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怀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理论观察》，2019年第12期，第5-14页
摘要：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好地满足人民需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逻辑，是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56-1978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基本逻辑是在保障人们基本生活的条件下，集中力量推进工业化，为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技术基础；1978-2012年改革开放新时期，基本逻辑是破除阻碍发展的思想藩篱和体制障碍，通过市场化改革激发社会活力、提升经济效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生活水平。2012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发展，一定是更为全面的发展，也一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发展；制度基础；工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9）12-0005-10；
全文如下：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几十年间成功地从一个相对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快速成长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制造业规模和货物贸易量世界第一的工业大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习近平（2018）曾深刻地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70年的时间内，我们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这是深刻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巨大发展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性飞跃。不过，正如习近平（2017）指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2]，新中国70年来的巨大发展成就来之不易，期间不乏曲折的艰辛探索过程，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尤其是70年来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本身，仍然雄辩地表明：我们一定始终坚持了某种正确的东西，背后必定存在某种有待于我们探究的基本逻辑。本文愿就此作初步的尝试。
一、引言
克拉克（2014）曾经观察到，“1800年以前，在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所有社会中，人均收入会有所波动，时好时坏，但却没有发生趋势性变化。…即使到1813年，大部分人的物质条件并不比他们非洲大草原的祖先好”[3]。一般认为，在传统农业社会发展阶段，生活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们，至少就人均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而言，或许有量的差别、但并无质的不同。工业革命则深深地改变了这一切：18世纪中叶以来，率先发轫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及其在不同地区的扩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深刻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运行模式，而且为理论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至少到目前为止，经济思想史上的不同理论经济学体系及其主要经济理论，往往对应于工业化的不同情形或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例如，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兴盛的古典经济学体系，针对后发国家如何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赶超的李斯特国家经济学说，深入剖析工业化过程中“劳动－资本关系”、旨在实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学科分工和经济学的职业化、重在探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决定性作用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及随着工业化在主要经济体的充分展开和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重点探讨政府部门在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和稳定宏观经济等方面重要作用的凯恩斯经济学说等等，概莫能外。
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型为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艰难而又复杂的过程。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开辟的工业化、现代化路径，是理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且经过200余年的积累有着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相对丰富的政策工具，但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约六分之一的人口按照这一路径取得了相对成功，跻身于发达经济体之列。我国在短短70年时间里大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其工业化、现代化路径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4]。这是拥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的东西方社会所走过的两种不同的工业化、现代化路径，它们之间既存在若干共同之处，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大致而言，当前欧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工业革命不断扩展的结果，它们遵循着类似的基本逻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经验则有所不同：作为世界上唯一拥有数千年不曾间断文明的国家，我们拥有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历史文化积淀，不仅在人口、资源、气候等方面与西方国家有异，而且近代以来更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处境艰难，因而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既存在着某种共性，又面临着迥然不同于西方社会的诸多特性、遵循着不同的基本逻辑。
正如习近平（2016）指出的，“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5]。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立足于我国70年经济发展实践，结合东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经验和路径选择，借助于历史的、国别的、理论的比较研究，系统地总结提炼我国70年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
二、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路径选择与理论回应
人类社会曾长期处于传统农业社会，18世纪中叶以来的英国工业革命率先启动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它是近代欧洲一系列事件的产物，有着较为长期的物质上、思想上的准备。按照胡怀国（2019）的观察，“1453年伊斯坦丁堡的陷落，阻断了东西方社会的传统商路，引发了欧洲社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并重塑了近代世界格局。尤其是1492年的地理大发现、16世纪的宗教改革，推动了欧洲民族意识的形成和民族国家的勃兴，迎来了重商主义或马克思所说的‘工场手工业’时代，并为苏格兰启蒙运动、法国启蒙运动以及英国工业革命在18世纪的兴起，以及19世纪其在欧洲大陆和北美地区的扩展，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和现实的物质基础”[6]。近代欧洲的现代化进程，最早与宗教改革催生的民族语言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关：正是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国王与商业资本的结盟，使得欧洲若干国家在重商主义时代、在中世纪传统模式的缝隙中，找到了一条在全球范围内迅速积累财富并在近代国家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新路径，为欧洲后来的工业革命积累了初步的物质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成长，是近代欧洲打破中世纪沉寂、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最基本的政治前提。
不过，尽管国王和商业资本结盟的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有助于积累财富和国家富强，有助于若干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但它本身与工业化、现代化并没有太多的关系。正如重商主义的系统批判者亚当·斯密指出的，“重商主义所要奖励的产业，都是有钱有势的人所经营的产业。至于为贫苦人民的利益而经营的产业，却往往被忽视、被压抑”[7]。工业化和现代化需要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经济运行模式，一方面，它有赖于人们在一定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秩序下自愿平等的普遍参与，另一方面，“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8]，即这种自愿平等的普遍参与导致的是一种普遍富裕，而不是强化某个群体的相对优势甚至导致整个社会的撕裂。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亚当·斯密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初，立足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育完善，提出了截然不同于重商主义的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开启了理论经济学的古典时代：一方面，“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9]；另一方面，人们在进行有关经济活动时，需要一定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维持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捍卫公平正义、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矫正措施等，或如斯密所言：“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同上，第252-253页）。
