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郭冠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上海经济研究》，2017年第12期，第3-13页
内容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实践上源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从理论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征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将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西方经济学识别开来。该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并结合对比分析，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四个方面基本特征：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阶级性”特征；二是“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的“科学性”特征；三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国别性”特征；四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表现形式”的“实践性”“时代性”特征。该文对以上四个基本特征进行了学理上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阶级性”当今表现形式进行了研究，对剩余价值理论是否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分析，并对唯物史观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西方经济学对“国家”忽略的“潜在动机”和“隐藏理由”进行了深层次探索。
关键词：阶级性；唯物史观；国家主体；中国文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引 论
自习近平在2015年12月21日主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以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献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掀起了“构建中国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三次理论研究高潮。但对于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标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已有研究却相当不足。目前与该命题直接相关的研究有两篇文献，第一篇是白暴力和杨颖（2017）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虽然这篇论文对“人民主体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但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性”，除了标识了与西方经济学立场、观点的不同外，并不能带给我们更多的信息。第二篇是李建平和黄瑾（2017）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新特征》，这篇论文从时代背景、社会发展阶段、经济运行机制、历史任务和国际责任五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新特征，但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等的区别并没有进行研究。与该命题比较相关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李成勋（2016）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五大特征》，他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归结为客观性、阶级性、逻辑性、开放性、导向性，基本是对“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的论证，但是这些特征并不足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标识，因为马克思主义其他学科如哲学也具有这些特征，更不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征？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范式的硬核是什么？我们不妨从概念语义出发进行梳理。就概念本身语义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四个层面的涵义：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这个定语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而是为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服务即“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阶级性”的具体体现，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西方经济学的本质特征；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同义语，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除了在基本立场与西方经济学有着本质区别外，与西方经济学还有方法论的区别，即，与西方经济学实证主义方法论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唯物史观 ，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得“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特征,也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性”的具体体现；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张宇，2017），它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政治经济学”，也不是建立在西方历史、文化和哲学思辨传统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习近平，2001a） ，而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别”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问题、讲清中国故事、指导好中国实践是它的主要任务，“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是它的第三个特征，这一特征不仅标识了它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也标识了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区别，“国别性”是中国特色的重要体现；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这一阶段由于生产力还比较落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最根本的任务，而“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促进生产力发展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因此，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表现形式”作为它的第四个特征，不仅标识了它与西方经济学及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的发展经济学的区别，也标识了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区别，“实践性”“时代性”是它的具体体现。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
与西方经济学羞羞答答掩盖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超阶级性”立场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开宣称它的鲜明“阶级性”立场，《资本论》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即是明显的标志。以“社会主义”为定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和观点，“以人民为中心”成为其区别于其他经济学说最根本的理论品质和显著特征。
（一）人性的异化与复归是贯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
长期以来，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我们对马克思“人性异化学说”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甚至将马克思丰富的“人性异化学说”（尤其是关于人的本质论述）当做其青年时期不成熟的“人本主义”思想去批判，以致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和重要原理叙述中很难找到“人”的因素。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关注人的本质的研究，人性的异化与复归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性”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异化”进行了哲学的批判，他指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及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哲学批判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剩余价值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公平正义”背后掩藏的不平等和带来的“人性异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人性异化”的基础上，以“人性复归”为目标，将共产主义的本质描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并强调只有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物质精神财富极大丰富，才能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人性异化”的批判和共产主义社会“人性复归”论述，构建起“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学说，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这里之所以将“以人民为中心”代替“代表无产阶级利益”，那是因为，《资本论》是以西欧各国更准确地说是英国这一农民被完全剥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代表所做的分析 ，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在英国那里是“农业的工人”，“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基本等同，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事实上就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王立胜，郭冠清，2016）
