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来源：《经济纵横》，2020年第5期，第46-57页
【摘要】从供给侧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需注意劳动力停工、企业停产、供应链中断等短期冲击的同时，更要清楚地看到技术变革、生产方式变化的长期影响及其政策启示意义。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带来的经济影响从供给侧分析发现，疫情对供给冲击具有短期性、全球性和高强度的特征。基于劳动力供给、企业生产和产业链层面分析疫情对供给侧冲击的短期影响得出：要素层面表现为“断崖效应”与“替代效应”叠加；企业层面表现为从迅速停产停工到艰难复产复工；产业层面表现为供应链中断与产业链外移风险加大。基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层面分析疫情对供给侧冲击的长期影响得出：疫情带来的社会经济环境巨变将促进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创新及应用，将促进我国制度创新，还将对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产生长期重大影响。围绕企业纾困和激励创新两个方面提出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机制下积极促进企业复工复产，有效纾解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困难；加强跨产业、跨地区的全产业链协同复工，提高我国产业链安全水平和现代化水平；把握疫情促进智能化技术创新的机遇，大力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实现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供给侧冲击；新基建；产业链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章编号】1007-7685(2020)05-0046-12
【DOI】10.16528/j.cnki.22-1054/f.202005046
【附件】黄群慧：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的影响与应对：短期和长期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全球经济影响是全方位的，无论是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维度看，还是从供给和需求的经济分析框架看，经济的诸项活动和各个方面都在短期内受到了极大冲击，而从长期看可能发生的深远影响也在逐步显现。如果说，从需求侧分析应该更加重视疫情的短期影响及其应对，那么从供给侧分析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则需在认识到诸如劳动力停工、企业停产、供应链中断等短期冲击的同时，更清楚地看到技术变革、生产方式变化的长期影响及其政策启示。
一、疫情对供给侧的冲击：机理与特征
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对经济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全力以赴抗击疫情保护生命的同时，需要及时分析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以最低程度的经济代价实现最大化的抗击疫情效果。
(一)疫情对供给侧冲击的机理分析
经济运行变化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趋势性变化，二是周期性变化，三是外生冲击性变化。突如其来的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属于冲击性变化。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直接表现为供给冲击，供给侧冲击不仅是指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造成制造业停工停产，也表现在服务业提供的消费服务停止，因为服务业具有消费和生产同时性的特征，服务业消费服务停止在一定意义也可以归为供给侧冲击。实际上除了连续流程性的制造业外，大多数制造业企业有库存，因而疫情影响会有一定的缓冲时间，而服务业因消费即时性，反而最先受到冲击。外生冲击往往以需求冲击为多，并由需求端传递至供给端，如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等。而疫情引起的经济影响最先表现为因对劳动力行为的各种约束而产生了明显的生产要素供给约束，供给端出现一系列被动收缩。当然，随着疫情供给冲击的持续，也会造成需求端的投资、消费、出口亦被动收缩，形成需求冲击，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互相作用最终引起经济衰退。
供给侧冲击一般是指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影响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事件，如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供给冲击按照其在既定的价格水平下对产出的影响，可以划分为有利的或正向的供给冲击和不利的或负向的供给冲击。供给冲击会使得总供给曲线和菲利普斯曲线移动，正向的供给冲击会使得总需求曲线右移和菲利普斯曲线左移，而负向的供给冲击会使得总需求曲线左移和菲利普斯曲线右移。当然这些变化的前提是供给冲击是短期的。[1]疫情影响是一种典型的负向供给冲击，由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短期供给大幅减少，物品和劳务供给数量下降，造成总供给曲线会产生左移。从理论上说，供给曲线的左移意味着失业增加--失业率提高，而物品和服务供给数量减少也意味着物价提高--通货膨胀率提高，供给冲击会引发较高的失业率和较高的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短期取舍线--菲利普斯曲线就会右移。也就是说，疫情形成的供给冲击能引发短期滞胀，造成经济衰退。为了解决宏观经济的滞胀问题，需要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保持经济运行稳定。这就说明了疫情发生后，各国政府为什么要不断出台各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修复疫情供给冲击的影响。
