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学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改革开放四十年理论探索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5月）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奠基于国民经济时期，形成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重镇，研究工作处于学术前沿。在40年的发展中，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主流范式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史范式，具体而言，主要是历史学范式和经济学范式，二者在经济史研究的运用中存在着差异。中国现代经济史已成为理论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中共党史学等学科重要的支撑学科和对策研究的基础。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正在推动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走向深入。
关键词：中国 现代经济史学 前沿
中国现代经济史学是理论经济学新兴的分支学科，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不断成长。
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此外还包括港、奥、台经济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经济史。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时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延伸。学术界一般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上限，迄今为止，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仅有70年，即使以1927年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作为开端，也不过90余年。经济史研究对象需要历史“沉淀”，这也决定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姗姗来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才正式形成，之后迅速发展壮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重镇，一直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学术研究在不断创新，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日益突显。
一、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形成
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形成于改革开放初期，而奠基工作则启动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1952年底，中国顺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一些研究机构、学者开始总结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验，编辑经济资料，发表、出版有关恢复国民经济的论著。郭瑞楚在1953年出版了《恢复时期的中国经济》一书①，狄超白撰写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问题》②。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组的学者们编辑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合作化资料汇编（1949～1952）》③ ，等等。
1956年中国实现了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主义改造，学者们着手总结社会主义主义改造的经验与理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狄超白在1955年、1956年开始研究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规律，④薛暮桥、苏星和林力子在1959年出版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⑤，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作，1962年推出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著作⑥。另外，倩华等人编著了《七年来我国私营工商业的变化（1949～1956）》⑦，赵艺文出版了《我国手工业的发展和改造》⑧，史敬棠等人编辑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⑨，等等。
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前后，总结经济建设的论著更多了。如，国家统计局编写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伟大的十年》⑩，李成瑞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史稿》⑪。除上述专著外，一些论文也讨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问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者们所集中研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问题，当时是现实经济问题，如今则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主题。一些高校的经济史课程，也开始尝试讲授涉及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专题内容。如，从1958年开始，当时湖北大学（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赵德馨老师在讲授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时，授课内容一直讲到1956年。1960年，当时的湖北大学出版了他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教学大纲》，最新内容写到了1956年。
学术界对于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工作，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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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瑞楚:《恢复时期的中国经济》，三联书店，1953年。
②《对于我国过渡时期经济规律问题的意见（提纲）》，《经济研究》1955年第4期；《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规律》，《经济研究》1956年第4期。
③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合作化资料汇编（1949~1952）》，科学出版社，1957年。
④《对于我国过渡时期经济规律问题的意见(提纲)》，《经济研究》1955年第4期；《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规律》，《经济研究》1956年第4期。
⑤薛暮桥、苏星和林力子:《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出版社，1959年。
⑥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出版社，1962年。
⑦倩华等人:《七年来我国私营工商业的变化（1949~1956）》，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57年。
⑧赵艺文：《我国手工业的发展和改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年。
⑨史敬棠等：《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三联书店，1957年。
⑩国家统计局：《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统计出版社，1958年；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统计出版社，1959年。
⑪李成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史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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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周恩来总理认为，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很有必要研究新中国经济史，他叮嘱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齐燕铭，要组织人员开展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1977年，根据齐燕铭、许涤新（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指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内成立了“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组”，组建了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团队。这是政府设立的第一个专门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学术组织。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组启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史的研究，作为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开端，进而系统开展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1991年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组从经济史研究室分离出来，设置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专攻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团队。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笙、薛暮桥、徐雪寒、吴承明、杜润生、刘国光、董辅礽等都担任过研究室的顾问。此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机构设置起来，一批专业人员和兼职人员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史的研究。①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南财经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的一批学者投入到了研究新中国经济建设史之中。
乘改革开放东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形成的重要时期。一方面，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反思思潮，学者们尝试着对30多年来经济建设进行系统总结，突破了不少研究禁区，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拓展出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国外的各种经济学理论陆续引入，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分析工具。不少高等院校纷纷开设新中国经济史课程，编写新中国经济史教材。
1986年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同时成立，成为中国经济史学会的四个专业委员会之一。
1988年经济史研究专业学术期刊《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其中开设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栏目。
这样，一个学科形成的四大要件——研究队伍、学术团体、专业刊物、教材体系均已具备，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正式形成了。
此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研究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的学者，以及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和中共党史的学者，走入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促进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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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董志凯：《读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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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化