然而，尽管工业革命通过普遍的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但同时也表现出了某种二重性，尤其是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劳动相对于资本的弱势地位。亚当·斯密早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初就注意到了这一点，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晚期的马克思，则敏锐而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给出了更深入系统的分析，指出：“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进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同时却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10]。马克思认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同上，第185页），并在后来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飞跃。
斯密和马克思分别开创了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理论背景都是率先启动工业革命的英国，如马克思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11]。与率先启动工业革命并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英国不同，几乎所有国家在启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会面临着来自领先工业国的竞争压力甚至战争威胁，尤其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脱颖而出的德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开辟的国家经济学说，正是试图为那些落后工业国如何反超先进工业国提供某种理论说明。正如李斯特强调的，由于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现在就让羔羊和狮子躺在一起还不安全”[12]，我们需要一种国家经济学：“国家经济学认为，希望获得最高度独立、最高度文化和物质繁荣的国家，应该在其权力范围内采取一切措施，捍卫其经济安全免遭任何外国的攻击，不管这种攻击是采取敌视性法规的形式还是采取军事行动的形式。一个国家要能保护自己，应该尽其可以利用的物质和人力资源，建立工业，并促进工业发展”（同上，第30页）。也就是说，在先进工业国的竞争压力下，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缺乏从容渐进的外部条件，有必要“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国家独立和国家安全，并尽其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推进工业化。德国正是通过这种策略并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实现了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反超，到1913年已经全面超过英国，成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和第一大工业国。
俄国与德国一样，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启动了工业化进程，但由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顽强的封建残余，不论是工业化进程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还是1861年废除农奴制、20世纪初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但同时却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某种程度的社会撕裂。正是基于俄国的特殊国情，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重大的理论创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政党理论、垄断资本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等一系列新理论，并领导俄国人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此后，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期间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期间跃升为欧洲第一大工业国，不仅快速实现了工业化、推动了苏联经济发展，而且为二战期间战胜纳粹德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不仅如此，苏联短短20年间迅速实现工业化，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突飞猛进之时，恰逢西方世界陷入空前的、长期的“大萧条”之际，苏联在落后农业国基础上迅速推进工业化并实现经济赶超的经验，引起了各国人民的普遍关注，成为一种独特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发展模式。
也就是说，就欧洲的发展经验而言，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的俄国，先后经历了工业化进程，后者更是在更为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上成功地实现了反超，先后成为欧洲第一大工业国。当然，它们的国情各异，工业化进程各有不同；它们在成功地实现工业化、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各自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甚至重大的缺陷。例如，英国的工业革命经历了长期渐进的过程，期间自由竞争的原始积累期，让人们充分领略了不同阶层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同处境、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优势地位及其残酷性，如恩格斯曾指出：“1840年，利物浦上等阶级（贵族、自由职业者等等）的平均寿命是35岁，商人和收入较好的手工业者是22岁，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15岁”[13]。德国的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且在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着来自于先进工业国的竞争压力，故正如李斯特国家经济学说所表明的那样，更多地采取了不惜“一切措施”甚至军事行动的策略来确保国家安全、推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但在成功地成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不久，先后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策动国，给人类社会带领了巨大的灾难，我们不能说二者之间完全没有关系。苏联是在生产力更为落后的农业国、封建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的，它的基础更为薄弱，但进程更为迅速、成效更为显著，时间上距离我们也最近，给人们的印象也更为深刻，期间形成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不仅为战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而且为二战之后赢得民族解放的诸多落后国家所借鉴，但它自身存在的严重教条主义和僵化体制，却为20世纪8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埋下了伏笔。
我国国情更为复杂。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14]。一方面，我们拥有数千年小农经济的历史文化传统，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发展水平千差万别，且在西方先进工业国的压力下，我们几乎不具有西方那种从容地积累现代化因素、渐次地展开工业化进程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久经磨难，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这意味着英国工业革命所经历的那种纯自由竞争的或资本主义式的工业化过程、尤其是其在促进效率的同时极大地强化“劳动相对于资本的弱势地位”的性质，是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和生活困顿的大部分中国人民所难以承受的。也就是说，在工业化进程的起点上，我们的国情更为复杂、生产力水平更为落后。内部的封建主义沉疴、外来的帝国主义压力、困顿的人民生活、屈辱的近代历史，使得我们很难直接借鉴英国、德国、苏联的经验，而必须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历经一个艰辛探索的过程。
