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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怀国:破解理论经济学界的“小政府”迷思

2018-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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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怀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12期,第124-137页 

  摘要:从相对稳定封闭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高度扩张开放的现代工业社会,政府部门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如清除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生产要素的流动障碍、在工业化起步阶段提供某种保护以抵御领先国家的竞争压力、为资本和市场面前的脆弱群体和社会转型中的“掉队者”提供某种安全防护以维持社会稳定等。然而,现有经济理论大多以领先国家相对成熟的经济形态为背景,且由于学科分工、模型化中的技术层面困难等,往往忽略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重要方面;理论经济学家,如果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了解不多,或对现实社会缺乏完整的理解和足够的尊重,很容易陷入“小政府”迷思。

  关键词:工业革命;亚当·斯密;理论经济学;市场经济“小政府”;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位,京沪深等一线城市的人均GDP更是达到了高收入经济体水平。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仍处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传统小农社会,现代产业部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六七十年时间里已成功打造为一种现代经济体系,并取得了显著的社会进步和巨大的经济成就,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不仅如此,至少就“大国”而言,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模式和相应经济理论,其适用范围迄今仍主要限于欧洲国家及其衍生经济体,并没有在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地区结出硕果(日本和韩国或为“大国经济”的仅有例外),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则提供了不同的选择,对落后国家有着更强的可复制性,是一种值得予以理论提炼的成功经验。

  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离不开政府部门的重要作用:它不仅是制度体系的提供者、秩序规则的维护者、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而且是工业化的组织者、改革开放的发动者、社会转型的推动者;从某种程度上讲,不了解政府部门,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我国近几十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然而,某些理论经济学家深陷“小政府”迷思,更愿意对政府部门的重要作用持质疑甚或批判态度,由此出现了一种颇为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政府部门积极参与甚至主导着经济发展进程,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一些理论经济学家在承认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并不认可政府部门的有益性和主导性,甚至试图从理论上否定政府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当然,不管理论经济学家对政府部门持何种态度,他们普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学界的理论创新与现实经济的巨大成就是不相称的,现有经济理论不仅难以满足现实需要,而且明显滞后于现实经济、落后于时代要求。习近平同志在“5?17讲话”中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本文认为,如何不辜负这个时代、如何弥合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之间的鸿沟、如何构建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当从破解理论经济学界的“小政府”迷思开始。而欲破解小政府迷思,又应追根溯源,从欧洲的工业革命谈起。

  二、工业革命与“小政府”理念

  理论经济学与工业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理论经济学的第一种形态是古典经济学,而古典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共同理论渊源,而且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事实上,迄今几乎所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大部分经济理论模型,在某种程度上都深深地带有工业时代的珞印。当然,现代工业社会迄今不过二三百年时间,不论与人类社会经历过的数十万年采猎时代、万年左右的传统农耕时代相比,还是与初具形态且向未来无限延展的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相比,工业时代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瞬,理论经济学家实在没有必要自满于深深地带有工业时代珞印的现有经济学说。

