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郭冠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经济研究》2016年08期，第17-27，85页

摘要：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需要和所处的以劳动力"贫困积累"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特点，马克思将"劳动循环"论证直接置于"资本循环"之中，没有对劳动力扩大再生产这一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命题进行深入探索，也没有对劳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进行研究。本文在对马克思有关劳动创造价值理论梳理的基础上，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基础，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为导向，结合中国的实践、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以及国内外研究成果，对以"知识生产与知识消费一体化"为特征的知识生产部门的劳动过程、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剩余价值的分享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以此为基础，对知识部门的创新发展与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循环；劳动价值；知识经济；人力资本；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研究”（批准文号：12&ZD08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转型风险与国家生产系统效率提升路径研究”（批准文号：14AJL006）和“中国城市规模、空间集聚与管理模式研究”（批准文号：15AJL013）的资助

一、引  言

马克思有关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包括了劳动过程、劳动力“贫困积累”的再生产和劳动价值创造与分配三个重要的理论命题。①尽管这些理论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之上，依附于“资本生产、资本循环和资本生产的总过程”之中，但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理论发展空间，它不仅在揭示中国实现第二步跨越之前出现的“资强劳弱”、“收入差距过大”、“资源问题突出”等现象时，具有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比拟的优势，而且也是进一步建立劳动力再生产理论，探讨剩余价值分享问题的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首先从劳动价值转化出发，通过引入商品交换、市场交换机制，逐步完成了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转变。2005年深化劳动价值理论的讨论，探索了非物质生产劳动创造价值以及劳动对价值创造的分享问题等，开始探索劳动价值论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应用。②2006年中国成功跨越“贫困陷阱”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到2013年中国的服务业已全面超过了第二产业，经济结构服务化开始启动。2015年服务业占GDP比例已达到51%，许多新的研究命题已经被推到理论和现实的研究前沿。③一是有关服务业劳动价值创造问题，尤其是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密集的现代服务业更为重要，包括如何理解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和复合劳动，如何对高学历者的劳动力进行定价等；二是劳动力不再是“温饱型”简单再生产，而是不断提高全社会受教育年限的再生产过程。在“十三五”计划中，2020年中国的平均教育年限将提升到10.63年，因此，有关劳动力再生产循环成为社会主义劳动理论的新核心，劳动力每一次再循环都得到了教育、经验等多方面的提升，劳动力已经不是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时期和中国市场经济初期的“贫困积累”过程，而是社会主义人力资本循环过程；三是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如何进行分配。劳动参与剩余价值的分享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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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依据《资本论》三卷结构和内容的提炼。

②1982年、1988年和1992年先后进行了三次劳动价值论的讨论（郭冠清，2015）。

③详见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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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剩余价值分享等重要的理论命题，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需要和所处的以劳动力“贫困积累”为主要特征的时代限制，并没有过多涉及。这也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遇到的最大障碍。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以及国内诸多的探索，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开拓性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与中国的实践总结；二、信息时代的劳动生产；三、劳动力再生产与知识消费；四、劳动创造价值及其参与分配的权利；五、知识部门的创新发展与管理体制改革。

二、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与中国实践总结

虽然马克思劳动理论中最具光辉的劳动生产理论（又称“劳动过程理论”）被淹没在“苏联模式”强调的“所有制理论”之中，但是马克思的真知灼见还是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包括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关注。例如，它被《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87）“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arxist economics）词条编写者格林（Andrew Glyn）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三大组成部分”，被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称之为“被忽视的最重要的核心”（Blaug，1998）。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英国为代表，通过翔实的材料和严密的逻辑，构建了熊彼特称之为“逻辑与历史有机融合”的劳动生产理论（王立胜和郭冠清，2016）。劳动生产理论除了隐含的资本与劳动对抗性质不利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外，它的非竞争均衡特征也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难以处理，以致劳动过程理论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至今仍未进入而且在可预期的未来仍然很难进入的领域。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连同威廉姆森关于企业的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分析，不过是一个关于企业和市场效率边界问题的命题，不仅没有深入到企业内部，而且连企业对社会生产力的利用和生产成本的节约都没有纳入分析之中，更不要说劳动过程了（郭冠清，2006）。本节首先对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进行概述，然后对马克思之后的劳动过程理论发展进行简单介绍，最后结合中国的实践，梳理出本文主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一）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

虽然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在早期的文献中也有涉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还单列了一章，但是对劳动生产进行系统性论述集中在《资本论》第一卷中。

