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政策走向
美联储内部政策辩论升温
路透8月4日报道，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当日表示，鉴于经济从新冠大流行中复苏的速度惊人，美联储可能在2023年开始加息。
与他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另外两名决策者，他们也表示希望尽快开始缩减大规模购债计划，尽管其中一位，达拉斯联储总裁柯普朗明确表示，他认为提前缩减每月1200亿美元资产购买步伐，不是加速升息的前兆，而是预示着美联储将以更“耐心的态度”对待升息。
报道说，综合来看，这几位官员的讲话为美联储较预期更快削减对经济的支持铺平了道路。他们的讲话还凸显出，美联储内部围绕如何以及何时采取行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随着更多经济数据出炉，这场辩论可能在未来几周达到高潮。
目前，美国经济正从疫情造成的重创中复苏，就业岗位比疫情爆发前少680万个，但通胀率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尽管就业岗位缺口对部分美联储决策者而言意味着，现在削减货币政策支持还为时过早，但高通胀数据却让其他决策者犹豫不决。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此前刚刚表示，美联储离考虑升息“显然还有一段距离”，尽管他承认决策者正密切关注通胀，以确保当前通胀超过目标的情况不会持续下去。
8月4日，克拉里达对美国经济何时能实现美联储的充分就业和2%灵活通胀目标表达了更为乐观的看法，不过，他也支持鲍威尔的预期，即Delta变种病毒不会让经济偏离轨道。“我认为，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的这些……必要条件将在2022年年底前得到满足，”克拉里达在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举办的线上直播讨论准备的讲话中表示，“在这些条件下，2023年开始政策正常化将完全符合我们新的灵活平均通胀目标框架。”克拉里达表示，他“肯定”会在“今年晚些时候”看到美联储宣布缩减购债规模。
这是克拉里达近两个月来首次发表评论。就在几天前，美联储理事沃勒表示，联储应该在10月开始放慢购债步伐。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表示，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她希望掌握更多数据。
III Capital Management首席分析师巴斯塔（Karim Basta）表示，“我认为公开市场委员会和理事会内部似乎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地区联储总裁公开发表截然不同的观点实属罕见。”
8月4日早些时候，圣路易斯联储总裁布拉德也呼吁加快缩减购债规模，重申他支持这一举措，因为这将使美联储可以在明年必要时升息。布拉德在接受《华盛顿邮报》在线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经济将在明年夏天恢复到疫情前的就业水平。“明年夏季，通胀将远高于目标，就业也将回到疫情前水平，在我看来，我们应该为此做好准备。”
接受路透采访时，柯普朗支持应“很快”开始缩减资产购买规模，但与布拉德和沃勒不同，他希望逐步削减购买步伐，且并称这样做将给予联储更大的灵活性，使其在升息时保持“耐心”。他指出，“我关于购债的评论，并不是有意暗示我希望对联邦基金利率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然而，缩减购债规模并非已成定局。克拉里达表示，随着阻碍劳动力供应的因素消散，他预计今年秋季美国就业岗位将录得一些“相当健康”的增长。他仍预计目前的高通胀数据将会回落，但如果美联储青睐的通胀指标今年如他预计的那样超过3%，他会认为这超过了适度升穿目标。“我认为我的通胀预期面临上行风险，”克拉里达称，决策者应该“同步”关注美联储的两个目标——充分就业和通胀。
美国经济正在迎来更加波动的“成长模式”
路透8月3日报道，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布拉德在阐述为何他认为美联储应该结束危机时期政策时表示，新冠疫情可能已经让美国进入了一个不稳定时期，经济增长增强，生产率提高，但同时也伴随着利率上升和通胀加快。
布拉德表示，他开始认为一种新的“成长模式”可能已经到来，美联储将不得不应对更快的变化和更为频繁的冲击。他在五年前就曾说过，他认为美国陷入了低增长、低生产率和低通胀时期。
“在疫情爆发前的十多年里，经济增长缓慢而稳定，通胀也同样缓慢而稳定，”他8月2日接受路透采访时表示，“眼下的环境非常不同，全球平衡被打破了……影响还会继续，而且动荡程度会远远大于你习以为常的。”
从好的方面看，这可能意味着一系列生产率的提高，使美国能够保持经济和薪资的高速增长；而其中的风险在于，通胀上升可能会推翻美联储目前的预期：即物价压力将自行缓解，从而让宽松货币政策得以继续实施。