疫情产生的劳动力供给冲击可以细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直接劳动力损失，这主要是指疫情造成的人员伤亡，使得劳动力短缺。现阶段，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一般可以保证不会发生使得总供给曲线左移的巨量人口死亡。但在历史上的确出现过，在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曾导致1/3～2/3的欧洲人口死亡。甚至有研究认为，正是由于黑死病导致的劳动力的短缺、资本和土地相对丰裕才促进了欧洲封建经济的崩溃、产生了历史“大分流”[2]。这足可以看出这个层面供给冲击的影响力之大。二是劳动力转岗，为了抗击疫情会有大量劳动力从原有岗位转向围绕抗击疫情的工作，如医疗一线救治工作，医疗设施、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及运输，人群隔离、维护秩序等方面的社会治理工作，等等。这会产生劳动力结构性变化，也会有大量的成本支出。三是劳动力要素供给中断。为了避免疫情传播，必须尽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隔断人与人的接触，这意味着除生活必需外，大量劳动力将暂停提供劳动。从企业与家庭之间的经济循环流量图看，除生活必需和不需要人与人当面接触的经济活动外，家庭将不再通过要素市场提供劳动要素给企业，企业也无法通过产品和劳务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给家庭，很多企业和家庭的投入产出流和货币流将被迫中断，大量生产和服务活动都将停止。在当今高度分工协作的现代经济体系下，这种源自非接触、居家隔离的抗击疫情要求造成的企业生产要素劳动力供给减少或者中断，会迅速引起企业资金流、物流的减少或中断，产业链和供应链会协调不畅甚至中断，资金循环和投入产出循环将难以正常循环，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较长而政府救助不力，可能造成大量企业倒闭、员工失业和整体经济衰退。在全球化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一个经济体的供给冲击可能会迅速扩展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从而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影响。显然，第三层面是疫情劳动力供给冲击对经济影响最为严重的层面，也是从供给侧分析疫情影响经济的最主要方面。以往历史疫情也表明这一点，2003年SAＲS疫情对社会经济造成的损失，90%以上是因人们行为模式改变而导致的，并非疫病带来的直接生命财产损失。[3]
(二)疫情对供给侧冲击的基本特征
基于上述认识，进一步从供给侧深入分析本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需要针对疫情对供给侧冲击的时间、范围和程度进行基本判断，现在看来，本次疫情产生的供给侧冲击具有短期性、全球性和高强度三个基本特征。
1.短期性的供给侧冲击。虽然现在对疫情持续的时间还无法准确判断，但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可以基本判断疫情引发的供给侧冲击应该是短期的。
首先，从疫情持续时间看，一般多为三个月至半年。中国本土疫情演变实际情况也证明，从整体上采取禁止社交活动、社会隔离措施，包括停止举办一定规模的群体活动、保持社交距离、关闭商铺、学校停课、航班减少甚至停飞等一系列措施，再加上疫苗的投入使用，疫情基本上可以在短期内得到控制。
其次，由于社会隔离而产生的劳动力供给冲击，一般情况下会短于疫情传播持续时间，最多是同步。由供给冲击和需求抑制而产生的需求萎缩，如果不是经济体系固有问题，一般也会伴随着疫情冲击的结束而结束，甚至不排除由于一段时间需求压抑及政府有关刺激政策，疫情结束后经济可能产生“井喷”。另外，即使考虑到无症状感染者等原因使得本次疫情防控常态化，但人类社会会探索出与疫情共处的生产生活方式，统筹防疫和社会经济发展，这也会使现有因劳动力严格隔离而产生的供给冲击逐步平滑。从中国经济一季度的数据看出，虽然总体上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下降6.8%，但是对比3月份和1-2月份的数据可以看出，无论三次产业的增加值，还是就业、投资、消费等其他各项经济指标，都出现了增速反弹、降幅明显甚至大幅度收窄的特点。这说明这次冲击虽然强度很大，但是短期的外生冲击1-2月份影响很大，3月份已经呈现快速恢复的趋势。
最后，历史也表明，疫情这种灾害性供给冲击作为一个外生冲击，如果不是经济体本身具有内在经济结构性问题或受到经济的趋势性、周期性影响，外生供给冲击不会是长期的。如，1918年“西班牙流感”、1957年“亚洲流感”、2003年SARS、2001年“9·11”事件等，都没有对经济产生长期的冲击。[4]当然，对于善于反思的人类社会而言，不排除一个灾害事件会对未来经济社会具有长期性的影响，甚至改变生产生活习惯。总之，由于疫情产生的供给冲击的短期性，如果不是经济结构自身问题，本次疫情不会产生类似于1929年大萧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那样的长期性的经济衰退。[5]
2.全球性的供给侧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全球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性为“全球性流行病”(pandemic)。在全球化的今天，虽然各国采取社会隔离等防控措施会因疫情流行时间不同而存在时间差，但其措施大同小异，都会因降低社会交往而形成劳动供给冲击。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流行的疫情会很快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产业破坏，从而形成全球性的供给侧冲击。