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87）“劳动过程”（labor process）词条编写者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的看法，马克思对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强调，源于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力和劳动的差别。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原先独立的生产者变成了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一无所有的工人，不得不被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控制。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由于资本家在市场中购买了能够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价值的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所谓的生产劳动过程就是工人在资本家的控制下不断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

对于资本而言，劳动的核心就是创造剩余价值，就是为资本服务。马克思强调了物质生产劳动创造价值，对非物质生产创造价值因当时部门小而忽略。马克思在论述非物质生产领域的资本主义表现时，曾经讲道：“资本主义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①然而，在马克思时代微不足道的“非物质生产领域”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比如，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超过了50%），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此置之不理呢？

对于剩余价值的生产而言，由于延长劳动时间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受到的限制，资本家主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方法来生产剩余价值。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中，马克思依次对简单协作、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种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式进行了详细考察。这里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结论：第一，无论采取上述哪种方式，工人都会隶属于资本家，资本与劳动都是对立的，都会导致工人的强烈反抗。问题在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是市场经济的铁律吗？第二，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追求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这说明市场经济确实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采取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式，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要求。问题在于，市场经济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能够实现劳动形态从资本主义的异化向正常化转变吗？第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结果必然带来商品价格降低，工人将变得更加便宜，从而工人不仅无法分享到自己创造的果实，反而变得更加贫困。这说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是符合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方面资本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剩余价值的积累，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不断循环出卖劳动生产要素，是贫困的累积，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积累。问题在于，劳动力的贫困积累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吗？对上述三个问题的思考成为本文写作的一个诱因。

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精彩而又细致入微的分析没有给追随者和批评者留下太多的空间，以致在“沉寂”了100多年之后，1974年布雷弗曼的《劳动和垄断资本》出版才打破了这个平静。布雷弗曼（Braverman，1974）认为，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的推广，劳动过程出现了“设计（conception）与实施（execution）”的分离，②“设计”活动集中到少数管理人员手中，而工人只负责“实施”。于是工人过去凭借技术的“工匠控制”只好让位于资本家的“管理控制”，这种“去技能化”现象导致了工人更加片面化的发展，“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更加明显，劳动者的“贫困积累”没有改变。布雷弗曼的著作一经发表就引起了轰动，被认为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上，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布雷弗曼之后，在马格林、弗里德曼、埃德沃兹等人的努力下，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关锋，2010），更进一步印证了上述三个结论。虽然布洛维（2008）在《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对资本与劳动关系提出了新的见解，但是工人在“赶工游戏”下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工人地位的改变，“工人自发的同意与资本主义微妙的强制结合”只是问题表现形式更加隐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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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第443页。

②常见的翻译为“概念与执行”的分离（谢富胜，2012）。也有的译成“构想与执行的分离”（游正林，2006）。本文参照原著翻译为“设计与实施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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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马克思和后续的研究者，并没有给出上述问题的答案，其答案隐含在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中。按照马克思的构想，未来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生产资料将为公共所有，人将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劳动成为第一需要，社会发展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开始，逐步向共产主义按需分配过渡。之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正是沿着这个路径进行的。首先是从生产资料所有权方式进行革命，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转变为公有或集体占有，进而集中探索社会主义的劳动、劳动价值和价值分配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劳动生产问题留给了中国的实践。

（二）中国实践的总结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看，改革开放的早期讨论主要集中在三大方面：第一是价值规律问题，即劳动价值的转换机制，探索了从计划向商品，再到市场机制，探索了价值转换的机制；第二是按劳分配的改革，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第三是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改革，从单纯的公有形态向混合所有制形态转变，将发展公有制和发展非公经济两个不动摇作为新的发展阶段的两个重点。

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总结是根据不断实践完成的，基本上形成的理论共识包括：（1）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价值的实现机制是市场机制；（2）混合经济体制。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性质依然存在，新的形态是要素参与剩余价值分配；（3）按劳分配与多种要素参与分配；（4）劳动具有总体性质，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和非物质生产劳动均纳入到社会劳动的范畴中，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5）社会主义的性质和目的决定了劳动者的循环是不断提升人的健康、教育等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过程。