（二）“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
尽管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代表，“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理念，在立场和观点上，我们不可能选择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西方经济学作为指导，但是，从实践上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以人民为中心”立场和观点不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稿”里甚至在很长时期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改革开放释放的“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潜力创造了3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但是人民的收入差距扩大了很多，环境和自然资源破坏严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基本停留在理论层面上。
生产力的发展为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发展中的贫富差距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为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了现实要求。2003年10月14日，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上，正式提出了“以人为本”（可以看做是“以人民为中心”同义语）的论断：“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更进一步强调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更是全文贯彻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并明确指出：“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新的时代条件和新的实践，坚持党的执政为民理念，一切工作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检验标准。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行了“术语革命”，直接用“以人民为中心”代替了容易产生歧义的“以人为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2015年11 月 23 日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进一步从理论的高度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同时强调：“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 这样，“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根本立场被明确地提了出来，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新阶段发展中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也就是说，无论是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还是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群众都是主体和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最终受益者和评判者（姜淑萍，2016）。
“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和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阶级性”在当今的表现，为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服务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本质差别，它既是一条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也是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阶段与踏上新征程的历史起点。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最伟大的发现是唯物史观的创立，它为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牢固地钉在了“科学”的十字架上，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分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特征,也是做为发展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性”的具体体现。
（一）唯物史观是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唯物史观以“物质生产”为出发点，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主线，揭示了人类社会演变的规律（郭冠清，2015a）。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社会演变的三种所有制形态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再次对社会形态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具有深远意义而又常常在实践中被忽略的“两个决不会”，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自然历史过程”仍然做了详细的论述，但是，对于我们认识社会演变的规律是否可以跳过的问题，马克思讲道：“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
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违背了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呢？事实上，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社会制度上能否越过“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也就是说，马克思除了对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共同胜利”论断外，还有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否能“一国胜利”的思考。
至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习近平给出了耐人寻味的答案。习近平（2001a）在《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中论证道：“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社会制度上能够越过‘卡夫丁峡谷’，并不等于它们在经济发展上也必然能够越过商品经济的‘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这样的表述和设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商品经济是那些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俄国如此，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更是如此。”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晚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思考，亦即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成果” ，这对我们借鉴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果从而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二）唯物史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开启，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逐渐形成并不断演进的政治经济学，它的酝酿、创立和发展过程就是唯物史观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是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的中国再现（曹典顺，2017）。
当我国越过“卡夫丁峡谷”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一种生产方式 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用西方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是由于这种体制建立在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并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加上制度模仿带来的建设成本节约和赶超战略对外部技术的利用（从而对较先进生产力的利用）带来的收益，应该说，这种生产方式符合我国当时的生产和交换的条件，短期内调动了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增长年均达到9.34%就是很好的证明（乔榛，2016）。这种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在短期释放了巨大潜能之后，从促进生产力发展逐渐变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这种问题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苏联模式”对唯物史观的错误解读，因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还有“生产方式”，“生产力决定论”本身也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唯物史观（郭冠清，2015a）。虽然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消灭”进行了批判（荣兆梓，2013），并试图走一条与“苏联模式”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它偏离了唯物史观指引的正确航向。