  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关系乃至基本社会结构,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一般认为,工业革命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是一系列历史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必然中存在着一系列偶然因素。它首先发轫于英国,一般认为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高潮期;此后,约从19世纪中叶开始,工业革命渐次扩展至欧洲大陆国家及欧洲衍生国。数百年来,工业革命吸引了无数学者的关注,涌现出了大量研究文献,但几乎所有文献提出的各种观点,都经不起严格的检验:拥有同样因素的其他经济体,并没有自发地孕育出工业革命。本文结合人类社会的一般和英国的特殊,概要梳理工业革命的来龙去脉。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社会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属于传统农业社会。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们的生产生活具有自身特点,如农业耕种的季节性、土地的不可移动性、土地肥力和气候条件的区域差异性、农业生产在自然灾害面前的脆弱性、生产交换和生活方式的相对封闭性,等等。因此,就大多数农业社会而言,一方面,生产、交换和分配具有地域性和相对封闭性,农业产出更多地用于满足自身生活需要,而不是像市场经济条件下那样主要以交换和盈利作为生产目的,很容易陷入粮食与人口交互作用的“马尔萨斯陷阱”;另一方面,传统农业社会在生产生活方面的地域性和封闭性,很容易造成一种区域性的共同体模式,并形成具有某种人身依附性质的社会经济关系,进而导致具有某种等级结构特征和稳定秩序特点的社会形态。以人身依附、等级结构、稳定秩序为特征的封建社会,相对适合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特点;世界上主要农耕区先后出现过某种形态的封建制度,或许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适应传统农耕时代的封建社会具有人身依附性质,它本身能够通过村社或庄园等共同体模式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某种保障,有助于维持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但不利于生产要素的流动:土地是不可移动的、劳动具有人身依附性、资本流动同样受到很大限制(人们很难生活在某个村社或庄园而投资于另一个村社或庄园)。因此,任何一个社会在步入现代社会之前,必然有一个改造传统农业及其基本社会结构的过程,尤其是运用某种强制力来清除劳动、资本乃至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障碍。就欧洲而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53年)打破了中世纪的宁静,并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运行轨迹:首先,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各国君主通过与城市结盟,运用国家的力量对内统一市场、对外开拓市场,打破了教会和土地贵族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阻碍,扩大了生产要素的流动空间,西欧各国纷纷进入商业革命时代;其次,商业革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要素流动的传统障碍,但它本身仍然是一种特权与垄断的体系,英国率先打破了这种体系,并通过构建相对平等的市场主体和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为更具普遍性的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开辟了道路,不仅于16世纪击败西班牙、17世纪超越荷兰等商业强国,而且率先于18世纪中叶自发地孕育出了工业革命。从某种程度上讲,商业革命对应的是特权与垄断、宗教改革和重商主义,工业革命对应的则是自由与竞争、启蒙运动和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第一种形态,而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正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其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也就是说,在传统农业社会和工业革命之间,欧洲还存在着一个商业革命阶段:它主要是通过君主、城市与商人的结盟,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并积累起了庞大的财富。然而,它打破的是传统农业共同体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阻碍,本身仍然是一种特权与垄断的体系(城市手工业行会对学徒的劳动限制并不比封建庄园少多少),庞大的财富积累并不能惠及多数民众(即便庞大如荷兰东印度公司或英国东印度公司,其股东人数与全体国民相比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商业革命并不能自发地引发工业革命,不论是近代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商业强国和“海上马车夫”,还是自古以来的阿拉伯商人乃至著名的中国“丝绸之路”和近代商业资本主义萌芽,与工业革命并没有太多的关系。也就是说,商业革命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甚至要素的流动,但它嫁接的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微观基础,本质上是通过特权和垄断扩大微观主体之间的交流空隙(当然这种空隙可以很小或很大)。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荷兰、西班牙或更早的意大利乃至古希腊罗马,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工业革命源自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英国的特殊性:在地理位置上,它与欧洲大陆既没有远得孤悬海外、不受欧洲大陆事件的影响,又没有近得完全失去独立性、难以形成自己的独特发展路径;在社会经济上,北欧人带来的“牧”和罗马人带来的“农”,使得英国很早就形成了独特的“农牧”经济模式并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生产生活特点和社会结构;在政治上,“诺曼征服”宣布所有土地均归国王所有,并通过层层土地授予和一系列“权利义务链”确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且君主对土地贵族拥有明显的政治经济优势,而不是像欧洲大陆那样存在许多势力相近、关系错综复杂的国王和贵族。尤其是近代以来,英国由于一系列特殊因素,使得大部分土地贵族得以平缓地过渡为工商业资本家,而欧洲大陆的土地贵族(乡村)和工商业资本家(城市)则通常是不同的群体,其身份转换和职业转换存在着更多的困难。或许正因如此,英国近代政治变革和民主政治促进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东欧近代早期的政治变革和民主政治则导致了“第二次农奴制”浪潮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反动:同样是增强议会力量,同样是以土地贵族为主体的议会,英国议会中的土地贵族基本能够反映工业资本的诉求,从而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力量,而东欧议会中的土地贵族则因议会地位的提高和“议价能力”的增强,而进一步强化了整个社会的人身依附性和阶层固化程度。

  正是上述一系列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使得英国而非其他国家,自发地孕育出了工业革命,并渐次扩散至欧洲大陆国家及欧洲衍生国。亚当?斯密生活在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时期,商业革命以来的特权和垄断已经从一种积极因素变为阻碍因素,斯密的任务就是清除传统社会和商业革命时期的特权与垄断,构造一种适应大工业时代的现代经济学体系,而经济自由以及某种程度的“小政府”理念,正是消除这种特权与垄断的理论武器,同时也是斯密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理论经济学界的“小政府”理念,应当追溯到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而这又必须结合相应的历史背景来理解。

