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的“国有经济”，包括国有的企业和事业单位两个部分。
自郎咸平2004年8月掀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论战起，到现在已经一年了。众所公认的是，在这场围绕所谓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而进行的大论战中，反对权贵私有化、反对向少数国有企业经营者白送或廉价“出售”国有企业所有权的声音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这场大辩论对中国今后的经济政策的影响，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
但是这场辩论没有回答另一个根本性问题：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向到底对不对，中国应不应当有大量的国有企业，有大量的国有经济。有一些立场比较中间的人虽然也批判“权贵私有化”，但是对郎咸平本人也不表赞成，其原因是郎咸平主张在中国保留国有企业。2004年年中，郎咸平在严厉指责骗钱的“民营企业”德隆集团时就曾经明确地说，中国将来的格局还是：大企业国有，中小企业私营。
我在这场大辩论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不仅彻底驳倒了为权贵私有化辩护的各种谬论，而且以详尽的论证否定了对公有制企业实行全盘私有化的必要性。我的论证已经说明，在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超出一个人积累的限度的任何地方，公有企业的经营效率都可以不低于私营企业。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中也可以经营好规模较大的公有制企业，有足够的可能性使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占一个很大的比重。
但是我的这些文章并没有详尽地说明在中国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的必要性。而今日中国面临的许多紧迫问题，都说明有必要在中国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国有经济。本文要重点论述的正是：为什么说中国需要国有企业，中国为什么有必要保存和经营大量国有企业。
中国需要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而且需要的是那种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和内部纪律的国有企业。中国需要这样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没有这样的国有企业不行，而且这样的国有经济少了也不行。
中国之所以需要大量的国有经济，首先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专门的机构来引导技术进步，需要有许多规模巨大的大企业作支柱；更重要的是因为，由于中国千年以来积存的文化特征，中国的私营企业难以摆脱家族主义的束缚，不同家族的人互不信任，使中国的私营部门无法有效地学习和开发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私营大企业发展无力，因而技术进步和大企业的发展必须借助国有经济。
文化与伦理因素对现代经济的意义
现代资本主义的鼓吹者们制造了一种神话，似乎落后国家没有实现现代的工业化是由于它们没有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可以很快地建成高度工业化的现代经济。
当代对东方国家经济史研究的最新发展已经粉碎了这一神话。中国在宋代以后不仅有发达的私有制市场经济，而且这种私有制是非常资本主义化的：有钱人不仅开始兴办使用雇佣劳动的企业，而且有“本钱”（资本）的人甚至可以买到一切，包括官员的地位。可就是在宋代以后，特别是在产生了大量“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从领先于欧洲国家变为落后于欧洲国家。
欧洲产业革命的历史表明，现代工业化经济的最主要支柱其实是使用自动化机器的现代科学技术，以及来自不同家族的许多人在同一个企业中工作的现代大企业。
研究、开发、采用和学习使用自动化机器的现代科学技术通常需要许多人在一起合作，并且往往要求投入大量的资金，一个人私有的资本通常不足以提供这样多的资金，单个家族一般也不能为开发和使用一项现代技术提供足够的技术人才。
自19世纪下半期以来，现代的工业化国家中就出现了许多大企业，这些大企业成了多数发达国家经济上的支柱。大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生存和发展，表明了在大企业生存的领域中存在着巨大的规模经济，而这种规模经济来源于现代技术赋予经济生活的许多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在重工业和化工工业中，炼铁高炉、化工反应塔、船舶、输油管等设备由于其自然的几何特征而在制造和使用上存在着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像邮政、电信、电力供应和互联网等具有“网络经济”的部门在很大范围内是规模报酬递增的；现代的程序化的流水作业也使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规模报酬递增的。
在这样的物质技术基础上，许多技术含量最高的现代经济部门都是以巨型企业为主来运行，这些部门从19世纪末的重工业、化工工业、铁路运输一直到20世纪的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电信运营。没有这样一些部门，就不可能有现代的经济。
当然，在19世纪以后的那种国际分工格局中，某些小国可以将自己的所有生产能力都集中在那些不需要大企业的部门中，因而不需要拥有本国的巨型大企业。这些小国可以由别国经营的大企业买到需要巨型企业的那些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但是对一个人口超过几千万的大国来说，自己不拥有那些需要巨型企业的经济部门，如铁路、电信等部门，经济就根本无法实现现代化，本国的生产潜力也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而对中国这样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超大型国家来说，不全面发展那些需要大型企业的经济部门——这些部门从钢铁、造船、汽车制造、飞机制造一直到铁路和电信——就不可能使经济现代化，也不可能有可以与发达国家相比的人均收入。
而要经营这样庞大的现代企业，就要有大批高水平的企业管理人员，投入数额巨大的资本金。象研究、开发和采用现代工业科学技术一样，单个家族通常既不能为大型的企业提供足够的管理人才，也不能为其提供足够的资金。
这样，发展工业化的现代经济面临着两个巨大的障碍——需要集聚足够的资金和人才来研究、开发、采用和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和经营大型的企业。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其实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英国、美国和德国等国之所以能够首先克服这两大障碍、建成工业化的现代经济，不是因为它们是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相反地是因为它们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不纯粹，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有许多因素使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实现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型。
在欧洲，真正接近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国家是意大利。这种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使整个经济生活都以家族为中心而运行。在这样的经济运行机制下，意大利曾经在中世纪末期发展起欧洲当时最繁盛的商业和手工业， 出现了使用雇佣劳动的手工工场，这种手工工场被马克思称为欧洲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在这样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意大利不仅没有首先进行产业革命，而且直到现在仍然在发展工业化的现代经济上落后于欧洲最先进的几个国家——英国、德国甚至法国。
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起过表率作用的那些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都有一些重要的因素使它们能够突破经典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束缚。诸如专利制度之类的国家干预，使新技术的发明者有了销售的垄断权，极大地鼓励了私人的技术创新，对英国的产业革命、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大企业形成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荷兰、英国和美国逐渐发展成熟的股份制企业，以许多人对企业的按份共有代替了单个家族对企业的私有，使单个企业集聚的资金大大超过了个别家族的私有资本。马克思甚至说，这样的股份制企业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
不过，荷兰、英国、美国之所以能领先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不仅是因为它们有专利、股份制等制度和国家政策性的因素，更主要的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具有特殊的社会性行为，这种特殊的社会性行为又是由这些国家特殊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造成的。
荷兰、英国和美国都曾在其处于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地位时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股份公司，这些股份公司是一个标志，表明这些国家的人民具有一种相互真诚、信任并结成团体合作的精神，这种相互的真诚和信任超出了单个家族的范围之外。这样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可能起源于早期日耳曼农村公社的团队传统，在封建领主制下得到保存甚至发展，而由这些国家所接受了的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从思想上加以保护和发扬光大。
美籍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5年著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一书，详细地阐述了这样一种社会文化与繁荣的现代工业化经济之间的联系。这位福山就是1989年前后抛出“历史终结论”的那个大名鼎鼎的福山。当时他曾经宣称：“历史终结了，美国的自由和民主制度是全人类唯一的未来”。而相比他当时的“历史终结论”，福山在《信任》一书中所作的论述，才表现出对历史的真正洞察力。
在《信任》一书中，福山把本文前边所说的相互真诚、信任并结成团体合作的精神简称作“信任”，认为它是对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最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本”。福山认为，一个国家有了这样的“人力资本”，才可能成功地建立和经营现代的大公司，才会以现代式的广泛分工来进行生产。
依据一个国家的人民内部相互信任程度的高低，福山区别了两类国家、两类文化：一种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其社会内部具有高度的相互信任，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能够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这样的国家就很容易从民间自发地发展起巨型的企业和生产上的广泛分工，因而在20世纪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另一种则以中国文化为代表，在这种文化中信任度低，人们普遍地不信任与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因而民间的私营部门很难发展起强有力的巨型企业，这种国家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势必落后。
值得注意的是，福山把拉丁语族的欧洲国家——法国和意大利都算作与中国一样的低信任度国家，甚至认为意大利中部地区“本质上是中国儒教式的”。在他看来，英国和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是一种中间类型，它处于高信任度的德日类型与低信任度的中国、法国和意大利类型之间，美国比较接近德日类型，英国则更接近意大利类型。
福山的这一整套学说在学术上只能算作一种假说，但是它确实对经济发展的历史作出了极为令人信服的解释。
按照福山的说法，英国社会内部的相互信任度也不够高，但是起码比意大利那样低信任度的国家要高一些。而在产业革命时代，还没有发展出需要很多人参与研发的技术发明方式，技术条件也不容许产生很大的巨型企业。英国社会内部那比法国和意大利高一点的信任度，就足够容许英国人进行许多技术发明，完成产业革命。但是这样一点超出家族成员之外的相互信任，确实对产业革命有生死攸关的意义。知道蒸汽机发明史的人都应当承认，瓦特和资助他的那个工厂主之间、和镗床的发明者威尔金森技师之间如果没有一定的相互真诚、信任和合作，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良并大批生产蒸汽机，也不可能完成产业革命。
美国和德国在经济上崛起于19世纪下半期，当时经济上最先进的国家靠的是先进的重化工业、现代的巨型工厂，技术发明也需要很多资金和很多人的参与。在这样的时代中，美国在建立巨型企业和进行技术发明方面远远超过了英国，取得并在此后一直保持着经济上世界第一的地位。这不仅是由于美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更由于美国社会内部有比英国高得多的信任度，美国人对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也能够相互真诚、信任并在自发形成的组织中合作。
在福山的心目中，德国和日本的社会内部有着最高的信任度。福山是一个美国籍的日本人，他称颂日本文化、贬低与日本对抗的国家，这些都显然夹杂着某种民族感情在内。他甚至认为日本的文化比美国文化更适合现代的工业化经济，并且忧虑美国国内日益膨胀的个人主义会导致美国最终衰落。但是我们应当承认，福山的观点基本上都有事实依据。德国和日本的人口都比美国少一半还多，资源也很缺乏。它们都是靠着国内居民高度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在19世纪下半期高速发展了现代的工业化经济，德国还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到20世纪下半期，德国和日本都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3大经济强国之一。
低信任度国家的两难处境
而那些被福山归入“低信任度”一类的国家，都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碰到了极大的困难。对并非自己亲属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进行有组织的合作，使这些国家的私营部门无法集聚足够的资金和技术人才来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更无法建立和经营需要大量资金和管理人才的巨型企业。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些国家越发达，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的这些障碍反倒显得越严重。
低信任度国家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的困难，首先导致了它们在单纯依赖私营经济时现代工业化经济发展缓慢。典型的例子是法国。在18世纪末，法国的经济实力和工业（当时是手工业）都居欧美国家的第二位，那时英国已经在欧美国家中经济实力第一。而在此后的产业革命和工业化时代，法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远远慢于美国和德国，而且也慢于英国，以致到了20世纪初，法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落到欧美国家中的第四，美国和德国分别占据了第一和第二的位置，就是对一直比法国先进、20世纪初占据经济实力第三位的英国，法国的差距也拉大了。