独立的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范式。范式（paradigm）概念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1962年提出的。研究范式是指研究共同体进行科学研究时所遵循的模式与框架，主要包括研究方法、方法论、研究对象、研究程序等操作性规范。
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研究群体是一支多元化的研究队伍。从国内研究单位来看，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等研究所的学者；有来自国家部委的研究人员，如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原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原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轻工总会（原轻工业部）等政府部门的研究人员；有各级党校、党史办公室、地方志办公室等从事党史、国史、地方志研究的人员；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从事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教学、科研的人员。目前，从国内研究团队的规模看，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的科研人员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主力军之一。
不同的研究团队，秉持不同的研究范式。吴承明先生认为，经济史是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运行的机制和效果。①他将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团队划分为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政治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并重视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②吴先生的这一观点在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也基本适用。
赵德馨先生也提出，历史学和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都分离出了各自的经济史。经济史在产生过程中出现了两种经济史：作为历史学中专门史之一的经济史和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的经济史。把经济史作为统一物看，它是由两个“妈妈”生的，在以后的发展中始终脱离不了这个母胎的斑痕。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团队主要由历史学出身的学者与经济学出身学者构成。
与中国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相比，中国现代经济史学更是多学科交叉，跨越了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中国现代史学、中共党史学等学科。董志凯先生认为，从事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学者的学术背景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历史学专业，包括研究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的学者；另一类是经济学专业，包括研究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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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承明：《经济史研究的一些体会》，《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②吴承明：《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③赵德馨：《经济史学科的分类与研究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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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段）这些学者分别从不同的研究选题踏入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而专门从事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则不多，采用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几乎各占一半。①目前经济史研究的主流范式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史范式，即用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等来描述整个历史变迁。②
在研究对象上，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主题在不断扩展。研究对象的扩展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不断延续，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时段自然也在延伸；二是学术界对于历史与经济学理论的反复思考，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展。赵德馨教授强调“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是有首有尾的事物”，经济史研究者要跟随经济发展历史步伐前进，不断延伸研究对象的下限；研究对象要有沉淀时间，学者要有反思历史的时间，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跟随论”与“沉淀论”的研究方法。③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时段应与历史发展同步，昨天的经济问题就是本学科的研究对象。
在研究方法上，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研究是多元并存的。吴承明先生倡导经济史研究方法应是“史无定法”，学者可以根据问题性质选择适用的经济理论作为分析方法。④吴先生认为，研究经济史既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基础。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⑤他指出，可应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有计量经济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区域经济史研究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⑥董志凯教授也认为，由于在历史进程中经济上的变动相对比较缓慢，而且经常重复，因此在经济史研究中，能够比其他历史学科更好地运用理论工具，运用统计方法，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⑦
在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历史学派的研究重心和优势是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熟练运用，体现着研究问题的“中国化”。经济学派的研究重心和优势则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经济理论，强调问题的“西方化”。当前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和史学范式，在各自期刊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⑧
近些年来，运用新制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增多，特别是年青学者更热衷于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问题。对于这些研究方法的运用，吴承明先生曾提醒学者们要注意其缺陷。吴先生认为，计量学方法一般适用于研究生产力，而不包括生产关系；又只见量变，不见质变；以函数关系代替事物间的辩证关系；因而不能概括在历史演变过程的全部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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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董志凯、武力：《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10月25日，第2版。
②董志凯：《中国经济史学：注意长期增长 多种研究工具融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21日第10版。
③赵德馨：《跟随历史前进——再论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④吴承明：《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⑤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⑥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⑦董志凯：《经济学研究离不开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2月21日第3版。
⑧孙圣民：《对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思考》，《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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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段）经济史研究不能单凭计量学方法作出结论。计量学方法应该主要用于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①对于以诺斯为首的新制度学派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盛行，吴先生指出，历史是复杂的、多元和多因素的，不能把制度安排作为唯一的原因。②
历史计量学也是青年学者热衷的研究方法之一。历史计量学的基本特征是将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运用于经济史研究。③
除上述的研究范式外，在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还存在着党性很强的国史研究范式与中共党史研究范式。以改革开放史研究为例，国史研究侧重点是国家或政府层面的研究，关注的是政府行为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关注的是政府政策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政府主导的社会事业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等等。党史范式是分析中共作为执政党的行为如何与改革开放过程发生关联。④
总体而言，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历史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在运用经济史学范式时存在着结构性差异，经济学范式和史学范式存在着冲突。经济学研究往往简化个体特征，在某些假设前提、理论框架基础上，通过抽象、演绎寻求样本共性，而历史研究更注重还原研究对象真实的一面，突出研究对象的个性和差异。⑤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主流研究范式是历史学范式与经济学范式，但两大学派研究范式的差异性十分明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的研究范式也分属历史学范式与经济学范式，以经济制度分析见长，两种研究范式相互学习、借鉴，力图融合为有自己特色的中国现代经济史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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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②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③孙圣民：《历史计量学五十年——经济学和史学范式的冲突、融合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 4期。
④郭若平：《党史范式中的改革开放史》，《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
⑤孙圣民：《对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思考》，《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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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的研究状况
20世纪70年代到上世纪末，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可谓突飞猛进。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推动力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现实研究的需要，学者们立足于本学科的研究特色，对现实经济中的热点问题进行探讨；二是重大历史事件纪念、宣传活动的需要，学者们站在本学科的角度，围绕着国庆35周年、40周年、50周年、60周年，以及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35周年、40周年等重大的纪念活动，展开多主题的研究与讨论；三是深化学术研究的需要，学者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如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经济体制、“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市场化改革、对外经济关系等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资料的整理与出版
