因为你主要把问题揭示的充分，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他的意思说，你可能歌颂宋德太多了。

　　我觉得他是一种说法，也合理，我觉得反而是说如果你回顾一段历史，这个历史的确是不寻常的历史，稍后会给大家展示。同时，你能够告诉大家，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那么很自然，你还有什么做得不够，那么以后你应该做什么呢？也应该在逻辑中就能够接续下去了。所以，今天的这本书我还是正面讲中国过去的成就，讲我们做对了什么。当然我们也要提出问题。

　　我们首先看改革开放，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同时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先说四十年前，四十年前也就在这个冬天，在北京甚至就是这个月，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条政治路线确定了，我们要改革开放。虽然在这个会上并没有说“改革开放”这几个词。与此同时也是在这个冬天，在几千公里之外我们安徽奉贤阳小岗村的农民，往年这个季节他们会说我要出去逃荒，你要开个证明，盖个大印，现在他们不知道北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他们觉得不一样了，他对着队长说，你能不能带着我们包产到户，因此他们给队长写下了这个协议，每个人都摁了手印，18家农户，如果你犯了错误坐了牢，我们把你的孩子养到18岁。一个是宏观的事件，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我们在内蒙古、四川、安徽都搞过包产到户。那么这两个事件标志着40年前伟大的改革。

　　40年前，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日本，坐日本新干线，据记载，有人问，你有什么感受？他说快，真快。这个含义，本来就是快，当时我们还没有见过高铁。但是我们把它用来在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是40年中，人类历史之前所没有实现过的。它带来7点几亿人的脱贫，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脱贫也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那么还有其它没有过的。比如说我后边举这个例子。40年后，孔子说他在不同的年龄段都有一句话，15岁他说，十有五而至于学。正好在改革开放15年的时候，林毅夫教授、李朱教授和我，写了《中国的奇迹》，那是第一次正式出版物讲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那个时候很多人还不太赞成。到了30年的时候，孔子说，三十而立，怎么解释？如果你实行一个好的政策，有利于民生的政策，三十年应该看到效果。我们在30年的时候我们也都写了书，讲我们取得的成就，我们已经认同了，现在很少有人说中国股市奇迹。四十年的时候，四十不惑，我们要提炼故事。过去讲中国故事，现在你有一个中国智慧在里边，你如何通过经济学那么提炼这个故事，形成智慧甚至形成中国方案。我们写书的人也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我们看看中国奇迹还有什么了不起的？顺时针看这三个人，分别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他以说著名的名言著称，当然以科学成就著称，但是他说出很多名言，其中一句名言是说，富力是人类第八大奇迹。富力，一个经济总量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发展下去会造成多大的影响，这是了不起的东西。

　　那么第二个人就是劳伦斯萨诺斯，他说我分析问题，我思考问题，我有一个习惯，习惯冥想。冥想300年以后，历史学家看我们这个时代，他会怎么想？他说我猜想，300年以后的历史学家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他们忘记了冷战的结束，他们可能也忘记了美国的9.11，但是他们一定会记得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其它国家的和全世界的影响。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在中国这个崛起之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也不是说寄托他的后代，他自己就要看到我的生活水平达到多少倍的改善。

　　我按照他的思路我就做了一个估算，大家看，第一行是指全世界，在工业革命之前全世界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停滞，我们叫马尔萨斯陷阱，意味着经济增长就是零。人的预期寿命非常短，勉强活到30、40岁就去世了。因此，一个人一种生中生活水平没有改变。

　　第一个工业革命国家英国，英国增长最快1880年开始，我们选了50年看，因为1880年出生英国人预期寿命50岁。因此他的50年里头，经济增长0.9%，人均GDP。代表生活质量的改善，这个人一生中生活水平第一次比我的父辈提高了，我一生中生活水平提高了56%。在英国之外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是美国，美国从1920年到1975年，因为这个期间人的预期寿命55年，他发现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是2%每年，人均GDP，然后一生中见到了接近一倍的生活水平改善。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日本，日本在1950年开始，他的人能活60岁，到2010年，60年中，经济增长速度是每年4%，这个人一生过完了以后发现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接近10倍。看中国，中国从78年开始转型，我们81年进行了人口普查，81年出生的人预期寿命是68岁，我们从81年开始。81年到2016年，我们的人均GDP每年增长8.9%，那么因此，81年出生的人到2016年，他的生活水平改善了11倍，他要活到2049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的时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百年目标的第二个目标。如果8.9%维持下去，当然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已经不是8.9%，如果维持下去，我算了算，他生活水平会提高360倍。但不管怎么说，他今天实现了十几倍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所没有过的，这就是中国特殊的成功的地方，这是事实，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先把我们做对了什么来讲透可能是有意义的。