“随着世界其他地区的复苏，我们将受到长期的、挥之不去的影响。到处都有不足和瓶颈。欧洲在未来几季可能会更快地增长，”布拉德说。“有一些行业仍在适应疫情后的世界——许多事情正在发生，而且是以我们不习惯的速度。”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更加灵活”。
他的评论伴随着一个具体的政策建议：美联储很快开始削减其每月1200亿美元的资产购买计划，到明年初削减到零，并准备好在通胀确实可能在过长时间内维持过高水平的情况下提高利率。在通胀疲软且低于2%目标的10年过后，美联储希望鼓励物价在一段时间内更快上涨，但现在可能面临通胀过高的风险。
但他的观点说明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前景：在过去的18个月里，经济可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让美联储看到了与大约一年前建立新框架时不同的情景。该框架设想对就业增长给予更多重视，并允许通胀率在一段时间内超过2%，以扩大就业。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通胀率高于预期，外部分析师指出，这种策略涉及到棘手的情况——在失业率回升到“自然”水平之前，允许失业率下降到被认为是可持续水平的下方。
“为过热的就业市场降温极少不是以经济衰退为结束，”摩根大通分析师费罗利（Michael Feroli）在7月中旬写道，并总结称虽然美联储的新框架未必会失败，但他认为该框架的确提升了在美联储不得不升息时，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政策利率目前接近零，美联储官员预估中值认为要到2023年某个时候才会升息。
布拉德表示，他呼吁加快行动结束购债就是为了降低这种可能性，通过提前采取小幅度举措，以防日后可能要“匆忙行事”。
美国和世界经济的改变程度可能并没有那么大。虽然布拉德观察的生产率模型确实显现改善信号，但上次经济衰退结束时也曾出现过这种信号，然后并未成真。
不过布拉德表示，当前的通胀率远高于美联储目标，要是格林斯潘等前任美联储主席碰到“会……立刻试着出手打压”。“我们并没有那么未雨绸缪。我们的模型说，一切将会平稳下来，但与此同时形势将相当起伏不定……我希望自己和委员会做好准备，应对未来形势无法预测的风险。”
分析师对美联储的政策表示迷茫
路透在8月2-4日对60多名外汇策略师进行的调查显示，路透调查的外汇策略师认为，美元在最近上涨后，看起来有点缺乏方向，等待美国货币政策提供指引，预期美元将在未来12个月下跌更多。
在外汇策略师们看来，美联储决策者们在缩减货币刺激计划的时间上发出的信号不一。
荷兰合作银行的艾弗里（Michael Every）说“美联储最近没有给出任何要缩表的暗示，但美联储的一些人却说他们要缩表，那么，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声音？哪一个才是美联储真正的表态？”
分析师不仅在缩表时间上有分歧，而且在缩表对美元的影响上也有分歧。渣打银行的英格兰德（Steve Englander）说“只要他们（美联储）没有看到通胀影响到就业市场和薪资价格周期要素，他们就会认为这是过渡性的。因此，所有这些都有利于风险偏好，对美元不利，”。
瑞银全球财富管理的高级分析师罗斯（Brian Rose）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美联储越来越接近于宣布缩表。例如，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一名成员呼吁更迅速地缩表……这种美联储紧缩政策的前景应该有利于美元。”艾弗里则表示，“基本假设是……接下来基本呈区间波动，但这完全取决于财政或货币政策方面的发展。”
无期限量化宽松的危险之处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G. Rajan）8月2日撰写的一篇文章“The Dangers of Endless Quantitative Easing”指出，美国的通胀数据在近几个月间急剧上升，劳动力市场则极其紧俏。在最近一项调查中有46%的小企业主声称找不到人来填补岗位空缺，正负相抵之下有39%的人表示已经调高了员工薪酬。然而在笔者落笔撰写本文时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为1.24%，远低于2.4%的十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与此同时股票市场则在反复试探历史高点。