2015年中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并制定了“十三五”规划，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许多新的构想。涉及一整套新的发展理念，提出了大量的理论命题，首先是创新应该通过知识劳动才能完成；二是劳动创造价值后，更大份额应该被劳动分享，而这种分享有助于劳动者的自我提升，因此分享问题要纳入到劳动力再生产的循环框架中才能完善分享对全社会效率提高的价值；三是工业化和投资主导如何转向服务业和消费两大结构，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四是大力发展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等提升广义人力资本的产业，如何在保持公共服务满足一般社会需求的性质的同时，不断扩大满足市场条件下的个人需求。这些现实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劳动理论探索的起点。

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大量学者进行了总结、研究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拓展，包括以下几个重要的论著：第一是劳动的性质，包括科技劳动、服务业劳动的探索。裴小革（2015）的《论创新劳动》，最为系统地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对管理、科技、服务业等大量的新型劳动做了分类讨论，完善了有关劳动定义的扩展和对中国现实的总结；第二是有关劳动本质的研究，主要是钱津（2005）的《劳动论》（三册），以完善劳动理论，劳动形态的转换作为研究的逻辑线索，发展出社会主义劳动形态从资本主义异化向正常化的演变理论，对劳动概念的自我演进进行了理论探索；第三是劳动过程讨论（梁萌，2016；谢富胜，2016），集中探索了技术变迁，特别是信息化后劳动过程中的白领、管理人员的兴起，以及由此引起的控制与分配机制的变化；第四是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分析了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核算与还原机制；第五是劳动分配和共享，按劳分配为主，多种要素参与分配，它与混合所有制、市场机制等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体系，并且共享和收入分配又成为“十三五”新发展理念的最为重要的探索领域。此外，劳动经济学领域的提升人力资本和教育的回报率、劳动力市场、农民工等方面的讨论，更为丰富多样。

本文从劳动力循环入手，探讨社会主义阶段如何通过劳动者的循环提升来实现社会主义完善人的目标，从而建立以下几个理论命题：（1）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是“人力价值”提升的扩大再生产过程，而不仅仅是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现实提出的基本劳动命题；（2）劳动力循环过程中，消费作为劳动力再循环过程的起点，而这一起点包含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即提高劳动者素质，如幸福感等）的性质，因此消费已经不是满足一般物质消费的简单再生产了。消费作为经济循环过程的起点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关键，消费不是被动的，而是未来效率和社会福利提升的决定性因素；（3）对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和创新劳动的重新认识，以及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分配权利的变化，有助于对中国“十三五”中创新、共享和橄榄型社会等目标进行理论上的阐释；（4）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长路径，提出劳动力循环上升理论与政策建议。

三、信息时代的劳动生产理论

作为“劳动力循环”理论的前置，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劳动力的生产理论。沿用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5）的逻辑，本文将中国社会主义阶段的生产部门分为通用技术生产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并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原理（郭冠清，2015），对信息时代两类生产部门的技术变迁、生产方式变革，以及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进行论述。需要说明的是，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这里的信息时代的劳动生产指的是当代中国的劳动生产，主要强调的是2006年中国成功跨越“贫困陷阱”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劳动生产，而不是进入信息时代的全球范围的劳动生产。

（一）信息时代的技术变迁

信息技术是利用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技术对数据进行存贮、传输并转化成有意义的信息的技术。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办公效率、节约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减少了监督成本、加强了厂商与消费者的联系、加快了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助推中国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用100年时间才走完的，以规模经济为特征的工业化道路。

对于通用技术生产部门而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切割国际分工低端产业链的方式，实现工业化。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由于生产厂商很少面临需求和技术的约束，创新动力不足，技术主要是选择而不是自主研发，接受过中等教育的半熟练劳动力就可以满足该阶段的需要，除了干中学效应可能带来的规模经济外，几乎没有什么技术进步（袁富华等，2015）。随着中国经济从重化工业化向城市化的转变，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干中学效应减弱，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普遍缺乏，现有技术选择下的生产模式面临崩盘的风险，中国进入了结构性减速的“新常态”。

对于知识生产部门而言，虽然信息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工业化第一阶段以物质资料为主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以及国际分工低效环节向后发国家漂移的“雁阵模式”，都影响了对技术的需求，影响了它的发展。只有在中国突破贫困陷阱之后，知识生产部门的重要性才开始显现。知识生产部门以其内生性、外溢性和主导性，替代通用技术部门成为城市化阶段的创新动力源（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5）。知识生产部门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可以从金融危机中该部门的表现中得以体现。金融危机后，知识生产部门受到的冲击很小，研发密集型行业的增长速度仅从2000—2007年的27.9%略微下降到2000—2009年的26.6%，而非研发密集型行业的增长速度则从2.4%下降到-23.1%（刘志国和李丹，2016）。