吴承明先生认为，经济史的根据仍然是经过考证的史料。①学术资料是研究的基础。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涉及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档案资料、统计资料及其他史料陆续整理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组成立后，着手收集、整理了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及解放区的大量经济资料，相继出版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等资料。其他学术机构也相继出版了《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等资料。1988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合作，具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承担，整理、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经济档案资料。从1989年到2000年，出版了《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2 卷、《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9卷。
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有关经济管理部门也整理出版了各类经济统计资料及经济大事记。如，农业部计划司编辑了《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国家统计局编辑了《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财政部综合司编辑了《中国财政统计（1949～1980）》，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编辑了《中国金融统计（1952～1987）》等统计资料。此外，财政部综合司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从1982年到1989年年分期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中国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利率文件汇编》等等资料相继出版，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奠定了重要的资料基础。
200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国家经贸委编辑的《中国工业五十年》，全书9部20卷，4500万字，汇集了工业方面的法律法规与方针政策、重要会议材料、工业生产与建设的规划、工业统计信息资料、重大事件等资料，内容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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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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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要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是抢救历史资料和总结经验并重。①
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范围已从研究革命根据地经济史、土地改革史，延伸到了研究新中国建立之后经济史的方方面面；研究的时段已囊括了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经济调整、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各个时期；研究的选题扩展到了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区域发展、宏观调控等问题，扩展到了农业生产、工业化、投资、商业贸易、财政、金融、交通运输等部门经济。
20世纪80年代初期，系统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成果，主要有柳随年、吴群敢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经济的论著主要有范守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恢复史（1949～1952）》，李占才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研究土地改革的专著主要有董志凯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赵效民主编的《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研究商业经济的著述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撰写的《新中国商业史稿》。研究财政史的论著主要有左春台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简史》等著作。劳动经济史研究方面，主要有袁伦渠主编的《新中国劳动经济史》。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但也是相对沉寂。②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济史研究方面，出版了董志凯主编的《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吴承明与董志凯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在新中国经济通史研究方面，出版了刘国光、张卓元、董志凯、武力主编的《中国十年五年计划研究报告》、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苏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赵凌云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农民负担史》等专著。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一大批反映部门经济史的专著相继面世，如《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中国金融50年》、《中国财政50年》等，分部门、分行业总结了中国50年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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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武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和成果》，《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
②武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和成果》，《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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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过渡时期总路线。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是否应该持续较长时期，龚育之、石仲泉认为，由于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存在的漏隙，1953年开始向传统社会主义过渡是水到渠成，是必然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适时和正确的。①薛暮桥则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得太早，应当有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②张传贤认为过早地否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③ 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方针政策的研究也是热点之一。④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5周年之际，涉及各个行业、各部门，系统反映各部门、各行业经济建设的大型学术丛书《当代中国》丛书开始出版，到1999年基本出齐，共150卷208册，近1亿字。丛书的基本国策类、社会主义改造类、经济类、财政和金融类、农业类、工商管理类、商业类、能源类、化工类、通讯类、冶金和机械类、轻纺类、建筑业类、国防和军事类等著作，集中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
到2000年，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已经形成门类齐全的研究框架与结构，结出了丰硕的成果。⑤
（三）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范式的特点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年抢救、整理历史资料，历史学方法比较得力，学者们运用历史学范式较多。
这一时期，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需要还原历史面貌，一些学者运用历史学研究范式展开研究。同时，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还担负着总结经济建设经验的重任，需要运用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一些学者们运用经济学范式展开分析，其所运用的经济学范式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
四、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打破了20世纪90年代的沉寂，重新成为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热点，⑥在许多方面都有长足进展。
（一）关于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与变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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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龚育之：《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石仲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过渡时期总路线》，《党的文献》1990年第6期。
②薛暮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求是》1989年第1期。
③张传贤：《对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历史时期的再认识》，《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1期。
④武力、朱莉：《五年来当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武力、朱莉：《1988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⑤武力：《“九五”期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述评及“十五”期间研究展望》，《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6期。
⑥武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和成果》，《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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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一批研究改革开放的专著纷纷面世，蔚为大观。
陈佳贵任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多家研究所承担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研究丛书》，2008年底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分为九卷，其中，刘树成主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汪同三主编《中国投资体制改革30年研究》，吕政主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研究》，刘迎秋主编《中国非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研究》、高培勇主编《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蔡昉主编《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30年研究》、李扬主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30年研究》、张晓山主编《中国农村改革30年研究》、裴长洪主编《中国对外开放与流通体制改革30年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阐述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变迁。