令一个例子是文化上类似于法国的拉丁美洲各国。整个拉丁美洲与美国的自然条件相同，由欧洲宗主国独立的时间也相差不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拉丁美洲各国基本上实行与英美相同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但是英美成了世界第一流的发达国家，而拉丁美洲各国则落入第三世界的行列而不能自拔。
为了克服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所遇到的困难、同时又保持民族独立，低信任度的国家就走上了发展国营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道路，并且把自己的国有经济溶入一个实行指导性计划的有系统的产业政策之中。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走上了这条道路，最终使国有企业占了整个GDP的20％，并且一度在20世纪50－60年代取得了高于英美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福山在《信任》一书中相当客观而全面地评价了法国的政府干预和国有化政策。他指出，法国政府在20世纪下半期制定了系统的产业政策，通过补贴等形式的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来发展法国的高科技产业。这种做法虽然成功地发展出了蒸蒸日上的航空航天工业，可是在电子产业等方面却完全失败。因此“法国的高科技产业政策的整体成绩是一团糟”，这“往往被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拿来指责产业政策本身”。“但是许多批评家没有考虑的一个因素是法国政府之所以一直在干预经济，原因就是法国的私营经济一直没有活力，缺乏创造性和创业精神”。
与法国有类似文化的意大利在自由放任的年代一直没能完成工业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出现了“经济奇迹”，真正实现了工业化；但那时的意大利不仅政府有系统的指导性计划，而且有大批巨型的国有企业。
把今日重新进入工业强国之列的意大利和法国，与它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状况、与有着类似文化的拉丁美洲的状况相比较，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其社会中的信任度低的那些国家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单纯依赖私营企业而永远处于不发达的状态，要么就是以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带动经济发展而变为发达国家。想让这种国家象德日英美那样单纯依赖私营企业而变为先进的发达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中国的文化环境：香港与台湾的事实
按照福山的分类，中国不仅是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而且是社会内信任度低的典型。在这样的低信任度国家中，人们对并非自己亲属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进行有组织的合作，经济生活中充满了家族主义。福山的说法有充分的事实根据，我们自己在中国社会中的经验也可以印证他的许多论点。而这样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严重妨碍了中国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我们之所以说，中国需要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就是为了象法国那样避开这些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的障碍，以政府的力量集聚技术人才和资金，研究、开发、学习和采用先进技术，建立和经营大企业。
私有化的鼓吹者们总是说，只要引入现代的股份制企业，就是那些巨型企业也可以由私人所共有的股份公司来经营。可以由私人在任何需要大企业的部门内建立和经营私营的大企业，开发和采用先进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大企业甚至巨型企业的现代经济可以完全由私营企业构成，完全不必建立和经营国有企业。
其实这种说法根本就没有考虑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大股份制企业和风险基金之类的市场经济制度，只有在人们之间有足够的信任度的环境下才能够有效运行。中国股市最近连续多年的低迷不振表明，在一个人们相互不真诚、不信任、不自觉进行合作的社会中，大的股份制企业和风险基金之类的企业和机构不仅无法有效运行，甚至可能无法生存。
至今为止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足以证明本文前边所说的那些原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新加坡和台湾这3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曾经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接近了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因而被与韩国一起称作“亚洲四小龙”。但是它们的变富并不能证明私营企业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效率，反而从几个不同角度证明了我们前边所说的原理。
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单个的城市，按理说其经验和教训对规模较大的国家都不具有多大的指导意义。可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香港经济发展的特点中得到许多启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经由于朝鲜战争等原因而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在当时的那种政治经济环境下，香港在几十年中都是中国内地与西方民间经济往来的主要渠道，成了中国大陆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民间贸易和资金往来的中转站。香港经济在那几十年中的崛起，在极大的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在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经济往来中的垄断性中介地位。近年来的香港报刊将香港从这种中介地位中得到的好处形象地比喻为“吃过水面”。
直到现在，香港仍然依靠在中国大陆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这种经济中介地位来维持其经济繁荣。香港对中国内地的巨额贸易逆差和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同时存在，表明香港在经济上的生存靠的是两类中介活动：将中国大陆生产的产品出口到美国，以及在内地投资设厂生产再将产品向美国出口。
明白了香港经济成长的历史环境就可以知道，香港的经济腾飞靠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确实，在东亚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是唯一真正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它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堪称经典：几乎不存在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也几乎全都是中小型的家族企业。但是这样的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其说促进了香港的经济增长，还不如说对香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严重的障碍。
香港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贸易、金融、运输上，制造业曾经有过大发展，但很快就变得不重要。更重要的是，香港的实业界（制造业和商业）几乎完全由小型的家族企业构成，企业生产的也几乎都是轻工产品。几十年的经济繁荣和高速发展几乎没有在香港打造出值得一提的私营制造业和商业大企业。究其原因，社会内部的信任度低、对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合作的文化心态起了关键的作用。
十年前的1995年我曾经与香港的一位教授（可能名叫关信基）有过一次谈话，他曾经在香港政府的反贪局工作过。他说，经过反贪局多年努力，香港政府机构内部的贪污腐败行为已经基本肃清；香港政府反贪局今后的努力方向是肃清商界的腐败行为。我问他要肃清哪些腐败行为，他说是诸如经理人员拿客户回扣之类的行为。
我对他的这番话很感吃惊，因为根据我们理论经济学家的想象，既然香港的企业都是私营企业，企业的老板自己当然会去严厉地清查和惩处经理人员的腐败行为，用得着政府部门在这里插一手吗？关教授说：政府机构不管不行，因为商界的这些腐败行为对香港的经商环境损害太大。
我进一步问：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公司经理也有腐败行为，但从未听说严重到如此地步。香港的这些经理人员为什么这样差劲，非要吃回扣损害老板利益呢？关教授说：他们嫌老板给的薪水少，就收客户回扣来作补偿嘛。
这一番话点出了香港私营企业的根本弱点：私营老板对员工甚至经理人员都太小气，又没有足够的管理手段去防止雇员的腐败行为，而经理人员对雇主也缺乏忠诚，于是雇员和经理中就盛行拿回扣、搞腐败。这简直是一种典型的“尔虞我诈”的社会环境，它正是香港社会内部信任度低，人们对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合作的文化心态的典型表现。
懂得企业经营的人都知道，在这种经理人员腐败行为盛行的社会环境下，大企业一定是买进的原料贵、卖出的产品贱，因而成本高、利润低；资本家们使自己的资金回报最大化的唯一途径就是在自己的企业中实行家族式管理，把企业规模保持在家族小企业的水平上。于是我们在香港就几乎看不到很大的商业和制造业企业，香港的大富豪几乎都依赖经营房地产，因为房地产业需要的经营团队相对比较容易管理。
在这样缺乏互信的社会环境下，研究、开发甚至学习和采用现代工业的生产技术当然变得极为困难。香港的大富豪靠经营房地产致富，而不是象美国微软的比尔·盖茨那样靠高科技致富。按照正统经济理论的分析，房地产价格的上涨纯粹是工商业发达和经济发展的后果。香港的大富豪靠房地产为生，就是坐享千千万万劳动者和工商小企业的经营者们繁荣香港经济的社会成果，而没有对香港经济的发展作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
这就产生了香港经济的另一大特点：它不但在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上严重落后，而且香港技术水平的落后已经到了与其人均收入极不相称的程度。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都表明，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技术进步，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与该地人们掌握的技术的水平是高度正相关的。但是有研究显示，人均收入达两万美元的香港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其技术含量却只达到了人均收入才几千美元的马来西亚的水平。
这是香港经济今日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香港本来靠着在中国大陆与西方国家的各种贸易中作中介的地位而使其人均“产值”达到了两万美元，但是中国大陆的全面对外开放消除了香港在中国对外经济往来中的垄断性中介地位，使香港越来越难以靠作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中介而维持其高人均“产值”，而香港的科学技术水平又无法维持其人均两万美元的高收入。如果香港能在20年前就由政府主持大力发展与香港产业结构相适应的科学技术，香港今天在经济上的日子会好过得多。
与靠政府支持成功地发展了高科技产业的台湾相比，我们可以说：香港的问题恰恰在于它过分依赖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恰恰在于它缺少国有经济和国营企业来带动整个经济的技术进步。
台湾当然也面临着与香港一样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社会内部也同样是信任度低。由于缺乏对没有亲属关系的人的真诚、信任和自愿合作，台湾很难形成私营的巨型企业，相对于偏向大企业和重工业的韩国来说，台湾的私营企业偏向轻工业和家族式的小企业。但是台湾政府却在几十年中对台湾经济实行了强有力的干预，使台湾出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并进到了经济发达的边缘。
台湾的经济实质上是一种“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行政市场体制”。象法国政府一样，台湾政府制定指导性的经济计划，并以各种政策手段促使其完成。由于私营企业难以形成很大规模，不能开发和率先引进新技术，台湾政府兴办了许多大型的国营企业，并且规划了系统的产业升级政策，由政府投资开发高新技术，以国有的研究单位作技术研发，并以国营或国家参股企业将新技术产业化。
台湾政府的这些措施，使台湾形成了郎咸平预言中国大陆将会出现的那种产业格局：大企业是国营的，而中小企业是私营的。台湾钢铁行业、造船业的大企业都是国营的，20世纪90年代初国营企业仍然占台湾工业产值的30％。
台湾的国有经济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典型地表现在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上。台湾以国有的研究所突破了制造半导体芯片的各种技术难关，从制造原材料（“晶圆”硅片）直到制造芯片都形成了成熟的技术，然后再以国有资金为核心兴办企业将这些技术产业化。象“台积电”和“台电联”这样的巨型集成电路制造厂商，往往都是由财政部投入国有的启动资金，再在社会上募股而建成的。靠着这样成熟的产业升级政策和国有经济的拉动，台湾发展起了极具国际竞争力的半导体产业，在产业发展水平上赶上了日本而直逼半导体产业最发达的美国，使半导体产业成了台湾经济的最新增长点。
香港和台湾的经验事实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在中国式的文化环境中，必须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拉动才能取得足够的技术进步和企业规模，才能取得真正的发展。
中国大陆更需要国有经济
中国大陆与香港和台湾有着相似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在经济发展上当然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也是私营企业无力研究、开发甚至示范性地采用现代的先进技术，也是私营企业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经营那些为整个社会所必需的巨型企业。这是真正的内在原因，促使一百年来的中国历代政府都不能不兴办国有经济甚至国有企业以促进经济发展。
弗朗西斯·福山在写《信任》一书时，一定想到他为中国式的家族主义文化敲响了丧钟，而在实际上，他在该书中的透彻论述，是为具有中国式文化国家中的私营大企业敲响了丧钟。
中国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的困境，其实从一千年前的宋代就开始了。那以后中国不仅有世界上最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有着最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史的研究者都承认，至迟到4百多年前的明代，中国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雇佣劳动）。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可是问题恰恰在于，这些“资本主义萌芽”都没能导致中国自主地发展起现代的工业化经济。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在制造业上的经济优势逐渐变得明显起来。满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些年中，确实还曾经强行阻止过中国内地的某些建立使用机器的现代工业的尝试，但就是在这个时期，清政府也办过“洋务”，建立和经营了一些“官办”（国营）的工厂。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之后，清政府终于改弦易辙，变为积极鼓励民间发展现代使用机器的工厂工业。也就在这时，中国私营企业在技术和筹资上的先天困难就暴露出来了。