三、经济发展的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国际经验表明，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前提，迄今尚无任何一个大的国家，可以在山河破碎的状态下成功地推进工业化、实现经济发展，中国同样不能例外。早在抗日战争接近尾声之际，毛泽东就深刻地指出：“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15]。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国实现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16]。不过，对于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而言，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但并不足以引领我们步入现代经济发展的轨道：一方面，落后的生产力和困顿的人民生活，使得自由竞争的英国式工业化路径所强化的劳动相对于资本的弱势，是我们的人民难以承受的；另一方面，我们是一个大国、东方大国，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落后国，难以像英国和德国那样利用世界殖民体系实现原始资本积累，而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历史的、现实的、国际的各种因素，使得社会主义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然而，与马克思的最初设想不同，我们并不是生产力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充分发展并已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国家，我们还是一个传统经济方式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落后农业国。这意味着，在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前，我们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利用一切因素尽可能提高社会生产力的过渡时期。马克思曾指出过这一点，如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谈到生产力相对落后、工业化进程起步不久的德国时指出，德国“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17]。毛泽东（1945）更是深刻地指出，“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18]。当然，利用资本主义的目的是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最终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奠定更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不是为了满足资本的逐利本性、增进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优势地位，故毛泽东（1949）进一步解释说：“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19]。
正是基于对我国国情的准确把握、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理解，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尤其是结束抗美援朝之后，于1953年确立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0]这是一个利用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因素努力推动生产力发展，为社会主义奠定更坚实的物质基础，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时期。按照最初的估计，“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上，第316-317页）。这一判断，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具体国情的。不过，在具体实践探索中，这一过程被大大缩短了：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实现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面对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具体国情、长期战争造成的千疮百孔、国内外的复杂局势以及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甚至战争威胁等，中国人民对建设新中国的机会倍感珍惜、普遍存在某种赶超心理；另一方面，这也同当时的国际局势有关。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正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相互对抗的时期，几乎自始至终都面临着战争的阴霾，我们迫切需要的和平环境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单独决定的，努力争取并充分利用国际和平的间隙、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更多地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不能忘记这一国际背景。不妨以毛泽东访苏期间的一段经历为例。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与斯大林会谈时问到：“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了解，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国际和平”[21]；斯大林的回答是，“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同上）。然而，即便有这种努力、获得了这一保证，但刚刚过去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就爆发了多国卷入的朝鲜战争，使得我们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关键时刻，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后，才换来了难得的和平。我们必须结合时代背景和国际局势来理解当时的选择。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有一种争取并珍惜国际和平、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感和危机意识，不仅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度大大超出了最初的估计（在三年而不是十五年时间里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而且在1956年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步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不久，就发生了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代表的“大跃进”运动，试图在短时间内迅速赶超英美发达经济体的工业化水平，一度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也就是说，这种特殊环境下形成的紧迫感和危机意识，某种程度上是经济发展的双刃剑：它既有可能激发人们的工作激情、推进经济发展，又有可能造成“左倾”冒进、导致严重损失，令我们在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历经曲折。
回顾这段历史，尽管我们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在一个相对较长的过渡时期内，充分利用包括资本主义因素在内的各种因素来努力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但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整体上取得了远超预期的巨大成功：“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22]。简言之，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底基本实现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23]。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我国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是新中国70年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第一个基本逻辑。
四、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工业化路径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艰辛探索
早在1776年初版的《国富论》中，斯密就颇具预见性地指出，“世界上从未存在过而且也决不能存在完全没有制造业的大国”[24]。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东方大国，制造业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我国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对此，毛泽东深有体会：“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25]，“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6]，我国的经济发展有赖于大规模地启动和推进工业化进程，这既是我国国情所决定的，也是各国发展经验所充分表明了的。然而，工业化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艰难过程，西方国家有着相对成熟的工业化经验和理论成果，但鸦片战争以来的百余年经历，表明我们无法有效复制这种经验：理论上，西方经济学本质上属于“小国模型”，而大国有大国的特殊性，资本的逐利性和自发的市场机制，不足以在支离破碎、相对封闭甚至相互隔绝的960万平方公里上，把存在巨大差异、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数亿人口带入一个人们普遍参与、普遍受益的工业化时代；经验上，美国在南北战争、日本在明治维新、德国在普法战争之后，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开启了全国性的工业化进程，晚清的洋务运动在时间上与之相若甚至更早，此后还先后经历了所谓晚清“同光中兴”和民国“黄金十年”，但即便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27]。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20世纪30年代在短短一二十年间快速实现工业化，并且不仅在二战中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纳粹德国，而且迅速崛起为战后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国家，其发展经验和工业化路径对积贫积弱的中国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一定的借鉴意义。再加上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我国历史地选择了借鉴苏联的工业化路径和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即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单一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1956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其核心逻辑是在维持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整合各种资源、尽快地推进工业化，包括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和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配合这一目标。当然，尽管我们更多地借鉴了苏联的工业化经验，但并没有完全照搬，毛泽东曾总结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28]。整体而言，从1956年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1978年正式启动改革开放，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期间我们取得了显著的建设成就，在某种意义上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富起来”和新时代的“强起来”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甚至是惨痛的教训。