现在值得担心的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会不会进而引发逆全球化高潮。[6]根据疫情扩散及各国应对疫情政策的变化，从产业链和供应链角度看，疫情形成的供给冲击大致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国内疫情暴发后中国经济受到巨大供给侧冲击，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按下暂停键，不仅国内的供应链体系出现放缓甚至阻断，并且很快对全球供应网络形成冲击，出现大量延迟交付和订单萎缩。第二阶段是疫情在全球范围暴发，一些国家供应链梗阻与需求回落反过来进一步形成对我国经济的供给冲击。进入2020年3月份后，日本、韩国、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欧洲地区、北美地区都面临巨大疫情考验和挑战。3月中旬，已经有多家汽车公司关闭了在欧洲、北美的生产厂商。虽然中国复工开工率不断提升，但供应链并未全面恢复，此时外部疫情影响不断加剧，中国供给冲击与其他国家供给冲击开始产生交互性的负面影响。第三阶段是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出现的全局性中断进一步形成对全球经济的供给冲击。
从全球制造网络看，世界制造业可以分为三大网络，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为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为核心的欧盟区，以及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核心的东亚地区。3月中旬以后，全球三大制造网络都受到巨大冲击，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供给和需求互相叠加冲击，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影响的性质和方向正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仅会导致更加严重的货物交付迟滞和订单萎缩，还会使全球供应链出现大范围中断，从而形成全球性供给侧冲击。
3.高强度的供给侧冲击。高强度的供给侧冲击直接体现在全球多个国家出现的大面积企业停工停产、职工失业、产业链和供应链大范围中断。2020年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35.7，这成为测算该数据以来的最低点，单从采购经理人指数看，这可以说是一个“创历史”的冲击强度。疫情在全球范围暴发后，3月意大利PMI仅为17.4，为有史以来最低；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PMI初值分别仅为49.2和39.1，日本分别为44.8和32.7，英国分别为48和35.7，均位于枯荣线之下。受疫情影响，中国1-2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和工业增加值都下降了两位数，分别同比下降13%和13.5%。基于国际劳工组织2020年4月7日发布的报告，在全球33亿劳动人口中，已有81%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其工作场所被全部或部分关闭，报告预测，疫情将使今年第二季度全球劳动人口总工时缩减6.7%，相当于1.95亿名全职雇员失业，中高收入国家劳动人口所受疫情影响将远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其中住宿餐饮业、制造业、零售业等行业的劳动人口面临更大就业风险，今年全球全年增加的失业人数可能远高于此前预测的2500万人。[7]
考虑到供给侧冲击的巨大影响，各国纷纷推出高强度的经济救助或者刺激措施。2020年3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2万亿美元经济救助方案支持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居民，已经远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经济救助规模，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救助计划，而且各类救助刺激计划还在不断出台中。3月17日，英国发布3300亿英镑的政府贷款计划，并直接向企业提供200亿英镑的税收减免和资金补助。日本政府在4月7日也推出了史无前例的108万亿日元紧急经济刺激计划，规模相当于日本GDP的20%，已经超过美国刺激方案占GDP10%的比重。
另外，从各个机构对经济增速的预测也可以看出这次疫情供给侧冲击强度之大。1930年大萧条，美国GDP年度增速最低为－23.1%，而现在政府和主流金融机构对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速的预期在－25%～－30%之间，这意味着对于美国而言，本次疫情的短期冲击强度大于1930年经济“大萧条”时期。[8]在新冠肺炎疫情高强度冲击下，一些国际组织纷纷调低了对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3月2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报告，认为如果新冠病毒在亚太、欧洲及北美广泛传播，则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9%降至1.5%。最新的权威预测是：4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将出现下降，全球经济预计将急剧收缩3%，发达国家经济将萎缩6.1%，发展中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将萎缩1.0%，此次疫情在2020年和2021年对全球GDP造成的累计损失可能约为9万亿美元，超过了日本和德国的GDP总量，并认为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首次同时陷入经济衰退。[9]
二、疫情对中国经济供给侧的影响：短期与长期
虽然疫情产生的供给侧冲击是短期性的，但对于这样一个全球性的高强度外生冲击，其对中国供给侧的影响绝非仅仅是短期的劳动力停工失业增多、企业停产倒闭风险上升、供应链中断概率加大等，还会对长期技术进步、生产方式等产生影响，甚至影响我国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一)疫情对中国供给侧的影响：短期视角
从供给侧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可以分为要素、企业和产业三个系统层面。具体看：
