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初年盛宣怀试办湖北矿业失败原因再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还原李鸿章派盛宣怀来鄂办矿及其改变初衷，定计在直隶开平一带大举采煤的区位决策过程，并比较湖北大冶、荆门等地与直隶开平一带的地理条件，揭示了中国内部各种自然－人文因素，如自然资源、社会经济条件、政治文化背景等对中国近代工业布局与发展之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工业区位选择这一新的视角，对光绪初年盛宣怀试办湖北矿业失败之原因作了新的解释。进而指出，中国近代工业布局的区位因素及所呈现出的地理特征错综复杂，尚有赖学术界对此进行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
关键词：工业区位 李鸿章 盛宣怀 湖北矿业
近代工矿业的建设离不开特定的地理位置，企业的地理区位对其生存、发展均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遗憾的是，对于我国近代工业发展进程中的区位选择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迄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光绪初年，李鸿章派盛宣怀来湖北兴办矿务。李鸿章初曾对此寄予厚望，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最终李鸿章却放弃了湖北，定计在直隶开平一带大举，湖北工业化步伐因之停滞了近十年。对李鸿章等人这一区位抉择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揭示与探究，无疑为我们切入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案例。
湖北近代煤铁事业发展受挫的原因何在？主事者盛宣怀本人后来曾在不同的场合进行过不同的解释，共有交通不便、“运道艰难”[②]，“经费短绌”[③]，“风气未开”[④]等三种说法。历史学者对此的看法亦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当时洋务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官办或官督商办，存在严重的弊端，这是新式矿业在甲午战前产生之后，一度获得发展旋又趋于萎缩的主要原因之一。[⑤]有学者还进一步指出，当时主事者“在矿址的选择上缺少科学性”；所聘“矿师不佳，浪费资金”；“经营活动偏离办矿宗旨”等因素导致了湖北煤铁矿停办。[⑥]也有学者归因于主事者不曾处理好当时错综复杂的官商关系，[⑦]
这些说法固有其合理性，但仍不够充分。当我们将当时湖北办矿情况与直隶开平相比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二者都是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推动下兴办的，起初李鸿章对湖北煤铁事业的重视程度远在开平之上。开平煤矿在创办过程中所遇到而必须克服的交通困难、社会阻力（包括官方和民间）及其所需投入的资金均较湖北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就企业管理体制而言，开平为官督商办，湖北则经历了官办和官督商办等不同的阶段，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企业内部均无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但二者的命运迥乎不同：开平最终得到了官方和商人支持，不断克服困难，向前发展，并进而带动了当地的铁路、港口和码头建设的近代化进程，而湖北煤铁事业却中途夭折，丧失了这一宝贵的发展机遇。显然，上述各种看法均不足以解释这一结局。
笔者认为，追溯并还原李鸿章等将发展近代煤铁事业的重点由湖北转向开平的区位决策过程，剖析造成这一区位选择结果的影响因素，不特可以进一步解释此次湖北兴办煤铁事业受挫的原因，而且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近代工业布局的区位因素及其地理特征大有裨益。遂成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一 来鄂办矿之初衷
鸦片战争以来，一方面，随着西方国家对华殖民侵略的加深和中西交通的日趋频繁，西方国家来华军舰、商轮日益增多，为了获得廉价的燃料，西方殖民者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企图攫取在华开采煤炭的权力。西人企图染指的地区，首先是我国台湾鸡笼（今作基隆）等沿海地区煤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进入长江流域，中国内地的煤炭资源也日益受到重视。1868年，西方侵略者趁议定修约的机会，向总理衙门要求开采“京师之西山、长江之两岸、山东、粤东产煤之处”。[⑧]另一方面，随着国内洋务运动日益展开，洋务派兴建的轮船、制造等厂局对煤炭的需求量逐步上升。当时国内土法开采的煤炭质劣量少，并不适用。而进口洋煤价格日昂，漏巵日甚，且一旦中外有事，又恐外人挟制。因此洋务派也开始考虑用西法开采煤铁各矿。
1874年，清廷筹议海防，直隶总督李鸿章、船政大臣沈葆桢请开煤铁矿以济军需，得到清廷允许，奉旨于直隶磁州、台湾试办。[⑨]不过，李鸿章等的眼光并未局限于磁州、台湾二地。在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中，就曾提到要在南省滨江、近海等处设法试采煤铁。李鸿章还密令盛宣怀访查国内煤铁产区。[⑩]光绪元年（1875）六月间，盛宣怀奉命抵达湖北广济一带察勘。不久，李鸿章、沈葆桢及湖北巡抚翁同爵会奏清廷，派委盛宣怀赴鄂设局，勘采煤铁。自光绪元年（1875）盛氏来鄂办矿至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下令裁撤荆门矿务局，这次办矿活动历时七年，涉及到鄂省长江沿岸许多州县，是湖北有史以来第一次近代自然资源勘探活动，也是湖北发展近代工矿业的第一次宝贵尝试，对湖北后来的工业化运动发生了深远影响。