在寻求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上，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经过计划经济的优化、市场社会主义尝试失败后，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以“休克疗法”完成了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郭冠清，陈健，2016）。中国选择了一条市场取向“渐进式改革”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根据我国各个不同阶段所处的历史条件，通过“摸着石头过河”“先试验后推广”等有效的方式，探索各个阶段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方式。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一个生产力落后国家发展到世界第二经济体，缔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经济发展的神话，逐步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既是唯物史观不断中国化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场和唯物史观在场是“中国奇迹”创造的不可或缺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曹典顺，2016）。当前我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深化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并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指导，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任务。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
在世界主义经济学、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超越国界”的共同影响下，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几乎找不到“国家”的影子，“国家”成了一个被长期掩盖或忽视的重大命题（王立胜，2016）。另外，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建立在西方历史、文化和哲学思辨传统基础上，“中国特色”也被淹没在西方的大海里。“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不仅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世界主义经济学区别开来，而且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了开来。
（一）世界主义经济学对国家主体的掩盖
“政治经济学”源于希腊文中的“poniz”（原意为城邦、国家以及经济）与“经济学”组成的复合词，法国经济学家蒙克莱田于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最早使用了这个词。从“政治经济学”本身的词源和蒙克莱田“保护关税以保护本国工业”的重商主义主张中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学关心的是“国家财富的积累”，“国家”是研究的主体。重农学派虽然从重商主义的海外贸易转向了国内的农业生产，但是没有离开“国家财富的积累”。亚当?斯密的划时代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国民财富”，代表的是英国产业资本的诉求，只是因为当时英国工业领先于世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自由的主张符合英国国家的利益，于是，国民经济学披上了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外衣，国家主体被掩盖。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发达国家掠夺落后国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本质上仍然是站在英国利益的立场。约翰?穆勒影响持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国际贸易”，以及马歇尔试图使经济学独立于“政治”，这二者虽然均符合英国本国的利益，但同时也使经济学更加趋向世界主义并使国家的主体被进一步掩盖。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之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话语权由英国转向了美国，世界主义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于是我们称之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自然就变成了世界主义经济学，国家主体被更进一步掩盖。（郭冠清，2012；王立胜，2016）
当我们把视野转向发达国家在发达之前信奉的经济学理论时，我们就很容易透过这种国家缺席的世界主义经济学假象，看到国家主体的本质。就英国而言，如果没有亨利七世和后来者在16世纪实施的幼稚工业促进政策，我们很难想象英国后期工业化的成功，亚当?斯密或许在不经意间为“日不落帝国”称霸全球扫除重商主义残余创造了条件（张夏准，2009）。德国曾经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为了避免德国工业被英国工业击垮，“幼稚工业保护之父”李斯特（1841）主张实施贸易保护，以“国民经济学”对抗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在“关税同盟”的贸易保护下，德国工业迅速崛起，而当德国成为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却一脚“踢开德国上爬的梯子”，成了世界主义经济学的推行者（张夏准，2009）。美国更是如此，19世纪的美国的工业比英国落后许多，如果听从亚当?斯密（smith,1776）对“美洲联合抵制进口”的严厉警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高效率的英国工业必然会淘汰落后的美国工业，相反，贸易保护成了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而当美国取得领先地位后，不仅推行世界主义经济学，而且故意使推行保护主义的“美国学派”在经济思想史中“消失”，以掩盖“国家利益”真实面目（赫德森，2010）。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布哈林（1919）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是古典派还是历史派，都是‘民族性的’，因为这两个派别都是历史产物和区域有限发展的产物。”
（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家主体的忽视
如果说世界主义经济学对国家主体掩盖的原因是为了更好地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话，那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家主体的忽视却有所不同，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理和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王立胜，2016）外，还有本文提出的“潜在原因”和“隐藏动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自由人联合体组成的社会，自由贸易带来的世界范围的生产力提高为埋葬资本主义从而实现“人性的复归”创造了物质条件（郭冠清，陈健，2016），这种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的未来社会必然是超越国度的，国家的主体性自然不会被重视，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忽视国家研究的“潜在原因”。即便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意义做出了精彩的分析和对“国家消亡论”做出了恰如其分的批判，也无法改变这种思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贸易保护的批判集中体现在对李斯特理论的批判上。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阅读了包括李斯特（1841）在内的大量政治经济学著作之后，不约而同地对同是德国人的李斯特进行了批判。马克思于1845年3月写出了我们熟知的批判李斯特的小册子；1847年完成了《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和《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两篇文章，对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批判；1848年发表了《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这部可以与《共产党宣言》比拟的自由贸易宣言著作。恩格斯还专门列了对李斯特批判的写作计划，并在1845年2月在《在爱北婓特的演说》中批判了李斯特，后来一直试图在演说的基础上完善对李斯特的批判（黄瑾，2011）。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家主体忽视的“隐藏动机”是前苏联领导人的“有限主权”思想。在苏东剧变前的社会主义阵营，前苏联拥有无可争议的霸权地位，尤其是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即便在斯大林逝世后，前苏联领导人也可以以“有限主权”为理由，迅雷不及掩耳地将一个国家镇压。例如，20世纪60年代后期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市场取向”的改革，还没有来得及绽放，就在前苏联法西斯专制的镇压下凋谢了。这与21世纪的美国以“人权高于主权”为由将一个国家消灭并无区别。这些思想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的表现就是对国家主体的忽视。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