研究过清末的那些著名实业家如张謇等人历史的人都知道，他们为将企业作大而向他人筹资时遇到了多大的困难。这反映出当时的绅商地主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度也是非常之低。这种不相信非自己亲属的人的心态，使中国无法产生真正的现代股份制企业，甚至将民间的私营企业作大都非常困难。当时需要最多资本的投资项目无过于铁路，而在中国集聚民间资本的困难之处就集中体现在清末兴办铁路的风波之中。
胡绳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章第4节概述了清末各省围绕铁路商办还是官办所发生的斗争。1905－1906年江苏、浙江两省的绅商们代表民间资本坚持“商办”沪杭甬铁路，虽然在一个时期内坚持了该铁路公司的商办性质，但资金等方面的问题却使该铁路迟迟不能建成。其它有些省份的商办铁路公司也多半是这种情况。因此清政府觉得有理由认为商办不如官办。光绪34年（1908年）5月的一道上谕说：“近年各省官办铁路，皆能克期竣工，成效昭著；而绅商集股请设各公司，奏办有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交通”。
以后湖南、湖北等省也都发生过民间的绅商学界要求商办铁路的争路权运动。1911年清政府发布上谕，指责广东、四川、湖南、湖北的商办铁路近几年来毫无成效，宣布实行铁路国有政策。按照这个政策，清政府将四川的“铁路公司”正在筹建的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而这却遭到了四川的绅商以致普通群众的广泛反对。四川的绅商们组织了“保路同志会”，开展了群众性的“保路运动”，并且很快发展成与清政府的武装冲突。“保路运动”进一步如此发展，就成了引发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并最终推翻清王朝的导火索。
表面上看，四川的“保路运动”和各地的争路权运动反对的都是铁路官办或“国有”，但是实际上这些斗争都涉及到中国民族资本与外资的矛盾。当时在清政府中负责修筑铁路事务的大臣盛宣怀认准了“引进外资”一条路，先有1898年签约将沪杭甬铁路路权让与英商，后有1911年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约借款修筑“收归国有”的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所以当时的民间资本回击清政府说，所谓官办，其实是靠借外债而出卖主权给洋人；四川的保路同志会更宣称，“川人之极端反对者，……不在路归国有，而在名则国有，实则为外国所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盛宣怀在1870年代论及煤铁、矿务、航运企业的创建时还宣称，此等企业“责之官办，而官不能积久无弊”，“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这段话前些天还被陈志武先生引用，作为“私营企业天然优越”的佐证。但是盛宣怀在20世纪初却出任了汉冶萍公司总理，并且一手操办了1911年的“铁路国有化”，闯下了天翻地覆的大祸。他之遭后来的中国人唾骂，也并不是因为他从主张“商办”变为操持“国有化”，而是因为他操持的“国有”会变成“外国所有”。
历史的结局是，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所兴建和经营的铁路，如果不归外国所有，就几乎全都是一开头就为国有。中国的私营企业一直没有能力为铁路这样大的投资项目进行筹资和经营管理。民国时期私营的工商业有过一定的发展，但是一直十分弱小。而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和增强国力，也很早就开始兴办和经营国营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在30年中推行的是公有化政策，1978年时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工业生产中占了统治地位。私有化的鼓吹者们总是认为，那时的“公有企业占统治地位”是政府的政策“违反自然规律”“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但是也正因为中国政府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来有计划地推行工业化政策，中国才能在半个多世纪中一直保持着比同样落后的大国印度高得多的经济增长率。
1978年中国转而实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之后，保持了年平均9％的高速经济增长。普遍的论调是认为这样持续的高增长来源于私营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大举进入中国。其实这是对中国最近这27年历史的误解。不要说这些年中中国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仍然有显著发展，就是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迅猛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有经济。
熟悉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状况的人都知道，外商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大量使用了中国国有部门提供的技术人才甚至管理人才，有许多大的外商投资企业干脆一开头就从与中国国有企业合资开始。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国有部门，不仅包括国有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所，而且包括了国有企业。没有国有部门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这些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外商投资企业绝不可能在中国取得那样多的利润，中国也绝不可能吸引那么多的外商投资。
最近二十几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地区中，只有浙江省是真正靠当地的私营企业而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熟知当地经济状况的人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两个地方——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和江苏的苏南地区，除了外商投资所起的作用外，主要是靠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甚至国有企业带动了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而这两个地方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利用国有企业向它们溢出的技术（通过聘请技术人员和其它方式），同时也靠当地国有银行由于有了信贷自主权而对本地乡镇企业极为宽松的信贷支持。
中国的私营企业也依赖于国有经济
浙江的私营企业早期的典型是温州的家族小企业，近十年来则以台州等地的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为代表。浙江私营企业的高速发展，确实首先得益于浙江私营企业家们的勤奋和精明以及敢冒风险的创业精神，但是它们同时也大量利用了国有部门溢出的技术。一旦没有了比它们技术水平高的国有部门向它们溢出技术，它们的发展就会立即陷入停滞。
温州的经济崛起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它几乎完全依靠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家庭工业。从那以后，小型的私营家族企业一直是温州经济的主体。在20世纪80年代，温州经济增长的支柱是发展日用品（如钮扣）的制造和电器开关的制造，这些产品的制造技术在当时的中国已经获得普及，可以很容易地从国营企业甚至乡镇企业获得这些技术。20世纪90年代温州的经济仍然以生产和销售日用消费品为支柱，但是产品的技术含量有所升高，标志性的“拳头产品”已经变为低档的鞋和一美元一个的一次性打火机。这些产品的生产技术显然来自于外商投资企业，但是它们也是在全世界已经普及的比较简单的技术。
靠着这些私营家族小企业克勤克俭、艰苦经营，温州人有了较高的人均收入并积累了巨额资金。据可靠的估算，温州的民间资金有3000亿元。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温州本地的经济却逐渐陷入停滞。进入21世纪之后，温州的经济增长率一度降为浙江全省最低，投资不振。温州人的大量资金在2003年和2004年流向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市场去买卖住宅，“温州炒房团”成了全国媒体有关房地产报道的关注热点。还有许多温州人将资金投入山西的煤矿，成了所谓的“炒煤团”。
最近几年温州所呈现出来的，不是经济的发展，而是倒退。本来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它应当首先体现在产业升级上，体现在支柱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不断提高上。但是温州的企业家却从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日用消费品生产转向了使用最原始技术挖煤的山西私营小煤窑，这就不是产业升级，而是产业的下降。
温州人的投资方向所反映的这种经济停滞和水平下降，绝不是由于温州人的资金已经绝对地过多。相比日本和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温州人的人均资金数额还是比较少的。如果温州人从事象日本和美国那样高技术含量的资本密集式生产，温州人自己有的这点资金是不够用的。温州最近几年出现的是资金的相对过剩，而这种过剩的根源恰恰在于温州特殊伦理习俗下的家族私有制。
温州人自己这样解释他们为什么将资金投向倒卖大城市的住宅：作其它的工业我们没有技术，作大商业我们斗不过美国沃尔玛那样的跨国超级市场。现在跨国公司已经进入中国，我们已经无法在制造业和商业领域同它们竞争。这就是说，首先是缺乏较高水平的技术，使温州人无法进一步大量投资来发展更高水平的制造业。
但是妨碍温州产业进一步升级的不仅是温州人能够掌握的技术。许多企业规模较大的制造业，如农用车制造、摩托车制造等等，一方面需要大量资金，另一方面国内也掌握了足够多的技术。有3千亿资金的温州人如果能采用现代的股份公司形式，就可以将他们多余的资金集中起来，在这些产业的发展上取得成就。但是温州人却一直不能这样作。
这里就暴露出温州的家族私有制根深蒂固的弱点。温州是福山所说的那种信任度低的社会的典型，人们一直固守着顽固的家族主义，对并非自己亲属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进行有组织的合作。这样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必然导致他们自发地抵制英美式的现代股份制企业，而一直以家族为单位来经营和运作资金。
其实，就是温州人缺乏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技术这一点，都反映了温州家族私有制的根本弱点。有3千亿资金的温州竟然不能开发出适用于温州的产业升级技术，这简直就荒唐可笑。任何搞技术开发的人都清楚，用这3千亿资金的百分之一（30亿）可以开发出多少实用技术。问题只在于，在温州那样的家族私有制文化下，找不到私人自发投入足够资金进行技术研发的途径。
温州制的打火机出口在前几年碰上了欧洲的技术壁垒，欧洲人以温州的廉价打火机没有安全装置为由禁止其对欧洲的出口。其实，发达国家已经研制并大量销售了有安全装置的打火机，中国也肯定具备自主地找到仿制这种打火机的方法的技术能力，这样自主研究仿制方法所需的资金也不会多。但是有那么多剩余资金的温州人就是不能拿出这样一点资金突破这个技术难关，从而使这个贸易技术壁垒成了温州因为没有技术而无法发展经济的典型事例。
从我们的国有经济必要论的角度看，温州目前面临的问题简直就不成其为问题。温州的当地政府早就应当投入必要的资金进行技术研发，开发温州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技术，包括生产那种有安全装置的打火机的技术。政府可能需要向私营企业收税来为这种研发提供资金，但是只要政府将研制出的技术以足够的优惠条件向私营企业扩散，温州的私营经济就可以最终从政府筹资进行的研发中受惠，温州的经济也会走上产业升级的健康发展之路。
这样看来，温州发展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对私营企业的迷信造成的。没有国有的技术研发、不搞国有经济使温州经济丧失了发展后劲。温州的问题恰恰在于缺乏必要的国有经济。
浙江的另一个近年新兴的工业化地区——台州，更显示出国有部门的技术溢出对私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台州的私营企业规模比温州大得多，生产的产品也更重型化。台州最有名的产品是缝纫机和摩托车。有名的生产“飞跃缝纫机”的私营大企业当然得益于其经营者的能力和胆识，但是它使用原来归上海的国有企业所有的“飞跃”商标这一点，就暗示它最初的技术和品牌都来源于国有企业。
台州的路桥区遍布着私营的摩托车企业，台州人在2002年时就说：生产摩托车是一种简单的技术。我曾经问一家生产摩托车的私营企业的老板，它生产的摩托车的发动机又是谁生产的。这位老板回答说是自己生产的。但是当我再问他生产的图纸从哪里来时，他却一声不吭。显然，这些摩托车企业的生产技术最初都是从别的企业“溢出”的，这种“溢出”的源头不是国有企业就是国有企业与外商的合资企业。
台州的另一家股份制企业更明显地表明了它从哪里得到生产技术。这家企业原来生产各种压制的塑料产品，其中最主要的产品是压制的摩托车塑料配件，这些塑料配件是为重庆的一家摩托车厂生产的配套产品。2002年前后，台州的这家企业开始自己生产摩托车。显然它的技术来源于重庆的摩托车生产企业。
重庆现在有许许多多家私营的摩托车企业。他们技术的来源应当就是国有企业“重庆嘉陵”。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重庆的国有军工企业就开始生产当时的国际技术水平的“嘉陵”摩托，后来湖南株洲和济南的国有企业也都大量生产现代化的摩托车，济南生产的摩托车就是著名的“轻骑”。重庆的著名私营摩托车生产企业如“力帆”从不讳言它大量使用了原国有企业的员工甚至下岗职工。
这样，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条摩托车制造技术的扩散路线：从国有企业“嘉陵”开始，扩散到重庆的那些私营摩托车制造厂，再扩散到浙江台州的私营企业。
著名的私营小汽车制造企业“吉利”原来也生产过摩托车。现在“吉利”已经与国有的“奇瑞”、“哈飞”、“华晨”、“长安”并列，成为中国小汽车制造行业经营“自主品牌”的旗帜。而“吉利”最初也大量从国有部门得到制造小汽车的技术，连它最近搞的自主研发都大量使用原国有部门的专门技术人才。曾有传闻说，现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开始造小汽车时曾公开宣称，他最喜欢使用国有企业不要的人，因为这些人有本事，能干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吉利”在最初造小汽车时从国有部门得到的好处。
李书福一直在大声疾呼，在小汽车制造上要搞“自主品牌”、“自主研发”。但是吉利的自主技术开发仍然大量借用了国有部门已经有的技术积累。『新京报』2005年3月10日的「经济新闻」报道，李书福“觉得吉利的研发实力是中国最强的”。他说：“我们把韩国汽车工程协会会长”“请来当我们的研究院院长”，“还挖来一汽总工程师杨杰中，二汽副总工程师张克。我们研究院500多人”。而正是在培养这些高级技术人才方面，国有部门为私营企业吉利的技术研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不仅浙江的私营企业依靠国有经济向其“溢出”技术、提供技术人才，全国的私营企业也都显示出这样的依赖关系。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私营企业中，只有“吉利”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华为”显示出了自主开发技术的强劲势头。“华为”取得的业绩确实骄人，如果中国的私营企业能有一大批象“华为”那样，中国就确实可以靠私营企业发展为发达国家。但是我们有理由把“华为”看作中国私营企业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中国政府对信息技术的开发有许多投入，信息产业中也有许多大的国有企业，信息技术产业的技术人员在各企业间又有很高的流动率。考虑到这些，再考虑到“华为”也从参与政府的项目中得到许多好处，我们有理由猜测，“华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仰仗国有经济。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东北可以说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相比东南沿海地区，最近二十多年来东北的经济增长确实缓慢，许多企业甚至整个地区都陷入了经济上的困境。最近十几年来流行的说法是，东北经济之所以困难，就是因为东北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比重太高。其实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解释。