不过，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29]。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过程中，尽管我们不乏曲折的经历甚至惨痛的教训，但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我国国情的传统、实事求是的品格、自我革命的精神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使得我们在多数情况下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采取有效纠偏措施，得以在工业化进程中展现出足够的弹性和韧性，并最终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图1显示了我国1953-2018年间的产业结构（第一、二、三产业在GDP中的比例，有关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它清晰地表明：其一，在1956-1978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第二产业占GDP的比例虽然有较大的波动，但有着明显的快速提高的趋势（从1953年的23.2%快速提高到1956年的27.2%和1978年的47.7%），而自1978年以来则基本上处于40-48%之间，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其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例曾经有两次比较大的波动，即1958-1960年间急速增至44.4%、1966-1968年间快速降至31.1%，但它们基本在一两年内快速恢复到了正常趋势线上，表现出了极强的快速修复能力。也就是说，1956-1978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我国集中力量推进工业化的时期，其间有不少波动、但并没有改变基本趋势；尽管我们在实践探索中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整体上使得我国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迅速由一个拥有数千年小农经济传统的落后农业国，转变成了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国家，并初步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持续较快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技术基础。
图1 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1953-2018年（ 单位：%）
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经历了不少曲折，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但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并结合国际经验，我们在保障人们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集中各种资源推进工业化，其基本逻辑是没有问题的。1956-1978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工业化进程取得显著进展的时期，同时也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技术基础。不仅如此，即便从改革开放以来努力培育和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某种奠基性作用，至少表现在：其一，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迅速驱逐了外国军队、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以雷霆手段取缔妓院、清剿土匪、打击囤积居奇、稳定物价、恢复经济秩序等，并出台了《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开展大规模土地改革，不仅为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而且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奠定了现代社会的基石；其二，在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的情况下，大力普及基础教育、努力提高识字率，迅速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卫生体系，使得我国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不足20%大幅提高到1978年的95.5%，到60年代初彻底消除或有效控制了鼠疫、天花、霍乱、血吸虫病、黑热病、麻风病、结核病、克山病、大骨节病等长期严重影响人们健康的各类传染病和地方病，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具有一定教育水平和良好健康水平的庞大劳动力队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2013）总结说：“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30]。
五、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31]。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同上，第1页）。如果说，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更多地是借鉴社会主义传统模式，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较短的时间内、在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的基础上，快速搭起了一个略显粗糙但初步成型的工业大国的架子，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则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更多地引入市场化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社会活力和经济效率，在实现快速经济发展的同时，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前一阶段的基本逻辑是在保障基本生活的条件下，尽可能地集中各种资源快速推进工业化；后一阶段的基本逻辑，则是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国际政治局势相对缓和、国际产业加速转移的历史性机遇期，尽可能地利用市场机制的效率优势，不断完善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如果说，传统模式在铺摊子、搭架子阶段有着迅速集中资源的相对优势，那么，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和物质技术条件的积累，传统模式必然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其在窒息活力、损害效率等方面的内在缺陷。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解放思想的序幕；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32]；紧接着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明确提出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33]，它必然“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同上），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理论上讲，苏联在工业化进程中形成并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最大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教条式理解以及由此形成的僵化体制。其主要表现，一是脱离生产力水平仍然相对落后的实际国情和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存在公有制经济，所谓“求纯”；二是认为公有制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并且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集体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低级形式不仅会必然过渡为全民所有制，而且应尽快过渡为全民所有制。“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34]。改革开放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的关键是突破传统教条和僵化体制，其逻辑起点是准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同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总依据。