　　我们不自说自话，我们找一些参照，理论大家的参照系来论述我们观点。我就想了有这么三个人。

　　第一个哈耶克，哈耶克没有论证中国奇迹，但是很多人引用哈耶克讲中国，他们说中国发展确实很好，非常成功，恰恰是哈耶克的一个完美的证明，因为哈耶克说有一种世界叫做我没有往这儿做，但是不料之间形成了一个结果，是非预料的人类行为结果。我们经经历过改革，我们看到了农民、工人、企业家、各级干部他们怎么在改革和创造中国奇迹中他们的艰辛，我觉得这个未加预料的结果是不公平，但是很多人引用，我们知道的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比如说科斯，比如（张五常）教授都是这么说，我觉得这不公平，我们要驳斥这个论点。

　　第二个人是钱大力。他也没有赶上中国奇迹，但是他的一些观点也被人家引用。他就说，你阻碍一个经济发展，是一部分，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总有一两条是决定性，你抓住这一两条，哪怕你其它条件不具备，你仍然可以实现高速增长。这样我觉得有些现代经济学家引用这个东西就要抓，哪个你做对了，哪个你做错了，80年代农村改革很成功，80年代之后你的改革乏善可陈，我觉得这不是事实，我觉得也有必要回应这种观点。

　　第三个，保罗克鲁德曼，他一直唱衰中国经济，从唱衰亚洲四小龙开始，一直到2012年还有批评中国经济增长，认为中国要撞墙了等等言论。原因是什么呢？他不懂得二元经济结构，不认同二元经济发展，他认为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是新古典式的，都是一个匀式的，他也不知道资源重新配置带来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他始终不太了解，为什么我一次又一次预测中国没有奇迹，必然要撞墙，但是一直没有成功，我们觉得也有必要回应他的观点。

　　那么我们看看高速增长，充分条件是什么？必要条件是什么？充分条件当然就是改革了。我们再看看，我们有些什么特殊的条件。中国有而其它国家不具备。我们先看人口，我把人口分成劳动年龄人口15到59岁，非劳动年龄人口有的时候也不太合理叫它依赖型人口，15岁以前60岁以后的人口。在80年到2010年之间，这30年中，我们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你一定要算这个数还是略有负增长。这种形状，人口的这种变化就导致了中国人口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我们把它叫做创造劳动人口机会窗口，我们和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也是增长，但是依赖型人口增长，而且劳动年龄人口没有中国增长快，这是中间依赖型人口增长很快，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也很快，只有中国，我们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不增长，这是独特的条件，这个条件带来了什么东西？带来了过去高速增长中增长源泉都和人口结构有关系。跟人力资本有关系、劳动力数量有关系，这个都大家容易理解，但是这两个贡献率并没有那么高，我们分解了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每年的增长速度就是由这些因素构成的。最大的贡献是来自于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也有两个原因和人口密切相关。

　　第一个，当你的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而且很低的情况下，你很自然，你可以把创造的剩余储蓄起来，我们实现高储蓄率。储蓄起来就可以投资就可以积累。同时，因为有劳动力的充足供应，无限供给，也不会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种假设，说我会很快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很长时间不会，因为你的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因此你的资本，投资的回报率也很高，你有高储蓄率又有高的资本回报率，很自然，资本积累为经济增长做贡献是必然的。我们还有一大块，最后这部分是生产率的提高，比如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发现在全要素生产率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也就是说劳动力从生产力低的农业专项生产力更高的非农产业，这个转移本身对我们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做出很大贡献，这也是我们积累大量剩余劳动力带来。因此，几乎我们过去的全部的经济增长源泉都和人口因素有关，是特定时期人口结构变化的结果。因此我们获得了人口红利，我简单举两个例子，我随便过一下。

　　一个，我们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有关系的。因为发达国家如果你画一张图，横坐标是人口年龄，纵坐标是人均受教育年限，这就人力资源的指标。发达国家从20到60多岁是一条水平线，因为它的教育早都发展到那样饱和了，大家受教育程度都很高，20岁的人，受教育年限跟60多岁的人是一样的。但是对中国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来说，越是年轻的人受教育程度越大，当年有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劳动力市场，他们带着更高的受教育年限很快显著改善你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我们把中国受教育年限和世界水平线相比实现了快速的赶超。