韩俊主编的《中国经济改革30年丛书》2008年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分为源头沧桑卷、政府转型卷、国有企业卷、财税卷、区域经济卷、社会保障卷、抚脉历程卷、市场化进程卷、农村经济卷、民营经济卷、金融改革卷、对外开放卷、资源环境卷13卷，诠释了各领域改革的历程与取得的突破。
商务部研究院组织编写了《改革开放30年系列丛书》，探讨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发展道路，其中《中国现代流通30年》《中国对外贸易30年》《中国特色商务发展道路》《中国吸收外资30年》及《中国对外经济合作30年》，2008年由中国商务出版社出版。
除这些大型系列研究丛书外，2008年还出版了大批从不同角度分析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的著述。如，汪海波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3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陈锡文的《中国农村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人民出版社）、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的《纪念改革30年丛书》之《改革30年：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经济卷）》（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撰写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体制改革若干历史经验研究》（人民出版社）；谢旭人主编的《中国财政改革三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吴晓灵主编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中国金融出版社）、宋洪远主编的《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中国农业出版社）、邹东涛主编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邹东涛与欧阳日辉撰写的《中国所有制改革30年（197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牛凤瑞主编的《中国城市化30年》（人民出版社）、郑有贵和李成贵撰写的《一号文件与中国农村改革》（安徽人民出版社）、蔡昉等人的《中国农村改革与变迁——30年历程和经验分析》（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宋士云的《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人民出版社）、赵凌云主编的《中国发展过大关》（湖北人民出版社）等等，分别从经济结构变迁、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农村经济、财政、金融等方面分析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发展与变迁。
2009年，趁着研究改革开放30年之余热，又有不少此类著作出版，如胡鞍钢的《中国经济转型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崔新健主编的《中国利用外资三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刘克崮主编《中国财税改革三十年：亲历与回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8年、2009年，研究改革开放的论文更如雨后春笋般地展现于各种学术刊物。研究热点可分为以下几方面：改革开放的历程与阶段划分、如何看待改革开放的成就与不足、各行各业的改革，等等。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如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已基本形成，市场价格机制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间接宏观调控体系正在形成；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等等。但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不少学者也直言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如经济增长透支了过大的资源和环境成本，粗放型发展方式未根本转变，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显著的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趋势加剧；改革失误造成资源浪费成本、环境破坏成本、贪污腐败成本、社会不公成本、创新滞后成本，等等。①
2017年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节点，研究机构与出版机构已经开始谋划推进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广东经济出版社推出《复兴之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回顾与展望丛书》，2017年已出版郑新立、徐伟等人《从计划到市场：中国计划投资体制改革40年》、隆国强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国对外开放40年》、张卓元等人的《市场决定的历史突破：中国市场发育与现代市场体系建设40年》等著作。
此外，不少文章涉及改革开放史主题。《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5期开设“改革开放史研究”专栏，推出了章百家的《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三点思考》、郑有贵的《改革开放史研究要有实践问题导向意识》、陈金龙的《如何说明中国改革发生的内在逻辑》等文章，从不同角度讨论改革开放史。此外，周娜、鲍晓娟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轨迹与现实例证》②，宋士云、吴连霞的《1979—1991年中国企业劳动关系转型的起步》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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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卫兴华：《改革开放三十年：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都要总结》，《理论动态》2008年12月，第1799期；常修泽：《世界发展多样性中的“中国模式”》，《光明日报》2008年9月7日；李佐军：《中国三十年改革的问题》、《中国改革的成本》，《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3月27日、2008年4月1日；项俊波：《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分析与思考》，《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②周娜、鲍晓娟：《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轨迹与现实例证》，《改革》2017年第2期。
③宋士云、吴连霞：《1979—1991年中国企业劳动关系转型的起步》，《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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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段）李宁、何兴邦的《地权结构细分视角下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改革：一个分析框架的构建》①，周波、王英家的《1992年以来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的演进》②，邬琼的《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发展历程》③,高坚的《我所经历的中国债券资本市场的历史》④，于文浩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历史考察》，⑤都涉及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主题。
（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经济发展与变迁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在2009年建国60周年之际形成一个高潮，学术界推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2009年出版的有关中国经济60年的专著中，代表性的著作有：陈锡文等人的《中国农村制度60年》（人民出版社）、张晓山主编的《新中国农村60年的发展与变迁》（人民出版社），李良玉主编的《新中国农村发展60年丛书》（江苏大学出版社）、秦兴洪等主编的《新中国60年农村发展之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裴长洪主编的《共和国对外贸易60年》（人民出版社）、高培勇主编的《共和国财税60年》（人民出版社）、谢旭人主编的《中国财政60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邹东涛主编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德才的《中国经济史新论》（经济科学出版社），等等。董志凯、武力、章百家、赵凌云、许经勇、裴长洪等人也撰写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了60年来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变革。⑥
2009年，一些学者也出版了一批专题性著作，如高伯文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中央编译出版社），许经勇的《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60年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张神根等的《中国农村建设6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郑有贵的《目标与路径——中国共产党“三农”理论与实践6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廖洪乐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六十年——回顾与展望》（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贾艳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演变》（江苏大学出版社）等。还有学者出版了专题论文集，如刘树成的《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6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董志凯的《共和国经济风云回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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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宁、何兴邦等：《地权结构细分视角下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改革：一个分析框架的构建》，《中国农村观察》2017年第2期。
②周波、王英家：《1992年以来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的演进》，《财经智库》2017年第2期。
③邬琼：《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发展历程》，《中国宏观经济信息》2017年第34期。
④高坚：《我所经历的中国债券资本市场的历史》，《金融读书会》2017年8月21日，http://www.sohu.com/a/166099859_481741。
⑤于文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6期。
⑥董志凯：《摸着石头过河与中国经济体制变迁》，《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5期；武力：《略论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和互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3期；章百家：《中国经济体制两次转型的历史比较》，《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7期；赵凌云《1949~2008年间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产生、演变与转变的内生逻辑》，《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3期；裴长洪：《中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变化及其量化估算》，《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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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中国经济体制60年变迁时，2009年最引人瞩目的研究热点是学术界对前后“两个30年”的争论。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节点，新中国60年历史可分为前后两个30年，前者后者的经济体制存在极大的差异。一方面，有人将改革开放前30年作为参照系，拔高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另一方面，面对腐败滋生、社会秩序混乱、劳资矛盾激增、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又有人认为“今不如昔”。如何客观认识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