实际的情况是，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不仅是东北经济赖以生存的支柱，甚至也是东北城市中的私营企业赖以生存的支柱。没有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不仅东北的经济要崩溃，连东北的私营企业都活不下去。
最近我听老家大连的一位亲戚谈到了大连的一家私人合股的小有机化工厂，该厂专门生产几种纺织品生产用的辅助材料，产品销路不错，企业的日子也就过得不错。但是这家私营有机化工厂生产的产品及其生产技术，都是由大连国有的化工研究所转让过来的技术。没有国有单位提供技术，这样的私营企业根本就无法经营。
我在沈阳的一位老朋友是真空技术行业的高级技工。他告诉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沈阳市的真空技术行业有从业人员2千人，都集中在两个国有企业和一个当时归一机部领导的真空技术研究所里。现在那两个国有企业已经倒闭，那个真空技术研究所也由于一机部被撤销而转归地方领导，靠着一年几百万元研究经费而惨淡经营。但是现在沈阳从事真空技术行业的从业人员已经有近万人，他们当然几乎全都在私营企业中就业。这些私营企业大的有几百人，小的只有十几个人。不过，这些私营企业的技术骨干几乎全是该行业原来的那两个国有企业和真空研究所的员工。现在该行业的不少私营企业还由真空研究所的在职员工经营，这其中的关系一望可知：国有研究单位的员工将自己得到的技术知识用于私营企业，成了私营企业技术知识和技术力量的来源。
我的那位老朋友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我们这个行业的最大问题是后继无人。我们这些从国有企业培育出来的技术工人都已经老了，却没有新一代年轻人来接替我们作技术工人。没了新一代的技术工人，中国的这个行业还怎么搞下去呢？要知道，连广东最近这些年新兴的真空技术企业，在技术上也依靠从沈阳招去的那些国有企业的老技术骨干！
我的老朋友那一代老技术工人是在国有企业中培养出来的。这么多的私营企业竟然不能培养出合格的新一代技术工人。没有了国有企业，连技术工人都无法正常培养，中国人的“人力资本”面临着不能增加反而减少的威胁！
不仅如此，如果真象有关方面的“事业单位改革方案”计划的那样，为了一年节约那几百万元研究经费而将真空研究所关闭，那可连向私营企业“溢出”技术的最后源泉都会枯竭。这样的一个高技术行业将会因此从中国大地上消失，这个行业光在沈阳的1万现有从业人员也应当能创造1亿元的净产值。如果在各个行业中都这样作，那就不要说“振兴东北”谈不上了，只怕连整个中国经济的未来都要被断送。
最近20年来的事实只是证明了，中国的私营企业并没有克服它那与生俱来的老毛病——无力研究、开发甚至率先引进现代的先进技术，无法有效地聚集足够的资金来经营那些为整个社会所必要的巨型企业。要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必须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学习，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来研究、开发和引进现代的先进技术，有效地筹集足够的资金来经营那些为整个社会所必要的巨型企业。
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并不低
一谈到要发展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许多人就认为这会降低经济效率，因为他们认定国有企业是没有效率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偏见。
这个偏见的来源之一是将“利润低”与“效率低”混为一谈。许多国有企业的人均利润远低于私营企业，但人均产出并不一定低于私营企业。其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净产值的内部分配比私营企业更偏向于企业员工。对此我在《如何对付“冰棍效应”》、《应当立即停止运动式的企业“改制”》等文中都有论述。而这种单纯由于净产值内部分配不同所造成的低利润，并不能算作国有企业的无效率。
我在《别把企业理论的假说当教条》等文中还论证了，即使只考虑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设计了适当激励机制的国有企业也不一定比主要资金不是由经营者投入的那种私营企业利润率低。这里我不想再重复这一类的理论论证，而只想说说可以见到的中国国有企业的事实。
许多人相信国有企业没有效率，是因为他们看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普遍经营困难、60％多的国有企业亏损的现象。但是这些现象并不能证明中国国有企业的没有效率。除了多年担负过高的税率这样一些政策性的问题外，造成当时大部分国有企业亏损的主要因素，其实是一个市场经济中很自然的原因，这个原因与企业的所有制没有任何关系。
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经营环境千变万化，突然的宏观经济冲击、行业特有的问题以及经营者的一时失误都在所难免。因此，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常常会由于这些偶然的冲击而陷入严重的亏损以致倒闭。今年发表的一份全国工商联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非国有的所谓“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不到3年，民营企业有60％在5年内破产，有85％在10年内消亡。
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60％多的国有企业亏损其实很正常，因为到那时为止，十多年中几乎没有再兴办任何新的国有企业，几十年中也没有关闭过多少国有企业，那时的国有企业绝大部分运营了20年以上。按中国“民营企业”的倒闭率，20世纪90年代中期存在的那些国有企业中应当有90％已经因为无法扭亏为盈而倒闭，它们当时还存在只是因为在那之前基本不关闭国有企业。那时国有企业只有60％多亏损这一点，只能说是证明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比私营企业有效率。
如果用这二十多年中单个企业的具体例子来说明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那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经营状况在很长时期中一直良好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不仅存在于垄断行业中，也同样存在于竞争性行业中。汽车行业的国有企业我们不必提，在有成百上千家企业相互竞争的钢铁行业中，宝山钢铁公司近20年来一直有着骄人的经营业绩，鞍钢和首钢的经营也相当不错。
在新兴的家用电器制造业中，“安彩”（“安阳彩玻”）、大连华录等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都相当好，“四川长虹”在其经营者真正把它当作国有企业来经营时，更是有着气贯长虹的经营成就。只是近年“四川长虹”的经营者受权贵私有化思潮冲击而图谋搞MBO，才使四川长虹在经营中蒙受了巨大损失。
这些国有企业中的每一个，都有资格作为经营成功的企业而在管理案例中得到大书特书。
根据前边所作的一般分析，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不低于私营企业，通常是在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不能由一个人提供的领域内，这种领域中有效率的企业规模应当相当大。而在经营者一个人就能够提供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的领域内，也就是在有效率的企业规模比较小的领域内，私营企业的经营效率应当高于国有企业。理论上的理由很简单：企业经营者使用自己的资金经营企业当然比使用别人的资金经营企业更精心更努力。这也就是主张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人反复重复的“理论”。可就是在中小企业有效率的典型行业——商业零售行业内，我在最近几年也看到了不少经营很有效率的国有企业。
据我所知，北京市将西城区国营的副食品商店组建为“万方”集团，西城区的国营饮食服务企业则被归并到“华天”集团中。1999年我搬到了北京市西城区的新街口附近居住，附近有好多个属于“华天”和“万方”的小店，有些店的经营情况看来还不错。特别是有个属于“万方”名叫“福绥源”的小副食店，只有员工十来个，我经常到那里去买肉、蛋、菜等副食品，从我观察的销售情况看，这个小店的经营甚至可以算作“挺好”。只是在6年之后的今年这个小国营商店才关闭了。关闭的原因很简单：该店及其周围的房屋都属于拆迁之列，它的店面被拆掉了。
我亲眼看到的一个经营业绩杰出的国营中小商店是大连的玉华商场，我父母自1999年以来就住在这个副食商店附近，我回大连探望父母时经常到这个商场买菜、肉、蛋以及其它副食品。这是个经营面积不过1千平方米的中小型商店，员工大约不超过百人，但是其营业上的兴旺发达景象令人吃惊，真可以用“天天顾客爆满”来形容它。1999年时，这个玉华商场后面还有一个面积同样大的出租摊位给个体户的“农贸”市场，但是一直顾客稀少，两年前终于关闭——这是名副其实的“国有企业把同行业的私营企业竞争垮了”。
最近我打听到，这个玉华商场属于大连市的“民勇集团”，经营状况确实一直很好。玉华商场至今每年还向“民勇集团”上缴几十万元利润。但是2003年“民勇集团”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其实是所有者不明不白的企业），使玉华商场失去了国有企业的地位。这样一家辉煌的国有企业并未在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中倒下，倒是被不顾一切的“改制”消灭的。在2003年“民勇集团”改制之后，玉华商场的职工福利大幅度下降，影响了职工的积极性。企业“改制”这样降低职工福利，也是我早就指出的“改制”恶果之一。
在20世纪90年代，“民勇集团”的核心、国营的“民勇商店”经营的业绩也绝不次于玉华商场。现在“民勇商店”已经不再作实质性的商业经营，改而向小商贩们出租铺位。它不作实质性经营有其不得已处：大连市不顾一切地抢先“请”进了跨国商业巨头“家乐福”，在“民勇商店”前面开设了一家巨型超级商场，抢走了民勇商店的客源。
国有的大连民勇商店和北京“福绥源”小副食店的衰落和关闭都表明，许多国营中小商店的倒闭并非由于其经营不善，而是当地政府蓄意扼杀国营企业的结果。这些地方政府以“优惠政策”巴结外商使其硬性抢占当地市场，甚至干脆利用“市区拆迁改造”直接关闭国有商店、强行“改制”而消灭国有商店，使本来经营很好的国营商店也无法生存下去。
大连玉华商场这样的小型国有商业企业能够如此欣欣向荣，连我也深受刺激。因为即使按照我前边作过的一般分析，在一个人就能够提供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的小型企业领域内，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应当低于私营企业。进一步的思考使我认识到，我们的“理论”之所以说明不了实际，是因为中国的几乎所有研究“企业理论”的人都忽视了决定企业业绩的两个重要因素：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下级员工的积极性。
许多人都承认国营玉华商场的经营者“有工作能力”，玉华商场的经营管理水平明显高于许多私营企业；玉华商场又实行了一系列能够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的经营方式和分配方式。我前些年曾经亲眼看到玉华商场的售货员们是如果满腔热情地在岗位上工作。这就足以使这样一个国营小企业有如此的竞争力。
当然，要搞好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真正发挥本文前边所说的那些积极作用，政府就必须对国有企业实行有效的监管，真正履行国有企业所有者所应当履行的职能，并且在国有企业内部实行严格的管理，使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们真正按照规则行事。当前特别要加强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监督，严格清查和惩处一切盗窃和侵占国有财产的腐败犯罪行为，清除目前国有企业经营者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甚至侵占国有财产的行为。
如果不坚决惩处和杜绝国有企业经营者侵占国有财产的行为，中国就真会形成秦晖所说的那种“掠夺人民财产流水线”：前边以各种借口实行“国有化”，“化私为公”，把无特权者特别是普通民众的私有财产化为名义上的“国有财产”；后边又悄悄地甚至公开地实行让少数有特权者发财的私有化，以此来化公为私，把国有财产再变成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将这两步联成一个整体，就真的成了秦晖说的“掠夺人民财产流水线”——“国有化”再“私有化”，其最终作用是将没有特权的普通民众的私有财产化作少数有特权者的私有财产。
根据本文的上述论述，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某些人最近十余年来所主张和推行的“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是完全错误的路线。本文已经详尽地说明，要在中国式的文化环境中发展真正的现代工业化经济，就必须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拉动来取得足够的技术进步和企业规模。中国需要的不是“国退”，而是“国进”，我们需要在战略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巨额资本的产业中进一步新办和扩大国有企业；中国不应当实行“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的政策，而是应当“国有企业进入竞争领域”，在所有的战略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需要巨额资本的产业中建立并发展强大的国有企业。
中国的文化环境造成了私营企业在需要创新和规模的领域中发展无力，在这种国家实行“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就是葬送中国的支柱产业、葬送中国的经济发展、葬送中国的未来。这才是真正没有经济效率的政策。
更为恶劣的是，“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的口号早已变为“以隐蔽的私有化消灭国有企业”的借口，而这种在“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旗号下进行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已经变成了对全民财产和国有企业职工权益的最露骨的剥夺。这样的剥夺不仅破坏了人类必不可缺的最起码的正义原则，而且造成了中国社会极端尖锐的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内部冲突，将中国社会拉向动荡。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必须彻底否定“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的整个方针，并且透彻地批评和清算这些方针所带来的一切恶果。
最近十年左右，还流行一个与“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并列的口号——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战略重组”。但是在“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的思想指导下，“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变成了不过是“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的另一种说法，或者是“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的一种比较缓和的形式。特别是最近几年，“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成了变相消灭国有企业的另一个借口。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都不再是“国有企业有进有退”，而是变成了一场“有退无进”的骗局，一场借口“战略重组”而消灭国有企业的骗局。这使我们不得不对“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也抱着极端尖锐的批判态度。
我之所以对上述这几个方针持如此尖锐的反对立场，是因为中国需要国有经济、需要国有企业。当然，这种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首要功能在于带动整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它应当主要集中在那些需要大量资本投入和巨型企业的行业中，集中在先进技术的研发和率先引进上。
中国需要国有企业，但这应当是有严格管理和按照规则行事的国有企业，而不是目前普遍存在的那种经营者可以胡作非为、任意贪污盗窃侵占国有财产的国有企业。这就是由本文所得出的结论。