（二）信息技术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

信息技术的发展既为组织详细追踪消费者的行为并给予及时的反应和周到的服务，以取得竞争优势提供了可能，也为组织缩短生产周期、降低库存，降低向消费者提供多样化产品的成本创造了条件，由此，诱发了组织生产方式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后期，从微软、IBM、杜邦、Intel、苹果、联邦快递等巨头开始，从大型企业到一些中小型企业，纷纷进行业务流程重组（BPR：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经过业务流程重组，实现了以下几方面的变革。第一，组织结构由传统的科层组织转变为柔性扁平化组织；第二，经营理念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第三，管理方式从产品管理转向项目管理；第四，出现了企业文化建设高潮，一批“学习型组织”开始涌现（郭冠清，2006）。在中国，这一变革主要发生在知识生产部门，以华为公司最具代表性。经过业务流程重组，华为公司建立了科层组织与扁平化组织相结合的矩阵型组织结构；整合了内外部资源，建立了企业资源管理系统（ERP）和供应链管理系统（SCM）；转变了经营理念，建立了及时反映消费者需求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和客户服务中心系统（call center）；全面实行跨部门、跨领域的项目管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高员工的认同感和企业对外的美誉度。也正是这种对信息技术全面快速的反应，造就了华为国际领先的地位。

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改变了企业和市场的效率边界，为全球配置资源创造了条件，也为网络化、小型化的组织提供了生存空间，出现了核心企业和边缘企业的分离。核心企业将标准化的零部件或产品交给边缘企业组织生产。边缘企业采用标准化的福特制流水线，通过工资低廉、劳动条件恶劣而且就业不稳定的低技能工人进行生产。在中国，通用技术生产部门的厂商大部分是发达国家的边缘企业，也有一部分是中国知识生产部门的边缘企业。中国工业化第一阶段的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为承接国际分工中的低端产业链创造了可能。如果没有这一时期的人力资本积累，知识生产部门的创新驱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几乎不可能实现（谢富胜，2016；梁萌，2016；郭冠清，2006）。

（三）信息技术带来的劳资关系改变

虽然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但对于处于“边缘”地位的通用技术生产部门来说，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没有因为信息技术引致的“空间”变化和效率提升而发生实质改变。富士通不断发生的自杀案例表明，信息技术并没有解决这类部门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问题，也没有解决劳动力的“贫困累积”再生产问题（邱林川，2014）。布雷弗曼的“设计与实施的分离”、布洛维的“制造同意”仍是这类部门的主要特征的刻画，尽管是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的企业，但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不会也不可能因此而减少。沈尤佳（2012）借助统计数据，证明了中国2010年之前的劳动力再生产是“萎缩的再生产”，亦即劳动者不仅没有平等地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益处，反而变得更加贫困。

但是，对于高素质人力密集型的知识生产部门而言，情况就大不一样。在知识生产部门，不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从对立转向了合作，而且劳动力已不是“贫困累积”的简单再生产，而是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因为在这类部门，资本与劳动合作提高了生产力，创造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对于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资本而言，合作比对立更合算。就企业结构而言，如果劳动雇佣资本的结构能够给资本带来更高的收益，逐利的资本也一定会选择这种模式。

四、劳动力再生产与知识消费

知识生产部门中资本与劳动的合作、知识生产和知识消费的一体化、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都是马克思时代所不曾遇到的现象。本文依据马克思本身的逻辑，结合中国的实践，对劳动力再生产进行探讨。

（一）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

马克思经典理论以资本循环运动为研究对象，揭示了资本主义资本的运动和其对剩余价值占有的规律，劳动者是附属于资本运动的，劳动的循环主要也是资本积累规律中提及的贫困积累，这与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主要运行形态和资本主义本质高度相关，因此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复杂度、劳动者权利和分配都是依据资本运动而实现。有关人的发展、自由联合体和按劳分配等理论构想都是在有关社会主义的构想中才能勾勒出来。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一旦生产资料占有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将成为社会主义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本质，从而也设想了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重新定义劳动者参与价值创造和分配的基本特征。