上述这一切里总有些不对劲的地方。也许债券市场相信了美联储关于当前通胀压力只是暂时现象且该机构可以在较长时期内压低政策利率的说辞。倘若果真如此，那么增长——在被压抑的储蓄和目前国会正在商讨的额外政府开支的助推下——就应当是合理的，同时通胀应该保持在美联储设定的目标附近，而盈亏平衡通胀率似乎也指向了这种情况。但这并不能解释十年期国债利率何以如此之低，以致令未来十年的实际利率变为负值。倘若这是合理的呢？也许新冠Delta变异株的传播将导致发达国家重新封锁并进一步对新兴市场造成损害。也许会出现更多难缠的变异毒株。或者国会的谈判会最终破裂，就连两党共同提出的基础设施法案都无法通过。但在这种情境下我们依然很难为股票市场的繁荣和上述平衡通胀率找到理由。而推动股票和债券价格上涨（从而拉低债券收益率）的一个共同因素可能是各类极度宽松货币政策所创造的各种条件下资产管理者对收益率的追逐。这就解释了股票（包括“网红股”）、债券、加密货币和住房的价格为何会在同一时间滋生一些泡沫。对于那些在意合理资产价格的人来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关于经济正在迈向美联储可能结束其每月1200亿美元债券购买计划的设定点位的声明是个好消息。逐步取消量化宽松政策是迈向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第一步，而后者对于缓解资产管理者在低收益环境下获取不可能回报的压力又是相当必要的。 不过终结量化宽松的开始那段过程不会让所有人满意。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通胀明显抬头之前撤回货币宽松政策会有很大弊端。那种如果通胀已经迫在眉睫那么就只能付出巨大代价把它压下去的公认旧智慧已经一去不返了。二十多年的持续低通胀已经让许多中央银行家相信自己完全可以静观其变。
然而即便货币政策制定者不必过分担心高资产价格或通胀，他们也应该担心因长期量化宽松而加剧的另一项风险：政府未来遭遇利率上升时的财政风险。
虽然政府负债总额一路飙升，但其利息支出却仍然较低，在过去20年间一些国家利息支出相对其GDP的比重甚至有所缩减，以至于许多经济学家不会对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正在接近二战后高点的事实感到忧虑。但如果利率开始随着通胀抬头而上升呢？如果政府负债额相当于GDP的125%左右，那么利率每增加1%就意味着年度财政赤字相对GDP的比例增加1.25%。这可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事。随着利率在一个商业周期中上升几个百分点，政府很快就会感觉到债务压力。对此一些见识深刻的经济学家可能会回答：“等等！并非所有债务都是要立刻借新还旧的。”看看债务到期期限平均达15年的英国就知道了。无可否认，如果债务到期日均匀分布，每年只有大约1/15的英国债务需要再融资，也给当局提供了足够时间来应对利率上升。 但这可不是自满的理由，因为其他国家政府债务的平均到期期限要低得多，尤其是美国——只有5.8年。此外重要的不是平均债务到期期限（这个数字可能被少数长期债券所扭曲），而是那些即将迅速到期且必须以更高利率继续滚动的债务。因此债务到期中位数（现有债务的其中一半的到期时长）则是衡量利率滚动风险的一个更合理标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导致债券到期日缩短的一个主要来源：量化宽松。当中央银行依照其每月债券购买计划从市场上买入大量五年期政府债务时，它会通过从商业银行借入隔夜储备来为这类采购提供资金并为此向后者支付利息（也称为“超额储备利息”）。从政府和中央银行（要记住在许多国家央行其实是政府的全资子公司）的综合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政府基本上是将五年期债务换成了隔夜债务。因此量化宽松推动了政府实际债务到期期限的不断缩短，并相应地增加了政府和央行（作为一个整体）面对利率上升的风险。那么这重要吗？以英国政府的15年平均债券到期期限为例。该期限的中位数更短，为11年，如果考虑到量化宽松驱动下的缩短则会减少到只有4年。因此利率每提高1%就将为英国政府增加约相当于GDP的0.8%的债务利息支出——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指出这约为同期提议的中期财政紧缩额的2/3。而且利率的增长当然也可能远远大于1%。至于美国，不仅未偿还的政府债务在期限上比英国短得多，而且这些债务中的1/4都在美联储名下。由此可见，延长量化宽松显然并不是没有风险的。
迫在眉睫的滞胀债务危机
美国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在文章“The Looming Stagflationary Debt Crisis”中认为，多年的超宽松财政和货币政策已使全球经济在未来几年走上缓慢运动的轨道。当崩盘来临时，1970年代的滞胀将与2008年后时代螺旋式上升的债务危机相结合，使主要央行处于无法控制的境地。
鲁比尼说，（2021年）4月份，我警告说，今天极其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再加上一些负面的供应冲击，可能会导致1970年代式的滞胀（高通胀和经济衰退）。事实上，今天的风险比当时更大。