1.要素层面：“断崖效应”与“替代效应”叠加。疫情对供给冲击的根源在于因疫情劳动力无法提供面对面接触或者集聚性劳动，一方面，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的断崖式下降---“断崖效应”，另一方面，也出现通过技术、资金等要素供给替代弥补劳动力供给不足，以及劳动力供给内部不同类型劳动替代而发生的就业结构变化---“替代效应”。
从“断崖效应”看，基于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1-2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8万人，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2%，比正常情况下约提高了一个百分点左右。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比2月份下降0.3个百分点，但仍明显高于正常情况；从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看，2020年2月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从业人员指数分别是31.8和37.9，都创测算数据以来历史最低，虽然3月份恢复较快，但仍没有进入到正常运行水平。[10]有研究表明，基于中小企业复工率的调查数据推算，中国一季度总共损失工作日约为22.5天，占一季度原有61个工作日的36.9%，2020年全年有251个工作日，如果二季度除湖北以外地区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完全恢复正常，则2020年全年实际有效工作日为228.5天，相当于劳动时间同比2019年减少了8.6%。[11]
从“替代效应”看，世界各国都在通过财政金融措施为企业提供大量的资金供给，保证企业在劳动供给断崖下降、企业不能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有基本的现金流，这可以理解为一种意义的“替代”。另外就是通过新技术供给来减少劳动力的使用及接触式生产活动，最典型的是通过线上活动替代线下活动，利用在线会议替代面对面会议。从劳动就业看，疫情影响下因很多企业无法开工产生了大量的职业替换，一些劳动被另外劳动所替代。以外卖为例，2020年1月20日到2月23日美团平台新增7.5万名配送外卖骑手，这些新增的骑手中，18.6%为工厂工人，14.3%为企业销售人员，19.2%为服务业从业人员，新增骑手中只有14.3%的劳动者在春节前就没有职业，这意味绝大多数都是从以前职业转换为外卖骑手的，因为原来工厂、餐饮店和服务店面一直没能开工营业不得不进行职业转换。[12]
2.企业层面：从迅速停产停工到艰难复产复工。因社会隔离等疫情防控措施需要，企业生产迅速大面积停工停产，从而生产供给大幅减少或部分中断，企业许多生产经营活动被迫中止。根据全球最大的商业协作平台Tradeshift交易量支付数据的分析，剔除1-2月份春节前后的影响，截取2月16日开始的一周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总体贸易活动下降了56%，中国企业之间的订单下降了60%，而中国企业与国际公司之间的交易数量下降了50%。[13]这种迅速停工停产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3月3-5日对中国服务业500强企业的调查，疫情对企业一季度的经营产生了明显的不利影响，除未进行损失评估的企业外，几乎所有企业都有一定损失，其中约55%企业的损失较大，约90%的企业一季度营业收入和盈利下降。[14]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这种影响会更加致命，可能会有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倒闭。根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商业模式创新中心调研组在2020年2月初对1506家中小企业的调查，受疫情影响31.81%的企业估计2020年营业收入下降幅度超过50%，27.22%的企业预计营业收入下降20%～50%；合计59.03%的企业估计2020年营业收入下降20%以上。如果疫情影响持续时间较长，将有85.74%的中小企业难以为继。[15]如果考虑到当时对疫情蔓延程度估计尚不充足的情况，实际上疫情对中小企业影响会比这些数据更大。总体上看，对于工业企业而言，工业产能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停工停产的程度。2020年第一季度工业产能利用率断崖式下降到67.3%，比2019年第四季度降低10.2个百分点。(见图1)考虑到春节假期等原因，与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的第一季度工业产能利用率相比，也分别下降了8.5、9.2和8.6个百分点，仍呈现出断崖式下降特征。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企业影响虽然十分巨大，但相对于欧美国家而言仍存在一定的有利因素，这并不仅仅指中国企业最先从疫情冲击下恢复过来而具有相应的先机，还有一个有利因素是疫情暴发时期与中国传统春节假期重合。按照春节惯例，除了连续性生产及餐饮、旅游、交通等消费服务业外，大多数行业的企业在春节期间一般都会停产休假一周。这意味着对于多数行业而言减少了一周左右因社会隔离而产生的供给冲击损失。对于企业生产供给而言，其真正的疫情影响是在春节假期后因预防隔离等管制措施，企业不能够复工复产，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无法开展，造成企业生产供给大幅下降。从企业层面看疫情冲击的影响，本质是停工停产后能否迅速复工复产。
与企业迅速停工停产截然不同的是，企业复工复产十分困难。其困难的原因不仅是因各地采取的隔离、交通管制、封闭等防控措施不一而造成大量员工难以按期返岗，还包括交通物流不畅、防疫物资不足、产业链上下游产品交付困难、资金链压力大、订单履行和延续存在困难、项目无法推进、成本大幅上升、国际贸易受到冲击等，这些可以归结为防疫要求、企业运营、企业供应链三方面的原因。2月14-17日一份对542家企业节后复工情况及尚未复工的原因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在防疫要求方面，员工在100人以下的小企业，以及餐饮、住宿、文化、旅游、建筑和制造业更容易受政府不允许复工的硬性规定影响；在企业运营困难方面，民营企业、小企业更容易受到资金不足及员工家乡或公司所在地防疫要求影响而无法正常返岗的困扰；在供应链方面，建筑业和加工制造类企业更容易受到上游企业未复工或生产原料供应不足的影响。[16]
图1 2017-2020年分季度工业产能利用率情况