自郎咸平2004年8月掀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论战起，到现在已经一年了。众所公认的是，在这场围绕所谓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而进行的大论战中，反对权贵私有化、反对向少数国有企业经营者白送或廉价“出售”国有企业所有权的声音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这场大辩论对中国今后的经济政策的影响，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
但是这场辩论没有回答另一个根本性问题：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向到底对不对，中国应不应当有大量的国有企业，有大量的国有经济。有一些立场比较中间的人虽然也批判“权贵私有化”，但是对郎咸平本人也不表赞成，其原因是郎咸平主张在中国保留国有企业。2004年年中，郎咸平在严厉指责骗钱的“民营企业”德隆集团时就曾经明确地说，中国将来的格局还是：大企业国有，中小企业私营。
我在这场大辩论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不仅彻底驳倒了为权贵私有化辩护的各种谬论，而且以详尽的论证否定了对公有制企业实行全盘私有化的必要性。我的论证已经说明，在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超出一个人积累的限度的任何地方，公有企业的经营效率都可以不低于私营企业。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中也可以经营好规模较大的公有制企业，有足够的可能性使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占一个很大的比重。
但是我的这些文章并没有详尽地说明在中国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的必要性。而今日中国面临的许多紧迫问题，都说明有必要在中国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国有经济。本文要重点论述的正是：为什么说中国需要国有企业，中国为什么有必要保存和经营大量国有企业。
中国需要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而且需要的是那种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和内部纪律的国有企业。中国需要这样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没有这样的国有企业不行，而且这样的国有经济少了也不行。
中国之所以需要大量的国有经济，首先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专门的机构来引导技术进步，需要有许多规模巨大的大企业作支柱；更重要的是因为，由于中国千年以来积存的文化特征，中国的私营企业难以摆脱家族主义的束缚，不同家族的人互不信任，使中国的私营部门无法有效地学习和开发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私营大企业发展无力，因而技术进步和大企业的发展必须借助国有经济。
文化与伦理因素对现代经济的意义
现代资本主义的鼓吹者们制造了一种神话，似乎落后国家没有实现现代的工业化是由于它们没有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可以很快地建成高度工业化的现代经济。
当代对东方国家经济史研究的最新发展已经粉碎了这一神话。中国在宋代以后不仅有发达的私有制市场经济，而且这种私有制是非常资本主义化的：有钱人不仅开始兴办使用雇佣劳动的企业，而且有“本钱”（资本）的人甚至可以买到一切，包括官员的地位。可就是在宋代以后，特别是在产生了大量“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从领先于欧洲国家变为落后于欧洲国家。
欧洲产业革命的历史表明，现代工业化经济的最主要支柱其实是使用自动化机器的现代科学技术，以及来自不同家族的许多人在同一个企业中工作的现代大企业。
研究、开发、采用和学习使用自动化机器的现代科学技术通常需要许多人在一起合作，并且往往要求投入大量的资金，一个人私有的资本通常不足以提供这样多的资金，单个家族一般也不能为开发和使用一项现代技术提供足够的技术人才。
自19世纪下半期以来，现代的工业化国家中就出现了许多大企业，这些大企业成了多数发达国家经济上的支柱。大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生存和发展，表明了在大企业生存的领域中存在着巨大的规模经济，而这种规模经济来源于现代技术赋予经济生活的许多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在重工业和化工工业中，炼铁高炉、化工反应塔、船舶、输油管等设备由于其自然的几何特征而在制造和使用上存在着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像邮政、电信、电力供应和互联网等具有“网络经济”的部门在很大范围内是规模报酬递增的；现代的程序化的流水作业也使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规模报酬递增的。
在这样的物质技术基础上，许多技术含量最高的现代经济部门都是以巨型企业为主来运行，这些部门从19世纪末的重工业、化工工业、铁路运输一直到20世纪的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电信运营。没有这样一些部门，就不可能有现代的经济。
当然，在19世纪以后的那种国际分工格局中，某些小国可以将自己的所有生产能力都集中在那些不需要大企业的部门中，因而不需要拥有本国的巨型大企业。这些小国可以由别国经营的大企业买到需要巨型企业的那些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但是对一个人口超过几千万的大国来说，自己不拥有那些需要巨型企业的经济部门，如铁路、电信等部门，经济就根本无法实现现代化，本国的生产潜力也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而对中国这样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超大型国家来说，不全面发展那些需要大型企业的经济部门——这些部门从钢铁、造船、汽车制造、飞机制造一直到铁路和电信——就不可能使经济现代化，也不可能有可以与发达国家相比的人均收入。
而要经营这样庞大的现代企业，就要有大批高水平的企业管理人员，投入数额巨大的资本金。象研究、开发和采用现代工业科学技术一样，单个家族通常既不能为大型的企业提供足够的管理人才，也不能为其提供足够的资金。
这样，发展工业化的现代经济面临着两个巨大的障碍——需要集聚足够的资金和人才来研究、开发、采用和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和经营大型的企业。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其实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英国、美国和德国等国之所以能够首先克服这两大障碍、建成工业化的现代经济，不是因为它们是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相反地是因为它们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不纯粹，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有许多因素使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实现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型。
在欧洲，真正接近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国家是意大利。这种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使整个经济生活都以家族为中心而运行。在这样的经济运行机制下，意大利曾经在中世纪末期发展起欧洲当时最繁盛的商业和手工业， 出现了使用雇佣劳动的手工工场，这种手工工场被马克思称为欧洲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在这样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意大利不仅没有首先进行产业革命，而且直到现在仍然在发展工业化的现代经济上落后于欧洲最先进的几个国家——英国、德国甚至法国。
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起过表率作用的那些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都有一些重要的因素使它们能够突破经典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束缚。诸如专利制度之类的国家干预，使新技术的发明者有了销售的垄断权，极大地鼓励了私人的技术创新，对英国的产业革命、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大企业形成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荷兰、英国和美国逐渐发展成熟的股份制企业，以许多人对企业的按份共有代替了单个家族对企业的私有，使单个企业集聚的资金大大超过了个别家族的私有资本。马克思甚至说，这样的股份制企业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
不过，荷兰、英国、美国之所以能领先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不仅是因为它们有专利、股份制等制度和国家政策性的因素，更主要的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具有特殊的社会性行为，这种特殊的社会性行为又是由这些国家特殊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造成的。
荷兰、英国和美国都曾在其处于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地位时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股份公司，这些股份公司是一个标志，表明这些国家的人民具有一种相互真诚、信任并结成团体合作的精神，这种相互的真诚和信任超出了单个家族的范围之外。这样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可能起源于早期日耳曼农村公社的团队传统，在封建领主制下得到保存甚至发展，而由这些国家所接受了的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从思想上加以保护和发扬光大。
美籍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5年著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一书，详细地阐述了这样一种社会文化与繁荣的现代工业化经济之间的联系。这位福山就是1989年前后抛出“历史终结论”的那个大名鼎鼎的福山。当时他曾经宣称：“历史终结了，美国的自由和民主制度是全人类唯一的未来”。而相比他当时的“历史终结论”，福山在《信任》一书中所作的论述，才表现出对历史的真正洞察力。
在《信任》一书中，福山把本文前边所说的相互真诚、信任并结成团体合作的精神简称作“信任”，认为它是对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最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本”。福山认为，一个国家有了这样的“人力资本”，才可能成功地建立和经营现代的大公司，才会以现代式的广泛分工来进行生产。
依据一个国家的人民内部相互信任程度的高低，福山区别了两类国家、两类文化：一种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其社会内部具有高度的相互信任，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能够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这样的国家就很容易从民间自发地发展起巨型的企业和生产上的广泛分工，因而在20世纪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另一种则以中国文化为代表，在这种文化中信任度低，人们普遍地不信任与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因而民间的私营部门很难发展起强有力的巨型企业，这种国家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势必落后。
值得注意的是，福山把拉丁语族的欧洲国家——法国和意大利都算作与中国一样的低信任度国家，甚至认为意大利中部地区“本质上是中国儒教式的”。在他看来，英国和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是一种中间类型，它处于高信任度的德日类型与低信任度的中国、法国和意大利类型之间，美国比较接近德日类型，英国则更接近意大利类型。
福山的这一整套学说在学术上只能算作一种假说，但是它确实对经济发展的历史作出了极为令人信服的解释。
按照福山的说法，英国社会内部的相互信任度也不够高，但是起码比意大利那样低信任度的国家要高一些。而在产业革命时代，还没有发展出需要很多人参与研发的技术发明方式，技术条件也不容许产生很大的巨型企业。英国社会内部那比法国和意大利高一点的信任度，就足够容许英国人进行许多技术发明，完成产业革命。但是这样一点超出家族成员之外的相互信任，确实对产业革命有生死攸关的意义。知道蒸汽机发明史的人都应当承认，瓦特和资助他的那个工厂主之间、和镗床的发明者威尔金森技师之间如果没有一定的相互真诚、信任和合作，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良并大批生产蒸汽机，也不可能完成产业革命。
美国和德国在经济上崛起于19世纪下半期，当时经济上最先进的国家靠的是先进的重化工业、现代的巨型工厂，技术发明也需要很多资金和很多人的参与。在这样的时代中，美国在建立巨型企业和进行技术发明方面远远超过了英国，取得并在此后一直保持着经济上世界第一的地位。这不仅是由于美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更由于美国社会内部有比英国高得多的信任度，美国人对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也能够相互真诚、信任并在自发形成的组织中合作。
在福山的心目中，德国和日本的社会内部有着最高的信任度。福山是一个美国籍的日本人，他称颂日本文化、贬低与日本对抗的国家，这些都显然夹杂着某种民族感情在内。他甚至认为日本的文化比美国文化更适合现代的工业化经济，并且忧虑美国国内日益膨胀的个人主义会导致美国最终衰落。但是我们应当承认，福山的观点基本上都有事实依据。德国和日本的人口都比美国少一半还多，资源也很缺乏。它们都是靠着国内居民高度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在19世纪下半期高速发展了现代的工业化经济，德国还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到20世纪下半期，德国和日本都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3大经济强国之一。
低信任度国家的两难处境
而那些被福山归入“低信任度”一类的国家，都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碰到了极大的困难。对并非自己亲属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进行有组织的合作，使这些国家的私营部门无法集聚足够的资金和技术人才来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更无法建立和经营需要大量资金和管理人才的巨型企业。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些国家越发达，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的这些障碍反倒显得越严重。
低信任度国家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的困难，首先导致了它们在单纯依赖私营经济时现代工业化经济发展缓慢。典型的例子是法国。在18世纪末，法国的经济实力和工业（当时是手工业）都居欧美国家的第二位，那时英国已经在欧美国家中经济实力第一。而在此后的产业革命和工业化时代，法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远远慢于美国和德国，而且也慢于英国，以致到了20世纪初，法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落到欧美国家中的第四，美国和德国分别占据了第一和第二的位置，就是对一直比法国先进、20世纪初占据经济实力第三位的英国，法国的差距也拉大了。