毕竟，发达经济体和大多数新兴市场的债务比例在1970年代要低得多，这就是历史上滞胀与债务危机无关的原因。如果有的话，1970年代的意外通货膨胀消除了固定利率名义债务的实际价值，从而减轻了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负担。相反，在2007-08年金融危机期间，高负债率（私人和公共）导致了严重的债务危机——随着房地产泡沫破灭——但随后的衰退导致了低通胀，即使不是彻底的通货紧缩。由于信贷紧缩，总需求受到宏观冲击，而今天的风险在供给侧。因此，我们面临着1970年代和2007-10年滞胀中最糟糕的时期。债务比例远高于1970年代，宽松的经济政策和负面的供应冲击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为未来几年的滞胀债务危机奠定了基础。就目前而言，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将继续助长资产和信贷泡沫，推动缓慢的火车失事。在当今的高市盈率、低股票风险溢价、膨胀的住房和科技资产以及围绕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加密行业、高收益公司债务、抵押贷款债务、私募股权、模因股票和失控的零售日间交易。在某个时候，这种繁荣将在明斯基时刻（突然失去信心）达到高潮，紧缩的货币政策将引发萧条和崩盘。但与此同时，助长资产泡沫的宽松政策将继续推动消费者价格通胀，每当下一次负面供应冲击到来时，就会为滞胀创造条件。这种冲击可能源于：新的保护主义；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发达经济体的移民限制；制造业回流到高成本地区；或者全球供应链的巴尔干化。
更广泛地说，在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正在推动各国政府走向更深层次的自力更生之际，中美脱钩可能会破坏全球经济。再加上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日益频繁的网络攻击以及对不平等的社会和政治反弹对生产的影响，宏观经济破坏的秘诀已经完成。
更糟糕的是，中央银行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独立性，因为它们别无选择，只能将巨额财政赤字货币化以防止债务危机。随着公共和私人债务飙升，他们陷入债务陷阱。随着未来几年通货膨胀率上升，中央银行将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他们开始逐步取消非常规政策并提高政策利率以对抗通胀，他们将面临引发大规模债务危机和严重衰退的风险；但如果他们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他们将面临两位数的通胀——以及下一次负面供应冲击出现时的深度滞胀风险。但即使在第二种情况下，政策制定者也无法防止债务危机。虽然发达经济体的名义政府固定利率债务可以被意外的通货膨胀部分抵消（如1970年代发生的那样），但以外币计价的新兴市场债务则不会。这些政府中的许多将需要违约和重组其债务。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的私人债务将变得不可持续（就像他们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所做的那样），它们相对于更安全的政府债券的利差将飙升，引发违约的连锁反应。高杠杆公司及其鲁莽的影子银行债权人将首先贬值，随后是负债的家庭和为其提供融资的银行。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通胀意外上升且央行采取行动，实际长期借款成本最初可能会下降，仍然落后于曲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成本将被三个因素推高：
首先，更高的公共和私人债务将扩大主权和私人利差。其次，通胀上升和不确定性加深将推高通胀风险溢价。第三，不断上升的痛苦指数——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总和——最终将需要一个“沃尔克时刻”。当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在1980-82年加息以应对通货膨胀时，结果是美国陷入严重的衰退和债务的双重危机，拉丁美洲失去了十年。但现在全球债务比例几乎是1970年代初期的三倍，任何反通胀政策都会导致萧条，而不是严重的衰退。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如果这样做就会被诅咒，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也会被诅咒，许多政府将处于半破产状态，因此无法救助银行、企业和家庭。全球金融危机后欧元区主权和银行的厄运循环将在世界范围内重演，家庭、企业和影子银行也将陷入困境。