　　再有一个论证我们生产力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我进一步分解劳动生产率，除了一产对劳动生产率过去17倍到18倍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产贡献了一个份额，二产贡献了一个份额，三产贡献了一个份额，这三个贡献份额加起来不是100%，还有44%的因素是来自于资源从一产到二产到三产的转移，主要是劳动力资源，也就是说再一次印证资源重新配置是特定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也是人口红利的表现。

　　当然你具备这些条件，我们改革开放之前也具备，今天非洲也具备，很多东南亚、东亚、南亚国家也具备这些人口年龄，人口红利的潜在贡献，但是必须有改革开放。因此，我是为了兑现中国人口红利我就相应把中国的改革过程用这样一个逻辑来概括，就是我们劳动力资源，当然包括其它生产要素的退出，退出第一生产力的 部门，流动在部门之间、产业之间、企业之间、所有制之间流动，寻找什么呢？寻找进入，进入到生态率更高的部门。这样就把我们微观，因为人们为什么要流动？农民工流动是因为他想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微观上人们是有动机的，你解除制度障碍，允许我流动，那么我就有这个动机去找收入更高的就业岗位。从宏观上，它就告诉我们，你的生产率来源是这种资源重新配置。那么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第一个看退出。我们都知道，1978年凤阳小岗村农民找队长的时候他们是典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大家积工分，那个时候最大特点，就像林毅夫教授过去研究农村改革的时候说，它没有退出政策，你搞一些副业被叫做资本主义的尾巴，因此你只有说偷懒，我没有力量干活。家庭承包制，人民公社废除改善了微观激励机制，一下子就根本上赋予了农民配给他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权利，我们家庭承包制被写进宪法，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人民公社没了，从那个意义上说，它不再控制人们的劳动的岗位，当然我们还经历了一系列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改革，比如说先从种粮转向种植业，更多的种植业到多种经营到进入乡镇企业到小城镇、中小城市、大城市在中西部进入东南沿海。这样的一个过程是逐步退出的过程，我们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城市化率也在大幅度的提高，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就相应降下来，这也是搞农业经济，我是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学的是农业经济。这是农业经济学家的所坚信的一个叫“铁律”，农业份额下降，经济发展的一个铁律。

　　退出以后，他们就流动，我们也知道92年邓小平有个“南巡”讲话，之后我们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非公有经济、外向型的制造业就大规模发展起来了，因此劳动力从农业一下子就转向了这些领域。那么不断重新配置导致了目前我们城市的就业中农民工占到了40%左右。再下一步他们不是简单的流动，他们不断克服制度障碍，进入到生产力更高的部门，他们先到小城镇再到中小城市，再到大城市，在大城市边缘生产出来的新企业就业，随后他们也可以进入到了国有企业，进入到各层，甚至也有一些获得了长期的居民的待遇，甚至还有一些，当然不是很多，也得到了城市的户口。那么直至我们今天城市的就业中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疏难过程，他们从年龄上补偿了我们人口老龄化。你把人口相关的因素变成生产要素的供给变成生产率的提高，你测算出来你就可以得到2010年之前，中国就应该有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我们叫潜在增长率，就有10%，实际上我们实际增长率尽管是波动，但是平均下来也就是10%，这就是我们的过去。

　　当然，情况在变化。2010年，我们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我们老龄人口一下子看到了一个问题，15到59岁这个劳动年龄人口在那一年达到了峰值，峰值就是拐点，从第二年，我记得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就说，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从那之后，就一直减下去了。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比较快的经济增长带来比较快的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就是从高生育率转向低生育率那么一个过程。转的结果必然是老龄化的加快，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出现了一个我所说叫做“未富先老”。未富先老，我们选一个图，我们左下角那张图是2010年的数，大家可以看右边是中国的人口结构，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我们越来越像一个橄榄型，左边是不含中国数据其它发展中国家，你可以看到，它比中国更像一个金字塔状。它的表现是什么？是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比其它国家中发展更老，所以我们把它叫未富先老。2010年我们经历了两个拐点，都是人口拐点。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之后就负增长。另一个，同一个指标另一种表示，是人口抚养比，2010年达到最低点，在此之后迅速提高。大家说为什么2012年开始中国一下从两位数11%的增长速度一下跌到8%都保不了，其实就是因为巨大的拐点所带来。