  三、如何理解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和“小政府”理念

  至少在理论经济学界,苏格兰启蒙运动学者、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无疑是“经济自由”和“小政府”理念的标杆式人物“尽管在斯密以前或同时代的学者中,已有不少人抒发了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但它们或者是少数思想家的共鸣,或者只是一种口号式的理想;而只有到了斯密那里,经济自由主义才有了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经济自由主义这座大厦才以其坚实的根基、宏伟的构建而最终树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坐标轴上,并历经岁月的洗涤愈显其昂然高耸”。不过,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基本矛盾,论证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取代一样,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何为国民财富、如何增进国民财富的探讨,目的在于“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污垢”,他针对的主要是重商主义国家干预学说。

  重商主义流行于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而地理大发现引发的欧洲商业革命则是其时代背景。重商主义的时代特征是民族国家与商业革命的并行、国家政权与商业资本的结盟,它在理论和政策主张上鼓吹政策干预、呼吁特权和垄断,“就其性质与实质说,就是一种限制与管理的学说”,如蒙克莱田的重商主义著作的书名就是《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1615年)。对于重商主义,恩格斯(1844年)曾有十分形象的描述“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妒忌和贪婪中产生的国民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在额角上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人们还有一种幼稚的看法,以为金银就是财富,因此必须到处从速禁止‘贵’金属出口。各国像守财奴一样相互对立,双手保住自己珍爱的钱袋,怀着妒忌心和猜疑心注视着自己的邻居。他们使用一切手段尽可能多地骗取那些与自己通商的民族的现钱,并使这些侥幸赚来的钱好好地保持在关税线以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针对的主要是重商主义,第四篇更是对重商主义的各种政策主张逐一进行深入系统、细致入微的剖析和批判,篇幅超过全书1/4。斯密关于经济自由的大部分阐述,基本都是在批判各种重商主义政策主张时有感而发的,如具有时代宣言性质的下述阐述,就是《国富论》第四篇结尾处对重商主义批判的一个总结“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

  毫无疑问,亚当·斯密是主张经济自由的,但斯密的经济自由是有条件的,“小政府”是有限定的适用范围的:其一,为了批判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学说,斯密在《国富论》中重新界定了国民财富的性质,深入剖析了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进而提出了经济自由主义主张;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经济自由的基本前提是“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污垢”、消除特权和垄断、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正义,而这往往需要动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力推进,甚至诉诸战争的手段,远非“小政府”理念所能概括。其二,斯密的经济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彼时英国正处于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间、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时期,其工业化水平和产品竞争力已遥遥领先于欧洲大陆国家;领先地位和机器大工业时期的经济自由,并不意味着它同样适用于落后时期、商业革命时期。其三,斯密从来没有提出过系统的经济自由理论,他关于经济自由和小政府的阐述,基本都属于就事论事、有感而发,都是有条件的;例如,斯密无疑是主张贸易自由的,但他同时指出,只能一步一步地、小心翼翼地恢复自由贸易。如果骤然撤废高关税与禁止,较低廉的同种类外国货物,即将迅速流入国内市场,把我国千千万万人民的日常职业与生活资料夺去。由此而起的混乱,当然很大”。

  事实上,作为一位富有时代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斯密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和阐述是全方位的:它既包括市场经济的内在运行机制,又包括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制度基础乃至人文基础。如果说,为了批驳特权和垄断等重商主义政策主张,斯密相对更为强调经济自由和适度小政府,那么,对于市场经济乃至现代社会的制度基础和人文基础,则不是经济自由和小政府理念所能涵盖的;相反,对于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职能和政府作用,斯密给予了高度重视。如前文所述,传统农业社会具有相对封闭性,现代工业社会具有内在扩张性;前者以“土地”这种难以流动的生产要素为基础,构筑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和基本社会结构,而后者构建的社会经济关系则更多地以“资本”这种极具流动性的生产要素为基础,人们交往的规模和频率空前增加、劳动分工更具一般性和普遍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趋复杂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更趋社会化。这就使得“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的个体,在实现开放性的社会化生活中,不得不面临更复杂的环境、不得不依赖更为严格的制度保障并需具备更坚实的人文基础,这也就意味着国家职能和政府作用的空前扩大。事实上,斯密试图构建的道德哲学体系,正是为了对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这类问题提供一种系统的理论说明;斯密的经济理论乃至经济自由主张,是其道德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着较为严格的逻辑前提、制度基础和人文基础,不妨稍加赘述。