就目前情况而言，这种缓慢走向毁灭的趋势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美联储最近从极端鸽派转向主要倾向鸽派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至少自2018年12月以来，美联储一直处于债务陷阱中，当时股市和信贷市场崩盘迫使其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整整一年扭转紧缩政策。随着通胀上升和滞胀冲击迫在眉睫，它现在更加陷入困境。欧洲中央银行、日本银行和英格兰银行也是如此。1970年代的滞胀很快就会遇到2008年后的债务危机。问题不是如果，而是何时。
抵押贷款激增助推美国房价上涨
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民众今年第二季度增加了抵押贷款，助推了一轮令美国房价以创纪录速度飙涨的房地产繁荣。纽约联储数据显示，在截至6月底的三个月中，抵押贷款发放规模达到1.2万亿美元，超过此前三个季度的水平，且远高于2019年四季度达到的7520亿美元水平。截至6月30日的四个季度中，包括再融资在内的抵押贷款发放总额达到近4.6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这帮助将抵押贷款余额推高至逾10万亿美元（此前的三个月增加了2820亿美元），意味着未偿抵押贷款余额中约44%是在过去一年发放的。
在目前徘徊在3%左右的超低抵押贷款利率的助推下，美国房价已升至新高。追踪全美房价的标普核心逻辑凯斯-席勒指数（S&P CoreLogic Case-Shiller）5月份同比大涨16.6%，创至少自1988年以来的最大涨幅，远高于4月份创下的14.8%的同比涨幅纪录。
政策制定者一直在密切观察这轮房价上涨。在每月1200亿美元的广泛债券购买计划中，美联储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并因此受到密切关注。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最近反驳了有关美联储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帮助过大的观点，并强调在美联储实现其更全面复苏的目标之前，将致力于保持其资产购买步伐，他在7月举行的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表示，“（资产购买）并不是为了直接为任何行业提供支持，包括房地产行业。……话虽如此，低利率和如此规模的资产购买确实令长期利率保持在低位。它们的确支撑着较低的抵押贷款利率，而较低的抵押贷款利率的确（支撑着）房地产行业。”
纽约联储微观经济数据中心主管若埃勒•斯卡利（Joelle Scally）表示，“过去四个季度，我们看到非常强劲的贷款发放，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发放扩大，同时信用卡贷款需求反弹。”“然而，仍有200万抵押贷款借款人处于宽限期，而一旦宽限计划结束，他们很容易陷入财务困境。”
纽约联储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疫情刚爆发时推出的债务偿还期宽限政策帮助将违约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自2019年底以来，处于违约阶段的未偿债务比例下降了2个百分点，徘徊在2.7%左右。
拜登经济政策倾向
拜登将工人阶级利益置于消费者之上
专栏作家拉娜•福鲁哈尔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拜登7月份签署了有关竞争政策的行政命令，重点是提高工人的工资，而非降低消费者价格，这是一个重大转变。
过去40年，美国的竞争政策一直围绕着消费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律学者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的遗产，他在1978年出版的《反托拉斯悖论》（The Antitrust Paradox）一书中认为，反托拉斯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提高“商业效率”，从上世纪80年代起商业效率就开始以消费者价格来衡量。消费者价格被认为是衡量消费者福祉的基本指标，而消费者福祉又是经济福祉的核心。
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白宫7月签署的一项有关竞争政策的行政命令包含72项全面措施，旨在对美国经济几乎所有领域的反竞争行为进行打击。但这不是为了降低价格，而是为了提高工资。
就像里根-撒切尔革命——从工会手中夺取权力，释放了市场和企业力量——一样，拜登的行政命令很可能被铭记为一个重要的经济转折点，这一次，它远离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而转向将工人看作美国经济首要利益群体。
在某些方面，这比该行政令中特定部分的细节更重要。许多评论人士认为，这些措施本身不会取得多大成效。但是行政命令的重点并不一定在于细节，而在于政府的方向。而这条行政命令将我们完全带离了博克时代，它关注市场力量和工资之间的联系，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没有哪位总统如此明确地承认过这种联系。