　　这地方非常快说，我分别从劳动力生产导致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那边是资本回报率迅速下降以及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农村的16到19岁的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以后现在也在减少，相应进程农民工速度大大减慢，你再搁到生产函数或者增长核算方程里面，你就会得到中国潜在增长率在2010年之后就一定是下降，这是我们过去测算的。“十二五”期间平均只有7.6%，后来实际增长速度是7.8%，“十三五”只有6.2%，目前我们还高于6.2%，因此我们也有信心说，我们后几年降到6%都是很好的速度，我们一点都不担心会造成失业现象，潜在增长率就是充分就业的增长率。

　　最后，我们今天面临是什么？人口红利消失了，过去我老说警惕人口红利消失，人口红利快要消失了，结果我的同事们就出来批评我，人口学界的，中国9亿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会保持很长时间，这个数怎么会消失，不会，坚持长期有人口红利。我说得再彻底一点，人口红利应该是已经消失了，尽管还能挖掘潜力，但是大前提一定是加快消失。消失人口红利能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当然可以，必须转向改革红利。这也是一个对过去经济增长的分解，在2010年之前，大家看，我们经济增长是上面这条线，曾经接近10%，有资本积累的贡献、人力资本的贡献、劳动力贡献、全要素劳动力转移、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很多经济增长源泉可能会负向影响你的经济增长，我们看深蓝色的线在2010年之后就降下来了，这是真实的。我们人口红利消失以后，经济增长下一个台阶，但是这是合理的，因为发达经济体从来也不会想象有8%到10%的增长速度。但是他们经济增长更要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为这是可持续的，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条件下几乎你全得靠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我们测算了一下，假如说通过几种改革，当时我们主要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带来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能够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提高，就可以在现在的基础上再提高一块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也就是浅蓝色的那个面，说明改革是会带来真金白银立竿见影的红利的，我这里列了一些改革的领域，这些改革领域倒不是用什么其它的办法概括出来，而是说我们从自己的研究中，也从别人的研究成果中看到了大家实实在在的指出了这些改革领域可以从供给侧改善生产要素的供给，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那么这些达到了就提高的潜在增长率，提高到什么程度？不可能回到以前的水平上，可以在下降的过程中保持下降更缓慢一些，维持中高速的时间更长一些。最典型户籍制度改革，我们今天说的58%、59%的城镇化率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包括把农民工算成城市居民，农民工没有享受城市户口也就没有均等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他们劳动力供给在非农产业中的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可能返乡，到了40岁以后他们永久性返乡，这些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不那么高，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下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大幅度提高，让农民工成为市民，他们劳动供给给稳定了，他们愿意接受更多培训，他们人力资本也就会提高，同时改善劳动力从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制度环境，也能带来新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同时从需求侧也有利于把2.8亿农民工的消费需求大幅度调度出来，这是很多国家也没见过2.8亿农民。

　　我们同事最近也做了一个估算，如果你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把农民工变成市民，农民工再假设他教育水平不变，他的工资不变，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仅仅获得了城市居民身份，获得了城市公共消费，同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想强调一点，我们有两个阶段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个阶段主要依靠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资源重新配置，这是一个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没有太多的创造性的破坏也是比较改进式的。到了一定的阶段，人口红利消失了，没那么多大规模的改善，产业结构调整的余地，其实我们还有在一个行业内部之间进退生死创造性破坏也可以改善资源重新配置。越是到了发达经济发展阶段，比如说在美国，他们估算，这恰好是好多年前我在巴黎开一个会，是林毅夫邀请我去的，当时一个教授他就是研究这种生产率的提高源泉，他发现一个行业内部企业之间能够自由进入自由退出，那么该升升，该死死，这种生产率提高占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把这个因素使用上需要一系列制度政策环境，那么这就需要推进改革。

　　最后一个图，我想展示的，每一张图，四种情景都是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中国潜在增长率，我们一直是要降下去，因为我们越是发达经济体，我们的速度越会降得相对低一点，这是回归到均值。我个人一些学者，比如说劳伦斯萨姆斯他们观点不一样，他认为我们很快回归均值，我认为不会，最终2050年我们或许很接近均值，但是我们下降是缓慢的。四种情景可以看到，除了从左边到最右边每一种情景是加了一个改革的力度，也就是说你的改革出台越充分，改革的效果越好，实现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更高一些，也就是它的下降速度更慢一些，大家看在最后一种情形下甚至会出现一个长期的L型的一个变化。但是如果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保持中高速时间更长一些，我们在2050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在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在最好的情形下我们是非常高的人均收入水平。我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内容来源于新浪财经，未经演讲人审阅。

　　关键词：蔡昉；经济增长；人口红利；改革红利

　　原文链接：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bank/bank_hydt/2018-11-20/doc-ihnyuqhi5062002.shtml

　　编稿：王山；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