  斯密的道德哲学体系是对传统主流学术(尤其是“自然法”及其苏格兰变体“道德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主要包括“理论道德哲学”(以《道德情操论》为代表)和“应用道德哲学”包括未完成的政治法律学说和以《国富论》为代表的经济学说)两部分。其中,理论道德哲学的主要研究结论是:(1) “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的个人,若想过一种处处与别人打交道的社会性生活,必须使得自己的行为具有“合宜性”,此亦即斯密道德哲学中的“美德”。(2) “对自己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谨慎的美德;对别人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正义和仁慈的美德。前一种美德约束我们以免受到伤害;后一种美德敦促我们促进他人的幸福”,即社会性生活要求人们具有谨慎、正义和仁慈三种美德。(3)就正义和仁慈而言,“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因此做出劝戒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强加于人。相反,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虽然没有仁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但是不义行为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4)就“谨慎”这种美德而言,它是第二位的,服从“正义”及其他美德的“普照的光”,并具有“加速器”效应:谨慎这种美德“同其他美德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所有品质中最高尚的品质,不谨慎同其他坏品质结合在一起也构成了所有品质中最卑劣的品质”。也就是说,在所有类型的美德中,斯密高度重视“正义”的美德,认为“只有较好地遵守正义法则,社会才能存在”,否则“一个人参加人们的集会犹如进入狮子的洞穴”;正义法则(理论道德哲学)是市场经济(应用道德哲学中的经济学说)的逻辑前提。“正义”和“谨慎”这两种美德,是斯密“理论道德哲学”的主要研究发现,其“应用道德哲学”则分别通过政治法律理论和经济理论对它们做了进一步的系统阐述和理论应用。斯密经济理论,以他的理论道德哲学和应用道德哲学之政治法律理论为基础,后来的理论经济学家更为关注斯密的经济理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斯密对市场经济的完整理解。事实上,斯密高度重视国家和政府的作用。例如,斯密的主要经济理论和基本框架在《法学演讲》中已经基本成型,而《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中每一个主题(法律、警察、岁入、军备和国际法)的主角都是国家和政府(经济理论主要见于“警察”部分)。即便现代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论》,探讨的也是“Wealth of Nations”,即市场机制如何能够(在满足一系列制度基础和人文基础的条件下)促进各国的财富,且对国家和政府部门进行了深入而又详尽的探讨(第五篇),在篇幅上甚至超过了重商主义部分(第四篇)。

  不妨以斯密高度重视的分工理论为例。斯密的分工理论是其《法学演讲》(警察篇)、《〈国富论〉早期草稿》和《国富论》的共同逻辑起点(当然“演讲”的经济部分和“早期草稿”最先探讨的是人类需要,但整个分析的逻辑起点却仍然是分工),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认为,分工能够提高劳动者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民众的普遍富裕;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普遍的分工和交换。然而,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篇又指出,分工使得“大多数人民的职业,就局限于少数极单纯的操作,往往单纯到只有一两种操作……这一来,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他对自身特定职业所掌握的技巧和熟练,可以说是由牺牲他的智能、他的交际能力、他的尚武品德而获得的”。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普遍分工的情况下,如何才能避免人们成为“最愚钝最无知的人”呢?斯密认为,“在一切改良、文明的社会,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分工交换、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必然使得人们陷入“最愚钝最无知”的状态,政府必须“费点力量”来打破这种人类发展陷阱,而这显然不能单纯地归结为“小政府”理念。

  四、经验证据:各国工业化进程与理论经济学界的“鸵鸟政策”

  前文的分析表明,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具有本质区别,体现在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关系和基本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传统农业社会具有封闭性、稳定性,生产主要是为了自身消费,土地既是最为核心的生产要素,又是构建各种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现代工业社会则更具开放性、扩张性,生产主要是为了市场交换,各种社会经济关系更多地以“资本”这种生产要素为基础;至于商业活动,它更多地体现在交换而非生产层面,既可以嫁接于传统农业社会,又可以立足于现代工业文明,其性质服从于传统农业或现代工业的“普照的光”。至少就大国而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往往意味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即意味着某种工业化过程。不妨结合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如文后表1所示),对有关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的政府作用、政策特点和理论回应予以简要梳理和回顾。