资料来源：《2020年一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67.3%》，国家统计局，2020－04－17，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17_1739333.html。
疫情对企业生产的影响因企业规模大小而有较大差异，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抗冲击能力相对较弱，因疫情影响而破产倒闭的概率相对较大。有研究表明，规模越小的企业复工概率越低。与员工人数为50人以下的企业相比，员工人数为50～100人、100～500人、500～1000人和1000人以上的企业复工概率分别平均高出20.8%、18.7%、19.4%和36.9%。与企业营业收入低于500万元的企业相比，营业收入为500万～2000万元、2000万～1亿元、1亿～5亿元和5亿元以上的企业复工概率分别高出15.9%、17.4%、31.2%和45.2%。[17]实际上很多大企业很早就开始复工复产。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对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的调查，截至2月20日500强企业复工率已经达到97%，员工到岗率平均为66.17%，下属企业开工率平均为75.24%，产能利用率平均为58.98%。[18]该调查还表明，国有企业复工复产状况总体好于民营企业。
虽然企业复工复产中遇到诸多困难，但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企业复工复产明显加快。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在2月大幅下降的基数上环比回升，其中制造业PMI为52.0%，比2月回升16.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3%，比2月回升22.7个百分点。截至3月25日，全国采购经理人调查企业中，大中型企业复工率为96.6%，较2月调查结果上升17.7个百分点。[19]到4月中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经接近100%，这也体现了疫情供给冲击的短期冲击特征。
3.产业层面：供应链中断与产业链外移风险加大。在现代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每个企业都是世界产业链的一个点，与其他企业相互联系，在复杂动态的全球产业生态系统中寻求生存发展。中国是全球制造体系的中心，工业增加值占全球工业增加值比重近1/4，在全球中间品市场的份额高达1/3，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以及大约65个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20]这意味着疫情对中国制造业的冲击，会对全球供应链链条产生巨大的影响。由于各个产业的特性不同，各个产业受疫情影响的程度不同，但是随着疫情蔓延，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表现为大面积交付延迟和订单萎缩，全球供应链中断和中国产业外移的风险不断加大。
对于化工这类典型流程式生产的产业，其上游炼化环节总体受疫情影响小，由于春节期间连续生产，只是负荷有变化。但化工行业上游环节属于重资本行业，发展惯性大，产业链有着较强的黏性，供应链更加紧密，一旦被打散，市场恢复比较困难，所以一定要确保企业不出现重大资金风险。化工行业的下游精细化工，以中小企业为主，多采取订单制，因全球疫情影响而产生的防疫化学用品需求有较大增长，但对于一些橡胶塑料等处于产业链中游的化工原料，我国对日、韩、美、意、德依赖程度较高，随着疫情发展会影响到我国产业链条。应注意的是，由于精细化工终端产品的专用性过强，疫情影响会使得需求波动变大。总体而言，疫情给化工行业提供的机会大于冲击，关键是要及时全面复产，抓住机会促进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
汽车、电子、机械、家电、服装等离散型制造的产业受疫情影响比较大。从湖北和武汉的产业集中度看，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及生物医药会受到较大影响。以汽车为例，湖北汽车行业供应链受疫情影响会最为突出，湖北是中国四大汽车生产基地之一，也是零部件企业汇聚之地，规模以上车企1482家，2018年整车产量220万辆，占全国9%，湖北汽车零部件生产已经占全国比重的13%。第一阶段疫情冲击中国汽车产业，已经对全球汽车供应链产生巨大影响，2月10日韩国五大整车企业全部因中方提供的零部件耗尽而暂停其境外生产，2月14日日产汽车公司在日本九州工厂的2条生产线全部停产。随着疫情在欧美暴发，对欧美企业产生剧烈冲击，欧美已经有多家企业宣布停产，这又对我国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进口形成冲击，传导作用将致使全球汽车供应链受到难于估量的影响，造成全球供应链中断。总体而言，我国制造业供应链对全球供应链影响比较大的行业包括纺织服装、家具及电子、机械和设备等领域，这些行业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不断加大。
从全球疫情对我国产业链影响的角度分析，从我国作为供给方角度看，由于订单减少，我国服装、半导体与集成电路、光学与精密仪器、化学品、家电都会受到影响；作为需求方，机电、化工、光学仪器、运输设备和橡胶塑料等方面对日、韩、美、意、德等国的依赖度较高，也较易受到疫情升级的冲击。尤其是光学影像、医疗器械、车辆及零部件、集成电路与半导体等产品，自疫情国进口的高附加值零件、设备面临中断风险，受到较大冲击，但也是我国替代创新、自我升级的机会。从区域角度看，疫情蔓延和持续有可能会沿着中国周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范围，以及欧美发达国家范围两条主线展开，最终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全球经济陷入“灰犀牛”式的冲击。[21]