拜登在宣布这一命令时说：“当城市里只有少数雇主时，工人们争取更高工资的机会就降低了。”他的声明指出，在美国逾75%的行业中，与20年前相比，更多的业务现在被更少的大企业控制。
他的解决方案涵盖了方方面面，从削减半数私营部门繁琐的许可要求，到禁止和/或限制竞业禁止协议。许多行业的公司都使用这种协议来阻止顶级员工为竞争对手工作，并加大了员工之间分享工资和福利信息的难度——硅谷以邪恶的方式干着这件事。
这触及了“员工和雇主是平等的”这一美国神话的核心，这一谎言在奥威尔式的劳动力市场术语中被表达为“工作权”等。在美国，这不是指任何形式的职场平等，而是指某些州有能力阻止工会代表某家公司的所有员工。
不过，除了明确的劳动力相关措施外，拜登的行政命令还触及垄断权力与价格之间的更大联系，以及企业集中度与劳动者收入比例之间的更大联系。
正如经济学家扬•埃克豪特（Jan Eeckhout）在新书《利润悖论》（The Profit Paradox）中说的那样，1980年代以来的快速技术变革改善了企业效率，并大幅提高了企业盈利能力。但它也导致市场力量大增，对劳动者不利。
他的研究显示，1980年代，企业的平均利润是工资成本的十分之一。200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跃升至30%，2012年更是高达43%。与此同时，市场力量导致的利润率“加成”也大幅上升（尽管在以个人数据易货交易而非美元交易为基础的数字经济领域很难看到这种情况）。
埃克豪特表示，尽管技术最终能够降低价格，从而造福每个人，但这“只有在市场充分竞争的情况下才会奏效。这就是利润悖论”。他认为，企业拥有市场力量时，它们可以将可能提供更好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对手排除在外。由于雇佣员工的雇主越来越少，它们也可以付给员工比它们付得起的更低的工资。后一个问题被称为买方垄断力，是白宫尤其关注的问题。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希瑟•布希（Heather Boushey）就白宫如何看待美国面临的经济挑战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我认为，（企业）集中度的提高对劳动者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在一个工会力量下降的时代这意味着什么，是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的事情。”
根据拜登政府的说法，关键挑战在于改变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力量平衡。这就解释了如何解决竞争政策问题的新想法。许多人认为，不将消费者利益作为反垄断政策的焦点是一种危险的社会主义做法——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劳动力力量下降时，需求短缺是不可避免的。
但人们也可以把这种做法看作是对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回归。正如亚当•斯密两个世纪前观察到的那样，“劳动作为第一性价格，最初可以用来购买一切货物和财富。世界上所有的财富最初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重新排序是一件好事。
拜登的新民粹主义经济学说
鲁比尼在“Biden's Neo-Populist Economic Doctrine”一文中认为，作为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现总统的“拜登学说”不像奥巴马时期的经济政策，反而更具特朗普的风格。特朗普时期出现的新民粹主义学说在拜登执政期间正全面形成，彻底告别从克林顿到奥巴马的每一位总统都遵循的新自由主义信条。特朗普以民粹主义者的身份参选，同情落后的蓝领白人工人；但在执政时他更具财阀风格，削减公司税并进一步削弱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力量。尽管如此，他的议程确实包含了一些真正的民粹主义元素，与共和党人几十年来激进的支持大企业的做法相比尤为如此。虽然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各有不同，但他们对关键经济政策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相同的。例如，他们都主张贸易自由化协议、支持强势美元，并认为这是在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降低进口价格和支持工人阶级购买力的一种方式。历届政府也都尊重美国联邦储备局的独立性，支持其对价格稳定的承诺。每一届政府都奉行温和的财政政策，主要采用刺激措施（减税和增加支出）来应对经济衰退。最后，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都与大科技公司、大企业和华尔街关系相对融洽。每一届政府都主持了对商品和服务部门的放松管制，为当今寡头垄断力量在企业、技术和金融部门的集中创造了条件。再加上贸易自由化和技术进步，这些政策提高了企业利润，减少了劳动力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而加剧了不平等。美国消费者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利润丰厚的企业可以将从放松管制（通过降低价格和低通胀）中获得的一些收益转嫁出去，但事实也仅此而已。