  文后表1在全球主要国家中选取了八个“经济大国”不论是传统农业社会还是现代大工业时代,这八个国家的工业产出均占全球工业总产出的3/4以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然,这里的“工业”,不仅包括近现代机器大工业,还包括传统的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Bairoch,1982)。文后表1表明,在传统农业社会(如1750年)中,上述各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并无太大差异,大致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人们为维持自身生活需要和基本生产条件所对应的“工业化”程度;中国和印度占全球份额超过五成,主要是人口较多。大约从1750年开始,英国率先启动了工业革命进程,在百余年时间里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从19世纪中叶开始,工业革命开始扩散至欧洲大陆国家及欧洲衍生国,而中国和印度不仅落后了(全球份额分别从1750年的32.8%和24.5%降至1913年的3.6%和1.4%),而且由于人口增加和大规模商品输入,人均工业化水平出现了大幅滑落(1750—1913年,分别从8和7降至3和2),反映了即便传统的家庭手工业也受到了严重挤压。在这些后起的欧洲大陆国家及欧洲衍生国中,德国和美国的表现最为突出:德国工业总产出在20世纪初超过了英国水平,而美国不仅在总产出上远远超过英国,而且在人均工业化水平方面也把英国甩在了后面。事实上,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已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经济的领跑者。

  工业时代的生产主要是为了销售,本身具有扩张性,且这种扩张具有全球性。工业化进程不仅引起了各国国内的社会经济关系重构,而且深深地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关系,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全球经济(近代各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殖民地情况如文后表2所示)。在此过程中,领先国家(如英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改造传统社会,清除人身依附关系和特权垄断等生产要素流动性障碍;而后发国家则不仅要面对传统社会的改造,而且还要面临其他国家的竞争,尤其是领先国家的竞争压力。不妨简要举例说明:(1)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动者和领跑者,在经过圈地运动、光荣革命、商业革命等一系列长期渐进的清除封建残余的过程并通过工业革命取得世界经济领先地位和国际竞争优势后,诞生了奉行“小政府”理念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古典经济学;(2)德国作为后发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不仅要面临顽强的封建残余,而且要面临英国等领先国家在工业品方面的国际竞争压力,故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是俾斯麦“铁血政策”、李斯特国家干预学说和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张;(3)美国作为移民国家,没有历史包褓和顽强的封建残余,但作为后发国家却仍需面对英国工业品的竞争压力,故其工业化进程同样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北方(拥有主张贸易保护的制造业)战胜南方(拥有主张贸易自由的奴隶制种植园)之后,贸易保护主义取得主导地位、劳动力流动障碍得以清除,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反观中国,以1860—1913年间为例,尽管也有官方的洋务运动、民间的实业救国,且经济上基本是自由的、贸易上基本是开放的(海关更是直接交给了洋人),但工业化进程不仅没有取得进展,实际上还退步了:人均工业化水平由4降至3,全球份额则由19.7%降至3.6%。1928—1938年间,中国工业产出的全球份额进一步由3.4%降至3.1%,而同期日本的全球份额则由3.3%增至5.2%(表1未列出,参见Bairoch,1982),中国的工业规模(从而现代战争的物质基础)已远远落在了日本的后面。

  结合上述历史背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小政府”理念呢?胡怀国(1999)曾指出,“干预主义总是落后国家的主旋律,而经济自由主义从来就是先进国家的呼声:每当一个国家急于谋求短期内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总是更多地倾向于采取带有干预色彩的经济政策或计划性手段,而那些遥遥领先、不紧不忙地谋求长期稳步发展的国家则更倾向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现有经济理论,尤其是教科书中的经济学说,基本都是工业革命以来经济领先国家的产物;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经济学家的国别分布,几乎总是与各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称的。例如,商业革命时代,欧洲各国各有千秋,重商主义学者也几乎遍布西欧各国,尤其是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在19世纪(尤其是中叶以前)处于全球经济的领先地位,它同时也是大部分经济学说(包括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背景,并诞生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等诸多著名经济学家;19世纪中后叶,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而经济学家也呈现出了一定的地域分散性,如德国历史学派的兴起,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分别出现在英国(杰文斯)、奥地利(门格尔)和法国(瓦尔拉);到了20世纪,美国经济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同时也成为20世纪西方经济理论的大本营。也就是说,尽管经济领先国家为数不多、而跟随者众,但理论经济学反映的却往往是领先国家的国情,而领先国家不仅在国内已经渡过了“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污垢”的阶段,而且在国际上往往享有一定的竞争优势,而非面临着相对严酷的国际竞争压力,自然更容易兴盛某种基于“小政府”理念的经济学说。