全球供应链随着供应链中间环节中断风险加大，从积极应对疫情冲击角度，各国都会从供应链安全角度进行供应链调整，这必然会加剧去全球化的趋势。由于近些年贸易保护主义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影响，全球供应链已经呈现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的趋势，而疫情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巨大冲击，会加重这种趋势，全球供应链布局面临巨大调整的可能，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安全与全球地位将受到极大挑战。目前，美欧等经济体都在努力试图改变“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一方面，通过增加中国大陆以外采购来源地或通过多国投资来提高其供应链的多元性和柔性；另一方面，纷纷将本国在华企业迁回本国，通过加强本地和周边国家的生产，提高本地供应的响应能力。疫情期间，美国和日本都出台了一些措施鼓励企业回迁。东京商事研究公司2月份的一项调查发现，在疫情防控期间，参与调查的2600多家公司中，有37%的公司正在向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进行多元化采购。另外，在日本公布的应对疫情冲击的刺激计划中，有2200亿日元(142亿人民币)用于资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从国外转移回日本本土，235亿日元(15亿人民币)用于资助日本公司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22]
(二)疫情对中国经济供给侧的影响：长期视角
从历史上看，诸如灾难、战争和一些突如其来的社会经济环境巨变往往会成为促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新机遇。经济学理论认为，生产要素之间是紧密关联的，当劳动要素供给短缺、均衡供给价格提高的情况下，资本和创新要素将在促进均衡价格下降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疫情冲击会对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会激发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也会催化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更加成熟。2018年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达15.7%，疫情下这三者占比将进一步提高。有研究预测，疫情影响下，2020年的数字经济增速有可能放缓2.2～3.8个百分点，但数字经济是引领缓解疫情冲击、带动经济增长的最优选择，基于疫情持续时间不同，数字经济增速将为GDP增速的2.8～3倍左右。[23]
在疫情冲击下，社会经济会对数字化技术有更深、更广的需求，包括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社区治理、教育、购物的在线化需求，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智能化，等等，这将促进企业和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促进产业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升级，由此还会带动数字化、智能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我国经济动能转换。从现有疫情影响技术要素供给看，未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创新的应用领域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创新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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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中国经济供给侧的长期影响不仅在于促进技术创新，还在于促进制度创新。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一方面，会使人们反思经济社会中存在着相应的制度漏洞，从而进行制度创新以弥补相应漏洞；另一方面，为了应对这些短期外生巨大经济冲击，疫情防控期间出台了一系列相关制度和政策创新措施。如，一系列短期减少企业负担的政策，包括税收、金融、社会保险、物流等众多方面的“降成本”措施，在经过疫情期的试行后，一些有效的措施就可以转为长期政策，这客观上促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202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在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制度设计。虽然这些制度创新并不是疫情发生后临时出台的措施，但这会对积极应对疫情冲击、稳定市场预期、促进经济恢复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疫情冲击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制度创新试验场，从长期上对供给侧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不仅促进了国内的制度创新，必然会对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产生长期重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疫情可能会加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实际上在疫情发生之前，经济全球化已经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革趋势，一方面，新工业革命弱化了以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对全球化的推动作用，全球化的演进方向和动力机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出现了重大结构性调整趋势，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崛起，同时全球价值链扩张态势逐步停滞，基于合作、互惠、协商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规则受到侵害，多边主义贸易体系受到严重挑战，WTO的效率和权威性受到极大影响。[24]这次疫情的蔓延和全球供应链短期中断，可能会使得各国从长远思考如何才能在自力更生的安全导向与全球分工的效率导向之间寻找经济发展平衡。无论是认为疫情将成为压倒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钉死经济全球化棺材的又一颗钉子，还是认为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将转向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现在还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可以肯定的是，疫情冲击下，经济全球化的秩序作为一种制度供给，可能面临着巨大的创新机遇。
