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会议焦点简述） 朱玲 Joachim von Braun教授曾任国际农经学会主席和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现为德意志科学和技术学院院士、波恩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以往10年，他一直追踪研究食品价格变动，对于食品价格在2007~2008年的异变和在2011年的飙升，他都曾发出过预警。2011年7月上旬，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国际经济学协会全球大会上，von Braun与Getaw Tadesse合作，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商品价格异变和穷人：源起和解决方案”（Commodity Price Volatility and the Poor: Causes and Solutions）。在基于这篇论文的演讲中，他对1970年以来的月度国际食品价格波动做了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深化了以往的研究结论。对此，笔者与von Braun教授在会议期间曾多次讨论。以下，试将其最近的研究结果加以概括。 其一，以往40年的食品价格异变呈现出非线性的趋势，两次大的食品危机分别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最初十年的后期。价格的波幅自上世纪70年代起逐渐减小，并且在9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里保持稳定。自21世纪初开始，波幅开始加大乃至形成2008年和2011年的飙升之势。 其二，导致食品价格危机的因素是结构性的。（1）在粮食储备-粮食使用比例下降的情况下，粮食供给冲击造成价格大幅上涨。（“供给冲击”，由既定时段的实际粮食供给量与“去趋势”的供给量之差的绝对值表示。）（2）能源价格影响食品价格。能源价格上涨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生物能源生产规模扩大，引起对粮食作物的需求增加。这是当前引起食品价格上涨的两个因素。（3）投机交易引发能源价格与食品价格联动。期货市场上对原油、小麦或玉米等大宗商品的组合指数交易，使得这些商品的价格同向变动，以至于能源价格异变与食品价格异变显著相关。 其三，投机（speculation）对于商品市场究竟是起稳定作用还是扰动作用，取决于市场的“恐慌程度”（markets nervousness）。在投机和价格波动负相关的情况下，投机通过价格发现机制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在投机与价格波动相互促进、循环往复的情况下，投机就有了导致市场不稳定的作用。因此，对投机的调节，必须根据市场情况而定，而不是对各种交易一概加以限制。长期控制市场交易，会损害投机的价格发现功能和稳定市场的作用。 其四，全球化加速了危机的传导过程。2009年，Reinhart 和Rogoff利用世界范围内的银行、货币、违约和通货膨胀危机数据，生成了一个金融危机指数。他们发现，在1900~2008年的100多年里，1990年之前的小麦价格异变，与金融危机只有微弱的负相关关系。在1900~1950年期间，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16；在1951~1990年期间，相关系数为0.24。但是，自1990年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小麦价格异变与金融危机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达0.65。 其五，统计分析显示，供给冲击、能源价格异变和金融危机指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食品价格的变异系数（即标准差与均值之比）会相应地分别增加0.22、0.32 和 0.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食品、能源和金融这三个市场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依据上述分析，von Braun教授只是针对价格异变中的部分极端事件，提出了一些应对之策，并未涉及一般价格稳定问题。首先，当前的食品价格异变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因而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应对。倘若每个国家都增加食品储备或强化国际贸易限制，所有国家的政策行为总和，非但达不到减轻价格异变的预期效果，反而会加剧价格异变。这是典型的“集体行动失效”案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一方面，需要国家之间相互协调，开放粮食贸易，确保信息公开；另一方面，需要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对国际食品市场的价格异变实行综合干预。 其次，抑制过度投机。一方面，通过加强对市场参与者和期货市场交易行为的信息披露，提高市场透明度；另一方面，在食品价格发生异变时，借助国际政策协调机制，例如G20磋商，对期货投机征收累进税或提高参与者的资本准备金率。也就是说，通过增大投机成本，减少过度投机。 再次，创新国际食品储备政策。一是由联合国粮食署保留少量粮食储备，用于人道主义紧急救援；同时，建立人道主义粮食基金，允许粮食署以此进入期货市场，从事套头交易。二是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建立虚拟粮食储备机制。这个机制可以称为世界食品储备银行，它并非是食品价格稳定基金，而是风险管理和预防价格突然飙升的制度工具。因此，它应当包括一个参与国政府组成的“俱乐部”；一个能够干预期货市场的高层技术委员会；以及一个能够在价格趋向飙升之时发出预警的全球性智囊机构。 一些地区性组织已经在讨论上述建议。2011年4月，笔者在雅加达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时，就听印尼副总统布迪奥诺谈起，在东盟建立一个小型稻米储备机制，以应对大米价格飞涨。他还表示，印尼将积极参与国际性的协商机制。笔者认为，中国农业政策的决策机构有必要了解这些动向，做好技术性的准备工作，以便在国际农业政策讨论中充分表达立场，谋求符合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政策方案。 （2011年7月22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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