  事实上,从相对封闭和稳定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高度开放和扩张的现代工业社会,政府部门必然承担着更多的职能、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不妨以各主要国家进入工业时代以来的有关数据略作说明(如文后表3所示)。政府规模与政府作用,可用政府收支、政府部门就业人数等指标概略描述,而文后表3中的有关数字表明:19世纪中期以来,各国的政府规模有一种明显的扩张趋势。事实上,世界各主要工业化国家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在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社会公平和收入分配、选举权利和税收制度、土地改革和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和宏观调控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而它们基本都是在政府部门的主导下进行的,只不过由于学科分工等因素,政府部门在这些领域的作用大多淡出了理论经济学家的视野而已。也就是说,一方面,理论经济学主要以领先经济体为研究对象,很容易忽略落后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政府部门在改造传统社会、清除封建残余、抵御外来压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部门比传统农业社会承担起了更多的职能,但主要由于学科分工等因素,政府部门的这些作用逐渐淡出了理论经济学家的视野。或许正因如此,现实中的政府部门似乎越来越忙,但不少理论经济学家却身在象牙塔,抱有“小政府”迷思;从某种程度上讲,“小政府”迷思是部分理论经济学家奉行“鸵鸟政策”的结果,并不能准确地反映现实社会的真实图景。

  当然,在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制度相对完善的发达经济体,这种迷思尚不至于造成大的危害,但在社会经济快速转型的发展中经济体,这种迷思则很可能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这或许也是理论经济学家为发展中经济体开出的诸多药方,不仅难以解决现实问题,反而造成了不少灾难性后果的原因之一:苏东国家于20世纪90年代初推行的“休克疗法”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混乱甚至社会动荡,世界银行重点援助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迄今仍不时发生严重的饥荒,等等!事实上,大部分落后国家未能成功转型为现代社会的原因,主要不是因为经济不够自由、政府不够小,而是因为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打破传统均衡、消除人身依附和不平等,并在建立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秩序的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经济关系等方面提供系统的制度供给的同时,为工业化进程和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脆弱群体提供安全保障和社会稳定机制,进而维持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平衡。事实上,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一定的政治法律等制度性基础(以清除特权与垄断、缔造相对独立平等的市场交易主体),而且需要具备一定的人文基础,同时还需要在发展与稳定之间维持一种动态平衡,并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弱势群体和脆弱群体提供某种保障和防护网,进而使得人们在追求生命的手段(健康、财产和名誉)、通过自身努力改善自身境遇的同时,维持生命的尊严和社会的稳定。而所有这些方面,政府部门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不妨结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进一步讨论。

  五、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与政府的主导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与欧洲有所不同“秦汉以降的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在两千余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维持着一种不同于欧洲等其他经济体而颇具‘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微观基础,即基于郡县制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体系、基于‘编户齐民’的微观社会经济基础,其持续时间之久、适用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生命力之强均在人类历史上独树一帜”。传统农业社会的国家治理,旨在维持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在经济理论上,该时期的各种经济学说都认为“生活中有比物质产品更好的东西”;在国家治理上,欧洲主要通过国王和领主等土地贵族之间层层分封授予的形式,形成一系列的“权利义务链”,而领地内部的社会经济活动则具有相对独立性,生产要素的人身依附和流动障碍更多地源于庄园和教会而非政府部门,而中国传统社会则更多地通过郡县制下的精英阶层来维护,从而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政府职能和官僚数量较欧洲为大。管仲早在春秋初期就曾指出,“万乘之国,兵不可以无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百姓殷众,官不可以无长;操民之命,朝不可以无政”《管子?权修》),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治理特征。尽管如此,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开放性、扩张性远低于现代工业社会,故当晚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遭遇“远道而来”的欧洲列强时,其政府规模相对于欧洲各国是较小的、经济是更为自由的,而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系列开放条约更是使得国门洞开、贸易自由,但中国在此期间并没有成功实现工业化:至少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相比,鸦片战争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70年,虽然也有所谓的晚清“同光中兴”、民国“黄金十年”等,但工业化成就几可忽略不计,当然更谈不上整个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的重构。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接近尾声、开始思考中国工业化道路时,就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5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事实上,在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上,中国也不能例外:从国内看,在传统小农经济基础上实现工业化,首先必须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污垢”,努力消除各种封建性人身依附关系,打造相对独立平等的微观主体、消除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障碍、构造适应现代社会的社会经济关系;从国际上看,与基本完成工业化的欧美国家相比,近代中国的生产力非常落后,仍处于小农经济的汪洋,工业化过程和现代化道路,不仅有赖于某种程度的贸易保护,而且有赖于政府部门的积极组织乃至主动参与。