令一个例子是文化上类似于法国的拉丁美洲各国。整个拉丁美洲与美国的自然条件相同，由欧洲宗主国独立的时间也相差不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拉丁美洲各国基本上实行与英美相同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但是英美成了世界第一流的发达国家，而拉丁美洲各国则落入第三世界的行列而不能自拔。
为了克服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所遇到的困难、同时又保持民族独立，低信任度的国家就走上了发展国营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道路，并且把自己的国有经济溶入一个实行指导性计划的有系统的产业政策之中。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走上了这条道路，最终使国有企业占了整个GDP的20％，并且一度在20世纪50－60年代取得了高于英美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福山在《信任》一书中相当客观而全面地评价了法国的政府干预和国有化政策。他指出，法国政府在20世纪下半期制定了系统的产业政策，通过补贴等形式的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来发展法国的高科技产业。这种做法虽然成功地发展出了蒸蒸日上的航空航天工业，可是在电子产业等方面却完全失败。因此“法国的高科技产业政策的整体成绩是一团糟”，这“往往被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拿来指责产业政策本身”。“但是许多批评家没有考虑的一个因素是法国政府之所以一直在干预经济，原因就是法国的私营经济一直没有活力，缺乏创造性和创业精神”。
与法国有类似文化的意大利在自由放任的年代一直没能完成工业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出现了“经济奇迹”，真正实现了工业化；但那时的意大利不仅政府有系统的指导性计划，而且有大批巨型的国有企业。
把今日重新进入工业强国之列的意大利和法国，与它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状况、与有着类似文化的拉丁美洲的状况相比较，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其社会中的信任度低的那些国家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单纯依赖私营企业而永远处于不发达的状态，要么就是以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带动经济发展而变为发达国家。想让这种国家象德日英美那样单纯依赖私营企业而变为先进的发达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中国的文化环境：香港与台湾的事实
按照福山的分类，中国不仅是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而且是社会内信任度低的典型。在这样的低信任度国家中，人们对并非自己亲属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进行有组织的合作，经济生活中充满了家族主义。福山的说法有充分的事实根据，我们自己在中国社会中的经验也可以印证他的许多论点。而这样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严重妨碍了中国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我们之所以说，中国需要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就是为了象法国那样避开这些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的障碍，以政府的力量集聚技术人才和资金，研究、开发、学习和采用先进技术，建立和经营大企业。
私有化的鼓吹者们总是说，只要引入现代的股份制企业，就是那些巨型企业也可以由私人所共有的股份公司来经营。可以由私人在任何需要大企业的部门内建立和经营私营的大企业，开发和采用先进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大企业甚至巨型企业的现代经济可以完全由私营企业构成，完全不必建立和经营国有企业。
其实这种说法根本就没有考虑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大股份制企业和风险基金之类的市场经济制度，只有在人们之间有足够的信任度的环境下才能够有效运行。中国股市最近连续多年的低迷不振表明，在一个人们相互不真诚、不信任、不自觉进行合作的社会中，大的股份制企业和风险基金之类的企业和机构不仅无法有效运行，甚至可能无法生存。
至今为止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足以证明本文前边所说的那些原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新加坡和台湾这3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曾经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接近了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因而被与韩国一起称作“亚洲四小龙”。但是它们的变富并不能证明私营企业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效率，反而从几个不同角度证明了我们前边所说的原理。
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单个的城市，按理说其经验和教训对规模较大的国家都不具有多大的指导意义。可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香港经济发展的特点中得到许多启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经由于朝鲜战争等原因而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在当时的那种政治经济环境下，香港在几十年中都是中国内地与西方民间经济往来的主要渠道，成了中国大陆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民间贸易和资金往来的中转站。香港经济在那几十年中的崛起，在极大的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在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经济往来中的垄断性中介地位。近年来的香港报刊将香港从这种中介地位中得到的好处形象地比喻为“吃过水面”。
直到现在，香港仍然依靠在中国大陆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这种经济中介地位来维持其经济繁荣。香港对中国内地的巨额贸易逆差和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同时存在，表明香港在经济上的生存靠的是两类中介活动：将中国大陆生产的产品出口到美国，以及在内地投资设厂生产再将产品向美国出口。
明白了香港经济成长的历史环境就可以知道，香港的经济腾飞靠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确实，在东亚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是唯一真正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它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堪称经典：几乎不存在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也几乎全都是中小型的家族企业。但是这样的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其说促进了香港的经济增长，还不如说对香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严重的障碍。
香港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贸易、金融、运输上，制造业曾经有过大发展，但很快就变得不重要。更重要的是，香港的实业界（制造业和商业）几乎完全由小型的家族企业构成，企业生产的也几乎都是轻工产品。几十年的经济繁荣和高速发展几乎没有在香港打造出值得一提的私营制造业和商业大企业。究其原因，社会内部的信任度低、对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合作的文化心态起了关键的作用。
十年前的1995年我曾经与香港的一位教授（可能名叫关信基）有过一次谈话，他曾经在香港政府的反贪局工作过。他说，经过反贪局多年努力，香港政府机构内部的贪污腐败行为已经基本肃清；香港政府反贪局今后的努力方向是肃清商界的腐败行为。我问他要肃清哪些腐败行为，他说是诸如经理人员拿客户回扣之类的行为。
我对他的这番话很感吃惊，因为根据我们理论经济学家的想象，既然香港的企业都是私营企业，企业的老板自己当然会去严厉地清查和惩处经理人员的腐败行为，用得着政府部门在这里插一手吗？关教授说：政府机构不管不行，因为商界的这些腐败行为对香港的经商环境损害太大。
我进一步问：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公司经理也有腐败行为，但从未听说严重到如此地步。香港的这些经理人员为什么这样差劲，非要吃回扣损害老板利益呢？关教授说：他们嫌老板给的薪水少，就收客户回扣来作补偿嘛。
这一番话点出了香港私营企业的根本弱点：私营老板对员工甚至经理人员都太小气，又没有足够的管理手段去防止雇员的腐败行为，而经理人员对雇主也缺乏忠诚，于是雇员和经理中就盛行拿回扣、搞腐败。这简直是一种典型的“尔虞我诈”的社会环境，它正是香港社会内部信任度低，人们对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合作的文化心态的典型表现。
懂得企业经营的人都知道，在这种经理人员腐败行为盛行的社会环境下，大企业一定是买进的原料贵、卖出的产品贱，因而成本高、利润低；资本家们使自己的资金回报最大化的唯一途径就是在自己的企业中实行家族式管理，把企业规模保持在家族小企业的水平上。于是我们在香港就几乎看不到很大的商业和制造业企业，香港的大富豪几乎都依赖经营房地产，因为房地产业需要的经营团队相对比较容易管理。
在这样缺乏互信的社会环境下，研究、开发甚至学习和采用现代工业的生产技术当然变得极为困难。香港的大富豪靠经营房地产致富，而不是象美国微软的比尔·盖茨那样靠高科技致富。按照正统经济理论的分析，房地产价格的上涨纯粹是工商业发达和经济发展的后果。香港的大富豪靠房地产为生，就是坐享千千万万劳动者和工商小企业的经营者们繁荣香港经济的社会成果，而没有对香港经济的发展作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
这就产生了香港经济的另一大特点：它不但在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上严重落后，而且香港技术水平的落后已经到了与其人均收入极不相称的程度。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都表明，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技术进步，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与该地人们掌握的技术的水平是高度正相关的。但是有研究显示，人均收入达两万美元的香港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其技术含量却只达到了人均收入才几千美元的马来西亚的水平。
这是香港经济今日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香港本来靠着在中国大陆与西方国家的各种贸易中作中介的地位而使其人均“产值”达到了两万美元，但是中国大陆的全面对外开放消除了香港在中国对外经济往来中的垄断性中介地位，使香港越来越难以靠作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中介而维持其高人均“产值”，而香港的科学技术水平又无法维持其人均两万美元的高收入。如果香港能在20年前就由政府主持大力发展与香港产业结构相适应的科学技术，香港今天在经济上的日子会好过得多。
与靠政府支持成功地发展了高科技产业的台湾相比，我们可以说：香港的问题恰恰在于它过分依赖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恰恰在于它缺少国有经济和国营企业来带动整个经济的技术进步。
台湾当然也面临着与香港一样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社会内部也同样是信任度低。由于缺乏对没有亲属关系的人的真诚、信任和自愿合作，台湾很难形成私营的巨型企业，相对于偏向大企业和重工业的韩国来说，台湾的私营企业偏向轻工业和家族式的小企业。但是台湾政府却在几十年中对台湾经济实行了强有力的干预，使台湾出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并进到了经济发达的边缘。
台湾的经济实质上是一种“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行政市场体制”。象法国政府一样，台湾政府制定指导性的经济计划，并以各种政策手段促使其完成。由于私营企业难以形成很大规模，不能开发和率先引进新技术，台湾政府兴办了许多大型的国营企业，并且规划了系统的产业升级政策，由政府投资开发高新技术，以国有的研究单位作技术研发，并以国营或国家参股企业将新技术产业化。
台湾政府的这些措施，使台湾形成了郎咸平预言中国大陆将会出现的那种产业格局：大企业是国营的，而中小企业是私营的。台湾钢铁行业、造船业的大企业都是国营的，20世纪90年代初国营企业仍然占台湾工业产值的30％。
台湾的国有经济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典型地表现在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上。台湾以国有的研究所突破了制造半导体芯片的各种技术难关，从制造原材料（“晶圆”硅片）直到制造芯片都形成了成熟的技术，然后再以国有资金为核心兴办企业将这些技术产业化。象“台积电”和“台电联”这样的巨型集成电路制造厂商，往往都是由财政部投入国有的启动资金，再在社会上募股而建成的。靠着这样成熟的产业升级政策和国有经济的拉动，台湾发展起了极具国际竞争力的半导体产业，在产业发展水平上赶上了日本而直逼半导体产业最发达的美国，使半导体产业成了台湾经济的最新增长点。
香港和台湾的经验事实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在中国式的文化环境中，必须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拉动才能取得足够的技术进步和企业规模，才能取得真正的发展。
中国大陆更需要国有经济
中国大陆与香港和台湾有着相似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在经济发展上当然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也是私营企业无力研究、开发甚至示范性地采用现代的先进技术，也是私营企业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经营那些为整个社会所必需的巨型企业。这是真正的内在原因，促使一百年来的中国历代政府都不能不兴办国有经济甚至国有企业以促进经济发展。
弗朗西斯·福山在写《信任》一书时，一定想到他为中国式的家族主义文化敲响了丧钟，而在实际上，他在该书中的透彻论述，是为具有中国式文化国家中的私营大企业敲响了丧钟。
中国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的困境，其实从一千年前的宋代就开始了。那以后中国不仅有世界上最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有着最经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史的研究者都承认，至迟到4百多年前的明代，中国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雇佣劳动）。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可是问题恰恰在于，这些“资本主义萌芽”都没能导致中国自主地发展起现代的工业化经济。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在制造业上的经济优势逐渐变得明显起来。满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些年中，确实还曾经强行阻止过中国内地的某些建立使用机器的现代工业的尝试，但就是在这个时期，清政府也办过“洋务”，建立和经营了一些“官办”（国营）的工厂。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之后，清政府终于改弦易辙，变为积极鼓励民间发展现代使用机器的工厂工业。也就在这时，中国私营企业在技术和筹资上的先天困难就暴露出来了。