正是依据对我国具体国情的准确把握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深刻理解，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并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仅从根本上解放了思想、突破了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教条主义，彻底清除了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思想藩篱，而且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主张。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5]；“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上，第372页）。以此为基础，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3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优势。此后，我们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通过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我们充分激发了人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习近平曾总结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尽管遇到各种困难，但我们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奇迹。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改革开放之初是第十一；2005年超过法国，居第五；2006年超过英国，居第四；2007年超过德国，居第三；2009年超过日本，居第二。2010年，我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37]。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其背后的基本逻辑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努力探索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方式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效实现形式。正如习近平总结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38]。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创举，也是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基本逻辑。
六、新时代的经济发展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70年筚路蓝缕、不懈奋斗，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们生活、国际地位得到了空前提升，我国已经从一个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39]。正是基于这一巨大发展成就，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新时代仍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即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实践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然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会发生相应的阶段性调整：一方面，新时代仍然属于初级阶段，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显著提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我们不仅应该在总量、更应该在质量和结构的层面上，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它是由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决定的，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不仅是我国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也对新时代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40]，这意味着新时代仅仅快速增长是不够的，而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41]。也就是说，新时代的发展一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42]。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我国社会生产能力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新时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已经不是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单纯追求数量型指标，而必须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43]。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几十年时间里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发展成就，其背后是存在基本逻辑的，并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好地满足人民需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逻辑，是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56-197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基本逻辑是在保障人们基本生活的条件下，集中力量推进工业化，为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技术基础；1978-2012年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基本逻辑是破除阻碍发展的思想藩篱和体制障碍，通过市场化改革激发社会活力、提升经济效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生活水平。2012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新时代的发展，一定是更为全面的发展，也一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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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页。
[15]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载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0页。
[16]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页。
[17]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序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18]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载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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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毛泽东：《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12月），载于：《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6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9页。
[2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载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89页。
[2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页。
[24]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68页。
[25] 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55年10月29日），载于：《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5页。
[26]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载于：《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27]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载于：《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0页。
[28]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载于：《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
[29]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25页。
[30] 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3年1月5日），载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2-23页。
[31]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页。
[32]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载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33]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载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74页。
[35]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载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655页。
[37]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页。
[38]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5年11月23日），载于：《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4页。
[39]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页。
[4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4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19页。
[42]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5页。
[43]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编稿：王山；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