  事实上,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虽然不符合理论经济学的“小政府”理念,但大致符合各国工业化的基本规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消除了传统小农社会在人身依附、生产要素配置等方面的封建性障碍;两大阵营的对抗、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尽管给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一种“贸易保护”,有助于我国形成一种相对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与此同时,由于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启动工业化进程的,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牺牲消费来强化积累;而经过多年的努力,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另一方面,我们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故当国际局势缓和、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之时,我们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能够在相对稳定的国内形势、相对和平的国际形势下集中于经济建设;同时我国形成的工业生产能力和低成本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推动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有了质的跃升,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要工业品产量(如文后表4所示),可以较为清晰地表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

  目前,中国已稳固确立了世界制造业大国地位,‘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我国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钢铁、水泥、汽车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且在不少领域处于全球遥遥领先地位,如2015年我国的高速铁路里程达20719公里,远超排名第二的日本(2616公里),而计算机、手机、空调、彩电、冰箱、微波炉等许多工业产品产量超过全球一半,工程机械、船舶、汽车、化肥、玻璃等产量亦占有全球相当比例(有关数据均源于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2016年工业发展报告》表明,我国工业竞争力排名全球第五位,其中工业增加值的全球份额仅次于美国、工业品出口的全球份额稳居全球第一位。简言之,我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已稳固确立了制造业大国地位,并把英法等工业革命的发祥地和传统工业大国远远甩在了后面。当然,其间我们也面临着诸多困难,甚至经历过严重的曲折,但成绩是不可否认的,且这些成绩显然不是“小政府”理念的结果。

  当然,工业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任何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波折。如英国工业革命无疑是人类社会的重大事件,但其过程同样是不轻松的:总有一些人难以跟上时代步伐,被远远甩在后面;或者虽然能够跟上时代步伐,但处于弱势地位,处境相当悲惨。对此,不少著述有大量记述,如恩格斯(1845)曾指出:“1840年,利物浦上等阶级(贵族和自由职业者等等)的平均寿命是35岁,商人和收入较好的手工业者是22岁,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15岁”。政府主导下的中国工业化之路,尽管也存在不少问题,但至少同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我们的速度更快、成就更大、问题相对更少,社会急剧转型期间并没有出现过严重社会冲突甚至人道灾难,更不必说那些在工业化道路上步履蹒跚、半途而废甚至因严重社会冲突而陷入政治动荡、族群分裂的国家或地区。不仅如此,即便我们在艰难探索过程中曾经遭遇过的挫折,如果放眼长远、具有历史眼光,结论或有所不同。

  当然,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政府主导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改革开放之后,是否就不是政府主导了呢?答案仍然取决于我们的视野和角度。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理论创新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方面,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生产力、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另一方面,我们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仅仅是所谓的利润最大化、收入最大化。从单个家庭和企业看,经营活动的空间和自由度无疑是大大增加了,但同时也要看到:(1)政府是改革开放的发动者、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制度体系的供给者,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政府主动做出的,“入世”谈判是国家进行的、开放特区和各类开发区是政府设立的、土地整理和招商引资是政府引导并积极参与的;(2)政府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强力介入和持续投资,为企业提供了大量受过良好教育、营养状况良好的劳动者,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活动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本条件和物质基础;(3)政府始终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为企业经营活动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经营环境,使得中国工业化进程并没有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期间此起彼伏的“捣毁机器运动”和各国工业化时期的严重社会冲突;(4)我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兼顾效率与公平,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及时为弱势群体和脆弱群体提供适当的防护网和缓冲带,没有像其他工业化国家那样在社会急剧转型期出现相对严重的社会对立和阶层分化;(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但它也是有条件的:一旦影响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或引发某种强烈的社会诉求,我们宁愿为长期的发展、大局的稳定而牺牲某些短期的效率,如近几年对股市楼市的强力干预、超强力度的精准扶贫和环境治理等。