清廷上谕原本决定在直隶磁州、台湾试采煤铁，由李鸿章、沈葆桢分别负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还原李鸿章派盛宣怀来鄂办矿及其改变初衷，定计在直隶开平一带大举采煤的区位决策过程，并比较湖北大冶、荆门等地与直隶开平一带的地理条件，揭示了中国内部各种自然－人文因素，如自然资源、社会经济条件、政治文化背景等对中国近代工业布局与发展之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工业区位选择这一新的视角，对光绪初年盛宣怀试办湖北矿业失败之原因作了新的解释。进而指出，中国近代工业布局的区位因素及所呈现出的地理特征错综复杂，尚有赖学术界对此进行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
关键词：工业区位 李鸿章 盛宣怀 湖北矿业
近代工矿业的建设离不开特定的地理位置，企业的地理区位对其生存、发展均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遗憾的是，对于我国近代工业发展进程中的区位选择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迄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光绪初年，李鸿章派盛宣怀来湖北兴办矿务。李鸿章初曾对此寄予厚望，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最终李鸿章却放弃了湖北，定计在直隶开平一带大举，湖北工业化步伐因之停滞了近十年。对李鸿章等人这一区位抉择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揭示与探究，无疑为我们切入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案例。
湖北近代煤铁事业发展受挫的原因何在？主事者盛宣怀本人后来曾在不同的场合进行过不同的解释，共有交通不便、“运道艰难”[②]，“经费短绌”[③]，“风气未开”[④]等三种说法。历史学者对此的看法亦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当时洋务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官办或官督商办，存在严重的弊端，这是新式矿业在甲午战前产生之后，一度获得发展旋又趋于萎缩的主要原因之一。[⑤]有学者还进一步指出，当时主事者“在矿址的选择上缺少科学性”；所聘“矿师不佳，浪费资金”；“经营活动偏离办矿宗旨”等因素导致了湖北煤铁矿停办。[⑥]也有学者归因于主事者不曾处理好当时错综复杂的官商关系，[⑦]
这些说法固有其合理性，但仍不够充分。当我们将当时湖北办矿情况与直隶开平相比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二者都是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推动下兴办的，起初李鸿章对湖北煤铁事业的重视程度远在开平之上。开平煤矿在创办过程中所遇到而必须克服的交通困难、社会阻力（包括官方和民间）及其所需投入的资金均较湖北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就企业管理体制而言，开平为官督商办，湖北则经历了官办和官督商办等不同的阶段，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企业内部均无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但二者的命运迥乎不同：开平最终得到了官方和商人支持，不断克服困难，向前发展，并进而带动了当地的铁路、港口和码头建设的近代化进程，而湖北煤铁事业却中途夭折，丧失了这一宝贵的发展机遇。显然，上述各种看法均不足以解释这一结局。
笔者认为，追溯并还原李鸿章等将发展近代煤铁事业的重点由湖北转向开平的区位决策过程，剖析造成这一区位选择结果的影响因素，不特可以进一步解释此次湖北兴办煤铁事业受挫的原因，而且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近代工业布局的区位因素及其地理特征大有裨益。遂成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一 来鄂办矿之初衷
鸦片战争以来，一方面，随着西方国家对华殖民侵略的加深和中西交通的日趋频繁，西方国家来华军舰、商轮日益增多，为了获得廉价的燃料，西方殖民者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企图攫取在华开采煤炭的权力。西人企图染指的地区，首先是我国台湾鸡笼（今作基隆）等沿海地区煤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进入长江流域，中国内地的煤炭资源也日益受到重视。1868年，西方侵略者趁议定修约的机会，向总理衙门要求开采“京师之西山、长江之两岸、山东、粤东产煤之处”。[⑧]另一方面，随着国内洋务运动日益展开，洋务派兴建的轮船、制造等厂局对煤炭的需求量逐步上升。当时国内土法开采的煤炭质劣量少，并不适用。而进口洋煤价格日昂，漏巵日甚，且一旦中外有事，又恐外人挟制。因此洋务派也开始考虑用西法开采煤铁各矿。
1874年，清廷筹议海防，直隶总督李鸿章、船政大臣沈葆桢请开煤铁矿以济军需，得到清廷允许，奉旨于直隶磁州、台湾试办。[⑨]不过，李鸿章等的眼光并未局限于磁州、台湾二地。在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中，就曾提到要在南省滨江、近海等处设法试采煤铁。李鸿章还密令盛宣怀访查国内煤铁产区。[⑩]光绪元年（1875）六月间，盛宣怀奉命抵达湖北广济一带察勘。不久，李鸿章、沈葆桢及湖北巡抚翁同爵会奏清廷，派委盛宣怀赴鄂设局，勘采煤铁。自光绪元年（1875）盛氏来鄂办矿至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下令裁撤荆门矿务局，这次办矿活动历时七年，涉及到鄂省长江沿岸许多州县，是湖北有史以来第一次近代自然资源勘探活动，也是湖北发展近代工矿业的第一次宝贵尝试，对湖北后来的工业化运动发生了深远影响。
清廷上谕原本决定在直隶磁州、台湾试采煤铁，由李鸿章、沈葆桢分别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