三、疫情对供给侧冲击的应对：纾困与创新
针对这次疫情产生的高强度的外生供给冲击，以及对中国生产要素、企业与产业的巨大影响，短期财政、货币政策和大量的社会救助政策是必要和急迫的。但在应对疫情对供给冲击的政策设计时，还必须考虑到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要求，短期冲击应对政策与长期改革发展政策二者要协同。未来的经济走势应该是应对短期冲击政策的作用和长期经济改革发展政策的作用两方面叠加的结果。也就是说，一方面，要积极通过宏观政策帮助企业度过难关，另一方面，要重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政策趋势。这实质上要求短期应对政策更加注重采用财政和社会政策进行“纾困”以保护民生及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长期继续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注意避免过度使用金融刺激需求政策使得金融体系过度杠杆化，进而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化解产能过剩带来巨大负面影响。短期企业纾困与长期激励创新，应该是当前一揽子政策的平衡点和着力点。
(一)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机制下积极促进企业复工复产，有效纾解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困难
企业尽快全面复工复产是应对疫情供给冲击的关键，坚持应急处置与常态化防控相结合，在分类指导、分区施策方针指导下，积极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扶持企业度过难关。一方面，要从全局性、系统性的角度协同，强化落地各地政府对制造业企业的税费减免、贷款展期、企业经营成本补贴，以及确保物流畅通、通关便利等各类政策措施。另一方面，要抓住关键环节、关键企业、关键问题积极推进复工复产，保证整个产业链的正常运转。具体包括帮助企业协调解决招工、原辅材料和产品发货运输、供应链对接等相关困难和问题，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复工，加强区域间产业协同协作机制，保障物流畅通效率。对于中小企业要加大扶持力度，尤其注重保护关键产业链中掌握核心技术“小巨人”企业的稳定运营。第一，在卫生防疫方面，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公益支持力度，提高其卫生防疫能力，在保证其安全性的前提下，允许其及早复工复产。第二，鼓励行业和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尽可能创新拓展其在线化、个性化服务模式。第三，充分发挥公共平台和大型平台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支持作用，降低中小企业经营成本、提高其经营便利性。第四，设立中央和地方中小微企业纾困基金，基金来源可以是地方政府财政出资或特许发行地方长期债券，基金可以按产业具体分设，以过去3年平均交税、五险一金等指标为基准，一次性或分次支付现金给中小微企业。基金尤其可以用于中小微企业逾期或违约引发的财务危机救济。第五，鼓励各级地方政府、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积极探索针对中小微企业的协同救助机制，大胆创新，充分利用税收机制、金融机制、保险机制、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机制、房产租金机制等，构建一个全社会的、多元化的纾困救助机制。
(二)加强跨产业、跨地区的全产业链协同复工，提高我国产业链安全水平和现代化水平
鉴于受疫情冲击我国供应链中断和产业链外移的风险不断加大，从产业链视角看，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两方面重大任务：一方面，尽快恢复受疫情严重冲击的产业链复工复产，另一方面，从长期构建我国产业链安全和现代化水平体制机制，提高我国产业链安全和现代化水平。为此，应该重点在以下几方面着力：第一，基于疫情对产业链的影响程度和产业自身特性，对产业链进行分类管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尽快建立跨产业、跨省的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机制，促进大中小企业协同复工复产。针对集成电路、基础软件、网络安全等战略性产业，以及核心零部件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在原材料保障、用工、物流等方面提供定向支持。对于化工等流程型生产的产业，把握住全球油价下跌的机会，及时全面复产，抓住机会促进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对于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尽快恢复专业市场和物流体系为重点，带动国内供应链的全面恢复。第二，政府应该利用供应链金融的视角帮助企业恢复产业链。对涉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汽车制造、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建立重点监测机制，对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企业和项目，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延长贷款期限和减费降息。