研究过清末的那些著名实业家如张謇等人历史的人都知道，他们为将企业作大而向他人筹资时遇到了多大的困难。这反映出当时的绅商地主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度也是非常之低。这种不相信非自己亲属的人的心态，使中国无法产生真正的现代股份制企业，甚至将民间的私营企业作大都非常困难。当时需要最多资本的投资项目无过于铁路，而在中国集聚民间资本的困难之处就集中体现在清末兴办铁路的风波之中。
胡绳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章第4节概述了清末各省围绕铁路商办还是官办所发生的斗争。1905－1906年江苏、浙江两省的绅商们代表民间资本坚持“商办”沪杭甬铁路，虽然在一个时期内坚持了该铁路公司的商办性质，但资金等方面的问题却使该铁路迟迟不能建成。其它有些省份的商办铁路公司也多半是这种情况。因此清政府觉得有理由认为商办不如官办。光绪34年（1908年）5月的一道上谕说：“近年各省官办铁路，皆能克期竣工，成效昭著；而绅商集股请设各公司，奏办有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交通”。
以后湖南、湖北等省也都发生过民间的绅商学界要求商办铁路的争路权运动。1911年清政府发布上谕，指责广东、四川、湖南、湖北的商办铁路近几年来毫无成效，宣布实行铁路国有政策。按照这个政策，清政府将四川的“铁路公司”正在筹建的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而这却遭到了四川的绅商以致普通群众的广泛反对。四川的绅商们组织了“保路同志会”，开展了群众性的“保路运动”，并且很快发展成与清政府的武装冲突。“保路运动”进一步如此发展，就成了引发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并最终推翻清王朝的导火索。
表面上看，四川的“保路运动”和各地的争路权运动反对的都是铁路官办或“国有”，但是实际上这些斗争都涉及到中国民族资本与外资的矛盾。当时在清政府中负责修筑铁路事务的大臣盛宣怀认准了“引进外资”一条路，先有1898年签约将沪杭甬铁路路权让与英商，后有1911年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约借款修筑“收归国有”的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所以当时的民间资本回击清政府说，所谓官办，其实是靠借外债而出卖主权给洋人；四川的保路同志会更宣称，“川人之极端反对者，……不在路归国有，而在名则国有，实则为外国所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盛宣怀在1870年代论及煤铁、矿务、航运企业的创建时还宣称，此等企业“责之官办，而官不能积久无弊”，“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这段话前些天还被陈志武先生引用，作为“私营企业天然优越”的佐证。但是盛宣怀在20世纪初却出任了汉冶萍公司总理，并且一手操办了1911年的“铁路国有化”，闯下了天翻地覆的大祸。他之遭后来的中国人唾骂，也并不是因为他从主张“商办”变为操持“国有化”，而是因为他操持的“国有”会变成“外国所有”。
历史的结局是，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所兴建和经营的铁路，如果不归外国所有，就几乎全都是一开头就为国有。中国的私营企业一直没有能力为铁路这样大的投资项目进行筹资和经营管理。民国时期私营的工商业有过一定的发展，但是一直十分弱小。而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和增强国力，也很早就开始兴办和经营国营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在30年中推行的是公有化政策，1978年时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工业生产中占了统治地位。私有化的鼓吹者们总是认为，那时的“公有企业占统治地位”是政府的政策“违反自然规律”“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但是也正因为中国政府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来有计划地推行工业化政策，中国才能在半个多世纪中一直保持着比同样落后的大国印度高得多的经济增长率。
1978年中国转而实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之后，保持了年平均9％的高速经济增长。普遍的论调是认为这样持续的高增长来源于私营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大举进入中国。其实这是对中国最近这27年历史的误解。不要说这些年中中国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仍然有显著发展，就是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迅猛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有经济。
熟悉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状况的人都知道，外商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大量使用了中国国有部门提供的技术人才甚至管理人才，有许多大的外商投资企业干脆一开头就从与中国国有企业合资开始。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国有部门，不仅包括国有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所，而且包括了国有企业。没有国有部门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这些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外商投资企业绝不可能在中国取得那样多的利润，中国也绝不可能吸引那么多的外商投资。
最近二十几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地区中，只有浙江省是真正靠当地的私营企业而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熟知当地经济状况的人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两个地方——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和江苏的苏南地区，除了外商投资所起的作用外，主要是靠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甚至国有企业带动了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而这两个地方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利用国有企业向它们溢出的技术（通过聘请技术人员和其它方式），同时也靠当地国有银行由于有了信贷自主权而对本地乡镇企业极为宽松的信贷支持。
中国的私营企业也依赖于国有经济
浙江的私营企业早期的典型是温州的家族小企业，近十年来则以台州等地的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为代表。浙江私营企业的高速发展，确实首先得益于浙江私营企业家们的勤奋和精明以及敢冒风险的创业精神，但是它们同时也大量利用了国有部门溢出的技术。一旦没有了比它们技术水平高的国有部门向它们溢出技术，它们的发展就会立即陷入停滞。
温州的经济崛起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它几乎完全依靠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家庭工业。从那以后，小型的私营家族企业一直是温州经济的主体。在20世纪80年代，温州经济增长的支柱是发展日用品（如钮扣）的制造和电器开关的制造，这些产品的制造技术在当时的中国已经获得普及，可以很容易地从国营企业甚至乡镇企业获得这些技术。20世纪90年代温州的经济仍然以生产和销售日用消费品为支柱，但是产品的技术含量有所升高，标志性的“拳头产品”已经变为低档的鞋和一美元一个的一次性打火机。这些产品的生产技术显然来自于外商投资企业，但是它们也是在全世界已经普及的比较简单的技术。
靠着这些私营家族小企业克勤克俭、艰苦经营，温州人有了较高的人均收入并积累了巨额资金。据可靠的估算，温州的民间资金有3000亿元。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温州本地的经济却逐渐陷入停滞。进入21世纪之后，温州的经济增长率一度降为浙江全省最低，投资不振。温州人的大量资金在2003年和2004年流向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市场去买卖住宅，“温州炒房团”成了全国媒体有关房地产报道的关注热点。还有许多温州人将资金投入山西的煤矿，成了所谓的“炒煤团”。
最近几年温州所呈现出来的，不是经济的发展，而是倒退。本来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它应当首先体现在产业升级上，体现在支柱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不断提高上。但是温州的企业家却从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日用消费品生产转向了使用最原始技术挖煤的山西私营小煤窑，这就不是产业升级，而是产业的下降。
温州人的投资方向所反映的这种经济停滞和水平下降，绝不是由于温州人的资金已经绝对地过多。相比日本和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温州人的人均资金数额还是比较少的。如果温州人从事象日本和美国那样高技术含量的资本密集式生产，温州人自己有的这点资金是不够用的。温州最近几年出现的是资金的相对过剩，而这种过剩的根源恰恰在于温州特殊伦理习俗下的家族私有制。
温州人自己这样解释他们为什么将资金投向倒卖大城市的住宅：作其它的工业我们没有技术，作大商业我们斗不过美国沃尔玛那样的跨国超级市场。现在跨国公司已经进入中国，我们已经无法在制造业和商业领域同它们竞争。这就是说，首先是缺乏较高水平的技术，使温州人无法进一步大量投资来发展更高水平的制造业。
但是妨碍温州产业进一步升级的不仅是温州人能够掌握的技术。许多企业规模较大的制造业，如农用车制造、摩托车制造等等，一方面需要大量资金，另一方面国内也掌握了足够多的技术。有3千亿资金的温州人如果能采用现代的股份公司形式，就可以将他们多余的资金集中起来，在这些产业的发展上取得成就。但是温州人却一直不能这样作。
这里就暴露出温州的家族私有制根深蒂固的弱点。温州是福山所说的那种信任度低的社会的典型，人们一直固守着顽固的家族主义，对并非自己亲属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进行有组织的合作。这样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必然导致他们自发地抵制英美式的现代股份制企业，而一直以家族为单位来经营和运作资金。
其实，就是温州人缺乏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技术这一点，都反映了温州家族私有制的根本弱点。有3千亿资金的温州竟然不能开发出适用于温州的产业升级技术，这简直就荒唐可笑。任何搞技术开发的人都清楚，用这3千亿资金的百分之一（30亿）可以开发出多少实用技术。问题只在于，在温州那样的家族私有制文化下，找不到私人自发投入足够资金进行技术研发的途径。
温州制的打火机出口在前几年碰上了欧洲的技术壁垒，欧洲人以温州的廉价打火机没有安全装置为由禁止其对欧洲的出口。其实，发达国家已经研制并大量销售了有安全装置的打火机，中国也肯定具备自主地找到仿制这种打火机的方法的技术能力，这样自主研究仿制方法所需的资金也不会多。但是有那么多剩余资金的温州人就是不能拿出这样一点资金突破这个技术难关，从而使这个贸易技术壁垒成了温州因为没有技术而无法发展经济的典型事例。
从我们的国有经济必要论的角度看，温州目前面临的问题简直就不成其为问题。温州的当地政府早就应当投入必要的资金进行技术研发，开发温州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技术，包括生产那种有安全装置的打火机的技术。政府可能需要向私营企业收税来为这种研发提供资金，但是只要政府将研制出的技术以足够的优惠条件向私营企业扩散，温州的私营经济就可以最终从政府筹资进行的研发中受惠，温州的经济也会走上产业升级的健康发展之路。
这样看来，温州发展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对私营企业的迷信造成的。没有国有的技术研发、不搞国有经济使温州经济丧失了发展后劲。温州的问题恰恰在于缺乏必要的国有经济。
浙江的另一个近年新兴的工业化地区——台州，更显示出国有部门的技术溢出对私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台州的私营企业规模比温州大得多，生产的产品也更重型化。台州最有名的产品是缝纫机和摩托车。有名的生产“飞跃缝纫机”的私营大企业当然得益于其经营者的能力和胆识，但是它使用原来归上海的国有企业所有的“飞跃”商标这一点，就暗示它最初的技术和品牌都来源于国有企业。
台州的路桥区遍布着私营的摩托车企业，台州人在2002年时就说：生产摩托车是一种简单的技术。我曾经问一家生产摩托车的私营企业的老板，它生产的摩托车的发动机又是谁生产的。这位老板回答说是自己生产的。但是当我再问他生产的图纸从哪里来时，他却一声不吭。显然，这些摩托车企业的生产技术最初都是从别的企业“溢出”的，这种“溢出”的源头不是国有企业就是国有企业与外商的合资企业。
台州的另一家股份制企业更明显地表明了它从哪里得到生产技术。这家企业原来生产各种压制的塑料产品，其中最主要的产品是压制的摩托车塑料配件，这些塑料配件是为重庆的一家摩托车厂生产的配套产品。2002年前后，台州的这家企业开始自己生产摩托车。显然它的技术来源于重庆的摩托车生产企业。
重庆现在有许许多多家私营的摩托车企业。他们技术的来源应当就是国有企业“重庆嘉陵”。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重庆的国有军工企业就开始生产当时的国际技术水平的“嘉陵”摩托，后来湖南株洲和济南的国有企业也都大量生产现代化的摩托车，济南生产的摩托车就是著名的“轻骑”。重庆的著名私营摩托车生产企业如“力帆”从不讳言它大量使用了原国有企业的员工甚至下岗职工。
这样，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条摩托车制造技术的扩散路线：从国有企业“嘉陵”开始，扩散到重庆的那些私营摩托车制造厂，再扩散到浙江台州的私营企业。
著名的私营小汽车制造企业“吉利”原来也生产过摩托车。现在“吉利”已经与国有的“奇瑞”、“哈飞”、“华晨”、“长安”并列，成为中国小汽车制造行业经营“自主品牌”的旗帜。而“吉利”最初也大量从国有部门得到制造小汽车的技术，连它最近搞的自主研发都大量使用原国有部门的专门技术人才。曾有传闻说，现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开始造小汽车时曾公开宣称，他最喜欢使用国有企业不要的人，因为这些人有本事，能干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吉利”在最初造小汽车时从国有部门得到的好处。
李书福一直在大声疾呼，在小汽车制造上要搞“自主品牌”、“自主研发”。但是吉利的自主技术开发仍然大量借用了国有部门已经有的技术积累。『新京报』2005年3月10日的「经济新闻」报道，李书福“觉得吉利的研发实力是中国最强的”。他说：“我们把韩国汽车工程协会会长”“请来当我们的研究院院长”，“还挖来一汽总工程师杨杰中，二汽副总工程师张克。我们研究院500多人”。而正是在培养这些高级技术人才方面，国有部门为私营企业吉利的技术研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不仅浙江的私营企业依靠国有经济向其“溢出”技术、提供技术人才，全国的私营企业也都显示出这样的依赖关系。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私营企业中，只有“吉利”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华为”显示出了自主开发技术的强劲势头。“华为”取得的业绩确实骄人，如果中国的私营企业能有一大批象“华为”那样，中国就确实可以靠私营企业发展为发达国家。但是我们有理由把“华为”看作中国私营企业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中国政府对信息技术的开发有许多投入，信息产业中也有许多大的国有企业，信息技术产业的技术人员在各企业间又有很高的流动率。考虑到这些，再考虑到“华为”也从参与政府的项目中得到许多好处，我们有理由猜测，“华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仰仗国有经济。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东北可以说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相比东南沿海地区，最近二十多年来东北的经济增长确实缓慢，许多企业甚至整个地区都陷入了经济上的困境。最近十几年来流行的说法是，东北经济之所以困难，就是因为东北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比重太高。其实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解释。