中国历经工业化、城市化，现阶段正经历经济结构服务化、消费开始主导经济的转换。建国以来，我党始终把工人阶级的成长作为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最为重要的目标，改革开放后首先解决了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一致性问题，激励脑力劳动者创造价值的积极性，为科技创新奠定了基础，而后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深入讨论，又定义了非物质生产劳动的价值创造，并突破性地探索了多种要素参与分配，为价值创造和分配打下了理论基础。“十三五”规划又把创新共享等发展理念纳入进来，再次把劳动创造价值和共享价值的研究提到了更高的层次，这些都需要重新从社会主义阶段的劳动力再生产和劳动循环理论上给予新的认识。

劳动力再生产，最基本的是简单再生产，即生产出“标准”的劳动要素，投入到生产过程中，以劳动力价格的方式支付给劳动者进行物质消费。简单再生产包括生儿育女等人口自然增长，这里的简单再生产指的是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物质消费。劳动价值与劳动力价格之差形成的剩余价值完全由资本占有，继续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即回到生产这个起点，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循环过程。社会主义阶段，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占有，劳动天然具有了参与剩余分配的权利，如何实现这一权利，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已经逐步回答了这些问题，一是按工资支付，即劳动力价格；二是直接参与剩余分配，如期权、员工持股计划等，但从收入角度看，这种方式仍是以资本化的形态参与分配，其所得属资本所得范畴；三是通过共同占有剩余价值的方式，将剩余价值转变为公共支出，从而提升社会总体素质和福利水平。从社会主义的实践看，通过公共占有的方式，将剩余价值转移集中到国家手中，然后根据社会需求进行公共支出的方式是主要形式，但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经济处于赶超期时，剩余价值被公共占有后，其主要目标仍是用于生产性支出，进行扩大再生产。提升人的素质和社会福利则一直处于“欠账”状态。随着中国经济迈入中等收入阶段，公共服务支出的目标才从生产转移到提升人的素质和福利水平上，如提高教育年限、普遍享受医疗服务、用转移支付消除贫困，增加了社会广义的人力价值和社会福利水平等。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方式转变后，劳动者循环成为当今最为重要的问题，以人为中心成为社会主义运行的根本，而不应该再附属于资本循环过程。从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创造价值和价值分配等过程中，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社会主义的劳动运行规律。

从一般劳动力再生产看，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是生产出一个“标准”劳动生产要素。这个“标准”劳动者就是以社会基本劳动力素质为基准的，它由该社会的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决定，因此包含了两个投入要素，即物质要素和知识要素，物质要素包括了吃穿住用行等物质需求，知识要素包括了受教育的基本年限，如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就是一国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年限，二者叠加在一起成为这个社会标准化的简单劳动力构成。劳动力通过市场交换变成社会“标准”的劳动力要素，并获得工资，进入劳动力简单再循环过程。在这里，知识要素分为私人支付和政府公共支付。劳动力简单再生产循环已经包含劳动力质量根据社会生产力进步而提高的特征，并对应一个社会“标准”劳动折算为简单劳动。中国通用技术生产部门的劳动力再生产正从“贫困累积”的简单再生产转向“温饱型”的简单生产。

（二）劳动力扩大再生产

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特征是，不仅进行简单劳动力的再生产，而且鼓励劳动力进行扩大再生产，这里扩大不是数量的扩大而是人力素质的提升。通过各种方式，激励劳动者接受高于社会平均教育年限的教育，完成简单劳动到复杂劳动的第一步扩大再生产过程。在这里，我们仅仅依据教育程度度量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实际操作中也很明确，即等于学历工资，这里不涉及工作经验和市场匹配度，仅仅是教育年限的工资定价。复杂劳动需要的教育年限必定是超过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年限，而且工资与教育年限成正比，这部分支付中个人意愿支付与预期教育报酬相关，工资标准属于劳动力价格范畴。通过扩大教育等知识要素增加人力素质实现的劳动力再生产是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第一种形态。接下来还有通过劳动经验（管理、技术革新、技能等）积累完成的创新，这一部分无法确定和衡量，主要依据其创造的价值进行分配，其价值分配来自于剩余分配，即劳动者最终参与到价值分配过程中，并以资本化的形态获得剩余索取，即所谓人力资本，通过资本化的人力素质来获取报酬。当前股份公司推进的关键技术人员的“期股”安排，高管的持股计划等都是资本化人力素质的体现，是劳动力参与公司剩余索取的形式，只不过这一安排仍是以资本所得的形式存在。