除了国家主体缺位是西方经济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之外，就其本质来说，正如习近平（2001a）所指出的那样，西方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共同植根于西方的土地之中，是西方文化、历史、哲学传统的必然产物。由于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历史、哲学传统与环境，使得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原理、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在引进中国之后，往往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有些甚至失灵或者发生了反作用，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植根于中国的土地之中，建立与中国文化、历史和哲学传统和环境相一致的政治经济学。
“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要扎根中国实际。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和哲学传统底蕴深厚，包括以民为本的哲学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共同富裕的公平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等（习近平，2001a）。中国文化有两个有别于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那就是集体主义的价值模式和长期导向的伦理模式（郭冠清，2006,2007）。
“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还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经济运行规律，既不是一般的普遍意义上的经济运行规律，也不是特殊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而是中国这个个别意义上的在特定时段中的经济运行规律，这就要求重视“国家”的研究，建立适合中国的经济运行规律（王立胜，2016）。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表现形式”的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结合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是唯物史观不断中国化和深化的最具特色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其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实践性”特征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不是西方经济学，而且也排除了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的发展经济学。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最具特色的发现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还非常落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就要进行商品生产，因此，就需要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理论既突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品生产等于资本主义”的理论限制，也冲破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的僵化教条，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的鲜明特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发展的最新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最具特色的发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张宇，2017）
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和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方针。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
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商品生产也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直接排除了商品生产，因此，并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基础上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呢？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是有力的，对资本主义产生经济危机的预见是被实践所证实的，但是对于被称之为“病理学”的理论能否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不少学者持有怀疑的态度。（王立胜，郭冠清，2016）
对于剩余价值学说是否适合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习近平（2001a）的研究发现，马克思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比西方经济学更实用、更科学的市场经济动态分析框架，剩余价值理论中所揭示的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并未过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要求我们必须深刻地去学习和掌握《资本论》所阐述的科学原理，并善于运用这些科学理论去指导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构建市场经济理论框架时，需要从批判角色转换为建设角色，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学说”，并借鉴和吸收发展经济学具有“工具属性”的研究成果，抛弃其“价值属性”的糟粕，完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形成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习近平，2001b；王立胜，郭冠清，2016；张平，郭冠清，2016）
六、结束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改革开放后开启并伴随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逐渐形成的政治经济学，它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概况和总结，也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指导。本文从概念语义出发对于这样一个正在构建并不断演进的政治经济学的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阶级性”的具体体现，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西方经济学的本质特征；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特征,也是发展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性”的具体体现；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政治经济学”，也不是建立在西方历史、文化和哲学思辨传统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而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别”政治经济学，“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是它的第三个特征，也是“国别性”的具体体现；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这一阶段“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仍是最根本的任务，而促进生产力发展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因此，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表现形式”作为它的第四个特征，也是“实践性”“时代性”的具体体现。
本文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以人民为中心”的“阶级性”特征和“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的“科学性”特征进行了梳理，并指出其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从被掩盖和忽视的“国家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根植于西方土地上的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别性”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试图弥补该方面研究的不足；从发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个优势出发，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容性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发展的最新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最具特色的发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不是西方经济学（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而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方法论基础，兼收并蓄西方经济学现代成果而构建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来源于实践而又指导我国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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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稿：张佶烨；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