  不妨以住房为例,我国1950年人均住房面积约为4.5平方米,此后为了加快经济发展、集中力量实现工业化,住房建设相对停滞,再加上人口增长,至1978年全国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3.6平方米左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更好地平衡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需要之间的关系,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加快推进住房建设,2016年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0.8平方米(数据均源于国家统计局)。住房情况,大致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缩影:改革开放前,住宅建设滞后,可以说是一种不足,也可以认为是为了加快发展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改革开放后,随着生产能力、建造技术的提高,政府为更好地满足人民的居住需求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极大地促进了住房市场的发展,人均居住面积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达到欧洲发达经济体的水平。目前,我们在建造技术和生产能力方面已不存在任何问题,人均居住面积也有了较大提升,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如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既有所谓“鬼城”、又有城市“一房难求”)、人与人之间的静态不平衡(既有人拥有很多套房、又有不少无房户)和动态不公正(房价上涨引发的财富差距^“新食利阶层”的兴起和新市民的生活压力等)、信贷杠杆隐含的债务风险等。可以说,我们的住房建设和房地产市场进入了新阶段。正是基于整体层面的综合考量、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不少城市纷纷出台或加码了限购、限贷、限价、限商、限售等措施,并尝试“租售同权”“共有产权”等一系列创新。若立足中国国情并放眼长远,政府部门对住房市场的强力介入可能更符合中国国情。

  六、结语

  各国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路径表明,从相对稳定封闭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型为高度扩张开放的现代工业社会,政府部门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其一,清除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生产要素流动障碍;其二,落后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起步阶段,有赖于政府部门为产业发展提供某种保护以抵御领先国家的竞争压力;其三,为资本和市场面前的弱势群体和社会经济快速转型中的“掉队者”提供安全防护,以维持社会稳定;等等。而现有的理论经济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一方面,主要以发达经济体(尤其是其中的领先者)相对成熟的经济形态为时代背景,对落后经济体起步阶段面临的传统障碍、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等着墨不多;另一方面,由于学科分工等原因,很少考虑政府部门在政治法律、社会经济、文化宗教、军事国防等领域日趋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如果对各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以及相关学科的来龙去脉了解不多,或者对现实社会缺乏足够尊重和整体理解,很容易陷入“小政府”迷思。

  新中国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临的是生产落后、民生困苦、市场混乱、西方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的复杂局面,其后在不到70年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迅速走过了西方国家数百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数百年再回首,我们所经历的也许是人类历史上足以媲美英国工业革命的伟大时代!回望我们走过的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清除封建残余,摆脱西方控制,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与此对应的是强而有力的政权和强大的政府;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落后的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或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前提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其间政府无疑起到了主导作用,甚至采取了计划经济、人民公社等略显极端的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定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努力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其间政府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府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为市场经济开辟道路、保驾护航,甚至在不存在市场的情况下主动地创造市场、精心地培育市场。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后近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和人文基础已经初步成型、市场经济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我们已经有条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正如习近平同志在“7?26讲话”中指出的,“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与人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要之间的矛盾,必然要求我们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放眼经济思想史,任何伟大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家有必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现有经济理论甚至深陷“小政府”的迷思和哀怨。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理论经济学是对现实经济的理论抽象,“在运用抽象的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时,我们不能再用这种抽象的方法去指导工作实践。这是因为,抽象的理论是经过加工提炼的,它形成理论时抽象掉的那些次要因素和属性,在现实中无论怎样都是撇不掉的,依然是活生生的客观存在,特别是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转化为主要因素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之间出现鸿沟,很可能意味着理论经济学家遇到了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而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理论经济学的长处和不足,我们理论经济学家才能把握这种机遇。就此而言,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家是幸运的。

  (参考文献和注请参看原文)

  附件:胡怀国:破解理论经济学界的“小政府”迷思

  编稿:张佶烨;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