劳动力再生产是一个不断提升劳动者价值的循环过程，通过不断的“人力素质提高”进而扩大再生产，因此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本质上是一个知识生产过程。从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四个经济循环中看劳动力简单再生产过程，消费依附于生产过程，通过不断的物质消费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力要素投入到生产过程，再进行流通与交换，抽象成一般就是生产决定消费的过程。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角度看，消费决定了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转变不是简单的逻辑的论证，而是现实的经济发展中的转变，它包含了三个重要的含义：（1）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中食品的比重不断下降，即恩格尔定律，当收入进一步上升，物质消费的比重不断下降，而服务的比重越来越高。在服务中，一般性服务比重随收入上升而下降，如交通运输等基础公共服务，只有收入弹性大于1的高品质物质和精神（知识）消费需求才能随收入提高不断提升，如教育、医疗、娱乐、体育休闲、信息互动、科学研究、金融和消费便利化等方面的需求；（2）消费需求的变化直接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服务业比重上升，特别是围绕着人的现代服务业比重上升更快。这些现代服务业部门的特征是高水平人才聚集，并且生产的产品也是高知识附加产品。在发达国家，这类产品与服务供给的比重已经超过了GDP的50%以上；（3）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增长唯一来源于创新，因为创新必须依靠人来完成，因此素质提高成为创新的起点，而人的创新活动和创新能力只能来自人的素质和人与人合作的社会经济机制，这就构成了生产方式的必然转变，一般物质生产让位于满足人们精神（知识）需求的服务生产，而精神（知识）需求服务的比重提升，推动了人的素质提高和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分工深化，这一深化过程推动了技术创新和生产的循环。

消费成为创新起点的可能性包含在劳动者“知识消费”后能提升价值创造能力的逻辑中，因此消费从人的“物质”再生产转向了人的“素质（知识）”扩大再生产过程中了。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依然符合原有的生产—消费循环定律，但劳动力（知识要素）的扩大再生产，即劳动力的知识水平不断通过知识生产过程进行消费—生产循环。如果没有高质量的知识消费活动，人的素质难以提升，整个社会创造价值能力就会下降，效率边界难以外推。因此知识生产循环是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相伴而生，其循环的起点是消费，更确切地说是知识消费。

从效率边界角度看，一般生产技术决定了静态的效率边界，而只有知识消费才能提升人力素质，决定了跨期动态效率外推的水平。知识消费成为消费—生产的循环起点，其中包含了一些基本的理论定义和逻辑命题，物质类消费品中用于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部分被定义为一般消费，对应于现实中的通用技术部门，包括物质和一般性服务的提供；而消费作为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消费，我们称之为知识消费，即提升人的身、心、精神等广义的人力素质，提升人的创造力，有效地扩大劳动创造的价值空间。一般消费与知识消费构成了劳动力再生产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二者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阶段，一般消费占主导，知识消费居于从属的地位，供给创造需求，生产—消费循环中生产居于主导；当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中高阶段后，发生了根本转变，如果知识消费能逐步超越一般消费，经济靠知识消费来驱动创新发展，则一国经济就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知识消费成为全社会效率提升的动力，消费作为经济循环的起点，推动了创新发展。知识消费是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根本，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进行价值创造，并参与分配，构成了知识的资本化，即人力有权利参与剩余的分配。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解放以来一直注重了人的发展。改革开放前，生产力水平低下，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超过人均GDP水平，主要靠公共消费支出的拉动、有组织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来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不断循环和提升。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验是，同时依靠市场激励和公共消费支出这两条线，不断提升中国人的发展水平。“十三五”期间，正是中国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知识消费占比快速提升是一个重要方向，特别是知识消费带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更是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内容。应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知识消费需求，从而推动创新，提升效率。

五、劳动创造价值与参与分配的权利

在完成了劳动简单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后，我们进入劳动循环理论的最后一个命题，即马克思时代市场经济不存在时的劳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问题，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参与剩余价值分享的权利。

按照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商品价值是由活劳动创造的，资本参与使用价值的创造，但不参与价值的创造，剩余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价值超过劳动力价格的部分。资本凭借所有权地位，参与到剩余价值的索取与占有过程，剩余价值的占有或索取权是剩余价值分配的核心。马克思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对劳动力价格、劳动时间向社会必要时间转换做了细致的分析，研究了剩余价值规律和运动过程。