朱佳木指出，前30年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现实可能，两个30年是内在统一的，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完整形态。①刘国光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向新民主主义回归。②金冲及认为，后30年改革开放新路是在总结前30年经验教训基础上开创的，一味给前30年抹黑，那是没有良心，如果想走老路，那是没有头脑。③党国英指出后30年经济的成长离不开前30年积累的一些因素。④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明确划定了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
学术界积极回应了习总书记的这一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3期开辟专栏《纪念改革开放35周年》，发表了赵德馨的《65年的探索之路》、董志凯的《共和国经济是一条历史长河——60余年经济发展中的继承、改革与建设》、萧国亮的《矢志不渝地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武力的《“双轮驱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成就》、张晓山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法律、政策与实践回顾》和裴长洪的《中国对外贸易65年的基本线索：变革与增长》等6篇文章。
2013年6月28-30日，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举办了“纪念改革开放35周年学术研讨会”，赵德馨、董志凯、武力、赵凌云、苏少之、赵学军等学者，从不同方面讨论了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开放后35年两个时期的历史统一性，认为两个历史时期与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发展相吻合，二者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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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佳木：《新中国两个三十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网》，2009年10月23日。
②刘国光：《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国史参阅》2009年第4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向新民主主义回归》，《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8月20日；刘国光：《新中国六十年感言》，《百年潮》2009年第10期。
③金冲及：《谈谈新中国的“前30年”》，《党的文献》2009年第5期。
④党国英：《中国农村变革60年回顾与展望》，中国改革论坛，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11&Id=250567&page=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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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于如何看待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仍有不同的意见，但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联系性与统一性，已为更多的学者所接受。王曙光认为，1978年左右开启的经济体制变迁，虽然是基于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系统反思与检视，但并不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颠覆式抛弃，而是很大程度上承继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并加以适当的修正与创新，不能割裂式地理解这两个历史阶段。①
（三）关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骄人的成就，中外学术界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讨越来越热。
武力等人分析了鸦片战争以来150余年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艰辛曲折的探索，最终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就了今天的伟大成就。②
萧冬连从执政党的建国方略、发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从实行新民主主义开始，途经仿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继续革命和实行改革开放的五次历史选择。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正途大道。③
萧国亮认为，中国人一直矢志不渝地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为了国家安全和突破“贫困陷阱”而选择了社会主义，七十年代末为加快发展和人民富裕而选择了改革开放。第一次选择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都是社会主义，所不变的是中国始终保持着制度与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权，这也正是中国道路成功的关键所在。④武力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充分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带有根本性的突破和创新，懂得了必须依靠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并举的“双轮驱动”，以避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从而引导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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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曙光：《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脉络与内在逻辑》，《长白学刊》2017年第2期。
②武力主编：《中国发展道路》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③萧冬连：《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④萧国亮：《矢志不渝地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3期。
⑤武力：《“双轮驱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成就》，《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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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志凯在《中国发展道路的经济史思索》一文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顺应客观条件的结果。中国道路的基础是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后发历史背景。改革开放的道路既突破了曾经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的苏联模式，又有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彰显了不照搬他国模式而探索走自己道路的决心和信心。①
郑有贵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认为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坚持和践行，成为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之所以能够逐步形成协调和相互促进态势，进而合力促进经济发展，根本缘于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基本经济制度。②
徐勇的The Chinese Road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Continuity一文提出，中国道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其鲜明的特点是历史延续性而不是断裂性，而延续性的主要力量在于内在的动力与活力，历史延续性为近代以来的中国以创新性的革命和发展提供了基础，并由此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③
史正富的《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一书，提出中国式超常增长的根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市场体制，把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力与企业的创新活力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超常增长与超低波动并存的奇迹。④
赵学军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研究”也在研究这一问题，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发展与改革》（载王立胜、裴长洪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8月）一文，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建立的，制度蓝本是苏联模式，但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过程中，又有许多创新。以混合所有制为代表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公有制经济未来发展，是寻求在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适度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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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董志凯：《中国发展道路的经济史思索》，《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2期。
②郑有贵：《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原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10期。
③Xu Yong, The Chinese Road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Continuity，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7, Vol. 38, No. 2, 5-20。
④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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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对于讨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也有深厚的兴趣。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美国学者罗纳德?科斯与中国旅美学者王宁合作，出版了《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详细解读了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转变到当今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程，从制度经济学视角论述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是域外系统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代表作。①
（四）关于中国现代经济史上其他重大问题的研究
近十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仍然集中于改革开放前的经济问题，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经济问题。
其一，对于20世纪50年代经济史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史一直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一些研究专题正在逐渐深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史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赵学军分析了“一五”时期信贷资金的计划配置问题，探讨了财政收支平衡对信贷平衡的制约。②他关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的实物借贷现象，分析了其成因。③他从基于产权变革视角，分析了中国私营银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认为私营银行业的产权变革模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④他的《经济体制变革中的“混合所有制”——20世纪50年代工业企业“公私合营”再探讨》提出混合所有制是20世纪50年代私营企业改造的手段与桥梁。⑤曲韵、姜长青、肜新春等人的论文也从对外贸易、稳定经济、交通通讯等方面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问题。⑥