允许受疫情影响的债务人的旧贷款通过庭外和解的方式予以豁免，以及担保人的代偿义务得到豁免，避免相关违约对其征信资质的损害。政府出面协调核心企业、供应链企业及金融企业的关系，推进核心企业进行交易确权，降低金融机构成本，同时调低对中小企业借贷利率。第三，政府要重视培育产业链中的核心企业和产业平台，提高核心企业和产业平台协同上下游伙伴企业、聚集各类生产要素、促进资源高效配置能力。通过提高这些核心企业的创新能力，打造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提高核心企业的数字化能力，带动整个供应链管理信息化、现代化、系统化水平提高。政府要以数字化建设为目标，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企业加强供应链流程数字化管理能力建设，利用数字化技术抵消供应链的不确定性，推动供应链管理效率变革。第四，作为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的一项重大任务，完善我国产业链安全管理体系，针对不同产业、不同地区建立我国产业链安全评估与风险预警长效机制。设立国家产业链安全委员会，对因外交事件、国外技术封锁、重大灾害和疫情等导致的我国产业链安全问题进行战略决策和部署，强化产业链协同，提升我国供应链面对重大灾害和疫情时的韧性和协同性。第五，加强推进全球联合抗疫，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国际合作与治理，支持我国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保障全球供应链节点安全，建立多渠道、多层次供应链安全体系，协同推进全球产业链构建与“一带一路”建设。
(三)把握疫情防控促进智能化技术创新的机遇，大力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实现经济新旧动能转换
充分利用疫情冲击能激发技术创新供给增加，进而促进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发展的机会，尤其是重视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社会治理、商务办公、生产制造、生活消费等各个领域进一步深入应用，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加速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化、智能化是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以及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主导方向，加速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发展，需要更为先进完善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中央多次提出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中央再次强调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也在高度关注“新基建”这个热点。虽然加快“新基建”的确有扩大内需、保增长这方面的功能，但是，不能把“新基建”作为政府应对疫情冲击的“刺激计划”，而是要把“新基建”内嵌于我国高质量发展需要，使其客观上发挥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作用。具体而言，新型基础设施应该理解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现代化经济体系三个层面的基础设施，“新基建”要能够服务于高质量工业化、高质量城镇化战略，要能够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真正服务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避免回到“大水漫灌”的老路上。[25]第一，新型基础设施是新型工业化的基础设施，所谓新型工业化则是在传统工业化基础上叠加了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要求，是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智能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产生和应用的结果，新型基础设施既包括新一代智能化信息基础设施和新能源基础设施，也包括传统基础设施的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后的设施。第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支撑高质量城镇化战略，一方面，“新基建”布局全新的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城市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绿色技术与交通运输、能源水利、市政、环保、公共卫生等传统城市基础设施进行融合，同时还包括建设城市群、都市圈的城市之间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及各类其他公共设施。第三，“新基建”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基建”投资与项目更多的是尊重市场规律、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政府通过选择性产业政策进行大规模投资刺激作用的结果。“新基建”需要政府引导，但切勿过度直接介入。尤其是在当前疫情冲击、宏观经济目标实现压力增大、地方政府投资热情高涨的背景下，更需要对此保持高度的清醒。中央提出加快“新基建”，应该更多地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角度理解和认识，而积极推进“新基建”，不能忘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主线，要从优先和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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