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的经济理论从根本上说都是新自由主义的，反映了对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常用来形容里根经济学）的隐含信念。但随着特朗普上任，现实开始向更多的体现新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方向发展，而这些变化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已经具体化了。
特朗普更强硬地奉行保护主义，拜登也在推行类似的民族主义、内向型贸易政策。他维持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税，推出了更严格的“购买美国货”的采购政策和将关键的制造业部门转移到国外的工业政策。同样重要的是，在贸易、技术、数据、信息和未来产业方面，更广泛的中美脱钩和争夺主导权的竞赛仍在继续。同样地，尽管拜登没有明确地像特朗普一样要求美元贬值、并威胁美联储为其政策造成的巨额预算赤字融资，但拜登政府也颁布了措施要求美联储更密切地合作。美国实际已经进入了事实上（如果不是法律上）的永久性债务货币化状态——这一政策始于特朗普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这种安排下，如果通胀率适度上升，美联储将不得不采取良性忽视的政策，因为替代方案紧缩的反通胀货币政策将引发市场崩溃和严重衰退。
美联储的立场变化代表了与1991年至2016年时代的又一次割席。此外，鉴于美国巨大的双赤字（指入不敷出，“双赤字”包括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拜登政府已经放弃推行强势美元政策。尽管它不像特朗普那样公开支持美钞贬值，但它肯定不会介意货币变化，因为这可以恢复美国的竞争力，并减少激增的贸易逆差。
为了扭转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拜登赞成对工人、失业者、部分就业者和留守者大量直接补贴和降低税收。同样，这是一项始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包括2万亿美元的《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CARES）），以及于2020年12月通过的9000亿美元刺激法案（即新冠纾困法案）。在拜登执政期间，美国又通过了1.9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现在正考虑在广义的基础设施上增加4万亿美元的开支。虽然拜登正在推动比特朗普时期更多的累进税，但其政府提高税收的能力受到了限制。因此，正如特朗普执政时期一样，巨额财政赤字将再次主要由美联储被迫长期货币化的债务来填补。
拜登还将引导公众反对特朗普治下的大企业和大科技的回弹。拜登政府已经采取措施，通过反垄断执法、监管改革以及最终的立法来制约企业权力。
在每种情况下，其目标都是将国民收入的一部分从资本和利润重新分配到劳动力和工资中。因此，拜登一上任就带着与特朗普更相似的新民粹主义经济议程。但这种理论上的转变并不令人惊讶。不平等一过度，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政客，都会变得更民粹。另一种选择是让不受控制的不平等引发社会冲突，极端情况下可能是内战或革命。美国经济政策的钟摆将不可避免地从新自由主义滑向新民粹主义。但这一转变虽然是必要的，但也会带来自身的风险。大量的私人和公共债务意味着美联储将继续处于债务陷阱中。此外，经济将容易受到来自去全球化、中美脱钩、社会老龄化、移民限制、遏制企业部门、网络攻击、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负面供给冲击。目前，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能有助于提高劳动力在收入中的比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样的因素可能引发更高的通胀，甚至导致滞胀（如果这些剧烈的负供给冲击出现的话）。如果减少不平等的政策导致私人和公共债务的不可持续增长，就可能出现我今年夏天早前警告过的滞胀性债务危机。
（完）
（整理、编译：王砚峰、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