董志凯和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3-1957）》学术著作，在丰富的档案资料基础上，将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经济运行与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展开分析，深化了对“一五”经济史的研究。⑦
另外，董志凯的《应对封锁禁运：新中国历史一幕》专著，回顾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封锁禁运，以及中国应对封锁禁运的措施，认为新中国应对封锁禁运揭示了世界贸易中封锁与被封锁的辩证关系，对当今应对外贸摩擦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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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信出版社，2013年出版。
②赵学军：《略论“一五”时期信贷资金的计划配置》，《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
③赵学军、吴俊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实物借贷》，《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④赵学军：《再论中国私营银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于产权变革视角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4期。
⑤赵学军：《经济体制变革中的“混合所有制”——20世纪50年代工业企业“公私合营”再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
⑥曲韵：《新中国成立初期封锁禁运对私营进出口业的影响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曲韵：《“五反”运动对私营进出口业经营境况的影响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6期；姜长青:《新中国建立后陈云经济稳定思想和实践探析》，《上海陈云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2013年；肜新春：《新中国铁路、公路投融资变迁与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
⑦董志凯、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3-195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⑧董志凯：《应对封锁禁运：新中国历史一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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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者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史也作了大量的研究。苏少之、陈春华以湖北省为例，分析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新贫农现象，试图总结当年通过农业集体化途径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对20世纪50年代农业集体化提出了反思。①苏少之的《“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新论》，提出新区土改的“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既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土地斗争和根据地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结晶，也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农村经济政策方面的具体化。②
常明明研究了建国初期农村私人借贷，分析了农村私人借贷关系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以及人民政府采取的措施。③他还研究了在土地改革中山林分配的问题。④
还有学者讨论了建国初期解决劳资关系的经验，⑤研究了“一五”时期商业体制变迁，指出政府经济职能的扩展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⑥
其二，对于计划经济史的研究。
近年来，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评价也趋于客观。
武力概括了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条件和计划经济的成就，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客观中肯的分析。⑦
钟祥财用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解释计划体制，认为在常态条件下，集体行动一般是缺乏效率的；而在特殊压力下，集体行动可以具有效率。⑧
程连升的学术专著集中分析了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他提出，新中国成立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是必须的，也是最好的。因为当时中国一是需要国家的快速工业化，二需要国防安全。为了尽快实现，就得优先发展，这需要借助政府的强大组织和动员能力，做出计划管理的制度安排。计划经济体制推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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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苏少之、陈春华：《20世纪50年代初湖北省新贫农问题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苏少之、陈春华、王军：《关于20世纪50年代农业集体化的几个问题的反思》，《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
②苏少之、史蕾：《“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1期。
③常明明：《建国初期农村私人借贷的停滞及缓解措施的历史考察》，《中国农史》，2010年第1期。
④常明明：《土地改革中山林分配问题研究——以中国南方地区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1期。
⑤霍新宾：《建国初期劳资关系的国家整合——以上海劳资协商会议为视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
⑥闫茂旭：《“一五”时期商业所有制变迁与政府经济职能扩展》，《长白学刊》2010年第5期。
⑦武力：《对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再认识》，《经济导刊》2014年第12期。
⑧钟祥财：《特殊压力下集体行动的逻辑——对计划体制的一个经济学解释》，（《上海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
⑨程连升：《筚路蓝缕：计划经济在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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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冬连认为，中国走上计划经济道路，基于中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对苏联模式的仿效。但国内外不少学者强调近代中国的历史延续性，看重计划经济的本土资源。他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计划经济思想曾是中国主流思潮，新中国成立后搞计划经济和大工业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而民国留下的国家资本占主导的混合经济，也为走上全面计划经济轨道提供了初始条件。①
一些学者从多个角度讨论了计划经济。徐建青通过计算农户的成本与收益，分析了计划经济时期农民家庭棉纺织业为何能够长期存在。②张鹏等人认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也存在货币政策，分析了1952-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与调控方式。③也有学者研究了计划经济下的票证制度，认为在计划票证的背后是复杂的制度、意识形态的安排以及相互交织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网络。④对计划经济时期财政制度也有人作了研究，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制度具有典型的二元财政制度特点。⑤张学兵论述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地下经济”，认为“地下经济”现象不曾中辍，并呈现一定的周期性起伏之势。⑥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史是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陈东林主编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十年经济的专著《1966-1976中国国民经济概况》出版，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⑦
其三，对于三年自然灾害及非正常死亡人口问题的争论。
“三年自然灾害”及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也是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
杨继绳的报告文学《墓碑》，认为1958年至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2013年8月23日，孙经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认为杨继绳等人夸大了事实，属于造谣。他认为造成“饿死三千万”的传言是以下原因形成的。其一，1959年底以前，由于“大跃进”等因素，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其二，在1959年以前，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这两个原因，造成1959年底应注销户籍人口1912万。其三，1964年进行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上述虚假的1912万户籍被注销。其四，在1960年到1963年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他认为，杨继绳的著作中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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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萧冬连：《本土资源与苏联模板——关于中国计划经济起源的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
②徐建青：《统购统销制度下农民家庭棉纺织成本收益探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
③张鹏、许亦平、林桂军：《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货币政策回顾：1952—1978》，《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
④焦连志：《论中国计划经济年代的“票证社会—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解读视角》，《求实》2009年第11期。
⑤文峰、李正彪：《经济问题探索》2008年第6期。
⑥张学兵：《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地下经济”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4期。
⑦陈东林主编：《1966-1976中国国民经济概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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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段）孙经先提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我国一些地区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①
孙经先的文章，激起了众多人士的讨论。网上争论尤其热烈，质疑甚至谩骂之声四起。
2017年，程恩富、詹志华再次估算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他们以1955到1957年平均死亡人口作为基准，结合1953到1964年死亡漏报及其纠正的状况，认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00万到500万人。这批非正常死亡人口是以饥饿死亡类型为主、其他死亡类型为次；以抗灾能力不强引起为主、以地方救灾失误引起为次。尽管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的教训值得反思，但不能抹杀中国政府应对饥荒所做的努力及其取得的成效，更不能借此上纲上线，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发展。②
范子英、石慧认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饥荒特殊之处是主要发生在粮食主产区，这是由工业“大跃进”和粮食“包干制”政策造成的。③
其四，对于“三农”问题的研究。