马克思在生产过程中研究了劳动与资本对立的运动，认为资本组织生产的唯一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生产过程是将劳动者的活劳动转换为实际商品劳动，而劳动转化充满着不确定性，资本通过管理和监督、生产流程设计来克服这种不确定性，以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继马克思之后，国内外学者对生产力发展后的劳动过程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探索，首先是技术变迁推动了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关系的转变，技术进步推动了企业雇佣劳动者的素质大幅度提高，劳动转换的不确定性来自于劳动者意愿，劳动者已经从原有的一般劳动价值的提供者，变成了创新价值的主导者，特别是高素质人力密集型行业，关键技术创新靠人，而创新靠监督无法实现。“监督—奖励”的激励模式对于创造性劳动逐步失效，资本控制的策略发生了变化，简单的劳动过程由泰罗式的资本控制模式，转向公司整体剩余价值最大化控制；其次，高素质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逐步提高，拥有了自我活劳动资本化的权力，即作为管理或技术创新等关键人力素质的拥有者，已经获得参与其创造价值的分配，索取剩余价值的权力，而不是仅仅获得工资（劳动力价格），因此剩余价值的分享成为高素质劳动力的激励关键点。这些人具备人力资本，除了显性的工资价格，更需要剩余价值索取权；第三，资本雇佣劳动的经典资本主义式的公司结构发生了变化。人力资本的兴起，改变了资本完全雇佣劳动的组织结构，大量人力资本拥有者或知识劳动生产者正逐步改变被资本雇佣的状态。创新企业是活劳动在吸纳资本，劳动者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资本在部分剩余和决策权让渡给高人力资本群体。现实中的医生集团、创新企业中的股票分类投票权制度、核心人员期权和持股计划等都是具体表现。

社会主义国家较早完成了资本占有模式的改变，特别重视激励劳动者有意义的劳动过程或实践活动，如鞍钢宪法推进的三结合模式，探索了劳动竞赛，推动了社会激励。但仅仅改善劳动过程不足以实现从劳动者到社会主义主人翁的转变，原因在于生产力水平。当生产力水平达到了相应的高度，变革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才是必要的。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时期，通过劳动者地位的提升，逐步实现主人翁转变，完善对创造劳动的激励，改变劳动与资本的地位，重塑社会主义形态下的公司、劳动者和社会的关系。在劳动力不断通过知识增加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微观劳动的组织模式自身就会发生变革，它激励劳动的创造性，实现创新转变。在社会主义阶段，提升劳动创造价值的能力和空间，包含了四个重要方面：第一，是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这取决于社会积累、个人积累以及法律约束；第二，是劳动者能够分享剩余价值权的制度安排；三是有效的市场机制，推动向劳动者匹配适宜的激励；第四，社会共享体系及其制度安排，通过平等分享，消除提升人的素质的障碍，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平等。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要素分配份额所占的比例大小是有争论的，争论的焦点在于资本份额和人力资本份额实际上是难以区分的，因为人力资本份额是人力价值的资本化，其计算一直存在着学术争论。皮凯蒂（Piketty，2014）认为，从大跨度的历史数据看，资本份额是较为稳定的。但是，他在主要发达国家从食利者社会迈向“超级经理人”社会的倾向分类研究中发现，收入最高的1%人群中，资本收入的重要性在下降，劳动收入的重要性在上升。超级经理人包括了技术创新者，如技术、研发总监，也包括了经理人本身。

但人力资本的计算则比较困难，因为按教育工资计算出的是工资收入，而人力资本获得的非工资收入则被计入资本项目，因此按教育和劳动年限计算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比较容易，而且份额也很清楚，但据此无法计算人力资本收入。可行的解决方法是，首先计算教育溢价。利用全社会总劳动时间、各教育水平劳动者占劳动总报酬比例、各教育水平劳动者占总劳动时间比例，在求出高等教育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后，假定他们先按照社会平均教育年薪领取劳动工资，则剩余部分为教育溢价，将这个技能溢价总额与收入的总增加值进行比较，即可得到教育溢价比率；第二，从资本份额中将人力资本化份额提取出来。在2008年世界银行SNA体系修订后，有关人力期权的份额就可以被核算了。我们可以借鉴这方面的核算方法，最终得到教育溢价的劳动收入份额与人力资本化的资本收益份额之和，从而大致可估计出中国知识部门的收益份额。

中国当前的劳动力高度集中在初中教育水平附近，这与中国9年义务教育和特定的加工产业需求相适应。未来需要提升平均受教育年限，一国转向创新发展，劳动力的教育年限至少应提升到12年，即年轻一代40%受到大学教育，再通过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逐步形成一个具备自主创新潜力的教育和工作基础，进而形成一个知识生产和创新部门。中国预计在2035年左右才能完成这一转变。