实际的情况是，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不仅是东北经济赖以生存的支柱，甚至也是东北城市中的私营企业赖以生存的支柱。没有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不仅东北的经济要崩溃，连东北的私营企业都活不下去。
最近我听老家大连的一位亲戚谈到了大连的一家私人合股的小有机化工厂，该厂专门生产几种纺织品生产用的辅助材料，产品销路不错，企业的日子也就过得不错。但是这家私营有机化工厂生产的产品及其生产技术，都是由大连国有的化工研究所转让过来的技术。没有国有单位提供技术，这样的私营企业根本就无法经营。
我在沈阳的一位老朋友是真空技术行业的高级技工。他告诉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沈阳市的真空技术行业有从业人员2千人，都集中在两个国有企业和一个当时归一机部领导的真空技术研究所里。现在那两个国有企业已经倒闭，那个真空技术研究所也由于一机部被撤销而转归地方领导，靠着一年几百万元研究经费而惨淡经营。但是现在沈阳从事真空技术行业的从业人员已经有近万人，他们当然几乎全都在私营企业中就业。这些私营企业大的有几百人，小的只有十几个人。不过，这些私营企业的技术骨干几乎全是该行业原来的那两个国有企业和真空研究所的员工。现在该行业的不少私营企业还由真空研究所的在职员工经营，这其中的关系一望可知：国有研究单位的员工将自己得到的技术知识用于私营企业，成了私营企业技术知识和技术力量的来源。
我的那位老朋友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我们这个行业的最大问题是后继无人。我们这些从国有企业培育出来的技术工人都已经老了，却没有新一代年轻人来接替我们作技术工人。没了新一代的技术工人，中国的这个行业还怎么搞下去呢？要知道，连广东最近这些年新兴的真空技术企业，在技术上也依靠从沈阳招去的那些国有企业的老技术骨干！
我的老朋友那一代老技术工人是在国有企业中培养出来的。这么多的私营企业竟然不能培养出合格的新一代技术工人。没有了国有企业，连技术工人都无法正常培养，中国人的“人力资本”面临着不能增加反而减少的威胁！
不仅如此，如果真象有关方面的“事业单位改革方案”计划的那样，为了一年节约那几百万元研究经费而将真空研究所关闭，那可连向私营企业“溢出”技术的最后源泉都会枯竭。这样的一个高技术行业将会因此从中国大地上消失，这个行业光在沈阳的1万现有从业人员也应当能创造1亿元的净产值。如果在各个行业中都这样作，那就不要说“振兴东北”谈不上了，只怕连整个中国经济的未来都要被断送。
最近20年来的事实只是证明了，中国的私营企业并没有克服它那与生俱来的老毛病——无力研究、开发甚至率先引进现代的先进技术，无法有效地聚集足够的资金来经营那些为整个社会所必要的巨型企业。要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必须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学习，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来研究、开发和引进现代的先进技术，有效地筹集足够的资金来经营那些为整个社会所必要的巨型企业。
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并不低
一谈到要发展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许多人就认为这会降低经济效率，因为他们认定国有企业是没有效率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偏见。
这个偏见的来源之一是将“利润低”与“效率低”混为一谈。许多国有企业的人均利润远低于私营企业，但人均产出并不一定低于私营企业。其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净产值的内部分配比私营企业更偏向于企业员工。对此我在《如何对付“冰棍效应”》、《应当立即停止运动式的企业“改制”》等文中都有论述。而这种单纯由于净产值内部分配不同所造成的低利润，并不能算作国有企业的无效率。
我在《别把企业理论的假说当教条》等文中还论证了，即使只考虑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设计了适当激励机制的国有企业也不一定比主要资金不是由经营者投入的那种私营企业利润率低。这里我不想再重复这一类的理论论证，而只想说说可以见到的中国国有企业的事实。
许多人相信国有企业没有效率，是因为他们看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普遍经营困难、60％多的国有企业亏损的现象。但是这些现象并不能证明中国国有企业的没有效率。除了多年担负过高的税率这样一些政策性的问题外，造成当时大部分国有企业亏损的主要因素，其实是一个市场经济中很自然的原因，这个原因与企业的所有制没有任何关系。
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经营环境千变万化，突然的宏观经济冲击、行业特有的问题以及经营者的一时失误都在所难免。因此，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常常会由于这些偶然的冲击而陷入严重的亏损以致倒闭。今年发表的一份全国工商联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非国有的所谓“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不到3年，民营企业有60％在5年内破产，有85％在10年内消亡。
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60％多的国有企业亏损其实很正常，因为到那时为止，十多年中几乎没有再兴办任何新的国有企业，几十年中也没有关闭过多少国有企业，那时的国有企业绝大部分运营了20年以上。按中国“民营企业”的倒闭率，20世纪90年代中期存在的那些国有企业中应当有90％已经因为无法扭亏为盈而倒闭，它们当时还存在只是因为在那之前基本不关闭国有企业。那时国有企业只有60％多亏损这一点，只能说是证明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比私营企业有效率。
如果用这二十多年中单个企业的具体例子来说明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那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经营状况在很长时期中一直良好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不仅存在于垄断行业中，也同样存在于竞争性行业中。汽车行业的国有企业我们不必提，在有成百上千家企业相互竞争的钢铁行业中，宝山钢铁公司近20年来一直有着骄人的经营业绩，鞍钢和首钢的经营也相当不错。
在新兴的家用电器制造业中，“安彩”（“安阳彩玻”）、大连华录等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都相当好，“四川长虹”在其经营者真正把它当作国有企业来经营时，更是有着气贯长虹的经营成就。只是近年“四川长虹”的经营者受权贵私有化思潮冲击而图谋搞MBO，才使四川长虹在经营中蒙受了巨大损失。
这些国有企业中的每一个，都有资格作为经营成功的企业而在管理案例中得到大书特书。
根据前边所作的一般分析，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不低于私营企业，通常是在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不能由一个人提供的领域内，这种领域中有效率的企业规模应当相当大。而在经营者一个人就能够提供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的领域内，也就是在有效率的企业规模比较小的领域内，私营企业的经营效率应当高于国有企业。理论上的理由很简单：企业经营者使用自己的资金经营企业当然比使用别人的资金经营企业更精心更努力。这也就是主张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人反复重复的“理论”。可就是在中小企业有效率的典型行业——商业零售行业内，我在最近几年也看到了不少经营很有效率的国有企业。
据我所知，北京市将西城区国营的副食品商店组建为“万方”集团，西城区的国营饮食服务企业则被归并到“华天”集团中。1999年我搬到了北京市西城区的新街口附近居住，附近有好多个属于“华天”和“万方”的小店，有些店的经营情况看来还不错。特别是有个属于“万方”名叫“福绥源”的小副食店，只有员工十来个，我经常到那里去买肉、蛋、菜等副食品，从我观察的销售情况看，这个小店的经营甚至可以算作“挺好”。只是在6年之后的今年这个小国营商店才关闭了。关闭的原因很简单：该店及其周围的房屋都属于拆迁之列，它的店面被拆掉了。
我亲眼看到的一个经营业绩杰出的国营中小商店是大连的玉华商场，我父母自1999年以来就住在这个副食商店附近，我回大连探望父母时经常到这个商场买菜、肉、蛋以及其它副食品。这是个经营面积不过1千平方米的中小型商店，员工大约不超过百人，但是其营业上的兴旺发达景象令人吃惊，真可以用“天天顾客爆满”来形容它。1999年时，这个玉华商场后面还有一个面积同样大的出租摊位给个体户的“农贸”市场，但是一直顾客稀少，两年前终于关闭——这是名副其实的“国有企业把同行业的私营企业竞争垮了”。
最近我打听到，这个玉华商场属于大连市的“民勇集团”，经营状况确实一直很好。玉华商场至今每年还向“民勇集团”上缴几十万元利润。但是2003年“民勇集团”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其实是所有者不明不白的企业），使玉华商场失去了国有企业的地位。这样一家辉煌的国有企业并未在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中倒下，倒是被不顾一切的“改制”消灭的。在2003年“民勇集团”改制之后，玉华商场的职工福利大幅度下降，影响了职工的积极性。企业“改制”这样降低职工福利，也是我早就指出的“改制”恶果之一。
在20世纪90年代，“民勇集团”的核心、国营的“民勇商店”经营的业绩也绝不次于玉华商场。现在“民勇商店”已经不再作实质性的商业经营，改而向小商贩们出租铺位。它不作实质性经营有其不得已处：大连市不顾一切地抢先“请”进了跨国商业巨头“家乐福”，在“民勇商店”前面开设了一家巨型超级商场，抢走了民勇商店的客源。
国有的大连民勇商店和北京“福绥源”小副食店的衰落和关闭都表明，许多国营中小商店的倒闭并非由于其经营不善，而是当地政府蓄意扼杀国营企业的结果。这些地方政府以“优惠政策”巴结外商使其硬性抢占当地市场，甚至干脆利用“市区拆迁改造”直接关闭国有商店、强行“改制”而消灭国有商店，使本来经营很好的国营商店也无法生存下去。
大连玉华商场这样的小型国有商业企业能够如此欣欣向荣，连我也深受刺激。因为即使按照我前边作过的一般分析，在一个人就能够提供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的小型企业领域内，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应当低于私营企业。进一步的思考使我认识到，我们的“理论”之所以说明不了实际，是因为中国的几乎所有研究“企业理论”的人都忽视了决定企业业绩的两个重要因素：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下级员工的积极性。
许多人都承认国营玉华商场的经营者“有工作能力”，玉华商场的经营管理水平明显高于许多私营企业；玉华商场又实行了一系列能够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的经营方式和分配方式。我前些年曾经亲眼看到玉华商场的售货员们是如果满腔热情地在岗位上工作。这就足以使这样一个国营小企业有如此的竞争力。
当然，要搞好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真正发挥本文前边所说的那些积极作用，政府就必须对国有企业实行有效的监管，真正履行国有企业所有者所应当履行的职能，并且在国有企业内部实行严格的管理，使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们真正按照规则行事。当前特别要加强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监督，严格清查和惩处一切盗窃和侵占国有财产的腐败犯罪行为，清除目前国有企业经营者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甚至侵占国有财产的行为。
如果不坚决惩处和杜绝国有企业经营者侵占国有财产的行为，中国就真会形成秦晖所说的那种“掠夺人民财产流水线”：前边以各种借口实行“国有化”，“化私为公”，把无特权者特别是普通民众的私有财产化为名义上的“国有财产”；后边又悄悄地甚至公开地实行让少数有特权者发财的私有化，以此来化公为私，把国有财产再变成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将这两步联成一个整体，就真的成了秦晖说的“掠夺人民财产流水线”——“国有化”再“私有化”，其最终作用是将没有特权的普通民众的私有财产化作少数有特权者的私有财产。
根据本文的上述论述，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某些人最近十余年来所主张和推行的“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是完全错误的路线。本文已经详尽地说明，要在中国式的文化环境中发展真正的现代工业化经济，就必须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拉动来取得足够的技术进步和企业规模。中国需要的不是“国退”，而是“国进”，我们需要在战略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巨额资本的产业中进一步新办和扩大国有企业；中国不应当实行“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的政策，而是应当“国有企业进入竞争领域”，在所有的战略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需要巨额资本的产业中建立并发展强大的国有企业。
中国的文化环境造成了私营企业在需要创新和规模的领域中发展无力，在这种国家实行“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就是葬送中国的支柱产业、葬送中国的经济发展、葬送中国的未来。这才是真正没有经济效率的政策。
更为恶劣的是，“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的口号早已变为“以隐蔽的私有化消灭国有企业”的借口，而这种在“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旗号下进行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已经变成了对全民财产和国有企业职工权益的最露骨的剥夺。这样的剥夺不仅破坏了人类必不可缺的最起码的正义原则，而且造成了中国社会极端尖锐的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内部冲突，将中国社会拉向动荡。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必须彻底否定“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的整个方针，并且透彻地批评和清算这些方针所带来的一切恶果。
最近十年左右，还流行一个与“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并列的口号——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战略重组”。但是在“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的思想指导下，“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变成了不过是“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的另一种说法，或者是“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的一种比较缓和的形式。特别是最近几年，“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成了变相消灭国有企业的另一个借口。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都不再是“国有企业有进有退”，而是变成了一场“有退无进”的骗局，一场借口“战略重组”而消灭国有企业的骗局。这使我们不得不对“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也抱着极端尖锐的批判态度。
我之所以对上述这几个方针持如此尖锐的反对立场，是因为中国需要国有经济、需要国有企业。当然，这种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首要功能在于带动整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它应当主要集中在那些需要大量资本投入和巨型企业的行业中，集中在先进技术的研发和率先引进上。
中国需要国有企业，但这应当是有严格管理和按照规则行事的国有企业，而不是目前普遍存在的那种经营者可以胡作非为、任意贪污盗窃侵占国有财产的国有企业。这就是由本文所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