武力、郑有贵等人撰写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认识经历了三次大转折和两次飞跃。第一次转折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第二次转折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其束缚于土地之上，失去了择业和流动的自由。第三次转折发生于1978年以后，充分肯定了农民的首创精神，充分肯定了家庭经营和乡镇企业。④
农业合作化研究方面，学者们围绕着三方面展开讨论：解释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迅速推进的原因；如何评价农业合作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和他们之间的分歧之因。有学者提出，农业生产合作化提速是工业化对粮食与原料需求增加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农村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必然要求。建国之初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过分强调集体化和公有化程度、忽视农户的独立产权和经营自主权、违背了自愿原则、政治因素过多等问题。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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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8-23。
②程恩富、詹志华：《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人口研究》2017年第2期。
③范子英、石慧：《为何大饥荒发生在粮食主产区?》，《经济学（季刊）》2013年1月。
④武力、郑有贵主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1921-2013）》，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3年。
⑤李建忠：《20世纪50年代农业生产合作化提速原因探析》，《学术论坛》，2008年第5期；《是主观选择还是历史必然——20 世纪50 年代农业合作化动因的再认识》，《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蒋云龙：《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发展回顾与评析》，《财贸研究》，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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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公社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分析了人民公社运动的起因和失败原因。有学者认为，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起因是多方面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是其生动的现实原因；“大跃进”的发动和试图通过新的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是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直接诱因；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苏之间的竞赛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要“助剂”。①对于人民公社的最终失败之因，有学者认为最终原因是领导人的幻想、超越现实条件的空想以及财富的绝对平均分配，也有人指出失败之因不仅仅在于产权制度的不成熟，合作化进程中人们之间的信任模式的转化才是关键所在。②
学术界对人民公社历史地位的评价存在差异。郑有贵认为人民公社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极具特定功能性的组织，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并在农业养育工业政策体系下推进农业和农村建设，不能因为历史条件变化后人民公社体制被废除，而对其历史作用完全否定。③
在“三农”研究方面，农地制度研究又是热点。农地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农地所有权制度与农地经营制度。有学者认为，中国农地制度经历了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到农民土地所有制，再到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制度，最后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三次重大变迁。农地改革要符合农民的认知和意愿，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是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农地制度改革必须以农民的发展权为基础，有效的产权配置是农地改革成功的关键。④王敬尧、魏来用“黏性生成——黏性稀释”分析框架，阐释了农地制度变迁。⑤
美国学者黄宗智认为，中国在1980年到2010年间经历了现代化（即带有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提高）的农业革命。这次农业革命是“隐性的”，因为它不是增加了某种新的投入从而提高了某些产物的亩均产出，而主要是从低值的谷物生产转向越来越多的高值肉禽鱼、蛋奶和高档蔬菜与水果的生产。⑥
武力指出，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四次变革。第一次变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将管理权下伸到乡村基层直至家庭。第二次变革为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国家权力逐渐渗入私人经济领域并最终取代私人在生产和消费方面的自主权。第三次变革为家庭承包制与市场化，乡村社会治理再次陷入分裂状态。第四次变革为“反哺”和法治建设。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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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银桂：《简论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原因》，《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②辛逸：《对大公社分配方式的历史反思》，《河北学刊》，2008年第4期；岳成浩、薛冰：《新中国合作化运动的信任模式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③郑有贵：《对人民公社的评价不能偏废——从“废除人民公社”说起》，《北京党史》2016年第6期。
④曾宪明：《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轨迹及其现实功用》，《改革》，2010年第2期；祁雪瑞：《农地制度立法背景与内容的沿革》，《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0年第2期；李继刚：《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复归抑或常态——一个经济解释》，《经济地理》，2010年第4期。
⑤王敬尧、魏来：《当代中国农地制度的存续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⑥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一个历史和比较的视野》，《开放时代》2016年第2期。
⑦武力、李扬：《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四次变革》，《国家治理》2015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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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庄发展个案研究方面，朱文强的《李罗侯村七十六年的变迁》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及李罗侯村村情调查76年历史资料，分析了该村村庄建设、产业结构、农业畜牧业、非农产业、农民收支、村民生活、教育、医疗社保、农村金融的发展变化。①隋福民的《干沟子村的发展与变迁：辽西农民生产和生活空间的一个缩影》，叙述了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一个村庄农户经济的变迁，②他还以保定11村农户数据，分析了1930年到1998年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③
温锐的《动态开放小农：现代化与中国农民的主体性讨论》一书，论述了传统小农社会经济体制的开放性，提出重构农民的自我表达机制与利益博弈机制，转变传统“重农”政策等主张。④
唐宗焜的《合作社真谛》一书分析了合作社在中国的实践，认为合作社被国家权力完全扭曲，合作社企业蜕变为集体企业。合作社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违背了合作社社的真谛。⑤
其五，对于工业化问题的研究。
学者们对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再探讨和再研究。
有学者认为，鞍钢宪法对马钢宪法提出批判，是对劳动分工、责任分割、等级化控制等西方主流管理理论中片面弘扬工具理性导致人性在生产中的异化问题的批判和超越，是构建中国特色企业管理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⑥“四三方案”是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技术赶超，而是为了缓解长期积累的供求矛盾，但引进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暴露了建国以来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工作的不足。⑦学者们还分析了中国工业化进程。⑧
不少学者从城乡关系的角度为国家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寻找合理的依据。武力等人认为，改革开放前的城乡关系，是为实施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而服务，是典型的农业支持工业、乡村支持城市。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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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文强：《李罗侯村七十六年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②隋福民：《干沟子村的发展与变迁：辽西农民生产和生活空间的一个缩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③隋福民：《保定11个村人均纯收入水平与结构的历史变化（1930-1998）：基于“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4期。
④温锐：《动态开放小农：现代化与中国农民的主体性讨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⑤唐宗焜：《合作社真谛》，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
⑥高良谋、郭英、胡国栋：《鞍钢宪法的批判与解放意蕴》，《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10期。
⑦林柏：《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技术与设备历史再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⑧朱敏：《基于工业化指数的我国工业化进程判断》，《中国经贸导刊》2010年第7期；陈佳贵：《工业化进程与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化》，《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3期。
⑨武力：《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两次转变》，《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0期；完世伟：《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考察及思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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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史研究方面，肖翔的《中国工业化中的政府作用研究（1949-2010）》，重点分析了政府在中国工业化中的作用。①另外，汪海波先生撰写的《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三版）》，2017年初也由经济管理出版社修订再版。
现在，中国工业史的研究再度引起重视。2017年，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组织的大型历史丛书《中国工业史》开始启动，计划编纂18卷，每卷分为上、下或上、中、下册，每册约100万字左右，全书总规模约5000万字左右。18卷分别为《综合卷》《煤炭工业卷》《机械工业卷》《钢铁工业卷》《石油和化学工业卷》《轻工业卷》《纺织工业卷》《建筑材料工业卷》《有色金属工业卷》《电力工业卷》、《电子信息产业卷》《轨道交通装备工业卷》《食品工业卷》《医药工业卷》《航空航天工业卷》《船舶工业卷》《其他工业卷》《港澳台卷》。
其六，其他方面的研究。
在商业流通体制研究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课题组梳理了改革开放前后近60年的大量数据，对商贸流通服务业在1952~1978年和1979~2006年两种不同体制时段下的影响力和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与检验。②在统购统销问题研究方面，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统购统销制度在安徽的实际运作，认为地方在推行统购统销过程中，基本上采取的是政治化操作，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讨论统购统销制度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③徐勇等学者还分析了统购统销与瞒产私分、粮食流通体制变迁等问题。④