六、知识部门的创新与管理体制变革

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起点是知识消费，与知识消费相对应的是知识生产。从整体经济循环的过程看，经济发展过程伴随着劳动的扩大再生产、劳动力质量的不断提升、知识消费和知识生产部门在经济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通用技术的生产与服务部门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改变传统物质生产占优时期的大量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原有生产循环过程中，生产作为发展的起点，劳动力要素处于简单再生产状态，其素质提高局限于公共支出水平提高的结果。特别是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是按生存成本确定的，因此劳动力工资价格被钉死在“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中国的大工业生产正好需要大致初中文化的劳动力，不会产生促进劳动力素质提升的体制安排；二是受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主要依靠政府组织。这种方式有助于规模化提高劳动力素质，具体表现为所有提高知识消费的部门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部门，如科教文卫体等，信息服务业和金融也属于政府主导的供给部门，这种体制安排有利于社会的整体发展，但对于人们日益扩大的知识消费需求难以满足，如近年来的教育难、看病难，就凸显出这种集中供给模式的不适应，对有市场激励的知识生产部门有挤出效应；第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不愿参与市场部门，集中在政府或事业单位部门，知识生产效率较低，难以满足社会需求，知识生产力被体制所束缚，稀缺的知识劳动者被错配，知识对实体服务较弱。因此改变当前的知识配置和管理体制是未来改革的重要部分，否则难以完成从物质赶超向知识赶超的过渡，也就难以形成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及由其推动的创新、共享式新发展。

“十三五”期间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从社会主义劳动循环的角度看，只有大幅度提高知识消费和知识供给能力，才能推动创新转型和共享发展。因此，相应的政策选择和深化体制改革任务包括：

第一，把消费作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经济循环的起点，知识消费是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关键，只有不断提高知识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才能完成扩大再生产，而这一过程不能仅靠政府扩大教育、医疗、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支出，应同时扩大私人在以上方面的消费支出。当前中国城市消费比重中，教育、医疗、文化支出中政府占比超过70%，私人占比只有不到30%。根据我们的统计分类，中国的知识消费模式与韩国等创新型国家不断提高知识消费比重的模式有很大不同，国家支出仍然在挤出私人消费，因此扩大知识消费比重是当前扩大消费支出的关键。

第二，深化科教文卫体制改革，加快科教文卫事业单位的转型和改革，推动产生知识供给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国知识供给的现代服务业主体，一部分存在于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改革与放松管制相结合，将会释放出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大量存量。通过上述体制变革，才能提升知识供给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和优化知识资源的配置。

第三，重视人力资本参与价值分配，推动知识创新热情，逐步形成社会共享机制。人力资本通过创新活劳动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应该鼓励人力资本化分享剩余价值，这样才能鼓励人们进行知识消费和创新，并通过知识消费均等化和创造价值的新分享机制，推动公平的、可包容的，且具有创新激励的社会主义共享发展体制。

第四，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应继续扩大公共服务支出。在完成大量物质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积极扩大公共服务类支出，特别是对能促使劳动力素质提升的知识服务供给部门的投入。这些部门短期效率低，更多地是社会效益和跨期效益，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特别是利率不断走低的过程中，加大这方面的投资一方面保持了财政扩张的态势，另一方面也直接进行了结构调整，从而促进了知识消费与知识供给的现代服务业发展。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以人为中心，核心是从劳动力再循环和劳动价值创造与分享的角度重新审视经济转型。这一转型的根本在于，逐步形成一个知识消费与知识供给的循环体系，促进中国成为创新和共享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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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ist Reproduction of Labor-power and Creation and

Sharing of Labor Value： Theory，Evidence and Policy

Zhang Ping and Guo Guanqi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CASS）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and the “poverty accumulation” characteristic of his time，Marx directly placed “the circulation of labor” into “the circulation of capital”. Hence，Marx didn’t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of extended reproduction in depth，which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and he didn’t study labor’s participation in the distribution of surplus value.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a review of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creation，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 of the labor proces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department，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a unity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knowledge consumption”，the problem of extended reproduction of labor-power，and the problem of the sharing of surplus value. In doing this，we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ality of China，China’s ongoing practice，Marx’s vision of the future society，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both abroad and at home. We finally put forward sever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th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of knowledge department.

Key Words： Reproduction of Labor-power; Circulation of Labor; Value of Labor; Knowledge Economy; Human Capital

（责任编辑：王利娜；校对：晓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