在社会保障制度研究方面，宋士云出版了《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结构与变迁》，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社会保障思想及其政策与实践。⑤
学术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外贸史、投资史、交通通讯史等方面的研究，均有大的进展。
另外，又有一批新的学术研究资料出版。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者承担的《1958~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由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至此，大型学术资料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已出版31卷，3500余万字，享誉学术界。2015年8月，董志凯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与156项工程》学术资料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是研究“一五”建设的重要资料。2017年9月，由董志凯、徐建青、赵学军主编的《薛暮桥工作笔记选编》（全四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又一批珍贵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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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肖翔:《中国工业化中的政府作用研究（1949-2010）》，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课题组：《中国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9第31期。
③葛玲：《统购统销体制的地方实践――以安徽省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4期；张学兵：《当代中国史上“粮油关系”的兴替》，《长白学刊》2010年第5期；王瑞芳：《统购统销政策的取消与中国农村改革的深化》，《安徽史学》2009年第4期；崔晓黎：《粮食购销体制变迁与改革》，《China Report》2009年第5期；陈锡文：《农产品流通：从统购统销到市场化》，《农业经济》2009年第8、9期。
④徐勇：《论农产品的国家性建构及其成效――国家整合视角下的统购统销与瞒产私分》，《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1期；杨乙丹：《农村经济体制变革、粮食产量波动和粮食流通体制变迁：1953—1985》，《兰州学刊》，2007年第10期。
⑤宋士云：《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结构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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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时期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范式的特点
新时期国内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研究范式的多元化特征更为显著。
其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引入了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增添了更多的分析工具。除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外，学者们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之中，比如，新制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计量史学、历史经济学、新经济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应用于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之中，创新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范式。
其二，经济学学者开始学习历史学的研究范式，力求在经济学研究中体现历史的厚重。最为突出的现象是，经济学学者在撰写论著时，叙述历史逻辑成为其著述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写作长时段的著作，如改革开放30年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经济，学习历史学者的研究风格，将经济学理论分析融入部门经济史的叙事之中，成为比较普遍的学术现象。
其三，历史学学者更加注重学习经济学理论，提升自己的分析能力。还原历史本原只是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步工作，总结经济发展规律才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历史学学者需要具备经济学的理论素养，这促使历史学学者学习经济学的分析范式。
其四，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研究的多元范式走向借鉴与融合。
五、中国现代经济史学发展前瞻
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等多个学科的交汇点和对策研究的基础。作为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着基石的作用。这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迎来了良好的机遇。2018年为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2021年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都会推动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未来几年是发展的黄金时期。
（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第一，学者们更加注重从中国历史的长河来审视新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变迁，注重从全球视野来分析新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变迁。
经济史研究需要回应三个关系：一是中国社会变迁的经济渊源；二是国外蜂拥而入的各种经济学理论、方法与中国历史的关系；三是新史料对以往经济史研究的补充与碰撞。这些因素促使中国现代经济研究史研究需要用长期的历史眼光和全球视野来分析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变迁。
第二，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范围在不断拓展。“五大发展理念”成为引导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走向深入的指针。
“五大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发展观要求保护生态环境。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中国的环境资源问题进入学者的研究领域，当代中国生态环境经济史开始成长。如赵凌云、张连辉等人已着手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环境观的变迁及损害生态环境的成本等问题。①
“五大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理念，是发展的方向与钥匙。科技创新与产业经济发展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汪海波等写作了《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2010年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一些学者也撰写了有关科技进步的文章。②
“五大发展理念”的共享发展理念，要求发展成果惠及人民。与人民生活相关的民生史研究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又一重要领域。学者们正在从经济史的视角，展开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研究。
此外，开放发展理念、协调发展理念，都会对中外经济关系、政府管理、消费经济等问题的研究发挥指导作用。
第三，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方法与手段正在创新。
近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更加注重史料挖掘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整理与运用地方档案资料进行研究，已成为创新现代经济史研究的途径之一。随着学术界对于基础资料的重视，民间的经济史资料如乡村档案、居民收支日记等，正在被挖掘出来。一些大型企业的档案资料也在整理与开发。随着各级政府部门档案的规范管理与开放，将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提供更多的第一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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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连辉、赵凌云：《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观与人地关系的历史互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
②常明明：《土改后农业技术改进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杨虎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玉米育种政策的演变及影响分析》，《农业考古》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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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范式正在创新。在学科加强交流与交融的潮流中，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历史学者加大了学习经济学范式的步伐，经济学学者则在努力学习历史学范式的长处，计量分析方法特别是历史计量学分析方法在研究中的运用越来越多，尤其是年青学者更乐意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另外，社会学、法学理论方法也引入到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不断创新之中。
第四，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资政功能将更为显著。现实经济问题研究首先需要厘清事物的发展脉络，才能有的放矢，提出应对思路。这正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用武之地。
（二）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研究的创新方向
其一，新时代呼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要求中国现代经济史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提供重要的支撑。中国现代经济史学者要承担起梳理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轨迹，概括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提炼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的任务。
其二，多元融合的研究范式将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创新的出路。历史学范式、经济学范式、中共党史范式、国史范式等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式，需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研究范式的创新来提升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水平。
其三，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与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相融合，才能从实践与理论上总结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
其四，中国现代经济研究与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相融合，才能提升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深化经济史研究，学以致用，服务社会。
其五，长视野、宽视域的研究框架，才能打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碎片化的现状。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编：《改革开放四十年理论探索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5月）
（编稿：张佶烨；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